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1篇

1．1教材针对性不强

针对地理信息科学专业而言，测量成果是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数据源之一，测量学是采集和获取地球空间定位数据，建立基础地理信息库的一门测绘类课程，［3］但目前大部分有关测绘综合实习的教材都倾向于测绘类专业，没有针对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教材，且教学大纲和内容具有滞后性。因此，在教材方面应针对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的特点制定测绘综合实习教学内容，着重强调对测量学理论知识的弥补与扩张，强调其与地理信息科学的对地观测体系、遥感、信息科学等方面的密切结合，更好地为数字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服务。

1．2测绘实践实验课时数偏少

随着测绘科技的发展，新方法、新仪器都导致了教学内容的增加，从而导致本专业学生在有限的测绘实习课时内只能掌握基本仪器如水准仪、经纬仪的实战操作而对全站仪等先进电子测量仪器仅限于认识层面，造成许多学生不会操作全站仪。需增加测绘综合实习课时以便学生在充分了解水准仪、经纬仪的基本构造、原理的基础上具有熟练的实际操作技能，此外还能让学生有充分时间了解全站仪并熟练应用全站仪进行角度、高差等测量。

2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注重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及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实践教学的成效，能更好地促进理论教学和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4］我校地理信息科学专业相关老师和领导非常重视企业平台等在测绘实践课程中的作用，积极与南方测绘、南通测绘院等企业建立校企联合，以这些企业为依托建立测绘产学研实践教学基地，以达到资源共享。这种校企联合办学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学校教学资源不足的缺点;同时在参观中学习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式，通过测绘实例展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讲解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测绘综合实习采取了相对自由的教学形式，在实践教学方法上引入了引导式教学模式，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

实践环节开始前，对全班学生进行分组，确定实践任务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老师主要是布置相关任务，介绍测绘工作流程和大致方法，讲解工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具体的测绘工作由实习小组独立完成，以提高学生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在测绘实习过程中，指导老师进行现场指导并随时对学生提问，要求学生有针对性地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此外，为了避免团队中个别学生的滥竽充数现象，在实践中要求每个学生都会使用测量仪器并熟练了解各项技术标准，直到满足技术要求为止，最终提交的实验报告要求每人独立完成。当测量结果误差超限时，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应重测直到实验数据满足技术精度要求为止，达到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养成良好的测量习惯。

3综合实习成绩评定方法的改革

通过加强实践教学的管理和考核可以很好地提高实践教学的成效。测量学实验课是认识测量仪器和巩固理论知识的基础，通常是根据实验课时数与理论课时数的比例关系，确定实验课的考核评分办法确保每个学生具有单独进行仪器操作的机会。测绘综合实习主要过程是通过团队协作完成相应实际任务，是对学生测量技能的提高阶段，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8人左右。在实行新的教学考核方式以前，实习成绩的评定往往是对每个小组进行整体打分，个人考核是由组长在小组内进行比较、权衡，这样缺乏纵向的、组与组之间的比较，且组长往往顾及同学情谊平均分配成绩，不能很好体现埋头苦干同学的付出。为了改善这种平均主义的现象，实习考核改变了以前以实习小组为单位考核的办法，考核对象细化到每位学生，按照其出勤、实习表现、分析测量误差的能力表现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核。同时，考核成绩与学生在测绘实习过程中团结协作、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相结合，全面考核学生的测量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具体评价指标为:出勤占10%，主要反映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仪器操作能力、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绘图能力考核占50%，该项考核指标是从学生的专业技能方面考虑;团结协作能力占20%，由小组组长和组员认定;实习报告占20%。学生的实习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实习技术总结和分析、实习心得体会和对实习及教学方式的意见与建议。考核机制的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主动参与实习的积极性，动手能力和专业兴趣有了明显提高，增强了专业素养。通过目前2011级学生专业实习的效果和反馈情况看，这种考核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巩固了学生测量技能。

4结语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2篇

1　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　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 the state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by qian 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　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 the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　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附图

2　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　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 five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

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 sensing,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　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　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　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

[2]　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j].大自然探索，1987,6(19):36-46

[3]　钱学森.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j].地理知识，1990,(1):90-93.

[4]　马蔼乃.论地理科学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1):120-129.

[5]　马蔼乃.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4):533-541.

[6]　马蔼乃，等.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8.

[7]　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65.

[8]　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21-529.

[9]　马蔼乃.遥感地理信息模型[j].地理学报，1996,51(3):266-271.

[10]　马蔼乃.地理信息编码模型[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3-302.

[11]　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12]　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3篇

1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图

2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

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

[2]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J].大自然探索，1987,6(19):36-46

[3]钱学森.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J].地理知识，1990,(1):90-93.

[4]马蔼乃.论地理科学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1):120-129.

[5]马蔼乃.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4):533-541.

[6]马蔼乃，等.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8.

[7]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65.

[8]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21-529.

[9]马蔼乃.遥感地理信息模型[J].地理学报，1996,51(3):266-271.

[10]马蔼乃.地理信息编码模型[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3-302.

[11]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12]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4篇

1（略）1.1（略）

以往许多技术人员没有对这种相关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或是将其看成枝节问题。例如,专业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设备选择和安装以及咨询系统的发展方面通常只注意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太注意它们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往往由社会科学家去研究。如今,社会信息学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概念,社会背景、工作过程和社会-技术系统是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从理论上，他们对"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成为一些国家官方和企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将信息技术看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保证,对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的投资急剧增加。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公司对计算机和电信系统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一半[2]。许多人坚信这种技术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经常从技术角度提出促进计算机化发展战略的建议,例如如何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信息系统,或者如何用计算机系统代替人的重复劳动等。然而到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家的经济统计结果没有显示出生产力呈稳长的态势。一些管理者也发现,大量投资似乎没有使企业的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促使人们析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许多传统媒没有的优势,计算机化可以直接和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只是目前计算生产力发展的方法不适当,一些因利用信息技术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文书工作的减少--没有统计在内。一些人认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可能通过少数人对多样化计算机系统的利用得以实现,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与实际需要仍相距甚远,因而不能在国家经济统计中形成具有重要意结果,唯一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另一些人则对计算机化与生产力发展之必然联系提出质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计算机化战略,特别是仅仅依靠技术手段，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天尽管不能说人们对技术决定论的信念已经彻底动摇,但是对这种思想的质疑是社会信息学研究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些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权威人士认为,"网络可公众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信息",而从事社会信息学研究的人士则认为,需要进一步分析"网络能够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下,出于什么目的和使哪些公众获得更好的信息"。这种将事物的发展置于其背景中进行研究本身说明,社会信息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发展对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相关性认识的重要方面。

1．2美国社会信息学中的组织信息学近年来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使一些国家和组织的生产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在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成为政府、企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这些系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引题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今,即使是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系统设计人员也意识到,仅仅从技术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一些系统在实验中看似很好,然而一在现实环境中,往往由于设计没有适当考虑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人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和不同需求,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信息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在70-80年代,社会信息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方面,因为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主要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中进行,与组织的计算机化有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计算机系统对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工作质量,以及组织的集中化或分散化趋势等都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促使一个新的科研究领域--组织信息学的兴起。组织信息学主要研究计算机化信息和通信系统在组织中的发展,包括它们的概念和设计、在组织内的有效实施、系统的维护和使用、组织的评价及其对组织中的人的影响等。近年来随着计算机通信系统进一步向家庭和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公众可以普遍接入因特网,于是与人们在家工作、交流、娱乐、获取信息和其他一些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日趋增多,这使社会信息学迅速成为一个涉及面十分广的研究领域。如今在美国，组织学已成为社会信息学的一个分支领域[3]。

1．3传播信息学基础上的社会信息学日本较早地研究了新闻学，也较早提出了社会信息学的概念。但是，由于社会信息学理论问题研究受到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严重滞后的限制，在美国的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对建立社会信息学知识体系深入不够，在信息科技的社会应用和教学方面有显著的成果。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改名后的日文名称是"社会情报研究院"，英文名称是"InsttituteofSoci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udies"，汉语是"社会信息与传播学研究所"。如该所所长滨田横一说，这次改名,在努力摆脱"新闻无学"的舆论压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也对日本其他与信息及传播有关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第一个作出直接反映的是群马大学。群马大学此后迅速设立了一个社会信息学院,下设三个系,它们是:社会与信息行为系,政策与行政信息系和经济与经营信息系。日本人非常希望它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八十年代下半叶在美国出现的"信息传播学"相协调。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在"信息"之前加了"社会"一词来修饰普通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因为直到九十年代,立足于对一切信息加以研究的普通信息科学,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而对各种分支"信息"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推动信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办法[5]。他们感到在理论信息学的发展上难有进展，遂退回到应用信息学的研究轨道，与企业合作研究，于是和美国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就同出一辙了。

2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途径

从总体上看，为了独树一帜地发展，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地位，前苏联和俄罗斯，都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研究社会信息学。他们注重关于社会的信息学与关于自然的信息学之间的区别；他们非常地关注社会信息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他们在整个信息科学体系的框架中确立社会信息学的学科地位；他们提出建立人文信息学。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开始得比较早，研究得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纳入了大、中学教学内容，在其国内影响很大，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处于先进行列。

2．1直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信息学1971年列宁格勒国家文化学院信息学教研室索科洛夫和曼科维奇在论文"未来的信息学"中提出社会信息学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信息学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还有所有的其它各种社会信息，包括各种社会认知、心理认知和交流。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信息学。这意味着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全部社会信息。他们认为这一概念能避免专业片面性[6]。但是，А.В.索科洛夫等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从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得以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1988年7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通过了《关于制定社会信息化设想》的决议。决议责令苏联科学院等制定《关于社会信息化设想》，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传播信息技术。专门研究该领域问题的专家卡贝洛夫总结实现信息化的三种草案。但在1989年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提出的三个草案都没有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乌尔苏尔院士提出了社会信息学Ⅱ的概念。他《论社会信息学的形成》和《信息化的系统活动观》，指出三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明确一致的方法论。他认为，应当形成新的信息学的社会作用理论，"这种被定名为社会信息学的新学科正在形成。"1990年，由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学引论》。于是，А.Д.乌尔苏尔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I，引起强烈反映。随后，К.К科林提出社会信息学III，则是一呼百应。他们很快地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建立了相关的专业，设置了社会信息学的院系，纳入大学与中等教育的轨道，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好评。这样，在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社会信息学，主要不是一种学者个人或研究组织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是执政党的政府实现与美国争雄的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所以，能够由国家科学院和著名院士牵头，组织浩浩荡荡的"官办"团队，设计与苏联"登月计划"相类似的社会信息学行为，来实现国家的目标和意志。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发展的途径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国家资源，它是"国家主导型"的途径。相比之下，日、美、中的社会信息学发展只是在单位和学术组织的水平上进行。

2．2信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信息学研究的指导作用2001年，科林在第6期俄罗斯《科技信息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革命与基础信息学》的专论，提出了一个建立全球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知识体系、信息科学世界观、信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纲领，论述了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新的教育哲学。他说："在众多科学知识领域进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出版的研究著作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期待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新的重大成果出现，而这些成果很可能允许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科学图景、新的科学世界观以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7]。"科林说，可以把基础信息学的对象领域分为6个基本的部分。第一，理论信息学(信息学的哲学原理和信息的一般理论)研究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规律的科学。第二，技术信息学，研究信息一般规律表现的特点和信息过程在人工建立的技术信息环境中表现的特点。第三，社会信息学，研究信息在社会中，即在完全不同的具有社会本质的信息环境中运动的形式和规律。第四，生物信息学，研究信息过程在生物圈(动物和植物)中表现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第五，无生物界信息学，研究信息属性在无生物界的信息环境中的表现特点。第六，能量信息学(энионика)，研究所谓能量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生物界和无生物界客体之间表现的规律性。上述的信息科学基本结构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相同。在理论信息学作为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上两国的学者完全一致。理论信息学的主体是关于信息的一般理论，其基础的部分是信息的哲学原理。理论信息学的目标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中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规律。这样，理论信息学自然是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欧阳康教授说，提出社会信息科学的首要因素是理论信息学向具体信息学的延展。在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中国学者走到俄罗斯学者的前面了。

3中国的社会信息科学途径

与俄罗斯和日本美国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途径。这种推动主要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不像美国那样，有众多企业的参与，有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努力；也不象俄罗斯那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指令引导。中国社会信息学途径的的主要特征是三股学术思想潮流的汇聚而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社会认识论"，"理论信息学"，"社会信息论"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潮流，在华中科技大学形成了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三种潮流分别与国际学术界的图书馆信息科学、计算机信息科学与通信信息科学三种不同的信息学研究传统遥相呼应。

3．1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几乎与美国斯蒂夫o富勒等等同时展开，随后形成了较大的研究潮流，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是其中的主要代表。1988年1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通过题为《社会认识论导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标志着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社会认识论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而不断得以拓展,成为博士和硕士生的培养方向。20多年来，欧阳康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论》等；主编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他的20多位博士和30位硕士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加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他们分别写出了《社会本体论》,《社会理想论》《,社会心态论》《,社会理解论》《,社会评价论》,《社会风险论》等一批论文和专著，形成了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8]。2004年8月，欧阳康组织关于国家985项目二期工程申报，即申报建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吸收李宗荣作为理工科专家的唯一代表参与起草申请报告。随后，欧阳康担任了李宗荣的理学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对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4年10月，欧阳康担任李宗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答辩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世界的信息统一性"问题，对理论信息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2005年11月，欧阳康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蔡虹主任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为中国社会信息研究中文理结合打开了通道。2006年4月，学校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应邀出席一个系统科学全国研讨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信息系统复杂性的讲话。随后，他在同济医学院主持召开了关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欧阳康，李宗荣，闫学杉，邬，蔡虹，金新政等六人。会后，李宗荣与蔡虹提出成立该研究中心的申请报告；5月，报告获得学校批准，欧阳康出任研究中心主任，孙秋云、李宗荣、闫学杉任副主任。这样，由于这位学者兼官员型的专家的努力，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学术潮流实现汇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捆绑到一起，兼具了一种单位的行政行为的性质。2006年12月，欧阳康组织了该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论述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思路[9]。他指出"社会认识就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识别、处理和传播的过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置社会信息。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目标是一致的，二者研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的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2007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首届社会信息科学研讨会。2007年7月，欧阳康教授主持审查了26个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科研课题，他作为"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国家创新基地主任，批准了其中的14个课题立项。2008年3月，他批准组织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对国外社会信息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展开调查研究；7月，在全国社会信息科学培训班上老师们汇报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情况；10月，他派员赴俄罗斯参加关于"人文信息学"的全俄学术大会，通报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K.K.科林教授等权威学者来华参加"首届国际社会信息与系统科学研讨会"，推动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5篇

【关键词】 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会计信息化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其对传统会计理论及企业信息化的影响也越发明显。会计信息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在会计信息化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反映出的研究导向，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风向标”，对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水平和质量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简要回顾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历史演变可划分为三大阶段，见表1。

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上聚类，基本上可归集为传统手工会计业务如何进行电子化数据处理问题上。第二阶段的研究热点，大体可归集为会计信息系统如何与所在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融合问题上。第三阶段的研究的热点，涉及网络财务报告和XBRL语言的相关研究较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计算机网络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从1979年至今，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一直是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已成为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传统命题。三个阶段研究热点的演变，反映出较为明显的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由会计信息系统内部向外部渗透的趋势。

根据有关文献披露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主要研究热点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第二及第三阶段的研究热点，除了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持续推动影响外，信息化产品市场及国际信息化环境对研究热点的影响似乎已成为主要驱动力。

二、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

某一特定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唯我”特色及其理论深度，是决定该学科在相关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及被认可程度的关键因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两大部级科研基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两大项目非常注重选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创新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申报项目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是能否获得立项的“瓶颈性”指标。

根据学科的隶属关系，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项目可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申请立项。笔者以上述两大部级科研基金为主要参照，简要分析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

（一）会计信息化相关项目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简况

能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获得立项，应该熟谙其一贯提倡的“顶天立地”理念。所谓“顶天”，即是把握科学发展的国际前沿、规范研究方法，推进成果的国际化；所谓“立地”即是要尽可能从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可能产生理论创新的科学问题，通过研究完成理论升华，并尽可能地运用这些理论创新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管理问题。按照这种理念，被批准立项的项目应在理论价值和意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准。

笔者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批准立项的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和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进行了统计，为便于对比分析，将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和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分开统计，统计数据中的这两类项目无相互隶属关系。统计的时间跨度自1991年至2009年（19个计划年度），统计范围包括面上项目、地区项目、青年项目、应急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六类项目，统计结果见表2。

另外，笔者还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科学部网站披露的历年批准立项项目资料进行了检索，没有发现属于与会计信息系统交叉研究的立项项目。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涉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集中，在19年时间里，每年均获得批准立项，累计下来共计约500项，占管理科学部全部立项项目总项的8.79%；尤其是在2000年，获批项目达38项，占比为17.5%。

2.涉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较少，与管理信息系统学科相比，差距较大，19年时间里，只获得批准立项10项，占比约为2‰，平均每年不足1项，共计14个年度出现空缺，2009年立项最多，也仅为4项，其中有3项隶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研究范围。详见表3。

（二）会计信息化相关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简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没有单独的管理学项目类别，涉及管理信息系统及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主要分布在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类别中，因此笔者对这三类项目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和会计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进行了统计，同样，为便于对比分析，将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和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分开统计，统计数据中的这两类项目无相互隶属关系。统计的时间跨度从1993年到2009年，共17个计划年度。统计范围包括重大项目及委托研究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筹经费项目。

1993年至2009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立项项目471项，其中属于信息化的项目共207项，占比达44%，属于与会计信息系统交叉研究的项目空缺。

1993年至2009年，经济理论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1 323项，其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的项目共7项，占总经济理论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总数的0.53%，属于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空缺。

1993年至2009年，应用经济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2 388项，其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的共60项，占应用经济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总数的2.51%；属于会计信息系统的共5项，同口径占比为0.21%。详见表4与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到，5个项目中有4项涉及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内容，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倾向趋同。

（三）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相对较弱

从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获批比例相对较高，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获批比例相对较低，而且与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相比，差距较大，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已达到“百分比级”，而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只达到“千分比级”（由于未能检索到涉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申报项目数量，尚无法对是否存在因申报项目少导致获批项目少的情况作出判断）。

获批项目中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问题研究的课题数量较多，说明上述两大部级科研基金管理方对“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这一研究热点的认同程度较高，总体上看，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在重大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方面反映出来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的焦点。笔者检索了针对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论文类文献，发现为数较少，除会计信息化有关会议综述类文章外，只检索到如下几篇：《会计信息系统国际研究回眸与思考》（张瑞君、孙，2007）、《我国财务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庄明来，2009）、《我国会计电算化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学术倾向》（庄明来，2002）。广泛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许有助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地”理念的实现，促进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升华。

（二）继续强化深入开展会计信息化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

上述统计数据反映出一个现象，即非单一会计信息系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这两大部级科研基金较高程度的认同，而偏重于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却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度。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疑问，作为管理信息系统子系统之一的会计信息系统，为什么其相关研究问题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程度呢？上述现象是否反映了这种情况，即会计信息系统作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相关理论业已十分成熟，不需要再做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会计信息系统项目获批项目较少的局面？很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会计信息系统理论业已成熟，这种说法可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三十年以来，我国众多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明显不足。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有欠缺，就难以有力地支撑会计信息化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而从整体上弱化会计信息化研究的理论性。这可能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项目未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较高认可度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继续强化深入开展会计信息化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坚持以提升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价值和扩大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学术影响为目标，鼓励和支持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研究。

（三）应充分关注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阶段研究成果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的影响

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获批项目中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问题研究的课题数量最多。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类研究项目理论研究深度的认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对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理论和方法的较强需求。随着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类项目的认可和批准立项，可能会引致其他各级纵向和横向科研基金支持和赞助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研究活动，我们期待着该类研究的丰硕成果能够早日面世。

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与会计信息化实务有着内生的、无法割裂的必然联系，早在1998年，邱寒就深入探讨了会计软件如何适应现代审计的要求。从理论层面分析，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理论与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的关系也应是内生关系，二者会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此，应充分关注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阶段研究成果的进展情况，深入分析其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的深刻影响，可以考虑以会计信息化审计与内控理论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需求为研究起点，“驱动”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的深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2010项目指南［M］.

［2］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辉煌历程―中国会计信息化30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44.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6篇

1信息与情报

1.1“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机构范式（Institution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Movement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认知范式（Cognitive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经济学范式（Economics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人文范式（Culture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Practice）和实践团体（Communityof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Global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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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7篇

Abstract： Information theory is a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ming a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information theory， this paper presents some methods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pla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opular learning methods of knowledge graph theory， and makes the teaching content more systematic Perfect， can greatly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nformation theory of this course， while improv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knowledge，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Key words： information theory； knowledge Graph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plan

1 研究的背景和目??

信息论是研究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追溯到1948年和1949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Shannon）上，美国数学家C.E.香农发表了信息论的奠基性论文《通信的数学原理》（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信息论这一新学科的诞生，并于第二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噪声下的通信》（Communicationin The Presence of Noise），这两篇论文是信息论科学的奠基性著作，香农在文章中深刻地阐明了关于通信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在无失真或允许一定失真（限失真）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噪声信道中信息的有效传输，文章中运用数学概率论的知识，对信息这一抽象概念进行了定量度量的定义，并给出了信息熵的定义。信息熵是对随机事件可变性的度量，其公式如下：

[HX=Elog2X= x∈Xpxlog2（1p（x））]

其中X为有限个事件 x 的集合，X是定义在X上的随机变量。

信息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随着通信科学的不断进步，它对学术界的研究和通信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自2010年以来，人工智能得到了快速发展，交叉学科的应用趋势越来越受科研人员的重视，信息论的研究内容也不再局限于通信单个领域，逐渐的拓展到其他科学领域，如语义学、模式识别、神经生理学、遗传学、金融投资学等与信息技术息息相关的方向。在通信系统中，信息以消息的形式传递，经过系统接收处理，掌握信号传递规律和处理规律，进而做出调整，以提高通信的时效性和平稳性，最终达到系统的最优化。

目前，在全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工程和通信系统等各类专业中，基本上都开设了信息论这一学科。信息论是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是一门新兴的横断学课，其涉及知识点繁多且复杂，作为通信的数学原理，应用到了线性代数、随机过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中的大量数学知识。由此可见，真正掌握和学好信息论这一课程，对学生的数学基础和思维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如何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信息论的知识，正确的教学方案是关键。基本理论的学习是基础，实践与应用是对能力进一步的提升。随着信息论对多学科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更应该重视其产生的影响，并更好地加以学习，信息型人才是将来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创新，根据知识图谱理论，建立思维导图，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一门课程，这是本次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

2 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信息论的主要内容是通信的数学定理，广泛应用了理工科学生本科所修读的大部分数学学科的理论，对一些非数学专业的本科学生来说，课程内容涉及未学的数学知识，面对复杂的公式推导证明和抽象的内容概念，这无疑是教学和学习中的难点。在传统的信息论教学中，课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公式的推导证明及理论的讲解，没有合理的知识拓展分析及相关应用，造成学生最后不能有效的理解和学习。

教学中缺乏对理论知识的实践与应用，不能将信息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相关应用很好地结合起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隐马尔可夫模型、信道容量的迭代算法、无失真信源编码、有噪信道编码、限失真信源编码、图像的离散余弦变换等知识点的应用越来越多，而信息论教科书中继续沿用之前的例子，存在不能做到与时俱进，缺乏与现代应用实例的结合，应用与学习者专业相关性不大的问题，从而不能调动学习者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另外，信息论的教学学时在逐渐削减，从而导致教学过程中，只是介绍经典信息论的内容，没有涉及过多的分支。以“教”为中心的教学，缺乏自主创新意识，由于教学内容比较复杂，教学模式不新颖，未能调动学习者进修的能动性，学习者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对这一课程很好的学习。

3 优化教学方案主要内容

在信息论的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知识图谱的理念呢？ 教学模式的改革应该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引入知识图谱理论，构建信息知识体系，将信息论知识点与交叉学科信息融合， 同时结合当今的技术应用，建立多个完整系统的图谱，更好地去讲解这一学科。

3.1 识图谱理论的相关介绍

3.1.1 知识图谱的概念及发展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相关知识点的交叉和系统融合，知识图谱成为当前互联网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于2012年加入Google搜索，其作为一个知识库，使用语义检索功能从多种途径中网罗信息，进而提升搜索的质量。Google网络中的知识图谱，一方面罗列了重要信息的链接路径，另一方面提供了相关信息的结构化属性及关于主题的详细信息。通过构建系统完整的知识图谱，用户将能够使用相关功能提供的信息以快速地解决查询的问题，大大地提升了查询效率，减少查问者对相关问题的不必要搜索。知识图谱的构建主要是为了获得大量可供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包括重要知识点的基本内容及其交叉相关的知识。

知识图谱又称为科学知识图谱，是展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联系的一系列各种差异的图像，是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思维导图体系。知识图谱是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信息科学等课程的理论与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方法相结合，并利用可视化的图进行直观地展示学科的层次结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最新研究成果及整体知识架构，以此实现多课程融合目的的当代搜索方法。

3.1.2 如何构建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就是从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中，采用自然语言理解等相应技术抽取实体，实体属性及实体之间的联系，将各实体之间的属性有规律地连接起来，组成一张图。构建的知识图谱可以体现真实世界的相关信息，显示实体间的相关性及交叉拓展的信息。获取实体信息，需要实现实体识别、消歧 （重名，别名） 、实体关系挖掘等，以构建完善的知识图谱。

从图1可以看出，知识图谱涉及的技术非常多，并且每一项技术都值得去深究。

3.2 信息论教学中如何运用知识图谱理念

3.2.1 信息论中的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在信息论学科的教学中，使用到了大量的数学理论，包含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离散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随机过程以及数值分析等，而数学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重难点，再加上众多数学知识点的融合，对学生数学基础能力的要求更进一步加大。使用知识图谱教学理念，构建思维导图体系，建立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将信息论与数学理论结合，同时与其他的外延学科相结合，实现一个完整的系统学习。例如，在信源熵的数学特征计算中，对连续性和离散性进行结构化分类，一方面要用到高等数学中的积分运算对连续信源的概率密度进行求解，另一方面使用多元函数的条件极值来求离散信源熵的最值问题

通过多知识点实体的连接，构建端到端之间的联系，将抽象的概念和宽泛的理论，转化成相对应的熟悉的各学科知识点，依靠学科间知识点的贯通，在教学中不断引申，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并进行各知识点的自学。例如，在对哈夫曼编码的学习中，以哈夫曼编码为实体中心，拓展与其相关的交叉学科分支，建立图谱体系。很多专业课程都涉及了对哈夫曼编码的应用，包括在数据结构课程中，如何从算法的角度解决二叉树的生成和遍历的最优化问题；在多媒体技术课程中，如何处理对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信息的压缩和加解密问题；在计算机体系结构科目中，如何处理计算机指令操作码的优化问题等。

将应用工程实例及实践加入知识图谱之中，强调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与应用拓展，突出核心内容，加强应用型引申，结合当今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引出并讲解相应的应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将无失真信源编码应用到计算机文件的压缩中，面对庞大的数据存储问题，应用信息论相关压缩算法，当今已经达到的压缩技术能在保证文件不失真的情况下，存储量只占原来的三分之一；将有噪信道编码应用到模拟话路中，使调制解调器的数据传输速率提高到尽可能接近理论极限的水平；将限失真信源编码应用到语音信号的压缩，使编码速率可以远远低于奈奎斯特采样定律和量化噪声理论中的编码速率。

建立信息论教学知识图谱，划分侧重点，构建重要实体之间的框架，减少对次重要和不重要知识点的讲解时间，及对其中知识点进行压缩。例如教学的侧重点应当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当前的信息处理和编码技术已普遍?底只?，在讲习内容安排方面，应恰当删减连续信源理论、连续信道容量等相关内容，对离散信号知识点的讲解应该比连续性信号更加详细， 同时要减少对相关公式的推导与证明过程，侧重离散概念，带动连续信号的分析，建立起二者的系统概念图，建立对比与应用分析。

3.2.2 教学方案的改革

信息学科是一个新型的学科，而且是一个逐渐发展和深入的科目。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在课程章节讲解上有条理地分配相应的时间，考虑到学习者自我学习和思考的能力所在，合理的分配课后作业和思考题，以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鼓励学习者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并将实践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有效运用于理解书本知识，鼓励学生提出假设与否定。

在备课过程中，从教学资源数据库及网络中，获取大量课程相关的授课素材，将信息论中的定理证明和推导过程， 结合其所包含的物理含义及应用能力反复强调出来。在授课时，对本课程与其他专业相关联的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和拓展，建立课程之间的交叉联系，将不同科目的相关理论综合起来，联系实际应用，多举实例展现，以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适时提出一些问题，指引学习者更深入和更全面的理解。增加师生互动，转变师生角色，让基础扎实并对信息论知识点熟练的学生，站在老师的位置，给其他同学进行讲解，老师做出总结拓展并纠正错误。鼓励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课堂上进行小组间的自我学习，搭建知识图谱，从而增强课堂的活跃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信息论课程的理解。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8篇

[摘要]：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比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等，无不是围绕着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信息论是否能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它的创始人香农原只打算将其定理应用于编码和信号传输的技术过程中，但这一概念引入到中国新闻学后，更被它的信奉者当作“新闻学研究的逻辑前提”。回顾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三十周年，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许多变化，而变化的缘起，则逃避不了信息概念的引入这一话题。

一、信息概念

1、信息的意义

在我国，“信息”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从我国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曾在《暮春怀古人》中写下“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的佳句，这是汉语中“信息”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唐朝诗人许浑也在《寄远》中喟叹“塞外音书无信息，道傍车马起尘埃”。古人所说的“信息”是指消息、音讯，侧重于口头或书面传递的内容。

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本土的“信息”概念出现勃兴。清末中文报纸的新闻栏内，频繁出现“信息”一词，如“北京信息”、“杭州信息”。另如，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的《申报》14天后就直接列出栏目，标明“丝市信息”、“洋货信息”、“福建茶叶信息”、“陕西军情信息”等，至此，近代义的信息概念还是指向消息、音讯、情报。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信息”并非从我国本土文化中延续而来，而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据说，现代信息概念最早是1928年哈特莱（Hartley）在《信息传输》一文中提出的，他第一次指出信息与消息的区别，并设想用数学方法描述信息量。[1]此后，信息论的出现深化了对信息的认识，推动了信息概念的普及，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在他的著名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计算信息量的公式，认为“信息就是消除或减少接收一方认知上的不确定性”[2]，信息量等于消除不确定性的数量、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 (information is a measure of one's freedom of choice when one selects a message)。1950年代，随着信息论等信息科学译介到我国，“信息” 一词才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一种科学术语，被运用于电子学、工程学中。

从信息概念变迁的整个坐标体系来看，本土文化中的信息经过历时性变迁的同时，又交织在共时性的他文化体系中，使得信息概念的内涵不断扬弃和变迁，衍化到今天的信息概念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归纳发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通常应用在三个领域：第一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最普遍概念，也是约定俗成的等同于“消息”的概念；第二类是现代科学信息论里的专业术语，如信息学院、信息技术等；第三类则是哲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构成现实世界的三大要素。

2、新闻学引进信息概念及其意义偏转

1955年，在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热情支持下，数学家韦弗(Weaver)将信息论引入到传播学中，从此，信息成为统领传播学的核心概念。1984年，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的《“信息热”和新闻改革》一文，正式将信息论和传播学中的信息概念引入到了中国新闻学，这篇文章得出“新闻是一种信息的传播”的结论[3]。信息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不仅冲击了传统的新闻观念，引发了国内对新闻定义的重新思考，而且促成了理论研究更大层面的变迁，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学界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什么是新闻、新闻与信息、新闻与宣传等，无不是围绕着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或延伸：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新闻学怎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信息的角度认识新闻本体及其本质特征，最早提出“信息是新闻的属概念”这一观点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宁树藩教授，1984年他在《论新闻的特性》中提出“新闻是向公众传播新近事实的讯息” [4]。二十多年以来，不少新闻学科教材以信息定义新闻，1987年一本由国内20所大学联合编写的新闻学教材则称“新闻是一种信息”已是新闻学里无须证明的一条公理。[5]正如童兵教授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比较多的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1]甚至有不少新闻学专著分出专章讨论“信息”与“新闻”的关系， 以武汉大学李元授教授的专著《新闻信息概论》[7]为例，该书上编 “新闻与新闻信息”，首先就把“新闻”、“信息”、“新闻信息”分为三个章节进行专门论述。宁树藩先生也说过，“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新闻理论著作， 差不多都要对这个问题( 新闻与信息的关系)做出说明。” [8]

关键词是特定话语价值取向的凝结， 是语言实践过程中的纲目、骨骼。[9]在中国当代新闻学中，信息概念被作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10]，建构新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李良荣教授评价，信息概念的引进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二次跨越”。[11]然而，“信息”从自然科学移植到人文学科，从通信工程学语境旅行到新闻学语境，这种跨学科、跨语境关键词的导入与接收，使得“信息”概念不自觉地发生了意义的偏转，某些方面被凸显或重构，另一些方面被过滤或遗忘。

在自然科学语境下，香农信息论中的信息是通信工程学的概念，用来研究信道传输能力，正如韦弗（Warren Weaver）1949年在《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近期成就》一文中所说，香农信息论所解决的是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意义问题和实效性问题。[12]换句话说，这里的“信息”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本土文化中侧重于消息、音讯意义的信息，更多地是一个指向内容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冷冰冰的技术概念，它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有着更多人文色彩的倾向。我国本土文化传统中信息的内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闻学对现代信息概念的理解。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其内涵接近于“事实”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新闻的定义中。正是在这种影响下，中国新闻学中的信息，凸显了传播的内容，指那些对人有用、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原有的技术特征似乎被遮蔽了。即便如此，我国新闻学者仍旧回头关照“信息”存在的自然科学语境，并将此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条件假设，这就导致已经被我们接收过来的“信息”被视为一个更具科学性、合理性的概念。与其说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被误读，不如说是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 再) 创造。” [13]

二、信息对中国新闻学的影响

中国新闻学语境下的信息概念，部分地遗传了其先前语境下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传承并不单纯是关键词本身的内涵因素，而是有着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现实因素——扎根于社会环境的温床。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间，尤其是“文革”期间，新闻基本上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意识逐渐复苏，新闻学研究才逐步破解“新闻无学”的坚冰，处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艰难转型之中。新闻学者亟需为这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学科寻找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正是从这种现实背景来讲，一方面，信息概念恰逢其时地导入中国新闻学，另一方面，新闻学研究需要主动寻找到一个科学的起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这是新闻学突破束缚的一次历史选择。

被重塑的信息概念解决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问题：一是新闻的本质，信息才是新闻最基本的本质规定；二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而对其发展着的多层次内涵逐步展开，或者说，可以因此而建立一个关于新闻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定义体系；三是新闻学学科建构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曾对此有过相关论述：从理论上看，确定新闻是一种信息，揭示了新闻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回答了新闻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科学的理论框架，为研究新闻理论的其它问题，如新闻的本源、特征，新闻活动的主体、受众，新闻事业的性质及规律等奠定了基础。[14]信息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承认新闻事业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新闻报道只有在传播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社会教化、提供娱乐等附加功能。

具体来说，信息概念在以下几个层面起作用：

第一，确定“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我们过去说“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也能解决问题。[15]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一个是源，一个是流。明确这一观点，就是认清了新闻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即使不引进这个信息概念，传统新闻学中关于新闻本源的问题也依然能解决。但是，“信息才是新闻的本质规定”却能够修正“新闻的本质是事实”一说，因为“作为新闻进行传播的并非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中蕴含的某些属性的要件所构成的信息。” [16] “信息”显然要比“事实”更科学、更恰当，这个科学术语提升了“新闻”的本质。因此，不如让其分工：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

第二，承认新闻学是科学，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宁树藩先生认为，只有以新闻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起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信息概念反驳了过去存在的“新闻工具论”，以信息逻辑起点建构新闻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新闻与宣传划分开，新闻本位的回归使新闻的本初功能得以彰显，体现了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当确立新闻具有传递信息的本初功能时，就使新闻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强大的政治话语框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地位，体现了一种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信息概念使新闻作为报道或传播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有利于缩小将新闻等同于宣传所导致的排斥感和距离感，有助于淡化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从而产生更多的接近性，取得更多认同和共鸣，也搭起了我国新闻学与国际视野的传播学对话的桥梁，因为传播学研究正是从信息传播的不同形态出发。

第三，90年代，“信息”关键词触发了新闻商品性的讨论。通过讨论，人们逐步认识到，新闻除了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的生成、传播、接收反馈过程还带有一种经济实践和商品生产、消费的特性。有关新闻商品性讨论的深入，引起人们对新闻媒介性质的重新定位。既然媒介把信息资源的开发、采集、传播，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努力面向全社会提供各种信息、知识和娱乐服务，那么，媒介本身也就具备社会第三产业的特性，这一特性强调的是信息的服务性。[17]这一认识直接关联着我国走向“事业化性质、企业化经营”的传媒体制变革，为传媒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活力。

总之，信息概念的引入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革命。[18]

三、信息与新闻学辩证看

1、“信息”概念与“事实”概念的关系

信息概念的引入造成了部分概念的混淆，最基本的一对关键词是“事实”和“信息”。不少人对这对关键词展开比较研究，如《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19]，在探讨新闻定义的观点中，有人将新闻定义根据侧重点不同分为六大类，即（1）事实说；（2）报道说；（3）传播说；（4）手段说；（5）信息说；（6）反常说[20]，这就把事实说和信息说分门别类。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不对“事实”和“信息”作区分，把两者混合起来使用，如“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21]，包括前面引用过的童兵教授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传递。”

虽然信息与事实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对象，但毕竟是两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不同。事实是从本体论出发，是物质的，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它，都客观存在着；而信息是从认识论出发，消除人们认识上不确定性的因素。

在新闻学语境下，不能脱离事实来谈信息。作为新闻的事实和构成新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事实是新闻的载体，而信息是特定事实构成新闻的某些要件和属性，信息蕴藏在事实中，而事实要通过信息来传播，也只有蕴涵重要信息的事实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成为新闻。此外，在新闻学语境下，信息比事实更科学的原因还在于：事实没法解决新闻商品性的问题。有学者认识到，对新闻传播业双重属性的认定( 既有事业性质，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 这种理念的革命性突破，与新闻传播业同时属于“信息产业”不无关系。[22]丰富多彩的信息可以在市场环节中交换、流通、增殖，但是，事实是事物存在的胶着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信息具有商品性，却没法说事实具有商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概念比事实概念更能推动新闻学理论和实践的纵深发展。

总而言之，在新闻学中，信息与事实是高度统一的，不可生硬分割，但同时，也要审视两者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在学术中任意偷换、转换概念。

2、批判性地评估信息概念

80年代，信息概念刚引入中国新闻学时，有学者认为，信息论与新闻学科交叉，由此产生新的学科——“信息新闻学”，有人甚至提出信息新闻有八种写法[23]， 在前文讨论过信息是新闻的本质规定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信息新闻学”是一种不确切乃至错误的提法，其实质的指向是新闻的信息量。这种错误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代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信息概念的引入对学科思维的冲击。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关于新闻的信息量的计算公式[24]，凭此公式算出一张报纸究竟含有多大的信息量。这种做法运用香农的信息计量方法对新闻信息进行计量，是将新闻学中的信息参照了信息论中指向技术的信息，但这种做法在新闻学语境下究竟是否科学，恐怕值得商榷。这是因为信息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信息量的度量，并不关心信息的内容，因此并不能反映人的能动作用与信息处理的关系。新闻传播不同于机械的科技传播，而贯穿了更多的价值选择倾向和人文关怀，如果新闻学中的信息仍旧是一种冷冰冰的硬科学符号和技术指标，就会限制实践中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制约了新闻人作为有思想、有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追求。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或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有着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新闻学中蕴涵着的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赋予新闻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净化人们心灵、唤醒人们思考的功能，因此，在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新闻学，它所关注和研究的“新闻”应当是一种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东西，应当成为有益于公众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要防止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方向的纯粹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总之，我们要借助科学精神体现新闻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借助人文精神表达新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体现新闻学的人文品质和人文特征。

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运用信息论计量新闻信息，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开创了另番局面，顺势生发了新闻的信息量的拓展，中国的新闻媒介都在扩大报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质量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种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周围和世界信息的欲求，信息时代到来，“地球村”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但是，随着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信息泛滥”的态势，一方面暴力、色情等垃圾信息充斥眼球，另一方面则是有价值、含金量高的信息被埋没不见，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内容，新闻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鲜明地树立其内容指向的风标，而与自然科学中的信息概念越来越偏离，信息量大大拓展的弊端协同其优势愈加显现。在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耳目就会失聪。思想就会陷入僵化，行动就会失去目的性，甚至陷入盲目的、片面的主观臆断中去。现代人似乎是要把自己置身于一种充满信息的环境中已求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人们常常以为接受了信息( 大多数信息来自于媒介)，就是了解了世界，从而陷入对信息的依赖之中。但是，层出不穷的媒介事件挫败了人们对媒介和社会的信任，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人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安全感。事实上，零星的信息不能代表整体的世界，过度依赖人与机器的信息交流，反而可能钝化人类感知世界、感受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式。法国遗传学家雅卡尔认为， “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 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 即交流。”[25]

此外，前文谈到信息概念的引入促成了新闻商品性的认识，商品化的新闻一定程度地制约了新闻作为准公共物品的作用。社会“知”的需要催生了新闻，新闻信息满足的是全社会成员的公共消费需要，与公众利益有着重大、深远而天然的密切关系，担负着特殊而无可取代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新闻商品性的特性给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推动力，也带来许多弊病，使新闻这个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利用，从而减少了其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影响了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正义。一段时间里，新闻商品性助长了有偿新闻现象的泛滥，甚至被指为是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当前新闻实践中人文精神的缺失证明，对于信息商品化的特性渗透到新闻这一点，要持有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称颂其功德。新闻商品性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当新闻纸进入市场流通，传播活动开始接受外部补偿时，新闻就难以避免地带有商品的特性，这种特性正是束缚新闻传播的枷锁，是一种附加性内容，否则新闻传播活动将无以为继。但同时，由于新闻自身具备准公共物品的信息特性的规定性，新闻传播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步摆脱商品性束缚的过程，新闻的发展方向，则是一个摆脱商品性、回归公共性的过程。

[注释]

[1]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页。

[2]转引自陈定学：《究竟什么是信息》，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11月，第6期(总第156期)，6页。

[3]见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第8-11页。

[4]宁树藩：《论新闻的特性》，载于《新闻大学》，1984年12月，第8期，5页，作者特别做了尾注：讯息，实即信息。因为信息的含义太广泛，有的不适用于新闻现象，所以暂用“讯息”二字，以示区别。

[5]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M]．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6]童兵、林涵：《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405页。

[7]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项目。

[8]宁树藩：《信息观念与新闻学研究》，收录于《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100 页。

[9]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5页。

[10]郑旷主编：《当代新闻学》， 北京长征出版社，1987 年版，绪论12 页。

[1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296 页。

[12]转引自蔡长年：《三十年来的信息论》，载于《通信学报》，1980年10月，第1期，2页。

[13]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 上卷) ，东方出版中心，2000 年版，228～229 页。

[14]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23～24 页。

[15]参阅芮必峰：《新闻与新闻报道》，载于《新闻大学》2004 年第2 期，总第80 期，7～21 页。

[16]李元授：《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页。

[17]秦志希：《新闻学关键词的兑演及文化内含》，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 卷，第3 期，2001 年5 月，367页。

[18]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19]陈坚：《新闻本体论——关于“事实”与“信息”的比较研究》，载于《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16页。

[20]尹德刚等：《当代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21]陈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 新闻定义的再探讨》，载于《当代传播》，2001年第2期，15页。

[22]姜红：《作为“信息”的新闻与作为“科学”的新闻学》，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3 卷第2 期，31页。

[23]宋志耀：《怎样写“信息新闻”》，载于《新闻知识》，1986年第5期，8～10页。

地理信息科学论文第9篇

物质、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有所不同。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是信息。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革命将使信息资源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财富，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凸显重要，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念、调整资源战略、大规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节约物质资源和能源，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

IRM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就IRM理论的起因而言，一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信息系统的推广；二则归因于信息资源总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信息供求矛盾的激化，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决信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IRM理论最初萌芽于工商管理和政府部门这两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引入了IRM理论，并与欧洲学者有相似之处，即在引入理论的同时大量地植入了情报学等学科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RM理论。现在IRM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图书情报及民间信息服务等领域[1]。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即形成稳定的学科规则和模式，应包括以下内容：学科职业的制度化、学习和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交流沟通的制度化及评价和奖励机制的建立[2]。虽然IRM出现时间短，但在20多年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期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区IRM中心（北京和大连IRM中心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IRM协会和研究基地（国家IRM北京和南京研究基地，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IRM会议和论坛（如2004年人民大学IRM学院举办的“2004年中国IRM论坛”和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信息化与IRM”学术研讨会），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得到了发展：最先是一些相关专业开设IRM课程，后来一些研究生专业开设IRM专业方向，发展到设立IRM硕士和博士专业，而本科专业的设置，在2003年浙江大学、2004年四川大学批准开设IRM专业（由档案学、图书馆学合并调整）后，2005年河北师范大学也被获批准增设IRM专业，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院系改名为IRM学院（系）。

2、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

图书馆、情报、档案学科同宗同源，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三门学科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又各自为政地形成了三个系统。19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学，19世纪末档案学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文献学，20世纪中期诞生了情报学。这四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图书资料，档案学研究文书档案，文献学研究期刊论文，情报学研究科学文献情报的机械检索。由于出发点不同，并且从产生之时就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特别是情报学），因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图书馆、档案、文献和情报工作的对象逐渐出现了趋同趋势——它们都要处理图书、期刊及其他各种数字文献。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文献，只是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代它们之间出现了“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老化周期愈来愈短，现代科学日益向微观方面纵深发展，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综合阶段，“大信息观”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已露端倪。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3]。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三个机构合在一起，挂一块牌子，而内部仍然是各行其是，其实是有名无实；而另一些单位则把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无条件地合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这又属于一种混合。这些做法与一体化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随着科学发展综合化趋势的日趋加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加强横向联系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而作为这种相互惨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将出现一门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以指导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几种理论，代表性的有文献交流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及后来的IRM学等，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都没有很好地应用。

2.2　宏观管理无力

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是一种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图书、情报和档案三个独立的系统改变封闭、孤立状态，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协调、协作，组成全国统一网络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才能使三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在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协调发展下，建成统一的国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宏观管理的一体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协调咨询性质的机构和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三个系统从上到下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缺乏横向联系。图书馆系统基本上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管理，档案系统由国家档案局指导与协调，而情报系统则主要由国家科技部管理。因此，成立全国性的以及各省市、各行业的图、情、档协调机构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是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2.3　专业设置不合理

我国对信息资源类学科的专业设置经历了一段混乱局面，这种混乱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名称不规范而且不稳定；多种分类标准并行，学科设置交叉重复；对学科的归属缺乏长远、一致的考虑，没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名来统一三个学科的上级一类学科。例如，在历史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无一定论，经历了好几次的学科属性变更。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把情报学删除，而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新增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等共属于管理学门类，很显然，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关系与其他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关系更密切。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指南和1992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及图书情报文献学其他学科等学科作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取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种取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现在，社会需要新型知识结构的信息人才，这些人才应是一专多能的，是综合性人才，他们在宏观上能从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在微观上能精通某方面的业务工作，并能够推动信息综合管理的发展。在实际的专业人才培养中，这三个学科各自为政、独树一帜，大多数学校这三专业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是过于专业化，适应面不广；要么对一些知识仅学到了一点过于广而泛的皮毛，显得空洞。这迫切需要三个学科求同存异、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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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IRM体系框架中三学科的一体化

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研究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协调发展及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理论与方法，构建统一的IRM学科体系框架，探索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途径，已是一件迫切的任务。

3.1　在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的理由

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一书中指出[4]：“情报、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信息是三者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纽带，是共同的基础和出发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都属于知识信息；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均属提供知识信息的服务工作；图书、情报和档案都是社会信息资源的组成部分，新的数字化环境下，在三学科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通过对国内众多的关于IRM论著的了解，从其发展历程、定义、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管理过程来看，IRM作为三学科的上一类学科是合适的。

IRM体系框架中一体化可以较好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①IRM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理论，1993年，卢泰宏在其所著的《国家信息政策》中，指出[5]：“IRM是信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IRM的内容构架，认为：“尽管关于IRM的阐释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众所一致的，即IRM是信息管理的综合，是一种集约化管理。”可通过IRM理论来指导一体化工作。②可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全国性和各地区性的IRM中心，以确保信息资源的充分开发、有效利用以及信息事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有关于IRM科学、完备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体系，实现统一的宏观管理。③在学科的设置上，可把IRM 作为三个学科的上一类学科。为适应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对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学课程设置遵循“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实践”的原则。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可实施按系招生，按“2＋1＋1”或“1＋1＋2”方案组织教学，把这三个学科统一按IRM学科招生和培养，把大学四年分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统一进行政治理论课、外语课、计算机基础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第二部分共同实施IRM专业课教学，第三部分依照学生自愿分专业，按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专业教学，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可遵照上述原则，在统一的IRM学科下，再细分专业和方向。

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信息技术在三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的整合作用。这三个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信息及其载体的传播、搜集、选择、整序、存储、服务及利用。IRM学科在包含三个学科的基础上融合了新闻学、传播学、咨询学、编辑出版发行学等其他多个学科理论。IRM学科是这些学科在更高层次的集合和发展，这非常有助于促使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图书馆学、情报学也能够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方法支持。信息技术在促进学科整合的同时还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共同进步。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的产生，例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生态问题、信息法学等。这些分支学科和交叉领域是本学科体系成长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发生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其一体化提供了积极因素。

总之，用IRM来统一它们可谓名正言顺。当然，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都有各自特色，一体化并不是要取消和瓦解这三门学科，而是要在IRM这个统一的框架中促其协调、系统地发展；统一于IRM体系框架中，也可扩展和深化三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使它们得到新的发展。

3.2　IRM体系框架的构建

现在，必须打破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创设IRM学为一级学科，并将相关学科统一列入到该学科之下，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群。信息类学科可以从宏观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属基础理论研究范畴，属于探索未知，主要研究信息的本质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生物内部的信息机理问题，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和由这些学科以及其他各学科中派生出来的信息理论研究学科；第二类属技术科学范畴，重点是为信息工作研制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科学技术、通信网络技术等，通常称它们为信息技术；第三类属应用科学范畴，主要是运用第一类学科的理论和第二类学科的手段来解决具体的信息问题，这类学科中的以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管理和利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就是IRM学，其中主要包括图书馆、情报、档案学，也包括一些新兴学科。

IRM学的学科性质是其基本理论之一，从其形成背景及研究对象来看，IRM具有交叉学科、管理学科、应用学科的性质。IRM横跨信息科学、资源科学和管理科学三大领域，是在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性质应为综合性学科。

IRM的学科体系结构，有众多学者在相关IRM专著和论文有表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霍国庆和谢阳群提出的体系[6]。在新的环境下，结合已有的体系，按学科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本文提出了有图书情报特色的统一的IRM学科框架（如图1），较具体的适用的学科体系则有待进一步拓展。从整个学科体系来看，作为一门学科的IRM应归属到管理学门类下。在理论研究中，一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IRM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它也是该学科确立的基本条件；专门理论则是指导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特色理论，除图书馆、情报、档案学外，主要还有文献学、编辑出版学等。在应用研究中，IRM活动首先是一个过程，作为信息需求分析到信息服务的系列过程，IRM是由若干相关而有序的环节组成的；IRM活动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行为，一般通过行政和法制来规范，IRM法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包括一些标准和政策法规体系：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信息采集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公开的政策和法律、信息传播与利用的政策和法律、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其他相关政策和法律；IRM活动还是一种技术行为，利用多种信息技术和IRM本身的专业技术来实现其目标；IRM是应用广泛的学科，可以渗透许多领域，对特定领域的信息资源进行高效的管理。

一门学科兴衰的内在规律，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存在新的足够多的有价值的问题可供研究。作为新兴学科，IRM也存在很多不足和有争议的地方，面对信息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也是IRM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其框架中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也必然会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徐引篪.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87—98

[2] 李政涛.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度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3）:76—87

[3] 叶继元.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04（3）:11—23

[4]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87—98

[5] 陈能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