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1篇

随着高校法制教育的不断深入，大学生法律素质得到明显提升，维权意识增强。与此同时，也仍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难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

（一）高校法制教育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各高校的法制教育主要是依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公共课来实现，中国高校目前的法制教育大多局限于教师的课堂理论教学。一方面，教材内容庞杂，课内学时仅有12-18学时，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往往照本宣科，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大部分老师根据教材内容进行纯理论的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条文来讲授，即便引入一些相关的案例和视频教学，有些也过于陈旧。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滞后性，使得大学生对法制教育课程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另一方面，法制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紧扣大学生自身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和社会的法律热点问题，较少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忽视提高学生运用所学法学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学生良好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因大学生缺乏真实的法律实践和直接的心理体验，使高校法制教育难以取得大学生的内心认同而流于形式。当前高校法制教育课堂取得的教学效果不理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二）高校法制教育第二课堂与社会实践环节不完善中国高校在法制教育上长期只重视思政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对法制教育课堂的补充。高校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和法治精神的培育。然而法制教育课堂教学主要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理论的讲解和阐述，使得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实际法律问题的解决两方面出现脱节，即使课堂上运用了互动模式或案例教学方法，也无法完全实现法治思维内化，其仍是要借助于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开展和完善以实现法制教育目的。然而，当前一些高校第二课堂大多流于形式，不注重法制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低估了法制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性。同时，与法制教育理论教学相辅助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匮乏，使学生无法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所学知识，难以提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较难形成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的习惯。当自已遇到实际法律问题时，仍有可能冲动的选择其他的非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这说明中国高校法制教育体系还需对第二课程与社会实践环节进行改革和完善。

（三）高校法制教育缺乏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师资在教育教学中，教师的素质与水平直接影响教育效果。法制教育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需要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并接受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职教师队伍。而现实中由于思政理论课在学校不受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加上普遍上大班课，人多嘈杂，课堂次序较难控制，导致有专业法学背景的老师都优先选择上专业课程。再加上高校连续扩招，“两课”教师严重不足。目前，很多高等院校的法制教育课程几乎是由政工干部或者德育老师来担任，其自身的法律知识、法律素养比较有限，因此只能照本宣科地进行课堂说教，缺乏精辟的法理剖析和鲜活的案例，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对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的咨询也难以解答，教学效果不理想，最终难以实现法制教育的目标。[3]50-51

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下的高校法制教育创新

（一）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目标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全体学生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应当成为各高校法制教育的首要目标。具体来说，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树立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帮助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法治意识的树立比学习与掌握大量具体的法律知识更为重要。肩负祖国建设事业接班人的大学生应当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与法律至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办事、遵守正当程序等法治意识，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氛围。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当人们能够依法来观察、思考、处理事物时，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才能更好地应对和解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培养法治意识与法律思维，提高运用法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善于通过对法律知识背后的精神和价值原则的讲解，引导学生自觉培养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习惯。

2.坚定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法律只有被信仰，否则他形同虚设”。卢梭也曾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5]73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崇尚和信仰法律时，才会自觉地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因此，法制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可以说就是要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坚定信仰。当前，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与矛盾冲突尖锐化，再加上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法律法规的实施机制不完备，实施效果不理想，以及政府官员与司法队伍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使部分大学生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从而对中国的法治前景较为悲观。如何让大学生从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大学生坚定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有助于学生深入认识当时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制约性。深入学习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帮助学生看到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主流趋势，充分理解党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促进学生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和法治精神的培育。

3.增强大学生的依法办事能力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去年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是未来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仅要帮助大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养成法治思维，更要帮助大学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增强依法办事的本领。能够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积极自觉维护自身与他人的正当利益，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传授者可以通过对众多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事例进行讲解和分析，引导大学生提高依法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的能力。

（二）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内容大学生法制教育应当严格按照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一法制教育的目标及其规律来计划、安排高校法制教育的内容。改变目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以思想道德修养教育为主，法律教育为辅的框架体系结构向两者并重转变。在法制教育中积极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课堂教学由当前单纯的法律体系教育向法律问题教育方式转变。当前大学生法制教育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部门法，体系性很强。这样的做法，虽能使学生笼统地、大概地了解法律知识和信息，但这与法制教育课内学时少，学生所学专业无关的现状相冲突，这增加了学生学习法律的难度，使学生对法制教育产生厌倦、抵触情绪，教学效果不理想。而法律问题教育是从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出发，重点抓住当前社会的热点案例、与学生密切联系的案例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案例等，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实例分析与解决，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实效性。高校法制教育，不能停留在过去纯粹法律知识的传授，更要挖掘法律知识背后的精神和价值，让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养成法治思维和法律行为习惯，培育大学生的法律精神。

（三）创新高校法制教育方式方法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是要让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一种实践精神，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很难把所学的法律知识内化为法治精神的。高校要不断探索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要有效整合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在高校的法制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辅助第二课堂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通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和开展模拟法庭活动，举办大型的法律知识宣讲和咨询会让学生们在形式丰富、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中接受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与此同时，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们走出校门，广泛接触和参与社会实践，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充分运用案例教学、社区参与、社会实践、社会调研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将教学与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让同学们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积累法律知识，浓厚法律意识，形成法治思维，坚定法律信仰，不断培养自己作为一个合格大学生应有的法律素养。高校法制教育是否有效果，主要是依据学生的行为实践，而不是看学生纯粹的卷面成绩。法制教育评价必须改变过去死板的考试方法，可采用闭卷考试、实践表现和口试面试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学生知识与实践的统一。

（四）创新高校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应该说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并不是根基于法律的强制功效，而是基于法律背后所蕴含的正义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秩序等价值追求。”[7]247这些精神与价值都蕴含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中。因此，要求高校法制教育的工作者必须能够清晰地发现和领悟法律的价值与精神，并在这些精神与价值的导引下用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授，以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因此，加强大学生法治精神培育必须要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积极引进法学专业人才。不断增强大学生法制教育教师的知识专业性，提高其知识的储备性以及对法律精神的领悟力和传授技巧，使之有足够的能力胜任法制教育工作，解答学生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学校应当为教师创造各种学习条件，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班，教育技术培训班、教学理论交流学习会等活动，鼓励教师主动参加到活动中，从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身的法制教育教学与研究水平。同时，提高进行法制教育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辅导能力，使这部分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充分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和成长规律下，制定出有利于学生吸收和消化的法制教育教学方式方法，从而实现法制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2篇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义指导下，经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善的制度去规范，才能发挥它巨大的潜能，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我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因此，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决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本文试从市场与法制的关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究我国应当如何逐步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秩序；法制建设

引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即它乃是与市场经济相接轨，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市场经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它有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二）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三）市场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四）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

市场经济的一般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五）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订立新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形，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

（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在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窃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今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八）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1]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微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查适应的法律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的经济关系层也不穷，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2]以上要素都要由法制保证。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尽快逐步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制度。

1、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市场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是相互独立的人；（2）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据，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体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是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4、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当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状况根本不同。

（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法律秩序的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的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我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的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是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由，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的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8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是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在一般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在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3、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标，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4、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和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5、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声参加者符合诚实信用的道德标准，不在损害其他竞争者，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6、保护弱者的原则。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都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3]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因此，保护弱者的原则是和现代经济法理论不谋而合的。

7、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等现象。

8、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做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行为人不应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载量权。因事情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法制，就必须有健全完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因为只有做到有法可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有序动作、健康发展。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健全而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应该包括和涉及五个法律部门的法律。

（一）民法和商法

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最早、最为完备、最基本的法律。我国已于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它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缺乏应有的操作性。当务之急是要完成已列入立法规划的物权法的制定，物权法是调整公民、法人因直接控制和支配财产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法律。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权法律制度不健全，财产关系不明确、不稳定，就很难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维护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之所以蒸蒸日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物权法律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物权法。从而调动起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民富国富国家财产不断壮大、增值。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范畴，我国彩民商合一原则，不制定商法典。而是主要制定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重要的单行商事法律。其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的组织（公司），规定交易活动的支付、融资手段，确立减少风险的途径，制定海上运输的规则等。公司法的制定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一个飞跃，逐步按照公司法设立国有公司，逐步按照公司法将现有的部分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二）经济法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法律。这里所说的经济法不是我们平进所讲的有关经济的法律，也不是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说的对纵横统一关系都调整的经济法，而是各国都认同的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公法，也就是经济行政法。

行政垄断不仅保护落后形式的诸侯经济，破坏统一市场之建立，而且还会引发社会腐败，腐蚀我们的政权。为使我国经济逐步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取得较高规模效益，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一定要注意“度”的规定。对于合理的集中一定要允许，有关限制竞争的允许条款，限制竞争的排除条款必须精心拟定，使之合乎我国国情，有利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法的另一个部分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比如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计划法、物价法、经济稳定增长法、国民生活安定法等。这类法律我国不是多而是相当缺乏，以致必须采取措施时常常缺乏法律依据。

（三）法

社会法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和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之权益的法律。主要包含了三类法律：一类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类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等；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劳动法业已颁布，但还有一些有关配套法律要草拟，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行政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作为公法的行政法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旧的管理办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的管理，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职能管理的转变，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高、更多而且崭新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应该尽快制定公务员法以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强化公务员考核与管理。应当制定行政组织法，使我国的国家机关的设立、职权、编制均由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机构改革之成果。

（五）刑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的保障。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消极作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犯罪，诸如严重侵吞国家资产罪、违反公司管理罪、内部交易罪、违反管理罪、违反税收管理罪等，过去闻所未闻的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修改或补充刑事法律，对这些犯罪明文规定严惩不贷。否则，让贪污横行、犯罪猖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绝不可能建立起立，也绝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还要求这些法律在生活中真正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再好的市场经济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实施具有特别重要的关键性意义。

（一）进一步强化严格执法的观念

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都是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实施机关，必须彻底摒弃和清除执法不严的思想根源，真正做到只服从法律，不受一切个人意志的干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的约束。法大于权，而不是相反。在我国，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干部、各级党政领导都必须模范地遵守法律。党和国家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合法权利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以任何形式干预执法与司法的特权。

（二）转换职能、严格执法制度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的经济职能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这对执法的要求日益严格。要逐步推行统一的公务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只有考试合格的人员才能进入国家机关任职，切实保证执法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明确规定执行机关的权限和执法的程序，保证执法机关能依法执法。执法机关执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地方利益、部门好处、单位实惠绝不应该成为执法的驱动源。要提高执法机关的地位，保证执法机关的经费，提高执法人员的待遇。同时要严禁执法机关公司或设立与执法机关职权有关的有偿服务机构。坚决刹住以罚代刑现象，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增加执法的公开性、透明度，严禁涉及执法的公事在私下进行。要建立严格的拒腐倡廉、勤政为民制度，使我国的执法机关成为高素质、高效率、公正廉明的坚强执法机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服务。

（三）改革司法制度，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司法工作仍需作必要的改革。

1、整个司法体系中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改革，既要符合国情，又要同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现行的状况，大多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既不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有的地方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2、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威望。，我国司法机关的实际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法定地位，这种状态对实施法律极为不利，应当予以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理若干跨省、跨地区的大案、要案，做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判决，以提高法院的威望。

3、要进一步提高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猖镢，各种干预严重。由于法院在很多方面依附于地方，有的法院已不能很好地行使维护法制统一、法律尊严的神圣使命，而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为了保证法院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逐步解决：（1）法院经费要有保障。法院是代表行使审判权的机关，经费必须充裕，而且直接由国家财政保障。（2）法院的人事管理要有专门办法。只有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合格，才有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官资格的任何人均不能担任法官。法院院长的任免可考虑向上提一级，即不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而是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3）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要有与其地位职务相称的标准。

4、要进一步创造法院公平适用法律的条件。要进一步实行好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和举证责任制度，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要进一步严格执行诉讼费、赃款上缴国库制度，严禁以任何方式与法院利益挂钩。要严禁法院办公司或创设与审判有关的诉前有偿调解服务机构。不充许法官到任何机构、兼任法律顾问等职。

（四）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执法检查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切实的实施

要加人大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和切实实施。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腐败的，因此应当加快制定监督法，使我国的政党、人大、政府、司法机关，都严格地置于法律监督之下。鉴于我国某些行政法规、地规已有与国家法律抵触的现象发生，鉴于我国上每次大的动乱都与违反宪法有关，因此加强宪法监督也是十分必要的。[4]

（五）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是市场经济动作的剂、自律器。为了维护好法律秩序，正确地执行法律，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大力发展律师事务所、公证事务所、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同业公会等中介组织。

（六）切实保护合法权利，坚决制裁违法犯罪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真正实施，还必须依法切实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凡是合法取得的一切财产、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不能因时、因人、因所有制之不同而变化。同时，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得以实施，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制裁违法、打击犯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大案要案，尤其是内外勾结的大案要案，要一查到底，依法坚决惩处。坚决维护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制止，保障改革开放健康有序地发展。

结束语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当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了法律。”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

摘要

[1]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号、1997年第2号。

[2]王家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第2页。

[3]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395页。

[4]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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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3篇

一、目前，我国消防法律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表现

（一）消防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低下。按照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的行使要靠国家机关组织法进行调整，消防法作为部门特别行政法地位低下，它又规定了不该规定的政府等国家机关的行为，而我国还没有一部规定国家机关消防行为的组织法，所以说消防法的实施将大打折扣，以致出现国家机关的行政部门违反了消防法无可制约的尴尬局面。

（二）国务院消防行政法规方面处于空白，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国务院344号令出台以后，废止了原《化学危险品管理条例》，消防方面再没有国务院行政法规，这样给涉及两个部委以上消防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公安部虽然制定了几部消防方面的规章，但部委规章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因为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虽然把规章纳入法的范围，但在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规章可以"参照"执行。这就是说，在立法层次和执行层次上承认规章的法律地位，但在最关键的诉讼阶段没有得到认可，这就使部委规章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三）《刑法》中消防责任事故罪定罪不科学。在现行《刑法》消防责任事故罪构成要件中，有一条是经公安消防机构通知逾期不改正，造成火灾事故的行为。这明确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烙印，建议在修改《刑法》时对消防责任事故的构成要件重新设定，只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负有消防职责的均可按照行为后果追究责任。

（四）消防法内容不全面，立法技术粗糙，可操作性差

1、现行消防法缺乏立法根据。在我国，法律的制定要以宪法为根据，行政法规的制定则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现行消防法是1998年以国家主席令施行的法律，其立法根据当然应该是宪法。然而消防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并没有此项内容，使人对其合法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进而影响该法的实施和执行。

2、现行消防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不够完整。规范是法的主要内容，完善法的内容特别需要完善法的结构，只有完整的结构才能支撑起完整的内容。法规范的逻辑结构通常是由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构成。行为模式表明行为人可以为或者不得为一定的行为等内容，后果模式则表明行为人违反该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给予什么样的惩罚。立法必须统筹兼顾，有一个行为模式，就必须有一个后果模式，不论它们是否体现在同一个规范、条文或法律中，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现行消防法中，存在大量只有行为模式而无后果模式的情况。例如，消防法第十条规定未经消防审核合格的工程建设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事实上现在建设部门发放施工许可根本不过问是否经过消防审核合格，而他们又不负法律责任，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违反法律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不仅仅是我们立法技术不够完善的表现，也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3、法律责任的设置不符合科学原则。对一个违法行为设置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应当遵循科学的原则，即责罚相当或者罚足以消除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消防法部分条款规定，可操作性差，规定失之于宽，失立于缓，处罚也较轻，可操作性不强。

4、消防法律体系设置的内容不全面。主要是未见有涉外方面的规范性条文，这将影响外资、外企的引进和消防产品的进口。如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国民待遇原则，而现行《消防法》的立法宗旨中，外企、外资、外商的消防安全并未纳入保护范围，而是"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进出口消防产品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的法定依据；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无明文规定。

（五）司法审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WTO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成员方政府的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将纳入到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中还不包含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消防监督机构制定的一些事关管理相对人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还无法进行司法审查。在火灾事故原因认定、责任认定等工作中还有行政终局决定的规定，直接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六）国家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滞后。我国正在使用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是"处方式规范"。设计人员根据建筑物的情况"照方抓药"，从规范中直接选定设计参数和指标，但由于每座建筑的结构、用途及内部可燃物的种类、数量和分布情况均不一样，以及居住使用者的条件差异，按照规范统一规定的设计参数所作出的设计方案，并不一定是最科学合理的方案，难免出现达不到预期的消防安全水平，或因提供不必要的过度保护措施而增加建筑成本等情况。处方式规范和处方式设计方法在客观性和科学性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加入WTO后，对外贸易量急剧增加，跨国公司越来越多，世界经济正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原来相互独立制订的"处方式"规范很难取得统一。我国现行的消防技术规范绝大多数都有溯及既往性，这些条款大都是强制性条款，还在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修改后要求立即实施，且以往不符合新规定的都要进行整改，这就给当事人的消防安全权利造成了不稳定性，给外资企业在中国搞投资建设，适用技术标准带来了困难。不符合WTO规则对法制统一性、透明性和稳定性以及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基本要求。"处方式"规范将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技术壁垒。

二、目前，我国消防法律体系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根源。

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体系羽翼不丰满，行政组织法立法滞后。现消防法起草仓促，颁布执行时间较短，加之社会转型、企业改制较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消防法律体系还没形成，消防法学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消防法理学理论还不成熟，消防法立法技术研究还比较薄弱。

三、完善我国消防法律体系的建议

法律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成体系化的有机联合的统一整体。消防法律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想化的要求是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门类齐全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在宪法的统摄下，应该具备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不能有缺漏；结构严密是指不但在整个消防法律体系内部要有一个严密的结构，而且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一个由消防基本法律和与基本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内在协调是指在消防法律体系中，一切法律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协调一致，既普通法与根本法相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协调等。完善消防法律体系是一个复杂、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现阶段要把握行政立法哲理化、实用化、多样化的趋势，按照体系科学、内容稳定、全面推进、把握重点的原则，制定我国消防立法计划，坚持始终以消防法治实践的历程与国情纬度为客观依据，逐步完善消防法律体系。具体建议是：

（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

按照宪法确定的民主和法制原则，任何行政机关的存在和行政职权的运作，都必须有组织法的依据。因此，我们建议在今后的十年内，参照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和消防工作特点，特别是根据中央和地方职权的划分，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组织法》。明确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包括政府与消防机构的职责和关系，各行政机关的职责和关系及与消防机构的关系，也包括公安消防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使之与政府机构改革，国家行政机关改革相适应。

1、明确消防机构性质、隶属关系、体制、编制、职能、保障等根本性问题；

2、明确与消防职能有关的国家机关的消防职责、权利和义务；

3、明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职责、权利、义务；

4、明确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的地位、责任和义务；

5、明确公民的消防行为规范。

（二）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修改工作

从法律地位上讲，组织法一般在宪法体系，消防法为特别行政法在行政法体系。消防法应根据消防组织法对消防机构的职能全面规范，对国家有关部门违反消防组织法的行为设定法律责任。

从立法方法论的角度建议：

1、按照行政立法哲理化的要求，重新调整消防法的逻辑结构，对每一法条逐字推敲、逐条论证，确立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学含义，使之形成完整的消防法学框架，丰富消防法理学的内容；

2、按照行政立法实用化的要求，针对每一消防行为进行认真研究，确立每一行为的模式，对每一行为进行动态性规范，合理设定法律责任、义务，增强应用的针对性、实用性；

3、按照行政立法多样化的要求，对涉及消防行为的全部活动，进行分析、科学分类，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行业，适合各个操作层面的消防法律法规，丰富消防法律体系内容。

从消防行为涉及条款角度建议：

1、按照"违法必究"的宪法要求，去掉对消防违法行为处罚的前置程序，限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不力被处罚救济的时间、途径；制定国家行政机关违犯消防组织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2、增加、完善公安消防机构内部执法程序，执法方式、执法公正、执法到位的内容，赋与消防部门强制执行权；

3、明确消防安全评估、抢险救援、火灾隐患、重大火灾隐患、火灾事故、火灾事故调查、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消防审核，公共聚集场所、公共娱乐场所等消防专业术语的法律含义及应遵循的原则，建立相应完整的科学的体系；

4、增加外企、外商、外资享受国民待遇的条款，补充对外企、外商的消防安全责任的规定和监督管理的条款；制定涉外消防法规，以补充消防法规涉外内容的空白；

5、调整建筑工程消防审核的机制。合理的管理模式应是由专业设计和咨询机构出具体题论证报告，消防部门组织保险、科研等资深专家进行判断讨论，最后由消防部门进行裁决判定，使消防监督部门从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名符其实的审核者，提高消防审核的透明度、公正性，也可杜绝一些独断专行、以权管理等非科学的，甚至是腐败的现象发生。

（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

消防行政法规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的补充和完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在落实层面上进行细化，使每一行为操作更为具体可行。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凡某一行为涉及到两个部委以上的要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建议有计划地制定《进出口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区消防管理规定》，制定《城市消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办法》、《消防安全评估办法》、《消防税征收办法》、制定《消防保险信贷条例》、《多种形式消防组织条例》、《开发区消防管理条例》。

（四）修改消防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建筑防火设计方法--性能化设计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性能规范(以性能要求为基础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性能规范和性能化设计方法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消防安全设计的科学化、合理化和成本效益最优化，也会产生十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促进整个消防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规范的模试上建议：我国也要投入巨额资金，开展性能化设计方法和性能规范方面的研究，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性能化设计方法、制定我国的性能规范提供技术基础。其内容应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1、安全目标：保护人员安全逃生和被救援；

2、功能要求：要求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具备的功能。如"所采用的疏散措施必须为人员逃离建筑物或无须暴露于危险环境而到达安全区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及为消防人员进行救援和采取应急行动提供适当的途径"等；

3、性能要求：详细说明如何满足功能要求，进而达到目标。包括有根据地确定安全出口数量和宽度、疏散距离、标志、防火灭火系统，并分析其作用和影响，以及人员在逃生能力方面的特征；

4、准则或基本准则：是性能要求与可行的解决方法之间的桥梁。这种联系为建立可行的性能设计方法和定量准则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 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以市场为取向的成功改革，向全世界宣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急需一套与其相适应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去规范，才能发挥它巨大的潜能，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因此，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决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探索。本文试从市场与法制的关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究我国应当如何逐步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秩序；法制建设 引 言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即它乃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市场经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企业，它有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二）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三）市场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四）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 市场经济的一般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 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五）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订立新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形，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 （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在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窃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今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八）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为此，加强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已被列入我党经济立法的重中之重。加强经济立法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微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查适应的法律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的经济关系层也不穷，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由法制保证。因此我们必须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尽快逐步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法制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适应计划经济需要的、由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这一旧法制基础，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的法制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新的法制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制度。 1、市场主体资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过程发生的首要条件，是存在市场参加者。这些在市场过程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市场参加者，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市场法律主体须符合以下要件：（1）是相互独立的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3）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能够从事法律行为；（4）有完全的责任能力，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符合这些条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没有行政依据，不存在因所有制不同而产生的身体差别，均可以真正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资格进入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排斥市场，否定市场主体，禁止竞争是大相径庭的。 2、充分尊重和保护财产权制度。社会主义市场不仅要有参加者，而且须有财产才能发生。这是所说的财产不是指社会公共财产，而是指市场参加者自己的财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法制基础当然应包括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只讲所有制，而对法人、自然人的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注意不够大不一样。 3、维护合同自由制度。市场活动参加者既然是彼此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自然人或法人，任何人均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鼓吹自由放任主义最有力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应承担维护市场公正与秩序的职能，单凭市场自发的机制不可能保障市场秩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度的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基本制度，以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滥用合同自由和各种违法行为。这同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全面直接管理经济相差甚远。 4、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因为市场本身意味着优胜劣汰，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对于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尤其是劳动者，以及不具有竞争能力的老人、儿童和残疾者，应当由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提倡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这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状况根本不同。 （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新法律秩序的条件 1、市场的统一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致力于维护全国统一的市场。因为只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才能有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要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性，首先要求全国市场经济活动遵循统一的法律、法规。我国现时的市场状况不符合统一性要求，各地区有各地区的市场，经济特区的经济特区的市场，其间有许多我为设置的壁垒和障碍，存在各种保护性措施和优惠措施。这种全国市场被人为肢解分割的状态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论何种原因，时至今日，已经不应再容许其继续存在。 2、市场的自由性。所谓市场的自由性，其表现是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目前的状况是市场参加者尤其是国有企业受到两方面的束缚和限制。现在讲转换企业机制，改组成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如果不改革原有的行政隶属关系是不可能做到的。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行政隶属关系，使国有企业获得完全解脱，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即实现从身份（行政隶属关系）到契约的进步。另一方面的束缚和限制是来自拥有市场经济管理权限的国家机关。这方面的束缚和限制当然不能取消，但应当保持在与国家适度干预相符的程度上。国家的必要管理通过制定市场经济管理法规使其法律化和科学化。 3、市场的公正性。即一切市场主体，无论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大企业或小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性质，均以平等的资格，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竞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这种公正性。 4、市场的竞争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其本质应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参加者享有充分的意思自由，并依据法律相互进行竞争。因此，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抑制垄断，维持市场的竞 争性。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终究要干涸。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制止垄断的法律法规应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5、市场的可控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依法实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的可控性，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第五个条件。 （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的新的基本原则 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法律秩序，就必须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贯彻与计划经济法律制度迥异的新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有以下8种： 1、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原则。商品交换的基础是财产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单一的所有制，在法律制度是强调对国有财产的特殊保护原则，这种对某种所有制的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及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贯彻对一切合法财产所有权一体保护的原则。 2、自己责任原则。所谓自己责任原则，即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一原则在一般违法行为的情形下，表现为过失责任原则。在某些法定的特殊违法行为情形，则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自己责任原则，与旧计划经济法律制度下，国有企业对自己行为全然不负责任完全不同。 3、公平竞争原则。公平竞争既是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目标，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公平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一切竞争者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服从同一法律规则，并坚决制裁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4、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在经济生活中的延伸。正如政治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和专制，经济民主的对立面是垄断和独占。要实行经济民主，应当坚持反对垄断，并确保职工参与民主管理。 5、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声参加者符合诚实信用的道德标准，不在损害其他竞争者，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即构成违法行为。 6、保护弱者的原则。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都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公司、大企业，它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市场活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是广大消费者、劳动者，他们以分散的个体出现，经济实力微弱，在市场活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成为牺牲者。这就要求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现保护弱者的原则，要求国家从立法、司法、行政、教育等各方面担负起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责任。因此，保护弱者的原则是和现代经济法理论不谋而合的。 7、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市场活动本身是一个潜伏各种风险的领域，总是会有损失、失败和破产。参加市场，就应承担市场风险。在市场活动中，参加者会滋生 一种作伪、欺诈、骗取、违约和规避法律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致力于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市场道德秩序。不应容许任何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恃强凌弱、寡廉鲜耻、为富不仁等现象。 8、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体现违法行为法定原则。凡一切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均应由法律做出明示禁止规定。法律未明示规定禁止的行为，行为人不应受制裁。法律法规中不得授予执法机关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载量权。因事情发生变更，对法律未明示禁止的某种 行为欲加禁止时，须由立法机关修改或由有立法权的机关补充性规定，此种修改或补充性规定不得有溯及力。 四、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行法制，就必须有健全完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因为只有做到有法可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有序动作、健康发展。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健全而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应该包括和涉及五个法律部门的法律。 （一）民法和商法 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是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最早、最为完备、最基本的法律。我国已于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它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缺乏应有的操作性。当务之急是要完成已列入立法规划的物权法的制定，物权法是调整公民、法人因直接控制和支配财产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法律。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物权法律制度不健全，财产关系不明确、不稳定，就很难鼓励人们去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维护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之所以蒸蒸日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物权法律制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物权法。从而调动起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使民富国富国家财产不断壮大、增值。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范畴，我国彩民商合一原则，不制定商法典。而是主要制定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重要的单行商事法律。其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的组织（公司），规定交易活动的支付、融资手段，确立减少风险的途径，制定海上运输的规则等。公司法的制定是我国企业制度的一个飞跃，逐步按照公司法设立国有公司，逐步按照公司法将现有的部分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活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二）经济法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法律。这里所说的经济法不是我们平进所讲的有关经济的法律，也不是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说的对纵横统一关系都调整的经济法，而是各国都认同的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公法，也就是经济行政法。 行政垄断不仅保护落后形式的诸侯经济，破坏统一市场之建立，而且还会引发社会腐败，腐蚀我们的政权。为使我国经济逐步社会化、专业化、集约化，取得较高规模效益，在制定反垄断法时一定要注意“度”的规定。对于合理的集中一定要允许，有关限制竞争的允许条款，限制竞争的排除条款必须精心拟定，使之合乎我国国情，有利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法的另一个部分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比如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计划法、物价法、经济稳定增长法、国民生活安定法等。这类法律我国不是多而是相当缺乏，以致必须采取措施时常常缺乏法律依据。 [NextPage] （三）社会法 社会法也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之权益的法律。主要包含了三类法律：一类是劳动法、劳动就业法、职业法、职业培训法等；二类是社会保险法，即社会强制（义务）保险法如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等；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劳动法业已颁布，但还有一些有关配套法律要草拟，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改革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四）行政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还需要作为公法的行政法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还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管理水平、改变旧的管理办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从 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的管理，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职能管理的转变，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高、更多而且崭新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应该尽快制定公务员法以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强化公务员考核与管理。应当制定行政组织法，使我国的国家机关的设立、职权、编制均由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推进和巩固机构改革之成果。 （五）刑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的保障。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和消极作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犯罪，诸如严重侵吞国家资产罪、违反公司管理罪、内部交易罪、违反金融管理罪、违反税收管理罪等，过去闻所未闻的新的犯罪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修改或补充刑事法律，对这些犯罪明文规定严惩不贷。否则，让贪污横行、犯罪猖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绝不可能建立起立，也绝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实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要求有完备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还要求这些法律在生活中真正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再好的市场经济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实施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关键性意义。 （一）进一步强化严格执法的观念 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都是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实施机关，必须彻底摒弃和清除执法不严的思想根源，真正做到只服从法律，不受一切个人意志的干扰。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任何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并受法律的约束。法大于权，而不是相反。在我国，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干部、各级党政领导都必须模范地遵守法律。党和国家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合法权利都必须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一切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依法予以追究，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于法律之外，以任何形式干预执法与司法的特权。 （二）转换职能、严格执法制度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的经济职能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这对执法的要求日益严格。要逐步推行统一的公务人员任职资格考试制度，只有考试合格的人员才能进入国家机关任职，切实保证执法机关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明确规定执行机关的权限和执法的程序，保证执法机关能依法执法。执法机关执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地方利益、部门好处、单位实惠绝不应该成为执法的驱动源。要提高执法机关的地位，保证执法机关的经 费，提高执法人员的待遇。同时要严禁执法机关公司或设立与执法机关职权有关的有偿服务机构。坚决刹住以罚代刑现象，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增加执法的公开性、透明度，严禁涉及执法的公事在私下进行。要建立严格的拒腐倡廉、勤政为民制度，使我国的执法机关成为高素质、高效率、公正廉明的坚强执法机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服务。 （三）改革司法制度，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司法机关是法律得以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口，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司法工作仍需作必要的改革。 1、整个司法体系中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改革，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同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现行的状况，大多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既不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有的地方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对司法机关的要求。 2、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和威望。目前，我 国司法机关的实际地位低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法定地位，这种状态对实施法律极为不利，应当予以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审理若干跨省、跨地区的大案、要案，做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判决，以提高法院的威望。 3、要进一步提高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猖镢，各种干预严重。由于法院在很多方面依附于地方，有的法院已不能很好地行使维护法制统一、法律尊严的神圣使命，而实际上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为了保证法院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当逐步解决：（1）法院经费要有保障。法院是代表行使审判权的机关，经费必须充裕，而且直接由国家财政保障。法院的人事管理要有专门办法。只有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合格，才有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资格，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官资格的任何人均不能担任法官。法院院长的任免可考虑向上提一级，即不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而是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任免。（3）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的工资待遇要有与其地位职务相称的标准。 4、要进一步创造法院公平适用法律的条件。要进一步实行好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和举证责任制度，切实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要进一步严格执行诉讼费、赃款上缴国库制度，严禁以任何方式与法院利益挂钩。要严禁法院办公司或创设与审判有关的诉前有偿调解服务机构。不充许法官到任何机构、企业兼任法律顾问等职。 （四）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执法检查监督，保障法律统一切实的实施 要加人大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司法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和切实实施。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容易腐败的，因此应当加快制定监督法，使我国的政党、人大、政府、司法机关，都严格地置于法律监督之下。鉴于我国某些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已有与国家法律抵触的现象发生，鉴于我国历史上每次大的动乱都与违反宪法有关，因此加强宪法监督也是十分必要的。 （五）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大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的中介组织，因为它们是政府与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是市场经济动作的润滑剂、自律器。为了维护好法律秩序，正确地执行法律，保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大力发展律师事务所、公证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同业公会等中介组织。 （六）切实保护合法权利，坚决制裁违法犯罪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真正实施，还必须依法切实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凡是合法取得的一切财产、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不能因时、因人、因所有制之不同而变化。同时，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得以实施，还必须坚定不移地制裁违法、打击犯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大案要案，尤其是内外勾结的大案要案，要一查到底，依法坚决惩处。坚决维护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制止贪污腐败，保障改革开放健康有序地发展。 结 束 语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当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了法律。”现代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 。 摘要文献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3号、1997年第2号。 王家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第2页。 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第395页。 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第463页。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李昌麒.《经济法学》（第二版）[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史际春.《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国方出版社，2001. 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出版社，2000. 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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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5篇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这种法律的硬性规定，越来越不适目前的行政诉讼的发展需要，也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相悖。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急需要求司法审判中要用协调、调解、和解方式尽力解决各种纠纷即司法和谐。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也逐渐尝试用“协调”的方式来处理各类行政案件，而且效果非常好。2009年最高法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好”，这说明最高法院也充分肯定了用协调的方式处理行政诉讼案件。以我市两级法院2003—2009年的统计报表显示，三年来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1501件，其中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的案件745件，是结案数的49%，这些原告撤诉的案件其中有80%是经法院协调后，被告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或原、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后原告撤诉的。可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院协调解决行政纠纷具有很大的空间，且通过协调解决的纠纷能彻底平息纠纷，真正做到案结事了。笔者现就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用协调方式解决行政案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协调的类型、方式作些探讨。 一、对行政案件进行协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在理论上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有其依据。①行政诉讼也是一种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决纠纷，达到诉讼的定纷止争效果，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的情形下，协调所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单纯的裁判无法达到的。②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中，本有民事诉讼规定的适用，允许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是法律的规定。而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的适当让步也并不一定侵害国家利益或者违背法律。③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成立以法院依法核准为前提，可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 中，尽力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切实达到诉讼的定纷止争目的，使之全社会和谐，在行政诉讼中则要协调好“官民”纠纷，使各种“官民”纠纷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使“官民”握手言和，将纠纷彻底平息，做到官了民亦了。肖扬院长在2009年全国高级法院院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把要化解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尽的司法职责。 3、单纯的裁判难以达到彻底平息当事人的纠纷。目前行政诉讼中上诉率高，再审率高，上访率高，无不与行政诉讼案件不适用调解协调的规定有关。无论是撤销判决还是维持判决，或是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均可能导致不利的后果。一是败诉方上诉，甚至无休止的申诉，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在维持判决中，即使败诉方不上诉或上诉后仍维持，行政机关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被告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重作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还可以再次提起行政诉讼，甚至反复多次，由此导致的间接后果是不能及时解决纠纷，不仅造成人力物大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发，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受到损害，法院判决的权威受到挑战。因此达不到彻底平息纠纷的目的。 二、协调在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运用 行政诉讼必竟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其特殊性。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协调方式协调行政案件，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案件都能适用协调，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协调。笔者认为能用协调处理的行政案件主要包括下列案件。 （一）从案件类型来分，有以下几种： 1、行政裁决案件。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裁决的行政行为。因行政裁决而提起行政诉讼是有两个法律关系。一是民事双方当事人与作为裁决者的行政机关产生的行政法律关系；二是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类案件的当事人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简单地运用裁和判的方式均很难达到行政诉讼预定的效果，判决维持对于显示公平的行政裁决显然不合适，判决撤销不能及时解决双方当事人民事纠纷，反而可能引起循环诉讼，判决变更法院对这类案件又没有直接的变更权，而通过协调的方式，使双方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协调好，其行政 裁决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当事人的行政诉讼目的也就达到。 2、行政自由裁量案件。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发生的行政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行政主体在裁量权范围内放弃一定的“公权力”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和解，通过人民法院主持协调，可以使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改变其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使行政行为更加趋于或者完全符合法定职权的客观要求，不仅没有放弃法定职权之嫌，相反会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立法精神。同时可以促使行政相对人尽快地履行具体行政行为，化解争议，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相对人诉累，节约了司法成本。 3、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每个行政机关都有其法定职责。作为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能放弃也不能违反，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因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而引发的案件，行政相对人必然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其法定职责或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法定职责而没有履行的或者拒绝履行，拖延履行的，不予答复的，只能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履行，对于履行已经没有实在意义的，判决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显然这种诉讼程序对于迫切需要从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获益，获得救济的行政相对人来说效率太低，而行政机关又不愿意接受败诉的后果。而通过人民法院的协调，行政机关主动在诉讼中履行其法定职责或给予赔偿，对社会、对当事人都感到皆大欢喜。 4、行政合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将行政行为的内涵作了扩大化的解释，“行政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这一重大修改，明确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尽管目前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案件较少，但是随着大量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合同争议提起的行政诉讼必将大幅度增强，而通过协调来解决双方的争议，更是一种趋势。 5、行政赔偿案件。行政赔偿案件能调解、协调的方式，在行政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本文就不再述。 （二）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分析，有下列案件必须要进行协调。 1、党委、政府交办的案件。当地党委、政府始终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对于一些影响当地稳定的行政案件，党委、政府一直是非常重视的。如处理不慎，必会引起连琐反映，有的别有用心的人还会等到法院的裁判文书，做些不明智之事，对政府的威望和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对这类案件必须要进行协调，要多向党委、政府汇报，制定出优质的协调方案，尽力将案件协调好。 2、涉及“三农”的行政案件。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案件，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农村这一块阵地和谐，可以说达到全社会和谐，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涉及到“三农”的行政案件，应尽量适用协调的方式，协调好关系，处理好案件。 3、群体性案件。群体性案件一般涉及的人数众多，主体成份复杂，社会影响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基数大，就现阶段而言，宗族、派别团体等封建因素尚在起着不良的作用。一个案件稍微处理不慎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对行政相对人的诉请盲目地支持，会损害政府的形象，甚至使政府的方针政策很难落实，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加，影响经济发展。盲目的不予支持，又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还会引起群体性上访。而采用协调方式妥善处理好它们的争议，无论对政府还是行政相对人都皆大欢喜，其社会效果比单纯的裁判好多了。 4、涉法上访的案件。上诉、申诉、上访多是近几年来行政案件的一个新的特点，一些当事人只要有一点不满意法院的裁判就上诉、申诉，即使申诉、上诉裁判了还要进京、上省上访，还有的先不到法院起诉，而是以上访的形式以引起党委、政府、人大等部门的重视，使而再法院起诉，这类案件是法院投资的司法资源最多，也是司法资源浪费最多的案件，是当地党的方式进行协调处理，协调好关系，妥善处理好纠纷。 三、协调的方式方法 行政诉讼案件从总体来讲要比民事案件协调难度重大，由于我国传统“民不与官斗”的 思想，起诉前行政纠纷大多都经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层层协调和处理，群众也经过多次的上访，往往是官民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才提起行政诉讼。这就要求行政审判法官更具有司法为民的责任心，采取多种形式，适用高超的协调艺术，多方位来进行协调。 1、协调行政诉讼案件，要以“司法为民，案结事了”为宗旨，确立司法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服务意识，从切实解决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和维护和谐社会的高度来重视协调，想为当事人所想，急为当事人所急，克服畏难情绪和工作马虎的不良作风。具有耐心、细心、诚信、恒心四心，穷尽一切协调方法，只要协调有一线希望，决不放弃。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自己的真情感化当事人，以促使他们通过协调的方式解决纠纷。 2、吃透案情，抓焦点，找准协调的切入点，这是协调行政诉讼案件首要的前提，是重中之重，如果法官没有吃透案情抓不住焦点，怎样去做有针对性的协调工作。主审法官收到案件后，应当认真审查原告、被告诉、辩要点，理清各种法律关系，抓住产生纠纷的症结、焦点，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党的相关政策，制定出最佳的协调方案。 3、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人大、政府对行政案件协调的支持和参与。行政诉讼案件，特别涉及到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等群体性案件和政治敏感性强的重大疑难案件。这类案件人数众多，涉及而广，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处理不慎极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稳定，甚至会导致集体性上访。同时这类案件党委、人大、政府也非常重视，很希望法院能协调好，处理妥当。对这类案件法院就应当主动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制定出最佳的协调方案，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并尽可能由其出面做好协调工作，协调好这类案件。 4、充分利用当事人的上级机关、基层组织、族群、朋友、人等的影响，多方努力，息诉止争。在法院协调中，仅凭案件的承办法官或是合议庭的力量是有限的，法院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来做协调工作。如在协调中案件当事人的共同上级机关和基层组织出面协调、解决矛盾；利用当事人的亲朋好友或比较信任的人从中化解，消化矛盾，还可以利用和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群体，如律师、“说情人”耐心开导，缓和矛盾等等，这样可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将案件协调好。 5、居中协调，辩理析法，及时签订协调协议。行政审判法官在协调中始终要处于中立地位，无论在言语、表情还是具体协调中都要以中立身份出现，避免当事人感到法官有偏袒之心，要认真耐心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让其将其满腹牢骚，和怨气发泄出来，让其感到法官尊重他的意见，从而拉近法官与当事人的距离，为下一步协调打下感情基础。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法官要充分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协调口才技能，辩理析法，对其中正确的意见和要求充分给予肯定和支持，对不正确的意见要当场指出其错误之处，对一些无理要求要给予批评。要辩析得当事人心服口服，使协调由可能变为现实，通过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要趁热打铁，及时签订好协调协议，以免出现反弹，彻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6篇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当前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修改三大诉讼法典的指导思想和努力实现的目标。对此，我们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权威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司法，有论者将其等同于审判，将其视为国家办理案件的诉讼活动。前者为狭义的司法，后者为广义的司法。从我国的法律文本和政治文件来看，司法通常指诉讼而言，采取广义的解读。我国的司法制度就是指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以及司法机关与其他相关机关、组织依法进行或者参与诉讼的活动制度的总称。从司法的组织制度和诉讼制度两方面看，我国的司法制度主要包括审判制度、检察制度、侦查制度和律师制度。 在司法制度体系中，审判制度是中心。审判是指法院对案件通过审理，认定事实，适用相关法律，加以裁判的活动。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诉讼就是审判，而在刑事诉讼中，诉讼除审判外还包括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但无论是侦查还是起诉，都是为审判做准备，都是为审判的顺利进行创造充分条件。诚然，以中国实际情况而论，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力较大，作用重要；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名义行使公诉权，其地位与法院并列。即便如此，法院审判在诉讼中的中心地位仍无法动摇，如果离开审判，那么司法或者说诉讼就无从谈起。质言之，审判不等于司法，无审判则无司法。 司法公正也称诉讼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即过程公正，主要指程序上的正当性和人权保障，如严禁刑讯逼供、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权等。实体公正即结果公正，指案件最后处理得正确、合理。通常，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互促进，并同时实现；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相互冲突，难以同时实现，必须作出价值上的选择。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上，笔者主张两者动态并重，这符合中国国情，符合诉讼规律，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司法实践，特别是刑事诉讼中，还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因此，在修订法律时应该着力提升程序的价值，确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程序制裁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实体公正的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这需要从理念上解决如何对待诉讼中的“真实”问题。在现代司法中，真实问题必须以认识论和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诉讼真实观。只有认同案件事实的客观性和被证明的可能性，才能正确处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为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的关系。如果在诉讼中不尽力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客观真实，就会使诉讼的功能异化，增加冤案错案的概率，社会公正无法得以保障。当然，追求事实真相不是诉讼的唯一目的，诉讼还存在着程序公正、效率等其他价值的追求，因此，客观真实有时需要让位于法律真实。而且由于三大诉讼的不同特点，决定了法律真实适用的空间有所不同，例如刑事诉讼更强调客观真实，而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适用的范围更大些。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重要司法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从组织上、财政上提供更有力的保障条件。当然，我国的司法机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所在。但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一切，更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进行定性和处理。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为民执法。一切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干扰司法机关正常执法活动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为我党所一贯反对的。 效率，从经济学上分析，一般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司法效率则是指诉讼中投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财力、设备等）与所取得的成果的比例。所谓司法高效就是指投入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取得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即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速诉讼运作，减少案件拖延和积压的现象。效率与效益两个概念有交叉，但有差别。前者仅指过程之快速、节约，后者则包含良好的效果。追求诉讼的高效应注意保障合理限度的程序公正，兼顾司法机关效率和当事人效率。为了诉讼高效，必须进行案件繁简分流，尽量防止程序倒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三大诉讼法中，应确立诉讼和解原则。诉讼和解不仅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且还能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和缠诉，提高诉讼效率。 权威，即权力与威信的统一，“往往被界说为强制性命令的权利或者权力”。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威 类型，源于法律权威，并体现法律权威。在现代法治国家，包括宪法、法律具有至上性，任何国家机关、单位，任何领导人和普通公民，都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法律，而法律的权威最终要通过司法对法律的适用来体现。司法权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制力。如诉讼中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已生效裁判应当强制执行，这保证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体现出司法的权威。二是公信力。所谓司法的公信力是指诉讼程序及判决结果不仅应为当事人接受和认同，而且还应获得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效果。三是终局性。所谓司法的终局性是指法院对依法应由其管辖的案件享有最终裁判权。法院对某一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案件就获得终局解决，除法定的情形之外，任何社会力量和诉讼主体，包括法院自己，都不得动摇、推翻司法裁判。正因为司法裁判的终局性特征，才使得司法具有定分止争、安定社会的功能。但是，这种终局性也不能绝对化。在我国，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其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重大错误的时候，法院可对案件重新进行审判，特别是发现无辜者被错判有罪的情况，必须及时平反，以维护人权。 公正、高效、权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三大基本要求。其中，公正是核心价值，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司法何以能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司法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维护公正为己任，社会主义司法更应如此。 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应当力争以高效促公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在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多情况应当采取公正优先的原则。诚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换言之，应当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追求效率，而不能因为图快求多，草率办案而损害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甚至发生错案。如果发生错案，事后加以纠正和赔偿，反而损害了效率，此乃所谓“欲速则不达”也。公正也是权威的基础。如果司法不公，当事人和公众不仅心理上不认同，对裁判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抵抗裁判的执行，司法权威必然受到严重损害。因此，没有公正，就没有权威。当然，司法的权威也不能仅仅依靠公正的程序和判决来维系，它还需要一个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保障机制来确保其得以实现，否则无论多么公正的判决也只能束之高阁，成为“空头支票”。 当然，司法以公正为核心价值不能绝对化。在公正与效率或者权威发生矛盾时，并非一定要选择公正。有时，为了效率、权威，公正要作出一定的让步和牺牲。例如，实行简易程序，程序公正难免有影响；为了维护裁判权威，已生效裁判即便存在一般不公（量刑偏轻偏重等），也不必改判。但是这种让步不宜过大，不能超越公正的底线。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任重而道远。只有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才能胜利完成这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7篇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

邓小平在1985年4月，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中国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概括，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诚如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言：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论及实事求是哲学之处就达80余次。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实事求是是邓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必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克服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邓小平对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出、反复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1990年底，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一科学概括，内含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等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探索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0]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最强调也是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主要目标是发展”，

因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12]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邓小平理论围绕其核心的三大理论系统。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总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3]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4]

2、经济发展出发点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5]

而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经济发展格局论，即邓小平多次论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

4、经济发展战略论。邓小平以跨世纪的战略眼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16]邓小平还在1982年就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7]同时也是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5、经济发展动力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8]

同时，邓小平还从生产力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6、经济发展手段论，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

7、经济发展条件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0]

8、经济发展立足点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坚持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1]

9、经济发展保证论。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

10、经济发展协调论。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

第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

邓小平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3]“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4]

2、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论。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25]

3、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6]“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27]

4、民主与法制统一论。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

的。”[28]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化与法律化的统一，是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9]

第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针。

1、“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邓小平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31]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32]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同时还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5、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力保证，邓小平指出：“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要切实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要靠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一切丑恶现象。[33]

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关于外交战略的理论，也都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都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即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展开的，都是保证、有利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实现的，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118页; [3]第101页; [4]第252页 [5]第116页; [7]第171、172页；

[8]第364页; [9]第373页; [10]第370-371页; [11]第64页; [12]第244、284页；

[13]第116、63页; [15]第2页; [16]第251页; [17] 第9页; [18]第370页;

[19]第373页; [20]第210页; [21]第3、78页; [22]第202页; [23]第379页;

[25]第164、176页; [26]第221页; [32]第110页; [33] 第156页。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8篇

一、“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命题的立论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法学界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等内涵相同的命题。我国已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于1985年4月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强调理论研究要符合中国国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比较法学家沈宗灵先生在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法学基础理论》中也曾提出：“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或法制，还是以这种法或法制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都应具有中国的特色。”法理学家孙国华先生也明确提出我国法学工作者必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而奋斗。”[1]他们并就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了精彩的论述。与此同时，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主题之下，就如何理解“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观点[2].后来，有些学者在强调法学应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针对“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必要性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就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我们认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简单类推或套用，更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给中国法学涂上的一层流行色，而是基于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思考，对其丰富的思想内容、伟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向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和世界意义的反思和前瞻，而提出来的。这一命题应当说是成立的。理由如下：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其他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在地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的理论表现，我国法学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实践或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可以的，但用“中国特色”去标识或主张法学理论，则说不通。我们认为，实践与理论是统一的，制度与观念本质上也一致的。如果我们的法学理论不具有中国特色，那就意味着：或者作为法学理论之基础的实践没有中国特色（果真如此，那就要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代替之）；或者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的，而法学理论却远离或脱离了这种实践（果真如此，那就要放弃这种理论，而用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代替之）。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个严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这个理论体系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了包括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指导，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雨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这个体系中含有丰富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法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整个理论体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形成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法学不可能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第三，在逻辑上，中国法学是以古今中外一切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否则，它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或民族的偏狭性。但是，如同任何国家的法学都是以本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为主要对象一样，我国的法学也是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法律体系、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为主，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各个分段遇到的法制建设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立足点、重心和归宿必须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文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重心的差别决定了各国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不同，并使各国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自己的特色。实际上，与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学比较，我国法学的中国特色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历史上的法律文化传统是每一代新人形成自己的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价值标准、法律行为模式的起点。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和积累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法律文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沉积、遗传、传播，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法律神经和血脉之中，构成了特有的民族法律文化。它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对法律的态度、情感和期待，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其超稳定的认知结构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学思维。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从事法学研究，我们的法学不可能不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自己的民族品格或民族性。即使近代法律思想史上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家和法学家，也难以摆脱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中华血。

第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只有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构架、基本观点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创，才能在世界法学中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谈得上对世界法学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我们的法学仍象以往那样仿效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照搬其他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则中国的法学永远不能成为在世界法学中平等对话的主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命题和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任务，其目的还在于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法学”的束缚，推动中国法学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初衷是提出一个与僵化的、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根本的目的在于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促进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这一特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今天我们提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怀有同样的目的论。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意义

从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集中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全面的长期的指导作用。在法学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的理论为根本指导，并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领域的每个方面。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法学的指导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方法论层面和理论基础层面。

（一）方法论层面。这里的方法着重指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在这个意义上，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就是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基本观点和原则，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法学研究中，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求是，勇于探索，敢于冲破陈旧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才能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解放思想不是蛮干和胡来，更不是对既有的法学理论采取虚无主义，轻易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当前法学界解放思想的重点，仍然是破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有的某些观点的教条主义理解；抛弃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错误观点；破除法律本体论、法律价值论上某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排除姓“资”姓“社”、“马”与“非马”之类抽象争论的困扰；以此实现从“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到“敢”字当头的精神状态的转变。

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势必继续妨碍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也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拓前进。在法学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并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作为建构我国法学的理论基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倡导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最先进、最科学、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在于一方面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未来，另一方面它能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和凝聚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从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我们要善于结合我国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新出现的法律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中积累起来的立法、执法、司法的经验，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任何情况下，发展都是硬道理。这个思想不仅适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适用于思想和理论建设。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种社会理论只有适应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发展，才能坚持得住。

第二，一切从实践出发，为社会实践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的，实践性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从邓小平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锐敏地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3]从事法学研究，应当象邓小平同志那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关注法制建设的实践，概括实践经验，为实践服务。法学（包括其法理学在内）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其价值以至其生命力直接存在于与实际相结合、为实践服务之中。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其他领域的社会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例如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等法律实践，以及传统法制观念的变革，科学的、现代法制观念的培植等；思想理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破除僵化、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警惕右的社会思潮的干扰。当前尤其要联系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提出运用法律机制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实践需要法学，实践是法学的“本”和“源”。只有贴近社会生活，一切从实际出发，忠实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对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并注意在社会实践中应用、检验、修正、完善理论，法学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社会的承认和重视，也才能够不断地从实际生活中汲取营养，保持勃勃生机。

第三，坚定不移地实行“三不主义”，切实贯彻“双百”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就是在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基础上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在学术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处理本来不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把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为“封资修”扫除，把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争论，一概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与经典作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不同的观点或看法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些作法完全违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极其严重地摧残了科学文化事业，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他反复强调要实行“双百”方针，保障学术自由。实行“双百”方针是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我国法学以往取得的成就都与实行“双百”方针，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自由、平等的讨论和争鸣分不开。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结论：与政治生活领域一样，科学文化领域最可怕的也是禁锢思想，鸦雀无声，或者是在某种压力下的异口同声。没有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没有活跃的学术和理论研究氛围，就不会产生出有生命力的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有在与不同的法学思潮和学术观点的论战中，才能得到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真理，就不怕争鸣。如果一个观点、一种学说，一争就倒，那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冒牌的、唬人的或借助权力因素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难免有错误的观点、理论出现，这并不可怕。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说理争辩，错误观点、理论终会被克服，被战胜，马克思主义的优势一定会经过斗争而保持和发展。可怕的倒是禁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错误的或者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冒充正确的东西而垄断思想领域。我们要认真总结在实行“双百”方针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实行“双百”方针，以推动法学进一步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法制论文第9篇

关键词：西方现代范式；马克思主义法学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5月初，邓正来先生的一本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再版了。早在2005年，邓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反思。为此，邓先生一共在《政法论坛》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①，出版并再版了个人专著。诚然，在该著作中有许多观点颇具启迪，但也有某些重要观点仍值得商榷。其中最具有使命性的问题是：中国法学/法制真的缺失了理想图景吗？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真的缺失了吗？

邓正来认为，现代中国法学以“四种研究范式”为代表，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以及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他们因深受西方现代范式之影响，以至于无力为中国法制/法治提供一幅作为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1]3。笔者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武断和简单化之嫌。这“四种理论模式”，都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事业而作出的理论努力而已。我们既不能因“四种范式”借鉴了西方某些法律文化要素就将其等同于西方现代范式本身，也不能把“学习西方”简单等同于“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笔者相信，以上四种范式的主要代表者，也不会认同自己是缺乏中国主体性思考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体现者。

由于邓先生文中选择的“四种理论范式”被简单地划归为“西方现代化范式”，所以才会得出中国法学研究者缺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判断。为了厘清和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试图对四种模式理论进行剖析，以此来考查其范式是否为邓先生所界定的“西方现代范式”。

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研究范式，发端于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1988年版）一书，该书认为，法以权利为本位，而道德以义务为本位。此后，其“权利本位”的话语被进一步讨论，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思考。通过分析发现，张教授所言的“权利本位”并不是邓先生文中所称的“西方现代范式”。张教授所讨论的背景是基于“社会主义新型的权利本位”，而不是邓先生所指的西方现代范式。张文显教授也强调“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优越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2]。其在另一文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3]：“权利和义务是法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关系的基本要素。因此，首先只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本质和法作用的原理，才能理解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作用，权利和义务，不管其种类、形式多么不同，其实质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价值准则和利益标准”而规定的；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在立法时就认真考虑法定权利和实在权利的统一问题，即权利的可行问题”。显然，张教授提出的“权利本位”是基于社会主义背景下讨论的研究范式，而不是西方现代范式的资本主义“权利本位”，邓先生似乎曲解了张文显教授的本意。

“法条主义”被邓先生界定为：“中国法学中，主要是在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部门领域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法律专业技术的力量”[1]65，并把它理解为：“这股力量发展主要是根据欧洲大陆法、日本法及台湾法以及相关问题的相关文献的中国阅读’或‘复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关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逻辑解释活动，并为中国全面展开的立法工作或者法律修正工作提供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手段”[1]6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此种结论是非常武断的，完全缺乏对部门法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追求的整体把握。

以私法为例，民法知识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历经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的发展；现代民法知识体系已经相当发达[4]。民法知识体系拥有民法之理念，如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并不像邓先生所界定的那样，法条主义只是追求概念清晰和逻辑结构上的自洽，此种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因此，不能把中国民法研究仅仅等同于法条主义。如果简单地把中国私法研究等同于法条主义，那就与中国法律发展史严重不合。马克思主义法学早就深刻揭示了法即是利益的表现，中国各部门法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而开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部门法研究，因此不能简单等同于法条主义。我们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无不都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邓先生认为，“法律文化论”是“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他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去追究这些制度安排后面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社会方式等文化上的‘根据’。于是，梁治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强调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赖以为凭的‘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在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上的‘同’或‘不同’之中求文化之异的路径，在我看来，确实如梁治平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以辩异为基本路径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1]137。邓先生把“法律文化论”简单地理解为以一种“辩异”为进路的“文化类型学”的研究，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梁治平先生之初衷。因为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民族的法律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5]；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比较不同法律制度，才能发掘和运用中国法律文化资源。我们也不赞同邓先生所持有的如下观点：“梁治平将辩异的参照指标转换成为中国法律制度或中国‘文化类型’之判断的做法，其根本目的乃在于以西方的概念或观念为标准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1]257相反，笔者认为，法律文化论，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文化视角来强调法律制度建设必须重视和发掘法律的文化土壤，运用优良的法律文化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导向“西方现代化范式”。

在笔者看来，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两者之间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邓先生也认为，此种研究范式也是深受西方现代范式所“支配”。致使苏力“没有能够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同时，看不到、甚至没必要意识到他在‘为贡献而贡献’的法学观的支配下以‘剪裁’或‘切割’的方式对各种中国现实问题所做的‘非中国化’处理”[1]20。苏力教授的初衷在于：“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意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6]6从该论述中我们发现，“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在于强调中国法治建设，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挖掘和融合中国自己的法律文化传统及经验实践，而不是仅仅简单地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

总之，以上“四种理论模式”都是针对中国法治问题而作的一种理论探讨，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一种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及倡导。但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得出，学习西方现代先进法治经验都必然会陷入“西方现代范式”，进而致使其无力为中国法律提供理想图景的结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形成与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不断地开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艰难探索[7]。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法制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邓先生分析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只选择了1978作为起点，裁剪建党、建国以来的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这不符合历史的整体性。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更何况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法学/法制迎来了新的春天，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也获得了丰富的内容，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道路。分析1978年以后法学发展的历史，就可明显地看到早已存在的这个“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我们至少可以把中国法学发展的1978年以后这段时期，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为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征程。在党的十二大中明确提出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始终是坚持民主和法制，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法制，不是走西方的模式。而邓先生则强调，“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1]2。这显然是有悖事实的。中国法学/法制乃至法治实践，一直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理想。党十三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党的十三大中，第一次提出了法治的“十六字方针”，为中国法学/法制的发展描绘出更为具体的蓝图，也为中国法学和法制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总之，应当通过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这是防止“”再次历史重演以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十三大报告还明确提出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党政机关职权必须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的理想图景。

与此同时，“1978年中共中央转批的《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议纪要》明确提出‘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中国人民法律系等一大批政法院系先后恢复招生，法学蓬勃发展。1980年，各类设有法学专业的学校有21所，到了1983年发展到35所，1989年则达到了106所”[8]。同时，“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第64号文件――《中央关于坚决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个文件第一次使用了“法治”的概念”[9]。在这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学界打破禁锢，解放思想，大范围拓展研究领域，重新确立新的法学研究思路。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了全方面的法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了各个部门法学科的研究组织，加强了学术交流。同时，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新观点，培育了中国法学研究的生力军，初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发展模式，在学术与法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快速发展。另外，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这是中国法治事业的一个里程碑[10]。这部宪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凝结了众多老一辈法学家者的心血，它标志着中国法制与建设开启了新的征程。

（二）深入发展阶段

1989至1998年的十年里，随着党的十四大召开而明确提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党的十四大明确要求，必须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秩序，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法制秩序；严格执行宪法法律，明确确定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加强执法监督，防止，提高和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突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监督要求。这也表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直都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要求。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而邓先生在其文中强调，中国因法学建设受制于西方现代范式之影响，必然会导致无法提供自己的理想图景[1]3。

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二零一零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十五大还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加强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进一步地被具体化和明确化，同时也向世界宣誓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建设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也为中国的法制提供了指向标，中国的法制/法律从来就没有缺失自己的主体性。而邓先生在文中强调的“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主体性的中国’”，这样的论断明显缺乏依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得到宣告，这为中国的法律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中国法律理想勾勒了蓝图。同时，这十年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大学的法学教育也取得显著的成就，大学培养法学人才的院校到“1989年则达到了106所”[8] ，一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进入到法学学科从事教学和科研，这也极大地促进了在2010年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理想蓝图的形成。

（三）繁荣创新阶段

1999年至今，这十余年是中国法学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是中国法学发展逐步走向繁荣创新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党分别召开了十六大、十七大、十。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报告中，继续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突出强调了加强对党政干部监督的重要性，以及建设高效、廉洁的法治政府的愿望。换言之，中国的法制建设始终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动摇，紧紧围绕着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而开展法制建设。

党的十七大也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强调，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条件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法学/法律的理想图景。同时，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在科学研究、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法律体系日益完备，同时也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基本蓝图。随着国内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法学界对世界先进的法治经验采取了广泛吸收、兼收并蓄的态度。党十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里的亮点在于突出强调了司法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

总之，从1978年至今这三十多年里，中国法学/法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法学事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工作路线，立足中国国情，紧紧围绕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现社会和谐等时代主题而展开，不但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也广泛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法治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三十多年来法治事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它凝结了几代法学学者及法律工作者的智慧。如今，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以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其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法律体系）；其二，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而这些巨大的法学/法制进步，在邓先生的文章中不知是“有意还是刻意”地被忽视了[1]3。笔者认为，此种研究极不妥当，也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发展的原则与前景

在“邓书”中，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指出理想的图景，甚至中国的理想图景是什么仍是个疑问！然而，我们认为我们一直拥有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即中国法律/法制一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实际，围绕着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断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形成中国人民的法律理想图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蓝图逐步被勾勒出来，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被修正和完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会始终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法律现象学科的总称[11]。

马克思主义法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法律现象分析而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法学观。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它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阐明了法律现象产生及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法学既体现了阶级性又包含了科学性，反映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要求。从时代到邓小平主政时期，再到、领导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在不同时代和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特色理论指导的中国法制实践。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把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而在邓正来先生的文章中只强调了“经由26年的努力，中国在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重大的成就，而其间最大的成就之一便是把我们关于法律或法律秩序的思考从‘阶级斗争范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1]51。邓先生此种描述中国法学的概况，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尽管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但是在整体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上的有力保障。毋庸置疑，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印证了中国法律制度保障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法学成就，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给忽视，或者被概括为“这种分析却是一种我所谓的‘政治―法学’分析路径……”[1]52此种概括是不妥当的，何况“法学的阶级性”也不等同于“法学以阶级斗争为纲”[12]。

因此，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以回应那些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质疑。

第二，立足和回应中国具体实际的法律问题。

什么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中国能否构建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邓正来先生认为中国受到“现代化范式”的分析进路影响，无力去认识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都是在紧密地结合中国特殊国情而展开的。如中国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中，不仅大胆借鉴了德国大陆法制度和英美普通法法律制度，而且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创设了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如所有权制度体系的多元化、平等保护原则等法律制度②。

在这诸多的法律实践中，我们始终都坚持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以问题带动思考，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既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就可以彻底加以解决的，也不是继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就可以应付得了的。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必须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发挥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以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理想蓝图。

第三，吸收和融合中西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

纵观世界各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现代的法治国家都广泛地吸收国内外成功的法治经验。学习先进的法制自古有之，如“在罗马，情况大致如此相同。公元前450年，在罗马法制定十二铜表法之际，也曾事先派出调查团前往希腊，研究索伦立法，据说罗马的立法还曾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城市进行希腊法的研究。而且在万民法（Ius Gentium）中，也受到希腊法的影响，并采用了地中海商人之间通行的商业习惯”[13]21。这说明在先进的罗马法制定中，也广泛吸收了当地先进的商业习惯和实践经验。同样，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里，“该法典还是结果深思熟虑吸收长期历史发展的成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南部成文法……”[14]正如著名比较法学者大木雅夫教授所言，“一般而言，伟大的法典都是过去灿烂的法律文化的结晶，但是却很难形成孕育应然的未来社会的种子，法律编纂的这种历史命运，在《德国民法典》中也得到了印证”[13]200。

吸收国外的优良法律传统及制度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融合本国固有的法律实践智慧及法律文化传统也至关重要的。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尽管历经朝代更替、编修法典，但是从秦汉至清末，法律的优良传统自古以来，始终一以贯之[15]。这也契合了法律是民族的精神，法律深深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代表民族的特性的认同。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理想图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吸收中国本民族的法律传统，整合历史上的实践智慧，为形成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特性”而提供智识上的源泉，同时也能增添法律智识的民族自豪感。

第四，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与中国法律实践相结合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理想图景下实践而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邓先生文中反复强调中国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严重受到“现代化范式”的影响[1]6，笔者认为其观点不符合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证伪了邓先生的论述，不管承认与否，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都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发展方向。而这种中国特色主义法律实践智慧的形成，不应该被邓先生所言为“实际上是中国论者――对‘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移植’和遵照，……”[1]83无论是中国论者，还是西方论者，都无法否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智慧的总结。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凝结了理论部门学者和法治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代表着集体智慧的结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单借鉴了西方现代法学的先进理论，而且精巧地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16]；不仅吸收了“西方现代化范式”的精华，而且也巧妙地融合了中国“本土资源”[6]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个五个方面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是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法治经验，也是结合了中国特殊国情而形成了集体智慧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四、结 语

中国的法学向何处去，这样的一个宏大命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的。在面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时，邓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结论”[1]259，也没有给我们指出去向何处。在邓先生的文章中，只是强调了中国是因为受到“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才导致我们“无力”意识到我们没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致使我们无法寻找到中国法律自己的理想图景[1]3。这是一种缺乏历史事实的判断，难以让人信服。

笔者认为，“西方现代化范式”不但不会阻碍中国建成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会加速我们法制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中国快速地形成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邓先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判断，是因为他把“四种范式”都简单地理解为受制于西方现代范式。邓先生分析的“四种模式”，不应该都被界定为西方现代范式，因为“四种理论模式”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形成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因此，我们需要重申，如果要思考中国法律问题（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17]。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现实，尊重历史才能尊重问题，脱离中国的历史现实，我们将无法谈理想，那只能是一种梦想。笔者还要重申，我们从来就没有缺失过“法律理想图景”，只是经历过挫折。我们始终坚信不会依靠西方理想图景，也永远不跟随西方的标准。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法律图景内涵③：一是我们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指导；二是我们必须面向中国自己的法律现实问题；三是我们必须广泛地吸收和融合中西先进的法律经验；四是我们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及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我们的法学只有拥有了这些内涵，才可以对话世界，并贡献出中国人的法治智慧。这，才将是我们中国法学的去处！

注释：

① 这四篇文章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中》；《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苏力“本土资源”的批判（下）》；《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续）》。

② 在中国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不但广泛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法治经验，而且也非常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参见王利明的《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③ 关于法律理想图景，有不同学者提出意见。参见顾培东的《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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