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1篇

〔关键词〕健康心理学；健康教育；心理健康

一、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健康教育目标

健康教育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对教育效果作出评价［2］。健康教育的核心是使人们树立健康意识，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减少或消除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健康教育应该从中小学做起，在不同学段开设健康教育课，让学生成为身体健康、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完整社会人，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将学校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学校建立健康教育推进机制［3］。健康生活理念需要从小培养，中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是健康中国的中流砥柱，培养中小学生的健康素养应当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当前的学校教育重心是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学生的健康状况关注度不够。如今，校园中的小胖子随处可见。为了减少日后患肥胖症、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概率，学校应对此加以重视，做好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提前预防。健康心理学理论预防疾病的思想尤其突出，以全新的角度阐释疾病与健康的关系，强调“治未病”［2］。该理论认为，我们不应该等到身患疾病时才去反省日常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要时时刻刻有预防疾病的意识，保持身心健康。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应以健康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预防为主，提高学生的健康素养与健康教育质量，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日后的健康生活打下基础。

二、以强化健康信念为关键内容

当前，中小学生健康教育主要以宣传与普及健康知识为主，忽视了健康信念的培养。健康教育工作的难点在于将健康信念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了解了健康知识以及预防疾病的一些手段，但是在理解以及运用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在健康心理学知信行理论中，“知”代表“知道”，要正确认识健康知识；“信”代表正确的信念与积极的态度；“行”代表行动，改变不良行为，形成健康行为［4］。健康心理学视角下的健康教育应该以强化健康信念为关键内容，以宣传普及健康知识为辅。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成长

健康心理学强调运用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来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身心健康问题［5］。在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了解中小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生理发展日益成熟，心理发展相对滞后，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为：他们既要求独立自主，同时又对父母和老师有着深深的依赖；自我意识逐渐发展，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能力、学习成绩、人格、情绪特征等，并且有很强的自尊心。因此，在开展健康教育时，除了传授健康知识、强化健康信念之外，教育者更要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心理成长。

（二）发挥校园文化的教育功能

中小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是他们主要的生活和学习场所。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对学生健康信念与积极态度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学校应开展健康知识小课堂、疾病预防我在行、火灾地震逃生演练等活动，建设有利于学生健康信念养成以及积极品质形成的绿色环境。

（三）充分发挥班集体力量

知识的传授与行为养成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以健康行为养成为出发点，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学校教育主要以班集体作为组织形式，班集体的力量对学生影响巨大。学校在开展健康教育教学工作中应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创建健康的班级文化，在班集体中多开展健康主题活动，通过群体力量带动个体的健康发展，强化学生的健康信念，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

（四）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协调

在当代健康中国大背景下，各中小学除了配备卫生保健教师外，还应充分发挥生物教师、体育教师和心理教师的健康教育作用，在生物课、心理课和体育课程中渗透健康教育。坚持问题导向与健康需求相衔接的原则，围绕学生的需求，针对学生的主要问题，合理选择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确保健康教育取得实效。另外，健康教育教师应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学生做出表率。课堂教学是传授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渠道，课外实践是践行健康知识和技能的主要场域。学校要结合课堂教育教学内容，合理安排健康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健康知识的运用与良好行为的形成。

（五）发挥网络的教育力量

在开展健康教育时，要引导学生正确利用社会媒介资源，尤其要注意引导学生科学利用互联网这一资源，通过浏览互联网网页、关注与健康相关的公众号等方式，了解科学的健康知识，逐步培养自己的健康理念。

三、家校社联合，开展健康教育

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与所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认为环境有四个系统，分别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以及宏观系统［9］。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工作不能仅仅依靠学校，需要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多元的健康教育团队。健康教育团队应当集合教师、家长、社区卫生工作者，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意识的形成，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健康教育目前主要依靠学校的力量，通过学校的宣传，引导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除此之外，还要协同家庭和社区，共同做好健康教育工作。教师与家长应经常联络，协力合作。同时，发挥社区卫生机构的优势，充分发挥社区文化的健康教育功能。社区卫生机构可以在寒暑假组织开展各类丰富的活动，让学生感受健康的重要性，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19][美]盖斯特马丁著， 龚文庠，李利群译. (2006).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Martin， P. G. (2006). Communicating Health: Person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 (trans. By Gong Wenxiang and Li Liqun.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3篇

[摘要]：本文从介绍健康传播的历史入手，从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主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重要的会议和代表人物等方面论述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指出国外健康传播研究趋势为以下四个方面；媒介的传播效果、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新兴媒体中的健康传播及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国内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实践领域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包括：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健康传播史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等。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worldwide based on the books, periodicals, journals, major symposium,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key scholarships. the author finally concludes the research tendency abroad towards four directions: firstly,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media; secondly,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hirdly, health communication in new media; finally, the communication with marginalized cultural groups. meanwhile, national research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topics including media effects, organizati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health communication centered on “doctors and patients” relationship,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health emergenc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history, specific health communication issues concerning of aids, euthanasia, homosexuality,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c. and so on.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history；present；tendency

传播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行为。传播学的开山祖师施拉姆说：传播是最繁忙的交叉口，但许多人只路过而不逗留。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开始迅速发展。健康传播学就是医学与社会学在路过传播学这个交叉口时“逗留”下的产物。21世纪是健康的世纪，越来越富足的人类，开始关注人本身，健康已经成为大众、政府和学者一致关心的议题。健康传播就是要满足大众对健康信息的渴求，而传媒在传播健康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健康传播的定义有很多种，有学者从人际传播方面给健康传播下定义，认为健康传播是病患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治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m. roger s）则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类型涉及到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在美国健康传播领域有两大分支：一是“健康促进”，二是“健康服务递送”。前者的议题主要是以媒介和大众传播为主，后者主要是以医患关系和人际传播为主。美国国家癌症学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给出了以下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收集、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上述各种定义从不同方面强调了健康传播的各种特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性。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历史

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健康传播在学科构成上非常多元及杂糅。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法律、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大多数者认为，美国是健康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 j.法夸尔 (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家 n.麦科比 (nathan maccoby)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实施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 (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shdpp)，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everett m.rogers，1994）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重要的理论组成。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传播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这一试验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1991年，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 the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设立了专项基金和健康传播办公室，开始组建全国范围内的健康传播机构。1972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 ( 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成立，后易名为“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该小组奠定了健康传播的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也使健康传播学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1973年，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编辑了第一份简易专业性刊物《国际传播学会简讯》，专门刊登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扩大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在1975年举行的国际传播学年会（ica）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0世纪80年代，“预防艾滋病运动”标志着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届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的著名学者和研究基金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也成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在80年代健康传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同一时期，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研究的人员构成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所占比例为一半；其次传播学研究者，约占25%左右；最后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占25%左右。（孙晶，2005）

一般认为，某个学科的成型必须有专业书籍的出版、专业协会的成立、专业课程的开展 以及专业刊物的发行作为标准，而健康传播从 70年代诞生至今，经历了一系列的飞速发展的过程。首先是专业书籍的大量出版。第一本有关健康传播的理论著作是 1984年由著名的传播学者kreps和thornton撰写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 health communication ： theory and practice)。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健康传播的发展。

其次是有关健康传播的协会的建立。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会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美国设置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很多健康传播分会成员同时加入sca“健康传播委员会”。再次是与该学科有关的专业会议的召开 ，这是该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的必备条件。同年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健康传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1986年又召开了由国际传播学会ica和牛津大学合办的“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会议，以及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举办的 “医患传播”会议。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美国大学中健康传播学专业逐步设立，目前明尼苏达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都开设了健康传播传播学课程，而肯塔基大学、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已成为全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根据全美传播学协会的不完全统计，全美高校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学博士项目和40个硕士项目。（everett m. rogers，1994）美国著名的健康传播结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

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其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开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的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为9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传播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

现阶段，国外健康传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手段相对与发展初期也更为科学，笔者通过浙江大学的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proquest和web of science中分别输入“health communication”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查到相关论约数十篇，经分析总结，新时期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研究问题的具体化，更加注重实证研究

健康传播在上世纪70-80年代成立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对学科发展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内容的日益丰富，研究人员开始把侧重点放在具体问题上，研究某一事件甚至事件中某一过程的传播规律，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如有学者通过调查基于数字媒体的健康传播问题，对数字媒体在促进健康饮食、减少肥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通过195名志愿者对两个社区进行为期6个月的调查，认为数字媒体在促进人们的健康生活方面较传统媒体有很多优势，因此应该发挥数字媒体的优势，促进人们合理科学的生活习惯。[1]同时lee等学者调查了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与人们去看医生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网络健康传播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促进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的去看医生（lee，2009）。此外针对陪护人员与病人之间通过网络的交互行为日益增多，tustin对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进行交流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病人认为陪护人员网络的使用程度和服务质量以及满意度呈负相关性，但是医生的网络使用却和服务质量以及病人满意度呈正相关性，因此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加强陪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实际交流（tustin，2010），该论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应陪护机制的合理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其实最近几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以及《健康传播期刊》上面的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健康传播的细节问题。

2．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近几年来健康传播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注重研究健康传播信息的心理认知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健康政策。例如h. wang等对人们对禁烟广告所产生的个人感知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相对与非吸烟者来说，吸烟者对禁烟广告的关注情况要更高一些，因此应该针对吸烟者加强禁烟广告的传播力度（h. wang，2010）。针对酒后驾车问题的日益严重，ebina同样对不同人群对酒后驾车态度的差异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考虑到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信息的感知的差异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健康传播的效果。（ebina，2010）该研究对健康政策的制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提到了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kathryn green的《communicating health： strategies for health promotion》是一部研究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策略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健康素养的理论和模型、文化因素、大众媒介、信息技术以及评价标准等诸多因素，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健康传播的文化内涵，从政治、经济、心理以及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健康传播如何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激励人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gazmararian等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理解了人们对临床试验信息的关注，该研究将风险信息寻找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risp)应用与人们的健康决策中，通过分析临床试验固有的内在风险，他们认为参与临床试验是一项风险——收益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指出该研究可以用于指导相关健康传播策略的问题制定（gazmararian，2010）。随着人们对健康传播认识的不断深入，健康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还有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将会加入到健康传播研究的领域，因此预计以后该方向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3．关注边缘文化群体

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davis等学者对非裔美国人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了研究，以往认为在健康传播的研究中可以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相同的群体进行对待，但调查发现这一群体的健康文化、行为以及信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然后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细分模型（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bics)，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某些现实现象（davis，2010）。学者adeline研究了美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老年人当中存在着两级分化的现象，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文章考察了网络对老年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学者leung研究了针对肥胖儿童的健康传播问题，提出了使他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的传播策略，并研究了传播效果的评估模型以及传播策略对儿童所产生的心理影响。最后作者认为该策略能够给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知识的良好学校环境，从而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跟这种趋势类似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关注某一单独的群体，如吸烟人群、酗酒人群、特殊心理疾病人群的健康传播问题进行研究，以发掘跟特殊群体相关的特殊规律。而burton认为在健康知识的宣传策略方面应该根据种族、文化、教育状况以及不同人群的认知水平的差异进行宣传，文章讨论了一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模型和方法。文化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基于不同群体的健康传播研究是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burton，2010）

4．研究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地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深入，很多问题的研究需要有精确的度量，因此不可避免的要使用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如在2008年由美国健康协会（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组织了关于健康传播和饮食习惯之间关系的研究。mccormack等学者考察了公众健康素养度量问题，对以往的度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去除了那些在度量中表现不好的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等方法得出了25个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网络的健康素养度量模型（mccormack，2010）。fairlie通过电话采访了330名年龄在18-25岁的大学生，根据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周末酒会较多、年龄21周岁以上和公众交通工具供应的不足是导致酒后驾车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学应该加大对学生在饮酒方面健康引导的力度（fairlie，2010）。larkey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语言进行了量化研究，文章主要是关注口头交流语言，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方法利用相关指标对交流语言的质量进行评估，得出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反应实际情况，文章中的方法也可以拥有书面语言（如病例、处方等）的研究（larkey，2010）。nan等学者研究了禁烟广告和烟民的吸烟习惯之间的关系，对未吸烟的人群将来的吸烟趋势进行了预测，同时对吸烟人群未来的戒烟趋势进行了预测，该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nan，20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使用的手段日益精确化，注重利用数学方法来定量的研究健康传播问题。

5．重视网络等新媒体对健康传播的重要作用

针对数字媒体的使用日益增多的现实，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数字媒体对美国健康传播的影响，指出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有效的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等因素。van对互联网健康传播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相对与传统媒体互联网能将健康信息传播到更多的受众，而且信息获取的费用也相对较低，研究进一步指出通过网络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最后作者探讨了互联网正面引导的方法（van，2010）。nora j通过对2020个健康成年人的信息产品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指出互联网和电子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是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然后利用上述现实对目前的健康传播效果模型进行修改，认为信息产品的使用应该在模型中占据较大的比重。michelle lisa研究了普通人健康知识的获取来源，主要研究了网络对健康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首先询问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然后让他们上网查询相关内容后重新回答相同的问题，通过比较差异来研究网络如何对人们健康知识的架构产生作用。健康传播的研究跟传播所依据的载体密切相关，随着信息传输技术的进步，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工具和交流方式，因此这类的研究将永远随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

目前，国外健康传播研究也有一些学者继续关注健康传播的传统问题，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内对健康传播进行基础性的研究，如电视禁烟广告的研究、传播语言设计问题研究以及健康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等。另外，从检索的相关文章中还可以总结得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艾滋病、性病、和与性健康相关的研究仍然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首要地位，关注抽烟、饮酒、癌症等健康行为相关的健康传播议题也很常见，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多样，主要是问卷调查法、个案研究、内容分析、文献研究、实验法、访谈法等。社会营销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是主要采用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目前国外健康研究的范围界定模糊，也缺少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这些都是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

（二）华人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现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起步较晚。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1990）、（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1991）、（台湾）中华传播学会（1996）及中国传播学会cac（2002）等。台湾传播界（以ccs为代表）起步较大陆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研究和探讨。

1.台湾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就华人社会来说，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相关学术成果以台湾方面为优。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关注健康传播研究，直至今日已汇集了相当一批专业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其中较主要的研究学者包括陈世敏、徐美荃等人。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议题深入探讨。同时，作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的《新闻学研究》也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定为“健康传播”研究。[2]从研究的成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的成员，但新闻传播研究学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

当前台湾在健康传播学研究领域，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传播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健康传播学研究的议题变化，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健康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力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1999年夏天，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了传播学系，并决定了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将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陈世敏，2003）。2001年，台湾济慈大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和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

2．大陆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

我国大陆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研究取向。

传播研究方面学术专著来说，目前我国尚没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的译著，仅有的只是一些以“医学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等为标题的译著。这类书籍尽管在内容上对健康传播而言有可借鉴之处，但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别。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的《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communication health：personal，cultural，and political complexities)一书，是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著作，此书系统地论述了健康传播与个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但由于是英文影印版，国入研读起来仍有些费力（盖斯特•马丁，2006）。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专著，目前可以检索到的只有北京医科大学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和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光明、王官任编著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2008年2月，学者张自力所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自 2000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杂志首次发表“健康传播论文” ——《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之后（张自力，2001），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传播学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在学术研究方面，张自力是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健康传播学并将其理论应用到我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于2001年撰写了《廿一世纪中国健康传播展望》，之后又陆续撰写了《“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他在《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划分模式图，通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健康传播的12个领域，并归纳出今后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重要课题。 （张自力，2005）此外，近几年我国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论文还有：《中国媒介的大众健康传播1994--2001年(人民日报)“世界艾滋病日”报道分析》(陈丹，2002)，以人民日报为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如何呈现与建构艾滋病相关议题；燕晓英在《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2003)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仍旧散落在各个卫生部门和高校院所，至今国内的健康传播研究仍然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韩纲的《传播学者的缺席：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十二年——一种历史视角》(2004)，通过对1991年至2002年中国大陆主要发表健康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的分析，初步探讨了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整体状况，揭示了传播学者的缺席是其中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渐渐兴起。2003年 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 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月10月，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卫生部新闻办和美国疾控中心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传播论坛”在清华大学成功举行，该论坛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关于“健康传播”的学术论坛，它不仅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健康传播的进一步关注和健康传播意识的提高，而且引起了我国传播学学界对健康传播研究的迸一步关注。以后每年定期召开，已以“婚育新风进万家”、“健康传播与疾病预防”、“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和“疫苗安全”为主题，成为国内外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7年 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201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安妮伯格传媒学院共同主办2010年健康传播暑期学校，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介绍健康传播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国内前沿动态。

目前，在中国普通高校的医学院尚未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而中国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也除了清华最近新增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外同样没有单独列出“健康传播”专业。健康传播的研究缺乏基础平台的支持，制约了教学、科研和专业人才的培养。目前仅有的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靠分散在各个高校的个别学者。现在有少数高校策划或已经成立健康传播中心。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和台湾济慈大学都相继成立此类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对等成立“健康传播与社会福利研究中心”，致力于为社区研究和中国健康产业把脉，从而成为率先介入健康传播学科领域的中国高校。中国科技大学也于2004年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健康传播中心”，依托本校的学科力量和平台资源，结合外部力量，探索当代大学生的健康培养模式，探索社会公众、社区、企业、城市的健康传播发展模式。2010年11月，在清华大学和卫生部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我国首个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该中心已经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增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批准。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传播学本质上是医学卫生和传播学的一门交叉融合学科，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来为自己服务。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来看分析，未来健康传播学有将会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纵向是指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横向则是指医学、公共卫生学、卫生保健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融合（盖斯特•马丁，2006）。国外的健康传播与中国的健康传播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健康传播起步较国外晚，加之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医疗水平和国民素质等差异，国内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有所差异。

（一）国外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这些年，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迅速而稳健，并已进入黄金期，与传播学中大多数分支领域一样，健康传播的早期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证实“传播学在健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面。但这远远不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全部。将来的国外的健康传播研究会更关注健康信息的有效传递、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新媒体也将带来新的健康传播方式及新议题。此外，对边缘性文化群体，如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等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1.媒介的效果研究将仍然会是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

对于健康信息的传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相距较远的所谓“非强制性接触议题”的信息获取，绝大多数来源于大众媒体，在国外这部分的研究议题涉及大众传播健康传播的形式、内容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相关研究理论包括议题设置、社会学习理论使用和满足理论。涵化理论、沉默和螺旋理论等（孙晶，2005）。

2.如何增进医患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未来健康研究研究的重点

医护人员本应担任着为大众提供权威性健康信息的重任，随着患者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强化和传播链中受者地位的凸显，从患者角度探讨传播内容、效果的研究日益成为主流，涉及个性化传播（差异传播）研究、医患关系与患者知情权等研究内容日益热门。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医患间的互动交流因为各种原因呈减少趋势，虽然现代社会人们几乎处于一个构建媒介的拟态信息社会，但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毕竟是去化人性化的，医患之间人际的交流是为患者心灵、治疗病患最有效沟通方式，所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构建新的医患交流模式并将成为将来的研究重点。

3.新兴媒体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不仅给健康传播带来了技术上的更新，也带来了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更新。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它不仅兼具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交往的特点，又有两者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在有利于健康传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更为健康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很多研究议题。从目前看来，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4.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少数裔人口以及某些亚文化群体。针对非洲裔群体在美国认可人口中所占据的比重日益增多，因此，对边缘性文化群体的关注也将成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

健康取向与传播学取向形成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主要分支，由这两个分支领域展开的主要研究内容占据健康传播研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是建立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律以及公共卫生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基础上的融合而成，这就注定了健康传播研究的多维性。其中最主要的维度有传播学维度、社会学维度、公共卫生维度。健康传播学是多维度学科的对接、产生了多元的研究领域，并丰富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国内健康传播学学者学术成果分析，在众多的子领域中，以下领域是当前和未来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

1.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大众传媒健康传播的传播形式、内容和技巧研究，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和模式建构，以及效果研究等。

2.组织健康传播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组织健康传播载体（墙报、讲座、宣传小册子、海报）的内容分析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形式与策略研究、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效果相比较研究等。

3.以“医患关系”为中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医患关系研究是人际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点为医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方式、内容、策略、效果及信息不平衡等。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人际传播、话语权力、知情权等很多内容。

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这一部分的研究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教育设计和效果评估、健康促进计划策略研究、健康传播材料的制作等。

5．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外部环境研究的议题主要涉及健康政策制定与公众健康的影响研究、卫生保健政策的研究、健康传播法规研究、医患关系中的法律权益的研究等。

6．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涉及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健康、疾病和死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其解读及对健康传播的影响、健康传播的人文特性和文化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健康传播比较的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在健康传播过程之中的文化差异等。

7．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对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涉及危机事件发生的原因、机制与体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危机发生后的有效控制传播等，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8．健康传播史的研究。这里的健康传播史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健康传播研究史研究，另一个、是健康传播实践史研究。

9．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健康议题的研究。

以上国内研究方向不仅是当前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健康传播领域面临的重要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每个研究方向对应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研究子领域，而是多个子领域的结合。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和推动将会为未来的健康传播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张自力，2005）。

[注释]

[1]参见网址：http///pqdweb?did=2179562451&sid=3&fmt=3&clientid=41483&rqt=309&vname=pqd

[2]徐美苓，《健康传播在台湾》，（台北，2004），第526-529页.

[参考文献]

[1] rogers,everett m. (1994).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8(2),pp.208-214.

[2] carmen r.(2008).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processing health information in narrative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 messages. ph.d.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3] riet, j.van’t.(2010). investigating predictors of visiting, using， and revisiting an online health-communication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vol.12(3). pp.37.

[4] lee, chul-joo and hornik, robert. c. (2009). physician trust moderates the internet use and physician visi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4(1),pp.70-76.

[5] tustin, n. (2010). the role of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15(1). pp.3-17.

[6] wang, h. (2010). selective exposure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 of anti-tobacco campaign messages: the impacts of campaign exposure on selective percep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vol.25(2). pp.182-190.

[7] ebina, r. et al.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health education in kushima, japan . global health promotion，vol.17(1),pp.5-15.

[8] gazmararian, julie. a. (2010).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tool for health pla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93-101.

[9] davis. r.e. (2010).a new audience segmentation tool for african americans: the black identity classification scal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5),pp.532-554.

[10] burton, d. (2010). perceptions of smoking prevalence by youth in countries with and without a tobacco advertising ba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6),pp.656-664.

[11] mccormack, l. (2010).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a pilot study of a new skills-based instrumen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51-71.

[12] fairlie, a. m. (2010). socio demographic,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in a sample of us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218-232.

[13] larkey. l. k. and hecht, michael. (2010). a model of effects of narrative as culture-centric health promotion .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15(2),pp.114-135.

[14] nan, x. and zhao, x. (2010). the influence of liking for antismoking psas on adolescents' smoking-rela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25(5),pp.459-69.

[15] 张自力（2005）.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九个方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 [zhang zili (2005). nine directions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5). ]

[16] 孙晶(2005).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评析.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un jing (2005). a review of american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

[17]徐美苓(2007).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传播”主体性的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0)，第148—153页. [xu meilin (2007).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0), pp. 148-153.]

[18]陈世敏(2003).健康传播话从头.传播研究简讯（台湾）,(1). [chen shimin (2003). brie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aiwan). (1). ]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4篇

一、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将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把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员干部学习的重中之重。运用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重要读本，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

全力提升理论学习质量和理论宣传效果。开展“厚植理论沃土行动”。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抓好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设，推动《学习规则》的贯彻落实。制定理论学习安排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运用中心组学习（每月一次）、集中培训（每月两次）、个人自学（每月不低于三次）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展开放式、研讨式、参观式学习并写下心得体会。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以讲促学、以考促学、以用促学“三促”长效机制。大力抓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学习强国”“舒兰资讯”平台的推广使用，将覆盖率和活跃度等情况纳入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在4月25日前建立10个全系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示范点、5个基层宣讲工作联系点。积极组织一线理论宣讲， 10月1日前各单位组织开展一次“理论创新和辉煌历程”主题宣讲活动，把理论宣传阐释与新中国70年伟大成就展示紧密联系起来，并优选出5个优秀宣讲点、10个优秀基层宣讲员，以上所有活动要组织好签到簿、课件和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二、扎实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活动

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歌咏汇演，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新时代”主题征文、演讲等宣传活动，激发卫生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开展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教育引领新时代青年为舒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三、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进一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严格执行《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加强文化、舆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

建立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述职述责等各项制度。强化自检自查、专题督查和反馈整改工作，推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和“一岗双责”制度的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以省委、吉林市委巡视巡察发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为重点，建立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清单，推动相关问题有效整改。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严密的信息审批流程，全面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净化网络空间。

四、参与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的主流舆论

为发挥市电台、市电视台、“舒兰”“舒兰资讯”等主流媒体作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积极做好平台的推广使用，每月择优报送新闻1-2篇。市卫生健康系统将继续加大“舒兰卫生”微信公众平台国家政策、健康资讯和各单位工作动态的宣传力度；各卫生健康单位全年至少上报12篇以上工作信息或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抓好整体设计，利用好新媒体传播网络，加大信息传播覆盖面，形成立体、融合、多轮宣传攻势。单位稿件在国家、省、地区、本市媒体刊登的，年末考评中酌情考虑给予加分。

五、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做好革命遗址、遗迹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利用老黑沟惨案遗址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等历史遗迹，组织开展参观和教育活动，坚定爱国信念，激发报国情怀。

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宣传力度。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增进全民共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大力抓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工作落实。

推动公民道徳素质提升。落实《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深化“舒兰好人·引领风尚”主题实践活动，在卫生健康系统宣传 “舒兰好人”“舒兰好人标兵” “医德模范”先进典型事迹。各单位要积极向上级推送参加评选活动。加大对典型的宣传力度，通过典型示范引领，激发医护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各单位要在6月份在委网站、微信等官方自媒体开设一期“最美医生”或“最美护士”专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系统内落地生根。各单位组织开展“中国医师节”“5.12国际护士节”集中宣传活动。与医政医管部门及医疗机构密切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医务工作者的仁心仁术、家国情怀及大爱无疆的高尚情操。组织好签到簿和宣传、影像资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及时上报局党办。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5篇

关键词：体育；健康；竞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275-01

体育与健康，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其现实的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的谬论与存在很大的实践误区。不指出这些谬论不解决这些错误的实践问题，体育与健康事业就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并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歧途。

一、竞技有害论与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

竞技从来就是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来源地，竞技中的大众竞技，从来比一般的体育活动与锻炼具有更大的健康意义与作用。关于大众竞技的决定性与优越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法看到：

第一，大众竞技是公认的体育比赛项目，具有技术的标准化、国际化，具有游戏特殊自然之比学赶帮的组织与可比性质，因此，它决定了体育的项目文化价值，决定了体育的文化性、技术性与国际化、社会化程度，决定了体育的性质与效能。

第二，大众竞技比一般体育锻炼更具有竞技的要求性与练习的难度、强度、量，更具有社会综合能力的运用性，并且，众所周之，没有为健康体育拼命的，除非是重病患者；而大有为好玩、为比赛或竞技拼命与付出的，大有为全面发展拼命与付出的。因此，大众竞技或学生竞技，具有比单纯健康的体育，具有更加显著的锻炼价值或健康效能。

第三，大众竞技是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体育活动，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具有严密竞赛组织性作引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而这种以“公平、公正比赛”为核心的群众运动、人民战争，无疑更加成倍地决定了体育的刺激性、决定了更具时间密度的体育规模。

第四，大众竞技是社会化很高的通用体育，因此，决定了市场体育、终身体育、阳光体育等的广泛展开与巨大效果。因此，大众竞技，在宏观上决定了体育项目的社会性与未来、决定了体育教学的社会性质与未来效能。

第五，大众竞技是比体育健康模式更体现有竞争特点的体育模式，能够更好地培养与发展学生的竞争意识、竞争能力，有益于尊重规则的习惯培养；有益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益于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从而有益于竞争意识、习惯、能力的培养。

二、唯体育健康论与现代科学健康论

体育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健康方法，简单枯燥的体育运动更没有那么大的健康功能。其实，健康是多源的，现代科学健康论是全面的。通常，我们的健康来源于“现代生活健康方法，现代体育健康方法，现代全面综合交叉健康方法，增强体质方法”。

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现代体育健康方法和增强体质的方法之外，特别要指出的是：

第一，我们必须掌握生活健康的科学方法。一方面，人要健康，首先在于或根本在于“减少生活或生命的折损”。寿命及其年龄特征是健康最根本重要的标志，而人只要没有任何折损，就能活到175岁，就能达到最大的健康目的（不能活到175岁的原因，就是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折损）。折损是对健康、体质、寿命最重大、最深层次的破坏。常常十年健康抵不上一次重大折损，一贯健强抵不上一刻生命。能够保持身心与寿命的完好，就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健康。另一方面，人要健康，主要的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修身养性。要善于平衡生心；要善于合理运动；要善于适应或改造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

第二，我们必须掌握全面综合交叉健康的基本方法。

中医、西医、体育，可谓是人类三大健康的特效途径与方法。其中，中医主要是从根本上进行日常的疗养与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特征和自然、社会的特点，利用食物、酒、中草药、中医疗法，对人进行调理，总体上属比较温和的健康方法。西医主要是从现象上进行对应的解除式治疗，其方法主要是根据人体身心理症状，利用手术等物理方法和药物等化学方法，对人进行急救，总体上属于比较暴烈的健康方法。相比之下，体育属于最自然阳光的健康方法，其方法主要是利用物理运动与社会活动的巨大力量对人的身心进行刺激，通过刺激获得巨大的健康效益。对于中医、西医、体育这三种健康方法，我们必须区别对待与合理运用。

三、结语

显然，竞技有害论和唯体育健康论是我们认识与实践中的谬论与误区，它严重地误导与损害了体育健康事业，必须加以批判与纠正。然而，现代大众竞技决定论和现代科学健康论，才是正确的现代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正确的健康科学观与方法论，并运用它去更好地指导我们的体育与健康实践。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6篇

关键词： 党组织管理方式 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发展

党组织是学校的政治核心，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负责学校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参与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并支持和监督校长行使职权，协调学校内部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办好学校。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党组织在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同时，更要利用自身优势，立足本校实际，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其中以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党组织日常管理中是当前党组织给力教师健康发展、快乐成长的重要方式，对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1.党组织创新管理方式，以专家引领为导向，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水平

人是学校教育教学事业发展的主体，能否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学校发展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学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业务素质的提高及校园和谐才能快速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教师因工作、生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产生工作上的情绪化、生活中的堕落化、人际关系中的冷淡化等不良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人力资源的内耗。

党组织作为协调学校内部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重要力量，要针对社会现实的发展，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坚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提高教师心理的健康素质、舒缓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近几年来，我所在学校党支部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抓，每学期都固定邀请全国著名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周红五、郑日昌、钟志农、王国荣、章毓光等来学校进行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协调、工作适应性等为主要内容的讲座及个别教师心理辅导，效果很好。据统计，学校原来有9位教师因工作压力而产生压抑的心理问题、有4位教师因家庭关系而产生郁闷的心理问题、有7为教师因人际关系紧张而未能在学校很好地发展，学校党组织及时邀请有关专家为他们做心理健康辅导。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几位教师都走出了阴影，在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2.创新党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时充电为抓手，培养优秀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一是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系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党组织要积极引导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学习，为教师外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创造机会，同时向教师推荐心理健康教育书籍，及时为自己充电，引导全校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二是党组织要求教师不但要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而且要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和学习，大大提高了教师自我心理健康水平，这确保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有先进的、前沿的科学理论指导。但是，如何把先进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细化、具体化为可操作知识就需要进行实践操作，必须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为此，学校党支部建议教师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并注意把它们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不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研究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论文撰写，为学校教师的健康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理论和第一手资料。

在学校党组织的引导下，我所在学校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有作为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这些教师不但为同事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指导，而且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辅导，为校园“人和”环境建设提供了师资保障。我所在学校党组织从周一到周五都安排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在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为学生做心理健康咨询或辅导，为学生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最大的帮助。

3.创新党组织管理方式，以开展活动为载体，舒缓教师工作和生活压力。学校党组织除积极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外，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努力促成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把教职员工的注意力、兴奋点不断引导到学校发展的整体目标上，让学校的办学目标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理想。

近年来，我所在学校拨出专项资金建设了室内乒乓球、羽毛球馆、塑胶排球场、篮球场，为教师的文体活动提供场地。学校党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重大节假日组织教师进行登山、长跑、趣味运动会等比赛，以激发教师的潜能，挑战极限。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仅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加强了教职工之间的深度融合，而且提升了教职工的心理健康素质和文化品位，培育了教职员工的团队精神，凝聚了教职员工同心同德的办学激情。

4.创新党组织管理方式，以家长辅导为支点，营造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最重要领域，家长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些家庭夫妻关系不和谐，“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一些家庭夫妻离异；部分家长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识和手段，以错误的观念和方式来要求孩子成龙成凤等都在孩子心灵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孩子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如何引导家长构建和谐的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孩子的观念，提高自我教育孩子的能力，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一个温暖舒心的学习环境，直接影响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

我所在学校党组织利用家长会、家长约谈、家访等方式为家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千方百计为家长构建和谐家庭和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而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家长问卷调查反馈的情况来看，家长教育子女的观念、方式、理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和谐的氛围也浓了很多。

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中有序开展，学生、教师、领导自然融入到了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全校学生没有因心理问题而产生过激行为，师生关系和谐、和睦、健康发展，校园文化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培育下呈现出了蓬勃生机、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学校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洪建斌.班级管理社会化的实践和思考.班主任之友，湖北教育学院班主任之友杂志社，2010，（1）.

［2］胡亚.浅谈班级的人格化管理.教师报，2009.3.2，第三版.

［3］季诚钧.班主任工作基本技能训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11，第一版.

［4］李耀志.以德治校：学校管理文化的核心.教师报，2008.10.30，第三版.

［5］九会.校园呼唤“人性管理”.教师报，2002-10-23，第五版.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7篇

展出地点:地坛公园·方泽坛

展出地点:2007-05-18至2007-05-22

国家:中国城市:北京

展馆名称:方泽坛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单位:2007学生营养健康用品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单位地址: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区藏珍阁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010-65285568，65270331传真:010-65270330-8809

邮件地址:jinshizun@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年一度的“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是贯彻卫生部、教育部《关于开展学生营养日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呼吁全社会关注我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引导学生健康发展。为配合本年度“5.20学生营养健康节”活动的宣传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将联合举办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及全国中小学校长峰会；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有奖征文与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活动以及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一、活动概况

举办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主办单位：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营养学会

承办单位：北京金士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活动主题：“均衡营养、适量运动”

副标题：“营养、健康，和谐同行”（待定）。

三、顾问委员会（拟）

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孙孚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王文元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邹时炎国家教委原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名誉会长

闵振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殷大奎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彭玉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高级顾问

四、组织委员会（拟）

主任：杜玉侠

副主任：尚玉香、李蒙恩、王钊、葛可佑

秘书长：马冠生

副秘书长：宋玉芳、张伟、秦闻

办公室副主任：孙兆华

五、博览会介绍

本届博览会是目前国内举办规模最大的学生用品博览会，是企业了解全国学生用品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前景，寻找专业合作伙伴，拓展市场的重要场所；是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塑造品牌、政府公关和商业贸易的绝佳机会；展会搭建开放互动的有型载体，整合行业资源，使“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成为品牌建设、文化传播、经济贸易的无可替代的平台，打造出深受广大青少年喜爱、有市场号召力的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名优品牌的展会。

六、活动形式：

展览：本届展览会展出面积8000平米，400个展位，涵盖了整个学生用品产业

论坛：学生健康用品推荐会、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讲座：“怎样预防儿童超重与肥胖”、“儿童饮食行为与健康”、“营养、健康，和谐同行”、“戒除网瘾，还孩子一个灿烂的明天！”

活动：组织学校学生、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孩子为代表的文艺表演活动（健美操、舞蹈、杂技、演奏等）

七、活动内容版权所有

（一）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2007中国学生营养健康节开幕式

时间：2007年5月18日上午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二）全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集中展示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

展示项目：

营养食品展区——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乳制品、豆制品、休闲食品、饮料饮品、纳米食品、有机食品、保健食品等各种定型包装食品、学生营养配餐食品等；

健康用品展区——学生环保用品、健康背（书）包、环保家装产品、环保家居用品、运动服装保健用品、医疗保健辅助用品、保健医疗器械、健身器械等；

教育用品展区——图书文具、文化用品、电脑（电子）系列、高科技健康产品；

投资洽谈区：企业投资者就全国营养与健康保健产品技术开发、咨询洽谈，学生营养餐工程技术转让及产业投资洽谈活动；

（三）举办2007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

举办时间：2007年5月19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营养餐企业负责人及全国校长峰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0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举办2007学生家长营养知识座谈会

举办时间：2007年5月21日

举办地点：某酒店

（四）学生营养与健康专家咨询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9日、20日、21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邀请青少年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咨询项目：

身体健康类——肥胖、近视、脊椎侧弯、口腔疾病、身材矮小等青少年亚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慢性病预防专题咨询及义诊活动

心理健康类——青春期心理问题、考试综合症、人格障碍、学习障碍、网瘾、各种神经症等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咨询

（五）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知识征文活动（待定）

报名时间：2006年12月1日

截止时间：2007年3月31日

（六）举办学生营养与健康科普图片展览

时间：2007年5月18日-5月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七）“我”最喜欢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活动

时间：2007年5月18-22日

地点：北京·地坛公园·方泽坛

内容：展会现场设置四组投票箱,由参观观众投票选出：2007“我”最喜爱的食品、健康用品名优品牌，调查结果揭晓后，获奖单位由组委会颁发奖牌

（八）2007年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用品博览会闭幕答谢酒会版权所有

时间：2007年5月22日（19：00—21：00）

地点：以请柬为准

八、观众邀请

大会组委会将发出5万张商务邀请信，广泛邀请国内外学生用品、服务相关行业的制造商、经销商、高级采购商、各大超市、商场采购负责人到会，并邀请全国各地学生用品配件及原材料经营市场、批发部、专卖店等组织组团参观采购。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8篇

【关键词】健康德育教育多种形式结合整合实践活动推动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高殊的年龄阶段所决定的高中生特殊心理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学习生活环境和改革开放化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变化发展正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随着与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学习生活的变化，升学竞争日趋激烈，高中生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学习生活等方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并严重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联合国一位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曾指出：“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会像心理冲突一样带给人们持久而深刻的痛苦。”因此在此阶段，能否保证和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身心是否能全面健康发展成长，并对他们终生产生深远的作用。笔者认为，每一个高中德育工作者，应该根据高中生心理特点，结合学校的生源特色，利用学校资源，围绕学校德育工作要求，展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关注并研究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拓展，才能让“健康”这一鲜明的旗帜，高高飘扬于学校这个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一、实践“健康”教育的理论依据

《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第一章“战略部署”中“战略主题”的阐述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现行的《中学德育大纲》已把“具有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开拓进取、坚毅勇敢等心理品质和一定的道德评价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列入高中阶段德育目标，把“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教育――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开拓进取的教育；健康生活情趣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教育；青春期心理健康、友谊、恋爱、家庭观的教育和行为指导；坚强意志品格和承受挫折能力的培养训练”列入高中阶段德育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即心理教育工作者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以及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等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帮助他们化解心理矛盾、减少心理冲突、缓解心理压力、优化心理素质，使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得以正常发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形成良好的个性和思想品质，促进人格的成熟及人生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人”还是“心理品质”等概念，无不明确规定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是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之一；而“立德”“良好”“正常”等词的本质内容，则可以用“健康”一词概括。“健康”一词已是目前社会上广为公众接受的一种科学观点，健康是德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正日益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和时代性。

从“健康”这个角度，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关心学生的个体意识，使德育教育深入到学生个性心理品质发展的微观层面，从而增强德育教育的现实性。心理健康教育正是这样以一种关注学生个体真实生命、更靠近学生心理发展的全新姿态出现，运用独特的内容和方法，让学生在德育教育中健康成长。

二、实践“健康”教育的途径策略

（一）多种形式结合，定位落实健康教育宣传。

比较初中学生来说，高中学生的自觉性、独立性、果断性、主观性显露得较为明显，他们的独立性意向十分强烈，同时各年段学生的性格、气质又各有特点。我们应该针对不同年段学生的一般性特征有目标地展开健康教育宣传；同时，高中学生对外面世界的信息非常敏感，健康教育宣传的落实，最好也能更具有时代特征，让学生印象深刻并行之有效。

1.根据年段特点开展知识讲座。针对高一新生入学后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新的学习方式、新的生活环境、新的角色的适应问题，明确高一年级以良好的适应，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为目标，进行《青春期的人际交往》《如何积极适应新的环境》等的讲座；针对高二学生新鲜感缺失，学习动机模糊，产生疲倦及种种消极沮丧想法以及早恋的问题，明确以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正确处理男女同学间的友谊为教育目标，进行《青春期的异往》《如何度过青春期》等系列的讲座；针对高三学生学习压力不断增加，学习成绩处于瓶颈状态，考试焦虑等问题，明确以愉快的接受，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激发心理潜能，达到自我意识日趋完善的新境界，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能自强自立，积极向上，成熟的人为目标，进行《青春期常见心理偏差及疏导》《远离考试焦虑》等知识讲座。同时，可让校级领导及医保中心负责进行《预防艾滋病》《珍爱生命，远离》《青春期常见健康问题的预报和保健》讲座。这些讲座针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心态，逐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适应环境、调整心态的方法，对增强心理素质以及青春期生理、心理的健康有着良好的效果。

2.结合特殊的日子发放宣传资料。青春期性生理教育、性心理教育、性道德规范教育、性法制伦理教育、性审美教育、预防性疾病传播尤其关于预防艾滋病宣传以及远离、珍惜生命等方面的教育内容，除了专题知识讲座以外，还可以结合特殊的日子，例“国际禁毒日（6月26日）”，“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以健康小册子的形式发放资料，或者结合利用校医务室的有关专业知识资料――《青春健康教育手册》，印发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及时了解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变化、异往的方法等。这些资料一般能让学生印象深刻，深受学生欢迎。当然也可以翻印或在网上共享好的宣传资料，如中国计生协会培训师资的《青少年生殖健康工作者培训指南》、《成长之道》以及《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百问百答――青春期与性》等书籍，教育者可以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宣传，让“健康”的理念根植到学生心中。

（二）教育资源整合，加速凝聚健康教育合力。

现代教育中，教师是教育的最大财富，校园这个有别于其他环境的特有的硬件设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决定了每一位老师“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传递者也应该是的学生心灵的塑造者，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决定了校园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整合教育资源，凝聚健康教育的合力，健康教育的步伐会迈得更迅速，更坚实，更有力。

1.充分利用学科特点，以课堂为阵地点滴渗透健康教育。课堂，是师生沟通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是实现健康教育目标的主渠道。在课堂上，师生之间无时不在进行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重视挖掘教材中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因素，通过巧妙的设计，组织各种活动，使师生之间达到共鸣，在实实在在的教育中推进健康教育。当然，教师的心理素质如何，是否具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将直接影响课堂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教师拥有良好的教学情绪和心理素质，才能创设良好的课堂教学心理环境，让学生在和谐的氛围和愉悦的意境中学习知识，并完善人格。为此，学校要着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训，规定教师必须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基础知识培训，甚至是心理咨询师的考试，从而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提高教师的心理学知识水平。每一个教师都能应用心理学原理，根据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认真备好课，上课时调节自身的良好心态，德育工作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效果，课堂作为德育教育的主阵地，才能真正健康、向上。

2.不断丰富校园文化，以活动为载体逐步推进健康教育。健康的心理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有助于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和健康心理的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表现才华的舞台，既调节学生的身心，又释放学生的潜能。各种社团活动和学科竞赛，可以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精神；校园环境的文化布置，如教室走廊上的名人名言，教室内的励志名言，食堂内的向学生征集的以珍惜、节约为主题的佳句展示，校园各区看似无意实则精心的细节装点，甚至是灯箱和电子大屏幕，这些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让学生在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和文化氛围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健康向上的青春，把健康的宗旨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只有健康的环境，才能有健康的学生。

3.灵活运用校园设施，以主题班会形式创新健康教育。班主任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生动有趣的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班会课在德育教学中，尤其需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维系学生持久的学习热情。高中校园内，多媒体设备比较完善，情境教学、演讲辩论、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音乐欣赏等，都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组织主题丰富的班会活动，改变班会课由班主任讲到底的传统课型，把角色扮演和小品、游戏引入课堂，并经常性开展小组讨论，发挥同伴教育的积极作用，让学生主动地学，有个性地学，在参与中学，学会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学会与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培养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班会课上的班主任也要能放下为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走近学生，以引导者的身份引导学生和自己一齐去探求知识，及时评价学生的学习活动，要把成功榜样、激励等贯穿课堂，激发学生的自信心、自强心，形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

（三）实践活动推动，拓宽校园健康教育发展空间。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加强学生应付心理压力的能力，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融心理预防咨询与治疗，人格发展和情感教育于一体。成功的心理品质教育必定是学生自觉参与的结果，专业的心理辅导则能教会他们模仿某些策略和新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存在的能力或形成更为适应的应变能力，并且能运用此能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走上社会做好充分准备。心理辅导室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让学生由校园理论走向社会现实的直接具体的方法，拓展了学校健康教育的空间。

1.心理辅导室活动

心理辅导室的集体和个别辅导，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间接的引导和直接的指导，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学习、倾诉的平台，既能排解心理困扰，建立师生联系，又能让学生明白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是难以回避的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只有直面自身的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增强自我调节、自我控制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才能正确面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心理压力和身心疾病，并且教会学生怎么做，怎样逐渐培养起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自我调适与疏导的能力，促进健康的心理品质的形成。这是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的真正目的。心理辅导室可以定时定人进行宣传或辅导活动。例如针对高三学生的高考压力，可以在高考前夕于学校宣传窗刊出《高三学生心理调适专刊》；针对青春期女生容易碰到的问题，可以以《写给高一女生》《青春期女生的自尊自爱教育》《心理缺氧问题的分析与解救》为内容，每学年分年段进行女生讲座；可以发一些心理健康调查或测试的试卷，以提醒学生学会寻求帮助，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更可以定时进行个案咨询与辅导，让个别学生的突出问题在具体而专业的咨询辅导中得到真正的解答，为学生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社会实践活动

影响学生素质提高的各种因素中，家庭与社会亦是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家庭教育，它直接与学生健康状况相关联。学校可在校讯通、家访或者电话以及一学期一次发放的《告家长书》中，指导并要求家长能够配合学校促进子女全面健康成长，使之成为学生健康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形成关心、支持、参与教育的良好环境。同时，鼓励并组织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加团市委等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例如每年两次的敬老院送温暖和“志愿者在行动”的活动，让学生的健康教育不仅仅只停留在学校，还要扩展到家庭乃至社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走出误区，培养学生优良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使他们以健全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健康的身心成为对祖国有用的基础人才，从而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成效与水平。

总之，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要求德育工作以健康目的，在宣传发动、资源整合、实践推动中把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德育工作中，不断探讨两者相结合的可能性，对于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论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

[2]汤英峰：《在文明礼仪道德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应该走出哪几个误区？》

日用化学健康论文第9篇

《让子弹飞》的走红不仅让片中的台词成为流行语，为观众自娱自乐提供了有趣的素材，电影中一个情节是否涉嫌“血腥”也引发观众的热议。客观地说，本片的情节与其他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电影相比，皆称不上“血腥”，然而，如今的观众却会为此而感到忧虑，这也揭示了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转向，消费者需要的不再是一个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品牌的品质和形象，而是更深刻、更完整、更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需求，这应该引起营销者的深思。

重拾被遗忘的精神健康需求

社会学家认为，人一生都是基于双方的资本在彼此交往，这里的资本除了通常的经济资本，还包括容易被普通人忽视但却是社会学家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两个资本总量相差比较大的人进行沟通时，无论资本的结构如何，资本雄厚的一方可能会训斥资本太少的另一方：“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可见，拥有雄厚的资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更加有利。因此，在解决温饱后，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产品和品牌的基本动机就是为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往往是指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的数量和质量，而文化资本除受教育水平外，还包括消费者的文化品位。理论上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也可以迅速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但其中的文化品位却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取。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看到的是，一方面，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消费者个人都热衷于关系活动，例如，频繁出入饭局就是人们常见的获取社会资本的“工作”；另一方面，文化资本丰富的消费者需要通过产品和品牌来获取与之品位相一致的符号。社会资本理论为解释消费者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对于那些三种资本都十分丰富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又会显现什么样的特征呢？由于经济资本十分充足，富豪可以自由行走于社会各界，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当然不会少，然而，文化资本的获取却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各色培训和讲座现场，在各类文化活动现场都容易见到他们的身影。此时，能够吸引他们目光的产品和品牌也所剩无几，因为全世界的奢侈品很少有不收入其囊中的，此时，只有一类需求是这些人无法掌控的，那就是能够解密其前世今生，能为指引健康长寿方向和路径的所谓灵性建议。近年来，大量的“养生大师”、“灵性导师”受到热捧，讲授养生之道、身心和谐的各类书籍热销就是佐证之一。

灵性建议的市场需求日益看涨是消费者追求精神健康的必然结果，虽然富豪们的生活轨迹还不具有代表性，但却也是普通消费者向往的。虽然不同时代的产品和服务的具体特征各不相同，但是，消费者需求无形轨迹却如同一辙，本以为可以投入已有的经济资本换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而赚取更充足的经济资本后让自己身心自由，而实际的结果可能是忙碌的一生换来的是身心疲惫，甚至是留下壮士未酬身先死的遗憾，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追求健康生活的目标。可见，就消费者需求而言，精神健康需求是被遗忘的终极需要，精神不健康，再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也无法带来健康的生活。消费者开始反省自己：这个纷繁的世界怎么了？自己的一生究竟需要什么？这些看似哲学意味深厚的问题，其实透露出消费者的终极需求――精神健康。

健康生活方式日益升温

消费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消费方面所花费时间和金钱的方式，健康生活方式就是消费者在健康方面花费时间和金钱的方式。web2.0时代正在彻底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日益升温。

倾听顾客心声来维系顾客的长期关系，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大多数企业听取的是来自顾客投诉时候的声音。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即时便捷，消费者自我表达愿望在各种网络渠道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网络给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来表达需求和评价。自2009年以来，微博迅猛发展，受到了来自无论草根还是名流们的追捧。除本身的新闻价值之外，微博的营销价值也开始受到企业的重视和关注。据调查，微博鼻祖的twitter在2010年已获70多家世界百强企业的青睐，而作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新浪微博也有500多家企业入主。不少通过微博营销以提高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的成功案例见诸报刊，如凡客诚品官方微博中会定时一些赠送活动、抢购活动和名人互动等，大大地提高了这个快速成长的线上服装品牌的影响力。

营销大师科特勒认为，信息时代的交换过程日益趋向于消费者发起和消费者控制，消费者定义自己需要哪些信息，对哪些市场供应品感兴趣，以及愿意支付的价格是多少。半年前，“凡客体”的一时火暴，这种病毒式营销为广大营销人员所津津乐道。但连凡客诚品CEO陈年对这一广告文案的发展局势都表示意外。凡客的无心插柳引发全民调侃凡客活动，也正反映了现而今消费者追求表达自我和自由的愿望。“凡客体”正是提供了人们展示创意的机会，并直接通过广大网民打了一场漂亮的品牌传播战。在信息网络中，企业激发人们的新想法，通过网络蜂窝式的传播可以大大地节省企业的营销投入，并可以借此进行良性的市场导向和企业价值传播。

凡客是通过网络的一呼百应来推广品牌，而另外一家企业，豆瓣则直接通过给予用户自由创造平台而传递企业价值。豆瓣从2005年开始试运行至今，用户数已达数千万。豆瓣网用户可以自由发表书评、影评和乐评等，而且所有内容的分类、筛选、排序均由用户决定。正如豆瓣网“自我说明”中道明，豆瓣没有编辑，没有特约文章，没有六百行的首页和跳动的最新专题。豆瓣的藏书甚至没有强加给你的标准分类。没有刻意地制造排行榜，但豆瓣网上的评论却获得了用户高度的信任。豆瓣小组采用随机小组名，给予用户公平的宣传，同时小组自发地创设和加入，真正赋予用户自行传播价值的权力。豆瓣相对于其他SNS网站如人人网、开心网，尚属于小众市场，但从第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品牌认知、消费行为及满意度调查报告可知，豆瓣的保持指数和推荐指数均名列前茅。由此可知，豆瓣用户大部分均会向身边的人推荐豆瓣网站。在web2.0环境下，企业重视用户个性创新，并给予尊重和支持，相应地，用户将会积极响应，热情参与其价值的传播。

传统文化为健康营销提供理论基石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低碳消费”、“健康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新概念应运而生。健康生活方式是一种维持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2009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国际健康生活方式博览会，表明倡导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已上升到政府决策层面。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口比例很高。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养生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传统，然而，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渐渐疏离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向精神健康需求迈进。

健康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健康生活方式需求，儒、释、道三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提供了许多有效的营销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论述，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黄帝内经》，被誉为祖国医学第一部理论经典，长期以来指导着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理论和实践，其核心思想就是防患于未然，“治未病”是医术的最高境界。道家思想更是直接倡导“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健康养生之道；儒家经典之一的《弟子规》则系统地规范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和秩序，从而达到完备个人修养和保持身心健康的境界；佛家则是从因果轮回的角度，主张“不杀一切众生”、“回归本性”的和谐理念，倡导吃素等具体的行为准则。重要的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被写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可见，在我国倡导和实践健康生活方式有丰富的哲学和理论基础，也有积极的政策支持。

从营销的角度看，物质需求的满足已不再是难题，相关的营销理论和概念已汗牛充栋，例如，顾客价值、价值链、关系管理、品牌定位、品牌资产等，但如何满足消费者的精神健康需求则不是从传统文化经典文献中摘录几个句子那么简单，它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些经典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营销者在创造顾客价值过程中，需要系统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运用于产品和品牌营销规划。例如，餐饮、服饰、医药保健、文化创意、体育休闲、旅游目的地、地方特色品牌等的营销都可广泛应用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

根据品牌资产理论，电影植入广告或电视剧植入广告是一种成熟的沟通策略。成功的植入广告策略表明，电影或电视植入广告通过与剧情中融入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而影响消费者心智，其作用不言而喻，是树立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的重要途径。许多公司还专门为宣传自己的品牌制作了具有生活气息的品牌电影，其中不乏著名导演的作品。在一些外国优秀的影视作品中，许多电影或电视剧都有植入广告，观众却不觉得过分，原因就是它们植入的不是广告，而是一种不同文化下的消费者都认可的健康生活方式。例如，通过影视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教育消费者如何使用自救和逃生工具、如何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如何弘扬本国或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如何分享传统文化美食等。

韩剧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宣扬韩国消费者健康生活方式的情节，例如，对韩国料理和饮食文化的大力宣传、对韩国传统医药的系统讲解、对韩式婚礼仪式的细致描述、对韩国著名旅游景点的介绍、对韩国传统服饰的全面展示等，但是这些内容并不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只有那些脱离健康生活方式的植入广告，会让消费者产生“被广告”的印象。生活方式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个性，而影视作品作为理想的载体可以承载健康的生活方式，其中必然会融入与一个民族精神相一致的产品和品牌，这种与健康生活方式相融合的植入广告是追求精神健康的消费者乐于接受的。影视作品的制片人、导演等人物，作为民族文化的“守门员”也应肩负起应有的使命，让本民族的消费者热爱自己的文化；同时，向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介绍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也是树立国家品牌形象的重要一环。

[本文受2010年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课题编号：10YJA630186）资助]

（作者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