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代理人说”的理论基础。代理人的决策不仅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决定着企业的长期命运。这些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经理人员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经理人员为增加股东财富制订决策的动机。股东通过董事会聘用经理人员对公司的具体业务进行管理。然而，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却不完全一致。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不会象业主那样尽心尽力。经理人员可能在工作中付出较少的努力，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或选择适合他们风险与时间偏好而不是股东所希望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本论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出发，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代理问题的种类、用于削减代理成本的若干控制机制进行论述并对完善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目前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所裨益。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一、代理问题的类型 现代公司的经济重要性在于它将许多分散的资本加以集中，并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运作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公司制相对于合伙或独资企业而言，集聚了更充裕的资本，所以公司制企业在寻求项目投资和生产营运时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在实现上述利益的同时，公司所有者也将资产的营运权赋予了职业经理人。当股东将经营权赋予经理人员时，经济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便出现了。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员负责制订决策以增加股东的财富。股东将公司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他们期望经理人员努力工作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经理们利用自身的人力资本为股东创造价值，他们将公司视为获取报酬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源泉，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有时会以牺牲股东财富为代价制订决策从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对股东来讲，防止经理人员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唯一办法是设计有效的雇佣合约，指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经理人员应该采取的特定行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股东能合理地设计上述合约，但是现实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股东并不完全了解企业的管理活动与投资机会，作为代理人的经理阶层比作为委托人的所有者更了解企业生产、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阶层就可能采取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股东也就必须承受由经理人员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所引致的代理成本，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投资、营运与财务政策，代理行为的“弱无效”有可能导致股东价值的显著减损。我们将代理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类，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而言，不同种类的代理问题对其造成影响的程度不同。 1.努力程度问题。劳动经济学家指出工人通常会偏好闲暇所带来的利益，直至闲暇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等于丧失收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止。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上述理论同样适用，因为他们也是受薪雇员，也同样会产生以努力程度为基础的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证明，经理人员拥有的公司股份越少，他们在工作中偷懒的动机就越大。对于给定水平的偷懒程度而言，经理人员自身遭受的成本会随持股权份额的增大而增加。所以，持有更少的股权可能使经理人员偷懒的动机更强，这可能会使股东价值遭受更大的潜在损失。偷懒程度是不能直接加以量化的，因此该领域中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观察经理人员的可见行为并以此作为偷懒问题发生的证据。研究者们检验了经理人员的外部行为是出于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考虑，还是因为经理人员对收入、特权或个人名誉的追求。Rosenstein和Wyatt（1994）发现，当一个公司的经理人员被聘为另一个公司董事的消息发布时，公司的股价趋于下降。上述证据与“经理人员有时会为个人利益而制订决策，此类行为会使他们所管理公司的价值遭到减损”的观点相一致。 2.任期问题。一般来讲，经理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相对于经理人员任期来说，公
关键词:公司治理 文化冲突 交易法则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032-03
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结构”(以下统称公司治理)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8月,国家经贸委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oki)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在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首次将“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框架引入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对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至此,围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企业及企业管理等在我国全面展开。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一些涉及该理论的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定的阐述,以使得这一理论更加成熟,更能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引入,都必然存在在“引入国”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化冲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范畴下的理论认识,决定了该理论“引入国化”的最终归结点,也是该理论能否植根于“引入国”,运用于“引入国”,最终融入“引入国”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既是笔者的有心之作和一种尝试,更是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又依存于其他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文化之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提供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8)。
目前,通过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公司治理要达之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企业绩效,主要表现在经理层、内部人(insider)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其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专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诸如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的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其三,保护投资者和利益攸关方,最大限度地缓解、控制并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四,促进企业决策的正确有效,其主要表现为更好地、科学地构筑企业对核心管理层决策的形成、实施、检验、更新、变换的体制机制,达到“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理的完美运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理论对中国加强企业管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营规律有着相当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司治理”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为什么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这一现象。以笔者的理解,尽管公司治理的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控制”,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企业核心控制者的“决策密室”中安装一个有效的“探头”,以便公司投资者能有效地照看自己的利益,捂紧自己的“口袋”,促使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在投资时对企业的经济预期,有效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从西方学者提出公司治理理论的人文学角度分析,笔者以为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的思想观、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氛围和环境中而产生的。从思想上说,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之基础之上的,与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信”的教育之相反的“疑”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认为,“人性本恶这一基督学说,比起另一种学说,即人性本善的学说来说,是更高明的”。西方学者的理论就西方学者而言,理论本身是为社会服务的,理论本身是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提出的,符合西方社会的“空气、土壤”的自然条件。但是,就中国而言,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对中国公司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加之中国的公司法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司治理理论,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公司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上的作用。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理念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和”的思想观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也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对泊来的“公司治理”理论需要有一个再认识。
第一,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核心目的是对资本的维护,是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本质需要。笔者认为,理论家的理论的提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他自己的学说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且无法回避的铁律,对于“公司治理”理论而言也不可能脱俗。就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只是保护目的之一,并不代表全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对资本雇佣者的利益的保护是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投资者对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要求。
第二,理论的科学是对理论的要求,而科学的理论是对理论的认定,是建立在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上的。只有理论的科学才能实现向科学的理论的转化,也才能摆脱社会制度的桎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理论。如何认定理论的科学抑或科学的理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作为判断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辨别方法。就“公司治理”这一理论而言,目前,还不能就判断它是科学的,它的科学与否尚需看其能否适应中国的“空气、土壤”等自然条件,并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该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领域里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抑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不能全盘接受,可以借鉴他的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进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集,市场形态下的商品生产离不开资本的运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和规律。基于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产生的并被证明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其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因此,中国的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理论既要以批判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也要以现实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加以引进、培植、改造和优化,进而达到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之服务的目的,任何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和机械性的移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违中国学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责任要求。
第四,必须动态地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理论加以认识。笔者以为,以静态的观点考察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做到决策的前瞻性,不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对形成富有个性的企业“DNA”识别标识并没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企业治理的结果往往是原地打转,且容易回到问题的原点,反倒容易促使企业管理顾此失彼,老化加剧,其形式上的意义多于实质上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理解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时,必须打破该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以动态的思想方法,看待“公司治理”所具有随市场发展而发展的“韵律”特征。在不断变动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应对不对称信息的不断变化,促进治理手段“随行就市”,以达到动静结合,变与不变交融,促成富有活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演化出企业的个性特征,使“公司治理”更加合理和科学。动态的“公司治理”更多的是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和股东及管理团队的构成上的动态。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重点体现在公司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通过矮化、提升、创立、合并、撤销等手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达到与市场同步舞动的管理韵律。
二、从交易法则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现代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方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和投资者与经营者相互间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目的的管理模式或手段,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应是“公司治理”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和重点。
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委托的专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时所产生的“骆驼效应”。即,被投资者驾驭或支配的核心管理者(main insider)――“贴心仆人”(容笔者这样称呼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在掌控公司之后,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导致公司投资者,尤其是力单势薄的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公司剩余利益的分配权,进而丧失对企业发展和营运的控制权、主导权,形成“主人的帐篷”被驾驭和使唤的“骆驼”所占踞,而自己被“骆驼”踢出的结局。
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引导公司稳定发展,构建企业和谐环境,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交易法则应是公司营运过程中的核心规则。交易(transaction)应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动态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交易”。而这种价值观应是贯穿于把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有机结合的富有个性的以“交易”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活动之中。
首先,“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基本理由,没有“交易”,市场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市场又是“交易”的平台,反作用于“交易”,市场的存在又促进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生产(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集中体现。“交易”的成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达到了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际,是成功的治理。否则,治理是失败的。总而言之,“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
其次,任何交易都是建立于“合约”之上的。“合约”的实质就是“承诺”(promise)。威廉姆森(O,Williamson)提出交易中的“合约人”的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地与之有较大的差别。“合约人”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任何有关经济组织研究的努力都离不开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对混合衍生物。②
第三,交易的过程是建立互信和尊重的过程,是激励和制衡的需要。没有交易的公司治理,是没有内核的空洞且不切实际的具有乌托邦理想化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的。从根本上说,交易是公司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交易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富有人本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
毋庸置疑,公司治理的完成,必将是公司各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达成“合约”的结果。“合约”形成的条件必须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平等、合意。在构筑公司治理的架构时,主事者必须以动态的观点,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不断地以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交易,以便适时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以“交易”的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其本来的社会功能,进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交易法则,营造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和谐,即企业的宏观和谐和微观和谐。笔者以为,所谓企业的宏观和谐,主要是指公司营造自身外部的有利公司实现经营目的的,创造有利公司发展条件的,排除发展阻力、拓宽发展空间的通过战略谋划而形成的企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宏观和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大力营造企业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企业成熟的表现。所谓企业的内部和谐,是指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基本雇员在为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万众一心地为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自觉地、能动地、死心塌地地、甘愿牺牲个人局部利益为赢得企业更大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的环境。依笔者之见,维系企业内部和谐的经纬相交之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志同道合,一个是共同利益。前者为精神范畴,后者为物质范畴。精神表现为在共同的奋斗中所形成的维系你我的心理上的依存;物质体现在在共同的创造中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交易所体会出的成就感的物质化的度量。
如何营造企业的外部和谐的环境,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必须加大自我推介的力度,降低社会和公众的陌生度,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企业文化的构筑,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亲和力。同时要善于与公众沟通,在营造“感情流”的同时注意营造“投资流”,使公众中有投资欲望的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转化成对企业投资的强大的欲望,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同路人。
其次,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同情心。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企业家,是无往而不胜的。企业家的行为操守代表了企业的操守,企业家的人格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得以充分的体现。企业家的品质特征必将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从而形成不容易改变的深藏于消费者内心的企业印象和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这些宝贵的印象和感觉,既不容易形成也不容易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有时甚至是很顽固的。这也可以通过有些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轮换导致企业经营“雪崩”似地走下坡路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解释。由于消费者对新的经营者还有个观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不可扭转的被动局面。
第三,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地迎合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因素,于“利”的交换中不知不觉地赢得消费者的好感。笔者非常喜欢中国字中的“舍”字,依笔者的理解,它是指“不要把好吃的东西全拿走,要学会留一些给别人。”虽然,“利”的交易可以为企业交换到和谐的外部环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有时也是把双刃剑,不当“利”的交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企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规则进行交易。
第四,企业必须表里如一地以内外无差别的企业交易行为,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企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除必须得到企业外部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需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认可和尊重。任何表里不一的企业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所营造出的企业外部形象,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颓败的导火索,从而引燃社会和消费者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情绪,导致企业形象的不可挽回的败落,进而损害企业的发展。
如何构筑企业内部的和谐环境呢?笔者以为:
首先,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在充分考虑各利益攸关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筑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重筑,必须摒弃“血统、地位、金钱”的传统思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构筑企业股权结构。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用资本这一尺子,丈量出它的价值,成为股权结构中具有活力的分子、原子。
其次,必须在实施企业股权结构优化的全过程贯彻交易法则。股权结构的优化,最终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股东的目标达到一致,并以高效率的方式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制衡。公司治理必须有效融合股东的投资目的与管理者的经营目的。有些情况下,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在利益面前,忠实的受雇者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如果公司治理的设计又不能有效地发挥驱人向善的功能,那时,再忠实的受雇者也有可能在良心与诱人的利益面前,演化成股东利益的掠夺者,以致出现受雇者用投资人的钱赚取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来并不奇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与其雇员用交易的思维方式打交道和解决彼此都关心的事务的习惯。
第三,必须利用充分的交易,寻求企业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平衡。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仅把管理者看成人,而人的行为靠“良心”维持,只要尽了“良心”上的义务,人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报酬。殊不知市场的巨大诱惑对“良心”的玷污力是巨大的,“良心”很容易被改造成“贪心”。因此,“交易论”应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交易论是以囊括“良心”在内的又以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为基点的符合人性特点的理论,符合现实情况和社会总体利益。市场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动态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企业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关键。只有充分的交易,才能充分地激发公司或与公司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人的创造激情和向心力,持续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司“内部和谐”全面发展。
第四,以交易的规则,强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monitor),以保证维护企业内部的和谐。其实,管理者的“私心”是市场法则在市场参与者身上的“哲学反映”,是市场行为的实践者――企业的管理者对市场机制下的“正常反应”,是在市场交易产生的巨大的利益前景的诱导下产生的。但是,管理者的“私心”往往表现出极端的“利己”特征,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极端的“利己”行为的结果,是不能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必将演变成“生死存亡”的恶斗抑或演变成不对称的管理者任意摆弄投资者的游戏。至于投资者,或忍气吞声,或拍案而起,却无可奈何,最终,无德的经营者饱食离去,而公司轰然,远处的歌声悠然而起。由此,引发了笔者的联想:按理说,企业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抑或经营者之间的利益集合点应是理性上的高度统一,两者之间应是一个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生死相依应是联系两者的核心所在。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忽视了用交易换取监督的合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太相信了人的自律本质――良心。即,良心可以换来“自律”、“自制”和“利他”的美好结果。殊不知,经交易换来的监督――对管理者的监督就必然会对管理者产成一种威慑力,以防止“不断膨胀的私心”成为毁掉管理者美好前程的“毒酒”。
三、结束语
对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又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司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地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加以认识和深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考虑交易法则在治理公司过程中的作用,以使该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为中国企业的改革发展服务。只有充分考虑了公司治理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冲突,才能加速该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融入中国企业文化之中;也只有充分地考虑交易法则在公司治理中的运用,才能有利于该理论从“西方的理论高地”走向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试验场”并得到检验和成熟。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校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2006sk199)]
注释:
①郑红亮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研究:一个理论综述,管理世界,2000(3),第119-125页
关键词：民营企业 法治 德治
作者简介：胡火林，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简言之，企业是追求盈利的经济组织。企业盈利的最大化需要良好的管理来保障，没有了科学的管理，企业的盈利就难以实现最大化，更难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正确认识而采取适宜的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个体的人是构成组织的核心要素,人是影响管理绩效的决定性因素。而“正式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依存于人的选择、动机、价值观、态度、效用评价、行为准则、理想。”因而,要了解组织中人的行为,就必须对管理活动中人的观念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较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的历史都不长，因此，其管理制度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其管理制度的实施更有待提高。上文已经论述过，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正确认识而采取适宜的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而组织绩效的提高离不开组织中的每个个体，只有每个个体的能动性得到积极发挥，组织的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实现有效管理。
在管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人性的假设，自然也有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管理方式，最基本的管理方式有德治和法治两类。每种管理方式背后都隐含着人性假设。因此，本文首先对人性假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德治和法治在民营企业管理中的利弊，并提出笔者的观点。
一、企业管理与人性假设
（一）X理论与“经济人”假设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McGregor)提出了管理人的X理论（“经济人”假设）和Y理论（“社会人”假设）。X理论以“经济人”人性假设为前提，其核心观点是在管理中要针对“经济人”的特点，采取金钱刺激与严格控制等管理措施。其基本观点如下：
1.人天生是好逸恶劳的，只要存在可能，他们便会逃避工作。
2.人总是希望被别人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
3．人缺乏理性，不能自我约束，易于受骗，易产生盲从行为。
4.人生来就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金钱是使人努力工作的最大诱因。
5.人惯于守旧，反对改革，不求进取。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关心的如何提高效率，如何发布命令领导员工，使其服从并按照命令行动。因此，企业需要建立职责明确、任务清晰、考核严格的管理体系。
（二）“社会人”假设
1932年，梅奥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观点。“社会人”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三点：
1．金钱并不是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最主要的激励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和心理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否和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是否有成就感。
2．工作本身的意义是取得报酬，但由于工作的合理化及工资的提高，其意义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地注重工作的社会意义。
3．人们对所处群体中的社会力量所受的影响，比管理中激励和控制对他的影响更大。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在关心生产的同时，应重点关心人，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作为管理者，不仅要注意计划、控制和制度建设，还要重视员工的人际关系培养，为员工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支持，使员工积极工作，树立集体的归属感。
（三）Y理论与自我实现人
管理学家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并用Y理论说明了“自我实现人”的观点。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按照需要的层次，依次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需要的层次具有高低之分，需要的层次越低，其内驱力就越大，层次越高，内驱力就越小。他认为，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源泉，需要的性质决定着动机的性质，需要的强度决定着动机的强度，需要的不同层次影响着动机的差异。基本需要的满足才更可能促使人追求成长的需要，进而产生强烈的动机，激发人的积极行动。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观点：
1．人们在工作中运用智力和体力是自然的，人天生并不厌恶工作；他们对工作喜爱还是憎恶，决定于这一工作对他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
2．人们还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能够自我指挥与监督，外部的控制、惩罚和威胁并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方法。
3．对人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给予报酬，有助于他向更大的目标发展。
4.人们不但可以学会承担责任，而且还能主动寻求责任。
5.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工作才能，但是在现在工业生产条件下，这方面的潜能没有得到更好地发挥。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不仅要满足员工的基本的生存需要，还要注意满足其高级的需要，高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员工在工作中自我实现，发挥创造力和潜能。客观上促进了工作效能的提高，实现组织和员工的双赢。
（四）复杂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的观点。该假设的基本要点是：
1．人的需要时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时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每个人的需要各不相同，需要的层次也因人而异。
2．人在同一时间内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
3．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
4．一个人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的不同工作部门，会产生不同的需要。
5．由于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根据这一假设，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以及员工的特点创设适合的管理规章和模式。管理规章的制度不应该完全刚性的统一，而有一定的灵活性，以有针对性地激发不同员工的积极性。
（五）Z理论与文化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籍日裔管理学者威廉.大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Z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日本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对X理论和Y理论的继承和超越。该理论强调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互相信任，强调员工之间微妙的感情与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理论的深层结构来看，它是基于一种更深刻的人性假设，即人人都愿意成为全面发展和享有充分自由的人。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与员工不是一种单向的管与被管的关系，而应该建立情感联系，让员工有归属感和责任感，而不是游离于企业的互相毫无关联的人。
二、人性假设与民营企业管理中的法治和德治
不同的人性假设下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就不尽相同。因而，也就产生了法治和德治两种管理方式。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管理方式，并不是民营企业管理的特有产物，而是早在多年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早就存在的。在不论是管理实践中还是管理理论发展中，都一直存在着。
对于法治和德治，有研究者认为法治是基于“性恶论”的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管理方式，而德治是基于“性善论”的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管理方式。如王凤林认为，德治管理路线是人性善,法治管理路线是人性恶。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本善表现非常突出,德治与教化构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支点。而在西方,人性恶的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必然影响管理路线的选择。”人性假设理论固然会影响甚至决定管理思想和管理路线的选择，但是，本文认为不管是法治还是德治，其依据的假设并不是单一的“性恶论”或者“性善论”，而是人性二元论的假设，人性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地成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管理学者基于不同的侧重点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民主的管理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选择，而且也已经被证实确实是相对比较有效的方式。那么，在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下，企业究竟该如何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呢？简单地断然肯定或者否定一种管理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首先需要辨析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分析各自的利弊。
企业管理中的法治是指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利用具有威慑力的惩罚功能和管理者的正式权力，对被管理者实施强制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建立起管理者的权威，迫使被管理者的行为纳入管理者所期望的轨道。德治是通过道德教化,改变被管理者的行为,以达到治理企业的目的，即通过道德教化,使管理者的目标、价值观内化为被管理者自己的目标、价值观,随后,被管理者按照自己内化的目标、价值观去规范、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管理者所期望的,从而也就实现了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控制。因此，“法制的威慑力和德治的‘内化’功效是他们各自的突出特征”。但是，两种管理方式各自是有利弊的。单一的法治和单一的德治难以实现管理的目的。
首先，法治和德治的侧重点不同。法治在惩恶、禁恶，靠严格的制度和强制的规定来实现，强调其内化功能。而德治在扬善、劝善，靠道德教化、潜移默化来实现，强调其约束功能。前文已经有所阐述，人性是复杂的，人的动机和行为更是复杂的，员工的动机、行为、需求都是多样的，单一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合所有人的特点。同样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法治，则容易出现管理法规制定、实施的随意性，而缺少德治，则没有了灵活性，也不容易在动机上引导员工。
其次，法治和德治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只有结合起来效果才更好。企业管理中，法治应该要以德治为前提，也就是先教化，再惩罚。例如，在新制度、新规章执行以前，应该有一个宣传、教育的阶段。管理者如果常向员工解释介绍制定规章制度的原因，以及不执行的后果，让员工理解。同时在与员工犯了错误后不简单地实行统一处理方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分情况处理，则更加人性化。让员工感到被尊重，被关怀。
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民营企业管理应然选择
综上所述，在管理中，法治与德治两种方式，都互相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双赢。需要注意的是，在企业处于不同的境况下，其侧重点也应该不同。例如，当企业处于无序混乱的条件下，应该以法治为主要手段，规范组织的行为，保证组织的走上正常有序的轨道。当企业处于有序运行状态时，需要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取得更大的效益，此时应该以德治为手段。不仅使组织受益，也要关照员工的高层次需要，激发其活力，实现双赢。总之，法治和德治各有利弊，企业管理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不能偏废其一。
参考文献：
[1]刘冬蕾．人力资源管理概论．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红色文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实效性
政治上常用“红色”来象征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觉悟高、左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红色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创造的特定历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和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风情。广义上所讲的红色文化是指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建设时期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承载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本文着重从广义红色文化的视角来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旨在充分利用古今中外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红色教育，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大学生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切实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主体间性教学。
一、正确认识“本色”与“特色”的辩证关系
“红色”是马克思喜爱的颜色．是共和国国旗和党旗的颜色．也是各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本色”。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形象地说就是“”)，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如何使“红色”更纯正、更鲜艳、更持久、更亮丽、更有魅力，是各个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值得思考和探索的一大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本色是“红色”即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本色是特色的前提和基础。保持和弘扬本色，才能创造特色。离开了本色，所谓的特色也就会黯然失色。坚持本色．永葆红色不变，是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是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的本质规定性，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具体表现。特色则是指区别于其他同级同类学校同行的，具有独特性、创造性、稳定性、优质性的个性与风格。特色是生命，是灵魂。特色是本色的提炼和升华。因此必须在坚持本色的基础上追求特色，要认真分析和总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形成的特点、优势和经验，凝聚力量，塑造精品，打造品牌，挖掘、整合、培育和提炼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要培育的特色应该是比其他同级同类学校同行的更纯正、更鲜艳、更持久、更亮丽、更有魅力的“红色”。使“红色”更加纯正――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遵循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使“红色”更加鲜艳――深化教学改革，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使“红色”更加持久――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效机制体制，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红色”更加亮丽――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力、辐射力；使“红色”更有魅力――加强教师修养，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学识魅力、人格魅力。一言以蔽之，要在“红”字上做文章、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和提炼出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的特色。
二、深刻把握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红色精神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特区精神、提出的新时期的五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光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等红色精神，曾经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红色精神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永远不会过时。新世纪新阶段，红色精神理应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指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执着追求、坚守阵地、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诲人不倦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继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努力成为红色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刻苦学习者、深入研究者、积极传播着、模范践行者。一要牢固树立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实事求是、敢创新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等红色革命精神，并将红色精神的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过程的始终。这是历史与时代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大职责。二要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修养，熟悉掌握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即红色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各种表现形式．如红色歌曲、红色诗词、红色名言、红色格言、红色戏剧、红色歌舞、红色影视作品、红色散文、红色诗词、红、红色书画、红色书信、红色藏品、红色故事等。这是运用红色精神实施红色教育的先决条件。三要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和研究红色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基本内容、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深刻阐明和揭示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教育目的、主体、介体、客体、环体、结果及其各要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四要结合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现代传播学、教学法等学科专业知识和原理，科学把握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教育的规律和有效路径。五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坚持实践第一原则，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实际行动让大学生感悟到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魅力和实效。
三、科学设计和实施“红心工程”。锻造一支“红军”队伍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高低。加强和改进师资队伍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2008年9月23日，、教育部各高校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指出：“实行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应的教学水平、科研能力。新任教师原则上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具备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工作期间应兼职从事班主任或辅导员工作。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得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可见，、教育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各高校党政领导应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个宝贵的"gI色人才资源”。并依托这一资源，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体性。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实质上就是一项“红心工程”。科学设计和实施“红心工程”，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旨在锻造一支"gr军”．即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应该是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队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扎实、学贯中西、功底深厚的队伍；应该是善于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的队伍；应该是师德修养好、富有人格魅力和亲和力的队伍；应该是老中青结构合理、教学领军人才不断涌现的队伍。嗯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使命。教师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创造性地从事教学。因此，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以方永刚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提高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事业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深入实践，了解学生，提高教学艺术和教学能力；注重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做教书育人的典范；坚持“学术研究无．课堂讲授有纪律”．力图实现“口红”与“心红”的有机统一。
四、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各种红色资源．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各种红色资源，为大学生打造成功人生的鲜艳底色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抢占网络阵地，构筑红色网站。要重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建立教学互动的红色网站，把课堂延伸到网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更加灵活、有效和充满吸引力。2构建校园红色社团，凸显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主体作用。要依靠学生，相信学生，发挥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建各种理论社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透于各种社团活动之中。3．要举办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校园主题系列活动。如举行红歌比赛、组织红色演讲、朗诵红色诗词及红色格言、表演红色戏剧及红色歌舞、播放红色影视作品、阅读红色文学作品、展示红色书画与红色书信等红色藏品、进行红色专访、讲述红色故事和举办红色论坛等。要深人挖掘蕴藏在各类红色经典当中的时代内涵，提炼其具有永恒价值、巨大魅力和震撼力的思想精华。对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红色文学经典《红岩》、《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美术经典《开国大典》、《江山如此多娇》等，红经典《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焦裕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红色电视经典《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恰同学少年》、《潜伏》、《大国崛起》、《百年中国》、《复兴之路》、《世纪伟人》等，红色音乐经典《长征》、《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走进新时代》，红色经典歌舞《白毛女》、《红梅赞》、《绣红旗》等。这些红色经典感人肺腑、动人情怀、催人奋进、激人向上，对大学生具有不可低估的魅力和巨大的鼓舞激励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善于运用这些红色经典资源，使其中蕴涵着的革命精神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帮助大学生战胜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挫折，砥砺意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4要充分发挥红色实践基地和红色旅游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尽可能创造条件，多组织学生到红色实践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瞻仰革命遗迹，睹物思情，观故思新，以启迪心灵，校正人生航向。开展红色之旅是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红色教育时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按照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要求，在坚持统一性的同时，力求教育教学风格和方式的“五彩缤纷”、“色彩斑斓”。因为当今社会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第二，在进行红色教育的时候，还必须对形形的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进行改造、揭露和批判，而不能机械呆板、一味地搞“满堂红”、“红到底”。要讲究方法策略，坚持有破有立、注意贯彻教育的渗透性原则，坚持把深刻的科学真理与巧妙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认知疲劳、审美疲劳。在进行红色教育时，尤其要注意着力增强时尚感，要适应大学生个性特点和心理接受特征，善于将时尚元素注入教育教学过程中，赋予其新鲜的时代气息。
五、以“红色管理”为航灯，以“黄色管理”为镜鉴。以“蓝色管理”为参考。积极探索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
近年来，许多高校为适应迎评创建工作的需要，大力推进教学管理规范化建设，突出教学过程管理。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教学管理的文件、规章制度，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效。譬如严格教师准人制度；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教学工作；实行导师制，专门指导青年教师；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范教师的行为；实行集体备课制度；制定课堂教学质量标准；实行听课和评课制度；坚持学生评教制度；实行教考分离制度；加强和改进教研室工作。应该说，为了迎接评估，这些在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管理已实现从经验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和实施科学的教学管理模式刻不容缓。
治安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自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治安学（后一段时间称治安管理学，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本科专业目录时又改称治安学。当然，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权且将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以来，广大治安学教学、研究人员和事务工作者围绕该学科特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治安管理业务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索，治安学理论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使该学科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发展。但是，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至今还未建立起来，不仅理论不成熟，而且体系不完善，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治安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当前，教育部组织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公安学科有望成为一级学科，治安学作为公安学的子学科成为二级学科之际，积极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笔者认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理论的集合，是治安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有机整体。就治安学而言，在理论体系研究中必须或亟待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有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性、科学性、本土化等问题。
一、对治安学理论存有疑虑，亟待提高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性认识
治安学有没有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事情。而且，来自治安（或公安）学其他领域（俗称“体制外”）和在治安学领域内（俗称“体制内”）的学者，对治安学理论存在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反差：来自“体制外”的学者，由20世纪80年代初治安学提出来时的不屑、不认同，转变到后来以至于目前的主动界入、参与，甚至将自己的理论引入到治安学理论中来，比较有代表性有华东政法学院金其高教授的“猫鼠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均平教授的“社区治安群理论”等①；而“体制内”的学者，自国家2008年启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由于受此产生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外，绝大多数反而怀疑治安学科甚至公安学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如笔者在2010年全国第六届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系主任论坛上提出的“进行应用（术科）研究的越来越多，从事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研究的越来越少”的局面。
治安学理论研究出现这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源于治安学理论建设的薄弱。从历史上看，我国虽然正式提出治安学概念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今天治安学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警察科学的研究，其背景是西方警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产生，以及警察高等教育的发展。[1]然而，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以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编写的《社会治安管理学》教材为标志，并打破了长期以来治安工作无学问（学科）的局面，使治安理论得以真正起步。正是治安学学术研究起步晚，加之本研究领域的人员习惯于从治安管理业务分工的角度或治安管理工作层面来讨论、研究治安学，而不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治安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而不是像哲学、教育学、法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因此，有学者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了治安学“理论无特色，概念不系统，专业术语少，知识欠规范”的理论研究现状。[2]继而，有学者针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试图为治安学理论研究“号脉”、“开处方”。①当我们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治安学有哪些理论？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首先是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任何学科理论的生成条件有三个：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达的文化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治安学理论的生成条件也不例外。第一，我国有丰富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经验。综观我国3000多年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从以夏启“家天下”政权的确立为标志，经过夏、商与西周三代的发展，逐步孕育出一种政刑不分、军警一体的国家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体制开始，经历了封建社会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新中国更加丰富的治安管理、治安防范和刑事司法实践以及不断改革创新的经验，为我们进行治安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第二，我国有较高度发达的治安文化。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与治安活动、治安思想有关的治安论著《显学》，以及东汉时期的《史记》。此后，历代的统治者和治安实践人员在长期的治安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安对策和管理方法，并不断系统化、理论化，使中国古代治安管理活动的文明化、科学化水准始终居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组建全国警察机构，引进西方的治安管理制度，兴办警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警政理论方面的著作。此后，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外治安学与警政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操作性较强的教材，如《警察勤务须知》（1928年）、《行政警察》（1929年）……《派出所工作教材》（1956年）、《治安管理工作》（1981年）等，并成为了治安学诞生的先奏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当时公安部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治安秩序管理》、《治安基层基础概论》②等9本治安管理业务教材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经过30多年的发展，治安学研究课题与内容一直紧扣时代的脉搏，为治安实践服务，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治安实践及其基本规律的教材、专著、课题、论文（集）。[3]第三，治安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国16所部属、省属公安（警察）本科院校均设立治安学系，并开设了治安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治安学一直被作为管理学门类中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所属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学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治安学科的这一定位，已经完全不符合当前治安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也不适应社会对治安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因此，以我国公安工作中具有预防、发现、控制犯罪职能的社会治安控制与安全防范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安学科，作为我国急需发展的最具有公安特色的学科，需要有更丰富、更厚重、更科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学科层次，以满足更多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p#分页标题#e#
其次，治安学有哪些理论？所谓理论，《辞海》的解释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理性认识”。[4]综观治安学理论发展过程，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广大治安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近30年地潜心研究和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治安、治安管理、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原则、治安管理手段、治安管理方法、治安管理措施、治安效益、治安管理主体、治安管理客体、治安管理对象、治安勤务、治安防控体系、户政管理、公共复杂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案件、安全防范等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包含或衍生出来的治安问题、治安巡逻、堵截、盘查、安全检查、安全保卫、户口调查、户口迁移、大型群体活动、管制刀具、交通疏导、消防监督、治安区域控制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同时，还形成了“治安管理主客体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警务”、“治安工作社会化”、“治安动态稳定”、“治安秩序控制”、“治安防控体系”、“治安效益及评价”等原理或理论。①这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原理或理论，是行政管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所不能包容或取代的，其中有的原理或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治安实践并指导着治安实践。
当然，治安学原理或理论是否完全具有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认为的“理论”应当具备的四个属性，②是否科学和完备，这还需要广大理论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并进一步梳理、完善。因而可以说，治安学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有理论或者说理论的雏形已经出现，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结合点或逻辑关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治安学逻辑起点不确定，亟待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逻辑起点是理论研究的最基本问题。特定学科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的逻辑结构。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其逻辑顺序而言，首先应当明确其逻辑起点，然后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如哲学学科是以“存在”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教育学是以“学习”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因此，认清了学科的逻辑起点，在理解学科定位或进行理论体系构建时也就有了理论“归宿”。因而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
何谓学科的逻辑起点？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工具书都没有作出解释！但人们对逻辑起点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许多人认为它是“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学科的出发点”、“学科的开端”，“是构建学科基本框架的基石范畴”等。这样的论述或认识，虽然没有太大的缺陷，但有不够深遂的理论浅析。因为，学科的开端或出发点与学科的逻辑起点并非一个概念，学科的起点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以起点概念而论，就有一般起点与逻辑起点之别。而一般起点是指依据学科自身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而圈定的概念，是一个较为容易触及的概念且多为自然形成，如法学，往往将什么是法作为其起点，但它并非法学的逻辑起点，它仅仅告诉人们其研究本学科的自身概念（当然，也有许多学科是从什么法学———学科本身概念论及的）。但所有这样的研究都不能认为一般起点概念能代替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概念，那是因为二者的价值存在质的不同：一般起点有着自身特征———它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开端，是研究的入手，是一种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而逻辑起点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与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理论内核。它告诉人们的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基因”。因为，逻辑起点是学科理论大树的“胚胎”与“萌芽”，它孕育一门学科的内核。显然非学科开端所有替代。[5]根据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相关论述，学科意义上的逻辑起点有三个质的规定性：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之中；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6]因而，我国学术界或理论界通常将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阐述当作权威解释，并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奉为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典，并以此为依据或范式展开对特定学科逻辑起点的探讨。然而，对于各学科均予以高度重视的逻辑起点问题，治安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与治安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治安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焦点难点问题需要解决而无暇顾及本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但根本的还是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逻辑起点问题对治安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重大意义！综观林林总总治安学方面的论文、专著（或教材），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治安学逻辑起点或对治安学逻辑起点进行论述的还非常少，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治安学及其体系的逻辑起点；①第二种认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含义中推导出来，应当以社会安全与秩序为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学科体系；[7]第三种认为社会治安现象的核心是治安秩序，治安秩序是治安学的基本范畴和最基本的价值所在，理应成为治安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8]第四种认为“治安”的本意就是秩序，是对复杂的社会治安“最简单的抽象”，秩序内在包含的矛盾性和丰富内容为治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秩序概念的始终一贯的历史性特点正是治安学逻辑起点所要求的，因而，秩序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9]显然，第一种观点说的是学科的一般起点而非逻辑起点，而第二种观点将社会安全与秩序作为逻辑起点，并非是治安学这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三种观点将治安秩序作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似乎接近逻辑起点的“本源”或“本质”，基于治安秩序与治安问题都属于“治安”概念的外延即本质属性的对象这一基本认识，②从话语逻辑上看，治安秩序也只能作为学科一般起点的一部分；至于第四种观点将秩序定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则有将概念严重泛化之嫌。因为基于秩序而生发出来的学科，绝非只有治安学科！治安学究竟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比较科学呢？#p#分页标题#e#
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治安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治安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治安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只要治安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治安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治安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三、治安学理论中西结合得不够，需要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构建本土化的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即中国特色，应当是一种使国外的治安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治安或治安管理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治安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治安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因而，要实现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必须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安学理论的内容以我为主，同时结合并吸纳国外或境外的合理成份，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即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
新中国对治安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与公安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主要是治安管理工作层面的研究，其中有零星的理论研究，但不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末，主要是围绕治安管理学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初步形成了治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虽不尽完善，但初具规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治安学的提出，主要围绕治安学，结合治安管理学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或学科体系得到初步发展，已经初见端倪……目前，在我国已有的治安学理论体系中，已被绝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治安学者接受并在学理界或实践中应用了的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治安管理概念为依据、归纳我国治安管理实践而形成的治安管理学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10][11]另一种是以治安概念为依据、归纳我国治安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形成的治安学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3][12]并提出了相关治安学理论或原理。③因而，这是一种“自生自长”的本土治安学理论体系框架。这种理论体系框架，一方面由于实质上是以“治安管理”或“治安”为一般起点而非逻辑起点演绎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地借鉴与吸收西方警察（或治安）实践基础上的归纳，虽然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离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即中国特色还有一定的差距。当然，这种理论体系框架，要比那些既不是依靠演绎方法提出来，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既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而非常随意地提出的治安学理论体系要可靠的多、科学得多。
1.1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观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应当明确，管理是服务。“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是他们的服务宗旨，其职责就是以优质的服务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和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注重关心他们的实际困难、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感情、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充分发挥其主人翁精神、充分尊重和鼓励师生参与教育教学管理、避免工作方式的简单化、工作态度的强硬化、工作效果的单一化、切实为广大师生办实事，办好事。
1.2树立重视合作团队观念。
现今时代是一个讲求协作的时代，过去那种英雄式的管理已经少有舞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繁杂、任务艰巨，仅靠一个或几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其管理走向现代化。因此，必须动员所有管理人员，甚至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万众一心，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从而发挥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的巨大实效。
1.3树立着眼细微的实证观念。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总会遇到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有宏观的、微观的；有显性的、隐性的，有直接的、间接的等等。作为一名具有现代责任感的管理主体，必须深入实践搜集资料，分析问题。比如，对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出现的学生上课不认真，教师上课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管理者不能仅凭主观的想象和判断，而应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凭事实和数据说话，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科学合理的管理决策。
1.4树立快速有效的资讯观念。
长期以来，很多人由于受到传统官僚化积习的影响，不太重视时间观、效率观，往往不重视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在问题处理的等待和滞留中引发更多的新问题，造成管理效能的底下。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领域，管理者要特别注重这一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课程的繁重、学生的不感兴趣、教师的压力难处等，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快速有效地解决，避免给教育教学管理带来更多的麻烦和问题。
2、改革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实现教育教学管理模式民主化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主要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所谓“以问题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就是完全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开展管理工作，过分强调管理的“模式化”“一刀切”，强调服从，而忽视广大师生的自主发展，这严重违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以服务广大师生为目的的工作宗旨，也与现代社会强调的“以人为本”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当今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多样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势必面临更多复杂和多变的情况。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必须改变过去的“问题中心”型模式，创建“研究民主”型管理模式。“研究民主”型管理模式包括研究型管理和民主型管理。研究型管理，是指在管理过程中研究教育教学规律、研究师生的身心特点、思想动机，研究国家相关方针政策、研究其他高校的管理模式方法等，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民主型管理，是指在管理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民主意识的增强，也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民主管理机制的建立。它强调从直接管理向宏观指导转变，从部门管理向全校参与转变，从被动管理向自我管理转变。从直接管理向宏观指导转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主管部门简政放权，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行政命令、直接管理转变到遵循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规律，充分发挥教学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宏观指导为主，着力把握方向，制定原则和政策；从部门管理向全校参与转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争取学校其他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广泛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管理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教职工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如电子邮件、网上论坛等先进的现代交流方式，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的作用；从被动管理向自我管理转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充分相信和依靠被管理者的能力，采取多种方式，充分调到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变“要管理我”为“我要管理”。
3、改革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手段，实现教育教学管理技术电子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即通过文件、召开行政会议、制定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等手段来进行管理。这些手段不仅具有强制性，而且管理效率低下，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不符合现代社会追求高效、便捷的发展要求。当今，伴随科技的飞速发展，管理技术电子化已成为当代管理技术发展的普遍趋势。特别是在数字模拟技术应用和计算机人工智能提高的情况下，现实的管理逐步向虚拟的管理转变，“人——机——人、事、物”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人——人”、“人——文本——人”和“人、事、物”的管理方式，管理重心集中在信息的搜集与决策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发展也带来了各种信息量的急剧增加，这势必使管理人员在对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了完善管理，就需要借助电子计算机这个主要工具的绝对优势，建立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即以现代技术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自动数据处理系统，此外，还要将计算机应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教学管理、计算机教育行政管理等等。把电子计算机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中，不仅可以节约管理成本，而且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和精确度。因此，能大幅度提高管理水平。
4、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素质，实现教育教学管理队伍专业化
“没有一支过硬的教学管理队伍，不可能有一流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4]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现代化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教学管理队伍。
4.1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个人素质。
个体是管理队伍的组成细胞。因此，提高管理人员的个体素质是提高整个管理队伍素质的基础。对于新进人员，要求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培训内容要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知识、管理科学、心理学、网络技术、现代计算机技术等；对于在职人员，也要有计划地组织管理人员参加培训研讨班学习，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求所有管理人员深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第一线，了解课堂教学情况、了解教师、学生的想法，在教学实践中学习。
4.2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队伍结构。
合理的队伍结构是提高整个管理队伍素质和整体效应的关键。首先，要优化管理队伍的年龄结构。管理队伍的年龄结构也要采取老中青“三结合”的模式，充分发挥各个年龄层次管理者的优势，实现他们在体力、智力、能力和经验等方面的互补，形成良好的整体效应；其次，要优化管理队伍的学科专业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队伍中，既要有熟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专业人才，也要有熟悉现代技术和管理理念的管理人才；就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而言，要求他们的职称和学历呈现梯队结构，高层次的管理研究、决策由高职称高学历的管理人员担任，任务的分配、管理等工作主要由中层管理人员担任，其他管理人员主要从事事务性的工作，各司其职，形成良好的梯队互补效应。
4.3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奖惩机制，调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对于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的管理人员应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并适时提拔重用，而对于工作懒散、不求上进的人员则要进行批评指正处罚，甚至革职解聘，这样才能形积极上进、相互竞争的良好氛围。
5、改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环境，实现教育教学管理环境优良化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学生的政治思想因受国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政治观念带有模糊性，这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面临更多的困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必须认识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及学校的重视程度是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5]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现代化必须优化教学环境，实现环境育人。
5.1树立学校领导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的观念。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公共课，很多学校的领导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都不是很重视，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这是造成某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缺失的重要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学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尊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尊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时解决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顺利实施。
5.2消除广大师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良误解。
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课性质及学校领导的不够重视，广大师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存在很多误解。对于教师而言，很多教师对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过于悲观，认为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没有发展前途，既没有自己的专业学生，也难以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很多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课题还不给予资金配备。学校领导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创造条件消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误解，如通过物质奖励、精神激励、加强学术科研等种种办法，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事业发展平台，营造尊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良好氛围，促使他们以坚定的信心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于学生而言，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学习方面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实际价值，仅仅将其看作是考研和修学分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管理者应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广大学生正确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
5.3建设具有浓烈的政治理论学习氛围的校园文化。
【关键词】 财务治理； 势科学； 利益相关者； 财权； 信息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6-03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委托矛盾的深化，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渐渐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财务治理要素、结构、机制、模式及财务治理理论框架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研究和拓展。
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将原本孤立的学科联系起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科间的交叉地带，运用新视角研究老问题，获得新想法新思路，并且已取得很多创新成果，本文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路，将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放入“势科学”领域进行诠释。本文希望通过一个研究视角的创新，用中国的原创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及财务治理问题，挖掘势科学与财务治理之间的潜在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但早期西方学者是从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的，直至1992年《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面世才开启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的研究。在西方财务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遭遇了三次重大变革，实证研究成为西方财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绝大多数财务治理研究都是实证研究，以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为主，探讨融资结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经营者激励问题等，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概念、相关理论及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探讨。
至今为止，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已经历四个无法精确划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的初步认识阶段，我国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代表观点有：汤谷良的“财务的产权思考”，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治理，李心合的财会治理结构，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思想等。第二阶段是奠基阶段（2000年至2002年），学者们对财务治理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财权配置等概念，虽然成果颇丰，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是理论体系探索阶段（2002年来），随着财务治理内涵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提上日程，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治理框架构建应该围绕以下因素进行：以公司治理框架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财务信息为载体，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内容包括财务治理结构研究、财务治理机制研究（尤其是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模式研究。第四阶段是实证应用阶段（2008年来），成果虽然不多，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研究了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务治理效应问题。
（二）势科学
势科学是信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的是已被众多中外学者充分研究的耗散结构。尽管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研究，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熵的对立面“势”，而是用负熵来对其解释，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李德昌结合传统文化精髓，提出了“势科学”。
势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信息动力学，与耗散结构相对应，主张在开放系统下而非孤立系统中研究信息作用机制，以变换对称机制的势增原理对应传统的置换对称机制的熵增原理，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而非“差别消减联系，联系缩小差别”，推崇信息人假设，主张对称化管理。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在势科学原理下构建系统强势要求组成元素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对称化元素。李德昌致力于研究势科学视野中教育、管理及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领域。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少，其中，周海洋等（2011）在势科学视角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的融合，分别构建了显隐两个势场，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财务治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很少涉及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较多，不过尚处于理论的构建初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国内财务治理相关研究已有30多年历史，势科学研究也历经10余年，然而，至今二者都没有交集。尽管势科学已涉及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从管理的不确定性、管理信息势、对称化管理、理性信息人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未涉及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财务治理属于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范围，因而财务管理与势科学的交叉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将对此领域尝试探索性研究。
三、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理性人”假设已无法为自身固有的缺陷辩解。李德昌提出人类不断地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变为“信息人”，提出六维信息人假设――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外在动物性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内在信息的储备与体现。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需要市场参与者具备相应的信息含量，信息量越大的主体越能在资本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势越强的主体越能影响市场。
随着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治理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不难看出财务治理主体呈层次化分布、多元化发展趋势。势科学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具有包容性、前沿性，更加复杂，隐含了李德昌的六维信息人假设，将独立的、有差别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差别越大联系越紧，产生的“势”越强，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力更强，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人假设下的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可称为利益相关信息人。利益相关信息人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度、谈判能力高低等条件。从信息人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可大体上分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和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债权人、中小股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客户等。整体上看，无论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还是从利益相关角度或是从谈判能力高低角度来看，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的信息势要远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人控制”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中，债权人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及与企业建立的债权债务契约，相对其他主体而言，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治理状况，加之我国企业债权人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而，债权人更强“势”，在企业财务治理中所起的监管作用强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小股东势单力薄，但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10年“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小股东的投票成为焦点，决定了投票的最终结果，在事关企业未来的争夺战中，小股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什么是财务治理客体”存在不同声音：张敦力认为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油晓峰认为是财务冲突；大多数像伍中信、杨淑娥等学术专家都赞同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
势即导数，即将复杂的现实用简单的字或符号抽象表示，用以表达其中的内涵，使得大量的信息得以在最短的路径传播，途中尽可能少地损失势能，避免信息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干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务冲突只是客体中的某一方面，而财权是财务治理众多客体的一个抽象概括。“财权”两字内涵的信息更多、更广、更复杂。复杂即信息量、信息势，“复”即联系，“杂”即差别，复杂即差别×联系。财权表现为对财力的支配权，财权与抽象的货币资本和财产权利紧密相连，在产权构成要素中六维信息势最大。因此，财权更适合作为财务治理客体。
如果将企业抽象为人，有钱的人即拥有财力的人，借助高度抽象的“钱”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信息势“摆平”困扰；有权的人即拥有狭义财权的人，通过信息的占有，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获得信息，增强权力信息势；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通过强大的货币信息势与权力信息势造势，吸引着潜在的关联者，通过信息流的有序流转，拓宽财权的影响范围，减少管理的不确定性。
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财权配置。笔者认为势原理下的财权配置包括财权的分配和分配中冲突的化解，通过财权的有序分配，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权、责、利的平衡；通过矛盾化解，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五、势场与财务治理环境
财务治理不同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关注宏观制度设计，是对企业战略高度的把控；而财务管理侧重微观运营管理，是对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的操作与控制；战略财务是两者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对财务治理宏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借助宏观环境分析模型（PEST模型）。PEST模型中的P代表政治和法律环境，E代表经济环境，S代表社会和文化环境，T代表技术环境。财务治理所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2006年颁布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新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等；经济环境是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持续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现代规范化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市场不断成长，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文化环境是企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很多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财务文化是财务观念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目前财务文化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财务文化的树立、推广还有待发展；技术环境是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拓宽了企业信息收集的渠道，提高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可靠性，完善了网络财务软件的性能，降低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营与维护成本，为基于财务信息的财务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势场是某种有序事物或信息构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营造一种像电场那样的“势场”，就具备了作功的能力，当势场强大到一定程度，趋于某种临界值时，系统内创新及发展的机遇就会凸现。财务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势场，但这个势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即使有效，起到的可能是正效应、负效应或混合效应，这与企业的类型、性质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有效的势场，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因此，企业需要分清现有势场的效应如何，其构成要素中哪些是显势哪些是隐势，思考这些因素是否相互对称，如果不对称的话该如何协调从而改进势场的效应等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笔者尝试将势科学与财务治理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即将两个有很大差别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符合势科学“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本文回顾了财务治理及势科学的相关研究，从信息人假设、信息势和势场三个角度对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进行了试探性分析，发现势科学与财务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是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两者共同存在的基石。
通过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的试探性结合，笔者发现该领域内藏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前景广阔，为此，提出以下五点研究建议，希望学者们能给予关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如下：（1）借助势科学具体分析财务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打好基础，充实理论内涵；（2）结合势科学对称化原理探讨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财务治理关系网的构建，由简入繁、由无序到有序梳理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信息流转路径；（3）通过势科学的运作机制分析财务治理机制；（4）在势科学指导下进行财务治理框架研究；（5）按照势科学“势――对称――群――和谐”的演化规律分析财务治理内在的差别与联系，发掘潜在的研究对象等。
此外，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势科学尚处于理论构建初期，其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多以描述为主，加之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不同，也是定性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逻辑化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法。然而，采用上述研究方法使得本研究缺乏数据支持、模型论证，对研究结果的支撑力度不足，因此，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可以吸引学者们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J].管理学报，2010（4）：489-498.
[2] 苏正建，牛成.债权人财务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合作博弈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4）：52-55.
[3] 李德昌.中国管理情境下的势与复杂――势科学视角[J].管理学报，2011（3）：332-339.
[4] 周海洋，张守凤，李淑萍.基于势科学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融合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97-99.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学生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C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062-01
思想政治教育是长期系统的教育工程,应该说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及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进行或接受着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教育阶段。近年来各高校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笔者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实践,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增强教学实效性。
1.1 关于教学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目的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要及时掌握广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时把握内涵的准确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具有政治性;思想工作主要是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具有广泛性。实践中,既不能忽视原则去淡化甚至抽掉应有的政治内容,又不能一概用政治标准去对待一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突出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和思想道德这个基础,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加强反映时代精神、适应实践要求的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学习教育;又立足学生需求,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教学工作,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疑虑和现实问题。要区别对象的层次性。教师除了要把握好教材及理论前沿,更重要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好学生。教师必须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最大程度地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1.2 关于教学感染力
增强教学感染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其中的很多因素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和被发现的。教师在课堂上通过驾驭教学机遇、运用教学场景展现个人魅力这是一种能力,通过真诚地与学生交流、关爱学生的生活、关注的学生的成长同样也能展示出师者的风范,从而提高教学的亲和力、凝聚力,感染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无疑是拉进师生感情、促进师生交流、增强理论教学感染力的最有效办法。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开发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是指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将教育的意向、目的隐藏到大学生周围的生活环境和特定形式的活动中,使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之外的校园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1]包括校园文化、学校管理制度、教师师德等。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专业教育和技能培养,教育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也很难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在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影响作用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开发思想政治教育隐性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1 优良的班风、校风是最好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总书记在对北大老师和同学们的四点希望中指出:“校风反映一个学校的整体形象,一流大学应该拥有一流校风。希望老师们加强师德修养,淡泊名利,甘为人梯,认认真真教书,扎扎实实治学,带头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希望同学们尊敬师长,关心同学,热爱学校,热心公益,为形成蓬勃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共同努力”。[2]这也为我们培育良好的班风、校风指明了方向。班风、校风的形成离不开学校制度、传统,更离不开教师、学生管理者,蓬勃向上、文明和谐的班风、校风,对课堂灌输的思想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能够起到巩固和内化作用,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2 科学的评价方法也可以看作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考核及评价办法目前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科学的评价方法,同样需要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单纯靠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
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
作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班主任本身就应该具有教师和管理干部的双重身份。有别于其他专业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寓教育与日常管理,党建、团建,学生社团服务等活动中,这不仅要求辅导员、班主任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目前我国各高校真正深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3.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身在专业领域教学和研究方面,就有较高的要求,在多年从事教学实践过程中,其研究成果和思想理论可以逐渐渗透到课堂中,学生的头脑中。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直接兼任学生管理工作,可以拓展思想理论的渗透渠道,通过班会、讲座、谈话及开展班级活动等各种渠道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可以直接举办针对于全体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讲座和研讨活动,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这种有效的形式以点带面推广到整个学生管理工作中,就会推进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素质。
3.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助于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质就是依托专门的机构及终身专业训练体系,对辅导员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培养,使辅导员掌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实施专业自主,体现专业道德,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全面有效地履行辅导员职责的过程。[3]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有专业的培训和持久的理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教学本身不会放弃理论学习和专业研修,如果学校能够恰当地利用现有的教师资源,一方面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调动理论功底深厚,专业素质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本校辅导员、班主任长期培训指导,不仅会推进辅导员队伍整体的提高,还会形成团队学习风气,对于整个校风也会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晓芳.大学生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06.4.
关键词:煤炭企业；企业文化；凸显；法治力量
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下一种先进的管理理论，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其代表的企业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企业发展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不断深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已成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怎样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建设企业文化都离不开法制和法律，都应凸显法治文化的力量。
一、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企业文化孕育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由美国科学家总结日本和美国企业经营经验而产生的新的管理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中外理论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仅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定义就有100种之多。但无论给它赋予多少内涵，企业文化首先是在市场经济土壤中孕育发展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要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就会陷入混乱和迷茫。这游戏规则就是法律。法律本身不是企业文化，但依法治企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企业理念、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三方面，无不包含法治的关怀。像企业理念中的企业价值观念、企业愿景等，很重要的是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像企业制度中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营销体制等，很关键的都是法律制度；像塑造企业形象中的品牌、核心技术等维系企业发展的关键都需要法律来维护。因此，纵观各类企业文化的建设，无论形成与发展，内容与形式，虽然都无一例外受到其所处时代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习俗等制约和影响，但是不论哪种企业文化离开法律的护航。因此，建设企业文化，企业法制建设应当同步发展，主动培育企业法治文化氛围。
二、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组成元素。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从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下的现代企业制度看，现代企业成于法、长于法、维于法--无论从企业筹组、成立，从日常经营到资本运作，从企业章程到公司各项管理制度，无不以依法而成，以法为壤，以法为矩。可以说，无论法律制度本身，还是法的精神、法的理念，已是现代企业的组成元素。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关怀，使企业和员工都具有自动识别意识，不超越，不违犯，一切以符合法律要求为前提。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建设，企业在全面学习和掌握法律、运用法律基础上，实现依法治企，按章办事，充分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有效避免法律纠纷，从而保证企业管理顺利开展，企业经营高效发展。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推力。企业文化建设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它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和团队精神，要求企业管理者（包括各级党组织）把职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企业管理体系的措施，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文化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强化管理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出，企业文化的约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把法制精神、法治文化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转化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来自外界的、强制性的、被动的法制约束就会变为内在的、自觉的、主动的约束，这种约束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企业和员工来说，在以法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企业文化的激励、导向、约束等作用下，企业和员工以合法、守法为荣，其行为和活动将主动建立在合法、守法的基础上。
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特别需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治文化建设。首先，企业管理制度的制订、实施以及对违反企业管理制度的行为的处理，都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同时，企业管理制度中的任何条款，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管理制度是作为维护企业利益、维系企业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只有在符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企业利益才会得到国家法律的最终保障；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企业管理制度条款，都是无效的，企业利益不但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还会因违反法律而使企业信誉和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而且，企业管理制度作为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只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才会得以顺利、有效地实施，才会得到企业所有员工的自觉遵守。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法制文化建设，为建立健全以法律为前提的企业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为维护企业根本利益、维系企业有序运行起到了根本保障作用，为确保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顺利、有效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为提高企业管理效率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三、法治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精神品质的有力支持
一般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企业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企业的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企业创造品牌和运用品牌的能力、企业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围绕消费者的需求而构建的。而在核心竞争力的这几大构成要素中，最容易为消费者所感知的就是技术和品牌。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某个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战略，而是其生产的产品，更确切的说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品牌。不管你的组织结构有多合理、战略有多科学、企业文化有多好，如果你的产品技术太落后或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同，消费者依然不会购买。所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和品牌上来。
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史上经历了四次革命，分别以泰勒制、行为科学、组织行为研究、企业文化等为标志，每次革命都是对原有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批判继承和最新发展。作为全新的管理思想，企业文化就是从更高的起点来审视、研究企业管理，寻求企业发展的最强推动力。因此，企业文化骨子里充满了提倡创新、发展，倡导培育核心技术和核心力量的精神品质。如何永葆企业文化建设精神品质的青春？如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不受侵害？纵观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对其进行相关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为保护知识产权，成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致力于保护企业知识产权，以及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保持研究开发中的领先性和合法性。因此，通过以法治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和企业职工都具有主动性法治意识、自觉性法治理念，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从而为保证企业避免法律纠纷，保持核心竞争力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1] [美]杰克琳·谢瑞顿、詹姆斯·L.斯特恩：《企业文化：排除企业成功的潜在障碍》，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