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优选九篇

时间：2023-02-27 11: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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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关系论文

第1篇

关键词：男性骨密度超声骨密度仪骨质疏松

中图分类号：R44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1）06-0089-03

近几十年来，骨质疏松（osteoporosis OP）研究多针对女性，尤其是绝经后女性展开，揭示了OP除遗传、环境等因素外还和雌激素等相关因素的密切联系。为了了解成人男性人群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情况和相关因素，现就我院2010年健康体检资料进行分析，掌握情况，以便更好地提供防治意见。

1 资料来源与方法、标准

我院2010年完成健康体检77个单位计4156例，其中，行骨密度检测者1223例，现就此1223例体检者情况行分析报告。最大年龄90岁，最小年龄18岁，男805例，女418例，健康体检者来自各单位在职职工和离休、退休人员及家属人群，以在职职工人群为主。按骨密度情况分组统计分析。

1.1仪器：

韩产超声骨密度仪（Osteopro UBD 2002A）

1.1.1判定标准：跟骨测定，采用T-评分（青年成年人）和Z-评分（年龄匹配）法，超过-1.0SD为正常，-1.0SD---2.5SD为骨量减少，低于-2.5SD为骨质疏松。

1.1.2体重指数（BMI）（体重/身高m2）小于18.5为体重过低，18.5―23.9为正常，24以上为超重和肥胖。

1.1.3血压升高为收缩压≥140mmHg或（和）舒张压≥90mmHg，或者此前已诊断高血压

1.1.4血脂异常标准：TC大于6.4mmol/L（胆固醇氧化酶法），TG大于1.72mmol/L（酶法），单有或并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3.1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29mmol/L(直接一步法)。生化仪器为日立7080。

1.1.5血糖升高为空腹血糖大于6.1mmol/L（葡萄糖氧化酶）或此前已诊断糖尿病。生化仪器为日立7080。

1.2资料处理：

百分比、相对比，资料输入EMSP软件处理。

2 资料和分析

男性骨密度异常检出情况

骨代谢情况男性各年龄段分组（岁）检出数及构成比

〈40 同组构成 40-49 同组构成 50-59 同组构成 60-69 同组构成 ≥70 同组构成小计同组构成

正常 194 59.33% 111 48.05% 46 47.42% 30 38.46% 19 26.39% 400 49.69%

减少 100 30.58% 89 38.53% 35 36.08% 21 26.92% 16 22.22% 261 32.42%

疏松 33 10.09% 31 13.42% 16（1） 16.49% 27（1） 34.61% 37 51.39% 144 17.89%

合计 327 100% 231 100% 97（1） 100% 78（1） 100% 72 100% 805 100%

随年龄增加，各组骨质疏松构成比逐渐增加,60岁-69岁是50岁-59岁的2.10倍，相比较（1），χ2=3.88，p值〈0.05，差异有显著性，60岁以后男性骨质疏松发生率突增。其余组间比较，p值〉0.05，无差异。男性骨质疏松总检出率17.89%。若与骨质减少合并计算，则骨密度异常高达50.31%。

女性骨密度异常检出情况

骨代谢情况女性各年龄段分组（岁）检出数及构成比

〈40 同组构成 40-49 同组构成 50-59 同组构成 60-69 同组构成 ≥70 同组构成小计同组构成

正常 128 72.73% 77 70.00% 26 44.83% 6 13.64% 4 13.33% 241 57.66%

减少 43 24.43% 22 20.00% 15 25.86% 15 34.09% 6 20.00% 101 24.16%

疏松 5 2.84% 11（2） 10.00% 17（2） 29.31% 23 52.27% 20 66.67% 76 18.18%

合计 176 100% 110（2） 100% 58（2） 100% 44 100% 30 100% 418 100%

随年龄增加，各组骨质疏松构成比逐渐增加,50岁-59岁组是40岁-49岁组的2.93倍，相比较（2），χ2=5.90，P值〈0.025，差异有显著性，50岁以后女性骨质疏松检出率突增。其余组间比较，p值〉0.05，无差异。女性骨质疏松总检出率18.18%，若合并骨质减少计算，骨密度异常检出率为42.34%。与男性骨质疏松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值〉0.05）。

第2篇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第3篇

关键词: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门正逐步完善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

在实践中安排城市发展规划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相对关联的实用

性学科，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决的是城市

的面和线问题。建筑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建设任务要

求和工程技术条件进行全面设想，并根据其功能具体确定建筑物的

空间组合形式和详细尺寸，构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对独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和面问题。同时，城市规

划设计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来实现的。城市规划管理是

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行为来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

计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二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加以协调解决。

2 正确处理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

2.1 科学对待城市规划设计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种设计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健康发展进程的社会实践。因此，城市规划设计应该包括从策划到维护的所有内容。在城市规划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类型。根据阿普尔压德的观点，城市规划设计内容日趋综合，方法包容性更强，从单纯注重形态的设计发展到综合设计。

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不但要注重城市的功能分区，交通流线，而且还要注重建筑物的体量、尺度、比例、色彩、造型、材料、空间等。必须强调“城市规划设计最基本的特征是将不同的物体（包括建筑物）进行联合，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设汁者不仅必须考虑物体本身的设计，而且还要考虑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一个城市建设得好坏与城市规划设计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的基础，也是建筑设计的依据。在我国一般一个城市规划设计经批准后，要执行十年以上，在批准城市规划设计时一定要采取科学认真的态度。

2.2 建筑设计服从城市规划设计

美国城市规划师伊・沙里宁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把它置于一栋房子中；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建筑设计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建筑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快速发展中，建筑师在建筑创作时对人文的关注、对环境的关注显然不够。一味追求“新、奇、特”而不考虑建筑物所处的环境。

例如北京的长安街，虽然每栋建筑单体都采用了中国最好的设计院和最优秀的建筑师的作品，而且在建筑造价上也毫不吝啬，就其艺术价值本身而言，仍然是业界人士批判的焦点。究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建筑本身造型，而在于对周围环境的忽视，以及强烈的个体表现欲所造成的整体不和谐。再例如希腊的爱琴海上有一座叫伊特拉的小岛，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尤其是摄影家和画家，被称为“艺术家之岛”。整座岛上布满了十分简单的希腊式的民居，连警察局、医院、饭店都化整为零，成为民居式建筑尺度。几百年来，岛上的居民始终恪守一个规则：所有建筑均不超过三层，所有外墙均为白色。这种热爱自然、相互协调的观点，已经形成了一种设计理念。可见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指导下，注重周围环境的协调，即使是最简单的建筑设计也能取得好的效果。

2.3 建立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

重要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它的好坏对一个城市的形象影响也是很大的。应该尽快建立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组织一些专家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评审，一是看建筑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城市规划设计的要求；二是对建筑设计方案本身进行评审，看设计思想是否符合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选出好的作品。

在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决策时，不仅要关注建筑物本身，而且还应关注其是否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决策制度，这里的关键是提高管理者的决策水平，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能把独一无二、标新立异作为取舍的唯一标准。

3 建筑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调统一

我们做设计时经常的手法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城市规划考虑了建筑设计

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设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优秀的建筑设计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总体关系孤立地进行的，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去考虑单体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建筑的整体轮廓上，应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2）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在进行立面造型处理时，一定要从大处着眼，考虑整体效果，要从整体再到局部，从大面到细部，反复推敲，逐步深入，使整个立面从整体到局部都比列协调，互相映衬，形成完整的统一体。这方面笔者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

（3）理性。承传历史文脉，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续历史的痕迹。当然，最重要的是把视线集中在人的视觉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视线所能及范围内着重考虑。高层建筑顶部以及多层不上人屋顶等，视线不能及处简洁处理，体现一定秩序，满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从墙面倾斜、局部层高处理等来控制人的视线和控制小环境。比如：曲面玻璃，将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层或镂空引进阳光等。

第4篇

1 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城市规划设计是一门正逐步完善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

在实践中安排城市发展规划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相对关联的实用

性学科，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它主要解决的是城市

的面和线问题。建筑设计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建设任务要

求和工程技术条件进行全面设想，并根据其功能具体确定建筑物的

空间组合形式和详细尺寸，构造及材料做法。它也具有相对独立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主要解决的是城市的点和面问题。同时，城市规

划设计主要是通过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来实现的。城市规划管理是

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政府行为来对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

计进行监督、管理，并对二者之间发生的矛盾加以协调解决。

2 正确处理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2.1 科学对待城市规划设计

2.2 建筑设计服从城市规划设计

美国城市规划师伊•沙里宁曾经说过：“通常做设计是要把它置于一栋房子中；将一栋房子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将周围的环境置于一个城市规划中。建筑师在设计单体或群体建筑时，必须考虑建筑的大环境和开发地盘红线内的小环境问题。

2.3 建立建筑设计方案评审制度

3 建筑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协调统一

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城市规划考虑了建筑设计

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设计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5篇

关键词：城市文化；城市发展；重要性

一、“城市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文化一词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含多个阐释维度。文化既是净化心灵和思想启蒙的方式，也是历史传统的综合载体，还是特定时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的集中体现。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化做出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1]在泰勒看来，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人类活动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属于更为普遍的大众和更广泛的领域，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市民文化素质和城市文化氛围等多个层面的综合体现。城市文化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具体来说包括文化机构（团体）、文化设施和市民文化素质三个重要部分。文化机构是指举办文化活动，引领文化风尚的部门，如教育机构、文艺组织、广电集团、出版社等。文化设施是举办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包括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影剧院、公园、带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通过文化机构的组织和文化设施的承载，城市就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市民的文化素质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一座城的文化最终会通过市民素质得到集中体现。

二、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通过各种文化样式表现出来。城市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逐渐凸显出以下几种显著特征。

（一）城市文化具有积淀性和整体性

城市文化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而是慢慢累积的过程。经过实践检验和时间证明了的、最终被保留并被传承下来的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的培育、被认可和发扬都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浩大工程。张胜冰认为：“城市精神的特质隐含在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和地域性文化底蕴中，凝聚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体现着市民对城市生活价值的内在认同感和趋同意识，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城市精神展现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文化风貌，还将充分呈现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未来图景。”[2]城市文化的整体性是由具有影响力的众多文化因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体。

（二）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包容性

每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积淀出一定的城市文化，这是城市发展的共性。但是每个城市的传统历史、发展模式、发展优势等又不尽相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比如巴黎这座城市的文化代名词是时尚、浪漫；柏林是严谨、精致。所有这些关键词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这种城市文化慢慢会影响这个城市市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凝聚成了城市的文化，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也熏陶感染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气质，在这种相互影响下，城市文化的特色便彰显出来。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必然导致文化的多样性。如果每个城市的文化都雷同单一，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衰退。

（三）城市文化具有稳定性和变易性

不仅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就连同一个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也存在差异。因为城市文化本身就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时间、空间、自然、社会、变革等因素都会带来文化上的改变。尽管变化是常态，但文化传统也具有传承性，城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积淀成市民的集体意识，内化为先在性的意向结构，在深层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四）城市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自然条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比如，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仅仅是地理的分界，也是人文的分界、不同的文化风格的分界。南方自然条件温和湿润，形成了水乡田园生活，养成了南方人细腻平和的性格，影响了南方温和、感性等城市文化特征。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土地广袤，生活环境严酷，养成人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也影响北方实际、保守等城市文化特征。欧洲文化也有南北之分。斯达尔夫人在1800年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序中对南方文化特征和北方文化特征做了有趣的比较：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带有忧郁和沉思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北方阴沉多雾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的产品；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则耽乐少思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也与南方的气候和风光密切相关，这里有着太多新鲜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树林。自然的美丽使得南方人有更多的生活乐趣和较少的思想深度。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影响文化发展的社会因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种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遗传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文化生产的原动力。环境包括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文化的外部压力。[3]而时代则是影响文学的后天动量，它是一种既定的推动力。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毕竟不是植物，不能完全用泰纳所谓的植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化，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的塑造作用影响了地缘文化的形成。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品质是考察城市精神品位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城市文化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生态宜居环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之举。

（一）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城市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生活居住的空间，也是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栖居之所。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过。关于城市的论述，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设计的初衷就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21世纪，联合国人居组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城市要给予人们幸福感的使命又被再次强调。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4]。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过。美国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也说道：“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5]所谓的构建神圣的空间，在古代指的是城市的宗教设施，这反映了当时宗教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人类社会早期城市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城市的功能也逐渐走向实用和功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的功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以高墙壁垒为基本形式，主要发挥安全防卫的功能。其次，随着商业往来的密集，城市又成了商业贸易、工业生产的中心，城市又具有了创造经济价值的功能。最后，发展到现阶段，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城市在规划建设方面逐渐注重以人为本，把人的感受、需要放在最核心的地位，所以城市的功能又增加了文化、舒适、休闲、宜居等内涵，总体来说就是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能够过上有文化品位的高品质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就要既提高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又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就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用文化刺激拉动经济的增长，形成供给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全面需求。

（二）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城市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随着物质财富逐渐增多，市民对城市发展也有着更多的期待。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复杂结构。在金字塔形的需要层次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这个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虽然处于最底层，但是对人的生存来说却是最迫切的，尤其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人们的这种生存需要最强烈。比如，当市民的普遍收入都较低时，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就较为迫切，家庭的支出用于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难产生文化和审美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越来越多，人们便会产生更高级的认识需要、审美需要等。这类高级需要会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整个城市的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逐渐由温饱型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市民开始注重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功能设施的完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等。并且这种文化精神需求随着经济的发达程度会更加迫切，城市的功能不再仅仅是生产功能，更多地体现在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所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质是顺应城市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文化，一座城就是一种特色文化的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不平凡的奋斗历史，在城市建设初期亦或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都需要文化的支撑。这种文化或是让城市发展的成果及时转化惠及民生，或是提升城市的生态文化和人文环境。总之，城市建设要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为目标，科学定位，全面谋划，整合资源，重点推进，打造闪光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城市的竞争力。综上所述，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生态宜居环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张胜冰,马树华.青岛文化的历史文脉对城市文化精神的影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5.

[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38.

[4]好的城市更新:要和更多的普通人发生关系.[2019-08-29].

第6篇

论文摘要：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组织中编织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培养高度组织承诺的员工，通过相互信任而促成自发性的合作，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组织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发端于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应)的揭示，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罗x,2001)，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人是社会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group)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complexity)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随着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个体行为(价值观、态度、激励等)、群体行为(团队工作、领导艺术、沟通、冲突等)、组织系统(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组织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日趋成熟。

一、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组织行为理论。

1.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兰，1972)。效率概念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既定物质技术关系的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的明显事实是，由于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员工并不一定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总还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产出。这就说明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问题，即非效率问题。哈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指出x效率理论实际上是指一种与组织或动机有关的效率;该理论从个人行为受到从表面看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影响，每种倾向都会导致不同行为模式和对环境的反应。

2、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对人性作了全新的论释。他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思想，对个体的行为、认知与主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更为辩证和完善的分析;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通过建立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决定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如何促使个体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发展方向的趋同奠定理论基础。

3.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e granovetter)对当代组织行为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经济镶嵌社会”概念，从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组织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组织中社会情感联系、信任、人际网络等问题，增加了组织行为理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命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运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组织信任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角度对信任的内涵及类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模型对各种信任类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者广泛重视。“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按照韦恩·贝克的解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利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二、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人性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有了人，我们便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语)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埃德加·莫兰，1972)的争议。对人类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还是一种贫乏的认识、封闭的范式。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基督教的原罪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塔”理论等，各种人性理论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人性问题仍促使人们不断去探索、解析。休漠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

早期对人的思考囿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强大，认为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人的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确立了理性权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则把这种理性权威推向极至。然而，人类进人20世纪后，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人们开始感到，运用理性的创造活动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现代人一种普遍心态，它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失去信心、对个体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的表现，它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彻底反叛，它也是现代人绝望心态的表达。“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类根本无幸福可言，理性越发达，痛苦愈深，博爱、平等均是空谈”，真正的人生都被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纵和支配，人类的目的性不见了，人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感觉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缺失、精神“断乳”和无所适从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革命”、“重视主体间性”、“人类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映了人类为探寻人类未来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另一方面，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不仅决定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认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是“由自身定义的”自我，他或她通过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开掘自己的真正“人性”;这个命题宣布，人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从而为个人的理性主题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个原则下，组织中个体有意识、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被视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基础，而社会组织则被视为一种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理性行为人在“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非出于本意发展的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赋予理性行为人以新的名称—经济人，并为后人所继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伟大的管理实践者、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继承了这种人性假设，并采用了物理学最常用的方法—隔离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经济人”。尽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劳资合作、雇员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严格科学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兰提出应该停止将人简化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即变化作为‘噪音’、残渣、废料抛弃。”理解人性应该“超越对生活狭隘和封闭的理解(生物学主义)，超越对人的岛民和超自然主义的理解(人类主义)，超越出无视生活和个人的概念(社会学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学的整体”。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象、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他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同样，在行动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三方互惠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义取决于个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

2.组织嵌人、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利·切克斯赞米哈利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决定快乐的秘密在于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质量。心理学的“新关系论”认为生命的动力在于“参与”，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一个人拥有完善的关系网络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须刺激员工的动机，发展他们的能力，赋予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自发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网络因为企业与顾客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间的自发合作而变得重要。

强调员工能够相互信任并促成自发性合作的关系网络称作社会资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社会资本是四个概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齐美尔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韦伯的“强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据科尔曼教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

第7篇

地理学科公认的特性有二：一是综合性，二是区域性。通过地理课堂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到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物质系统，这个物质系统是综合的、多种多样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地理学就是研究这个物质系统的全部组成要素及其内在联系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应当让学生认识到地理环境的功能也是综合的，例如，一个资源丰富的流域，对人们生产、生活来说，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旅游、水利、矿产、气候、水产养殖等等）。这一流域环境的开发、利用，必须进行综合研究，优选出一个最佳方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全球的地理环境虽是一个整体，但因各个地区位置的不同，受内、外力作用不均一等影响，又存在着地域分异。最后，还应进一步让学生明确任一区域内环境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在区域演变过程中，各个要素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区域的开发、利用应当是综合的，相关区域的发展也是彼此影响的。

学生认识到地理学科的两大特性之后，有助于理解“人地关系的对立、对抗”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学生理解“人、地关系的和谐、统一”，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从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可持续发展观。

人地关系是人类起源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人地关系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日益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加速改变着各地区的自然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与此同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反作用也愈益强烈，导致了区域性甚至全球性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国土、经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调。当今社会人地关系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所以人地关系成为联系高中地理教材各章的主线索，也就理所当然了。可是，解决当今社会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好人地关系呢？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地球是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可是我们的地球正在受到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沙漠化和毁林等等破坏，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所有这些危机的产生都跟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能源和资源有关。可持续发展可以使人地关系向着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可以使区域经济、环保、资源利用方式在生态上合理化；可以使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加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人类社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而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口观、资源观、环境观和发展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加强其对社会的责任感。

综上所述，地理学科的两大特性、人地关系的内容和可持续发展观是中学地理教材的三大灵魂。在地理教学过程中，均不可偏废，尤其要突出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

2、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观的途径

2．1根据教材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层层推进

由于高中地理上册教材编排体系是按照地球的圈层构造体系编排的，每个圈层又都顺理成章地由内部结构、特点、物质与能量的运动与转换、现象与规律、形成与发展，成为一个个“小而全”的完整系统。每一圈层又包容了相关学科的大量基础知识，反客为主地排斥了地理学科的人地关系内容。这些特点，使地理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不利于渗透“可持续发展思想”。但是，可以根据“各层圈”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根据物质与能量在系统内的持续运动与转换的过程，首先树立学生的“持续”意识，为后期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培养奠定基础。

例1教师在讲授第一章第四节“地球的运动”之后可适当小结：

以张家港市为例，从12月22日次年1月6月22日12月22日，正午太阳高度、昼夜长短、地球公转速度的渐变情况。

然后再明确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运动过程。可进一步指明这种持续变化具有同时性。例2在讲授第二章第二节中“气温的日变化”的内容时，可利用教材提供的曲线图结合下表进行讲授：

通过分析讲授：太阳高度太阳辐射强度地面获热地面储热地面温度地面辐射大气获热大气储热大气温度的变化。学生很容易明了这也是一个持续变化过程。例3在讲授“全球气温水平分布规律及成因”时有关大陆上等温线弯曲特点，通过图文分析，可以得出：一月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全球大陆上等温线向南弯曲；七月太阳直射点在北半球，全球大陆上等温线向北弯曲。

可用“南南北北”四个字来概括这一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可小结为：

上述三例的综合，不仅可使内在联系的知识活化，还强化了“持续”意识的培养。事实上，整个高中地理上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气环流的时空变化、海平面气压形势的消长、降水的形成过程、水循环、地壳物质的循环运动过程、内外力作用过程、地壳运动、地热的积累与释放、地壳的演化过程、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和单向流动、水热条件的时空变化、自然带内一个要素的变化对其它各要素的影响等等。这些例子，只要教师精心组织，深入浅出地讲解，都能无声地培养学生的“持续”意识。

整个高中地理下册是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阵地。下面依教材内容渗透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行分章论述。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必须选择合理的方式，顾及自然生态的平衡和环境的、社会和经济的效益。不能“竭泽而渔”，损害自然资源的发展基础。对于非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要研究利用新的替代品；要研究这些资源利用的闭合循环系统；要有利于使其向持续利用方式的方向转变。对于可再生资源，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以确保环境的生态平衡和维持生物的多样性，使得各种可再生资源能够循环再生，要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能等能源。同时，要结合中国国情，选择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教材中提到的土地资源的基本国策，“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北方半干旱地区的退耕还牧、南方丘陵山地的林业发展，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森林法的制订实施；牧区的划区管理、定期轮牧、轮流打草制度、规定载畜量、建人工草场等措施；建立自然保护区等等都是有利于区域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在教学中要深入浅出，润物无声。

通过第六章的教学，学生协调人地关系的能力应该有了一定的基础，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观。第七章的教学，应该让学生积极参与“与能源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的大讨论，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教学过程中有以下一些问题可供学生讨论：

1．哪些能源的利用会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哪些能源的利用会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什么？

2．世界能源的产、供、销与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我国能源的产、供、销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世界上相当一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尚未成为常规能源，而非可再生能源又面临贫化甚至枯竭的危险，为了维持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5．生物质能的利用方式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6．能源消费构成与可持续发展。

7．“能源危机”与区域经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8．美、日等国是耗能大国，美国年能耗达7亿多吨；而世界上的一些贫困国家对环境的需求、消耗也很多，对资源的开采是掠夺式的。为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美、日等国对世界上的贫困国家应持何种态度？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能否可持续发展会影响到第二、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会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教学中要突出讲授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的途径，例如要遵循生物再生产的自然规律；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对农业的持续要重视气候条件中的灾害性天气的影响。此外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还与科技投入和社会制度有关，与农业内部结构和地域结构有关。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农业能否持续发展？影响更大，教学过程中，应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两个原则：“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发挥地区优势；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应结合本乡本土，看到家乡农业持续发展的成就，师生共同探讨家乡农业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工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宜从“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合理布局的意义、科学技术的水平、资源的利用方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工业的内部结构和地域结构、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等方面层层展开。例如结合教材可提出：如何根据发达国家和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的空间转移，邻近地区怎样才能抓住“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从我国国情着手，着重探讨农业生产、交通建设、能源建设、工业结构、资源利用方式、科教兴国战略、体制转变等方面对我国工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消除工业三废，搞好环境保护”的内容，宜分三步讲授：第一步，讲清工业“三废”的排放，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第二步，消除工业“三废”，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步，举例讲解“消除工业三废”，区域经济取得可持续发展的成功典范。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的发展要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人口构成、数量、素质、增长、分布、迁移、流动，同“可持续发展”都有关联。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教学过程中，除了说理之外，还可举例讲解，例如：移民是世界性难题。为了兴建三峡工程而进行的移民方式，不仅对移民进行了经济补偿，而且保证了移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如在三峡大坝附近兴办水泥厂，既解决了移民的就业问题，也考虑了三峡工程的需要，并能节约运输费用，降低工程投资。三峡工程的开发性移民（1985年—2008年，移民总数为113．2万人），无疑是有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可以引用张家港市“城市现代化、乡镇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过程的成功经验。

全书的最后一章，对前面各章内容作了高度的概括，带有总结和提高的双重意义。教学过程中，宜从“高中地理知识结构图”着手，通过前面各章学过的知识，和已渗透的有关可持续发展思想，对资源利用方式、“三废”排放、人口增长、规划不当和自然原因引发的各种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加以总结，进一步让学生认识到：只有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协调好人地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只有在经济增长中保护好环境，发展才能健康，才有后劲，才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最后可联系教学过程中讲过的实例。驾轻就熟地归纳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途径。

2．2开展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教育

第一，开展主题不同的讲座，如《中国21世纪议程》、《地球的一天》、《中国沿海地区21世纪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等。

第二，开展乡土调查寻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第三，提供实例，撰写小论文，完善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第8篇

[关键字] 行为经济学局限发展

一、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有四个重要的假设，即：信息对称、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场中发生的经济现象却几乎完全违背了这四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要完全达到这四个假设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对称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信息对称”，即在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都可以无偿的获得市场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实上，信息是一种无形的但能给经济人带来效用或价值的资源，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有价的，信息的获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们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对自己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信息不对称性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根本无法用原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传统经济学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这种偏好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改变，同时，经济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们在认知判断上可能会随时因收入状况、社会潮流、以众现象、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还有许多的发现都使人们更加怀疑选择是否能够反映稳定、明确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设也违背了自然界动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这一假设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自利的，这一自利的行为还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们发现，纯粹的自利无法解释慈善事业、自愿捐献、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牺牲金钱从而对不公平的待遇进行报复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因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导引和“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社会中的各种千丝万缕的制约关系也使得我们完全自利的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及优势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3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阿克洛夫、斯宾塞、卡尼曼，这说明非理性经济学由于其对新经济现象的良好解释已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1.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背景

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有其学术背景。第一，20世纪中期，大量的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文献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论”和“贴现效用模型”作为“不确定条件”和“跨期选择”条件下计算效用值的精确分析工具已经被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接受。第二，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心理学家所谓的“大脑是一个刺激－反馈器”的理论已经被“大脑是信息处理器”的理论取代。认知心理学家对与“大脑信息处理器”相关的很多问题(比如，“问题解决”、“决策过程”等)的了解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相关性很大。此后，有关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真正的行为经济学产生的条件日益成熟。行为经济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具有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同的假设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新认识和新的挑战。

2.行为经济学的特点及优势

(1)行为经济学的特点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准则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没有道德的科学。行为经济学使我们必须承认，人也是有性灵的、活泼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致的成分。

(2)行为经济学的优势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它从实际出发，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通过建立精密的数学模型、严格的推理论证来解释、研究经济行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经济学的成分，对传统经济学是一种修正，也是一种补充。因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

三、行为经济学发展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涉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多个分支，其发展较为活跃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幸福学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

就当今社会而言，虽然近年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而言，人们感觉到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幸福指数越来越低。据统计，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们常常是在用牺牲健康来换取金钱。这不得不使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究竟以什么为最大化目标。对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幸福学。

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生活过得幸福，归根到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或财富。即使是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这也应该是效用本身定义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们到底觉得幸不幸福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包括比较因素、时间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各种客观的评价等等。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会的幸福感，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关系，是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神经经济学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神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放弃了主流经济学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各种过分简单的模型，在切实了解人脑精神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20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类具有稳定而持续的偏好，人们据此作出各种理性的行为决策。在这一框架下，所有明显不合逻辑的非理，也被解释为某种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但神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人们对长期行为进行决策时，他们的决策行为的确符合经济学教科书假定的“理性决策”过程。而面对短期决策，比如是否立刻进行消费活动时，非理性冲动因素在人脑决策中的作用与猩猩毫无二致。磁共振扫描发现，参与长期决策的主要是大脑额叶前区部分，理性思维主要是在人脑的这一部分进行。而在短期决策时，大脑边缘皮层的作用则会超过额叶前区，这时产生的决策更倾向于立即满足需要的原始状态。在谈判的情境下，谈判者大脑中并非只有额叶前区皮层处于活跃状态，大脑皮层深处产生情绪反应的区域同时也被激活。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的部分即被激活，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其强度会超过额叶前区皮层产生的理性思维。既然这种初级大脑活动如此强大，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经济行为总是会走样。

3.实验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而且，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

但同时，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结束语：行为经济学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是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它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的观点，使得经济学更加贴近于生活与现实，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逐步完善，它势必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董保民:《信息经济学讲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9篇

关键词：组织冗余企业绩效关系

组织冗余，单从字面意思看它即是组织资源的一种多余或剩余，而且容易使人产生很多不好的联想，尤其对于当今正处于复杂动荡的经济危机环境中的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而言。但从其内涵来探究组织冗余，它并不总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组织冗余对于企业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它与绩效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并深入到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中，而这些研究对于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组织冗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国外研究综述

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是组织理论中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现已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相关文献讨论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常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组织现象，包括目标冲突、权利斗争行为、效率以及创新（Nohria & Gulati，1996）。

（一）国外研究背景

尽管冗余最早是由Barnard于1938年引入到组织理论中来的，但是该词是March和Simon于1958年在他们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出的。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冗余的概念、性质及其与创新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学者们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冗余进行界定，因此目前关于冗余资源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在这些观点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Nohria & Gulati关于冗余的论述，他们认为冗余是组织可利用的、超出其给定水平产出量所需最小投入部分的资源。且最近比较重要的有关冗余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对冗余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Nohria & Gulati对冗余论述的影响。

在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论述方面，首先理论界是存在较大争议的。

一些研究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理论的学者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一系列的合同关系（Jensen & Meekling，1976；Fama，1980），他们认为冗余是人或经理人不胜任的表现，是导致企业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原因。还有一些战略学者也认为组织冗余会妨碍企业的战略选择，例如，Child（1972）指出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冗余的存在会减少企业敢作敢为的选择，从而错失机会和降低绩效。这些观点都表明，冗余和绩效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

而组织理论学者则认为冗余和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即适度冗余能够提高绩效。他们通常认为冗余是组织的一种可利用的潜在资源，它能够转化和利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它对绩效的有利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可作为诱因，代表组织能够支付给成员的额外报酬（Cybert & March，1963）；可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冲突，因为冲突通常都是由于资源的稀缺而引起的（Moch & Pondy，1977；Bourgeois & singh，1953）；可被当作应对环境变化的缓冲器，使组织的核心技术在环境巨变时不受影响（Cheng & Kesner，1997）；可促进企业许多战略行为的选择和创新活动的展开，如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及进入新的市场领域等（Thompson，1967）。值得指出的是，冗余对绩效的这些有利影响在环境动荡的时候尤其明显（D’Aveni，1994；Meyer，1982）。

（二）国外研究现状

理论界对于冗余与绩效关系的论述大都集中于冗余和绩效之间是一种线性正或负相关的关系，但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表明，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1.线性正相关关系流派。Singh（1986）使用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和运作资本中已吸收冗余和现金与证券中未吸收冗余作为组织冗余资源，并以资产报酬率和主观评估的指标作为绩效指标，得出高水平的已吸收和未吸收冗余资源与企业高绩效是相关联的。Hambrick & D'Aveni（1988）通过资产负债率和运作资本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研究了未吸收冗余与资产报酬率的关系，认为破产公司的潜在冗余的平均值要显著低于继续生存的公司。Bromiley（1991）通过研究流动率与权益报酬率、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与销售报酬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关系，分别探讨了可利用、可恢复和潜在冗余与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冗余资源特别是可利用冗余和潜在冗余能提高企业绩效。Miller & Leiblein（1996）、Reuer & Leiblein（2000）都以应收款与销售收入的比率，库存与销售收入的比率，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与销售收入的比率作为冗余指标，探究了它们与资产报酬率以及权益报酬率的关系，分别得出冗余资源的存在能增强企业绩效和冗余能够提高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的结论。Geiger & Cashen（2002）探究了资产负债率与创新的关系，认为组织潜在的冗余有利于企业的创新。Tan & Peng（2003）以折旧基金、储备基金、企业留利和销售费用与利润率的关系，探究出未吸收的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一正线性的关系正好符合组织理论学者的观点即冗余对绩效具有有利的影响。

2.线性负相关关系流派。Davis&Stout（1992）研究了现金流与收购风险之间的关系，认为更大的现金流将会增加收购风险。Greenley & Oktemgil（1998）运用主观评估问卷项目的方法，通过询问管理人员对资本冗余的主观看法，得出结论“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的关系”。Tan&Peng（2003）也通过实证研究，以大修理基金、库存和应付款与利润率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已吸收冗余资源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关系，而且所有冗余资源对企业市场地位都产生正影响。

3.U型关系流派。Bromiley（1991）以企业承担的风险为绩效指标，认为冗余与企业绩效存在着“U”型关系。即一开始二者之间是负相关，然后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正相关。冗余与绩效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表示高或低的冗余都与好的绩效相联系，而中等的冗余则与坏的绩效联系在一起。

4.倒U型关系流派。Nohria & Gulati（1996）通过主观评估两个问卷项目，运用回归分析得出冗余与创新之间是倒U型关系，即太多的和太少的冗余对企业创新都是有害的。Geiger&Cashen（2002）通过对流动率；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等与创新的关系研究，也得出可用冗余和可恢复冗余与绩效之间呈倒置U型。Tan&Pe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冗余和绩效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即组织冗余有一个理想的范围，低于或高于这个范围对绩效的影响都是负的。George（2005）研究了分散冗余与私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冗余与绩效之间呈倒置“U”型的关系：企业的绩效最初是随冗余的增加而提高，但当大量冗余尤其是低分散冗余出现时，企业的绩效则是下降的。倒U型的关系则暗示了企业应该注意控制冗余数量的增加。

5.其它相关关系流派。除上述研究结论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冗余和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如Cheng&Kesner（1997）通过研究各种冗余与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的关系，得出冗余对企业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具有正或负的影响作用。Greenley & Oktemgil（1998）研究了派生冗余和投资冗余的绩效特征，认为冗余和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高绩效公司中存在，但在低绩效公司是不成立的。

组织冗余资源的来源

（一）权利行为来源观

企业好的绩效会导致企业的冗余增加，而不好的绩效会导致冗余的减少（Singh，1986；Bromiley，1991），但人们并不清楚，经理们怎样做才能使冗余的数量发生变化（Nohria & Gulati，1996）。有些研究在分析具体的问题时涉及到冗余的来源问题，通常都毫不例外地将其视为组织内部权力斗争行为的产物。这种观点确实已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比如，Schiff & Lewin（1970）的案例研究显示，由于委托—关系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经理们通常采用“高估成本和低估产出”的方法来创造冗余。这表明，有意而为的“权力行为”确实能产生一定的冗余。

（二）有限理性来源观

冗余来源的“权力行为”论可能并不是冗余来源的唯一解释。因为若冗余真的完全是“权力行为”产生的，那么，企业要提高效率就必然需要通过有效的管理来实现减少冗余，提高组织的绩效。企业绩效与冗余之间的关系应是负相关的。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显示冗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效益越好，组织的冗余越多。

按照有限理性理论的观点，人们在对不确定的状态做决策时，由于受某些条件的限制，通常总是追求满意解，而并不苛求获得最优解。这种有限理性的决策思维模式反映在非常规性业务活动的资源配置行为上，一般会表现为留有余地，即保证活动有足够的、最大可能的资源需求量。然而在实际的运行中，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往往又可能会在每个具体的环节上最大限度地节约使用这些资源，以应对随后可能出现的一些不确定情况所产生的资源需求，因而，最终可能会使这些资源产生一定程度的冗余；并且当那些不确定情况所涉及的环节越多、经历的时间越长，产生的冗余也可能越多。由于受时机、利益关系、价值偏好、组织学习以及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决策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在非常规性的业务活动中，企业在这种有限理性支配下的资源配置行为，可能也是产生组织冗余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企业的冗余资源可能不仅来源于经理们的权力行为，而且更可能来源于组织决策的有限理（方润生，2003）。冗余来源的扩展，有利于我们从新的价值维度来认识冗余在组织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组织的产出效率。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国内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冗余资源的系统研究还比较少，而且对冗余往往存在着误解。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企业对冗余尤其是人力资源冗余即组织“冗员”往往是采取一刀切式的“减员”策略。这不仅不利于人们对冗余资源的深入理解，更难以使企业经理人员认识到可以通过充分利用企业的冗余资源来提高企业绩效的观念。

（一）国内研究背景

在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人们通常认为组织的绩效将随着冗余的增加而降低，组织冗余是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低绩效的共同原因。确实，中国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常常都被归咎于冗余所导致的低效率。经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常常被建议通过裁员等措施来减少和消除冗余。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冗余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是十分鲜见的，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

1.线性正相关关系。方润生、李垣（2003）研究了冗余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基于资源和能力整合的观点运用知识创造等理论，通过对多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企业内部，不同的组织冗余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组合冗余的利用与企业的过程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分散冗余的利用与企业的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对企业充分认识冗余的作用，尤其是对创新的影响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转置“S”型曲线关系。蒋春燕、赵曙明（2004）认为，在转型经济中，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总是线性或非线性的关系，也可能是“U”型或倒“U”型的关系，他们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78家中国上市公司长达8年的数据（1994-2001年）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三阶段模型（或称转置S型关系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不同的阶段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图1所示）。

3.倒置“U”型关系。钟和平（2009）也分析了企业冗余对绩效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认为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应呈倒置“U”型关系，即当企业的冗余未过量时，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当企业的冗余过量后，企业冗余与绩效之间呈负相关。这一研究成果与Nohria&Gulati（1996）、Tan&Peng（2003）以及George（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意义

由于经理们有意无意的“权力行为”以及组织决策的有限理性（方润生，2003），使得冗余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冗余资源，使其充分发挥对绩效的有力影响，成为企业提高效率乃至战略变革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为企业和管理者更好地理解冗余资源的价值，从而为其处理各种由于资源稀缺引起的冲突、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巨变、抵抗各种经营风险，以及更有效地提高绩效等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尤其是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更为冗余资源的价值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这将成为决定企业能否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正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学以及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新热点，也正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们的关系研究将成为企业如何有效分配和利用企业资源尤其是冗余资源的一个新视角。这一研究强调的是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存在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线性（正或负）关系，而可能更是一种非线性的复杂关系。它的最终目的，即是探索出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使冗余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最大的价值，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绩效。

组织冗余与绩效关系的研究述评

前面分析的国内外现有组织冗余和绩效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模型，不难看出国内外研究者虽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方法和思路，但他们在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如已有文献中对组织冗余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通过组织有形资源冗余的相关变量如流动率，销售、管理及一般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库存，资产负债率等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地对无形资源如知识资源、关系资源等与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样本来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研究者如Tan和Peng（2003）、方润生（2003）和蒋春燕、赵曙明（2004）的研究样本来自中国，缺乏对转型经济时期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是目前关于冗余研究文献中一个缺陷；现有的研究很少考虑环境变量，如不同的产业、所有制结构、企业年龄和所在地区等可能对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如Tan（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了17个产业中有8个产业对冗余与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等等。

近年来，研究者已从客观数据和主观认识等方面对组织冗余和绩效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证实了组织冗余对绩效具有有利的影响。但目前，关于这一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均不太深入，仍有许多问题急待进一步研究。首先，应更多地关注于企业的人力资源冗余，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资源的冗余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在转型时期我国企业“冗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它已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考察冗员变化与绩效如组织创新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将十分有利于从企业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来处理减员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其次，应关注转型经济时期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转型经济时期迅速发展的市场和激烈动荡的环境中组织冗余对绩效的影响作用，对于企业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应关注处于不同环境中如不同的产业、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地区的企业其冗余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差异，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为企业实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指导。

参考文献：

1.Nohria N，Gulati R.Is Slack Good or Bad for Innov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

2.Cybert R.M.，March J.G.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M].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NJ，1963

3.Cheng J.L.C.， Kesner anizational Slack and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hifts：The Impa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J].Journal of Management，1997（23）

4.Singh J.V.Performance，Slack，and Risk Taking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6（29）

5.Hambrick D，D'Aveni R.Large Corporate Failures as Downside Spiral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8（33）

6.Bromiley P.Testing a Causal Model of Corporate Risk Taking and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34）

7.Miller K，Leiblein M.Corporate Risk-return Relations：Returns Variability versus Downside Risk[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

8.Reuer J，Leiblein M.Downside Risk Implications of Multin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

9.Geiger S.W，Cashen L.H.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Slack and Its Impact on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Issues，2002，14（1）

10.Tan J， Peng M anizational Slack and Firm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s：Two Studi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

11.Davis G，Stout anization Theory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A Dynamic Analysis of Large Takeover Targets，1980-1990[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2（37）

12.Greenley G，Oktemgil M.A Comparison of Slack Resources in High and Low Performing British Compan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8（35）.

13.George G.Slack 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 Held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4）

14.方润生.企业冗余资源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D].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15.蒋春燕，赵曙明.组织冗余与绩效的关系：中国上市公司的时间序列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4（5）

16.钟和平.企业冗余的利用对绩效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09（2）

17.方润生.企业的冗余资源及其有限理性来源观[J].经济经纬，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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