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再次空缺，这是该奖项十三年来的第9次空缺。
一边是在顶尖学术期刊上的发文数量飙升，另一边是具有重大原创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这对我国科技界的“论文情结”和近年来一直采用的“论文奖励”方式提出警醒：只关注，而不关注学术研究本身，不可能出现一流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评价一名学者的学术成果，通常评价者会阅读论文本身，评价学者的学术贡献，关注其研究的原创价值；可在我国，则只是看在哪个刊物上。
有研究者对过去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的论文进行研究发现，41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77篇与获奖成果有关的论文中，只有9篇登上《自然》和《科学》，仅占论文总数的11.69%。
对学者提出论文数量和期刊档次的要求，使我国学者在过去10多年时间里，在方面表现极为突出。2002年至2012年（截至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名世界第二，成为世界论文大国。在社会呼吁高校和科研机构要重视质量的情况下，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学者的要求从过去发表SCI、EI论文，进一步要求期刊的影响因子，并对《科学》、《自然》发出重点奖励，奖励的额度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
目前在中医和西医治疗癌症方面，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都存在某些片面性、局限性和矛盾性。如西医的放疗、化疗， 中医的以毒攻毒，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大量杀死正常细胞，造成了“祛邪正变衰”的局面。而活血化淤、攻坚散结，如使 用不当则更促使癌细胞加速繁殖和转移。如给癌症患者输入各种营养，同时也给癌细胞提供了营养基础，更加速癌细胞繁殖。 因为癌细胞繁殖能力为正常细胞的80倍以上，于是就形成“扶正邪更盛”的局面。怎样才能解决“扶正邪更盛，祛邪正亦衰” 的矛盾?通过四年来对数千名各类型的癌症患者的治疗，我采用以下几点：
第一，采用恒定的遗传基因物质，防止和控制细胞基因的突变。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和分子结构的改变，取决于遗传基因 大稳定情况。我认为在稳定的遗传基因物质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恒定的遗传因子，在控制或限制细胞的变异。如果人体中能 增加这种恒定的遗传因子，就能从根本上防止癌瘤的发生或控癌细胞的生长扩散。试验证明，一份正常细胞48小时自然死 亡率为10-15%，加入我院研制的含有恒定遗传因子的中药液后死亡率小于5%。
第二，使用药物切断或干扰增殖细胞和静止细胞的信息源。 癌细胞中的增殖细胞的破坏性极强，而静止细胞是癌症复发和转移的直接根源，因为它处于静止，分散和半休眠状态，对药 物敏感性极低。实验发现，当增殖细胞大量死亡时通过一种ynx物质将信息传递给静止细胞，使静止细胞大量转化为增殖细胞 并高速繁殖，这就是手术后容易“转移”和“复发”的原因。所以采用药物切断或干扰两者间的信息源，使静止细胞永远处 于休眠状态，就能从根本上控制癌症的复发和转移。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com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参考文献
〔1〕〔2〕〔3〕〔4〕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m]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16，33，64，76，639．
〔5〕〔7〕〔8〕〔9〕〔20〕〔22〕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 ．克劳斯•黑尔德编．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1，40，2，36．
〔6〕〔17〕〔18〕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6，278，3．
〔10〕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2．5
〔11〕杨盛标等．工程范畴演变考略[a]．工程•技术•哲学[m]．刘则渊主编．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37．
〔12〕于光远等．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06．
〔13〕王炳书．实践理性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9．
〔14〕g•希尔贝克等．西方哲学史[m]．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87．
〔15〕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56．
〔16〕刘兵．新人文主义的桥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49．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进入21世纪后，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能否到中国，也引发了广泛的追问和思索。甚至有观点直接认为，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为第六个世界科学中心，就看以整体观念、系统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是否能影响21世纪世界整体生产力和生活方式，具体就是指能否在智能科学、再生能源科学、太空科学、人体健康科学四大领域有所突破。无独有偶，2011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指出前五次科技革命的重点任务是认识自然、改变自然和满足人类需要，即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六次科技革命则将主要处理人类自身的问题。后者的复杂性、系统性、关联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线性思维的局限，走向系统辩证思维的轨道。这些判断和论述表明，未来科技发展的总方向及其所要坚持的方法论的思想源泉可以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启迪。
科技革命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突变的现象，是建立在科技创新量变、渐变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科技创新应当坚持文化自信，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以及第六次科技革命面临的基本形势和主要任务决定的。我们不仅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更要在引导科技革命发生、主导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至中国的过程中增进文化自信。这一历史进程也是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所确定的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一致的，即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坚持中国文化自信，其本质就是要将蕴含其中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方法转化为现实的制度范式和直接的生产力。中国文化在回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时，最显著的特质就是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它不会割裂地看待世界万物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是认为人与世间万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天地人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生态的整体。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影响和指导包括科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共生系统的活动。
坚持文化自信，引领科技范式的转变。晚清以来，国势衰微，伴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是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西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经济主义对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猛烈冲击，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更迭。西方科学范式成为一切事实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基础，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但是，这种范式已经遇到了当代困境，这也意味着第五次科技革命结束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中国文化引领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系统论、语境论的科学观，在从无机世界向有机世界这一认识对象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能实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世界，也可避免科学霸权主义。
坚持文化自信，引领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嬗变。近代以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诸多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之所以落后和挨打的主要原因，中国一度落入“文化失语”的境况，丧失了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和民主的观念便一直飘荡在中国社会之中直至形成了“主义”。科学的社会功能更加坚定了其在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前所述，前五次科技革命处理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文化危机，也最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文化将自然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以人为本但并不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友好、和谐地相处。因此，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对当代各个领域思想观念和具体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改进，有益于我们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更好地解决人类自身运用大科学、高技术所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包括生态问题、伦理问题等等。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创新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共识。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发展，中国科技资源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资源投入变化
科技资源投入规模与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1952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42.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农业科技人员1.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到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达到434.5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57.1万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127.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1.0万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时从事研发工作研究人员数稳步增加。1980年仅为32万人，2000年达到69万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国全时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11.9万人，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3.5%，超过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国和欧盟。2013年中国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全时当量投入从255.4万人年快速增至393.7万人年，增长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人员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资源投入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达到建国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达到1714个，比1957年翻了两番。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数量已达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两番。但随着科研机构转制，1991～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数量不断递减，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学校作为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发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格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国家高新区115家，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
（三）科技财力资源投入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不足40亿元，1990年超过100亿元，1997年达到509.16亿元。200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2.5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过3000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名列世界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达到1.98%，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2013年首次超过2%，达到2.01%，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2014年，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2.2%）。OECD公布的《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预计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科学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根据SCI数据库统计，1994～2004年十年段，中国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从2006年起，中国的论文数量先后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万篇，论文共被引用519.1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中国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国已进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037.1万次，中国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术创新能力
1985年中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数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经达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达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间，中国PCT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为世界最高。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从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和日本相当于中国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3.3件）。
（三）科技市场创新能力
198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370.43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7%。2006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7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488.3亿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20.4%，相当于欧盟的1.3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1%。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6011.73亿美元。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四）信息获取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和应用互联网。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其中通过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数占75%，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第一大国。2011年12月达到5.13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的网民总数达到5.6亿人，为美国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从4.57亿人上升至6.5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到5.57亿人，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市场。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增长期，具备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投入基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开始由“追赶式发展”向“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转变。但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相对于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需求，必须依托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创新型研究团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次，我国在创新型国际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条，推动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再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仍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R].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访杨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N].光明日报，2015-2-26.
[4]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户[N].人民日报，2015-3-20.
【内容提要】本文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进行了深入挖掘，提出生活世界具有主体性特征和人性化特征。通过考察胡塞尔的科学学说及其对“科学危机”的提出和解决，作者认为重视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想。面对当代的技术危机和生活危机，作者从维护生活世界的角度提出了几点看法。
【正文】近现代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近现代社会具有“生活－科学－技术－生活”这样一个巨大的双向动态循环结构。这一结构承继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初具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近现代的社会运转中日益凸显并逐步取得规范社会发展走向的支配地位。在这一开放的循环圈中，生活既是科学与技术的发源地，又是其归宿。这一循环保持动态平衡已成为近现代社会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这一循环的内部失衡往往导致近现代社会特有的危机：科学危机、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在千年交替之际，人类社会再次步入大变革时代，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重塑着社会结构。反思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更为紧迫的意义。
1 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由胡塞尔提出。WWW.133229.coM胡塞尔设置了三条通往其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分别是心理学的道路，笛卡尔的道路和经由生活世界的道路。可以说，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是其先验哲学体系自身完善的需要，即以生活世界为起点最终走向先验的绝对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生活世界学说的提出也是他出于浓烈的现实关怀而作出的对当时欧洲科学危机的回应。他企图通过返回生活世界而找回科学的意义基础，以此来解救欧洲的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
胡塞尔未曾给出过“生活世界”的确切定义，为此我们只能通过考察他对这一概念在各处的运用来把握其内涵。在这方面，张庆熊先生和倪梁康先生各自作出了有益的归纳。
张庆熊先生认为胡塞尔是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生活世界”概念的。(1)“狭义的生活世界概念”，“它指日常的、知觉给予的世界”。(2)“作为特殊的世界的生活世界概念”，“人们各自的实践活动的地平圈是人们各自特殊的生活世界”。(3)“广义的生活世界概念，指生活世界统一各个特殊的世界”。[1]
倪梁康先生对“生活世界”的定义是，“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我们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他归纳出生活世界的四个特征：(1)“生活世界是一个非课题性的世界”，我们把它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不把它当作课题来探讨。”(2)它是一个“奠基性的世界”，“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哲学的反思态度”都奠基于“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之中。(3)“它是一个主观的、相对的世界”。(4)“它是一个直观的世界”。[2]
下面我们将借助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着我们的目的对人们的日常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挖掘。在此，我们尝试把生活世界定义为日常生活世界。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过着一种社会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条件是其进行社会生活的生物性基础；同时，人的自然存在、自然需求及其满足都被打上了社会的和文化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日常生活中区分出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层面。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是指人作为一个进行着感知的生物性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而日常生活的社会层面则是指人作为一个感受着和实践着的社会成员的存在和活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层面构成社会层面的地基，并对后者发挥着潜在的制约作用；社会层面位于自然层面之上，并将后者融入自身之中。不言而喻，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区分是人为的，下文将证明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的分析和讨论而言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从自然层面来看，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知觉给予的、直观的世界，是一个依存于我们的五官感觉的、具有形、色、声的世界。这个物体世界在空间上是三维的，在时间上是一维的。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进行。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体相类似的自然存在物，把我们的心灵和意识视为这个世界内部的一个领域。虽然这个世界内的事物对我们显示为流变的，但我们仍能够断定它是一个内部由因果性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无限的整体。胡塞尔把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态度称为自然态度，把这种图景称为自然主义世界图景。[3]
若我们转换视角，从社会层面看日常生活，即把日常生活从其自然世界的背景中取出而置入其社会的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则日常生活将呈现出一番迥然不同的面貌。我们将会看到，知觉给予的世界被社会化的内容所充实。日常生活总是在知觉直观的世界中由社会化了的人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条件（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为日常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而文化条件（包括传统、习俗、道德、观念）则为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规范；历史的、具体的日常生活正是在由社会基础和文化规范所结成的背景框架中进行的。
顺着上述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下去，我们将发现，无论是生活世界的自然层面还是其社会层面都指示着生活世界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所具有的两个鲜明的特征。即(1)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2)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下面我们对生活世界的这两种特征依次进行讨论。
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的世界，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首先从自然层面来看，个人作为一个心物统一体，是其知觉世界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本身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我们的人的身体的存有方式是与这个世界相适应的”。[4]随着身体的活动和移动，知觉世界内物体的外观将随之改变，知觉世界的内容也将发生改变。从社会层面来看，个人作为意志主体、情感主体和理性主体，在生活中追求着需求的满足和理想的实现。随着个人生活活动领域和交往对象的改变，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扩大，个人生活世界的面貌将发生变化，其生活世界的“地平圈”(horizion)也将得以拓展。日常生活构成个人关注的直接对象和首要对象，我们对更大范围的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是以我们的个人生活世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
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性化了的世界。在自然生活中，我们并不是把自然界仅仅看作一个冷冰冰的物体世界，而是以一种人格化的态度将其视为我们的生命活动得以在其间进行的亲切的“周围世界”。这个“周围世界”虽然具有一定的流变性，但从整体上来讲，它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有效的世界。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我们以人格化的态度同他人交往，生活中充满了喜、怒、哀、乐。被我们时时体验到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我们安居乐业所需的稳定性，构成为我们日常栖居的场所。总之，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们将我们的人格外化于对象之中，使一切事物都笼上了一种人性化色彩，使它们笼罩在人性的氛围之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主体性征和人性化特征乃是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考虑到生活世界与人之存在的密切关联，可以说这个特征同时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如若生活世界的这两个特征遭到削弱和破坏，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人自身的存在。
2 科学世界
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胡塞尔认为，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5]我们认为科学世界由科学活动、科学理论和科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构成。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通过考察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解决，我们接触到了他的一个富有启示的思想，这就是要抬高生活世界的地位，将其视为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实在的世界”，视为一切意义的源泉和一切活动得以产生的母体。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突出人和人的日常存在，重视人的比较全面的需要。
4 技术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
科学危机，尽管是就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言，仍然属于科学一方，与此相对的、属于生活世界一方的是生活世界危机。生活世界危机必然是科学——经由技术的物质力量——对生活世界施加现实反作用的结果。从科学到生活世界，中间经过了技术的中介；同样，从科学危机到生活世界危机，其间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技术危机。就笔者的见闻所及，胡塞尔未曾谈论过技术危机和生活世界危机。若比附于科学危机的话，技术危机或许应该包括技术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但技术危机作为一个被广为谈论的话题，它在当代具有其特定的含义。我们认为技术危机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一系列困境与难题。胡塞尔很少谈论技术危机，这恐怕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技术应用的弊端尚未充分暴露的缘故。近数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科技造福人类的丰功伟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与此同时，技术应用的恶劣的负面效应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使得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得不郑重地反思来自技术的危机。
我们把技术应用造成的问题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技术应用给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整体发展所带来的难题。众所周知，这一类问题包括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近年来兴起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就是人们为认识和解决这一类问题所进行的努力。第二类问题是指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的内部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构成生活世界危机。本文所要着重分析和讨论的正是这种危机。
技术应用（或社会的技术化）造成的效应是多方面的。就其积极方面而言，人在通过技术手段拓展周围世界的同时，扩展了自身的主体性，增强了控制世界的能力和驾驭自己命运的力量，在物化世界中实现了自身。就社会本身而言，技术改变着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与经济结构，并将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从文化方面来讲，技术应用必然要求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改变人们的既有观念，重塑社会价值系统并促动社会行为规范的转换。技术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虽然是持久的，但毕竟是间接的，它的最直接和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表现在小尺度的生活世界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绝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技术对生活世界的作用全是消极的，必然细致分析技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和在什么程度上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损害。我们认为生活世界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的技术化破坏了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即损害了生活世界作为主体世界的人性化世界所拥有的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技术具有某种非主体化与非人性化色彩。这表现在技术设计偏重于追求效率与功能，不惜把人纳入技术系统自身之中，使其成为系统运转的一个环节（如生产流水线），从而把人置于从属地位。即便是作为现代技术之代表的计算机技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比如它只能允许用户在预先设定的有限的功能菜单中进行选择，从而使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在机器面前的被动地位。技术应用削弱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另一种表现在于，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被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然而与此同时，人却没有相应地越变越“大”。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万象纷纭的世界，更多的人感到像是处身于一部已发动起来的庞大的世界机器中，而自己越活越“小”。技术化同样消解着生活世界的人性化特征。以通讯技术为例，它虽然扩大了人际交往的空间，但这种以技术为媒介的方式增加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间接交流，人所直接面对的只是技术器具，面对面的、生动的和全方位的交流本是生活世界人性化的一项基本要求，现在却被生活的技术化所抹煞。
既然生活世界的危机源自技术化对它的损伤，那么危机的解救之道自然存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重塑与维护之中。要维护生活世界，首先就要辨识出生活世界的核心部分，正是这些部分构成了生活世界主体化和人性化的根源，构成了任何技术化都既不能替代又不能抹煞的永恒之物。我们认为这种永恒之物就是人的生命存在。
人既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又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人的身体存在规定着人的存在和生活。比如，技术能改变人之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却不能改变衣、食、住、行这种需要本身，并且技术本身也产生于这种需要。人的身体存在于构成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作为活动的承担者起着制约作用。因此技术应以人的身体存在为中心，接受身体存在对于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以及对技术应用的限制作用。从心理层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以自我身体认同为基点的独立的社会心理主体。他的意识生活的中心是其个人存在。自我注视与自我关注是他与人交往和在其环境中开展活动的起点，并使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主体性要求。这包括要求有一个稳定、有序和人性化的环境，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环境。而在当今技术的现实应用中普遍存在的却是技术对人的强制现象，这导致了对人身心正常需求的压制和扭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异化并引发了生活世界的危机。
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纠正和解决，但这种发展不是放任技术漫无目的地发展，而是必须将其置于严格的价值规范下。如果说为了消除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必须发展节能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绿色技术（环保技术）和生态技术，那么若要解决生活技术化造成的主体性和人性的丧失问题，就必须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进行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生产。以人为中心是指在设计和应用技术时要顾及到人的身心双重需要，力求使技术适合人的身体存在并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从而避免强迫人去适应技术，避免技术变成一种对人的专制力量。
在这方面，计算机技术的最新进展使我们看到了希望。“自从计算机发明以来，传统的信息处理环境是以计算机为主体的，是人围着计算机转的，人不得不去‘凑合’当时的计算机所能提供的条件”。[22]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步使计算机的功能更接近人的思维规律，更缩小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灵境(virtualrealityvr技术（或译为模拟现实技术）将促进从“机器是主体”向“人是主体”和“机器围着人转”的转变。它将“使原来只善长于处理数字化的单维信息的计算机也善于处理适人化的多维信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人机环境，人不仅能从外部去观察信息处理的结果，而且能通过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形体、手势或口令，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从而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23]。钱学森同志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震憾全世界的变革，一定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24]另一方面，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computersupportedcooperativework)不仅具有支持人机交互的能力，还能支持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它将把计算机引入到群体协同工作的环境中，以计算机为中介来帮助人与人的协作。高效的人与人交互界面将是一个多媒体的界面，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借助文字、语音和图象等媒介进行比较全面的交流。[25]
我们相信，随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人必将寻回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并恢复先前弥漫于生活世界的人性氛围。技术时代的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26]我们应该认识到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实在和真实的世界，是一切意义的源泉，是一切工具性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一切技术都应维护和强化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和人性化特征，从而维护我们生命栖居的永恒的家园。
【参考文献】
1张庆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p119-120。
2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1-132。
3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380。
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0。
5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1。
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44。
7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9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216。
10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11-p415。
11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116。
12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7。
13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4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3。
15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三联书店，1994年，p135。
16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64。
17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5。
18李河译，（荷）泰奥多•德布尔著，《胡塞尔思想的发展》，三联书店，1995年，p494。
19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p70。
20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63。
21e•胡塞尔著，吕祥译，《现象学和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p106。
22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3汪成为：《灵境技术与人机和谐仿真环境》，《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7年第一期。
24王寿云、汪成为等著，《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p191。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科学技术建构；异质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112-02
瑟乔・西斯蒙多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副教授，1993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学博士学位；1993-1996在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留校任教，他是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科学的社会研究》编辑，著作有《科学技术学导论》《科学的艺术》《没有神话的科学-论建构，实在和社会知识》，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计算机模拟的哲学社会问题。
一、西斯蒙多的社会建构理论简介
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专项领域，成为一种多元错综复杂的理论研究，探索思考及社会实践活动。现今STS领域的研究及其哲学领域问题，也不断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们的重点关注，不断探索和思考，是很多学者颇为感兴趣的一项哲学研究学术课题。
在20世纪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一群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着手用社会学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倡导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观念，在STS领域有重要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建构这个词在科学技术学中变得越来越常见（比如Medelsohn 1977;Van den Daele 1977; Latour and Woolgar 1979）爱丁堡学派的精神领袖布鲁尔（Bloor，1976）提出新的SSK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观念。在此之后，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都宣称要揭示事实，知识、理论、现象、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的社会建构，因此，社会建构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代名词，他将科学技术学的众多不同成分充分地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然而社会建构论也成为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猛烈攻击的对象。
西斯蒙多在社会建构论上有新的看法和要求，他认为社会建构论为科学技术学提供了三个重要预设。第一，科学是社会的。第二，科学技术是主动的，建构着隐喻的活动。第三，科学技术并没有提供一条从自然关于自然的思想直接通道，科学技术产品本身并不自然。
在科学技术学中，有着众多不同的“社会建构”，它们的含义也有所区别。西斯蒙多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便于学者们的思考。由于实在论的直觉告诉我们，真理更多地取决于世界而不是谈论真理的人。世界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着，解释和表象世界是可能的。但到底科学的真相是什么，想真实地表达出来，展示出来，实在论者之间存在不同的争议。正因如此，也许实在论更多的是一个否定的概念，而不是肯定的立场，人们是在某种反实在论的情况下开始争论的。
二、西斯蒙多社会建构理论的八种形态
（一）社会实在的建构
社会建构的许多思想都来源于古典社会学和哲学，来源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人的分析。科学技术学聪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实在的社会建构》（1966）引入了“社会建构”一词。
伯格和卢克曼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社会实在及制度和结构――它们因为人的活动和态度而出现。社会世界这些特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众多成员知道他们存在，并依此行事。对于科学技术学而言，知识、方法、认识论、学科边界以及研究风格，所有这些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轮廓的核心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对象是社会建构的，就是认为他们是这时的社会对象，虽然其实在性具有偶然性。如果一位科学家或工程师在行动中不能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做出交代，就会遇到同行的抵抗，这意味着那个事实具有社会实在性。
然而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批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围绕知识的实践的社会实在性是进步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存在足够稳固的东西，便没有了建设的地基。科学技术往往会平添给它一个主动的维度，去理解观察社会建构的过程。不断地接受这件事情，通过正面引用，反面引用，质疑它。建构实施的是科学家而不仅仅是科学。
（二）事物和现象的建构
被建构的不仅仅只有表象和社会实在。也许，科技史学的建构论视角的最大创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所研究和使用的许多事物都是非自然的。各种形式的操作带来的结果是，源于实验室的知识是事物的知识，而这些事物明显是非自然的。他们是建构出来的，尽管是实实在在地，完全物质性的架构。关于技术，人们有什么可担忧的。人设定科学目的在于原原本本地展示自然，而技术则不同，它赋予了旧物质以新的形态和新形式，并制造着有用而别致的对象。事实上，技术设计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建构形式，把自然放弃在一边，这是人们所预料到的。
（三）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科学技术建构
科学事实和人工物对物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正是人们对他们产生兴趣的原因。在一定的立场上可以说，科学技术推动了众多环境的建构。技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他们可存在于意料之中，也可存在于意料之外。汽车、火车、轮船的成功有助于确立城市和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加速了人们沟通的距离，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同样科学塑造着世界，在人们生活当中，公众对性别的看法和对性别的研究，产生了理解的差异化。公众对这一话题颇感兴趣，对于研究男女大脑的差异的生物学研究，相关报道众多。同样科学也塑造着政策，政府的行为越来越面向科学依据。不管是在经济、文化、卫生、环境还是国防等领域都参与其中，科学研究至少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公共政策也会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科学就像技术一样，有助于建构我们的环境。
（四）理论的建构
在科学技术学当中，社会建构隐喻着直接的应用，是描述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构建说明、模型和理论；基于数据，基于从数据想表象的方法；自然的表象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然而表象并不必然符合自然。科学在几何学意义上是建构性的;先实际找到固定点，然后再画图。
科学在数据的基础上建构表象，也许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在实证主义面前，科学理论之类的东西本质上具有偶然性。对于任何适当的科学理论，都可以另外提出一个，它同样可以清晰地对数据做出说明。范・弗拉森说：“我用建构这个词是想表明我的立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建构模型必须与现象，而不是与设计不观察植物的真理的发现相适应。”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科学表象的偶然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事先选择的框架加以消除；逻辑主义之所以是逻辑的，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假设：科学家要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逻辑框架进行选择。科学技术争论展示出了代替性的表象，展示了建构理论的基本方法，他们可以揭示导致争论的某些力量。
（五）异质性建构
成功的技术活动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资源，同时参与到了多个领域，工程师的出现，推动了知识、社会事物以及物质和社会世界的建构。同样对于技术建设者需要做的工作，技术建设者必须同时建造他们的工作环境，这些工作不可能独自开展。科学工作是异质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区分仅仅是传统的科学边界所致。然而科学网络把物质世界创造了一个有序世界，所以网络世界的架构就是秩序的建构。科学网络把物质世界的各个独立部分组合起来，实验室设备，既定的知识、资金、资助、机构等等。从意义上说，体现出了异质性的建构。异质性建构是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同时塑造，从而使二者相互匹配，呈现出一个“共同建构”。异质性建构涉及我们提到的所有建构形式，他综合了说明的建构，部分社会实在的建构，现象的建构，以及宏观环境的建构。
（六）种类的建构
唯名论者认为，类是世界的真实特征，类的边界很模糊。对于唯名论者而言，唯一实在的东西是个别事物，因为很难解释普遍性质的实在性。唯名论者承认类外在于人。在科学技术中，建构隐喻是兑现唯名论的一种方式。如果类不是世界的特征，那他们就是建构出来的。建构他们的是人，所以说是社会建构。
（七）自然的建构
唯名论距科学技术学中最强硬的社会建构隐喻只有一步距离，后者主张，表象直接塑造了对象，根据这种建构论，当科学家就某个主张达成共识的时候，他们就使得该主张真实的为真。世界追随者=共识，而不是共识追随世界。新康德式的建构论很难让人接受。这种建构论的核心主张是康德提出的，其温和形式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体把结论赋予他所有理解的世界。对于康德主义者而言，个体与物质世界的分离意味着，谈论现象之外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实在论”主张可以促使人们去关注科学技术的偶然性，并引导研究者去追问偶然性的原则。如果看作隐喻，这种激进的新康德主义在研究科学技术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八）五花八门的建构
社会与建构话语遍及科学技术学的同时，它在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也流行起来。社会建构的话语已经河用于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上，性别、情感、身份和政治运动仅仅是其中的一点。科学技术学要对社会架构话语的广泛流传承担部分责任。主张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就是一个很激进的说法。在心理学、地理学、环境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化学等领域看到明显的借鉴科学技术学建构论资源的情况。
建构论研究的是，科学家和技术家如何把知识和事物置于社会当中。科学的力量部分来源于他操作和测量自然反应的能力，以及跨时空地把这些测量转移到别的实验室和场合的能力。因此，实验室和其他技术推进了客观性和客观知识。建构论的科学技术是可以支持某种实在论，尽管这样的实在论并不意味着存在对实在的直接认识，也不意味着存在一组完备的真理。
参考文献：
[1]Sergio Sismondo. Some Social Cons ruction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3 ,(23) :5162540.
[2]Sergio Sismondo. Science Without Myth ――On Constructions,Reality , and Social Knowledge[M].New York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6.
[3]Sergio Sismondo.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3rd Edi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an Engaged Program.
[4]Sergio Sismondo.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69.
[5]Sergio Sismondo. Pharmaceutical company funding and its consequences: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J].Contemporary Clinical Trials,2007,29(2).
《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简称CA，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文摘库。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最为重要的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的检索工具。《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收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56种文字出版的16000种科技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资料汇编、技术报告、新书及视听资料,还报道30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的专利文献。收录的文献占世界化学化工文献总量的98%,该数据库是世界化学化工领域最权威的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创刊于1907年，由美国化学协会化学文摘社编辑出版，CA报道的内容几乎涉及了化学家感兴趣的所有领域，其中除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外，还包括冶金学、地球化学、药物学、毒物学、环境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CA特点：收藏信息量大、收录范围广。
二.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
《医学文摘》收集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还包括与医学相关的许多领域（生物医学工程、卫生经济学、医学管理、法医学等）。创刊第一年只有8个分册，目前有42个分册，各分册的文摘统一用英语刊出，每一个分册代表一个学科。EM各分册根据其学科的大小和收录文献量来确定年卷期的多少，各分册根据文献量的多少，每年出1-4卷不等，每卷出8、10、12期不等。收录期刊达5400余种，其中属于纯医学类的有3000种左右，这类期刊中的大部分论文都以文摘形式报道；属于与医学相关学科类的有2400余种，对这类期刊的论文只选有关文章做摘录。EM与IM所收集期刊的交叉量为1700余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用英文出版的大型医学文摘,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二次文献之一。
三.俄罗斯《文摘杂志》(简称PЖ/AJ)
于1953年创刊。收录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的66种文字的科技文献,包括22000多种期刊、10000多种图书、6000多种连续出版物、15件发明证书和专利以及会议录、科技报告、标准等。是目前世界上引用出版物最多、报道量最大的一套文摘刊物。其所收录几乎包括了所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四.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BIOSISPreview简称BP)
《美国生物科学数据库》是由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BIOSIS)生产的世界上最大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BP收录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500多种期刊和1650多个会议的会议录和报告,每年大约增加28万条记录。报导的学科范围广泛,涵盖所有生命科学内容,其中包括(不局限这些学科):空间生物学、农业、解剖学、细菌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s)、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生物物理、生物技术、植物学、细胞生物学、临床医学、环境生物学、实验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等。
五.《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简称SA)
《科学文摘》(ScienceAbstracts)是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检索性情报期刊。1898年创刊。供查阅有关物理、电工、电子学、计算机和控制方面的学科文献，简称SA。该刊主要报道由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的情报服务处搜集的文献，其来源包括世界各国出版的各种文字的期刊、科技报告、会议资料、专利和图书等，取材较为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