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平贸易；现状；博弈模型；建议
一、公平贸易界定
概念界定。公平贸易，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在贴有公平贸易标签及其相关产品之中，它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这个运动特别关注那些自发展中国家销售到发达国家的外销。
二、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倾销。“倾销”，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定论。一是价格；二是成本。由于成本无法准确计量，故现行市场上主要以“价格”作为评判标准，即出口国产品的出口价值低于正常价值。
历来，实施倾销的国家在人道主义上备受指责，反倾销战争也此起彼伏。就中国而言，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平均每7起倾销案中就有1起与中国有关。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像指控中那样“十恶不赦”？
在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企业最大的利润点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之处，且若平均价格能大于平均成本，则企业能有利润盈余。故基于打开外国市场且又保证公司总体盈余的基础上，一些商家则使出口价格低于正常的国内价格。此外，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平均工资远小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使其平均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故在某些情况下，低价不能绝对性地认为是倾销，恰恰相反，反而是一种正常的竞争行为。
2.补贴。补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对于出口补贴，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消费者均受益，生产者均损失，从出口国的整体利益去考量，为受损。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进出口国相同产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且进口国产品极有可能受到损害；其次，向进口国输送同一产品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得到补贴的国家，因此具有不公平的价格优势。
图1 出口补贴的影响
补贴还包括国内补贴，其效果等同于关税。国内补贴使补贴产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从而增强其在国内市场对进口同类产品的竞争力。通过政府补贴，人为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而关税则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降低了产品竞争力，达到了保护本国产品同样的价格。
然而，补贴虽保护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制度，恶化了贸易条件，不利于长远发展。
3.进口配额。进口配额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直接的进口数量限制。如美国对进口的干酪实施进口配额，这种限制通常以向一些个人和公司颁发进口许可证来得到实现。在实际生活中进口配额一方面总是抬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另一方面拥有进口配额许可证的商家能够从外国购买进口品并在国内以高价出售，赚取差价。信息的不对称，配额量不合理，配额发放标准不合理或者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均有可能再次增加进口配额的不公平性。
此外，关税减让以及非关税壁垒削减而引起的进口激增等都加剧了不公平贸易的产生。
三、实现公平贸易的博弈分析
结合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推论：任何国家在推动产品出口时都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而在大量进口商品冲击国内市场时则都强调贸易保护。如果正如推论所说，贸易双方是互相受益还是互相受损呢？为什么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国际谈判来降低关税从而促进贸易自由化，以上正满足了经典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及结论。分析假设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其收益矩阵为：
图2 收益矩阵模型
由图可知，此博弈的纳什平衡为{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即形成了所谓的囚徒困境，故作为理性的日本和美国来说，他们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来改变对方因博弈而导致的“囚徒困境”，从而来维持自由贸易，增加两国的福利。
在以上的贸易谈判博弈模型中，我们得出结论，贸易合作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强于贸易战博弈均衡，且贸易条件较好的一方将会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推动贸易谈判和合作，从而分享到更多的合作剩余。
由于经贸合作能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均衡符合“帕累托条件”，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最大的利益，故加强经贸互动也能促进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清亮，海闻.从维护公平贸易到变相贸易保护―世界反倾销的兴起与发展[J].国际经济评论，2011（03）.
[2]聂元贞.论国际贸易的公平制度与中国的基本原则[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04）.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发展差距成了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图1所示，用各省人均实际GDP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差距除了1996—1997年出现了从0.6078到0.6014轻微的缩小和2006—2007年从0.6754到0.5849较大幅度下降外，90年代以来一直在近乎直线上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而与地区差距变化趋势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后出现回落甚至负增长之外，在这期间也一直发展十分迅速，从贸易总额来看，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增长了近30倍，而单从出口额来看，增长了30多倍，年平均增速分别23%和27%，如果除去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三个年份来看，年均增速可达30%以上;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从1990年的30%上升到了2007年的67%，如图2所示。从以上简单的描述性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贸易发展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有着十分类似的变化规律，那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吗?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也明显存在一个不足的方面是对于贸易开放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机制分析的较少，尤其是定量的分析更是鲜有。大多数分析的是外贸与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外贸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贡献度。因而本文认为尝试借用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的分析方法，从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相互作用的角度定量分析贸易开放是如何影响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际意义。本文其余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是对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的简要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应用到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对变量、数据和方法的说明;第五部分是对结果的分析;第六部分是简要的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相关理论与实证文献回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外生条件下，在资本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规律作用下，即使地区之间没有要素流动，没有贸易，落后的地区其资本增长也将会超过富裕的地区，从而最终会导致地区收入差距的收敛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对外贸易发展往往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相伴相随这种特征事实，转而他们求助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之源，而贸易则是国际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同时认为，东道国的R＆D投入与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本国技术创新和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条件，也即存在“门槛效应”(EatonandKortum1996，YukoKinoshita2000，ReddingandReenen2000，Xu2000，CaseliandCole-man2001，Keller2002)。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如何来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地区其要素禀赋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这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地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就存在不同，达到一定R＆D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受益多，经济增长快，而没有达到条件的地区则受益少，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般预测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将是扩大一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于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发展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KrugmanandLi-vasElizondo(1996)建立的三区域NEG(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在经济封闭时，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是趋于不断集中的，因而地区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然而当国家走向开放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国内企业的投入产出更多地依靠国外，而与国内的联系减弱，也就是向心集聚力将减小，同时由于国内城市集聚成本的增大，导致制造业的分布从城市向周边地区扩散，地区收入差距将减小。而采用类似的NEG模型，Paluzie(2001)，却得出了贸易自由化会促使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同结论。这两个模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主要源自于对农业部门所作出的不同假设。Paluzie假设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如劳动力等)相对制造业而言的流动性要差，他还假设制造业经济活动的离心力来源于潜在的分散的农村市场，因此在经济封闭状态下，制造业经济活动是比较分散的，地区收入差距也较小。而当一国贸易开放，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转向国外市场时，因为城市一般有着更加便利的接近国外市场的条件，企业为了获取规模效应和减少运输成本，制造业经济活动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又由于农村劳动力不流动，贸易收益将很难传到给农村地区，地区收入差距于是扩大。由于在理论上对贸易自由化与一国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结论，故许多学者转而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有如Giannetti(2002)研究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成员国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扩大了一国内部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odríguez－PoseandSánchez－Reaza(2003，2000)、Hanson(1996，1997)、MarcelaGonzálezRivas(2007)等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其地区间收入差距;PerniaandQuising(2003)以菲律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本身并不能带来地区的平衡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缩小其地区收入和贫困的差距;Marjit，DandKar，S(2007)研究了印度贸易自由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出口的州收入增长要快，而进口竞争州收入增长要慢，州之间的差距因而扩大。对于中国的研究，有如Jian，Sacks＆Warner(1996)分析认为因沿海地区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天优势，结了1990年以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和中国总体区域经济的发散;Hu，DapengandF(1998，2001，2002)通过模型和实证认为贸易自由化改革是1985—1994年间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不断扩要原因;Yao，Yudong(2000)的研究结论是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距;XiaoboZhang＆KeZhang(2003)应用Shorrocks(1982)年提出的方差分解法计算出了各种增长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其贡献率达11.1%，仅次于资本因素;王丽娟(对贸易自由化和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二者高度相关;赵伟，何莉(2007)应用德特(DeLaFunente，2003)的趋同核算框架(convergenceaccounting)，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增长趋同与差异的贡献，认为对外贸易是引致中国各省市劳均GDPσ发散和β发散的主要力量之一;张(2009)分析认为我国地区外贸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对外贸易差异是地区差距的格因，并且定性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作用机制;项卫星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在整体上扩大了中间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是低收入省区缩小与全国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张衔等(2011)实证分析认为我国西部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异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有如下形式:itit－1it这就是本文的基本方程，为了利用这个方程来分析对外贸易与地区要素特征相互作用对地区发展差距所产生的影响，还必须对(3)式进行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把物质资本存量Lnkit分成两项，一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私人物质资本存量用C表示，另一项是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存量，相当于公共基础设施用I表示，因而:其中f和w为线性函数，对于f(LnC)函数可以表示三项，第一项为滞后一期的私人资本存量水平;第二项为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水平O交叉相乘项;第三项为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以分析地区增长是否存在收敛效应。这样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中d、r、z为线性函数)(5)it－此外，为了分析公共基础设施I与贸易开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把函数表示为其与贸易开放度O之间的交叉相乘项加上其滞后一项的基础设施水平，因而有:其中p、q也为线性函数，把(6)、(5)代入(4)得:最后我们考虑技术进步项LnAit，我们把它表示四项，第一项为贸易开放度O与人力资本h的交叉相乘项，以分析贸易开放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其余三项是依据前人的研究而引入的控制变量，一项人力资本存量，以反映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直接和独立的作用(Romer1986);一项是反映技术在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地区之间的扩散(NeslonandPhelps1966);一项是反映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Connlloy2003)，这样技术进步函数可表示为:
四、变量、数据与方法说明
(9)式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计量方程，因变量采用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力资本存量h采用获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如果采用在教育上的支出或入学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流量。对于私人资本存量C应当采用的是全部企业资本存量之和，但我国这方面的数据，特别是分省数据无法获得，作为替代变量，本文使用分省物质资本存量总和，1997－2000年的数据采用张军估计的数据，2001－2007年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张军的方法自己推算得到。技术追赶项Lnh)中的A用劳均GDP来代替，因为劳均GDP与技术水平正相关，劳均GDP用地区总GDP除以全省总劳动力。虽然采用贸易量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因为影响贸易量的还有其他很多因素如运输成本、世界需求等，但是如果采用其他指标如关税率、配额等带来的是更多的问(RodrikandFernandez2001)，因此本文贸易开放度依然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来表示，注意这里贸易开放度是全国的开放度，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地区变化故采用Ot－1表示。对于公共资本存量变量I，我国同样没用直接可得的数据，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的惯例采用公路密度来作为变量，公路密度等于各省公路长度除以各省面积。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方程(9)，以控制截面个体效应，由于所用的自变量都是滞后一期，故也可以较好地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我国1997—2007年间的分省数据集，共31个省市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8》。表1是对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五、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在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贸易开放使发达地区(人均GDP水平高)比落后地区(人均GDP水平低)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差距。这一点是与Myrdal(1971)的思想相一致的，他认为贸易开放将使地理位置和条件都优越的发达地区更能发挥其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从单独收入项来看，其回归系数也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地区收入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发散现象，这与以前的一些研究结论相吻合(蔡昉，都阳2000，沈坤荣、马俊2002等)，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增长越快。人力资本存量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为正，人力资本存量本身项也为正，表明在人力资本高的地区(发达地区)，其在贸易开放中受益越多，增长也越快，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不过从统计显著性来看却都不显著。公共基础设施项和其与贸易开放度交叉相乘项的系数都为正，表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发达地区)，贸易开放将促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扩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并不显著。私人资本投资项的系数都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私人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从其回归系数虽为正，却不显著看出，这些都与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沈程翔1999，刘木平，舒元2000，沈坤荣2002等)。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分别做了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归分析，模型(2)是利用高中学历以上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3)是利用铁路加公路的道路密度来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指标所作的回归，模型(4)是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之后所作的回归，从表2可以看出，其基本结论没有改变，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以上的分析只是定性的让我们知道，贸易开放将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比在这三个方面都相对要落后的地区受益要多，经济增长要快，从而拉大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利用上面模型(1)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定量地来分别计算出这三个方面的效应，表3是以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和人均GDP最低的贵州为例所得出的计算结果:表3中计算公式的意义是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贸易开放的直接作用s，它对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另一部分是贸易开放与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特征相作用而产生的间接作用rLny。表3的收入效应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贸易开放度变化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所变化的百分点数，其他类似。从表3可以看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贸易开放通过收入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分别可以拉动贵州在样本期间平均每年增长2.78、3.66、3.04个百分点，上海平均每年增长4.08、3.78、3.0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公共基础设施效应分别使贵州比上海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低1.30、0.12、0.01个百分点，贸易开放的总效应使贵州经济增长比上海平均每年低1.41个百分点，其中贸易开放的收入效应是主要的，占95%以上。
关键词：工序贸易；外包；规模经济；不完全合约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57－05
收稿日期：2010－04－01
全球分工细化使得国际贸易模式不断发生着变化，贸易的对象已经从产品层面深入到了工序层面，探寻工序贸易动因、模式及其利益分配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课题。本文试图在梳理近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回答这些理论问题，并与传统一般贸易理论作简要对比分析。
一、工序贸易的基础和动因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关制针的经典描述为工序和劳动分工给出了一个鲜活的概念。自斯密时代开始，随着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生产流程的专业化分工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从18世纪60年代到如今的200多年时间里，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历程，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也由完全制成品转向半成品甚至是生产工序之间的交换。特别在20世纪末，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Grossman等(2008)为此提出了工序贸易(trading tasks)的概念，是把生产过程看作一系列连续的工序(tasks)，发达国家可以把一部分工序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它通常表现为指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的低端流程分包给国外的第三方公司，然后再通过贸易完成生产链工序的全过程，应该说它是处于内部化交易与市场化交易之间的一种商业关系。
近年来的文献表明，工序贸易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推进。另一类是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融入贸易理论的全球生产组织理论，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大都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当代国际贸易主体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和贸易方式，包括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生产与外包投资方式选择以及世界贸易模式的转变等，并由此展开一系列有关贸易发展和包括产业转移在内的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
(一)生产国际化、分散化和贸易垂直化：规模经济视角
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存在两个具有相同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的国家，经济体之间不可能产生国际贸易(只有劳动一种投入，从而排除了要素禀赋差异的可能)。但根据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模型，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并改进每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他对这个模型的一般化扩展也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出口它具有较大国内市场份额的产品”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这一结论为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提供了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证据。
而杨小凯(2001)等经济学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对新型的国际垂直分工与工序贸易形式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沿着斯密“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的观点，将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二为一，并用数学将这些思想加以形式化，形成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较高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必须和较大的市场容量相适应，而国际贸易可以使得市场的容量有效扩大。因此，随着国际间交易效率的提高，国际贸易就会自发形成。不仅如此，不断拓宽的世界市场规模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国际贸易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除了那些天然连续性的工序或者环节无法在空间上分割外，任何存在报酬递增的工序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分布，从而出现了生产的国际化现象，即产品的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实际上是在许多国家分工生产完成的。这就为解释生产国际化、分散化、贸易垂直化的缘由和趋势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
从跨国企业生产角度看，我们知道生产国际化和相关要素的跨国流动受边际报酬高低的影响，它的本质是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地理空间内分工的深化与特殊的区位优势(如地理优势、劳动力价格优势、投资环境优势、特定技术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等)相适应的结果。生产国际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垂直型FDI的一体化形式，另一种是国际外包的不完全合约形式。跨国公司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本质上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所引起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使不同的产品或生产工序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专业化的生产。垂直型FDI跨国公司的相关生产定位于全球市场，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从母公司或其他第三方进口中间投入品，生产的中间产品或产成品除了满足东道国消费需求外，还要出口到母国和其他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因此，这类投资有很强的贸易创造效应。而外包的贸易创造效应就更是显而易见，所以，市场规模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最终决定了分工和贸易的模式。
(二)从福特主义到温特尔主义：全球生产组织理论的回答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生产发包主体的跨国公司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顾客个性化要求的提高、企业竞争的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强调垂直控制产业整体实物价值链的福特主义不能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要求。从跨国公司的产业组织结构和竞争模式的角度来看，福特主义属于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垂直型结构，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同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个过程中，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的，各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特别是各价值节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因此，福特主义在全球生产外包活动中的典型代表依然是汽车工业。
而温特尔主义(Wintelism)生产模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限，这种新型的国际生产模式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全球化生产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根据定义，这种新型跨国生产体系是一个企业赖以进行的研发活动、产品设计、采购、加工、销售以及各种支援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曾经是由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由此发生的内部贸易带动起来的，但现在更多的是依靠企业之间的协调，对于一个跨国企业而言，它的生产体系包括其子公司、分公司、
分包商、供应商、分销渠道、合资公司以及其他各类的合作安排。以前所有这些组织活动或者经营活动都是在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现在的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令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型企业也能像大型企业那样进入全球化进程中。与传统的福特主义跨国公司相比，新型跨国生产体系的突出特征是跨国界企业之间的非股权合作关系，使价值创造过程的很大一部分都在主导企业之外完成，甚至整个企业的经营功能都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来实现，当然，由于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标准，价值的实现依然会控制在主导企业手中。由此看出，不完全控制的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自然成为工序贸易存在的微观基础。
二、不完全合约与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
由于工序贸易理论兴起不久，对工序贸易模式的研究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代表性文献主要集中在运用不完全合约理论解释工序贸易的模式选择方面。
不完全合约是跨国公司进行工序贸易的主路径之一，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贴牌生产(OEM)、许可经营等已经成为这种路径的重要方式。因此，研究跨国公司的工序贸易模式离不开合约理论。代表性的合约理论包括经典的委托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不完全合约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一般是指由格罗斯曼、哈特以及哈特、摩尔所建立的GHM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交易费用尤其是专用性投资导致了合约的不完全性，其中专用性投资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特性是导致合约不完全的主要原因。
Grossman等(2002)、Antras(2003)和Helpman等(2003)把Grossman－Hart－Moore不完全契约模型引入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获取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权安排问题。一般而言，相对依赖性较大的企业，会较愿意维持合作关系，也较容易接受合作伙伴所提出的要求与改变。而相对所有权较为独立的企业，会利用其优势地位要求合作伙伴接受改变。但这些研究在分析外包的区位选择时抽象了企业边界问题，在分析国际生产的企业边界时没有考虑贸易成本和市场规模差异。胡国恒(2004)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完全契约条件下的母国国内生产，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国际生产，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国际生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把纵向生产结构中的所有权和区位问题统一起来，分析全球经济中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对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机制予以完整的理论解释。模型表明分工结构是决定国际产业布局变动的基本因素，贸易自由化、规模经济和良好的契约环境是其重要的推动力量。
Feenstra(2004)、Hanson(2005)以加工企业的所有权和中间投入采购的归属为标准，将在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加工贸易模式分为四种，外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中方拥有所有权，外方拥有采购权；外方拥有所有权，中方拥有采购权；中方同时拥有所有权和采购权。第一种生产模式的是外商独资企业，第二、三种为中外合资企业，第四种为非外资企业。Feenstra(2004)、Hanson(2005)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说明跨国公司对这些贸易模式的选择。在完全合约下，跨国公司倾向于选择第一种模式，或者第四种模式。在不完全合约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与加工企业将分治两项权力，但最为常见的是，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而东道国企业得到中间投入品的购买权。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合资企业生产贸易模式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工序贸易的经济效应
(一)工序贸易的经济利益
尽管从表象上看，与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相比，工序贸易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国际贸易形态。然而，从理论上讲，工序贸易并未超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适用范围，只要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加入当代国际分工条件，仍然可以用于解释产品不同工序间的国际分工。Grossman等(2008)构建了一个Trading Tasks模型，将交易成本变量和技术因素加入传统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建立了加入交易成本因素的“拓展李嘉图模型”和“拓展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而将传统分工理论拓展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利益分析上。
工序贸易理论模型有两个假设，一是假设现有技术水平下各潜在任务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假设部分加工贸易的运输仍需要费用。他们将需要较低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L－tasks”，较高技术水平的任务定义为“H－tasks”。发包国的跨国公司可以生产x和Y两种产品，其中x代表技术密集型产品，Y代表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于不同任务所需的要素数量关系可以表示为：aHx／aLx>aHy／aLy，并且规模报酬不变。
用w和w代表国内与国外的低技术水平工人工资，这种外包的工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
w=βt(I)w (1)
在完全竞争市场，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应该不大于一单位这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一单位J产品的成本是四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国内(发包国)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任务外包给他国工人的工资、国内高技术任务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表示为
pi≤wai(・)(1－I)+waLi(・)βt(i)di+saHi(・)+…，for j=x，y，
厂商选择将生产任务外包给国内低水平劳动工人时，可能会支付较低的工资水平，但也可能面l临着较高运输费用的问题。将(1)式代人，可得
pi≤wdLj(・)Ω(I)+saHj(・)+…for j=x，y
国内(发包国)要素市场，x、y代表着两个产业的产出，当市场上低技能劳动力出清时，每个厂商在国内完成L／1－I的任务。
那么对于低技能工人和熟练技术工人，就可以推出
aLx(・)x+aLy(・)y=L／1－I
aHx(・)x+aHy(・)y=H
通过以上几个基本等式，Grossman等(2006，2008)将任务外包的低成本效应分解为：(1)生产效率效应，相当于劳动所增加的效率提高，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2)相对价格效应，就是说外包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价格下降，从SS定理可知，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也会下降；(3)劳动力供给效应，外包相当于提高了低技能工人的劳动供给，他们被吸引到产业生产中去，尽管有可能减少他们的工资。这个模型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解释了跨国公司进行离岸外包的现象。在同一文献所做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效应的存在。
(二)工序贸易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学者站在发包国的立场，更关注由工序贸易所改变的全球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发达国家工人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影响。Grosman等(2008)的研究发现，在关于外包的讨论中，不仅应该考虑新增海外工人对全球劳动力供应和发达国家总体福利的影响，还应考虑外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另外两种经济效应。首先，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结果
造成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下降，受全球新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工资面临下行压力。第二个效应是生产率方面的：任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会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在更依赖于低技能工人的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会产生扩张的动机，低技能员工也会找到生产率和薪资更高的新工作。这两位经济学家估计，生产率效应主导着劳动力供给效应。也就是说，某些产业的转出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薪资水平，实际上还抵消了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带来的一些薪资降低效应。即便更高技能的工作任务成为贸易候选品，这些正面效应仍可能会存在。对于各级技能水平的美国员工而言，外包的性质类似于提高生产率和薪资水平的科技进步。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工序贸易中得到提高。一是就业扩大所引起的收入提高效应。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目前的基础是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因此，当中国处在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工序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转移到中国来，即使工资没有上涨，由于扩大了全社会的就业面，本身就会带来整体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二是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工资增长效应。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任务，比发展中国家原有的产业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任务中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这也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另外，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本身也会带动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产生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一旦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一方面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具有了增加工资的物质条件，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工资水平也就自然得到了提高。
四、结论与前瞻
较之传统贸易理论，工序贸易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研究对象和前提假定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研究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起因和模式时，均以最终产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有关工序贸易的研究文献将研究视野由产品层面拓展到了工序层面。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被用于国际垂直生产的分析时，同样将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等因素扩展到各个生产工序来考虑。这种调整使得贸易理论更贴近于现实，但也使该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化。第二，分工基础不同。传统理论认为，决定国际分工的根本因素是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而工序贸易理论认为，无论两个国家的禀赋差异如何，决定两个国家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同时，科技进步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可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政策也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分工的细化。第三，贸易的利益不同。建立在差别禀赋基础上的传统贸易模式是产品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各方现有差别优势的充分实现。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基础上的工序贸易模式是工序层面的贸易，其利益来源主要是规模经济在各个工序环节的充分实现和产品消费市场的扩大。此外，对于贸易经济效应的分析也更加微观化，主要集中在对参与国总体国民福利与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对国际间技术扩散的影响以及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影响等方面。从研究结论看，工序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其他几方面的经济效应分析均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在一般情况下工序贸易对参与国贸易利益、国际技术扩散与世界贸易增长有积极影响。
基金项目：2006年广州市属高校科技计划项目“转轨时期广州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63022）。
摘 要：流行的贸易理论强调经济之间的差异，难以定量应用。本文注意到贸易的本质就是交换，它与生产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数量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达为一个“通用”的贸易定律，即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经济的总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通用贸易定律既适用于国际贸易，又适用于国内贸易。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对其进行验证，结果令人满意。
关键词：贸易；贸易定律；经济距离；经济总量
一 引言
自亚当•斯密提出绝对利益说，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有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俄林－赫克歇尔的资源禀赋说等经典理论，还有技术差距说、人力资本说、偏好相似说、产业生命周期说、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优势说等一些国际贸易新理论(佟家栋，2000；薛荣久，2006；陈宪，2004；陶涛，2005)，杨小凯等学者则试图从内生交易费用和市场组织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陈铭，2001)。这些理论都各自从一些重要方面对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现有的贸易理论均不能定量应用。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强调经济的差异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比如绝对优势论和相对比较优势论假设两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不同，资源禀赋论假设两个经济的资源禀赋不同，竞争优势论认为两个经济的竞争力不同。这些差异当然是两个经济之间发生贸易的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国家内部各种要素的差异要小得多，而国内贸易却要频繁得多。显然，国际贸易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同时还应该能够说明国内贸易。否则，不仅会经常遇到“里昂惕夫之谜”之类的矛盾，而且也无法解决定量应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贸易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它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贸易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或者说是劳动分工。贸易额与产量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数量关系。 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提出“通用”贸易定律，给出了产量与贸易额之间的数量关系。该定律既适用于国内贸易，又适用于国际贸易。其具体含义是，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他们的产出量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中国对外贸易数据进行验证，表明该定律是有效的。
二、通用贸易定律
什么是贸易？贸易就是商品在不同经济之间的交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贸易首先是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逐渐由小到大，直至扩大到国外，形成国际贸易。
有效的生产要求恰当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决定了生产者之间要进行贸易。距离越近，生产者之间的合作越密切，也就是贸易越频繁，这是国内贸易或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不难理解，哪里有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哪里就有贸易。产量越大，需要进行的贸易量就越大。据此可以预期，生产和交换（贸易）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即一定数量的生产，应该与一定数量的交换相对应。
根据上述认识，这里提出一个设想：任何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假说的数学表达形式为：
X=G(Y1Y2)/C2
(1)
这里，X是在一定时期内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Y1和Y2分别代表两个地区的经济总量，C是两个地区之间商品的经济距离，G是一个常数，可以称为贸易常数。
经济距离可以定义为商品在两个经济之间移动的成本。因为两个经济之间要实现商品交换，就必须把商品从一方移动到另一方。根据经验，决定商品的移动成本的主要因素是运输费用，包括陆运、海运、空运甚至装卸费用。当然，诸如促销、公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素也会影响商品的移动成本。但相对于运费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较小。在精确度要求不高时，完全可以运费作为经济距离。
如果式（1）得到证实，就可以称为贸易定律。称其为“定律”的依据：一是它与事实一致，二是它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具有相同的形式（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万有引力公式考察的是宏观物理规律，它不能用于计算分子、原子等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贸易定律也是宏观定律，它考察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不能用于计算企业之间或老板与工人之间的交易。
三、贸易定律的验证
式（1）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考虑到一般国家对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量缺乏统计，我们只能采用国家之间的贸易数据来验证贸易定律。
这里以中国对外贸易为例，选择了20个与中国的贸易额较大的国家进行考察。选择较大的国家的意义在于大国的经济运行较为稳定，数据较为可靠。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中广泛采用集装箱运输，并且集装箱运费与散货运费相比较为稳定，也便于计算，这里以某公司从广州到世界各地的集装箱海运报价为基础来计算运费。由于竞争的关系，其他公司和其他港口的海运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因此预计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太大影响。
假设一个20″集装箱的海运费为F1，在出口国的陆运费为F2，在进口国的陆运费为F3，一个集装箱货物的平均运量单位为V，总运费为F，则商品的移动成本可以写为：
C=（F1+F2+F3）/V
(2)
由式（1）和式（2）可以得到：
GV2=X•［F1+F2+F3］2/(Y1•Y2)
(3)
货物的运量V可以体积计算，也可以重量计算。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暂时避免选择具体的计量单位，将G和V整体考察，并将G′=GV2′称为准贸易常数由于本文使用集装箱体积作为计量运费的运量单位，为了方便，把贸易常数与体积平方的乘积称为“准贸易常数”，因为集装箱体积也是一个常数。“准”的基本含义是指变化后的参数与原参数的意义相同。。
表1是相关数据及计算结果。其中：F1是依据海运公司的报价；Y2是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2003年GDP的数据；Y1是中国2004年的GDP，为1. 65×1012美元；X是依据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贸易额；F2＝$500，是估计值；F3是经验估计值，一般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内陆运费较高。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准贸易常数大约在3×10-12与10×10-12美元•年•集装箱2之间用其它年份的数据检验贸易定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准确地刻画相关变量的量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意义。物理学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量纲的准确使用。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家常常忽视了量纲的准确使用。这也是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在实践中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进一步讨论
不难理解，贸易定律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额的事实(薛荣久，2003；陈宪，2004)，也可以解释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额较高的事实（McPherson，et al. ， 2001）。最重要的是，贸易定律能够计算出任何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
由表1可以看到，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计算所得到的准贸易常数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数值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考虑到各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性、影响贸易额的因素极多以及统计工作本身的误差等因素，可以认为贸易定律是有效的。
比如，式（1）中的运费不可能精确。一国国内不同地区通过不同的港口进出货物，对外贸易的平均运费难以准确计算。
就式（1）中的贸易额而言，一般统计数字只考虑直接贸易，均没有考虑间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
由于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货币，经过换算的GDP值也不可能很精确。汇率的影响以及实际购买力因素使得GDP只具有参考意义。
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得到的贸易常数误差不超过一个数量级，这个结果应该是相当理想了。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准贸易常数的加权平均值G′约为5. 494×10-10美元•年•集装箱2。
考虑到一个集装箱的体积是20立方米，如果以体积计算贸易量，则可以得到G=G′/V2=1. 373×10-12美元•年•米-6。
如果以重量计算贸易量，每个集装箱的运量大约15公吨，则可以得到贸易常数G =G′/V2 为2. 442×10-12美元•年•公吨-2。
从式（1）不难看出，贸易定律支持贸易自由化思想，因为经济总量与贸易额成正比，任何不利于贸易的壁垒必然也会阻碍经济总量的增长。
贸易的实质是交换，这是经济活动本身的需要，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只要有生产，就必然要与其他经济发生贸易。
贸易定律认为，任意两个经济之间的贸易额与二者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二者之间的经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定律同时适用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看，贸易定律是成立的。
参考文献：
陈铭.2001.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1）.
陈宪.200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5-90.
佟家栋.2000.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时间划分［J］.世界经济文汇（6）.
陶涛.2005.国际经济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70-109.
薛荣久.2003.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6－70.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等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一样,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也伴随着与之相关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在继承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背景。如近年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地区主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环境优先等新贸易保护理论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更关注政治、社会、环境等综合问题,更强调人、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具有强烈的人文化导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隐蔽性。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关键词：GMS；对外贸易；倾向指数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4-0065-03
1 基本情况
1.1 引言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下简称GMS）主要是大湄公河（在中国成为澜沧江）流经的六个国家即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及中国云南和广西。GMS地区总面积256.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2亿。GMS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企业争相投资的地区。
在1992年10月，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邀请了中、泰、越、老、柬、缅六国代表举行了GMS第一次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本次会议通过了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框架报告，这标志着GMS的正式成立，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GMS组织中去。近几年，中国政府及地方政府（主要是广西和云南）积极推进中国参与GMS地区的合作事务，尤其是经济互惠方面的合作发展。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柬埔寨金边参加GMS首次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了《次区域发展未来十年战略框架》、《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谅解备忘录、《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运输协定》、《大湄公河次区域政府间电力贸易协定》等重要性报告，奠定了中国在GMS地区的作用的地位。2005年在中国昆明举行GMS第二次会议，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确定了“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注重实效、循序渐进”的发展主题。2008年GMS第三次合作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各国领导人签署了《领导人宣言》，指出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行动的方向。2010年8月，GMS第十六次部长级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六国部长级官员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铁路衔接计划。预计到2020年，GMS六国将实现该地区铁路网的全部联通，也是实现泛亚洲铁路的第一步。
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GMS地区经贸合作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尤其20世纪以来，GMS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对GMS国家投资环境问题研究（李霞2008，孙嗣堃2010，刘娜2011）。主要分析了GMS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投资环境，为中国政府及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贸往来提供建议。（2）中国与GMS地区经济合作研究（张兵2000，赵永利2002，陆昂2003，彭冲2011）。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站在国家宏观的角度解读GMS多边合作问题，针对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出现的问题与对策、合作战略规划等方面进行研究。（3）GMS地区金融货币地区方面的研究（王一2010，李坚2010）。主要针对GMS各国贸易的进展，货币一体化，汇率变动方面进行研究。（4）中国小范围内关于GMS经济合作的研究（蒋满元2009，黄阳坚2010，熊彬2011）。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大湄公河流经的广西和云南两省为主，分析了广西云南两省在资源、地利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及农产品相似性、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激烈竞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与GMS五国进行定性分析然后采用贸易倾向指数和相关系数对1993年-2012年中国对GMS五国的贸易情况做动态分析。
2 中国与GMS其他五国之间的贸易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GMS各国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依托地区优势，采取开放式发展。同时，在激烈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大力发展区域经贸合作。中国作为GMS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市场容纳度最大的国家，成为其他五国经贸合作的首选对象。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动下，中国与GMS五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出现质的飞跃。从GMS各国贸易网络图可以形象地看出中国与单个国家的这一变化。GMS五国总量分析，1993年，中国出口到GMS五国的贸易额为137.36千万美元，进口为92.71千万美元，2003年出口达到822.65千万美元，进口为1057.72千万美元，2012年出口为4649.91千万美元，进口5763.09千万美元，年平均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48.2%、74.29%。
本图以千万美元为单位，连线的上方或是左方数据为出口额度，下方或是右方数据为进口额度，与中国相联系的五个国家中数据分别取自1993年、2003年和2012年数据，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数据可得性，其他国家取自2000年、2005年和2011年数据。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从2007年至2012年，除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造成中泰、中柬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出现负值外，中国与其他GMS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最近五年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8.85%、47.74%、29.53%、16.05%和28.99%。可以看出近五年中国与GMS其他五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表型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单独才从进口和出口方面进行对比，中国对缅甸、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贸易出口大于进口，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现象，而中国对泰国的进出口贸易中表现出贸易逆差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GMS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分布不同。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四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大米、水果等农业作物，而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多是机械、电子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相对于这四个国家，泰国经济发达，软实力强，不需要进口过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且旅游、餐饮方面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每年吸引大量的中国游客。
3 中国在GMS中的贸易倾向指数
从上述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GMS建立后，中国对GMS地区的贸易总量发生了明显的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对外贸易数量必然也会增加，所以中国与GMS地区的贸易总量不能充分说明GMS建立后的贸易优势。本文首先采用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进行动态的分析。
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是Anderson和Norheim在1993年提出来的，是用来衡量某个地区贸易倾向的动态指标。区域内贸易指数的公式为K[i，j]=T[I，J]/M[J]，其中T[i，j]，为i国家对j国家出口占i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M[j]为j国的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某个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标越大，则该地区彼此组织间的贸易倾向越强。本文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对此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改。K[i，A]=T[i，A]/M[i，W]，i取1-6，代表GMS六国，其中T[i，A]表示为i国与GMS地区（除i国外的其他五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M[i，W]表示i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
经过数据整理及计算得出1993年至2012年近20年来中国在GMS地区贸易倾向指数如表3所示。不难看出，中国在GMS地区贸易倾向指数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为5.74%。根据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的内涵即某个区域内贸易倾向指数越大，则该地区彼此组织间的贸易倾向越强。由表3和图2可以得出，尽管中国与GMS五国的贸易总量不大（平均占中国出口世界的2.21%），但是中国对GMS地区间的贸易倾向指数平稳增长，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向GMS地区倾斜，同时说明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经贸发展起到的一定的积极效果。
4 中国对GMS各国相关性分析
图2为1993年至2012年中国与GMS五国贸易走势图，因为GMS其他五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量相差比较大，为了便于观察五国的贸易走势情况，本文首先对各国的贸易总量取自然对数。通过走势图不难看出，中国与GMS五国的贸易呈现正相关的趋势，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与GMS五国贸易相互之间影响的相关程度，本文选取相关系数这一指标进行分析。相关系数又称称线性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随机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的指标。1880年代首次由卡尔·皮尔森提出，现已广泛地应用于科学的各个领域。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相关系数rxy表示变量X和变量Y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的程度。r取值范围为[-1，1]，r>0表示正相关，r
表4中的数据就是根据1993-2004年中国与GMS五国相互贸易间的相关系数。表5所示为2004年-2012年中国与GMS五国互相间的相关系数。从表4和表5数据明显可以看出，2004-2012年中国与GMS各国之间的相关系数r2明显大于r1，说明中国与GMS各国贸易逐渐加深，彼此之间的影响变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中柬与中越、中泰与中越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3，并且无论是表4还是表5中，中越与其他国家的相关系数都大于其他组合，故我们可以得出另一结论，中越之间的贸易在中国与大湄公河各国贸易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与越南贸易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于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本文不做探讨）。本人试图从三个方面解释这种现象。（1）相对于其他国家，中越之间的商品贸易呈现较强的互补性。中国自越南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约占进口额的90%，中国出口到越南的商品主要是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工业原辅料和农用物资，约占出口额的85%。（2）GMS五国自然环境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泰国除外）中国对GMS五国进口的产品具有极大的替代性。（3）中国和越南是柬埔寨的两大投资国，中越之间的贸易势必会对中柬产生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首先从GMS单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后，中国与GMS五国贸易不仅在总量上逐渐增加，而且中国对GMS贸易占中国对世界贸易的比例在不断增大（虽然比例不大，但是从数值上出现明显的平稳增加趋势），说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有向此区域倾斜的趋势。其次，从横向的比较联系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GMS各国之间的互相联系更加密切，彼此间的依赖性更强。这充分说明了大湄公河次经济合作区建立后，各国互相间加强贸易合作以及出台一系列的贸易关税减免等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5.2 建议
（1）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大湄公河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潜力。积极主动加强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加强地方政府（此处主要是广西和云南）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为发展我国大西南地区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经贸自由区。
（2）中国政府和企业要注意GMS国家产品的相似性，更应该认识到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势、宗教文化习俗等差异性，有针对性的积极调节我国出口产品的种类、品质、比例等，以此达到我国与GMS国家贸易产品尽量互补、贸易摩擦减少，利益共享的目的。
（3）中国与GMS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彼此依赖性强，中国在GMS国家中的贸易地位显而易见。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和企业在与GMS某一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注意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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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一.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合作核心货币选择[D].昆明：云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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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永利.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合作[J].国际经济合作，2002，（5）：58-60.
首先，国际贸易惯例是约定俗成的，毫无政治性，内容简单明了，无论各国之间的制度和政策有多大的分歧，国际贸易规范都能接受，而且对大家都公平，保护每一个遵守者的利益。再者，当国际贸易发生矛盾时如何解决？这就必须要由国际贸易惯例解决，各国的政策都不一样，无论按哪个国家的制度来解决都会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国际贸易规范具有公平维护各方权利义务的作用，为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提供了标准。
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国际贸易事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如果没有国际贸易惯例，整个贸易过程将变得杂乱无章，甚至陷入瘫痪。最后，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应用，可以有效加强世界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了解，克服制度、文化差异带来的贸易阻碍，促进贸易事业的繁荣，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提升国际贸易惯例适用性的有效策略
1.理解国际惯例的合理性。最关键是看其是否合理。对于国际惯例合理性的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贸易惯例是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的，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与诚信挂钩，没有诚信国际贸易惯例也将不复存在。但国际贸易惯例还是为大多数国家所遵守，大多数人认为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是完美的，国际贸易惯例也一样，在对待国际贸易惯例时我们不能仅仅只从自己出发，而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应该说，从国际贸易管理的特点上来说，它是尽可能公正公平的。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正确认识其合理性，让国际贸易顺利进行。
2.正确对待国际贸易惯例在实践中的问题。虽然，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多少在应用的过程中也会遇到问题。遇到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双方明确表示要按国际贸易管理，则其对双方具有一样的约束力。（2）国际贸易惯例可用可不用，贸易过程中需以合同确定。（3）当采用惯例时避免合同中有与惯例相悖的条款。
3.认识国际贸易惯例发展的趋势。虽然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国际贸易惯例以较快的速度在向新的方向发展。正确认识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趋势，才能在国际贸易过程游刃有余。未来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必将更加的全球化，范围扩大化，而且更加的公平公正。另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国际贸易事业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如果没有国际贸易惯例，整个贸易过程将变得杂乱无章，甚至陷入瘫痪。最后，国际贸易惯例的普遍应用，可以有效加强世界之间的联系和互相了解，克服制度、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贸易阻碍，促进贸易事业的繁荣，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总结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 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 年的论文《Tariffs and the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 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
（1）Cournot 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 R&D 补贴的Cournot 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 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 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 在《 Optimal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 Bertrand 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 Protecti
on as Export Promotion：International Com
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cs of 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 Trade Policies with Endogenous Mode of 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 R&D 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 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 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 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 和 Martimort 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 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 年综合贸易法”和“301 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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