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论文第1篇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盛松成等.现代货币经济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宁咏.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刘斌,邓述慧.货币供求的分析方法与实证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基础货币论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基础货币论文第3篇

关键词：电子货币；使用率；货币乘数；货币政策

Abstract：By the view of the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the estimated result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0 to 2011 shows: （1）In the long term，there is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the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deposit reserve ratio and cash leakage rate. The increasing of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 has double side effect on monetary multiplier，and the effect of declining the monetary multiplier is more effective.（2）In the short term，the speed of non-balanced self-correction of M1 is faster than M2；the increasing of using rate of electronic money make cash leakage and the monetary multiplier change in the same direction，which is opposite to long-term results. （3）The usage of electronic money enhances the endogenous and instability of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redu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Key Words：electronic money，using rate，monetary multiplier，monetary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7-0024-05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主要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来决定。货币乘数是稳定并可以预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科学预测货币乘数的基础上调整其可直接控制的基础货币，实现对货币供给的调控。随着电子金融的快速发展，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给传统的货币理论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其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不稳定性。正确认识电子货币的使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对我国中央银行准确把握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乘数变动的规律、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电子货币的定义，较权威的是1998年《巴塞尔协议》所描述的：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从已有的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电子货币条件下货币乘数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基础货币论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基础货币论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给

一、引言

货币供给与一国经济密切相关，适当的货币供给会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增长。而过度的货币供给会导致价格上涨或国际收支恶化，货币供给不足又会妨碍经济增长与发展。

而如何使货币供给保持适度，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外生性），这里假定货币乘数是稳定的。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货币乘数发生变动，从而使得货币供给不再是中央银行的独立行为。因此，深刻理解货币乘数如何发生变动，对于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为样本和数据；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本文结论。

二、分析框架

（一）货币乘数

FreemanandHuffman（1991）认为货币乘数的变动导致了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并能够帮助解释货币供给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Gauger（1998）通过对乘数的分析，发现这些乘数受到微观主体的机会成本、收益曲线弹性及真实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货币乘数模型，沿用并拓展Gauger的研究框架，对乘数进行分析。传统的货币乘数模型见下：

；；；；

（1）

（2）

其中：为现金比率；为定期存款比率；为法定准备金率；为超额准备金率；

在此假定超额准备金率为且，代表市场利率。这是由于市场利率越高，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超额准备金率降低，故。另由（1）、（2）可得：；；；，；

基于（1）、（2）两式，可把货币供给量变化归结于三部分：外生的基础货币、内生的和。

在此，货币乘数的变动是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反映。从短期来看，对于由于货币乘数的变动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的波动，中央银行也难以对其实施控制。但是从长期来说，基础货币的变动仍然是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主要因素。Cagan（1965）研究发现美国货币供给量长期变化的90%要归咎于基础货币的变化，剩下的由现金比率、准备金率解释。

同时，假定：

其中，代表某种定期存款占总存款权重。

我们知道，定期存款利率的相对变化以及收入变化会导致投资组合内资产权重变化，因此假设：

（3）

其中：

为净的M2资产利率相对M1资产利率的变化：；

为净得M2资产利率相对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

代表真实收入；另外皆为对应资产的数量加权平均利率。

最后，将（3）代入到（1）、（2）式之中，得到：

（4）

（5）

（二）货币供给

西方学者如乔顿、布伦纳、梅尔泽等人都有各自的货币供给模型，而且相互之间都不尽相同，有些差别还比较大。但是一致的是一国的货币供给量始终是一国基础货币H和货币乘数两个共同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本文选用普遍接受的货币供给模型。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到：

（6）

（7）

三、样本与数据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分析框架，本文分析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月度统计资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GDP为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假设季度中每月的GDP增长率相同来推算每个月的GDP。

（二）数据特征描述

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供给如下图，其中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呈现平稳增加的趋势，通过以下的平稳性分析后可知两者皆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而基础货币的增长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反映了货币当局短期的货币政策行为。

图一：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2002.1-2009.7）

同时，从图一中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的变化情况来看可判定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并不是稳定的，从图二也可以看出它们自2002年以来的波动。

图二：狭义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乘数波动（2002.1-2009.7）

表一：狭义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乘数描述统计表

MM1

MM2

Mean

1.180330

1.606813

Maximum

1.310000

1.940000

Minimum

0.970000

1.250000

Std. Dev.

基础货币论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

[1] [2] [3] [4] 

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著《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世纪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基础货币论文第7篇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汇储备;基础货币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74-03

货币供给内生性是指货币供应量是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由多种因素和主体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因此,其并不能单独决定货币供应量,微观经济主体对现金的需求程度、经济周期状况、商业银行、财政和国际收支等因素均影响货币供应。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形势下,外汇储备增加引起的外汇占款会改变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增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影响。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外汇储备对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揭示外汇储备及其变动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外汇储备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机理

1994年以来,我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企业外汇留成,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汇率并轨,建立了银行间统一的外汇市场,并于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这一系列重大改革促成了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随着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增势强劲,进一步拉动我国出口的增长,从而形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的局面。在这一形势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迅速扩张。1994―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每年增加300亿美元。1998―2000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产品出口减少,外商投资增势减弱,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速度也随之明显放慢,每年的增加额减少约为90亿美元。进入新千年以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增大,外汇储备增长再次加速。到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规模达到8 536.72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 501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国;并在10月达到10 096.26亿美元,突破万亿大关。到2009年3月底达到19 537.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87%。

我国1994年以来实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是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在结售汇制度下,国内企事业单位只能保持很少一部分外汇,大量外汇收入必须卖给银行,但外汇指定银行由于受外汇头寸的限制,多余头寸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卖出,而中央银行则充当了银行间外汇市场唯一的做市商。结售汇制度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的外汇收入向中央银行集中并形成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市场上多余的外汇,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一般情况下,由国际收支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上升并不一定会导致基础货币的扩张,只有当央行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时,才构成基础货币的投放。我国自1994年以来,外汇规模增加并向国家集中,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并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2007年8月13日,我国外汇管理局了外汇管理体制重要改革措施: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这表明我国自1994年沿袭至今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售汇制度。对企业来说,虽然新政策赋予企业根据自身经营保留外汇的“选择权”,但从短期来看,企业未必会使用这种权利。比如,在本币处于升值过程中时,企业可能不会选择舍弃本币而保留外币;只有当本币处于贬值情况下,企业则才会考虑舍弃本币而保留外币。此外,由于我国外汇市场还不发达,外汇的避险工具也不完备,企业相关的外汇专业人才仍然匮乏。从目前情况来看,企业倾向于在收汇之后马上到银行结汇。因此,在目前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为意愿结售汇制度,对缓解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和央行货币政策压力方面的作用会比较有限。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在区间的稳定,依然只能被动地适应外汇占款的波动,使其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还很低,货币供给内生性仍然很强。

二、理论分析

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在假定一国货币需求函数为稳定的前提下,开放经济中一国基础货币有两个途径产生,即国内信贷(用D表示)和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用F表示),则有:B=D+F

其中,D表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包括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对国家财政的投资和贷款;F表示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即国家的外汇储备。

而货币供给m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于是有:m×D其中,m×F为货币乘数, 为国内货币供应量, 为由外汇储备波动引致的货币供应量。

假设国内信贷引致的货币供应量不变,则外汇储备的变动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成倍地同方向变动。其过程概括如下:

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

本文对我国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种制度约束基础上的。

三、我国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0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检验以基础货币(mb)为被解释变量,采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储备货币的数据。根据货币理论,基础货币是由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流通中的通货组成,和央行的储备货币组成相近,故采用其数据。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来看,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主要为外汇占款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而外汇占款主要受外汇储备的影响,故而将外汇储备(wh)作为解释变量之一。

由于基础货币和外汇储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容易受季节变动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因而对其用X-12法进行了季节调整。然后再对变量取对数,记为基础货币(1nmb)、外汇储备(1nwh)。

此外,从基础货币的定义可知,基础货币由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流通中的通货组成,因而受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超额准备金率(erate)、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lc)的影响。为了保持模型的完整性,也将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当中。

(二)ADF平稳性检验

判断时间序列平稳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所谓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时间序列的统计规律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变量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之一。只有模型中的变量满足平稳性要求时,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才是有效的。对基础货币(1nmb)、外汇储备(1nwh)、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超额准备金率(erate)、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lc)各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将结果综合在表1。

表1给出了5个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六个变量的原序列的ADF值都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但是经1阶差分后,D(lnmb)、D(lnwh)、D(rd)、D(erate)、D(lc)的ADF值都在1%或者5%的显著水平上都小于其临界值,即拒绝单位根假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lnmb、Lnwh、rd、erate以及lc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

(三)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反映了变量虽然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只有同阶单整的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上述单位根检验可知,基础货币、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都是同阶单整序列,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用Johansen检验对上述六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的协整检验结果可以来看,基础货币与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之间在5%的显著水平上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向量。但是,一般来讲,只有第一个协整向量是最重要而且往往是最具有经济解释的协整向量,因此这里只考虑第一个协整向量。将该协整向量关于D(lnmb)正规化得长期方程为:

lnmb=0.798262lnwh+03030632rd+0.561498erate+0.454221lc

(0.03084)(0.00780)(0.04584)(0.09275)

注:(.)中为标准差;[.]中为t统计量

从以上协整方程来看,不仅各系数的符号符合经济意义,而且方程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lnwh的系数的符号为正,显示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rd的符号也是符合经济意义,如果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上缴的存款准备金则多,基础货币增加;erate的符号为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超额准备金利率增加,则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负债增加,使得基础货币增加;lc符号也为正,金融机构存贷款利差的扩大,则金融机构的贷款动力增强,通常导致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的增加,而基础货币主要由存款准备金和流通在银行体系外的通货组成,故也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

各解释变量均显著,说明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都可以看出,在长期中,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最大的,基础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敏感程度明显强于其他解释变量。自2000年以来,外汇储备每变动1个百分点,基础货币就同方向变动约0.8个百分点。这充分印证了前文的理论论述:在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的投放有显著影响,增强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迅速增长,必然会给基础货币调控带来巨大压力。此外,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利率和一年期存贷款利差对基础货币的影响虽有显著性,但是仍然弱于外汇储备的影响。客观而论,这样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是不利的,因为大量外汇占款的存在限制了其他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可能会降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有效性。

上述协整方程揭示了外汇储备等解释变量对基础货币的长期影响。根据Granger显示定理,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一个与之等价的误差修正模型(VEC,Vector error Correction),它能够将变量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统一于同一方程内。利用Eviews软件得出基础货币与外汇储备等4个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D(1nmb)=-0.065823ECM(-1)-0.310739D(1nmb(-1))-0.419215D(1nmb(-2))

[-3.01647] [-1.45692] [-1.94819]

+0.220141D(1nwh(-1))+0.108232D(1nwh(-2))+0.01234D(rd(-1))

[1.17913] [0.48225] [1.43503]

+0.014471D(rd(-2))-0.016585D(erate(-1))-0.033556D(erate(-2))

[1.45911] [-0.34771] [-0.86104]

+0.028703D(lc(-1))+0.056621D(lc(-2))

[0.48791] [0.93939]

其中,在上述方程中:

ECM(-1)=1nmb(-1)-0.7257361nwh(-1)-031367rd(-1)

注:[.]中为t统计量

D(.)表示差分项

在上述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ECM(-1)的系数为-0.065823,符合短期方程对长期方程的修正意义,即误差修正机制为负反馈过程,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基础货币受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的影响,以6.58%的修正速度对下一期的1nmb的取值产生影响,经过对短期误差的修正后,最终实现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修正速度的大小反映了动态模型从非均衡向均衡靠近的快慢程度。从这一数据看,外汇储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差的短期波动对基础施加短期影响后,完成从非均衡状态到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的速度是比较慢的。由模型的系数上看,显然外汇储备的短期影响要强于其他解释变量。由此可见,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衡量,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都有显著影响,并且其影响的效果强于其他解释变量。

四、小结和政策建议

经过对2000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对基础货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汇储备每变动1个百分点,基础货币就同方向变动0.8个百分点。而在现实经济中,外汇储备的变动是由国际收支状况影响的,这就加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调控的难度,给开放经济下本外币政策的协调带来压力。从短期来看,外汇储备的波动对基础货币也有显著影响,但是整个系统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比较慢,这更加加大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关于外汇储备造成的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影响很明显。

鉴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为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发挥,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一)控制国际收支的失衡局面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存在“双顺差”局面,使得我国外汇市场上持续供大于求,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吸纳外汇投放人民币,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其对货币供给调控的压力。要控制国际收支的这种失衡状态,可以在进口上适当放宽管制,增加对高新技术产品、战略储备物资等的进口,在出口上对比较优势较明显的商品逐步减少出口补贴,降低出口退税率;在外资的流入上可以逐步提高门槛,严格投资项目审批的条件,统筹兼顾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在外资的流出上适当放宽管制,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拓展国外市场,增强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等。

(二)从长远来看,改革我国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我国外汇储备之所以使货币供给调控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除了其自身规模的不断增长外,与我国实行多年的“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汇率安排和结售汇制度是分不开的。因此,实行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意愿结售汇体制,实现“藏汇于民”,发挥微观主体持有外汇储备的“蓄水池”的调节功能,才能真正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2005年我国货币当局的汇率制度改革、2006年“藏汇于民”和2007年意愿结售汇的提出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实现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意愿结售汇的管理体制还有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的区间,如何在推行意愿结售汇后防范和化解汇率风险等。

参考文献:

[1] 钱荣笙,陈平,马君璐.国际金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 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蒲艳萍,李权.外汇储备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6,(8).

[5] 康立.中国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基础货币论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

 

自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2008年底，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提出投放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的政策，而实际上，2009年各商业银行却放出了9.6万亿的信贷资金,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流通领域中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资金，还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且这么多的信贷资金投出去后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自货币产生以来，人们对货币问题（包括货币供给的性质）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方面，马克思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有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货币流通公式中认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流通中所需要的最适合的货币量是由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决定的，即：执行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①]。马克思具体是这样论述的，“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②]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有一定的内生性。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认为，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1]，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所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依赖于由收入水平支配的需求，货币当局只能控制利率，对货币供给并没有控制能力。卡尔多进一步支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将由需求决定，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也是内生的。

自1984年我国建立二级银行体制以来，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谢平和俞乔（1996）[2]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和总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需求影响和决定的杂志铺。万解秋和徐涛（2001）[3]从货币乘数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改变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从而使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孙伯银（2003）[4]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1997年以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以政治内生性为主的，而1997年之后则是以市场内生性为主的。

二、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B表示基础货币，K表示货币乘数），即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且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但由表1可知，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稳定。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与再贴现贷款

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总资产的60%。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5]。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还没有普及，没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所以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使得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表1 1993-2008年中国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变动表

 

年份

外汇占款[④]

（亿元）

基础货币[⑤]

（亿元）

外汇占款/基础货币（%）

M2（亿元）

M2/基础货币（%）

1993

875.54

13190.1

6.64

34879.8

2.64

1994

4481.8

15352.2

29.19

46923.5

3.06

1995

6774.5

18246.2

37.13

60750.5

3.33

1996

9578.7

23789.7

40.26

76094.9

3.20

1997

13467.2

27096

49.70

90995.3

3.36

1998

13728.3

26808.8

51.21

104498.5

3.90

1999

14792.40

29798.3

49.64

119897.9

4.02

2000

14291.14

31957.3

44.72

134610.4

4.21

2001

17856.43

33957.8

52.58

158301.9

4.66

2002

23223.34

37528.6

61.88

185007.0

4.93

2003

34846.92

43514.9

80.08

221222.8

5.08

2004

52592.64

53245.6

98.77

253207.7

4.76

2005

71211.12

64343.13

110.67

298755.48

4.64

2006

98980.27

77757.83

127.29

345577.91

4.44

2007

128377.32

101545.40

126.42

403401.3

3.97

2008

168431.11

129222.33

130.34

475166.60

3.68

2009

193112.47

143985.00

134.12

基础货币论文第9篇

关键词：电子货币 货币乘数 协整检验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电子货币应运而生。电子货币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成为现金和银行活期存款的重要替代方式。电子货币的使用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新的交易方式的发展。

与此同时，电子货币也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带来了一定难度。货币供应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基础货币量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但是货币乘数是一个内生变量，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电子货币对现金漏损率、银行存款准备金以及货币供应量都会产生影响。根据货币乘数的公式，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一、文献综述

学界普遍认为电子货币会扩大货币乘数。Solomon认为将电子货币的发行数量直接计入货币总量，会使货币乘数显著增加；Aleksander Berentsen从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分析入手，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货币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Friedman认为虽然电子货币会使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增加，但仍可以通过调整市场利率来发挥中央银行作用；Setsuya Sato、John Hawkins认为电子货币通过影响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及货币流通速度而影响货币供应量。

电子货币在国内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却是金融界的一个热点。尹龙分析了电子货币对央行独立性以及电子货币对国内外货币政策协调的影响；赵家敏认为电子货币的使用将使货币乘数发生变动；陈雨露、边卫红认为货币乘数变动随机性增强，央行控制货币供给总量的难度加大；王倩和纪玉山认为电子货币对基础货币有替代作用，进而会对货币供应机制产生重大冲击；周光友认为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增强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我国电子货币出现较晚，但发展迅速，并且市场前景广阔。在此背景下，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数据变量和选择

1.样本数据说明

我国电子货币快速发展是始于1994，且银行卡业务数据从1994年开始统计。本文选取1994-2009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取自《中国金融年鉴》。货币供给量M1与基础货币（流通中的现金与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储备之和）之比为狭义货币乘数m1，货币供给量M2与基础货币之比为广义货币乘数m2，现金与活期存款之比为现金漏损率k，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储备与活期存款之比为存款准备金率r，银行卡年末存款余额与货币供给量M1之比为电子货币替代率。

2.变量选择

（1）货币乘数m。根据中国银行网站公布的年度M0、M1、M2以及存款准备金，可以计算出基础货币量，进而计算出m1和m2，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2）现金漏损率k。现金漏损率越高， 银行可用于扩张信用的资金会越少，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货币乘数下降。因此，现金漏损率与货币乘数呈负相关关系。

（3）存款准备金率r。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会降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的数额，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呈负相关关系。

（4）电子货币替代率e。本文用银行卡余额与货币量的比来表示电子货币替代率。电子货币作为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方式，会对现金漏损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货币乘数。

三、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货币乘数与现金漏损率、存款准备金率、电子货币替代率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序列m1、m2、k、r、e进行单整检验。模型中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m1、m2、k、e、r都是一阶单整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单位根检验 （ADF） 结果

注：检验形式中的 c和t表示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是根据AIC原则确定的滞后阶数，n表示检验方程中此处对应项不存在。

五个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建立模型和，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两个模型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分别对两个方程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个模型的残差项都是平稳的，所以k、r、e分别与m1、m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表2 回归方程残差单位根检验 （ADF） 结果

由于两个模型都存在协整关系，因而k、r、e分别与m1、m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现在对两个模型分别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1）

t统计量 （21.323）（-0.331） （-7.183） （2.879）

R2=0.801079 Adjusted R2=0.741403

（2）

t统计量 （18.551）（-0.913） （-4.882） （2.014）

R2=0.935850 Adjusted R2=0.919812

可见，对于m1和m2而言，k和r的系数均为负。说明随着k和r的增加，m1和m2都减小，这与理论相符合。而变量e的系数为正，说明随电子货币占货币量M1的比重越大，货币乘数越大。电子货币确实增大货币乘数，进而在基础货币量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货币供给。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经过平稳性分析、协整检验和长期回归对1994-2009年的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电子货币与狭义货币乘数、广义货币乘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各项系数与理论相符。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电子货币导致货币乘数增大，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一方面电子货币与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呈直接正相关的关系，另一方面电子货币的发展降低了现金漏损率，从而间接增加货币乘数。

2、电子货币的变动对广义货币乘数和狭义货币乘数均有影响，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大，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小。影响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分别为0.141和0.318，这说明电子货币的发展推动了货币由M1向高层次M2的扩展。

3、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增大了货币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虽然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依然保持负相关关系，表明传统货币乘数仍发挥作用。但是电子货币增加了货币乘数的影响因素，降低了中央银行可直接控制因素的比例。这使得中央银行预测货币乘数的变化以及调整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增大。

电子货币同时有非常强的创新性，并且受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预期影响较大。因此短期货币政策将较难把握电子货币的变动，其预见性和及时性受到很大的挑战。因此我国，尤其是在电子货币发展尚未成熟阶段，有必要采用小幅多次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种变化。

参考文献：

[1]Solomon E.H[M]. Virtual Mone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Aleksander Berentsen.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Money.[J].Intemational Review of Social.1998

[3]C.Freedman，“Monetary Policy Implement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ill the Advent of Electronic Money Lead to the Demise of Central Banking？”，Internatinal Finance[J].2000（3）

[4]Setsuya Sato and John Hawkins. Electronic finan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J].BIS 2001（7）

[5]尹龙.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0；4

[6]赵家敏.论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0；11

[7]陈雨露，边卫红.电子货币发展与中央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