唐代文学论文第1篇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被人们颂扬备至，他酷爱书法文化，对王羲之的书法文化名品《兰亭序》更是爱不释手，亲自写下了《晋书•王羲之传赞》。李世民在统一天下之后，要求书法文化能够承前启后，又能服务朝纲，凸显出唐王朝的审美理想及格调。李世民所欣赏的书法文化具有平正温润、文雅清和、骨力刚劲等特点，在王羲之的书法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因此，深得李世民的赞赏，甚至不惜以帝王之尊来推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初唐时期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的根本是经世致用，因此，这一时期以志气平和为特点的楷书特别兴盛。此外，这一时期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还融入了偏于阳刚的“中和”之美，继承了汉代书法文化所追求的“势”“力”以及魏晋书法文化所注重的“骨”，形成了此时基本的审美范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

1.欧阳询。意法并重是欧阳询的书法文化理论追求，欧阳询可以说将楷书技法的难度发挥到了顶峰，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家”。欧阳询通过总结别人的书法文化，创新性地提出了书法文化的“八诀”，如，横若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他的书法文化作品集中体现了统一风格———险劲。欧阳询以严谨工整、平正峭劲、气势奔放、气韵生动等书法文化特点，将楷书的书法文化推向程式化、规范化模式，由此也在书法文化史上确定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从欧阳询诸多令人瞩目的书法文化作品和书法文化理论中，可以看出他涉及最多的还是具体用笔和结字的方法。他的用笔讲求稳健流畅，用笔方整，挥洒自如，笔力刚劲；间架结构则要求四面亭匀，八边具备。在用墨方面，欧阳询提出了“墨淡则伤神，绝浓必滞笔锋”的观点，可以看出，“冲和之美”的儒家美学思想已经渗透于其审美思想之中。

2.李世民。对书法文化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从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文化的推崇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文化家。他极力倡导王书，朝野上下对王书的学习成为一种风气，李世民的书法文化作品中不乏传世精品，其书法文化理论著作也赢得了极高的评价。李世民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文化神气冲和，不激不厉，优美无比，他对王书倍加推崇，称之“详察古今，研精篆素”。李世民认为，王书表现出了一种创新，这从某种意义上与开国之君励精图治、继往开来的精神相融合。不可否认，这也是它对王书赞赏的因素之一。李世民认为，书法文化创作如同战争，必须有指挥，就是书法文化中所指的“心”。李世民“以阵喻心”的说法，更加强调“骨力”的作用，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形态体现了筋骨劲键、笔墨温润的特点。

3.虞世南。他所追求的书法文化美是“冲和之美”，楷体风格具有内柔外刚、萧散洒落、圆润遒劲之美，在书法文化创作中，注重对书意的理解，在他看来那些模拟性的作品不能称之为书法文化，只有领悟书意的书法文化，才是书之妙道。此外，虞世南的书法文化中还美融入了儒道的“太冲“”太和”之气。

4.孙过庭。其书法文化美学思想是情动形言，强调书法文化是人本性的流露，是由情而发，是书法文化家表现自己精神世界的物质形式，不论哪种字体，哪种表现形式，都是字如其人，蕴涵了书法文化家的性情和修养。孙过庭推崇不激不厉、文质彬彬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这一点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把王羲之推为典范。对于书法文化的创作状态，以及书者与作品的关系，他提出了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五乖五合”之说，论述了创作中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孙过庭的《书谱》，对此时的书法文化美学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从中也看到了盛唐浪漫主义书风的曙光。

二、盛唐代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狂逸恣情，情怀壮美

盛唐是大唐帝国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的局面，让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一时期，美学思潮彰显了自由、豪放、典雅、包容等特点，表现在书法文化上非实用性的狂草，似乎饱蘸了这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审美色彩，迅速兴起，书法文化美学上充满了对逸气纵横的壮美情怀的追求，这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无形之象，无声之音张怀瓘之书论无论数量及哲理性都是罕有人及的，他的美学体系堪称博大精深。其美学思想体系中贯穿始终的是“意象”，他在对自己的草书进行探讨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就是：“探彼意象，入此规模”。意象最早起源于《易•系辞》，首次将“意”“象”共用于文论的是南北朝的南朝梁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勰。张怀瓘所说的“意象”包括“意”和“象”两个方面，他认为书法文化美的“意”是高深玄妙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非世智所能诠释。书法文化之意必须要传递才能赋予作品之中，那么，就只有以“象”为载体来表现。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提出：“臣闻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书者法象”指的是在书法文化创作中，要善于效法和运用自然之象，将其精神、气势等融会贯通于书法文化，凡是那些具有极高艺术造诣的书法文化作品，无不是借助“象”来表现字势与体势，达到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他认为，书法文化不是再现现实之象，是在创造意识和宇宙意识的启发下，获得现实之象的意味。意象之美令人回味无穷，遐思不尽。

2.风神骨气，阳刚之美张怀瓘对风神骨气的审美价值情有独钟，尤其是对“风神”倍加关注。风神是书法文化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韵、胸怀、修养、才华等。书法文化艺术的欣赏，要着眼于作品中书法文化家的学识、气质、道德、情感等精神境界。张怀瓘认为书法文化是一种满怀激情的创造，是全力以赴的投入，书法文化家的作品应该是自己的精神与字体神采、志趣的融合。他认为神采是一种生命本质的自由表现，大自然中的花鸟草虫、飞禽走兽都是各具神采的，书法文化家的艺术神采与其天性具有直接的关系，其成就首先要依靠天分，其次才是锲而不舍的练习功夫。他要求，书法文化的学习者首先要对自己的禀赋有准确的把握，然后再结合实际制定学习的目标。在张怀瓘的书法文化理论中，风神的内核是书者的个性修养。张怀瓘推崇具有阳刚之美书法文化，他认为草书表现充满着活力感、节奏感的壮美，十分欣赏王献之书法文化中所蕴含的动态美，横溢而出的逸气，喷涌奔泻的活力，具有扣人心弦的阳刚之美。这种美不露筋骨，率意、率性，自由，他书法文化理论独到、精深，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意象理论为宋代的“尚意”，拉响了序曲。

三、中晚代唐书法文化美学思想：崇尚法度，遍寻禅意

中晚唐时期，随着儒学的兴盛，书法文化领域的美学思想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尚法之风逐步形成，替代了曾经在盛唐风行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自然、抒情、性灵等书法文化美学思想也寂然沉默。在此，对颜真卿、韩愈两位代表人物及晚唐五代禅境的追求，作如下分析论述。

1.颜真卿。强调法度美是颜真卿书法文化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中唐时期，经世致用的儒学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受之影响在书法文化领域内尚法之风也逐步形成。以韩愈、颜真卿为代表的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雄强豪放的精神气概，并用法度将其固定下来。颜真卿的书论中对“筋骨”与“雄媚”的联系着墨最多，他认为刚劲有力的点画为结构的字体，书品雄阔媚好，在此观点的指导下，“颜体”逐渐展示出了清新端庄、气宇不凡、丰腴秀丽之美，颜真卿的书法文化技艺理论，大多能够将自己所感悟到的书法文化意象联系起来，并寓技法于意象之中。

2.韩愈。韩愈是一位大文学家，虽然他不是书法文化家，却以特有的艺术敏感，对当年张旭的创作草书的情景，给予热情的描述，表达了自己书法文化的美学思想理论。书艺情表可以说是韩愈的书法文化美学思想。韩愈站在儒家积极入世的立场指出，书法文化蕴含和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动乎于心，发之于书。与张怀瓘所强调的书法文化表现情感的观点不同，韩愈所说的情感是一种强烈的、一触即发的情感，在其内心是一种“不平则鸣”的心态。他认为，书法文化家只有在这样的心态下，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情感。韩愈所倡导的书法文化理论，在当时只能是非主流的状态，因为，当时浪漫主义难以取代对法度之美的推崇。

3.禅境的追求，晚唐五代法美学思想。晚唐时期，佛教兴盛，随着禅宗思想的发展，一大批禅僧书法文化家出现。禅宗认为，世界万物，佛我僧俗，都是我心的幻化，要达到佛我合一的境界，需要心悟。对于书法文化创作，自己的心悟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禅僧书家看来，书法文化理论不是言传身教的，需要在心悟中获得灵感，他们主张书法文化要能“通”“变”，他们在书法文化上所追求的禅境，主要表现为超尘脱俗，自然清新。另外，晚唐书法文化审美还体现出对“逸”之美的追求，“逸”作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被书僧运用到身法之中，表现出一种超脱，一种韵致。

四、结语

唐代文学论文第2篇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唐代文学论文第3篇

一 前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女性文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唐代女性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皇后、公主、嫔妃、命妇，下至民女、女冠、女尼、娼妓，但在唐代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几乎都是女冠，如当时著名女诗人鱼玄机、李冶、元淳等均为女冠。而著名女诗人薛涛，古籍中虽未明确她为女冠，但她晚年著女冠服却是事实，实亦为在家修行的女冠。就诗歌数量而论，这些女冠诗人的存诗最多。其中，薛涛诗在《全唐诗》卷803中收88首，卷866中收1首，共计89首；鱼玄机诗在《全唐诗》卷804中共收50首；李冶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16首，《全唐诗补遗》收2首，共计18首。元淳诗在《全唐诗》卷805中收2首，《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中收4首，共计6首。占唐代女诗人全部作品的九分之一。

除了这几位著名的女冠诗人外，中唐还出现了一批“道姑诗人”，如卢眉娘、戚逍遥和杨敬真、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等。《全唐诗》卷863所收“女仙”诗以及卷864、卷865所收“神鬼”诗当中实际上就有不少属于女性道教中人创作的作品。

有人做过统计，这两部分女冠、道姑诗人的作品在《全唐诗》总计约210首（女冠约7位，存诗164首（卷797-805），又据卷863至865所收的女仙、神鬼诗中推测出其中一些也属于女冠诗，约42首，加上外编补遗收录的女冠诗4首）。唐代女冠诗人之多、创作数量之丰、艺术成就之高，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唐代女冠诗人，是唐文学创作的特殊群体，她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唐代文坛造成了相当高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唐代女性文学与道教的关系的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和研究，它涉及到唐代宗教思想、女性地位、士人生活与士风、市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文化，了解那个时代道教繁荣和发展的情况，以及宗教和文学之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对于把握唐代女性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品质和独特的美学风貌，进而从宏观角度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确立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见对这一论题的探讨具有如文化史一样的双重意义。

二 道教对女性的尊崇及唐代女性入道的兴盛

道教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它根植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形成之后又反过来对它的文化母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道教本身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我们探索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个切入口。因而，鲁迅先生曾指出：“前曾言中国的根抵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日本学者橘朴也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抱有一种尊崇的态度，这是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鲜明特色。法国道教学者cathrine despeux说：“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基本教义之中，道教在观念上对女性最抱有善意。”

道家理论肯定了男女的平等，认为“然而无名阴阳男女者，本元气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生理性别，本阴阳元气，无贵贱之分。”“虽有男女，性无差别。”并且对男女互补衍生的客观属性作了进一步解释：“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阴阳自少至老，而分为五行。少阳成木，老阳成火。少阴成金，老阴成水。参而和之，而成夫妇。”道家哲学为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罗时进在《中国妇女生活风俗》中认为：“在道教理论中，女性决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轻可贱的，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独自愿望的社会角色。重阴阳等男女是原始道教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道教教义中，只要修行，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得道升天。道教继承了中国原始母系社会中的女神崇拜的传统，与其他宗教不同，“道教男神没有赶走女神，更没有使女神一个个变性；相反，原有女神不仅继续得到崇拜而且不断增添同伴，共同成为女修行者效法的‘楷模’”“大道不问男女，皆能有成。”“修仙修佛，希圣希贤，总无男女可分，惟在心志精虔。”女子通过得道修炼照样可以成仙启示了广大妇女她们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为女性打造了追求精神超越、自由自主地决定人生命运的钥匙。

而在唐代，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身门第以抗衡山东士族，攀附老子为始祖，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遂被尊奉为国教，道教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对唐代文学包括唐代女性文学的的影响尤其深刻。

唐代帝王从初唐开始就崇重道士，对名道士大加优宠：召入宫禁问道、亲受道豫、赏以宝物、加以官爵、封以尊号。上所好者，下必趋焉，唐代统治者对道教的大力推崇，使得整个唐代社会形成了崇尚道教的风气，孟浩然《梅道士水亭》诗云：“名流即道流。”一语道明了道士在社会上的尊崇地位。

由于道教提倡的自由平等观念对妇女的吸引，更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唐代社会女性入道蔚然成风，其中不乏帝王之家的后妃和公主，女冠的人数之多历史颇多记载。根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83与《唐会要·尊崇道教》卷50的统计，唐诸帝的211位公主中就有15人入道。而据《大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共1687所，1137所道士，550所女道士。”又据《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载：“天下观1687所，道士776，女冠988。”1764名道士中，女道士竟有988人，占了57%。

这群入道的女性中，就有李冶、鱼玄机和元淳等一些才学不凡的女诗人，她们以出众的才情和坎坷的人生际遇，成就了“女冠诗人”的显著声名。下面试从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整体背景出发，探索女冠诗人人生求索的轨迹与她们创作的关系，从而证明道教对唐代女性文学具有的深刻影响。

三 女冠诗人的女道身份及社会交往与创作的关系

1 入道为女性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生活空间，催生了女冠诗人

道教发展到唐代更具有“主生”、“主乐”性，追求长生不死、追求人间自由快乐是人们求道信道的目的。正如葛兆光先生所剖析的那样：

“道教既不禁欲，又能长生，既能得人间富贵，还能成仙了道；既快活，又高雅，真是妙不可言！当然人们在俗世中如有不如意，也可以到道教中来，既可享享清福，做做神仙梦，可以借此为‘终南捷径’”。

而唐代宽松而优越的道教政策以及由此营造的崇道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道士和女冠逐渐成为唐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施蛰存先生说：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地位、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高利华先生也说：

“道教发展到唐代,正趋于风流、迷乱、狂热时期，虽身价陡增、应者云集，但作为一门宗教严格地讲道教还没有真正定型成熟，许多仪式，如神谱、斋戒、清规等，都未正式形成规范。道教徒们凭着狂热的信仰，以想当然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相当世俗化的倾向，以满足现世生活的种种企求。道教既清雅、又不禁欲，把男女之交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道教在养性和全生方面是最实际的、也是最关注现实的，它把两性关系堂而皇之地归结为阴阳互补、衍生全性的关系，所以在唐代，道教徒不像儒者那样斤斤计较男女之大防，女冠风流冶艳也属情理之中。”

这样，一方面女道士们摆脱了家庭的羁绊，摆脱了世俗纲常伦理的管束；另一方面唐代教门清规戒律不很严格，于是她们便成了唐代妇女中颇为自由风流的一群。她们常常四处游历名山大川，公开出入于宫廷、王府，广交达官显贵，其中颇富才华者更是与当时的文人士子往来密切，与之诗词酬醉、吟风弄月、弹琴对弈，同席共饮、联袂出游，戏谑谈笑，无所不至。

比如，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后既可以继续享有公主特权，享受人间奢侈豪华的生活，又可以“自由邀集门下请客”，“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鱼玄机更是社交场上的“明星”，“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而李冶，《唐才传》更是记载：“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网，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

这些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有了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生和情感体验，思维空间变得相对开阔。而文学创作，就必须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本来妇女的形象思维能力，即文学创作能力并不亚于男子。而中国古代妇女被礼教的枷锁所束缚，终生足不出户，“虽文藻出于天娴，而范思不逾闽外”，她们的文学创作能力最终成为“闭锁深闺的灵鸟、埋没地底的宝玉”。而一旦进入适当的生活环境里，她们的文学创作生命就会得到复苏，唐代道教正好为当时的女道构筑了这么一个相对适应的环境，使一些女道的文学才华得到施展。

另外，不少道书，如《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悟真篇》等，都是用诗歌形式写成的，《真诰》中也有不少女仙用诗歌开悟世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女道士能懂诗，最好还能写诗。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唐代女冠阶层中涌出了一大批女冠诗人。正如章学诚所言：

“且如声诗盛之于唐，而女子传篇亦寡。今就一代计之，篇什最富，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之人。其他莫能并焉。是知女冠坊妓，多文因酬接之繁，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义之诚，此亦其明证矣。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辞炙。”

尽管这一段话颇有贬义，并将女冠与坊妓并举，但不可否认，社交的自由给了女冠们更多的生活空间和人生体验，从而催生了女冠诗人的出现。

2 女冠与文士的交往，使女冠诗人获得了创作的素材和氛围，提高了她们的创作水平，也成就了她们的诗名

女冠诗人摆脱了家庭及世俗的伦理羁绊，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社交的对象，而颇具才华的文人学士是她们最喜欢与之交往的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个群体。同样，在崇道的社会氛围中，那些文士名人对脱俗超凡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冠也都很垂青，乐意并积极主动与之交往。他们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流传了许多文坛佳话。

例如，李冶入道之后，与刘长卿、皎然、陆鸿渐、朱放、韩揆之、阎伯钧、萧叔子等文人名士有亲密交往。薛涛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王建、李德裕、裴度、张枯、吴武陵、严缓、杜牧等都有往来。而鱼玄机也与李郢、左名场、李亿、温庭筠、李近仁、刘尚书等数名文士有恋情关系。

《唐名媛诗小传》记载了薛涛与元稹的交往情况：

“初，元稹知有薛涛，未尝识面，及授监察御史，出使西蜀，……严司空潜知意，每遣涛往侍。元矜持笔砚，涛走笔作《四友赞》，其略云：‘磨扪虱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媒而默默，入文亩以休休。’元大惊服。后元公赴京,涛归浣花所。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笺，涛别造新样小幅松花纸，以百余幅寄献元公。元公于松花纸上题诗赠涛曰：‘锦江滑腻岷峨秀，幻作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元稹身为重臣，亲为薛涛敬持笔砚，男女相对吟诗作文，自然别有一番情趣。除元稹外，给薛涛写过诗的文人还有白居易、王建、刘禹锡等人。

和尚皎然也有一首《答李季兰》诗，写得很特别：“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在诗中，诗人尽管婉拒了李冶的求爱，但其中欲却还休的缠绵却是不难体会到的。朱放的《别李季兰》则明白地表达了诗人对李冶恋恋不舍的深情：“古岸新花开一枝，岸傍花下有分离。莫将罗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肠断时。”

唐五代词中常见的词牌《女冠子》就有很多即题描写与女冠与文士风流韵事的作品。如《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曾填《女冠子》：“蕙风芝露，坛际残香轻度.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品流巫峡外，名籍紫微中，真侣墉城会，梦魂通。”

女冠诗人与文士的广泛交往，大大开拓了女冠诗人生活和精神的空间，触发了她们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比如宴饮集会时，男女诗人们写景咏物、唱和赋诗，或是别后你赠我唱、礼尚往来。翻开《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文士名人与女冠相互寄赠唱和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女冠诗人的集子中也比比皆是。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篇，如《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结素鱼贻友人》等均是这类作品。而《薛涛集》中这类作品更多，据大概统计，《薛涛集》中题中为“酬、和、次韵”的诗歌有15首之多，鱼玄机也有8首。如：“珍簟新铺翡翠楼，泓澄玉水记方流。唯应云扇情相似，同向银床恨早秋。”（鱼玄机，《酬李学士寄簟》）“千叠云峰万顷湖，白波分去绕荆吴。感君识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峡口图。”（薛涛，《酬雍秀才贻巴峡图》）

而与文士相恋的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成为女冠诗人写作中最自然的切入口，是她们创作的最大源泉。《全唐诗》存录的210首女冠诗中，写与文士产生恋情，为爱情所困的苦恼与相思之情的约有108首，占一半以上。

如李冶诗作《寄朱放》、《相思怨》、《寄校书七兄》、《送韩揆之江西》、《得阎伯钧书》、《道意寄崔侍郎》、《送阎二十六赴刻县》、《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等，对心仪的男子或是表达留恋之意，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用情之深显而易见。鱼玄机也在与众多名士的交往中大胆地寻觅着真情追求着爱情。她的《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迎李近仁员外》、《和友人次韵》、《暮春有感寄友人》、《期友人阻雨不至》、《赠邻女》、《寄刘尚书》、《酬李学士寄簟》、《暮春有感寄友人》、《访赵师不遇》等诗，都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相思的难言痛楚。从这些作品中，也可看出女冠诗人与当时文士交游酬答极多，生活丰富多彩，浪漫风雅。

比如，“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李冶，《相思怨》）；“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萎萎”（李冶，《送阎二十一六赴刻县》）；“相思无晓夕，相望经年月”（李冶，《寄朱放》）；“相看指杨柳，别恨转依依”（李冶，《送韩揆之江西》）；“旦夕醉吟身，相思又此春”（鱼玄机，《寄国香》）；“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鱼玄机，《闺怨》）；“自叹多情是足愁，况当风月满庭秋”（鱼玄机，《秋怨》）；“画炯春眠朝未足，梦为蝴蝶也寻花”（鱼玄机，《江行》）；“门前红叶地，不扫待知音”（鱼玄机，《感怀寄人》）；“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鱼玄机，《江陵愁望寄子安》）；“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鱼玄机，《折杨柳》）；“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鱼玄机，《闻李端公垂钓回寄赠》）。这些都是女冠诗人著名的爱情诗句。

与文士们的交往相恋、相互酬唱，不仅激发了女冠诗人的写作热情，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创作水平的提高。如鱼玄机诗情远寄的语言特色与友人温庭筠同出一辙；李冶在创作中惯用移情和烘托，如于“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寄朱放》）中寓思念之情，借“繁霜月”、“苦雾时”（《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衬孤病之状，令作品显得含蓄幽婉，与当时大历诗人的创作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唐代女冠诗人的诗作得以流传，她们的诗名得以广播，这也完全得益于她们广泛的社会交往，得益于跟文人名士们的酬赠唱和。在封建社会里，因“女子无才便是德”，以致女性的才名不出闺阁，大多女性的才华被埋没，不为世人所知。如《全唐诗》卷799载，进士孟昌期妻孙氏,“善诗，每代夫作，一天忽曰：才思非妇人事，遂焚其集。”以致只有三首留存。

唐代文学论文第4篇

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朝代，其幅员辽阔、国富民强、社会稳定、文化昌盛，是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也是最值得世人瞩目的朝代之一。众所周知，唐代诗歌成绩卓著，照耀古今，同样唐代的体育文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为强大的，它以独特的风貌展示出唐代体育活动发展的盛况。唐代体育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传承历史、反映时代的双重功效，唐代体育文学几乎含盖了唐朝所有的体育项目，对蹴鞠、游泳、踏青、彩球戏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写，从宫廷体育到民间体育都有涉及，内容丰富，情趣高雅，令人读之悠哉乐哉，收益颇多。可以说当时的体育文学发展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总体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文学内在特质的丰富。笔者认为，唐代体育文学所显示出的多元文化内涵与审美属性是其它类别诗文所不可替代的。研究唐代体育文学对传播唐代体育，研究唐代文化、唐代社会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中国的体育文化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华文明气象万千，光彩夺目。

一 唐代体育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审美品质，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开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当然，体育文学也不例外。于俊利老师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文学元典中收录作品数量来看，体育诗歌共有1500余首，体育散文1000余篇；从包含的体育项目来讲，除了传统的蹴鞠、角抵、秋千、竞渡、弈棋、导引术和各种兵器武艺之外，还记录了不少女子体育项目，如女子蹴鞠、女子击鞠等。这些文学作品，弥补了唐代体育原始资料的不足，并与历史资料相互引证，对唐代体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文学中，精彩的体育活动描写不但能使人们对唐代的体育情况、社会风貌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在人们的品读过程中也会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如《拔河赋》中有段这样的描述：“然而一鼓作气，再鼓作力……身挺拔而不动，衣帘袒以从风……可以挥落日而横天阙……”作者通过夸张、排比等手法把唐代的拔河比赛描写得精彩之极。另外，在体育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体育活动的描绘来表达自己或喜悦，或轻松，或自由，或激动，或闲适的感情，这也是体育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例如，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在轻松愉悦的蹴鞠秋千活动中，作者的喜悦闲适之情自不待言。作者借助体育文学作品除了本文由收集整理表达自己的感情，还传达着自己的思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把自己的思想意志传达给读者，更渴望通过作品能使自己的思想观点长流于世，借此对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体育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得以体现。

二 唐代体育文学的审美内容

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关于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体育活动的精彩描述，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唐朝体育的盛况、唐朝人对体育活动的极度喜爱、唐朝人参与体育活动的高昂热情，这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无法比及的，即使是在世界体育赛事举办如此频繁的今天也是很难见到的。在唐代体育文学的精彩描述中，我们可以尽情展望唐人的风采，领略唐人的英姿，回味唐朝盛世，聆听唐朝文化的最强音。

1 文学关于球类活动的描述

唐人酷爱球类运动，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球类活动有马球、蹴鞠、击鞠、击壤等，在《全唐诗》中就有一百多首诗歌对球类活动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和详细的研究，例如，有名的《打球篇》《幸梨园观打球应制》《观打球有作》《宫词一百首》等作品对唐代球类运动的发展情况、精湛技艺、观球宏伟场景、观球者的激动心情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生动的描绘，可读性极强。球类运动出现较早，但基本上都是在唐朝发展完善成熟的，在《封氏闻见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唐太宗观看了西域人打马球后，非常感兴趣，就下令在全国推广。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体育运动的支持和热爱。更有甚者，唐代的新及第进士都要参加马球比赛，在比赛中历练自己，培养斗智，增强勇气，在赛场有神策军既职业球手参与其中，比赛很是激烈，观看群众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场面极为宏大，这在唐代体育文学作品中有记载。上有统治者大力提倡，下有百姓的广泛参与，唐代球类运动的盛况可见一斑。

2 文学关于胡旋西域舞的描述

胡旋舞原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唐代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体育健身项目。根据史料记载，唐明皇的宠妃杨贵妃精通音律、舞蹈，尤其擅长胡旋舞，她可在一个直径约二尺的木球上，来回滚动旋转地表演胡旋舞，速度如风，跳跃腾挪，进退自如，令观者目瞪口呆，深受君王喜爱。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都对胡旋舞有过精彩的描绘，在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是这样写的：“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 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这首诗描写了胡旋女在弦鼓声中跳舞的情境，表现了她舞姿的卓绝以及技艺的高超。另据记载，在唐代，胡旋舞已成为教坊女子的训练项目之一，学习胡旋舞的女子队伍很庞大，这些女子身穿艳丽的宫廷服装，同时在圆球上翩翩起舞，往返腾蹋，正如元稹《胡旋女》所言：“骊珠进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作者把胡旋者跳舞是的动作比作飞星、流电，可见她们的速度极快，技艺极高，令人难以置信，给人无尽快感。在唐代古都洛阳，满城尽是跳胡旋舞的人，胡旋舞的盛行自不待言，可惜，后人难见真言，只能通过体育文学作品一饱眼福，体育文学传承文化，传承快乐，功不可没。

3 文学关于节令体育活动的描述

唐代体育文学中关于节令体育活动描写的篇章很多，如重阳登高赋、阳春踏青拔河诗文、端阳龙舟赋文、秋千诗歌等作品，有几百首之多，这是唐代风俗节令体育文学繁荣的标志。其中不乏在文学界负有盛名的杰作，如《观拔河俗戏》《丽人行》《寒食城东即事》《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中记载了拔河、龙舟、踏青、秋千、跳绳等体育活动的盛貌，既有对这些活动具体的气势描写，又有对这些活动带给人的心理变化的精彩叙述，内容丰富，意蕴高远，值得深品。唐代体育节令文学作品中，有关龙舟竞渡的描述很多，借此表达对战国先人屈原的怀念与祭奠，同时也是表达时人对龙舟竞渡的热爱之情，在恢宏壮观的竞渡场面描写中，我们与先人同乐，共同感受这种体育活动的魅力。从唐代体育时令体育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人节令文化极为发达，唐人生活的闲适与快乐，对体育活动的热爱之情。

4 体育文学关于女子体育活动的描述

中国女子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处于被约束被压迫的境地，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更不要说从事体育运动了；但唐朝是个例外，唐朝统治者极为开明，他们允许女子追求生活的乐趣，允许女子从事体育活动，因此，在唐代女子体育最为盛行，关于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文学作品也随处可见，品读唐代女子体育文学，可以品读出别样的风情，尽情欣赏唐女子的英姿飒爽。在唐代女子体育文学中有大量关于女子参与体育项目的描述，郊游、秋千、舞蹈、围棋等活动都是女子擅长的体育项目，这类作品有：《宫词》《哀江头》《春游吟》《丽人行》《美人宫棋》《秋千词》等，这些作品既有关于妃嫔宫女射猎活动的精湛技艺描述，又有普通女子结伴出游的快乐场景渲染，还有女子荡秋千是毫无畏惧、任意而为的可爱描写，内容精彩，读之忘忧，心境大开。这些女子体育文学是我国古代难得的文学珍品，它是唐代社会社会风尚的艺术写照。

三 唐代体育文学繁盛的原因

唐代体育文学内容丰富，格调高雅，影响深远，是古代文学中的典范，它的兴盛与繁荣离不开唐朝经济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离不开唐朝统治者的开明，制定开明的科举制度，为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可以说是各方面共同作用、共同促进了我国唐朝体育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1 经济政治繁荣稳定推动体育文学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体育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唐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就以二世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戒制定了开明的政策，保证政治的稳定，并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耕，鼓励商贾，大力发展经济。经过唐朝几代统治者的共同努力，唐朝成为历史上政治最开明、最稳定，经济实力也是最强的朝代，经济政治的繁荣稳定，促进文化的繁荣，儒、释、道思想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缓解，这时，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才大量产生，体育文学在此基础上得以大力发展。

2 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频繁推动了体育文学的发展

唐王朝幅员辽阔，是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唐朝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也是很开明的，普遍采取对外文化的兼容政策，鼓励各民族，共同分享精神文化财富，这样，整个唐代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生活情趣到文学艺术，其中对汉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鲜卑文化和突厥文化。他们主张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参与体育文化活动，这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原女性的解放，女性体育开始盛行，这种开放思想对体育文学拓宽题材范围，增强文学情趣，提高文学风格，促进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意义重大。

3 体育文学的繁荣离不开人才的支持

唐朝的科举制度也很是开明，各种名目的科考有八九十种之多，除此之外，文人入仕还有多种途径，这些都为寒门子弟提供了大量的进取机会。因此，唐代文人普遍存在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些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之后，开始把文学体裁从单一的宫廷范围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文学描写市井，描写关山大漠，当然也描写寻常百姓的体育生活。这样，文学家的心胸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气度自然也就不凡，抱负也就更大，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体育文学作品的质量上乘，内容更为丰富，意境悠远，格调高雅，体育文学得以长足发展。

唐代文学论文第5篇

“没有学者对此作过如此深入的研究。”麦大维对金庸透彻分析唐代政治权术，深感佩服。

金庸的博士论文提及唐代由盛转衰的一段关键史——安史之乱。安禄山叛变时，唐玄宗李隆基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荣王战死，正史没提及死因，金庸觉得正史有问题，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掉。

金庸去年说过，“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

金庸接着思考说，“从唐太宗开始，到宋元明清，都是所谓‘枪杆里出政权’，哪个人兵权在手，就是哪个人做皇帝。”

攻读博士追求学问非学位

麦大维透过电邮向媒体表示，今年7月决定向金庸颁授哲学博士学位。金庸和其它博士生一样，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会拿着草稿跟麦大维多次讨论修订，“当金庸住在剑桥时，我会去他家倾谈论文，他的妻子会帮忙将修订部分打字记录。”金庸申请念博士时，已获剑桥颁授荣誉博士。金庸曾说自己追求的不是学位，而是学问，而他获剑桥取录的条件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

比金庸年少15岁、刚届七旬的汉学大师麦大维说，他在金庸的论文中更深入了解唐代的政治文化，“金庸有见地解构唐宫政治，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启发”。

装扮派对 郭靖黄蓉致敬

麦大维忆述，金庸在剑桥时和普通学生一样，每周参加研究生读书会，“有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中国古墓穴的题辞，来自北京大学及欧洲的学者都不明白，金庸就向我们解释内容，他的古文修养真是一流”。

“金庸很喜欢跟剑桥的学生接触。”麦大维记得，一次圣约翰学院的学生为金庸搞了个派对，有些来参与的华裔学生，特地装扮成金庸小说的角色，“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一同出场向眼前的武侠小说大师表示敬意。麦说，平日在圣约翰学院的饭堂里，金庸会和一般大学生研究员一同食饭，为人亲切友善，并乐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研习汉学的外国人，分享心得。

唐代文学论文第6篇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昇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倖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鶻、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苾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苾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苾部与契苾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偉川《论隋唐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鶻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鶻史，其《漠北回鶻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鶻、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鶻可汗碑关于回鶻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鶻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鶻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主权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昇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撝传〉中的“西土树神”》（《论集》）指出，唐代树神是通过佛教引入的神祗，而树神概念是印度民间崇拜对佛教影响的结果。他的《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和唐宋间的均平思想》（《唐研究》6）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鶻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鶻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鶻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鶻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锠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唐代文学论文第7篇

一、政治与制度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与制度的研究从高峰期向下回落，相关的论文题目急遽减少，除一部分重复旧说外，有些论文呈现出新的视角并使用了新的方法，值得注意。

韩?N对隋代政治提出新解，在《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2）一文中，他重新探讨了隋文帝弑周宣帝及被其子炀帝所弑两件公案，通过排比分析相关史料和考证解释，得出二说均不能成立的结论。他的《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2）揭示了隋文帝断然采取积极抵抗突厥的隐秘动机，指出隋文帝在国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主动与突厥开战，不仅具有抵抗外侮、富国强兵的目的，还具有重组军队、巩固政权的意义，在其背后，更有通过抗击突厥来刷新政治的意图。王光照《.隋炀帝大业三年北巡突厥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0—1）则指出隋炀帝大业初年 ,王朝北境的东突厥汗国已处在方生方成势力复兴之历史当口 ,而东突厥复兴抑成为隋之北疆防务及其东北亚战略发展一主要问题。鉴于此 ,隋炀帝亲临启民可汗牙帐 ,确认并重申开皇十九年 (599)隋与东突厥建立的宗藩盟约，并颁下《褒显启民可汗诏》以实现有隋对东突厥的有效羁縻。沈世培《隋朝对高丽政策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认为，隋朝对高丽总的方针是羁縻方针 ,把高丽作为它的附属国 ,并围绕这一方针来调整对高丽的和战政策。文帝时期实行的是和好的外交政策.，炀帝大业七年前是从抚慰到征战的转变，大业七年后是征战政策 ,这一过程与炀帝的个性特征和高丽的疑忌心理是分不开的 ,并因此而把隋朝推向灭亡。

有关唐代政治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各具特色。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事变”》（《敦煌学辑刊》2000—2）从敦煌写本唐《唐太宗入冥记》入手，指出在玄武门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该文还考论了唐太宗在玄武门事变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力图洗掉史书中对李世民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牛致功《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中华文史论丛》62）根据文献及新出土的碑文和墓志铭，探讨了房玄龄、杜如晦等17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并分析了他们的作用，指出，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建成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刘树友则认为，李渊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采取了看似畏首畏尾无为，其实为中立的态度，遂使事态遽变，玄武门之变骤然发生（《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的态度探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唐刚卯对开天政治的研究采取了从社会风俗入手的新角度，他的《唐玄宗的斗鸡与开天朝政治——《东城老父传》读后之一》（《唐研究》6）指出，玄宗好斗鸡，与其十二辰信仰及社会传统的阴阳学说有关，玄宗以十分宠??安禄山为掩护，却寄希望于隐秘地用“金鸡障”的荒谬方法来“压弭”安禄山。由于其对“压弭”法的迷信，未采取有效遏制安禄山势力的方法，促进了安史之乱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贾艳红分析了德顺时期围绕立储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认为顺宗即位前，主要是官僚集团与宦官的较量，顺宗上台后，演变为顺宗支持的革新派与宦官及守旧官僚的斗争（《论唐代德顺时期的立储之争》，《山东师大学报》2000—2）。卢向前研究了甘露事变后，“惜训恶注”的时人心态，他从其人作为、出身、入仕途径三方面，分析了这一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惜训恶注”与时人心态》，《唐研究》6）。李斌城根据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及《监送真身供养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结合唐代史籍与墓志资料，考察了参与懿、僖二宗迎送佛骨的僧侣集团，从而揭示了二宗迎送佛骨的真相及这一重要佛事的深层内涵（《唐懿、僖二宗迎送法门寺佛骨僧俗考》，《论集》）。何灿浩分析了黄巢起义后唐末藩镇的状况（《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樊文礼《李克用的尽忠唐室及其背景分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对李克用与唐廷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其间关系可用“虽茂勤王之绩，而非无震主之威”一句概括，其中“勤王之绩”是主要方面，这虽与沙陀风俗、李克用个人品格及汉族官员的影响分不开，但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李克用要借助唐廷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2000年是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陈氏关于隋唐史种族文化说、集团说等都得到进一步的论考。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以唐末五代李克用为首的代北三部落及融合突厥、回?、吐谷浑、奚、契?、鞑靼等五部之众和部分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集团为研究对象，从沙陀的族源、内迁，代北集团的形成，其在唐末的政治影响，在沙陀三王朝中的核心和骨干地位，代北集团的消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代北集团”为作者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作者研究唐末五代史的新视角，值得重视。马驰利用石刻墓志研究了契?部在隋唐五代迁徙分裂的历程，并考察了契?何力家族的文化特征、籍贯变迁、婚姻状况、七代蕃将世家等（《铁勒契?部与契?何力家族》，《论集》）。杜文玉主要利用墓志资料，对史界少有注意的唐代宦官婚姻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唐代宦官婚姻具有稳定性、合法性、普遍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宦官之间尤其是高级宦官联姻对唐后期政治的影响（《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他还细致研究了唐后期绵亘数世的大宦官杨志廉、刘光琦家族（《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论集》；《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的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1）通过刘晏三次任使理财的过程，揭示了以往不曾注意的刘晏成功的身后背景和唐代财政运作本身更隐蔽、更复杂的层次，她指出，肃宗、代宗二朝，刘晏相继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和刘清潭建立特殊关系，其理财生涯和政治沉浮与内廷权力的交替密不可分。财政使职结交宦寺及成为皇帝私人，主要是因为羡余直入内库及内廷对国家财赋的分割和监控，成为两者的基础。王力平《地域分野难以界说党派之争：〈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商榷》（《历史研究》2000—4）对李浩在《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历史研究》1999—4）一文中所提出的牛李党争乃士族圈内山东与关陇两大郡姓之争的观点进行商榷，指出在唐后期关陇集团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用郡姓出身的标准了划分两党，很是牵强，认为牛李党争应从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来考察。

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永贞革新，成为值得注意的现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对这一事件给中晚唐文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永贞革新是南方寒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以革新姿态向盘踞中枢的北方门阀士族进行的挑战，“标志着唐代文武联合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的一次突进”。而寇养厚探讨了中唐新《春秋》学及其代表人物陆质的思想观点对柳宗元及永贞革新集团诸成员的影响（《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1）。

宁波天一阁宋《天圣令》的发现，为学界引人注目的大事，戴建国以《天圣令》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成为中日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成果。.他的《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2）以其发现的《天圣令》所附唐《田令》48条为基础，探索了唐田令的构成、内容等，还研究了《田令》令文是否完整及令与其它法律规范——律、格、式的关系，并提出唐令是唐法律体系主干的观点。在《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53）一文中，他又整理刊布了《天圣令·赋役令》50条，其中《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赋役令》的令文27条，为唐令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文中他梳理了23条宋令，得出“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开元时期赋役令的内容”的结论。黄正建《唐式摭遗（一）——兼论〈式〉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论集》）据日本古籍《倭名类聚钞》辑出唐式佚文，并探讨了唐式的特点及其在唐代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唐代法律研究中对令式原典复原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日本学界律令制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官制研究中，中枢决策机构的研究日渐深入。方本新《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4）认为，“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对唐代中后期政治体制运作的框架性特征，刘后滨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6）一文中，他考察了敕牒的特性及应用，认为敕牒是集中反映中书门下体制特征及体现宰相政务裁决权的公文书，是中书门下体制下产生的新形态的中央命令文书。他的《唐代“中书门下”机构建制考》（《北大史学》7）考证分析了堂帖、堂案和五房、堂后官、堂头、堂吏等，指出中书门下不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简称，而是宰相裁决政务的具体化的相府，它有处理公务的文书堂帖和堂案，及常设的办公机构五房和专门的办事人员堂后官。沙宪如则认为中书省的政事堂议政是政事堂制度的破坏，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是政事堂制度的瓦解（《唐代政事堂制度的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6）。曾维君对自唐代宗始至梁、唐、晋、汉、周五代各个时期枢密院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枢密院权力的起伏变化是受着唐代末年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与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影响的（《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6）。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全面考察了这一中枢要职，总结了五代枢密使在由内廷班子向外朝机构转化、向掌管军事的外朝机构转化的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

使职、吏制研究成为唐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势。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使府体制新探》（《论集》）考论了开天幕府构成及僚佐职名职掌，指出开天边镇幕府之僚佐系统是从前期行军总管府历镇军统帅府脱胎而来，而幕府体制与性质是当时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所造成的。贾志刚《从唐代墓志再析十将》（同上）据出土墓志，汇集了有关十将的史料，澄清了一些有关十将的模糊认识。赵雨乐追溯了唐五代武德使、皇城使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唐宋变革期内使职与机构的过渡问题（《从武德使到皇城使——唐宋政治变革的个案研究》，《唐研究》6）。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论集》）考察了市舶使的充任者、设置地点等，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市舶收入对唐朝内库乃至国家财政的影响。王川论述了市舶使、市舶太监的出现及其产生于唐代岭南的原因（《论市舶太监在唐代岭南之产生》，《中山大学学报》2000—2）。李锦绣《试论唐代后期的三司胥吏》（《论集》）指出，有官的吏是唐代后期财政机构的主要维系者，官领吏职始于刘晏改革，改变了财政官员的构成及财政机构的运转方式。唐后期三司胥吏分勾检簿书、出纳钱谷、奉行文书三类，前两类职权更重，由勒留官及商人充三司胥吏，是三司胥吏构成中引人注目的特色。冻国栋《汉唐间“伍伯”浅识》（《资料》17）考察了汉唐间伍伯及其演变诸问题。汉伍伯为“官供力役”，唐则泛称呵辟行路、主行杖之人为伍伯，实以“问事”之名取代之，因两者任役相当，诸种文献或时人习惯上多沿旧称，问事或伍伯在唐属职掌中杂任役之一。

翰林学士成为新的研讨重点。毛蕾《唐代翰林学士》一书对其形成过程、建制、职能作用、地位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对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等提出新解。傅璇琮《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4） 以翰林学士的起始阶段，即玄宗、肃宗两朝的翰林学士作一个案分析，并与当时的中书舍人等作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一时期翰林学士的政治环境及相应的社会作用。许辉认为，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至德、宪宗时,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3）。

科举制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彭万隆《唐代科举与文学的个案研究——贞元八年“龙虎榜”》（《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6）从地域、仕第、交游、德才与文学五个方面对贞元八年榜作了综合考察，展示了这一榜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刘海峰《.唐代俊士科辨析》（《中国史研究》2000—2）认为，唐代俊士科并不是以四门学俊士生为取士对象的贡举常科,而是面向庶民的四门学部分学生的入学选拔考试科目。俊士即俊士生,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其存在时间不是止于天宝十二年而是一直实行到唐末。俊士科或俊士制具有某些类似科举的性质,它的设立和衰微反映出参政权向平民开放和教育机会下移的历史发展趋势。何敦铧,林剑华《略论唐五代福建人士登科及其特点》（《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4）统计福建人士有123人在唐五代科举中陆续登上科第，并考证了福建人士最先登上科第的第一位进士。有关科举制的文章尚有党银平《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文史杂志》2000——6）等。

二、经济与财政

土地制度仍有新见提出。卢向前《唐代西州田制的普遍意义》（《论集》）从授受田额、式的规定性、授田对象、田土分类、土地还受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了西州田制可视为狭乡田制代表的结论，将西州田制与全国土地制度联系起来。乌廷玉回顾了“庄园”说产生的历程，认为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从日本学者开始，中国史学界唐朝庄园说深受日本学者（尤其是森谷克己）的影响。作者经过分析有关唐朝庄园的史料后指出，唐朝只有地主田庄，没有包括多种产业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也没有“庄园经济”（《唐朝“庄园”说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史学集刊》2000—3）。这一结论与刘红运对敦煌文书“庄”、“田庄”分析后所得的结论相同（《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2）。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分三编十章考察了唐前期土地制度及在中唐的演变。该书指出，唐前期土地制度是一个三极结构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中唐以来的土地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它使封闭性的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开放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此后的中国土地制度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 《法门寺织物的保存状况和已揭展部分的初步研究》（《论集》）研究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织物的保存状况及工艺技术价值，值得重视。郑学檬《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造技术门外谈》（同上）及唐刚卯《跋敦煌文书〈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资料》17）、《“库露真”与“襄样”》（同上）研究了唐代金银器工艺技术、家具、漆器等，均呈现出唐史研究扩展视野的新趋势。

陈明光对唐代商业活动进行了细致分析，《略论唐代官私借贷的不同特点》（《中华文史论丛》62）探讨了纯经济性质的私人借贷与县财政属性的官府借贷在债务人身份构成、借贷形态、借贷原因、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的差异，并进而指出，唐代官府借贷社会影响有一点不同于私人借贷之处，即助长商人势力的发展，中晚唐 富商大贾势力明显发展，得利于“置本兴利”财政措施下对“捉利钱户”的种种优惠。他与毛蕾合写的《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中国史研究》2000—4）通过阐述唐宋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谷更有分析了船商的复杂生活，他认为，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思想战线》2000—6）。

吴丽娱关于唐代盐法及物价的系列论文值得重视。她的《浅谈大历高物价与虚实估起源》（《论集》）、《试论唐代后期盐钱的定额管理》（《中华文史论丛》62）、《试论唐后期物价中的省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3）对唐后期重点难点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虚实估起源于乾元、大历，与盐专卖及国家政策有关；元和省估与大历物价不同，是虚实各半的比价；盐钱与两税同样，存在着以省估计算的定额，定额支配着盐钱的收入支出；唐后期物价既受商品经济发展，亦受政府试图支配市场、国家财政部分商品化的双重影响，但最终虚估向实估靠拢，仍体现经济规律的特点，从而为唐后期的物价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外，她的《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6）提出以往几无学者涉及的唐后期勾检制问题，通过大量的考据勾勒了唐后期比部衰微和使职管理系统下勾检制发展取代比部的线索及方式，从而揭示了唐宋之际勾检制度变化的趋势和过程。《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与政权移替》（《春史》）分析了乾符以后，围绕两池盐池的归属，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中央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和拼杀，得出了“对于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最终鹿死谁手”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柳斌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 ,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于清华《唐后期“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评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分析了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山东地区赋税总量，该文指出，唐后期山东地区受藩镇割据的影响，赋税总量较前期有所下降，但幅度有限，全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只是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南方而已。

此外，黄正建关于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系列论文也颇具新意。他的《试论唐代前期皇帝消费的某些侧面——以《通典》 卷六所记常贡为中心》（《唐研究》6）通过对土贡物品的分析，指出贡物除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或礼仪意义外，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贡物如实反映了某一时期皇帝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需求或消费倾向的一些侧面，进而解释唐前期整个社会的消费状况。《S.9641V号文书与唐代兵士的春冬衣》（《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在研究了该件文书的性质、唐代春冬衣发放制度、当时成套衣服的称呼如“事”、“具”、“对”、“副”等问题后，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资料详细研究了兵士一套春冬衣的具体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唐代兵士的衣物消费状况，对研究唐代军费支出和兵士生活也有帮助。

三、军事、交通、民族与对外关系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利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军事文书材料与史籍相互参证，探讨了关涉唐朝全局性的若干军事制度，如府兵装备、府兵的征行制度、兵员制度、行军制度、军镇制度等，是作者长期研究的总结之作。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全面论述了唐朝朔方军的崛起、发展、分解及衰弱过程，分析了这支军队兴衰的基本原则。该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德宗时为朔方军的衰弱期，德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也终于完成了对朔方军的分割和西北防务的重新设置，从而使西北对吐蕃的防御变得持久而有力。该书论述朔方军与神策军关系、外部民族环境与朝廷政策的关系、交通道路与防区条件等，也有新意。郭?ゴā堵鬯逄?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4_1.shtml>政治制度与军事政策》（《学术集林》17）对隋唐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新解，认为唐代基本上是一部由军事操纵政治的历史，唐统治者不重视儒学，以武力得天下，并征服四夷，致使武人坐大，唐因之灭亡。作者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隋唐上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大都由武人坐天下的余绪，下启五代十国藩镇割据之乱局。程存洁《略论唐王朝对西北边城的经营》（《论集》）分析了河西走廊及伊西北庭等地的边城设置和分布情况，并探讨了唐王朝建城对西北边城建置的影响。黎虎《唐代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权能》（《史学集刊》2000—4）一文指出，唐代缘边地方政府在前期为州县二级，后期为道州县三级，它们是唐王朝的外交门户，并分析了其外交职能和特点。王援朝《唐代啄锤考——兼说唐代的戈》（《唐研究》6）认为，唐五代时期的啄锤是一种类似于短柄戈以啄击为主兼有劈砍功能的兵器，为步兵骑兵使用，唐文献中的啄锤与戈异名同物。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唐代交通史研究的显著特色。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篇》利用最新出土资料，综合中外研究成果，清晰展现了高昌通往中原的四条道路、高昌与三个中央政府、十多个割据政权、十多个少数民族先后交通的历史。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将汉简、出土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过所的起源、唐代过所制度、过所与公验的嬗替、公验过所反映的关防及国家统一、交通贸易及社会关系等。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资料》17）将镇戍、烽所与馆驿、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析，体现了对各地所藏吐鲁番文书综合研究的新趋势。

民族史研究中，有关突厥、回?的成果较多。吴玉贵认为史籍中关于唐初与突厥交往的史实有所避讳或语焉不详，他的《唐朝初年与东突厥关系史考》（《中亚学刊》5）指出，在唐朝消灭或吞并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几乎处处都可以看到东突厥的重要影响，唐朝在北方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突厥有关，或者是得到突厥支持的结果，或者是与突厥妥协的产物。杨铭《〈大事纪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同上）以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为线索，联系藏汉文资料，考实唐代吐蕃与突厥的关系，指出公元七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曾先后与突厥十姓部落、后突厥汗国、突骑施等有过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交往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刘安志根据吐鲁番文书，探讨了8世纪初在西州活动并定居的突厥人的来历及他们在西州的活动情况（《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资料》17）。田卫疆一两篇文章研究回?史，其《漠北回?在西域诸地的活动及其后果》（《西域研究》2000——2）指出，回鹘西迁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依靠所控制的“回鹘路”，已插手北庭诸地事务，并于贞元十一年以前击败吐蕃，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迄庞特勤率诸部落居焉耆一带，创建安西回鹘政权，都是早先漠北回鹘汗国在西域诸地活动的直接后果。另篇《“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3）认为,“卜古可传说”实际上是唐朝咸通七年（866）回鹘部落联盟中的仆固家族建立西州回鹘国的历史折射，西州回鹘国的创建者仆固俊就是所谓“卜古可”的人物原型。

关于其他民族，杨 《试析唐代党项羁縻府州制》（《宁夏大学学报》2000——4）指出，羁縻府州制度.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央王朝实力之盛衰,党项羁縻府州制度的控制力呈现相对的强弱反应。该制度是唐朝与党项利益认同的产物。石硕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民族研究》2000—4）。周佳荣与.龚荫均论及和亲，前者统计在唐代289年间, 正式请求和亲的活动达40余次之多，最终有16位公主分别嫁给了7个少数民族。虽然实现和亲的情况比预期和亲的要少,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盛事,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和亲”考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后者认为，到了唐朝 ,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 ,成了广泛运用的安边政策,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回纥、南诏等 8个族 (国 )共计和亲 2 8次 (其中有一次未获成功 ) ,为唐朝的稳定和繁荣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和亲政策述论》，《思想战线》2000—1）。何灿浩阐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湖南地区蛮族的分布、蛮族的活动以及湖南政权同蛮族的关系与政策，认为蛮族的活动对湖南政局有重要影响，湖南政权与蛮族保持了羁縻的关系，但政策思想却有某些变化（《.唐末五代湖南地区的蛮族活动及其它》，《宁波大学学报》2000—3）。

华涛较多地直接利用阿拉伯、波斯语史料，丰富了西北史地的研究内容。他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在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其他文字资料，描绘了八至十世纪西域地区突厥语诸部族的活动历史。他的《北庭之战后的回?、吐蕃和葛逻禄》（《中亚学刊》5）结合汉文、阿拉伯文、粟特文史料，认为九姓回?可汗碑关于回?最终夺回北庭、沉重打击吐蕃和葛逻禄的记载是可信的，塔里木盆地的北缘也在回?的控制之中，这为840年灾难后回?西迁天山东部地区埋下了伏笔。薛宗正为怛逻斯之战定性为，从 651年大食首次向唐遣使 ,就同唐朝出现了外交上相背走向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质上是对唐朝西域政治的严峻挑战。公元751年爆发怛逻斯之战 ,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 ,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4）。

关于东北亚，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兼论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唐研究》6）认为，统一新罗时期唐罗维持亲密盟好关系，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韩?N对《隋书·倭国传》进行了考释（《〈隋书·倭国传〉考释》，《中华文史论丛》61）。

四、社会、文化与中外交流

婚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志生《唐代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取向考析》（《北大史学》7），通过对关中旧士族高门通婚的分析，指出其具有重与皇室联姻的不同于山东旧族的通婚观念，并指出随着时代的改变，其通婚观念出现了从初唐重家族政治背景、到中唐家族政治背景和人物并重、再到唐后期重人物的变化。孙顺华认为，唐朝妇女观大体经历四变，其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文史哲》2000—2）。

盖金伟从唐代郊祀活动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出发，集中论述郊祀活动中关于唐代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政府诏令、赦文、德音、推恩令所揭示的唐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和变迁，拟从郊祀祭享这项重大典礼的角度展现唐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以丰富和加深对唐代总体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论郊祀与唐代社会生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1）。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海指出，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忠先于孝,“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2000——3）。葛承雍《唐代移民与社会变迁特征作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考察说，在中国历史上 ,唐代是移民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民族最杂的一个社会, 唐代人口迁入的特点是周边各族与各国向内地大量迁移 ,而迁出的特点则是狭乡人口向宽乡迁移 ,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移 ,以及时多时少的逃户和动乱时期的南迁。傅玫据出土墓志研究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俨师唐墓所反映的一些唐代社会状况》，《春史》）。

张弓分析了自贞观至元和七次佛经翻译参译朝臣的家世、起家以及参译前后的任官经历，指出参与儒臣具有应举登第多、官至宰相多的特色；唐译场选派第一流儒臣参译，反映了唐王朝对译经所完成的华梵文化转换工程的认真与郑重，这体现了唐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体现了唐皇室的文化高品位（《唐代译场的儒臣参议》，《论集》）。许敬宗是唐太宗、高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和史官，曾经领导和参与了唐朝国史、实录等多种史书的修撰。岳纯之《也谈许敬宗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0—1）指出，.无论从唐朝实录、国史修撰史和许敬宗个人品质，抑或从史料证据来看，许敬宗之篡改唐代实录、国史都很难否定。许敬宗篡改实录、国史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与唐朝的政治现实、尤其与唐高宗关系至密。

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提出唐代民间信仰的研究格局可大致分为神观念、鬼观念和佛教的民间化等主要方面，在研究中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民间淫祠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 ,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王永平《论唐代的民间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5）提出，民间淫祠在唐代社会非常盛行,主要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生祠”、祭庙以及巫鬼信仰。唐政府及各级地方官对民间淫祠 ,基本上是持禁绝或改造的态度,为此曾展开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贾二强《唐人本命观是佛教》（《论集》）研究了原是佛教说法的本命在流传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干支纪年纪日法融合为一体，形成颇具影响的民间禁忌的历程。严耀中也注意探讨佛教对民间信仰、社会观念的影响。他的《〈新唐书·惠庄太子?执?抵械摹拔魍潦魃瘛薄罚ā堵奂?罚赋觯?拼?魃袷峭ü?鸾桃?氲纳耢螅??魃窀拍钍怯《让窦涑绨荻苑鸾逃跋斓慕峁?K?摹抖鼗臀氖橹械摹捌降却笸酢焙吞扑渭涞木?剿枷搿罚ā短蒲芯俊?）认为敦煌文书中的“平等大王”是当时流行的平等观念成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这种观念随佛教西来，流播中土，同时该文还探讨了唐宋间平等观念在民间流行的社会背景。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唐研究》6）通过对初唐时齐士员献陵造像碑铭及早期阎罗王图像的分析，探索了初唐佛教信仰及宗教观念、艺术图像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在有关道教的研究中，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论集》）与王育成《唐代道教镜实物研究》（《唐研究》6）值得注意。前者通过分析道教在唐前期对外民族交往和对内民族交流中的主要事迹，得出道教在唐代并没有随唐帝国声威而远被四夷的结论，指出道教在唐初没有走上“世界主义”的道路，以后就加剧走向“民族主义”的倾向，日趋自我封闭与没落。后者分析了6种21件唐代道教镜实物纹饰，将其内容分为三类，指出道教镜或多或少或偏或全地体现着道教某种思想或某一观念。张萍指出，由于统治者的推崇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饮食当中 ,统治者将道教禁食鱼、肉的教规推广到普通百姓之中,道教名词在菜肴中频繁出现 ,道教节日与节日饮食习惯传入民间 ,道教养生食品受到普通百姓的推崇,这一系列现象反映出唐代饮食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2）。

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分“文献考释”（包括“粟特文考释”及“回?考释”）、“专题研究”两部分，对吐鲁番摩尼教及中亚摩尼教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荣新江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一文，对某些学者提出的摩尼教七世纪中叶在吐鲁番传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803年漠北回?汗国直接控制高昌后，摩尼教渐广泛传播。葛承雍还研究了唐代的景教（《论唐长安景教传播的兴衰》，《春史》）。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交流》把实地考察、语言文字研究和各种文献综合起来，把对西域文明及中外交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葛承雍指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炎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胡汉风俗融会的结果竟使司法参军无法捕捉“胡贼”。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唐人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天下国家”盛唐气象》，《今日中国》2000—1）。周尚兵认为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出现是唐继承历代政权的必然结果（《唐代对外开放政策的历史渊源》，《人文杂志》2000—6）。

在唐代 ,中亚有“曹国”、“西曹”、“东曹”国之分 ,而唐代文献混淆了这三者之间的区别,并把相关史实混淆了。 许序雅《〈新唐书·西域传〉所记“曹国”考》（《浙江师大学报》2000—3） 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考古资料 ,.考证了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东曹、西曹的道里方位等。邓文宽《史道德出西域胡人的天文考察》（《论集》）用古天文知识对史道德墓志中相关文句加以释读，指出其用隐晦文字曲折的表达了史道德出于西域胡人。吴倬《尉迟乙僧综考》（《中亚学刊》5）考察了唐初来长安的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生平及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林梅村进一步较释了《大唐天竺使出铭》并考证了相关史实（《〈大唐天竺使出铭〉较释》，《中亚学刊》5）。林英着重分析了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提出犹太人或对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的论点（《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中山大学学报》2000—1）。苌岚通过分析日本奈良时代寺院资财帐及传世或考古发现的佛具、供养具，探讨了唐代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奈良寺院资财帐所记唐物及发现的相关文物》，《论集》）。荣新江 、段晴认为，图木舒克出土文书所用的伊朗语，不应定名为“图木舒克语”，更不能称作“疏勒语”。根据文书所反映的唐朝羁縻州统治下的年代特征及同书汉文文书属于唐朝时期等理由，将这些文书年代断于据史德城统治时期，其语言应成为“据史德语”（《据史德语考》，《中亚学刊》5）。

有关资料考证校补的论文主要有：李方《唐西州仓曹参军编年考证（上）、（下）——唐西州官吏考证（五）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4、5），牛继清《〈隋书〉时误校补（一）～（五）》（《文史》50），贺忠辉《〈唐刺史考〉增补》（《文博》2000—2），胡可先《〈郎官石柱题名考〉金部郎官补正》，《淮阴师院学报》2000—1），彭万隆《〈登科记考〉订补八则》，《阜阳师院学报》2000—1）等。

五、敦煌学

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论集、论文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大规模的论文集有8种，即敦煌研究院编《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以上三种均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荣新江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柳洪亮主编《吐鲁番学研究》创刊号等。专著、个人论文集38种，包括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素《高昌论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陈永胜《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刘进宝《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柴剑虹《敦煌吐鲁番论稿》（浙江教育出版社），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作家出版社），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张涌泉《旧学新知》（浙江人民出版社），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陆永锋《敦煌变文研究》（巴蜀书社），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牛汝极《回?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文佛教文献》（新疆人民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方广?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文化出版社），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杨宝玉《敦煌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裴智勇、孙铁《大梦敦煌——一个文化圣地的辉煌与伤心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黄征主编《敦煌传奇故事》、《敦煌佛教故事》、《敦煌孝道故事》、《敦煌智慧故事》（以上均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化丛书”包括：汪泛舟《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高金荣《敦煌石窟舞乐艺术》、刘进宝《敦煌历史文化》、《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谢生保《前世善行——敦煌壁画本生故事》、伏俊琏《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孙其芳《大漠遗歌——敦煌诗歌选评》、谢生保《成佛之路——敦煌壁画佛传故事》、李并成《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敦煌境内的长城和古城遗址》、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颜廷亮《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伏俊琏、伏麒鹏《石室奇谐——敦煌小说选析》等。译注有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赵燕等译《从罗布沙漠到敦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邦维、荣新江 、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看它的印度起源》（燕山出版社）等。敦煌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刊布也大量增加，主要有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罗国威《敦煌本文选笺证》（巴蜀书社），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世田、申国美编《敦煌密宗文献集成》（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甘肃人民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者敦煌文献》（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国家图书馆特藏部、上海龙华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卷7《法华经画卷》，卷9《报恩经画卷》，卷12《佛教东传故事画卷》。此外，尚出版了一些大型画册，如段文杰主编《敦煌图案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健主编《中国敦煌》（江苏美术出版社），吴健摄影《艺术的敦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约数十篇，以下简要介绍如下：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陈垣、刘铭恕、王重民原编的基础上，对北京、伦敦、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逐一著录定名，过录写本题记，加注说明，为敦煌学者必备的工具书。《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包括敦煌文献发现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英国收藏敦煌文献叙录、英藏敦煌文献研究四部分，收录了宋家钰、刘忠、吴丽娱、杨宝玉、张弓、马继兴等论文数十篇，反映了敦煌研究的最新成果。

唐代文学论文第8篇

摘要：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唐宋变革说”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曲折发展并向外扩散的漫长过程，虽走过近百年历史，却至今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从搜集整理出发，对大陆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归类，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者们在中国史分期问题上，大多赞成以朝代更替决定历史分期。这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分期截然不同。内藤湖南这一新提法引起了众多中国史学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为此展开了激烈探讨与深入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笔者通过阅读大陆学者的各类研究成果，将搜集到的文章或著作进行了如下分类：

1、从宏观上的研究

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的有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下）》、《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陈金凤《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熊伟《唐宋变革论体系的演化》、王秦《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张建宁《‘唐宋变革说’在日本学界的发展》、李济沧《‘唐宋变革’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胡宝华《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内藤湖南的世界》、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钱婉约《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等等。

其中概括最为全面的数张广达所写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他在文中分为“导论，一、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二、内藤唐宋变革说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原因，三、内藤唐宋变革说的影响，四、内藤史学的启示”[1]四个大的板块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人们研究唐宋变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柳立言所写的《何谓‘唐宋变革’？》，他在文中分为“前言，一、何谓‘变革’？何谓‘唐宋变革’和‘唐宋变革期’？二、‘变革’与‘转变’的混淆，‘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的混淆，三、‘研究结果’与‘研究方法’，结论。”[2]这三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宏观上的把握。其余主要是从源流，时代背景以及结构体系方面对“唐宋变革说”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2、从政治上的研究

刘后滨从唐宋之际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的转变对唐宋变革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辞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3]牟发松在其文章《“唐宋变革说”三题—值此说创立一百周年而作》一文中，通过对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时代自觉观不同，以及宋人对唐文化的改造性这两个方面对唐宋变革进行了政治角度的阐发。而邰朋飞主要通过对唐西州“里”以及敦煌地区里、庄的考证，得出唐宋乡里制到乡村制的转变，对唐宋村一级行政单位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是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主观原因是里正的不堪负重。而这些变化都是唐宋变革大背景下发生的。”[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唐宋之际选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变化方面对“唐宋变革说”进行了佐证。

3、从经济上的研究

黄纯艳从唐宋经济制度转变特点：“一、私有制的发展；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三、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四、国家实施管理时，较以前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更多地重视经济效益”。[5]探寻唐宋之间经济运行新模式，对唐宋变革进行经济上的诠释。熊燕军在其文章《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中通过对“不抑兼并”与资源的配置以及与平均主义、集权主义、产权的对比引入“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对唐宋之际巨大的变革进行了研究。

4、从文化上的研究

唐群、王遂社《唐宋之际的文化变革》从研究唐宋之际宋代的平民教育出发，从农工商兵这几个阶层的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科举在社会的流行，当时社会人们对小孩启蒙教育的注重以及社会上应刷术的广泛推广来论证唐宋之际的变革。李健《唐宋时期科技发展与唐宋变革》一文从唐宋之际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脉相承之处来反面论证唐宋变革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有。虞云国《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印证唐宋变革，同时也将文学艺术的转变置于唐宋变革这个理论之下，在文学体裁形式创新、文学艺术作品作者受众变化、传播形态革命、核心精神的嬗变、题材内容的更替这几个方面唐与宋之间的不同来进行阐释。张思齐在《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对我国的学术建设的启示作用》一文中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高度进行赞誉，认为内藤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学者进行反思，并通过《诗经》来具体论证其观点。韦兵在其《夷夏之辩与雅俗之分：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儒家家历、历家历之争》中阐述了“宋代儒家之历和历家之历的争论”，[6]透过对唐宋之际思想文化转型中的历法转型的考证，从别样的角度对唐宋变革进行研究，使我们对唐宋变革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陈元峰在其《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中从唐宋诗歌中学术话语的不同对唐宋转型进行了研究。刘红光在其《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通过对钱穆的《国史大纲》与内藤的《中国史通论》中关于门阀士族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唐宋之间道德信仰的转变角度来分析唐宋之间的不同，唐代是儒家文化信仰占主导的时代，而在宋代则是柔和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形成的一个结合体占主导的时代，具有重大的意义。

综上可知，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在史学界影响颇深。从2000年以来先后在我国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我国史学研究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点，试将“唐宋变革说”与中国史有效糅合，对其进行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摘自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A].桂林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摘自刘立言.何谓“唐宋变革”？[J].中华文史论丛，2006，（01）：125～171.

[3]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02：6～8.

[4]邰朋飞.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洲的乡村制度演变[J].许昌学院学报，2010，29（1）.

唐代文学论文第9篇

关键词：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关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理、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寻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照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层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的相关途径。

一、关于“文馆”的界定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各家研究都有所不同的表述。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1]190-192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2]1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此相关的文学问题。因此，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是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3]4-5正是缘于所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先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该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说：“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时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二、文馆与文学研究

（一）文馆制度梳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入点来讨论，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此，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子监研究，在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于各种教育史专书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及其演变》[7]和任育才《唐代官学教育的改革》[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方面极为细致翔实。对唐代史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个热门，讨论的文章和著作都很多。不过，相较而言，台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色，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制度。关于唐代秘书省的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秘书省》[11]，陆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省群僚考略》[13]。李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成就》[14]，从目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古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制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教育史著作中。论文方面，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15]和牛致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深入。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唐代韦述的《集贤记注》，但原本已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上世纪二十年代，朱??钩稽排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本材料。日本学者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1]从沿革、省舍、储藏、修纂、故实、职掌、禄廪、官联八个方面进行考察。随后，郑伟章、赵永东、刘健明、李??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研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对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讨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琦《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立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否等方面立论，较有新意。关于广文馆的性质，台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士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内附设之补习教育。”[7]206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实。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补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教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馆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与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唱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等。

1、关于律体律调的探讨较早研究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虞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19]中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文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说明“古”、“律”之间的声律问题。1986年，赵昌平发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20]，考定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诗，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五律每句加二字而来的，七律的渊源当是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香港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问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调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合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虞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诗歌的声律状况。邝文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作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事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葛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人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七言歌行的发展以及绝句的发展等问题。葛氏虽不是直接探讨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却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正是在乃师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22]指出：五言律体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如果没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律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言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疑会更漫长。可是，杜氏所认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文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受，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珠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不能全归于沈宋二人。[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诗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学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因此，对于《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众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本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所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宗别集残卷，理由为集中收许诗最多，每题皆有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诗列目。[24]3贾晋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上，广引文献，将太宗朝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文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月，终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文赋13首，预唱诗人45人。[25]12-33

（2）《珠英集》《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为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整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楚、吴其昱等学者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面完成。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得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斯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这样就将二处分藏的残篇连接起来。徐先生对《珠英集》考证的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点：第一，校正历来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人；第二，全面整理校勘现存诗歌，共得55首。[26]548-587

（3）《景龙文馆记》据《新唐书·李?传》、《唐诗纪诗》卷九李?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中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后被选者不一。他们围绕中宗宴饮优游、频频唱和。身为学士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录有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文馆记》。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正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七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安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基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活动及其相关背景。[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龙文馆记〉辑校》[25]和《〈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及版本流传等文献学方面，贾文则全面辑校了《文馆记》，并对其间活动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理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新定诗体》。此三者始见录于中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抄，面目全非，经王梦鸥先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原貌。王先生认为宋代《吟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传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存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李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体》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此后所论，陈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围。

王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新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论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并分析其成因。认为初唐诗学，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发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其诗体既沿袭江左余风，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齐梁诗体之分析。从分析而创立若干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之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系。[28]

（三）其它研究

诗歌之外，研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关系。这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述尤为详备。曾守正《唐初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官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史官的文学思想。李胜《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以令狐德?薄⑽赫魑??淼某跆剖芳业奈难Ъ?猓?砻婵蠢矗?袷钦壑缘骱停?燮涫抵剩?虮硐至硕晕难Х⒄构媛傻娜?嫒鲜叮?显纭⒁步险?返匚?饣圆永玫奶拼?难е赋隽朔⒄狗较颉?/p>

其它文体方面，如从文馆的角度来观照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与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等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角度提出构建分体骈文史的断想。

三、研究空间的拓展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1）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体发育等方面。[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果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一方面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运用已有文馆研究成果，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前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就文馆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官、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官、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角色。这两种角色有时难免交叉和互换。未来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与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题，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流动、心态等层面分别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士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加强动态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体、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等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的潜在规律。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识与文学样式。所谓本位，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之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作郎官之著述等等。不同社会角色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比如秘书省校书官本位意识与咏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奇勃兴等。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评价与文学。社会评价系指社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方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断和预测。从任职资格归纳文士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总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素，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任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还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群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由于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各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变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性与文学活动。文士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任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流动。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在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强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职，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禹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传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批判与诗歌复古进程。将学士单独列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歌声律问题。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的结果，若将诗歌分成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线性发展来重新审视唐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受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学士处于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作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化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歌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程。

不过，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识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合、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的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有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地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和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面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说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总体而言，个案分析较强，整体论述较弱。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和《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不够。因此，将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来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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