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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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摘要]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言语、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思想原则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法国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将语言学模式运用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尤其在文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结构主义文论排除文学的所指，专注于能指，力图建构文学的内在结构，把握文学的普遍规律。语言学模式并且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文学研究。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二项对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第2篇

关键词：结构主义；语言学；文学批评

20世纪以来，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风靡各个领域，以致各个学科都产生了自己的结构理论，为科学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和方法。在语言学和文艺学领域中，结构主义更是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切实有效的研究流派，并且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对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出发探索其究竟是如何影响结构主义文论的。

1. 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同时也可以被称作是结构主义的鼻祖，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索绪尔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概念的提出和划分上，这些理论对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相反，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①也就是说，语言是隐藏在实际话语背后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的规则系统，它存在于言语之中，言语则是实际的话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一个符号就是一个整体，它由能指和所指两方面组成：能指是表达某一意义的声音或图像，所指是声音或图像在人脑中唤起的形象和在现实生活中所对应的实体。

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截取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如：词汇学、语音学等。历时语言学研究某一语言要素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及变化规律，如汉语史、语法史等。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符号序列中，一个符号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和可以替代他的其他符号的对应关系，也取决于他和前后符号之间的关系。前者就是聚合关系，后者是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就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组合关系是组合序列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

2. 语言学影响下的结构主义文论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延伸到文学研究方面就形成了结构主义文论，它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研究都是以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为基础研究出来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他们是在各自领域的创造性应用。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上：

2.1 神话结构分析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进行区分的思想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表面看来神话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从各地搜集起来的神话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都表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生存问题。他认为，这说明了这些神话跟人类语言活动一样，都来自一个人类永恒的普遍结构，而正是这一普遍结构使得各种不同的神话具有了相似性。他认为，神话和言语活动一样也具有“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各地神话的不同表述是神话的“言语”，而所有神话的系统结构则是神话的“语言”。

列维・斯特劳斯还把神话叙事分解成许多单位，并提出了“神话素”的概念，他认为每个神话叙事单位都能够用一个短句来概括，他们就像语言的基本单位“音素”一样只有以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意义。他还强调在分析神话时，我们不仅要分析同一神话在各历史阶段的不同叙述，还要分析他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的不同变体描述。各历史阶段的描述和同一时期的不同描述在“神话素”的关联下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就如同音素把声音和意义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样。也就是说，神话也是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同时发展着的。

2.2 叙事理论

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不少文学界人士，罗兰・巴尔特就是其中一位。他认为，文学不止是我们传统观念上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的客观世界的反映，它还是我们借以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一种符号。由于符号在一方面指代所指的具体事物，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意义，所以文学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文学语言可以像符号一样表示某种意义，也就是它具有语言学的能指功能，同时他也可以指向自身，而不是文学之外的世界，这就相当于语言学的所指功能。

通过对文学两面性的区分，罗兰・巴尔特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差别，并认为文学符号系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关的层次。一个层次由能指符号组成，他通过语言在实际中的不同运用来说明语言本身的涵义，这是文学语言的表层系统。另一个层次是深层文学语言系统，他形成于能指和所指的相互作用，并在它们的作用中产生新的能指，这种新产生的能指可以指向文学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说象征气质高洁的兰花，“兰花”这组汉字的字音、字形和实际生活中的实物兰花都属于表层系统中的能指和所指，而气质高洁则是在这一表层系统中所形成的新的能指，属于深层的语言系统。因此，巴尔特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即形成了结构主义对文学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

2.3 矩阵模式和文学叙事语法

索绪尔和雅柯布逊都对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这一研究同样影响广泛，文学研究家格雷马斯将这一思想成功引入了文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由于有了“语义素”单位之间的二元对立，才产生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意义”。 “语义素”单位的这种对立既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实体和他的对立面，又包括实体和对自身的否定。在对这一思想的继续研究扩充后，他提出了用来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这不可谓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文学理论的一大推动。

格雷马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所提出的理论不止如此，他还认为文学作品的叙述与语言学的句子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进行语法分析。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的叙事看成是一个被扩展了的句子，句子里有主语、谓语、宾语及其他成分，文学作品的主语就是主人公，谓语是其的行为和经历，宾语是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物。由此看来，文学也不过是一个个的叙事结构而已，也就是说看似千变万化的文学作品的形成规则是有限的。这就如同我们掌握了一定的、有限的语言规则后就可以说出无限的句子来。

3.分析与总结

总的来说，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特点是认为文学作品取决于结构和系统，要理解文学作品，就要把握好结构、系统及深层规则，把握好作品中的“二元对立”的元素。这些语言学中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被运用到了文艺学中，突出了文学的语言意义，使得文学开始重视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并希望通过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揭示出文学的内在本质。结构注意语言学思想的盛行恰好为文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法，他使得文学研究从外部走向了自身。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是与社会、与人密切关联着的，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的价值观，将文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来研究是不科学的。我们评价、欣赏文学作品时更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只抽象的研究其中的模式、结构，而应该把其作为对文学作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补充。（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程国安.论结构主义与文学结构[J].河北学刊，1997（6）.

[3]赵一凡.结构主义[J].外国文学，2001，（1）.

[4]张良林.构主义文学批评产生的背景[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6）.

[5]赵东旭.结构主义文论中的语言学方法[J].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2）

[6]何立新.浅议结构主义与文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5）.

[7]赵军.略谈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3）

第3篇

笔者将HansJ.Wegner的扶手椅、中国椅及Y字形椅特征进行解构分析。对扶手椅家具的解构分析，根据用户的设计思考模式，经由造型外观特征与简化元素撷取，必须符合解构主义的线形的无限延伸、独特式风格走向、反对传统材质设计、反二元之间对立、随机造型多元化及差异化色彩使用六大精神原则，判断选定需要保留及改变的选项。

二、创意家具设计验证

笔者对家具产品的解构分析完成后，将分析所得的构想、线形、造型、材质、色彩及风格六个面向家具创作设计进行思考，并应用创意思考的奔驰法（SCAMPER）进行分析，对产品作不同层面的改变，以创新思考的方式创造新的造型形态，再由创意草图过渡至草图定案。

1.设计理念

笔者从解构家具元素的转换解析中，以创作设计呈现解构概念，并保留HansJ.Wegner所运用的明式圈椅概念及曲线转换。

2.创意草图构想

发展笔者从家具设计创意法理念出发，为创意草图构想发展的思路，将解构主义的精神表征运用在设计创作上，并将文献分析的设计元素，如交错、破碎、延伸、变形、扭曲、迭合、散乱、多变、倾斜、解体及分裂等方式，运用在创意设计的构思中。解构分析所撷取的元素，进行创意草图的构想，将所定案草图进行3D模型建构，以修整造型比例外观与色彩材质的呈现，以利于后续制作作品时能体现完整尺寸与比例大小。3.3D模型建构家具模型建构是以3D产品开发软件Pro/ENGINEER2.0进行的，此模型整合零件设计、产品组立、模具发开、NC加工、逆向工程、造型设计等功能，以利于后续进行样品生产与模具设计。3D模型建构后将以Cinema4D贴附家具材质。Cinema4D是德国公司研发一款集三维渲染、动画、特效等于一体的绘图软件，可运用于材质贴附及灯光功能进行绘制模拟。

三、综合讨论

本研究经由家具产品形态分析、家具产品解构分析及家具产品元素转换解析进行探究与讨论，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家具产品可因解构项目元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保留元素与改变元素。可以针对这些变项进行家具设计创意构想，进而模拟3D家具材质、色彩及比例，并进行评估、检视。本研究运用解构主义理论结合形态分析法做图像外观各独立的零件资料库系统分析，并以设计风格及造型形态的组合，作为元素截取的依据，将运用解构分析进行解析思考并运用奔驰法进行创意构想，从而能较容易地检视出作品的缺陷且将便于表格操作，以利于建构解构主义设计分析表。在解构主义设计分析表中，通过产品的解构分析可知不同的部位与面向经过创意思考可产生多元化的创意构想机制。在解构分析所保留与改变的结果后，可辨别出产品的差异化，将其分析结果进行家具创意构想。经由解构主义理论原则可导出解构主义设计分析自变数有六大项，从解构主义理论原则可拟订出构想、线形、造型、材质、色彩及风格六个面向进行解构分析，从六个面项解构可得出作品所包含的视觉意涵及外观造型。HansJ.Wegner的家具作品将东方文化的概念运用于不同设计中，使不同的作品具有相同的造型演化形式，如弧形扶手结合北欧传统技术及材料的使用，将明式圈椅的精神融入其中，以精细的榫卯结合与柔顺曲线造型姿态，显现出北欧与东方相结合的特色。笔者通过解构主义理论的解析，建构出家具解构主义的创新设计模式。利用文献整理归纳与设计案例的解析，结合解构主义设计原则规范，建构出解构主义的家具创新设计模式，以利于后续相关研究者与设计师参考。

四、结语

第4篇

摘要：针对德里达思想被误读的现象，对德里达研究提出了以中西比较为重点的研究方法。以佛家思想为参照系，对两者在世界“有”“无”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世界存在方式问题及语言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占主流的。此外，对德里达逝世之后的解构主义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佛教｜僧肇｜华严宗

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逝世了。他的解构主义曾轰动美国，进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盛行，时至当今，还被许多学者不断研判。德里达解构主义传到中国有二十多年了，近些年，德里达研究已成为中国显学。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思想伟大在哪里？他的解构主义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一、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方法及他的解构策略

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学界目前呈现莫衷一是的局面。认为不存在文本误读问题的德里达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讲演时也认为他的解构理论被许多人误读了[1]。作为犹太裔的法国人，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同中国人差别很大，还有他“艰深晦涩”的文风，法文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等因素，存在误读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不失为好的解读策略。陆扬先生的《德里达和老庄哲学》，奚密女士的《解结构之道──德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思想是我们眼中的德里达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为“山外”之人，或许更容易看清其实质，因为少了许多“身在此山中”的弊处。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déconstruction）从形式上参照了海德格尔德的“摧毁”（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海德格尔要摧毁的是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使西方人执著于现实可感事物，认其为“真”，而看不到与现实无限关联的“不在场”的事物；由于存在这种“盲区”，西方人形成了“我”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既是使西方获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战争、环境恶化等灾难的根源。

德里达也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他从语言和文字入手，通过对语言中的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言语／文字、灵魂／肉体、直觉／表现、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具有高低等级次序的颠覆，证明传统思想中确实存在看似正确而漏洞百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解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呢？被誉为德里达研究权威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写道：“当某一理论举出几个特定的呈现作为进一步发挥的根基时，这些实例无一例外地证明已经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说是种给定的、基础的成分，到头来却是发现是种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简约或纯粹之呈现的权威意味荡然无存。”[2]（P79）

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不在场”事物的东西；而这个“不在场”事物同样也依赖于其他“不在场”事物。而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被无限地追索。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在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序列,德里达称之为“痕迹”（trace）。这样，居于优势地位的“在场”事物的权威性被逐渐削弱直至荡然无存。按照这种思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最终“在场”的先验所指，而只有“不在场”能指的不断替补。“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会消亡”[3](P30)。这样他就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

二、佛法与德里达思想在“有”“无”问题上的比较

从佛法角度看德里达思想，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德里达思想就是当今“新乘佛教”，因为两者又有本质的差别。

德里达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可归结为“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是世界的“有”和“无”、“有”和“空”、“真”和“假”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体悟。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学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认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从现象层面上说，世界又非“无”，是“非有非无”的“有无”统一体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在与当时主要佛学流派“六家七宗”对世界“有无”及“空”的问题的论战中建立起来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论》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认为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没有“自性”、“自体”，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僧肇认为，即色宗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因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经过分析才是空的[5](P373)。

与世界“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佛教宇宙观的最基本观点“缘起说”。《杂阿含经》卷十二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实为“缘起说”的典型表述。佛教认为，宇宙一切现象的有无、生灭，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条件的离散而毁失。宇宙万相是由各种原因及条件汇集而成的因缘之网，其间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也阐释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华严宗认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为原因和条件，由一法而生起万法，由万法而生起一法，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重重缘起无穷。《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描绘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样涌现，其中一滴水即纳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包含，形成一个圆融一味的大法界即“无尽圆融”[6](P425)。

德里达解构理论强调只有不断替补的“不在场”的能指，而所指不过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所指的存在依赖于与之相关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赖于其他能指，这些能指也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终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见，从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达同即色宗、佛教的“缘起说”及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的观点很相似。但德里达对如能指等“不在场”事物的无限追索，使人觉得是一条“线性”的“因缘链条”，而没有对众多不同的“不在场”事物作横向贯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缘之网”的系统观点相比，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

佛家重要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与“空”、“有”与“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融合的。这样，世界同时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德里达三番五次地解释他的“延异”思想，认为只有“延异”，而没有“本源”。进而，他连“延异”也要否定，说“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可见，德里达生怕人们把“延异”理解为“有”。但它是“无”吗？德里达也说过，延异是差异的本原、差异的生产、差异的游戏，差异的差异等等，也没有完全否定其“有”。可见，德里达既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有”，也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无”，与僧肇的“不真空”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并不是德里达对“有”“无”关系作出系统思考及论证的理论自觉的结果，“延异”思想远未达到佛家对“有无”问题系统阐释的自觉思辨的高度，这种不谋而合是西方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三、两者在世界存在方式问题上的比较

在德里达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变动不拘的，它不断替补其他能指，它的不断运动呈现出一条无限延展的“痕迹”，德里达称这种无限运动为“延异”。

源于古希腊爱利亚派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的“飞矢不动”论题早就提出了“飞矢在飞行的每一特定瞬间既在一特定的点上，又不在这一特定的点上”的矛盾。芝诺得出了否定运动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德里达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现时瞬间看成处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的“痕迹”之上，即不把现时瞬间看成是一纯然自足的给定的结构之时，才能理解运动。这样，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在场。”[7](P237)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构策略。尽管“一瞬间”是极短的时间，他也把它看成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然自足的给定结构。

佛家对宇宙结构有系统及精当的看法。《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对于空间、时间问题作了集中的阐发。《法苑珠林》的《劫量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时量”，以极长的时间单位“劫”来表示；还从微观角度，以极短的时间单位“刹那”来表现世界的生灭无常。《大正藏》卷五十三云：“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可见，佛家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过程永远不会终止，时间不会停留某一时刻上。且极长的“劫”是无限的，极短的“刹那”也是无限可分的[8](第23章)。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让众生打破把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绝对区分的传统观念，以悟入菩萨境界。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时空观中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佛家对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还有更全面之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批评了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在他看来，“常”与“无常”、“变”与“不变”应当是统一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论证“动静未始异”时，他说：“《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虽静而不离动。”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说，事物无去无来，也没有运动转变者。寻求静，不要离开动去求，而是求静于动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动而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样，他通过说明“虽动而常静”、“虽静不离动”，由此论证了“动静未始异”。接着，僧肇还论证了“若动而静，似去而留”的“物不迁”命题。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据般若经论的万物无所来去之理，论证从运动中求静之看，事物并不是从一空间到另一空间，即万物无实质运动。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说明过去、现在、将来事物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分。三是“因不灭不来”，即说明因果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别。这样，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9](第24章)。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使人明显感到刚一“接触”到某一能指，这能指就“逃匿”了，就被其他能指“替补”了，我们“抓”不到任何一个确定的能指；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也使人捉摸不定，无怪乎罗蒂称德里达为“坏小子”。同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的全面把握相比，德里达是偏于“动”而否定“静”。这还使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这种认为万物瞬息即逝、变幻无定的思想确是德里达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解构策略也是建立在这种“瞬息无常”思想基础之上的。笔者看来，他的思想著于“无常”而失于“静止”，与小乘佛法的“动静”关系思想有相似处，但从大乘中观思想看来，确有片面处。

四、两者在语言观上的比较

德里达的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但笔者看来，他并不完全是想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以使其理论显得高深莫测。一方面，他对他解构思想的解释，尤其对如“延异”、“痕迹”、“撒播”等概念的解释，确实“力不从心”，可谓竭其所能，而终究“言不尽意”。另一方面，他为打破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传统观念、为体现能指的变动性，也采用了与当今主流写作方式大相径庭的文风。

他用“痕迹”来描述能指的不在场及不断替补的特性。又自造了“延异”（différance）概念。而“延异”是由“差异”（differ）和“推延”（defer）两个词结合而成的，是对索绪尔的“差异”（différence）概念的改造。为了说清楚“延异”，德里达可谓穷其辞能，用心良苦。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痕迹乃是延异，这种延以展开了显象和意指活动。……痕迹既非理想的东西，也非现实的东西，既非可理解的东西，也非可感知的东西，既非透明的意义，也非不传导的能量，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10](P92)美国批评家雷契在《解构批评》一书中列举了德里达本人对延异的许多解释。“‘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哪里都不卖弄权威，也不以大写字母来炫示。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甚而是任何一块领地的颠覆。”[11](P402-403)

佛家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可谓深刻而系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大乘佛教大都否定语言的实在性，但同时强调离不开语言的教化作用。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学派的般若学说对语言文字的空性多有论述，认为以般若智慧观照空理是把握人生实相的根本。《放光般若经》卷一云：“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之字，以无所见，故无所入。”意思是说，般若观照是不见一切事物的名称，是以无所见、无所入而冥合空理。《大般若经》强调，指称万物、描述万物的差异，又离不开名言，佛正是顺应众生了解万物的需要而说，这也是般若，称为“文字般若”[12](第31章)。

佛教为阐述难以表达的真理，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正面的肯定是（称为“表诠”）和反面的否定（称为“遮诠”）。后者通过排除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不是什么”来说明最高真理。即通过“不”、“非”、“无”、“离”等否定式来表达。如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显示真理的中道[13](第31章)。德里达德在阐释“延异”等概念时就采用了类似“遮诠”这种方法。

禅宗在语言文字观上也继承了大乘佛法的思想，持“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观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在佛法修行的实践方面较以前佛教有诸多创建。禅宗通过棒喝、体势、圆相、触境、默照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修行方式，旨在打破修行者头脑中能指与所指具有固定联系的思维定势，排除语言文字对人把握真理的障碍作用，以直观达到契合真理的目的[14](第28章)。相比之下，德里达解构主义也要消解西方人头脑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但他只会用思辨的方法来分析，而缺乏禅宗的“直观”、“体悟”等环节和阶段，也缺乏如禅宗修行那样消解二元对立的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德里达能否能真正达到解构的目的很值得怀疑。

由此可知，佛法教人解脱生死痛苦，追求超越境界，主张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运用语言而排拒语言。可以说，佛教既深入文字语言之中，又从语言文字中超脱出来。而德里达一下子陷入语言文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体会到的只能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正是德里达思想同佛法相比缺乏超越精神的突出表现。

以上所述德里达思想同佛法思想的相似及不似之处，只是冰山的一角，两者的比较应有无限多的方面。笔者看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佛教以追求最高智慧和超越境界为目标的“人生”论、修行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论、成佛基础和修行核心的“心性”论为主要内容。而德里达思想缺乏超越精神，只见文本不见人，缺乏“心性”论，也没有实践论。而他的本体论也只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只给人变幻不定的夸大能指运动的感受，也没有系统的“有无”、“动静”等关系的辩证思考。但我们也不能把德里达的思想说得毫无价值。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中说：“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思是说，在具有最高智慧的境界中所看到的是，一切法和佛法都是因缘所生，他们都有“不变之体”和“不变之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平等的；若思想中有佛法同其他一切法的绝对区分，并执著于佛法，就不是最高境界。同时，也不能执著一切法为实有，也不能执著一切法的名相。而在华严境界之中，最高境界是“事事无碍法界”，一切事法自然融通，法法无碍，诸法互摄，重重无尽，具足相应；在此境界之中，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并非无法贯通，也无绝对区分。

但从世间法的层面看，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确有很大区别。罗蒂在检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众多哲学流派稍纵即逝的现象时说到“我们只做五分钟的明星”———缺乏超越精神、不具博大精深的系统的思想内涵，没有长期历史积淀的西方思想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至于德里达理论的前景，他的思想不会随他的离去而销声匿迹。走了德里达，会有更多衣钵继承者不断涌现，因为，产生解构主义思想的土壤还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完善、内在的缺陷、陈腐的等级秩序……德里达的灵魂就不会散去。

参考文献：

[1]俞宣孟编译．解构于本体论—德里达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纪要[J]．世界哲学，2002，（4）．

[2]乔纳森·库勒著，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7][10]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第5篇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着，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着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着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程锡麟、王晓路. 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弗吉尼·亚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第6篇

论文关键词：主位结构，文学翻译，衔接连贯

 

一、主位结构理论

“主位”这个术语由Mathesius首先提出，被其界定为话语的起点、既定语境中的已知信息。韩礼德进一步把主位解释为小句作为信息的功能、信息的关注点以及说话者说话的出发点。主位占据小句的开头的位置，剩余部分为述位，它们共同表达小句的语义，通常由已知到未知传达小句的信息。因此主述位的概念不属于形式范畴，而属于功能语义范畴。[1]一个个小句由主位到述位，由已知到未知，形成一波又一波各种形式的信息流。

一个信息单元的主位位于开头，比该单元其他部分更具背景性，自然与语境或前文有着联系，从而产生语篇关联性。因此文本的主位结构系统往往能提供其背景信息和文本的脉络或是线索。在句法层面上，英汉语主位都可以由名词词组、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充当；汉语中的主位还可以由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形容词短语和后位结构担当；英语中还可以由形式主语it和存在句引导词there充当[2]。通过这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汉语的主位更具灵活性，英汉语的主位发展规律也有些不同，这对于翻译来说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二、文学翻译和主位结构理论的关系

在任何翻译语境中，译者要成功完成的最重要的宏观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本中映现原语的主述位结构。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不好，翻译的努力就会失败衔接连贯，因为不保留主述位结构，就会搞错焦点，破坏连贯，衔接的目标便得不到保证。[3]

文学作品是面向想象力的艺术，靠形象说话，对于现实世界并不提供现成答案。如果作者给作品填满信息，读者便会失去想象的空间，作品将失去魅力。成功的文学家会在语言运用上留下空白，即作者自叙语言和文学形象对话中的隐含。如果译者改变、取消原来的隐含意图，虽然也取消了读者的脑力劳动，却也同时取消了审美过程，也等于取消了文学。[4]

那么如何保留原作的文学形象和隐含意图呢？在译作中映现原作的主述位结构是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原作主述位结构的保留给译文读者提供了原作人物、事件、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文学形象，使得译文读者得以保留欣赏原作风姿、增加审美情趣的机会怎么写论文。下面给出选自中英对照版《阿Q正传》中的译例。

原文[5]：远远的走来了(T1)一个人(R1)，他的对头(T2)又到了(R2)。这(T3)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R3)。他(T4)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R4)，半年之后(T5)他回到家里来(R5)，腿(T6)也直了(R6)，辫子(T7)也不见了(R7)，他的母亲(T8)大哭了十几场(R8)，他的老婆(T9)跳了三回井(R9)。

下面分析该语篇的主述位推进结构。下划直线表主位(T1-9)，波浪线表述位（R1-9）。T1是汉语特有的动词短语做主位，也是整段的主位，交代话语事件的背景，暗示这个小语篇的主人公“假洋鬼子”从远方回来，不仅指向空间距离，也指向心理距离。R1指假洋鬼子，为新信息。从这个述位中派生出T2/T3/T4，指他同一个人，R2/R3/R4进一步提供关于这个人的相关信息即他的人际关系及其学业背景。T5用了表时间的后位结构，提供事件的时间背景，已知信息这个人“他”又出现在了述位，便又有了隐含意图，旨在说明这是一个留学归来的样样不同的新人。T6/T7都是他身上的一部分衔接连贯，R6/R7是描写他外形上的变化。T8/T9是与他相关的亲人，R8/R9叙述了她们绝不容忍他的新变化。总的来说，除了T1/T5这两个表时空背景的主位外，其他主位都是假洋鬼子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亲人，该主位结构作为话语的起点很好地提供了解读的衔接线索，表达了极连贯的语篇意图。

译文[5]：From the distance (T1) approachedanother of Ah Q’s enemies(R1). This(T2) was Mr. Qian’s eldest sonwhom Ah Q thoroughly despised(R2). After studying in a foreign-styleschool in the city(T3), it seemed he had gone to Japan(R3). Whenhe came home half a year later(T4) his legs were straight and his queue haddisappeared(R4). His mother(T5) wept bitterly a dozen times(R5),and his wife(T6) tried three times to jump into the well(R6).

由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以英译的主述位总数少于原作。英译中T1/T2/T5/T6保留了原作的主位，其他主位略作调整，但也保留了原作语篇要素作主位。原作T6/T7改作译作R4的次一级主位。译文读者能通过映现出来的主述位结构获得相似的文学形象和审美过程，领略原作该段的语篇隐含即“假洋鬼子”外表上的变化就足已令其亲人和乡邻反感，更别说真正的革命精神能深入他们的内心了。

[参考文献]

[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Functional Grammar[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37-38.

[2] 黄国文，王宗炎. 语篇与语言的功能[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81-83.

[3] Hickey, Leo.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07.

[4]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52.

[5] 鲁迅.（杨宪益，戴乃迭译）阿Q正传[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38-39.

参考文献部分）

第7篇

论文关键词：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建构主义

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国际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和挑战。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在改进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是否能达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标准和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知识能力和意义构建的建构主义给大学英语口语课堂诸多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一、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他认为儿童的认知过程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同化”和“顺应”两个过程。同化指个体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即图式扩充）；顺应指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信息的刺激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图式变化）。在此基础上，斯滕伯格和卡茨等人强调了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对主动性如何发挥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1.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及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学习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构建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学习的过程中有四大要素：（1）情境：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构建。这就要求教学设计不仅要分析教学目标，更要充分考虑教学情境的创设问题。（2）协作：协作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无论是个体对教学材料的搜集整理，学习假设的提出验证，还是学习成果的评价都离不开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3）会话：会话是协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学习伙伴间的沟通探讨才有助于完成既定学习任务，加强个体对学习最终的意义的构建。（4）意义构建：这是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所谓意义的构建就是指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比较深刻的理解。

2.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

教学过程中包含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四个要素。传统的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利用讲解、板书和各种媒体作为教学手段和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在此过程中，教师是中心，是知识的主动传授灌输者；学生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知识灌输的对象；教材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对象；媒体则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方法和手段。而建构主义下的教学模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担当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最终促成学生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的构建。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是意义构建的主动者；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材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积极构建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的认知工具。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学生口语情况的调查和听课总结，大学英语课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师教学观念的问题

很多教师没有认识到口语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差别，认为学生上课还是主要靠听教师讲解来获得口语能力，于是课上还是教师作为主角，没有给学生安排足够的口语训练时间。而口语教学本身很强的实践性注定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失败。口语能力的获得必须靠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去实践才能提高。有些课堂即便有口语训练这个环节，但往往形式单一，话题陈旧，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效果也不好。师生互动方式主要靠提问。缺乏合理的口语评价机制，大部分教师仅仅对学生的发言做简单的对错评判，没有深入挖掘学生出错的原因以及进行及时的引导。

2.学生心理方面的问题

我校英语口语课堂人数一般为50人左右，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上课时，很多学生不愿意主动站起来发言，害怕自己说错了被其他同学嘲笑。而被提问站起来的学生也往往是低头颔首，往往以“My English is poor”为借口不愿意多说，勉强说了两句后还会请求老师：“May I speak in Chinese?”而小组活动时，面对别的同学流利的英语，一些学生深感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只会以简单的“Yes，I agree with you”来附和别人的观点。如果学生这种不自信的心理不及时得到纠正，就会慢慢演变为对英语口语的恐惧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3.学生语言基础方面的问题

刚刚进入大学的大一学生基本上都有6-8年的英语学习经验。虽然大部分学生都打下了坚实的英语阅读和写作基础，但能够基本听懂英美国家人士说话的人却并不多，而能够用英语流利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生中学时代几乎没有听过英语，主要靠阅读方式来吸取英语知识。听力基础的薄弱也严重影响了很多学生口语方面的学习。与此同时，很多学生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缺乏清晰的认识，简单地将书面语等同于口语，站起来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结构，结果说出来的句子结构又长又复杂，选用的单词也非常书面语化。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口语单词以及句型方面的知识，比如，表达“好”的时候，很多学生倾向于使用“great”，而不会使用如“fantastic，excellent，thrilling”等同义词来替换。学生之间互动大部分是对话式的，讨论内容多限于自我介绍、打招呼等简单的日常用语，难以提高学生真正的口语表达能力。

4.学生对文化认识方面的问题

如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许多学生能快速及时了解英美国家的各种信息。比如男生一般比较喜欢看NBA，所以对篮球运动方面的信息了解比较多。而女生更倾向于看美剧和电影，对影视明星更感兴趣。这些兴趣对学生们学习英语提供了激励作用。但因为学生兴趣单一或者缺乏引导，往往知识面比较窄，比如，很多学生对英美文学几乎毫无了解，提及Byron，Russell等现代文学上的知名人物很多学生竟然表示闻所未闻。同时学生对英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也缺乏系统的认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最终的表达方式，学生对文化方面知识的不足将会阻碍学生口语以及英语能力的长足发展。 转贴于

5.学生思维方式的问题

口语课堂上，由于受书面语影响深刻，很多学生发言时前思后想组织句子，害怕出错。很多学生的口语即便语法上没有错误也非常不地道，有浓浓的中国腔，也就是我们说的Chinglish，比如很多学生谈到天气基本上都用weather而不会用it，从而说出“the weather is raining”的句子。这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缺乏基本的口语知识，很多时候是因为学生对英汉思维方式的区别认识不清，简单地认为只要将汉语一字一句翻译过来就是英语了。另外，学生对一主题的发言主要来自于自己的印象，没有逻辑性，泛泛而谈，缺乏理性深入的认识。

6.学习材料方面的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很多高校非专业英语的英语教材偏于陈旧，有的教材甚至已经超过十年没有更换。比如有的话题还是“Would you go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口语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其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是时时刻刻在更新的。而教材作为口语教学的基础，更应该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反映最新的社会现象，这样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口语课堂问题的解决

区别传统的结构主义将教师作为整个教学的中心，学生作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的教学观，建构主义从更科学的角度摆正了师生在课堂中的地位角色，一些应用该理论进行的教学实践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从而证明建构主义在革新传统教学模式，建立新的更有效的模式，改进学生的学习观念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1.摆正教师作为课堂组织者、引导者的位置

首先必须摒弃传统教学观里面教师作为中心的观念，正确认识教师的角色。课堂好比建房子，教师只是指挥者，真正要动手建造实践的是学生。口语课堂更是如此，教师一定要给学生练习实践的空间。课前，教师应当合理组织课堂的结构，搜寻合适的话题，安排恰当的口语活动；课上，教师应当当好指挥者，合理利用图片、音频、视频进行较好的课堂导入活动，活跃课堂氛围，消除学生羞怯的心理障碍，激发学生开口讲英语的兴趣。需要时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对学生的课堂发言要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激励，既要委婉地指出其语法或内容方面的错误，同时要不吝于表扬学生，谨防打击其自信心。同时课堂活动的形式一定要多样化，每学期适当安排一些演讲、辩论、读书交流会或者小测验等。课下，教师应当多与学生交流，主动了解其学习上的困难，排除其心理障碍，对症下药对其进行学习上的指导。教学的同时，教师也应当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时俱进，更新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便对学生进行更好的教学。

2.学生要做好课堂的主人、知识能力的探索者和构建者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靠教师传授的，而是靠学生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利用教师和其他人的帮助，通过一些学习材料和资源进行意义构建而实现的。学生在学习中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聆听者。因此，教师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奠定学生作为课堂主人的地位。比如，每节课结束都提前说好下节课的主题，要求学生自己去图书馆或网络上搜寻相关材料，积极进行总结整理分析，做好课前准备，必要时可以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利用多媒体来演示讲解自己的发现和心得。学生知识的获得和最终意义的构建是离不开其他人帮助的，除了激发学生自我探索式学习外，教师也要鼓励学生进行协作式学习。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要求组内成员分工合作，积极交流探讨会话，共同完成任务。在此期间，教师应当时时跟进组内活动进程，对其进行指导，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3.认识到意义构建的过程性，正确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和失败

知识能力的获得、意义的最终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学生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面对口语课堂，期望经过几节课的锻炼就可以说出流利地道的口语。一旦遭遇挫折，就心灰意冷放弃了努力、失去了目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学期初信心满满，学期中后期却垂头丧气的原因。口语能力的获得除了教师课堂上的讲解指点和同学的帮助外，更多的需要学生个人课下积极地实践，比如坚持背诵经典的文章，多观看一些英语原声节目和电影等等。任何学习都需要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变，教师要对学生的这种心理有充分的认识，及时排解学生学习的压力，必要时可以给学生讲解各种英语口语方面成功者的学习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第8篇

关键词：砌体结构设计注意问题防裂措施

传统的砌体结构房屋因其经济实用性的特点在现阶段住宅设计中仍然被广泛采用，成为我国多层住宅采用的主要结构体系形式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住宅户型与传统户型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多样化趋势，相应给住宅设计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砌体结构以脆性材料作为竖向承重构件，结构刚度大，延性和变形能力差，抗震性能低，因此规范中对墙体限制较多。如果设计中不引起重视有可能给工程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下面谈谈砌体结构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 多层砌体结构，在抗震设防地区，楼板面有高差时，其高差不应超过一个梁高（当错层楼盖高差不大于1/4层高且不大于700mm），超过时，应将错层当两个楼层计入房屋的总层数中。 当错层楼盖高差不大于1/4层高且不大于700mm，错层交界的墙体，除两侧楼盖处圈梁照常设置外，还应沿墙长每隔不大于2m增设一根墙中构造柱。

2. 在抗震设防区，多层砌体房屋墙上不应设转角窗。（对于剪力墙结构，B级高度的高层建筑不应在角部剪力墙上开设转角窗。抗震设计时，8度及8度以上设防区的高层建筑不宜在角部剪力墙上开设转角窗。

3. 底框（底部框架-抗震墙房屋）设计中要特别注意：a.上部的砌体抗震墙与底部的框架梁或抗震墙应对齐或基本对齐；b. 底框房屋的框架和抗震墙的抗震等级，6、7度可分别按三、二级采用。

4. 构造柱设计不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较大洞口（内纵墙、横墙>=2m，外纵墙>=2.4m）两侧应设构造柱，特别要注意：（《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011―2001第7.3.2.5条）房屋高度和层数接近限值时，纵、横墙内构造柱尚应符合下列要求：a.横墙内的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层高的二倍；下部1/3楼层的构造柱间距适当减小。B.当外纵墙开间大于3.9m时，应另设加强措施。内纵墙的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4.2m。

5. 砌体房屋伸缩缝的间距超过《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的规定要求，且未采取有效措施。《砌体结构设计规范》第6.3.1-6.3.9条有许多防止或减轻墙体开裂的措施。

6. 多层砌体住宅应设置不少于三道承重纵墙，每道纵墙还应沿各自轴线对齐、贯通。同一轴线上的窗间墙宜等宽，且房屋的局部尺寸宜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第7.1.6条的要求。

7. 砌体结构挑梁埋入砌体的长度不满足规范要求。《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既挑梁埋入砌体长度L1与挑出长度L之比宜大于1.2，当挑梁上无砌体时，L1/L之比宜大于2。且挑梁外露部分与墙内部分标高不同时应注意梁在折角处的宽度及钢筋的锚固。

8. 圈梁兼过梁时，过梁部分的钢筋应按计算用量另行增配。(《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 2001第7.1.5.4条。)

9. 砌体结构的大梁，应根据《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第6.2.5条设计。既：当梁跨度大于或等于下列数值时，其支承处宜加设壁柱，或采用其他加强措施。对240mm厚的砖墙为6m,对180mm厚的砖墙为4.8m；对砌块、料石墙为4.8m。

在温差较大的地区为防止或减轻由于混凝土屋盖和墙体间的温差变形和墙体干缩变形引起的顶层墙体的开裂，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或选择下列措施：

1. 在屋盖的适当部位设置分割缝，间距不宜大于20m。

2. 屋面应设置有效的保温层或隔热层。屋面保温层或屋面刚性面层及砂浆找平层设置分隔缝，其间距不大于6m，并与女儿墙隔开，缝宽不小于30mm。

3. 当现浇混凝土挑檐或坡屋顶的长度大于12m，宜沿纵向设置分隔缝或沿坡顶脊部设置分隔缝，缝宽不小于20mm，缝内应用防水弹性材料嵌填。

4. 当房屋进深较大时，在沿女儿墙内侧的现浇板处设置局部分割缝，缝宽不小于20mm，缝内应用防水弹性材料嵌填。

5. 顶层屋面板下设置现浇混凝土圈梁，并沿内外墙拉通，房屋两端圈梁下的墙体内适当配置水平钢筋。

6. 顶层挑梁与圈梁拉通。当不能拉通时，在挑梁末端下墙体内设置3道焊接钢筋网片或2Φ6钢筋，其从挑梁末端伸入两边墙体不小于1000mm

7. 在顶层门窗洞口过梁上的水平灰缝内设置2-3道焊接钢筋网片或2Φ6钢筋，并应伸入过梁两端墙内不小于600mm。

第9篇

其实，这种现代服装结构的挑战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很多欧美国家的社会充满着反叛与探索，每个阶层的人都喜欢表现自我，思想前卫时尚。特别是年轻人，受到摇滚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影响，人们在服装及发型上也喜欢穷极表现，另类的发型及古怪、叛逆的着装在这时都能被人们接受并被推崇。例如70年代的朋克一族，衣衫破烂、行装拖沓、闪光豹纹等以前是被上层人所鄙视的激进着装，英国的设计师维维安·韦斯特伍德运用解构的方式设计许多含有朋克意味的服装，这类反叛文化渐渐成为时尚主流。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在设计上强调对服装的破坏或夸大服装的原有概念，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宣泄与昭显自我的目的通过服装表现出来，其实她的设计与服装中的解构还是有着微妙的不同，她早期的服装设计更受披头士的追捧，而近期的设计作品则显得更加理性化，是真正趋向于现代服装的解构。

1970至1980年代服装界发生重要改变的另一因素是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批日本服装设计师。随着日本经济的日渐稳定及发展，日本服装行业与国际接轨，当时的服装行业，独具特色的东方风格在国外设计界受到欢迎。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高校，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例如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等人的设计作品展现出有别于传统服装的样式，他们独特的设计打破了西方一统的服装舞台，用解构来表现服装新面貌，渐渐风靡世界各地。如今，当代服装设计师在设计中如果运用了解构原理，在作品中则更倾向于体现个体本身，体现服装自身的独特性。正如山本耀司所说：“凡穿我所设计服装的人，所欲表达的是一种属于自己独有的个性。”而在川久保玲的设计中，总是喜欢打破华丽高雅的传统女装审美习惯，着装另类化，例如在做裙子设计时有意把裙的下摆进行斜裁，毛衣上故意做出破洞，川久保玲喜欢把一些不同材质的面料或款式组合在一起，例如极薄的乔其纱和毛织物、粗花呢与雪纺进行拼接，一半的职业装与优雅的晚装相结合，浓郁的民族风格服装与时尚的摩登款式结合等，从各种对立要素那里寻求组合的可能性。从这些设计师的作品中都能从德里达的解构方法论中得到启示。

如今的服装日新月异，设计师在设计时寻求的解构方法也多种多样，解构后重组的服装式样更能体现现代审美意识。如果只是简单地打破结构不能算是解构服装，只有通过设计师对服装进行重新改造、创新才算是解构服装。由于亚洲和欧洲文化的差异性，不同地域的设计师做解构主义服装时所展示的风格及细节设计也各有不同。就女装而言，亚洲解构服装以日本为代表，设计师主要运用大片面料进行巧妙拼叠、捏褶做出奇特的服装风格，作品中展示出设计师的个性。欧洲的解构主义服装则是强调人体着装后的性感与服装风格的体现，欧洲的服装设计师喜欢在胸部和臀部大做文章，常用各种解构手法将这两个部位重点突出，并用其它部位错落的外观来凸显女性身材的优美。

当然，这些都只是服装解构的简单表现，想要真正做好解构设计，必须在服装设计中对服装的正统原则及正统标准进行批判，对服装进行重新诠释，这才是解构主义的真谛，而不是单单对服装的结构或服装中体现的性别、地位、经典等流行套路的解构。有的设计师在设计上喜欢打破男女装之间差异，例如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让·保罗·戈尔捷的设计作品常常破旧立新，他的设计常令时尚界哗然。这位设计师设计过穿在长裤之外的裙子，将内衣当作外衣穿着，并时常将男女的传统服装颠倒，这种对于性别与传统的挑战，正是服装界所需要的新鲜的设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