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专业教学的目标，不仅仅是使学生活动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知识以外的附加值，如文学素养等。由此看来，目前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确定并不合理。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把握和应用，以及文学素养的建立应该都是汉语言文学教学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人文素养这个本应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重要素养，却并没有渗透到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也未成为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组成部分。
2中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进和优化策略
2.1合理选择教学手段，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形式多种多样，如文学作品、文章和文字等，所以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而选用不同的学习形式，比如是选择现代化的多媒体进行欣赏还是选择传统式的诵读等。对传统教学手段我们不应一味地批判，而是应该有所取舍，一些教学形式还是很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在具体教学中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考试不能仅以分数论成败，而是要让学生将这种技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根据汉语言教学的特征来确定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就成为教师的首要职责。
2.2创新专业教学内容，构建学生创新思维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需要有所改变，基于此应改变和重组教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应该只注重知识的记忆，而应该加强对专业技能的培训。教师在备课及授课时应加强对最新知识的把握，在讲解过程中，无论是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还是作文都应该加强课程结构的优化，课程体系应用发展的科学理念加以优化。此外，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创新思维的培育。一方面，教师本身一个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要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能够提出一些较为独特和有效的教学方式，同时行为上应善于探索，不断实验、不断总结。另一方面，要做到勤于思考，勤于行动，进一步发展创新思维。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以此为背景，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激励学生去思索、去探讨。
2.3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示例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词汇；语言差异；翻译学习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一、什么是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在虚拟空间的一种“方言”，它的类型有:数字型，88(拜拜);谐音型，荡=download(下载);字母型，MM=妹妹;符号型，“O．O”表示“惊讶”的表情;同音型，围脖=微博;新造类，如“神马都是浮云”。
二、网络语言对语言文学的影响
对于网民来说，网络语言有着独特的魅力，对于专家来说，也由原来的不认同到逐渐重视。网络语言以及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受到了教育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伴随着对网络语言的深入研究，产生了一门新的语言学科—网络语言学。由此可见，网络语言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两者互相影响又互相包容，语言研究其中一个热门话题便是网络语言，虽然它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但是从深层次上来看，网络语言是对语言文学的一场革新，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在虚拟网络以及网络外部环境的双重磨合下，现在的网络语言已经与前几年的杂乱无章大不相同了。网络语言在逐渐地形成一种语言系统，其传播媒介是网络，网民是语言社团的主体，在网络语言系统里，没有人是权威专家，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创新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创造新的词汇、新的语言，而且一旦大家认可了就会很快的在网上传播，当流行起来又会从网络进入到现实生活，这样就丰富了汉语系统，是现代汉语的创新和发展。通过网上搜索，我选出两个最具特点有代表性的两个字来分析，总结一下它们特点以及为什么受到网民的追捧，进而能够深入研究网民的使用心理，也来分析一下网络语言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两个字就是“囧”和“槑”。
1．囧读音:jiǒng。其实是由“冏”衍生而来的，在现代字典里根本查不到。两个字是相同的读音。冏的意思是“光明、明亮”，也可以解释为“鸟飞的样子”。“冏”在古代常用，对现代来说是个很生僻的字。网义:悲伤、无奈、悔恨、无力回天，窘迫或者特别尴尬的心情。乍一看到“囧”字，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呢?第一感觉是不是像一张方脸，眉毛是“八”字形的，下面是一个张开着的嘴，像是一个人悲伤地表情，让人感觉到了悔恨却又无可奈何。再仔细观察呢，好像还有点搞笑的样子，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网友们单独使用的时候，它就是“无奈、尴尬”等类似的意思，如“期末考试数学得了59分，差一分啊，囧!”这个“囧”字代表了伤心或是无奈的意思，却又比单纯的伤心更加形象，就好像是看到了当事人当时的表情似的。这是“囧”字最开始使用的时候的意思，随着“囧”字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一个方面的意思已经满足不了网友们的需要，于是又有了新的含义“拜服、钦佩”，如“囧!史上最搞笑图片”，这是网友在BBS上发的帖子的标题，根据帖子的内容就能体会到发帖人所要表达的是对图片的拜服。网友们可以根据在不同场景中判断“囧”字的含义，更加体现了网络语言的魅力。
2．槑读音:méi。原义:同“梅”，是梅的异体字，同样是个生僻字。网义:形容一个人很呆，很傻，很天真。其实，“槑”的本义跟“呆”是相差甚远的，因为“囧”的流行启发了很多的网友，使“槑＇成为了又一个深受网友喜爱的网络新词语，像是两个“呆”，意思便是比呆还要更呆，网友们丰富的想象力使一些生僻字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对于像“囧”“槑”这些字在网上的流行，大家也由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这是对汉字的不尊重，属于恶搞，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损害;也有的人认为，这样的方式提高了人们对于生僻字的关注，是利于汉字文化传播的。其实，文字的意义本来就是用来便于人们交流的，我认为网络语言是对汉字意义的丰富和创新，这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和文化传播。网络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不断深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初网友们是为了节省时间，因为五笔输入法并没有普及，网上交流的时候为了方便就出现了一些缩略语或者是谐音词。比如，88(拜拜)。这样交流起来速度得到了很大提升，这算是网络语言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网友为了在保证速度的同时更加体现自身个性，所以出现了很多的表情符号，如“O．O”表示“惊讶”。网络语言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伴随着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络应用更加广泛，人们更加喜欢追求新鲜事物，网络语言得到了丰富。比如，前面提到的“囧”“槑”。这些网络词语的流行，从文化高度上来说是这个传统文化的另类创新，是一种新文化的诞生———网络文化。就汉字来说，它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系统，汉字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等，而网络文化则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等表达观点的一种文化成果。以“囧”作为例子，它是网民对文字意义的扩展，因为它的频繁使用，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古汉字，人们对古汉字的热情被激发了，挖掘出了更多的生僻字和古汉字。每次出现一个有趣的汉字，网友们都积极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此同时也会感叹先人的伟大，也增加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所以说，网友们根据文字的字形创造出新的含义，不但使文字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充满趣味，而且网友之间交流方式也变得独特，满足了现代年轻网民追求个性的心理，使网络语言更加有特色。网络语言的这些特征符合了网民的心理需求。但是，如果不对这些网络语言进行规范的话，容易造成对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体系有消极的影响，甚至造成文字应用上的混乱。比如，一些广告语乱改成语，“一见钟情”被“箭牌口香糖”改为一箭钟情;某品牌的摩托车打出的广告语骑乐无穷，等等。青少年网民在网络上习惯肆无忌惮地使用这些网络新词语的同时，要注意加强规范，否则不可避免的将出现类似问题。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些网络新词语，一方面，是因为新奇有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网民们的社会文化心理。
网络语言的形成是两面性的，下面就以这两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1)网络语言带来的积极影响。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的更新和发展，都是在使用之中不断进步的。从文字本身来说，网络语言对汉语言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同英语，每年都有很多的合成词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所诞生。网络语言通过缩略、符号、借用一些外来词或者将传统的汉语赋予新的意义等手法来创造新的词汇，不但形式多种多样，使用起来更是灵活多变。网络语言的语法打破了常规语法的规则，既改造了传统的汉语语法系统，又将英汉语法的规则融入其中，使人们文字语言表达更丰富，不受传统语言的制约，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增加了色彩。文化交流也随着网络文化的盛行达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繁荣。比如，之前提到的“囧”这个字的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也使语言的表达更加形象。就拿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影名字为例“人在囧途”，如果电影名字是“旅途的尴尬”，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言而喻。另外，很多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是由于网络文化带来的乐趣激发的。从另外的角度看，流行起来的网络语言大多数是来自于社会的热点人物或者事件，从侧面体现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一部分趋势，因此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注意可能就是因为某一网络词语的频繁出现。网络语言很多都体现了一个具体事件，如“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很流行，在网络以及现实社会的迅速传播，引起了人们对事件本身的高度关注，由此看来，网络语言之所以流行，也是因为人们对这些词汇的出处非常关注。如今，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在网络上都可以畅所欲言，网络不仅成为大众表达看法，参与社会生活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甚至成为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网络语言才能如此迅速的发展起来。
(2)网络语言带来的消极影响。首先来说，一部分网络语言偏离了汉语规范。网络语言普遍是为了追求新奇和方便，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遵循汉语规范。有些词语的词义被曲解，还有很多刻意的错别字，这些都会在语文教育方面有负面的影响。网民的主要群体之一，就是青少年，他们喜欢新鲜事物，而且乐于并且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情感非常丰富，却没有很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青少年正处于语言的学习和培养的阶段，大量的使用、接触网络语言，接受了其中不规范的特点，容易不规范表达的坏习惯，这对语言学习必将造成不良的影响。我就看到过有的学生在试卷上答死亡的反义词为“挂了”，这很明显是在网络游戏中形成的错误观念。与此同时，我们的书写能力、阅读能力、对语言的鉴赏能力在慢慢下降。网络是虚拟的，它打破了现实生活中的界限，营造的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大世界。网络语言因为其丰富多样和巨大的张力建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这种直白的文字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迅速渗透到了传统的语言文化中，使得传统语言的功能变得淡化。随着全球经济化的到来，国际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是愈加频繁，这不单单是说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产业的交流发展也随之而来。语言作为交流的重要载体，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新的时期，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人们对汉语也有了更高的关注，汉语言的发展也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外国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古老，体会到汉语言文学是魅力无穷的，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是一个语言文字起源大国，汉语经过长期的发展，历史积淀很深厚，做好汉语言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的需要，更是搭建国际友好关系的桥梁，汉语言对于国际交流来说意义重大。在新的时期，汉语言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所以对于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要大力度开展，扩大汉语言的影响力，逐步实现汉语言的产业化好国际化发展。当然，想要实现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这一目标还要走很长的路，汉语言文学如何发展，怎样实现更大范围的发展，这需要梳理一个长期发展的目标。要积极有效的探索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汉语言文学要注重树立本身的特点，与此同时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扩大影响范围，实现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
关于汉语言文学产业化和国际化发展的探讨和分析有以下几点:
(1)树立产业化发展理念，逐步实现产业化发展目标。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来说，产业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向产业化发展对于文化本身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对其长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大家都知道一种文化要想有好的发展就必须要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根据这一问题，人们就非常关注产业化的发展模式。关于如何实现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国际化，首先要针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探究，从而找到一个可行有效的发展策略制定发展规划。所以，就根据目前汉语言文化的现状我们就以汉语言文化本身的特点来进行研究。汉语言文学的基础是古汉语，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非常付的素材。
(2)汉语言文学的国际化。关于如何实现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需要一个详细的分析和全面的规划。对于发展汉语言文学来说，要想实现它的国际化，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汉语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代表就是语言。语言其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和沉淀，而汉语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为发展汉语言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很多差异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龙是象征高贵、权威的，有着吉利的含义;而在西方神话中，龙(dragon)却被认为是凶残的。另外，狗在古代是一种比较卑微的动物，成语中与狗有关的大多都有贬义。而在英语的用语习惯里，大部分都可以比喻人，如You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要想实现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必须要认真研究制定科学的规划。中国的文化产业包括很多方面，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要把汉语言文学当做中国文化的代表。这就要求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针对这个问题有所准备、支持。最后，想要把汉语言文学发展到世界各地，不能只看重暂时的成效，要以长远的眼光着眼全球的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起属于汉语言发展的系统。
(3)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树立汉语言文学的品牌来加强其影响力，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树立品牌也是符合市场化发展的需求。产业化和国际化是互相联系的，两者应该同时进行。发展汉语言文学不是独立的，它与中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是一体的。
三、结语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文化。汉语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重视其发展。现阶段，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淡化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使得汉语言文学继承发展都出现很大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义务将我们祖先文化传承发展下去，我们必须端正对汉语言学习的态度。
（二）时展的需要现阶段，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越来越强，在国际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汉语言文学学习的重要性，并且将汉语言文学学习放在越来越重要位置。以孔子为代表，以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命名一些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设。必须要好好把握这一时机，努力的学习好我们国家母语，满足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三）自身发展的需要汉语言文学不仅仅可以培养学生深厚文化道德素养，更加可以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汉语言文学学习不仅仅完善了学生道德文化修养，更加对学生人格魅力养成起到了促进作用，汉语言文学学习提高了我国国民素质，有助于学生素质文化修养的发展。
二、初中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的创新思路
（一）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断的创新拓展汉语言文学是记录我国历史发展变迁一种文字，教师对学生进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时候，就像是在学生面前打开了一幅几千年历史画卷，充分地向学生展示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让学生尽情的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将历史与现在还有未来进行融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参与课堂的讨论，而不是一味在课堂上面滔滔不绝的讲解。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虽然晦涩难懂，但只要学生愿意思考、勤于思考，相信一定能够学好这门课。例如，教师在讲解《扁鹊见秦桓公》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对课文中的角色进行角色扮演，揣测角色的内心思想，进而了解课文的主旨。学生通过对《扁鹊见秦桓公》这篇文章进行思考，通过课文可知，扁鹊作为一个人才，在遇到秦桓公几次的“不悦”、“不应”后，扁鹊并没有想方设法的客服各种困难，反而选择了“逃秦”之路。学生通过课文的深入学习，不仅仅掌握了汉语言文学学习要求，还从课文中人物的身上汲取了一些人生经验，扁鹊必须要做到意志坚定，拥有高尚的品德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教师这种教学方式对学生思想起到了净化作用，对学生道德品质培养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学生观古论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方法，对学生汉语言学习跟道德品质培养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教师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推动学生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汉语言文学教学任务是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并且使学生能够获得扎实的文字运用功底。教师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的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的改革创新教学模式。例如教师在上到《岳阳楼记》这节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在课程的开头引入岳阳楼壮丽的美景与波澜壮阔场面，使学生立刻感受到岳阳楼吸引中外游客的神秘美景，这样的引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对课文进行学习。让没有去过岳阳楼的同学能够领略岳阳楼美景以及作者写这篇文章心路历程，更好的帮助学生对课文主旨进行学习。在课文《孔乙己》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一些课前预习，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一些声音画面方面背景资料，展示孔乙己到咸亨酒店不同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比较，学生能够清晰认识到人物悲惨命运，看到旧时代封建思想对人们迫害。教师借助多媒体教学的手段，使课文中场景能够真实展现出来，更好帮助学生进行汉语言文学的学习。现代社会不断的进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鲜血液，科学技术运用于现代中学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一定会为我国中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带来新的发展，使中学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教学方式与手段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三）学生必须要学会自主学习中学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一定要注重培养自主学习的学习方法。学生必须树立一种独立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的学习精神。对学生来说，自主学习是提高个人自身能力的重要学习方式。例如学生在学习《醉翁亭记》时候，课前可以了解一些课文中重点难点词句的意义。课文中作者写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对于作者写下这一句时候的心境，学生在课前可以通过预习，查阅有关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理解。这种自主学习的方法对于提高学生的汉语言学习成绩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三、结束语
首先，语言是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人得以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它担任着信息传递的使命。其次，在人类沟通与交流过程中，语言是将其内心的心理表现与生理活动转化为外部交流语言的工具，它是对人类思维的反应。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可通过语言交流锻炼其思维及表达能力，一个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提高学生思维活跃度的重要前提，在一定层面上能够促进其智力的提升与发展。开展语文课程教学则是保障学生掌握语言、合理应用语言的前提，是奠定国民教育、传承我国文明、延续母语的重要表现。因此，语文教育是终身教育，它贯穿于我们日常生活学习的始末。
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主要特点
汉语言文学教育承担着传递人文风貌，提高整个民族语言文化水平的重要职责，它重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与价值特征，属于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从汉语言文学自身专业特点来说，它关注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重视语言教育的实用性，但其适用表现并非体现于实际应用的部分，而主要在于精神概念的影响方面。汉语言文学教育并非直接注重经济效益创造的学科，它更为注重社会效应。伴随着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神话与发展，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它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同时，也正迈向与社会文化相交的轨道中，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三、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联性
(一)教学目的一致
语言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均在于为社会输送专业化的应用人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汉语言文学教育从属于语文教育，两者在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汉语言文学教学注重对学生精神面貌及文学素养的培育，而语文教学重点则在于突出其工具性特征，关注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的提升。
(二)表达方式的差异性
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强调语言表达的准确、生动与鲜明，要求所创作作品的语言能够更好地表现作者的情感及其对事物的理解与认识，透过语言能够感受作品中情感的表现，事物的性质等。而生动则主要表现在语言表达的独特性、灵活性与动人性。但汉语言文学教育同样是将语文教育作为基础，并将教育目标的实现作为其重点目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若脱离了基础的语文教学，则无法满足普遍性教育的需求，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专业程度差异
相较语文教学来说，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性较强，在教学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专业性知识与内容，一般设立于中专、高等院校中。汉语言文学教育更强调学生积累丰厚的文学底蕴，与汉语建立深厚的情感。而语文教学，除了其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功能外，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开放性思维能力。(四)在强调人文关怀方面有一定的一致性无论是语文教育抑或是汉语言教育，均关注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要求文学进入学生的心灵，发挥文学渲染与洗涤作用，融入学生的生活中，洋溢着人文与理性的光辉。两者均重视对学生情操的陶冶与情感的丰富，关注其人文素养的提升。
四、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性思考
(一)教育理念的对接
确立开放式教育理念，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建立开放的教学观点，在注重文化传承的同时，关注文学的创新与发展，以开放的目光迎接现代文化的融入与交流，实现语文教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需在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中适量地注入更多的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内容，而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同样需要添加新时代开放理念与意识的教育，实现教学理念的对接。
(二)学生自主学习方面的对接
要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还需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丰富课程教学形式，以学生为本，将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以教师作为教学的指代者，展开开放式的教学方案，引入新的教学手段，为学生采集更多学习资源，包括视频节目、教育频道、课程录像等，为学生组织更多教学资源片段，围绕语言课程教学内容，纳入更多符合课程性质、特点的多媒体教学课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的自主性，进而使学生应用能力得到强化，实现语文教学与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对接。
(三)现代技术指导学习的对接
当前在部分高校已开展了开放式的远程教学模式，将课程的开展与现代技术的应用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师在教学与现代技术运用方面有其显著的优势，在导学方面的能力相较传统教学而言提升明显。包括课件制作、网页设计、系统操作等，自动化程度较高。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学在教学技术方面的对接，必须在广大中小学内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组织开放式教学，为日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创新思维能力的对接
语文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在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培养出勇于实践与具备创新精神的符合型人才。细化两者的教学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在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与体验，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升其综合素质，使学生具备较强的文学鉴赏与分析能力，同时能够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因此，为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五、结束语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