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1篇

关键词:农业资源;农业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特征;对策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领先领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农业具有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农业资源如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做为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应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本文从农业资源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1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是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业经济活动中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农业自然资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物质、能量和环境条件的总称。它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物种资源等等。农业社会资源指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中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人口、劳动力、科学技术和技术装备、资金、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

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节约和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解决农业资源日益尖锐的供需矛盾，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农业与环境会议上，国际粮农组织(FAO)把农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采取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方式，实行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农业能永续利用土地、水和动植物的遗传资源，是一种环境永不退化、技术上应用恰当、经济上能维持下去、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中国21世纪议程》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明确为：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从农业资源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社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使农产品能够不断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1．1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指数量增加上的满足，更应指农产品质量提高上的满足。

2．1．2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发展、农业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资源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尽可能减少农业发展对农业资源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置农业发展于农业资源的良性循环之中。

2．1．3有效控制农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努力控制农村人口过快的增长速度，以便减轻农业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大力发展文化科技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形成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

2．1．4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优化农业投入结构。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实现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农产品品种多样化和品质优良化，实现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变原来的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1．5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全方面的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单纯地是追求数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实现农民日益富裕、农业社会全面进步，使农村的资源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2．2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

2．2．1生态可持续性

要保证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保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2．2经济可持续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指农业产量稳定持续增长，农产品质量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率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经济效益可持续增长。

2．2．3人口适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作为消费者又给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源的资本存量，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2．2．4农业增长方式的集约性

科学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农业科技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能使农业增长从单纯依靠资源和环境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农业增长的科技含量。

2．2．5目标的多元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农业产品的产出率、产品质量和农业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把社会进步和资源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

3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农业资源危机

3．1人口增长和农村贫困问题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人口过快增长特别是农村人口过快增长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发展不相适应，加剧了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和充分就业等问题;现有近5000万的贫困人口分布农村，贫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恶化又加剧贫困，最终对农业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贫困－资源环境恶化一经济发展减缓的恶性循环。

3．2农业生产所需的主要农业自然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首先，近30年来中国耕地总体数量不断减少。据统计资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中，已有14个省、市(区)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总数的47%，其中有7个省、市(区)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线，尽管如此，占用、毁坏的耕地情况仍未好转。再加上耕地质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负担指数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资源危机。

其次，农业用水危机正在加深，主要表现在:(1)农业和城市缺水严重。农业每年缺水达3.0x1010m3，受旱面积约2.0xl07hm2，全国有8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300个城市缺水。(2)水涝灾害严重。90年代成灾面积已经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和发展。(3)乱开滥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面积不断扩大。如华北已经形成了1.5-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

3．3农业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工业"三废"污染急剧向农村蔓延。环境监测表明:在全国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流经城市河段82%受到严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标，受污水、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农田达0.1亿hm2;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大量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中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95年为26.8万t，预计2000年将达30万t，农药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农药残留超标率和检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粮食增产出现了边际负效应。农药化肥等的滥用不仅使土壤、水体和大量农产品受到污染，导致不少农作物高产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失调，病虫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农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也日益严重起来。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也对农业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0.1亿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为污染，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这样不仅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造成资源恶化，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对农业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如陡坡毁坡毁草等，形成了"边治理、边破坏"和"局部有所改造、整体继续恶化"的被动局面，使得土壤侵蚀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生态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发展。

中国面临的农业资源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护农业自然资源、恢复生态环境的措施执行不力，严重影响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下，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农业资源保护，就会使目前已经恶化的局势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生产严重缺少后劲;制约农业发展进而制约中国整个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4．1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

4．1．1法律法规是资源环境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法律管理应成为强化资源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随着对农业资源系统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应全面审理中国现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提出修订和补充措施，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实施细则、条例和管理办法，把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化，增强其操作性，要注意有关法规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

4．1．2建立并完善农业资源产权制度。建立并完善资源产权制度，调整并划分清各类农业资源的产权关系，从法律上支持、监督产权所有者对农业资源保护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强化农业资源管理的协调机制。

4．1．3制定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现有农业资源的各种基本法规中，一般都是就某种资源论资源，较少涉及一种资源和其他资源作为农业资源整体的关系和综合管理的规定，因此，要树立农业自然资源整体化观念和农业资源立法的前瞻性，强化综合管理意识;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农业资源综合管理法律体系，实现对农业资源的综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消除贫困

4．3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合进一步扩大生态农业和持续农业的试点，及时推广应用。积极稳妥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格局，使各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发展农业产前、产后的延伸产业，形成种养加和农工贸相配套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4．4合理开发农业资源，加强资源的保护利用政策

4．4．1保护耕地。今后中国各项建设都应力求少占地、占坏地;坚持有偿用地，有借有还;尽可能利用各种空闲地，减少占地损失;有计划地开垦边远地区的宜农荒地。

4．4．2改善农业资源环境。防止工业"三废"直接排入农业环境而造成危害;严格控制乡镇企业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农业自身的污染源，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残毒农药的使用，防止过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农用水体富营养化等等。

4．4．3注意引进、吸收发达国家有关农业资源的节能、资源保护和环境修复的先进技术，重视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

4．5开展农业自然资源评估和评价工作

长期以来农业资源的无偿使用已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农业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及时扭转资源无价和价格扭曲现象，就会加重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规范农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资产的评估方法，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估价和评价工作，推行有偿使用及社会补偿制度，资源开发的申报和审批制度，以便加强对农业资源的管理，保护农业资源环境。

5结束语

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尤其是近年来农业资源问题日益尖锐化，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中国农业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面临的困难，积极采取解决措施，如开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建立健全资源产权制度、农业自然资源的评估方法和有关农业资源的法律法规等，节约农业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农业资源的浪费，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增强农业资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程度，就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一一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4:77-86.

(2)·FAO·迈向2010年的世界农[C]·第27届国际会议(年会)论文集，1993.11

(3)中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年变化分析评价[M]·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7:41-46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2篇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转【参考文献】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贲克平.对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探讨［J］.农村发展论丛，1997，（1）：14～16。

［11］蔡昉.区域比较优势与农业持续增长的源泉［J］.中国农村经济，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7－137。

［13］蔡运龙.持续农业及其中国态势［J］.地理学报，1995，（2）：97～105。

［14］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农学会编，常平生.农牧结合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陈百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3～19。

［16］陈成斌，中国农学会编.试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A］.北京：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1997，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53～55。

［17］陈飞翔.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4，（4）：61～66。

［18］陈会英.中国农村产业结构演化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1，（2）：20～26。

［19］陈武.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经济国际化［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62～163。

［20］陈锡康.中国粮食生产发展预测及其保证程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6，（3）：197～202。

［21］陈锡康.农业发展—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态系统与持续农业［J］.自然资源，1995，（6）：1～7。

［23］程序.中国应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J］.科技导报，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续农业导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89。

［25］冯海发.中国农业的效率评估——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

［26］甘师俊.可持续发展创新：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8，48～52。

［27］高波.我国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化的政策选择［J］.学术研究，1992，（6）：80～84，79。

［28］郭焕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2～9。

［29］郭书田.变革中的农村与农业［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30］郭玮.中国工农关系研究［J］.经济学家，1993，（1）：53～65。

［31］郭熙保.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发展思想的演变［J］.经济学动态，1992，（9）：57～60。

［32］郭熙保.农业发展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6～7。

［33］何焕炎.我国农村经济迈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A］.张新民.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农村篇）［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钢.生存与发展——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1～12，88～91。

［35］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观点的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5，（5）：69～78。

［36］胡希宁.西方发展经济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及理论思考［J］.理论前沿，1996，（14）：10～12。

［37］黄季焜等.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Z］.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267～268。

［38］黄季焜等.农业科技革命：过去和未来［J］.农业技术经济，1998，（3）：1～10，49。

［39］黄青禾.资源约束下的食物系统［J］.科技导报，1991，（5）：28～31，62。

［40］将建平等.中国的“绿色革命”与持续农业［J］.科技导报，1993，（10）：54～55，24。

［41］靳光华.新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启示［J］.农业技术经济，1998，（4）：1～5。

［42］康晓光.中国农业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战略与管理，1998，（3）：62～68。

［43］康晓光.我国农业波动的政治与经济分析［J］.战略与管理，1998，（5）：71～75。

［44］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Z］.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晓光.2000～2050：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J］.战略管理，1996，（4）：37～48。

［46］康晓光.地球村时代的粮食供给策略——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晓光等.农业与发展——中国农业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与我国农业发展政策的调整［J］.学习与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及其内在联系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7，（3）：28～37。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3篇

（一）解放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适度规模与职业农民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宏观思路与决策，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往往演变成学术研究上的实证命题。生态农业发展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张思光从张家口生态农业的现状入手，认为当前张家口生态农业应当依托现有的区位优势，在维持和提高农业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实现收益最大化。其中可能的思路包括：一是减少工商资本注入，控制适度经营规模；二是促进农民职业转化，从农业的相关生态收益中增加收入。对于适度经营问题，王珊珊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排序因变量模型得出，较大规模农户化肥碳排放程度较高，而中等规模农户施有机肥可能性较高。由此可知，不同规模的农户由于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生态结果，所以农业适度经营具有生态经济的经验基础。王建华基于山东、江苏、黑龙江100个行政村中的986个农户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农户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规范施用农药行为意愿的影响最大，即务农经验与受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因此，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职业化是实现生态农业乃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农民职业及转化问题，张藕香运用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得出，农民职业与收入“双重”分化存在代际差异，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非农就业比、从业资质、文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这一结论，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重视促进农民在农业内部的分化，使之从业更加专业化；同时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服务业对农民分化的拉力，并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消除诸如户籍、土地等制度，在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同时，赋予经营权的合法地位，为农民稳定从事规模经营，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支持。

（二）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如果说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在表征，那么市场机制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李建琴通过构建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管制的理论博弈模型，并通过蚕茧、烟叶、粮食、猪肉四种产品价格管制的案例研究，指出农产品价格管制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目标的两难选择。农产品价格管制不仅导致经济效率损失，而且导致利益分配不公。同时，打破区域垄断和行业垄断，进一步放松或取消计划经济时期沿袭的旧的价格管制，同时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建立科学调控的长效机制，是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中转型国家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014年12月17日，国家烟草专卖局放开烤烟、白肋烟、香料烟等各品种、各等级烟叶收购价格；除此之外，2014年政府启动了大豆与棉花目标价格的试点，都是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积极举措。农产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其中包括诸如市场出清机制、信息传递机制等若干有机构成，这实际上也对相应的政策措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政策的系统性与完备性。例如，张永强提出的农产品交易的标准化问题，这也是农产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农产品标准化问题还是一系列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诸如农超对接、农产品拍卖、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等。再如，佘朝霞等提出的信息机制问题，通过对北京、两地1744个观测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不完全信息导致了更多的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浪费行为，即对就餐餐厅越不熟悉的人浪费越多，与他人一起就餐比一人聚餐的浪费量多。因此，在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相应的政策配套必须要考虑更多的细节问题。

（三）小结

农业可持续发展强调维持代间均衡与代际均衡的重要性。从生产力层面，势必要求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也促使在我国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产规模的适度性与农业生产者的协调性，例如王颜齐提到的土地规模与农业雇佣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从生产关系层面，“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政策的主导型框架，相关的配套政策及细节问题应当是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此外包括相应的组织关系变革，如胡胜德对黑龙江综合性合作社的案例考察，也需要引起重视。

二、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新战略

（一）国际经验的借鉴

201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新农业法案《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对于该法案，彭超认为，美国新农业法案的重点内容在于改革收入补贴和强化农业风险保障，实际上，收入补贴与农业保险共同构成了保障美国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该法案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必须继续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二是科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四是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五是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齐皓天从美国农作物收入保险的具体操作入手，提出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思路应从直接补贴和价格支持向收入支持方向转变，农业保险应逐步成为农业支持的主要手段。农业保险的方式既可以把政府管理和市场化手段结合，又可以让农业保护和WTO规则相容，可能是未来农业支持政策改革的主导方向；而我国现在的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农业信息化的滞后，还没有建立起开展农业保险所必备的面积、产量、价格等数据的动态化、可视化、信息化管理条件。随着新型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农业保险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除政策层面的经验借鉴之外，操作层面的实践经验同样有所裨益。例如，王刚毅对比了美国日本生猪产业链的情况，认为我国生猪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在于土地约束、政策风险与人才瓶颈。陈风波则通过梳理美国农业经济学科中Agribusiness的教学内容演进，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农业全产业链Agribusiness研究必将推进，具体包括农产管理、农产品营销、农业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农业产业组织等。

（二）中国实践的尝试

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更应当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道路。大豆作为我国进口量最多的农产品，其国际价格决定备受关注，林大燕考察了1995~2012年我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与来源之间的关系，通过稳健标准差回归得出，多元化的进口来源，特别是因为南北美洲大豆收获时间的差异，显著降低了我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作为一个农产品贸易净进口国，需要慎重选择进口来源及农业走出去的对象，重点关注和培育与现有进口来源国具有较大季节互补性且尚未充分开发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国家和地区。从引进来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包括农业投资的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是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与此同时，除种业之外，我国农业投资几乎完全放开。陈龙江根据种业相对竞争力的测算结果，提出整体种子市场开放不足，在当前情况下，可适度提高种业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分类推进，区别对待，有保有放。应继续严格控制大田作物中三大主粮作物种子的市场准入，掌握转基因种子开发经营的控制权，收紧种子科研的政策。从走出去的角度，农业开放既包括农产品出口，又包括农业对外投资。现阶段，国内农业生产的相对禀赋优势逐步削弱，农产品出口相对弱化，而农业对外投资方兴未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邹文涛以我国热带作物橡胶“走出去”为例，指出在当前农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筹规划与相互协调，企业间没有形成组团参与国际竞争的合力，导致竞争激烈，内耗严重，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为此，在海外投资战略中，如何实现投资整合，提升投资效率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三）小结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方针，但是这一新战略并不排斥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及中国实践的尝试。尽管国情差异甚巨，禀赋条件不同，但现有的发达国家农业经验及开放历程可以给我国以诸多启示，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我国的实践，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解决我国问题的开放道路。

三、总结与讨论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4篇

一、生态危机呼唤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如果我们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总结、提高和发展传统农业既有的生态技术，建立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大增加对农业的能量和物质的投入，我国农业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5篇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3］王青.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开发模式研究—以陕西黄土高原区为例.干旱区研究,1997.

［4］程序.程序教授可持续农业集,1994.

［5］王军.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6篇

关键词：复合农林业可持续农业农业生产率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

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3］王青.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开发模式研究—以陕西黄土高原区为例.干旱区研究,1997.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7篇

现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的农业发展的模式主要是可以更好的建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而且同时是以人工干预的方法来使得一定范围内的农业生态系统有了一定程度的良性循环的发展，从而实现了农业资源方面的高效的利用，这样可以有效的使得农业经济发展的模式得到完善。现代可持续、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主要是更好的成立相对而言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而且同时凭借人工干预的方法更好的保持小范围内的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化利用，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农业规模化以及产业经济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同时其最大的目的是现行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下出现了耕地的资源有很多的荒漠化以及贫瘠化的问题，这样就能更好的促进我国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环境的需要以及占用后代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型模式”，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的高效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农民的收入和经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实现资源的节约型、环境的友好相处，这样更好的促进农业可持续化发展模式的良性发展，更好的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化发展的基础。

2发展生态农业的意义

2.1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环境的污染进行降低，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是现代化科技技术成功和传统的农业精华进行有效的结合。它可以充分的重视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共生，将间作套中就似乎恶化立体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有效的利用，并且将空间进行多次多层的利用，降低系资源的有效投入；同时，还必须要将农业、林业、畜牧业等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的使用原料，并且有效的变废为宝，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转化率和农业废弃的再生循环，有效的对资源的有效性和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需求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有效的环节；对于生态农业技术的发展还必须要重视对新技术的改进，通过使用生物肥料和化学、物理等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的技术的使用，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减少降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农业的发展。

2.2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就是对生态农业进行发展国家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自然资源条件的依赖性，一个地区的农业资源的量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农业的发展速度，即使在科技技术较高的过程中也很难以改变这一事实。近年来，随着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资源不断的对农业用地的减少，使得我国人均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而且人均的土地面积却相对于较少，和世界的水平相比起来较少了很多。生态经济两者的不协调。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农业的自然资源相对于较少。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对于农业生产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也是需要绿色安全无公害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必须要不断的推动绿色发展和无公害产品的发展，并且不断的走出一条公害相对于较少、效益较好，并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3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就是发展生态农业当前情况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可以使得我国的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别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度，同时对农村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制约的影响，如果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一旦出现矛盾那么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注重的是科学发展观，并且坚持以人为本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减少因为废弃物而导致的环境污染的现象，建设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促进农业的高效利用，实现农业产品的清洁化和无公害化，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

3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3.1倡导绿色有机农业经济绿色的有机农业是建立在循环生态环境系统且保持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的，据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显示，要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种植基地，且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肥料、生长调节剂、农药以及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采用任何基因工程的方法产生的生物，通过实施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经过第三方严格的认证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绿色有机农业是其高水平的发展阶段。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能够降低目前你农业中的生产压力，还能够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恢复；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能够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减低因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绿色有机农业是一项劳动性密集的产业，为农村的的劳动力长夜就业带来了新的希望；绿色有机农业生产的农副产品，更能满足现在的国际化市场需求，能够提高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2用科技引领生态农业建设要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赖科学技术，而且生态农业是由一定的系统研究工程的研究方法以及生态原理等方面的元素最终形成了一种比较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在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对以前的经验进行总结，从而使得技术之间有了一定的优化、组合，并且从而使得农业技术得到大力推广，就像对农业技术进行大力的推广使用，就像更好的开发清洁能源、农业废水分散治理及循环利用、绿色食品开发、废弃地生态恢复、生态复合肥料等，生态农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促进我们现代科技的推动。而且同时，加强生态农业的发展，应加强对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生态农业人员的提高和发展，并且同时加强其文化素质。对于那些高水平的、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够更好的对其培养，形成优秀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3加强政府对于循环经济的引导性作用在循环经济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投入一定的资金，引导农业循环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以点带面形式的利用，从而使得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经济循环模式的作用。以使得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出发点，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更好的促进。应该根据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在发展过程中绿色环保理念的重要性有更好的意识。农业生产环境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来促进农业健康的发展，由此保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实际中的需要。

4结语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8篇

（一）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

追溯到2006年制定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建议，要积极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农业技术，全面推广废弃物综合利用、可再生资源开发以及相关产业链建设。在第二年下发的“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在保护农村环境基础上，减少污染，支持发展生态农业，鼓励发展有机农业。农业部根据该意见，也提出了一些配套措施，在全国划分出不同农产品功能区、主产区，选择生态农业发展好的地区作为生态农业发展示范基地，而2007年恩施州就入选全国首批生态农业示范市（州），经过7年的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已经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地处鄂西南山区，属于典型的中亚热带季风山地湿润性气候，由于北部的巫山、大巴山屏障作用，减弱了南部冷空气势力，气候随着地形呈现出垂直变化，对热、光、水的再分配，雨热同季，夏季多、冬季少，常年雨量极为丰富，山体大，河谷深，主要河流是清江。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地貌呈现阶梯状，喀斯特地形丰富，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从湖北恩施土家族的地形、气候来看，不适合发展规模性的工业，这样当地的动植物资源很少受到污染，这为发展生态农业奠定了好的基础。

（三）丰富的自然资源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地处鄂西南山区，矿产资源主要包含铁、煤、水晶石和硫等，农业资源主要是水稻、玉米和红薯等，经济类作物主要是茶、麻、桐和黑猪等，药材资源是当归、党参等，特产有猕猴桃、香菌等。

（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头好

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在茶、林、烟、畜牧等6大方面建设了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业龙头企业本身的带动力逐渐增加，有超过100个农产品已经获得绿色认证。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从当地农业结构优势产业出发，集中精力抓好优势农产品产业发展。根据生态农业发展中相关要求，彻底改变原来的无序、粗放的生产方式，转变农业增长模式，形成优势产业明显、资源利用效能高、无公害与产品效益明显的生产基地，比如恩施民族地区的药材、山羊、特色干鲜果、魔芋等特色农产品基地，有多个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认证标志数每年都有所增加，加快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转变了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着力发展特色农业，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对策

（一）推进生态农业政策的法制化进程

为了确保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应创建共同标准，让生态农业管理走上法制化之路，这需要从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农业科技实力、农业资源现状出发，实现生态农业政策的法制化，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法律法规，并逐渐稳定、落实下来。同时，针对实施情况联系密切的一些问题，需要灵活调整相关政策，来适应新情况，实现生态农业有关政策与法律互补、协调，具体来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适宜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与法律保障体系，确保政策、法律的可操作性。二是保护当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市场价格，适时调整农产品价格，提升农产品补贴标准，全面保护当地农耕地。三是全面规范生态农业各归口管理部门机制，明确各自的部门职责，为确保当地生态农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的支持。因此，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技术，并注意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对推动生态农业发展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组建高素质的生态农业研发队伍，发扬科技精神，紧跟生态农业发展的脉搏，具体来讲，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技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力度。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大力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并将科技创新成果及时落实到农业生产中。为此，在生态农业方面的成果面世后，要及时与农业产业化企业实现对接，全面利用好科研资源，获得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的支持，全面整合并及时优化各项生态农业资源配置，此外，还需要构建激发生态农业创新激励体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对生态农业的贡献力，完善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科技体系。二是创建有利于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的研究与推广机构。组建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建立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从事生态农业的种植户与企业做好技术指导服务。还要下大力气改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条件，提升服务效能，将服务延伸至村，建立特色生态农业服务网络。同时，还要广泛建设新成果、新品种与新技术等的示范基地，全面推广并普及农业技术，注意加快生态农业技术改革步伐，打造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优质环境，落实生态农业技术。

（三）下大力气改善生态农业发展条件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着力发展生态农业，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项物质投入，实现生态农业发展的优质循环。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1.做好农业环保设施、水利设施等的建设工作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将提升现有资源利用效能，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土地、水资源的节约技术等作为基础，做好农业环保设施、水利设施等的建设工作，重点包括两点：一是适时增加针对生态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水利设施的投入力度，全面推广滴灌、喷灌等节水型农业的灌溉技术，废弃不科学的灌溉方式，倡导发展节水农业。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耕地，禁止在生态农业发展地区开展非农业项目建设。三是充分利用好人畜粪便、废弃物等建设沼气池，使用沼液施肥，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

2.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管理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需要强调减量化原则，尽量减少在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农药、化肥等的施用量，控制生态农业污染面，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做好生态农业投入品的管理工作，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全面做好对生态农业的综合整治工作，禁止未经审批、登记的农药与化肥流入到市场中，采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技术来调配使用比例，多增加有机肥的施用量。二是使用抗病虫害强的新品种，推广使用新技术，特别是综合运用先进的测土施肥技术，根据测土结果来优化农作物肥料的种植结构。三是创建适宜生态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无公害产品生产技术、行业标准，构建无公害农产品生态环境质量监控体系，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进程。同时，还要做好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用和养结合的方式，抓好绿肥种植，施用腐殖肥来维持土壤持久肥力，进行科学轮作，适当降低土壤养分消耗，实现土壤养分平衡。建设与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相适应的节水灌溉项目，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优化生态农业管理。

（四）改善生态农业融资环境，提升招商引资质量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考虑到恩施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支农金融体系建设还不完善，资金成为困扰当地生态农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改善融资环境，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招商引资质量，为实现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1.改善生态农业融资环境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要实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持，因此，在项目安排、财政资金支付等方面，要突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激发生态农业发展的外部动力，这也成为今后推动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也可以在考虑生态农业发展的市场前景后，适时减税，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在尊重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前提下，着力推进农村信用社的发展，采用联保贷款、消费贷款等方式来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利用多种资源，提升对生态农业发展规模化企业、农业产业龙头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完善金融信息担保机制，规避贷款风险。

2.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实现

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生态农业健康发展，需要提升招商引资质量，这是加快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还需要做好招商引资平台，营造好的政策优惠，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开展网络招商、会展招商等形式，举办生态农业发展推介会，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支持恩施土家族生态农业发展，提升招商引资质量。

（五）推广安全标准化生产，提升生态农业管理运作水平

实施生态农业安全标准化生产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落实农产品安全的有效措施。农业安全标准化是一项系统化工程，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标准，将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制定具体实施标准，关注每一个生产细节，根据协调、统一的原则，对农产品的生产、运输、储存以及销售等每一个环节实现标准化管理，做到全程有效监控。具体来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让广大农民能掌握安全生态农业标准，根据标准来开展生产；二是做好安全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的同时，还要积极推广，让农业标准化实现从点到面上来，做好每一个过程的管理工作，提升全程管理水平。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提升生态农业管理运作水平。根据生态农业发展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创建生态农业档案管理制度，创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构建追溯平台，实现优质高价。

三、总结

可持续农业发展论文第9篇

1.1稳定粮食生产，落实惠农政策

针对大量土地流转和粮食效益偏低，以及稳定种粮面积与结构调整种植的矛盾的现状，通过推广“粉干专用稻”、“再生稻”、“优质稻”，实行“粮经轮作”，组装配套机械化和统防统冶，以规模化、专业化提高粮食生产效益。通过落实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种粮大户补贴、再生稻催芽肥补贴、水稻保险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相对稳定。

1.2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农业

引进福建绿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土地流转1000亩，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种植甜椒、尖椒、西红柿等20多个品种，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林洞村发展生猪养殖，项目投资1200万元，其中包括130万元配备养殖污染整治设施，占地103亩，年出栏生猪近12500头，产值2250万元；引进吉发养殖场，在下庄坂工业区发展鳗鱼养殖产业，用地面积48.5亩，注册资金50万元，总投资1800万元；引进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发展景观苗木种植；引进福州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投资800多万元建设花卉苗木生产基地，形成花卉区、养生食用植物区、中草药区、苗木绿化区、科研区等五大区，以产业化、结构化发展台湾特色花卉种植。同时将林洞、秀环、炉溪等3个村列入福州市外环蔬菜基地的基础上，发展万亩蔬菜基地，大面积种植芋头。

1.3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

形成蔬菜、花卉苗木、名优水果、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六大产业。

（1）以下庄村为龙头发展平原地区万亩芋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龙头发展半山区千亩菜豆生产基地，以林洞村为龙头带动高海拨地区种植反季节西红柿、花椰菜千亩生产基地；

（2）根据本地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大力引导花卉苗木产业。以盛世阳光农业有限公司和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为龙头，将花卉苗木产业打造成本镇的新兴产业；

（3）推行梅溪两岸常绿果树带的发展战略，引进台湾客商和优良品种，大力优化品种结构，推进葡萄、脐橙、无核柿、板栗、橄榄等果业的发展，建立了5个千亩水果基地，以上汾村龙晶提子葡萄园为主的千亩葡萄生产基地、以饭洋村为主的千亩脐橙生产基地、以溪东村为主的千亩板栗生产基地、以黎家村为主的千亩无核柿生产基地、以秀环村为主的千亩橄榄生产基地，促进了名优水果优化升级；

（4）以抓龙头和建基地为突破口，压缩散养数量，扩张牛、羊、生猪以及家禽、鳗鱼的规模养殖，壮大畜禽水产龙头企头。掀起山上养牛、竹山养羊、冬闲田养鸡和鸭、山塘水库养鱼、溪河水域养蛋鸭的热潮，推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散养养殖生猪，通过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逐步演成“畜牧业-带动种植业-转化增值”，形成“猪-沼-菜”，“猪-沼-果”良性循环产业链；

（5）调整坡地、梯田，山地开发，在梅坪村及周边村发展特色油茶1000亩；

（6）以玉台绿茶为中心，进行老茶园改造，引进优良品种，实施山地开发，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成为年产近500亩优质绿茶基地。

1.4培育新型服务组织，发展品牌农业

以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通过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实现生产销售规模化。炉溪芋专业合作社带动炉溪及周边村种植芋1100亩，实现产值890万元，梅坪村成立梅坪农业合作社，种植油茶300亩，坪街村七叠溪蔬菜专业合作社发展注册农产品商标3个，并建设百亩无公害蔬菜示范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茶口村大力发展粉干加工业，依托茶口粉干协会和老林粉干合作社，以“公司+基地+农户”、“支部+协会+农户”等产供销模式带动茶口粉干发展，并建设茶口粉干交易市场，将“茶口粉干”品牌进一步做大。

2塔庄镇现代农业的不足之处

（1）现代农业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数量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和示范作用弱。

（2）项目开发深度不够，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先进设施以及先进农艺相互交融的程度比较低，一产向二、三产延伸渗透仍显不足，农业旅游两业交叉融合不明显。

（3）土地流转存在一定的困难。

（4）农业人才短缺。

3塔庄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塔庄镇把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农业资源和劣势，以及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把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作为强大动力，不断优化布局结构，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块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现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3.1落实“粮安工程”

把不断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先后在坂尾、饭洋、下庄、梅寮等村建立高产示范基地。并实行“6个统一”（统一供种、统一浸种、统一播种、统一专用配方肥、统一化控、统一病虫害防治）服务，展示蔬菜、水稻新品种，并及时组织现场观摩和咨询活动。建立4个示范片，即溪东村的优质稻示范片、饭洋村的再生稻示范片、梅寮村的粉干专用稻示范片、坂尾村的机收再生稻示范片。同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应用，努力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千方百计带动农民增收，确实保护好耕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

3.2加快土地流转

促进适度规模化经营。目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种植仍占主导地位，土地流转仅3700亩，己不能满足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改变现有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经营模式，建立合作社、企业基地与农户之间合理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打造“合作社+基地+农户”、“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链，以不断提高基地的组织化程度，逐步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3.3巩固提高特色产业

培养壮大蔬菜、名优水果、花卉苗木、畜禽水产养殖、油茶、茶叶等主导产业以及优质稻、粉干专用稻、中药材、花生等特色产业，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以及市场占有率，开发建设冷冻、冷藏设备及高标准加工包装车间，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载培，开展标准化生产和产品质量认证。

3.4抓好龙头示范带动

重点抓好福建绿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设施农业龙头企业、闽清龙晶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生产基地，以采摘葡萄旅游为特色，形成七叠温泉-龙晶葡萄的旅游线路，成为集休闲、采摘、科普为一体的综合生态农业；龙池、茶口、上汾3个村依靠盛世阳光现展有限公司，发展种植乔木、水生观赏植物、山垅田养泥鳅、垂钩乐园、生态超市、林下土鸡土鸭养殖；溪东村依靠施恩织和农有限公司，逐步打造生产型与休闲观光农业合为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养生休闲园区；下庄村以闽清县吉发养殖场为龙头发展特色鳗鱼养殖；林洞村以福建省闽清福猪良种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发展生猪养殖；壮大老林粉干专业合作社，经分散加工、成品粉干回收、集中精包装等流程，统一销售至东南亚、福州、厦门等地区，实现粮食加工转化，带动粮食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提高粮食产后附加值，实现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给予政策倾斜，促其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形成带动力强、辐谢面广的产业龙头，努力培育新一批省级、市级、县级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合作社，形成“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格局，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3.5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