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就业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校非常重视专业教育，对生态文明教育重视不够。学校没有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德育体系，缺乏明确的生态文明教育规划、措施和保障机制，也没有生态文明教育师资的培训培养制度，直接导致了学生生态文明知识不全面、生态行为能力不高等问题的出现。
2.生态文明教育课程体系没有建立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主渠道，调查发现，学校没有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课程体系。生态文明教育没有专门教材，仅通过政治、地理等科任教师在课堂零散渗透；学校没有开设生态环保类公共必修课，相关选修课数量少，学时少。调查中也发现，幼专生生态文明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学校教育，而是网络、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
3.学生生态生活方式的养成教育不够
引导学生建立与生态文明相符合的生态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任务。但一直以来，学校对学生生态生活方式的引导和教育力度不够，许多学生虽掌握了一些生态文明知识，但知行不一，不能把知识转化为日常生活的自觉行动。
二、加强幼专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对策
1.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体系
做好规划与管理工作。学校应该高度重视，成立生态文明教育机构，对生态文明教育做统一规划和管理。首先，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校德育体系，明确目标，协调相关部门，分解任务，落到实处。其次，对教师进行生态文明理论知识和教育方法的培训，培养一支专业素质和生态文明素质都高的教师队伍。
2.加强生态文明课程体系建设
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必须加强生态文明课程体系的建设。
（1）加强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政治课是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可进行生态文明法制和生态文明行为养成教育。其他学科教师也应挖掘教材中的生态文明教育因素，在教学中适时渗透。
（2）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生态文明教育公共必修课或选修课。在公共必修课或选修课上系统地进行生态文明知识、观念、法制的通识性教育，教学中可以结合河北省的自然资源现状、生态环境现状进行教学，从身边环境问题出发，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文明行为的自觉性。
3.实施“生态文明生活化”教育策略
提升学生生态文明践行能力。学校生态文明教育应注重从小处着眼、从学生身边入手，引导学生将生态文明观念转化到学生生活之中。一是通过课堂讲授、榜样示范等方法，加强学生生态文明观、生态法制观、生态审美观、生态消费观教育，引导他们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为生态文明知行转化打下理论基础。二是突出实践性，加强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节约资源，少用一次性物品，出行坐公交车或步行，少喝瓶装水，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等健康、低碳的生态生活方式。
4.尝试“家校合作”策略
提高生态文明教育的生活性和实效性。学校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应注重家校合作。首先，加强家校相互交流，通过家长开放日或电话、短信、网络等形式与家庭互通信息，交换意见。其次，鼓励家庭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来。可邀请有条件的家长到校做生态文明方面的讲座；鼓励家长对学生的生态调查、践行生态生活方式等活动提供精神和物资支持；请家长对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出谋划策等。
5.制定学生生态文明行为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业、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取得令国人骄傲、世人惊叹的成就，然而一些地区过度利用生态资源、乱弃垃圾、乱排乱放污染物、乱采滥伐森林、围湖养殖、非法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无法得到保护和延续，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职院校实践类课程教师应当善于通过网络、电视、报刊杂志以及实地考察等渠道，大量收集国内外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最新信息资料，并及时渗透到专业技术实践教学中去，着力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建设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感，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和实践技能。
2 注重正面教育，引导学生充分认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2．1 充分认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方面，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高职院校实践课程教师要结合专业岗位技能操作基础理论教学的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改革与创新的重大举措。要善于将党和国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最新方针政策巧妙地渗透到专业技术技能教学中去。可以结合有关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过程，有意识地向学生阐述这些重大改革举措的意义和基本要求，使学生逐步形成和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学生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懂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水平。同时，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生态文明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有机的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思想境界、学习兴趣和技能素养无缝对接。要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去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实际应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更深入地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理解岗位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标准。特别是要引导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评价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试图用生态文明观念指导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感受到生态环境问题离他们很近，与他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安徽省池州市位于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示范区和安徽省第一个部级森林城市，境内有升金湖部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部级自然保护区、老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十八索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目连山省级森林公园等著名生态品牌。当前，国务院已启动实施打造“长江经济带”战略，池州市正在实施全面启动和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三区”大发展战略，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池州人民热切关注的话题。因此，可以此为契机，组织学生针对池州市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课堂辩论，让学生在学习实践中长本领、强意识、正言行。
2．2 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人类是地球的人类，自然是人类发展的母体，人类要重视自然、爱护环境，要把发展经济建立在顺应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文明根植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中。生态文明蕴含着严谨、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绿色、高效的资源消费理念。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倡导生态伦理观和资源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它将对人类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导向作用。在党的十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被纳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人民群众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改革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美丽中国寄予前所未有的期盼和厚望。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一些地区毫无选择和节制地进行招商引资和自然资源开发，甚至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GDP，导致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平衡被人为打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自然生态系统遵循着一系列自然法则和科学规律，人类所消耗的物质、能源等都必然是从大自然中索取。过分地追求高消费，最终必将使有限的自然资源被人类更快消耗殆尽。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奉行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要树立严谨、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和绿色、高效的资源消费观，珍惜和敬畏存在于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自觉呵护周边自然生态环境，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以及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承受力，守住区域生态红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生态旅游、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构筑符合区域实际的新型产业结构体系，建立系统、科学、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必须改变传统、落后的发展思维和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果继续坚持“经济效益至高无上，生态为经济让路”的发展思维以及“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不可能走出举步维艰的困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近年来，总体上我国在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但在局部区域还存在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较为严重，自然生态系统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度减弱等现象，例如，因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过度砍伐等原因，导致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1998年长江洪灾正是开发长江流域过程中种种生态经济矛盾积累的集中反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4］。因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力度，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高职院校实践课程教师要针对学生身边发生的塌方、泥石流、洪涝灾害、雾霾以及典型的食品安全事件等，教育和启发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和生态价值观。例如，在生物技术类实践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安徽省著名的黄山风景区时常出现的酸雨（Acid rain）现象，对学生进行生态消费观念和生态文明行为教育。酸雨是指pH＜5．6的大气降水，包括雨、雪、雾、露、霜等，在国外被公认为“空中死神”，其潜在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破坏生态系统，而且对人体健康危害十分明显，对建筑物、机械和市政设施也具有很强的腐蚀作用。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是燃烧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为避免或控制酸雨的侵害，教师可在分析酸雨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日常生活细节来约束自己，从倡导节约能源、生态出行等方面入手，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3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将生态文明教育与职业技术技能培养融为一体
3．1 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之中
在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改革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根本举措。但是，在强调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从公民思想道德层面强化生态伦理观和资源消费观教育，营造生态文明的社会道德氛围。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和正能量，起着指导人们判断自身行为正当与否的标杆作用。道德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高职院校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已经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立德树人，是各级各类学校的首要工作任务。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岗位专业基本技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注学生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职业道德养成教育和文明修身教育。当学生道德体系中建立起了对生态文明行为的善恶评价标准时，就会自觉地持久地保持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从而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创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因此，高职院校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习实训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努力把生态文明意识和行为内化为学生内心的道德指向和道德情感，从而培养社会满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此外，在全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营造生态文明教育良好氛围，必然会推动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也是高职院校学生文明修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之一。
3．2 将生态文明教育贯穿于实践教学和专业顶岗实习全过程
对人类来说，环境就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同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中。迄今为止，虽然人类主要还是居住在地球表层，但其活动的领域已深入到了地壳深处，且已离开地球开始进入了星际空间。至于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因素，更是远远超出了地球表层的范围，全球环保形势十分严峻。在实践教学和专业顶岗实习实践中，要在培养学生生态学观点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基础上，引导和教育学生将他们的新的思想观念落实在具体行动中，从约束自身日常生活起居行为和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做起，自觉保护生物多样性。高职院校实践类课程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挖掘专业实践课程教学内容，拓展生态文明教育主题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范围，将生态文明教育与大学生文明修身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引导学生把生态文明行为的具体要求上升到思想道德的高度。同时，将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教学内容结合起来，促使学生将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有机地贯穿于专业岗位技能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之中。此外，在高职学生进入校外企业进行专业顶岗实习期间，实习指导老师也应当鼓励和引导学生结合岗位特点和企业实际，积极参与企业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拓展学生生态知识和环保技能。
3．3 改革实践课程教学评价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文明；作用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60-04
生态文学是20世纪兴起的生态思潮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流。我国学者王诺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P11）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以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为目的，倡导生态系统和谐是生态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通过文明批判提倡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
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在生态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人类发展，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使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得到解决。生态文明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社会里，人们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静？”[2]（P1～6）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以及和谐共处。所以，生态文明的建设除了科技和管理外，更需要具有大众传媒性质的文学艺术的帮助，需要文学艺术对人的灵魂的教化，达到美化心灵的作用，从而使人类的生态意识得到提升。
一、生态文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保障
生态文学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落脚点在人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上。[1]（P9）在目前法制和财力都不强大和雄厚的现实状况下，生态义务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便以良知为后盾。[3]（P107）而生态良知的唤醒，则是人文学者的责任：通过笔墨批判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歌颂鸟语花香的自然和谐美景以修正人类生存方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作为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严重生态危机背景下产生的生态文学，它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鉴赏力的选择对现实生活和现象加工后的“产品”，渗透着作者对人类行为的评价，寄寓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人们通过阅读欣赏生态文学作品，对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情景及寓意等产生思想感情上的相应反响，引起真善美或假丑恶的情感体验，让人静思人类贪欲与对自然的掠夺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在强调文艺美学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就不能排除其政治内涵。这一点是文学价值取向中必须给予足够认识的”。[4]（P164～172）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是因为人类正在失去“家园”。一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穷掠夺而正在失去可以栖居的物质家园；二是无法满足的贪欲使人类正失去可以慰藉灵魂的精神家园。为了挽救这种“无根无源”和“无家可归”，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就是“人心的建设”，即挽救人心改造人性，消除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重回沦丧的公共道德和生态意识。在此，生态文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生态文学通过残酷事实的描写以唤起人类对生态危机深重的忧患意识，激发自觉的生态意识以走出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思想基础；生态文学致力于反思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环境、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好的外在条件；生态文学挖掘现实生活的诗意美，讴歌美好的生态形象，展示理想的生态社会，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氛围。所以生态文学可以运用形象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弥补理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从而滋润感化人心。
作为生态文学批评的一种理论，生态批评也试图从伦理及社会文明进化的角度来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将自然置于文学中，目的是要挖掘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本身的思想和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模式。所以生态批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天赋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作用就是以生态理论为指导思想，引导读者以正确的态度重读经典作品，改变思想观念，规范人类行为，美化生态环境。[5]（P63～64）通过生态批评，读者可以从传统的视角转向生态视角来欣赏和思考文学文本。例如对小说《白鲸》的研究中，从生态视角看，作者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讴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暗示人类无视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所以，生态批评理论可以帮助读者从生态的视角欣赏和品评经典，吸收精神营养，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以及生活和行为习惯。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生态批评的研究还将文学与生命科学联系在一起。根据进化论以及生态学理论，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心灵与宇宙万物紧密相连，自然生物的变迁会影响人类的思维。反之，人类思维和心灵也必将会改变宇宙万物的生存状态。具有进化论生物学背景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米克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文学在人的行为及自然环境中的影响，探索文学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自然世界的联系中起到的启迪人类思想的作用，从而证明文学是不能与自然及整个生态环境分离的。他强调文学应在人类的生存喜剧中发挥作用。[6]（P87～89） “在《纳尼亚传奇》中，路易斯借助能言动物，批驳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人类自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了讽刺。纳尼亚王国居民中除了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更多的是具有心智的能言动物。在这些能言动物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与人类同样的理性、智慧和对理想的追求。动物们在国家的事务安排和社会地位上与人类是完全平等的，甚至老鼠也可以出任将军，他们与人类一样拥有公民的权力。”[7]（P224～228）
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目的之一。要解决地球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从人类自身的救治作用开始，目的在于解决思想文化的根源，以及完善道德。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指出，道德可以帮助人类这个最有可能打乱生态系统的物种进行自我调节。面对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人文学者应承担起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和认识生态危机的恶果，从而对人类自身进行生态思想启蒙，重启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并积极有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构想解决生态危机对策。[8]（P353）
二、生态文学净化灵魂的功能
今天，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学艺术对人的精神理疗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尤其是生态文学，它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整个生命系统中存在困境的生命进行审美关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融洽和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谈到，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严重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为此，戈尔呼吁“需要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9]（P191）中国有句成语“欲壑难填”。
生态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情感活动、思想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寄寓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追求，表现了作者的世界观、他者意识、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它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高尚品德、艺术情味和审美观，提高人正确对待自然的能力。所以，生态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和感化的作用。让生态文学为营造人的精神家园而发挥作用，以其呼唤和塑造人的良知，最终使人类获得精神上的温馨家园以找回失落的人文理想和精神是生态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当今生态破坏极其严重的情形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提倡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促使人类思考和寻求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正确道路，以及试图开创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和绿色科技是生态文艺工作者应该思考的。
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进步，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10]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能使读者沉浸于真、善、美的境界，从而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陶冶；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通过生动的文字描述，客观批判性地反映社会生活，激励读者去改造现实、推动社会进步发展，进而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类理想。美国自然文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与自然万物为伴，思考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最后写成了只有把心静下来才能理解的生态读本《瓦尔登湖》。在书中，他反复呼吁“简单，简单，简单吧！……简单些吧，再简单些吧！”“根据信仰和经验我确信，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简单而明智，那么，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就非但不是苦事而是一种乐事。”[11]（P170）虽然历史不能倒退，我们不可能回到他的那个年代简单地生活，但我们总可以节俭些而不要只顾从自然索取吧。
从历史上看，文学艺术繁荣的朝代和国家都是长治久安的。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的人们追求财富，重物质享受，殷商很快就灭亡了。而流传至今闻名于世的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很大部分就是周朝的最高领导者鼓励官员和文人创作的。周朝是中国历史上较长且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朝代，主要原因就在于百姓具有那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周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周公汲取前车之鉴而倡导德治，即“殷鉴不远”。这是周公治人、治国之道，也是他名垂千古的原因。爱斯基摩人有这样一个创世神话：由于人类的增长，他们只好杀死更多的动物来满足生活需要。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有可能把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毁掉。这激怒了人类的创造者“渡鸦”。因此，“渡鸦”决定把人们杀死。于是，他把太阳从天空中拿下来放到一个皮袋里，然后带到天上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时大地就变黑了，人类的灾难来了。初民们领悟到了这一神话传说的教诲，自觉地限制物欲需求，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保持生态平衡、为防止更为严酷的自然惩罚而控制人口增长。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人们都可以从生态的视角去阅读，从而让人们思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们不愧为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品。奥斯丁的《少雨的土地》（Land of Little Rain， 1902）、谬尔的《约塞米提山》（The Yosemite， 191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等作品分别从作者在沙漠、山脉、海岸以及被沙漠化的土地上的亲身体验，描述了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逐渐远离我们的壮美的荒野，提醒人类关注土地；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1962）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所造成的威胁，促成了第一个地球日的建立；艾比的《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ry， 1968）以犹他州的沙漠为背景，传达出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对宁静的追求，以及他对荒野和现代文明的思索。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在美国成立，之后又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了分会，同时世界各国有关自然与人类关系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遗弃的农场里提出“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The ecological conscience）；艾比在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威廉斯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感情，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大多数生态文学家的心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了美丽的自然以及人与自然情同手足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艺术手段在感化人，引领人们去品味自然的魅力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恩惠，进而重新思考对待自然的态度，自觉地肩负起拯救地球的责任。
生态文学作为以一个大众容易接触且容易接受的艺术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塑造人类灵魂和感化心灵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让生态文学普及是人文学者的时代使命。2006年6月，厦门大学王诺教授与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各特·斯洛维克的对话中谈道：“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进而普及生态意识，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和生存发展模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12]（P116）阅读生态文学作品，稍有良知的人会不自觉地反思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处境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和人类的未来。“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自然的分子，每个人也有相应的自然责任或生态责任”。[1]（P197）所以，“文学艺术，尤其是生态文学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一目了然了：通过生态文学作品以及生态批评，发挥文艺的净化灵魂的功能，让人类充分认识到目前的生态危机是我们一手造成的，人类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确保地球所有物种持续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可能长久地生存在大地上，才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13]（P245）“诗意栖居”、“和谐共处”是多美浪漫美好的人类物质、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1]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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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铁生，周光辉.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J]. 社会科学，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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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0]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EB/OL].http：///content /2006-11/10/content _506025.htm.
[11]Henry， D. Thoreau. Walde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生态文明下绿色消费模式的倡导
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于构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以往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新型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物质生产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水平，是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绿色消费顺应了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趋势，是人类理性选择和道德自律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绿色文明的必然要求。倡导绿色消费，克制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有利于人类形成可持续发展意识，有利于维护和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最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消费模式是对传统消费方式的生态考察和哲学反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在当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由于大学生的冲动消费、过度消费带来了能源消耗问题，大学生的消费已不是一个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绿色消费教育是通过分析各种消费心理与行为，针对当前消费观念的变化与冲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们，他们的绿色消费知识和绿色消费能力仍然相对缺乏，因此有必要将绿色消费观教育融入大学教育中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和整体性的教育理念，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高校中进一步加强绿色消费观教育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一）生态精神文化是核心
生态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人类开展生态物质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生态物质文明的观念意识体现，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是生态文化的核心。生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保护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价值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等生态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的文化科学成果，反映了人类的信念和追求，是人类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要有对生态危机的觉察，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思考和认识，能具有自觉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意识，并能实际参与生态保护和生态发展的各项活动。“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张正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数百次遭打击报复在所不惜，30多年里用生命守卫“母亲湖”滇池、西山的生态环境，每天到滇池边或西山上巡查，发现污染或破坏行为就举报，正因为他把滇池、西山当作养育自己的母亲，对滇池、西山有一种深深的热爱情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仅需要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有所作为，更需要更多具有张正祥精神的环保卫士的参与加入。因此每一位公民都必须正确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把自然环境当作养育自己的母亲，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才能成为张正祥式的环保卫士，人类才能正确地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才有可能缓解和彻底消除生态危机。
（二）生态物质文化是基础
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是指由人类创造的各种生态产品和生态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容易看见、容易改变的表层生态文化，它是生态价值观的外在体现。目前，我国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区，创建了多个部级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和生态市（县、区）。我国现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保产业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1996年环保卫士廖晓义女士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地球村”，第一个民众自发的环保民间组织），十多年来一直推广和主张“5R”绿色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地球村”还和媒体合作，开办了《绿色文明与中国》、《环保时刻》等环保教育电视专栏，《绿色时尚》、《环保系万家》等环保教育报刊专栏，倡导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地球村”还和政府合作，打造绿色社区，实现社区关心环境质量、监督环境执法、参与政策建议和选择绿色生活，以及传承和谐绿色文化等五个绿色功能。生态物质文化是生态文化的表层部分，是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形成的基础，没有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各类环保民间组织、绿色社区等生态物质设施，就不可能形成绿色生活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适度消费理念、绿色GDP等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
（三）生态制度文化是保障
1979—201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我国单位GDP能耗高出经合组织30个国家平均值的20%，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过去五年中国中央财政安排环保资金过千亿，中国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0％。”由“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等十多家环保组织的《中国江河的“最后”报告》揭示，中国河流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些环保组织还建议，应建立有利于公众参与和公开讨论江河问题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文化。只有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1990年首次提出后，201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再次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涵盖收入、教育和健康三个维度的综合衡量指标，以用于代替GDP。要把发展、资源、环境、民生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符合绿色发展的决策管理机制和科学的经济发展指标核算体系，促进绿色发展考核导向的进一步科学完善。还要建立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和健全生态法律制度。运用网络平台及时公开企业环保的信用信息，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以法律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落实和深入发展。
二、在文化认同中推进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
（一）生态价值观念的认同
生态文化强调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它的核心是生态价值观念--以对人的道德对待大自然，关心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是一种世界性、全人类的文化。全球化的市场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生活安全指数越来越低了；城市变大了，道路变宽了，可是空气质量越来越差了、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了……。“人定胜天、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今天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生态不可复制，人类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促进绿色发展是各国利益汇合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推动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共同进步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作为未来引领中国绿色发展的大学生，必须认同科学技术绿色化的理念。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必须依靠和发挥科技的力量，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能改变人，影响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动，高校生态文明观教育必须要引导大学生对生态价值观念的认同。高校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课、第二课堂等多渠道开展生态价值观念的教育，引导大学生高度认同人与自然共生、共赢、共荣的依附关系，认同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的价值观念，认同生态圈和技术圈的和谐发展的理念，帮助大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培养大学生科学技术绿色化的新型思维模式，摆脱传统的“征服自然”、“利润最大化”等思维模式，鼓励大学生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二）生态行为方式的认同
生态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态价值观念，更是一种生态行为方式。生态行为方式既包括经济发展方式，也包括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企业排污、乱挖乱砍是破坏生态，个人过分追求住大房子、开高档车、使用高档用品等这些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是对自然生态的间接围剿，无节制的奢华抬高了城市人群的平均生态足迹，当消费超出了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时，就是在源源不断地污染生态环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大学生，必须认同并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环保、健康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享受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文明最坚实的根基，只有选择绿色生活方式，人类才能在充分享受绿色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履行好应尽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人类文明才能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地球村的廖晓义女士把绿色生活方式概括为5个R：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duce）；绿色消费，环保选购（Reevaluat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use）；分类回收，循环再生（Recycle）；保护自然，万物共存（Rescue）。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环保、消费等很多事情都可以符合绿色的理念，减少非必要的消费。不追求过度的时尚，拒绝使用珍贵动植物制品，使用节约型水具，拒绝过分包装，支持可循环使用的产品，尽量购买本地产品，一水多用，随手关闭水龙头，消费肉类要适度，节约粮食，双面使用纸张，尽量使用玻璃、纸、铝等再生原料的产品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绿色生活方式，不仅能让日常生活更加的有质量，同时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生活的环境，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制度
【摘要题】出版业
【关键词】出版生态/出版种群/出版群落/出版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
【正文】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观、层次观、系统观和协同进化观，对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生态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已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等。[3-6]曾有人对出版生态问题作过一些讨论[7-11]，但尚未见对出版生态学做系统的、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出版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一出版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出版生态学的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
出版生态学既不同于编辑出版应用学科，也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知识，也不是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它研究的出版生态规律既不同于传统出版学中一般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因此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与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对出版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作为出版学的拓展，它与传统的出版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创新。“出版学是研究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书和期刊。[12](P14)出版学的研究成果为出版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出版生态学不去研究具体的出版业务知识，而是以整体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研究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所研究的媒介涉及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但并不去研究某一具体形态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而是研究同种媒介之间与不同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出版生态系统进化中的作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13]出版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学，因此出版生态学与生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出版现象，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等众多领域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14]传播是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出版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范围很广，但侧重于研究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这样的新闻媒介，与出版生态学中研究的媒介各有侧重，研究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此外，出版生态学与管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生态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它有许多分支学科。按照出版媒介的层次性划分，可分为个体出版生态学、种群出版生态学、群落出版生态学和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分类来划分，可分为图书出版生态学、期刊出版生态学、音像出版生态学、电子出版生态学和网络出版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组织环节划分，可分为编辑生态学、发行生态学、出版管理生态学等。按照出版生态演替的过程，又可分为古代出版生态学和现代出版生态学。
三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科学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出版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古今中外法、分析综合法在出版学研究中曾经是主要的研究手段，[15](P27-29)但这些方法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生态学研究的需要。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出版生态学，应当在借鉴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并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总的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出版生态研究离不开出版活动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不能凭空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进行出版生态调查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制订研究方案，包括确定调查对象、抽样范围、抽样方法、测量方式、问题设计，并实施调查。取得数据、资料后，还要进行整理和归类，再根据需要，分析各类数据，抽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总结出观点，最后形成研究成果。这里就用到了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对大量复杂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研究单位的属性，分析它的组成要素，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揭示。在出版生态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定性研究来定义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量分析则可以用以验证定性研究中的假设。定量分析之前通常要以适当的定性研究开路。有时定性研究也用于解释由定量分析所得的结果。因此，尽管定量分析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定量分析不能取代定性分析，而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只有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3)出版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是指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研究如何优化系统的结构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的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对系统的发展作出预测、决策和实行控制，可以找出系统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功能的状态的条件、机制。而系统综合则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各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
(4)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相结合研究法。出版生态也可分为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宏观出版生态指整个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微观出版生态则指出版媒介与作者、读者、经销商、印刷商，以及出版媒介内部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宏观分析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宏观出版生态进行的研究。微观分析则是指从构成出版业生产与流通整体的各环节、各部门、各工序、各层次、各方面，对微观出版生态进行研究。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可以全面地揭示出版生态规律，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就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就是如此。随着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也会逐步得到完善。
四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出版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把出版与生态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系统整体上去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至优化和调控。
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生态方面，应当着重研究编、印、发、管等各个环节在整个出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宏观生态方面，则应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层次研究出版的生态规律，这也是出版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1.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个体生态学也称生理生态学，它研究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生理机制。生理适应使生物在不良或极端环境中得以生存，提高存活力。同样出版媒介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才能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出版媒介（个体）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组成这些个体的部门如编辑部、发行部（器官），以至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细胞），甚至可以小到稿件（基因），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出版媒介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灵活的适应机制，使自己保持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出版媒介内部的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其人员的素质是关键。那么，它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其人员需要怎样的素质？影响媒介的限制性因子是什么？出版媒介适应社会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如何提高出版媒介的耐度，以增强出版媒介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何使出版媒介对社会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抑制其负面的影响？这都是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2.种群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即为种群。[13]在自然界，种群和种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同一地区的个体共享同一资源，因而在对待资源的关系上又表现出种内竞争或合作关系。在信息化社会，严格地说不存在相互隔离的出版种群，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被人为分割的情况下[16]，我们姑且给出版种群下如下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一定的条件联系起来的相同类型出版媒介的群体，称为出版种群。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学就是要研究在这种分割条件下的出版媒介个体之间，以及其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出版种群的数量、分布密度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出版种群的组成及出版种群的结构。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报刊集团、传媒集团可看作是出版种群。目前我国的这些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的产物。如何合理地配置出版资源，规范竞争，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研究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将为此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研究出版种群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书商。有些书商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书刊流通的中介，而是通过买书号、刊号、版号进入出版媒介的行列中，可以称之为隐性媒介。这样的隐性媒介有多少？可能难以统计。在我国出版审批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有出版媒介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市场挑战，市场就会来配置出版资源，买卖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现象就难以杜绝。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版种群的变动。由于买卖书号的不合法性，书商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但由于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畅通的销售渠道弥补了他们的劣势。但作为隐性媒介的书商也是不稳定的，其规模和数量均变动频繁。
3.群落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所谓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生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例如一片由多种不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的森林，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许多动物和大量的微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只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群落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及其结构、性质与功能、群落内的种间关系、群落的发展与演替、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与稳定性，群落的分类和排序等。[17](P4-5)我们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图书媒介、期刊媒介、报纸媒介、音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出版种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组成的整体看作出版群落。不同的出版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的出版媒介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媒介具有不同的形态，或具有不同的载体，它们既有竞争，又有协作，各自占有相应的生态位，表现出出版群落的层次性；出版群落中各种出版媒介的数量不同，由此可计算出各种出版媒介之间的比例，即相对数量。出版群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替。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出版媒介有不同的生态位。
由哪些出版媒介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在出版群落中，其结构关系如何？出版群落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群落怎样由最初的图书媒介演替到现代的多种出版媒介种群构成的复杂群落？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其演替的规律是什么？出版群落的演替趋势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是群落层次的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4.生态系统层次的出版生态学研究
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流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这就是生态系统。[13]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及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尝试为出版生态系统下一个定义：一定地域内的出版群落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组成的系统即为出版生态系统，其中的出版媒介与其环境，以及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出版生态系统也是出版生态学重点研究的内容。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通过怎样的联系组成了出版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怎样的结构？出版生态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生态系统中的能量通过什么方式流动？物质通过什么方式循环？信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出版生态系统进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如何使出版生态系统达到最优化，并保持出版生态的平衡，以保证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上探讨了出版生态学的概念、出版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由于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其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还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逐渐明确和完善出版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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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袁亮主编.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在科学技术引领下,现代建筑设计师日臻自觉地注重于自然环境的审美关照,他们开始追求自然界所固有的和谐美,并顺理成章通过一系列手段有节制地对其加以修饰,将风景景观用于建筑空间的组织规划中。景观建筑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正视自然的力量,尊重自然,回应自然,将自然用于适用它自身的发展之上。在基地选择方面,首先要求详细测量有关地形,勘察当地的自然环境景观构成因素,之后绘制分析基地自然因素:明确哪些是最佳景色,哪些是不良景色:应保留哪些树林,移走哪些树林;洪水水位是多少;基地中建筑用地合理进出口;强风与微风;基地以外讨厌物的评价和处理。总的来说,景观建筑学更为注重在保护的基础上对环境固有的景观美进行开发和利用,但其主要着眼于自然景色的保护,并不是从整个自然环境系统上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生态学应运而生。所谓建筑生态学主要是利用生态学的原理及方法,以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争取对自然的最优关系,从而对自然进行合理改造和利用,.使其符合自然生态平衡原则,从而创造出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建筑环境的设计方法。建筑生态学在三方面与风水理论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第一,建筑生态学提倡合理地借助自然景观保护山水之美,衬托建之美,通过建筑,将人、社会、自然融为一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风水倡导人地协和,不以地形复杂为坏事,而是在山水上做文章。第二,生态建筑学具有一定环境保护思想,风水不仅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建造,还引导人们如何种植,如采掘,如何保护形势、保护山水、保护生态和自然。第三,生态建筑学要求建筑和规划设计建立在将自然生态视为一个具有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的基础上,其研究对象是人、建筑、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目标是寻求、创造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建筑环境,风水要求建筑、园林、目的的规划布局与地形、风、水的运作相联系,这其中蕴藏了非常深奥的精神感应,生态筑学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风水有机观。
2现代建筑规划设计中风水理论的回归
风水不仅体现在建筑、道路、乡村、坟墓等的选址、装饰、空间组织和布局中,还体现在中国人心理层面上的审美意向和文化取向上,而且风水学中的很多论述正被现代相关学科论述。在思想上如何看待自然,在实践上如何通过利用自然为人类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获取最佳生态效益,这是风水的生态内涵。近些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在建领域中出现了以人为本、回归自然的思想,这就促使建筑设计师改变物质、有形、硬件的建筑眼光,开始探求从建筑上继承无形文脉、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的方法。这种情况下,风水中关于建筑与人、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就发挥了绝妙作用。然而历代甚至现代民间应用的风水与风水本身的自然科学本意和价值相违背,人对风水的认识也由此陷入了迷信的窠臼,而风水与建筑规划设计、布局等工作本是不可分割的,但在现代建筑领域中,由于目的、需求不同,风水和建筑规划设计被割裂成两个对立面,很多人总在试图绕过风水,深怕沾染封建迷信,导致的结果就是规划设计、风水各执一词,制造形体诡秘、靓丽却有扭曲、变异,这样的建筑不仅会破坏自然环境,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生理、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看待生态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与风水的关系,实现现代建筑规划设计中风水理论的真正回归。风水的基本取向是关注人、建筑、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天人合一”。从风水理论来看,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筑是否处于一个“阴阳枢纽”这种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而选择阴阳枢纽,需考察生气,辩证方位,这种选择方法和过程从本质上兼容了与现代地理学、景观学、生态学、建筑学等学科相符合的内涵,与生态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分析和选择环境的主旨不谋而合。另外,依据风水理论,对于建筑的经营,不论是坐向方位,还是规模大小,亦或是内外空间的界合和沟通,应与大自然景观、环境相称,通过对“生气”的细腻处理,使自然参与到建筑规划中,最终使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协调运作。我们应通过生态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的理论和客观评测寻找生态建筑学与风水、景观建筑学与风水的交集,同时,剥除风水理论中不严谨、不科学内容,用科学的眼光从传统风水中获得具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和规划设计依据。基于风水理论,在现代建筑规划设计中,我们必须合理认知地域的地形,寻找水文条件、地质条件的共同点,并找出气候环境上风水与生态建筑学的共通,从建筑整体朝向、建筑设备上的设施、建筑内部功能格局、细部设计等方面考虑,实现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与风水的融合和补充。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