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第1篇

英文名称：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天津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4-912X

国内刊号：12-1415/I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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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第2篇

福柯社会空间“异托邦”思想研究

试论中国现代文论的逻辑与脉络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的文化语境

明初理学与政治话语下的文道关系

新诗理论发轫的近代背景与精神渊源

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文学语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意义

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论

《洛朗扎奇奥》或重复法写作

北美汉学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

二重证据学科交叉——评先秦文艺思想史

张爱玲小说叙事中的“中体西用”策略及其当代意义

“百年文学理论学术路径的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隐匿的社会想象:论审美的现代性与公共性

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概念与文学文体概念

“从人民出发”:试谈历史文学如何写人民群众

从学术思想取向及士人境遇看汉人对《楚辞》的接受

“新文学”与“现代人”:《人的文学》的人文话语透视

世界的秩序——评克默德《结尾的意义》

试析法国新小说叙述话语的自反性

建设廉洁政治：从理念到实践

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裸官”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孙泊

非公有制领域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提升政党文化影响力与文化自觉

“报复性腐败”及其防范机制构建

腐败网络的结构类型、特征及运行机制

苏联特权现象演化逻辑与反对特权困境

日常生活世界视域下的腐败成因及治理

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廉政制度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激励机制：防止党员干部精神懈怠的路径选择

基层公职人员经济类违纪因素实证分析

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特征与发展趋势

试论反腐倡廉教育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建党90年来反腐倡廉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下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毛昭晖：中国反腐败斗争不容回避的六大关系

国家预防腐败局首次向网友调查干部出国现状

我国公务员廉政基金制度建设之构想

串案窝案的文化根源及其治理

冻云对廉洁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贡献

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外治理腐败路径探析及启示

高校廉洁课堂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多维思考及实现路径

常健／当前反腐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建议

王船山廉政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文学与文化第3篇

英文名称：Science and Culture

主管单位：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单位：福建科技报社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3398

国内刊号：35-1013/G3

邮发代号：34-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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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第4篇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胡文仲，1999）。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分析和比较不同文化的异同。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导致相互误解和冲突。本文探讨了（1）文化迁移产生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2）在外语教学中避免文化负迁移，应采用的教学目标和内容、方法和原则。

一、文化差异和文化迁移

（1）文化和文化差异

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庄锡昌，1978）。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社会遗产，文化具有后天习得的特性，存在于意识之外为人所不自觉。文化有传承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因素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价值观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社会所处于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等。

中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不同，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其表现在各自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以自己的行为规范来衡量和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常造成文化误解和冲突。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注重直觉性和整体性。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特别注重直觉、经验和感觉，中国的思维模式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西方文化则更注重理性思维，强调事物的客观性。中西方价值体系不同，不同的价值体系都具有其合理性，价值体系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集体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谦虚谨慎，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个人主义。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个人发展，推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解决问题，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文化迁移产生的原因

迁移这一概念，于20世纪50年代（Odlin, 1989）应用于语言学研究中。语言迁移现象的存在及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得到了语言学界及应用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语言迁移也称语言移转。一种语言对学习另一种语言产生的影响，可能出现两类语言移转。负向移转（negative transfer），亦称干扰（interference）, 是由于套用母语模式或规则而产生的错误或不合适的目的语形式。正向转移(positive transfer), 是指有利于语言学习的转移，在母语与目的语有相同的形式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256）。文化迁移至少可以分成两种：表层文化迁移（surface-structure transfer）和深层文化迁移(deep-structure transfer)。（戴炜栋，张红玲，2000）。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差异是表层文化迁移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词汇文化、语音文化和语法文化的差异讨论表层文化迁移产生的原因。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最明显的差异是: 汉字是象形文字，是意与形的结合，而英语是拼音文字，词汇的生成方式是字母排列。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表达方式、修辞手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了解这一差异是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方法。

二、跨文化外语教学

语言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同步的，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习者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跨文化外语教学既是交际外语教学的延续和发展，又是全新的外语教学。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跨文化外语教学。

（1）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核心内容是将外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外语语言交际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该群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应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单纯的语言学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习，学习者只能用外语来表达本族文化的思想内容，不能用外语与目的语语言群体进行思想交流。不了解目的语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陷入各种麻烦之中，导致交际受阻，交际失败。因此，只关注语言符号和语言形式，忽视目的语文化的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在外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应得到同等的重视。

（2）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总体目标是：①提高外语交际者的外语交际能力；②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张红玲，2007）外语交际能力以目的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为核心，以语言交际能力和阅读能力的提高为重点，是语言文学目标，初级目标。和其对应的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进行文化对比，增强跨文化意识，学习普遍文化知识，是社会人文目标，是高级目标。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两个目标同等重要。外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两种目标的简单相加。语言和文化的有机结合是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本质特征，一个相互渗透、有机的融为一体的语言和文化教学框架是外语教学所追求的目标。

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目的包括知识、能力和态度三个层面。跨文化外语教学由四个部分组成：目的语言、目的文化、其他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是外语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的基础。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较宽泛的内容，包含知识、能力和情感的综合素质。

（3）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跨文化外语教学和传统教学相比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必然有所不同。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的方法，培养学习者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原则包括以下几点：①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等重要，有机结合；③教学通过听、说、读、写、感觉和思维等多渠道进行；④根据学习者的现实水平，根据教学规律，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⑤传统的知识传授法和体验探索教学法相结合；⑥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敏感性是文化教学的重点。以上原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特点，教师可根据学习者的现有水平，灵活运用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戴炜栋，张红玲. 外语交际中的文化迁移及其对外语教改的启示. 外语界，2000 (2).

[3]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4]朗文当代英语辞典 [Z].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文学与文化第5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校园文化 相融相凝

校园文化是学校师生共同创造和享受的学校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它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明显的促进、导向、约束、规范、教育功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校师生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心理人格、生活方式、知识技能等。

而我们的语文教与学的过程，是文化知识宣与承的过程，是文化精神沉淀与挖掘的过程。利用语文学科与文化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建设具有校园特色的文化氛围，促进语文学科教学和校园文化建设之间的整合，是语文教学生活化、生活化语文教学的捷径。

一、校园文化和语文学科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校园文化建设与语文教学关系不大，前者是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负责抓的事，后者才是语文老师应该做的事；校园文化建设是“空架子”，是务虚的，其效果不明显；语文教学不应过多承载德育功能，尤其在初中阶段应以工具性为主要教学目标等等。

实际上，语文教学与校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课标要求语文教学“重视创设语文学习的环境，沟通课本内外，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联系，拓宽学习的渠道，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而最好的课外语文实践阵地就是校园。所以，校园文化建设得越好，对语文教学的正面影响也就越大。比如，一个学校有着学习语文的良好传统和氛围，就会激发起学生学好语文的极大兴趣和愿望；一个有着优美环境的校园，就会成为学生的审美对象、创作对象，成为学生精神活动、言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如果缺失语文教学的参与，校园无以言文化。而且，语文教学的参与是不受时空的限制，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我们都能找到语文教学的踪影。校园文化是语文教学的外延和展示舞台，是语文教学的横向拓展；语文教学是校园文化的基石和内在核心，语文教学的多元化是校园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相互促进的两股力量，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

二、校园文化建设有助语文素养提升

一所有特色的学校，从学校大门开始，处处都有能体现本校文化特色的形象。例如，在教学区，利用可用的建筑物进行改造，设置各种宣传窗、文化墙，鞭策学生刻苦勤奋、求索创新。在树木葱郁的休闲区内，添设一些凳子、亭轩，营造优雅的学习环境。在学校空旷的地方，设置名人、伟人塑像，便于学生在了解伟人的基础上，以他们为借鉴，激励斗志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语文知识储备，让他们为校园景点，如湖泊、小径、楼房等命名。一个个意蕴深含，代替单调数字或者通俗化称呼，而且可以体现本校特色的名字，在产生过程中，既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语文的工具性特点，开拓创造式思维，还能增加学生对校园历史、特色的了解，增进学生对校园的情感与及团体凝聚力。

在我校的校园文化设施中，像文化长廊、草地保护宣传语、教室墙壁或者阶梯转台处的名人名言等等，对学生的思想启迪、情感陶冶、语言示范也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文化长廊中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品格；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唐诗里“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辉煌灿烂；宋词中“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的大气磅礴……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滋养着学生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他们的语文素养。

另外，要抓好黑板报、墙报、校报、校刊以及小广播、校园电视台等校园文化阵地的建设，将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每学期都举行 “主题文化”宣传教育，先后举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教育月活动、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绿色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等，并充分运用语文综合实践开展演讲比赛、征文比赛、书法比赛、戏曲表演赛、班级辩论赛等活动，既提高学生的表演、审美、思辨、写作、语言表达等各方面能力，也促进了校园文化建设。同时学校成立书法兴趣社、曲艺兴趣社、演讲兴趣社、写作兴趣社、民俗文化考查社、环保志愿者等社团组织，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开展了舞蹈、礼仪、体操、技能、文学、调查等活动。在多样的活动中，对学生进行政治，道德品质，身体心理，文化专业和综合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的天赋，促进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我们学校还开展了“中学生文化艺术节”活动，让有各种才华的学生大显身手，评选校园“十佳歌手”、金话筒奖、书法小先生等。

这些校园文化建设，为语文教学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并积极促进语文教学的横向拓展。

二、校园文化建设有助语文素养提升

语文日常教学中，把学生的文章或言论在学校或班级展示；成立中学生文学社、自办手抄报、小报和社刊、鼓励学生积极创作；成立校园广播新闻社，招聘小记者，积极引导学生把校园中的新面貌、学生中的新事物诉诸笔端，在校园新闻时间公开广播；开展主题丰富的征文活动，指导学生参加校、市、省、部级作文竞赛，鼓励学生动手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重视激发学生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感悟，指导学生向报刊投稿开展作文写作评优活动；开展别开生面的话剧表演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课文中的历史故事自编自导，以或庄或谐的表演演绎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开展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引导学生了解当地独特的民俗民情，民间文化，使他们的语文素养拥有自身特点，打上时代烙印……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既发挥资源优势、培养了中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又为中学语文教学搭建一个开放自主、独具特色的课程资源平台，也大大丰富、活跃了校园文化，使校园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踊跃热烈的学习氛围。

文学与文化第6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文学与文化第7篇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流动的范畴；转化

中图分类号：I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23-02

一

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作品研究、创作过程研究、文学批评、作家研究。这就如一种狭义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普遍混合了文学研究中非文本的、文化的元素。诚如钱谷融所说，“文学是人学”，研究人的共通本质，文学研究必然会和社会性、自然性的因素相结合，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文化人类学意义。于是文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种种关联可表述为和“文化”的联系。文化也是一个有共识性的私人化概念。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共识独立”和“个体独立”，或曰“日常化的独立”和“先锋独立”，后者总是包括在前者之中，以流动的范畴和流动的形式与前者互相碰撞并转化的，亦即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为是包融在日常生活的具有共通意识的独立性之中的，但前者的创造性与破坏性，不失为对日常化的生活的突破与反击，从而产生由弱及强的影响——当此影响达致一定程度后，“日常化的独立”就会波及更多层次的人群，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独立”——而复杂的过程中还包含了相互融合与分离的可能。我所说的“以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与转化”，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的转化关系，亦可描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即二者总在进行着以各自所统摄的内容为基础的相互碰撞，由此产生着概念、意识、言语表达结构及更多认知层面的转化。这与传统的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的对象，乃是一切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象和具体事物（在泛文化层面），将之付诸学术规范和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探究，就可以获得某种自成体系的结论。起初，是先产生文化性的东西，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技艺类东西，之后，人们需要在闲暇之余表达日益深化的感情，于是才有了文学。文学首先并不是应用性的，而是抒情性的，因为应用性的文字绝不会表达关系感情的意思。原始的诗词中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就是一种劳动号子似的，但这种表达着对力量的崇拜的词语，难以想象具有多少文学性。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人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二

文化的多元化，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在某些方面，渐渐与文化研究相媾和，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一些弱势的文字，则被判处了死刑，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了关于怎么看待文化研究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否包含庸俗社会学，或说是否包含社会学、政治学批评，都是显见的不应成立的——按陶东风的说法，“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上的”。文学研究在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叙述中，就有对其时经济批评的不相一致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益发影响大，愈益偏离对文化本质的追问，更私人化的元素、更多的个人体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一些范畴和研究的方式方法的不同点很大。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是显见的，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在现代性发生以后，就包括了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等内容。如语言学、叙事学的发展，就告诉了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语言的无力和粗糙终于走到尽头之后，开始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归原文本的研究，一是混合文化文学的界限，并模糊之。二者都有各自的原因，不应该继续调和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内容。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审美性这一被认为是本质的内容，与政治，与社会学，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也应看到，文化的审美特性也是很多的，且其更多的还是被限制在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研究上。文学研究则更多地保持着自律——对主体纯洁性的保护。

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兴起以后，一味坚持审美的文学自律论的论调已不受激赏，这二者固然可以认为是当前的市民文化心理的表现，文学创作也就部分地变得切近甚至迎合它们，而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正是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侧面——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新的本文分析方法，而这方法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意义是不同的——文化研究更多地在追问作品的结构或曰构造，认为文学作品是有各种权力和作家行动的影响的。这些结构的视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了这样结构的作品。它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分析等都打通了。文化研究有很多时候故意逃避着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并未直接跻身于对文化生产的服务中去，而文学研究虽在象牙塔里，却以一种文化发言人的身份，想更多地告诉别人自己的成果。布迪厄说，“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功利性，是超功利的功利性”，我认为其潜意识里对功利的诉求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才导致文化经济与其他商业经济的不同。有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差异的消失”，依据此说，差异性的消失使得一些人在接受这一变化时产生困难，这也是文化研究和产业脱节的原因之一。

三

可以想象，原初的评论或说批评，是文化研究的初源。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狭义的文化批评，是指文学批评和从文化视角切入文学与社会关系及文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在第一次的以形式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冲击后，如今正受着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学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其他文学，这种不对等的二分使得在文化研究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的探讨的一种专业化倾向，而对纯文学的文化方式的研究则趋向于理论层面。

综上，文化研究始于文学研究的观点虽不够全面，但是部分成立的。二者的关系可用“流动的范畴”来解释，是互相不对等地转化的。独特的个人化的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中介，解决了在这二者之间国人的失语问题——我们过分应用西方话语，致使无法回归自己的母语优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不仅具有差异，也具有不少共同点。

对于纯文学以外的其他文学，要侧重外部研究，对纯文学，可以侧重内部研究。这种基于文学层面的文化研究，就可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社会、文本及其内在的文学性，并发现文学之外的文化范畴中未曾涉及的领域。

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其时的文化研究密不可分，在侧重由宏大叙事向个体化的微观叙事演变的同时，以客观的尊重历史的态度来对史料加以互证和考据，当是研究中重要一环。研究中国现代的文学与文化，也离不开对西方的理论知识的探究。

参考文献：

[1]程朝翔.“人文”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J].国外文学，2000，（2）.

[2]陶东风，刘张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陶东风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7）

[3]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J].文学批评，2000，（3）.

文学与文化第8篇

战时“党团”制度及其组织运作

普通话写作与共和国文学的确立

试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书写与当代文坛的对话

人类学向度、文学新启蒙和文体创新

人的生存困境与思想者的精神困境

“旁生枝节”对写实小说观念的补正

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

四川抗战小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日本“物哀论”与张爱玲小说的“幽玄”格调

回望与反省——《论五四新文学》再版后记

“民国文学机制”,还是“民国文学环境”

汪笑侬:过渡年代的过渡人物

分裂的“党国”与“无政府”的革命青年

普罗诗人与革命诉求:1927-1930年间的革命诗歌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中的新诗观

澳门小说“道德教化”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形态

时代变迁与香港文学原乡意识的流变

关于胡风事件的几则史料

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汇校异文全录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作家选集出版

在法律正义与诗性正义之间——从一个角度谈苏青的小说

“现实主义”的中国接受与转换——以梁启超、胡适、茅盾为例证

复杂的人生地带——戴望舒早期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从《蚀》三部曲和《虹》看茅盾早期小说中的国民革命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的贡献与问题

“压抑年代”的文学叙事——阅读《重放的鲜花》

从边缘到中心: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与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文学

相声艺术与京味文学风格的生成

《论主观》:一个历史误会产生的原罪

沈从文缺席1949年文代会考

记小说《沙家浜》事件兼论“样板戏”成立的社会基础

杜威·佛克马视域下的《讲话》

论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原创力量的集散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地理学研究

微博叙事:一种社会参与的媒介文化解读

八旗制度的深刻反思——老舍《正红旗下》主题解读

传统文化与审美的意向性表现——评《苦雨斋》系列散文

论董桥散文中的名士风与书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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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第9篇

在文化的各种构成中，制约人们精神状态的政法、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特别是构成文化核心部分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关系尤为重要和密切。文学既广泛反映文化的内容，同时，作家因自己赞同或反对某种文化，文学作品反过来也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发展。

我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巩固统治秩序的四大支柱是“礼乐刑政”。“礼”指的是道德伦理。“乐”指的是文学艺术。“刑”与“政”指的就是政治法制方面的行为与文化。如果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制和伦理道德就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的最有权威性的行为与精神规范。它们与文学虽有区别，却往往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而文学也往往通过自己的传播，宣扬或反对一定的政法文化与道德文化。

政法文化和道德伦理自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且渗透于人与人彼此关系的系列行为中。文学要描写人，自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处于一定政法制度、思想中的生存状态。文学艺术的审美判断和审美创造，往往都体现着真、善、美的统一。善，就包含政法与道德判断。文学作品由于通过艺术形象感染和熏陶读者，使读者于审美感受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思想的教育，包括受到政法和道德伦理的教育。文学艺术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升华，其中也包括使人们获得伦理道德方面的不断进步。历代优秀杰出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而某些道德沦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就起着这方面的负作用。进步的作家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宣扬适合于社会经济基础变革的进步的伦理道德，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社会历史的前进。今天我国作家更要通过自己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积极的贡献。

宗教文化与文学在历史上也早有密切的关系。宗教和文学都需要想象；而且在古代，人类的宗教想象和文学想象往往混在一起。文学作品不但表现有宗教内容，并且由于自己的艺术性，成为宣传的有力的工具。因此，宗教也很乐于利用文学作为它的工具。这在宗教力量强大的国家尤为如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在这样的国家，宗教还往往采用各种办法来干预文学，包括禁止某些文学作品的存在。有的国家甚至要对触犯一定宗教的作品和作家采取法律制裁。

宗教有落后迷信的成分，但宗教思想中又往往包含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可以有益于社会，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力量；而在另一条件下，宗教则可能有害于社会，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在历代都不乏先例。

文学与哲学都是人类精神的花朵，又似乎是对立的两极：一个是形象的；一个是抽象的。文学作品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哲学著作则往往只能在社会精英的有限范围内才得到阅读和理解。读文学作品，会得到审美的愉悦；读哲学著作则得到的主要是智慧的启迪。在人类的原始精神现象中，比如在神话传说、在巫术占卦的说辞中，也往往兼具有文学与哲学的要素。原始人类通过自己的思维，企图去说明世界，而当时他们的思维基本是映象思维，对世界的抽象思考往往包孕于映象思维里。后来，掌握世界的哲学抽象的方式与掌握世界的艺术形象的方式才产生分离。文学通过形象的描绘去表现人自身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通过抽象思考企求回答人与宇宙生存的基本问题的答案。但在文学中含有哲学的因素，却由来已久。可见，文学与哲学的结盟或联姻，彼此促进，由来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