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9 16:27:13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法律专业调查报告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主要工作情况
1、全面参与XX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工作
（1）起草拟定XX公司案件的上诉状，参与案件的讨论。
（2）审查各类合同800余份。
（3）参与XX两件专项法律服务方案的报价工作。
（4）负责XX5位实际施工人索要工程欠款纠纷的处理，拟定以房抵债等相关协议。
2、参与XX公司非诉项目尽调等工作
（1）负责XX与XX棚户区改造项目及XX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2）负责XX组团棚户区改造项目法律尽职调查并制作修改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3）全面参与XX项目并购、重组，审查修改交易文件、参加谈判会议以及负责项目尽职调查，出具法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
3、负责XX公司收购酒店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尽职调查报告。
4、负责XX公司非诉项目尽调等工作
全面负责XX收购XX持有的XX5笔债权等项目的法律尽职调查工作并拟定120余页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5、参与XX商业尽调。
独立负责14个商业地产尽职调查并对11个项目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
二、主要工作成绩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工作中能够较好的完成部门负责人安排的工作，能够做到尽职尽责。
2、工作中自身存在的问题
（1）工作细致程度有待提高
在制作各类诉讼文书及尽职调查报告过程中，仍会存在不够细致，论述不准确的情况，没有做到精益求精。
（2）对地产及金融方面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仍然不够
虽然系统的学习并实际负责项目工作，但仍发现，对工作中常用的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还是不够，不能做到有问必答，烂熟于心的程度，需要继续对专业领域知识进行系统的学习。
3、因参与非诉业务较多，庭审应诉能力较为欠缺和匮乏。
三、工作感悟及展望
在接下来的半年工作中我会围绕以下几点来提升自己：
1、工作要更加细致。细节决定成败，律师工作的成败也往往体现在工作的细致和对各个环节的精细把控上。在制作法律文书方面应当细致审核，避免错字漏字，严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案件的论述应当逻辑严谨，对项目不但要有宏观的把控也要有具体环节的精细思考。
2、对专业领域知识进行巩固、学习，全面熟悉房地产法律法规及业务流程，努力按照专业化律师的要求，精进业务。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及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调查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情况等一系列从案卷中无法看到的情况，从而判断其人格特点及人身危险程度，以此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其中，该项制度在检察阶段被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项制度并不直接反映案件的犯罪事实，其旨在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来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及可挽救性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并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时作为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实施情况
社会调查制度早已上升为国际少年司法的原则之一，并被世界多个国家在少年司法领域运用。我国自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开展社会调查制度的试行以来，各地不少司法机关都展开了对这项制度的探索，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将此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普及和发展。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检察系统确定了几家试点单位，每家试点单位基本以全覆盖的形式对每个未成年犯罪案件引入了社会调查制度。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其一切还在摸索之中，社会调查员和司法机关也还在不断地磨合之中，故在该制度试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该项制度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在此主要是讨论该制度在检察阶段的运行情况及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及专门的社会调查员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社会调查制度只有概括性的规定，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对于社会调查也基本属于单打独斗的情况，社会调查员有的由志愿者担挡，有的由团干部兼任，有和司法局、心理咨询师合作的，还有聘请一些学校老师或民间组织的人员来作的，调查员来源不一，素质参差不齐，即使很多社会调查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但其专业化明显不足，即使有一些培训也基本属于浅层次、表面化，在频率上也是偶尔为之。社会调查报告是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辅助证据，一个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和专业的社会调查员队伍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如同案卷中的鉴定结论一样，必须要认证机构及专业人员的鉴定才能够被采纳并具有较强的说服性，如果随便找一个机构就来鉴定，试问这样的鉴定结论如何让人信服呢？
（二）调查报告欠缺全面性
法律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理想和现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调查报告难以达到全面性的要求，主要原因如下：（1）调查时间有限。由于受到案件审查时限的限制，调查报告的制作时间、调查范围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审查批捕阶段的调查报告，法律规定批捕只有7天的办案时限，但实际上除去立案、领导审批时间，还有周末的两天，在承办人手中顶多只有四天时间，如果碰到大型节假日之前来的案子，甚至可能只有一至两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使承办人马上发调查委托函并且次日就带调查员去看守所提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还无法做到次日就能提讯），调查员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2）隐私权保护问题。由于不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在校学生，出事后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没有将事情告知学校，怕学校将孩子开除（目前在实践中已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调查的全面性要求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查员一般会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而放弃对学校、单位的调查；（3）拒绝调查或虚假信息。要做一个全面的社会调查，不可避免的要登门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学校或者同学邻居等，但对方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对调查有抵触心理，不愿配合调查。甚至还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犯罪情况提供给社会调查员虚假的家庭地址、电话等，这种情况在外地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新疆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常常出现，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只能采访犯罪嫌疑人本人，使得调查报告难以客观全面；（4）责任心问题。目前社会调查员的来源比较复杂，其选任和条件也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所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基本寄希望于社会调查员本身的责任心和素质，如果不巧碰到责任心不那么强的社会调查员，那么调查报告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三）调查报告的专业性、深刻性不足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调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调查报告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在专业的心理学家看来，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判断都是个难中之难的问题，而且目前的心理学人格判断大都是着眼于对一个人人格气质的判断，没有关于人身危险性的人格测量表，何况一个人的人格中有不好的倾向也不意味着其一定会犯罪，更无法完全决定其再犯可能性。所以如此专业的问题对于非心理学、犯罪学专业甚至非法律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来说，确实是有不小的难度，造成社会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列举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格式化、表面化，更倾向于重述一些显然正确的普遍真理，欠缺真正有说服性的分析，而据此得出的羁押必要性及再犯可能性判断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
（四）客观、公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
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期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能够有更公正、客观的处遇，而社会调查员不同于公、检、法机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只要有非司法机关的人员参与，就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么？因为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偏向性的，而且根据法律的保密性要求社会调查员不能够阅卷，其采访的对象也都限于犯罪嫌疑人这一方的人员，而不涉及到被害人或证人一方，尤其是在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过程中，感情往往占了上风，遇到比较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轻信其所编造的一些事实，更难以做到完全的理智和中立，很可能只是看到案子的其中一面就下了结论，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五）社会调查的覆盖面问题及司法成本问题
新刑诉法规定的社会调查是“可以”做，目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挑选合适案件做的，有不怎么做的，也有全面覆盖的。到底什么样的案子必须做，什么案子无须做还需要研究商榷。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疆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本都限于对其本人的调查，其亲属要么就是找不到或无从查找，或者即使能够查找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出差的人身安全等问题无法调查，还有翻译的配合问题等等，致使此类调查报告的质量无法保证其全面性和深刻性，而且在批捕和起诉阶段几乎没有区别，导致司法成本的浪费。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也有类似的问题。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
在列举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样一个被寄予了厚望的制度，如何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拙见，希望能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尽一份力量，使其更具有可行性、科学性，能够早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请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机构及调查员的资质问题始终是社会调查制度的硬伤，如果能够在省、直辖市级司法机关、或者团委等部门下设立专门、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并聘请具备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素质的社会调查员，统一编制、统一管理，无疑是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最好办法。
第二，引入专业的心理人员参与调查和评析。由于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特殊性，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分析和评估的过程中，可以帮助社会调查员有效地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并可以作为今后对该犯罪嫌疑人进行特殊处遇及帮教措施的可靠凭据。
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起诉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起诉，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起诉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起诉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1．处理依据性对生产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和处理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按照国务院2007年颁布施行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事故调查报告经过人民政府批复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是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的依据，也是将涉嫌犯罪的事故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
2．行政确认性事故调查认定在行政法学上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在我国还是一个学理概念，现行法律尚未将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使用。行政确认行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行政确认包括非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和独立的行政确认行为。事故调查认定即是行政机关所作的独立的行政行为，其行为效果就是制作生成具有法律意义的事故认定结论。在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行政确认的法律效力。
二、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利用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1．违反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直接采纳事故调查报告的结论并据以作出刑事裁判有违证据裁判原则。应当承认，事故调查报告完整地阐述了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原因等内容。经过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依据经过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应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案件事实只能以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为依据。不经过刑事证据认定而直接采纳事故调查报告结论的做法违反了证据裁判原则。
2．违反直接言词原则作为一项证据法原则，直接和言词原则对证据的法律资格提出了专门要求，也就是所有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由法官亲自接触，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那些未经法官当庭接触，未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的证据，原则上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具体而言，这一原则要求所有提供言词证据的证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所作的庭外证言不具有证据能力。法院如果对公诉方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不加区分地一律采纳为定案的根据，就违反了刑事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
3．在崇尚行政权威的法制环境下，事故调查报告容易成为司法机关办案的唯一依据有观点甚至认为，“事故批复的实施机关，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类国家机关。”这种将司法机关视为行政命令执行者的观点背后所蕴含的司法工具论是不可取的。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法官在面对经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事故调查报告时，怠于行使判断权和裁量权，只对其进行形式审查，几乎不可能改变事故调查报告所认定的事实和结论，以求得刑事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高度统一。
三、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的规范和限制
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利用固然存在上述问题和风险，但完全排斥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做法也不值得提倡。一方面，事故类犯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相比有其特殊性，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和责任的认定上，专业性比较强，行政机关比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一律由司法机关重新调查取证的做法也浪费了本已非常紧张的司法资源。应该将解决问题的视角放在如何对待调查报告的证据效力上，即事故调查报告的哪些内容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被告人、辩护人对调查报告有异议时如何处理，法官应该如何审查事故调查报告。
1．调查报告应附具原始证据材料国家安监总局印发的《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的规定》“经过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的正文部分由组织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在政府网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全文公开，但依法需要保密的内容除外。”据此可知，一份完整的事故调查报告，至少包含了“正文部分”和正文以外的部分。从安监总局法制机构工作人员的相关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调查报告及其证明材料包括主报告及其附具的调查记录、讯问笔录、鉴定报告、物证、书证、视听材料和其他相关材料。所谓“主报告”大致可以视为能够公开的“正文部分”，而调查报告中事实认定所依据的证据，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对外公开。但在刑事诉讼中，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应当为被告人、辩护人、审判人员所知悉。未附有证据材料的调查报告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更不得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
2．调查报告正文不具有证据效力在刑事诉讼中，调查报告所附具的证据材料应当为被告人、辩护人、审判人员所知悉。不仅如此，在庭审中就事实部分进行的法庭调查环节，公诉人应该优先出示调查报告附具的证据材料，而不是直接引用调查报告正文中的文字内容。这是因为附具的证据材料才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第一手材料，而报告正文是行政机关根据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得出的事实认定意见，报告正文不具有刑事证据的效力。调查报告正文只对法官具有参考意义。法官通过审查判断后对于报告主文中的结论意见可不予采信。
3．在辩方提出异议时，调查报告所附言词证据应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关于证据衔接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规定，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鉴定意见以及勘验笔录等笔录类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尚有争议。在事故类犯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对于行政机关在制作事故调查报告过程中收集的所有证据没有异议，法官对其予以采纳，确认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具有证据资格尚不成问题。但如果被告人、辩护人对于调查报告所附言词证据提出异议时，就不能够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应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
风险投资尽职调查报告：
一、团队情况尽职调查
在vc投资中团队是最重要的，vc需要了解了团队成员的方方面面，包括团队成员的经历、学历、背景以及各位创始人的股份比例。
1、公司组织结构图;
2、董事会、管理团队、技术团队简介;
3、管理/技术人员变动情况;
4、企业劳动力统计。
二、业务情况尽职调查
业务的尽职调查是个广泛的主题，主要包括业务能否规模化、能否持久、企业内部治理，管理流程、业务量化的指标。
1、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体系;
2、对管理层及关键人员的激励机制;
3、是否与掌握关键技术及其它重要信息的人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
4、是否与相关员工签订公司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保密合同;
5、员工报酬结构。
三、市场情况尽职调查
创业者商业计划书中的那些关于市场的分析和预测，仅仅是参考。vc会独立地对市场进行尽职调查，vc的市场分析工作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是中立的，通常也是保守的。
1、产品生命周期(成长期、稳定期或是衰退期)及其发展趋势;
2、目标产品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分析(自然更换、系统升级、扩大应用等);
3、核心竞争力构成(技术、品牌、市场份额、销售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等);
4、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
5、主要客户构成及其在销售额中的比例。
四、技术情况尽职调查
1、核心技术名称、所有权人、来源方式、其他说明;
2、公司参与制订产品或技术的行业标准和质量检测标准情况;
3、公司已往的研究与开发成果，行业内技术权威对企业的技术情况的评价;
4、公司在技术开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明细;
5、计划再投入的开发资金量及用途。
五、财务情况尽职调查
财务的尽职调查，可能要算是尽职调查中最重要的工作。它分为两大块:过去的财务数据和未来的财务预测。
1、企业财务报表(注册资金验资报告、往年经审计年报，最近一期月报);
2、分产品/地区销售、成本、利润情况;
3、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说明和资质;
4、对造成财务报表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因素的说明。
六、法务情况尽职调查
提供公司总部、子公司、控股公司、关联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员工合约、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商标备案、诉讼记录等等。
1、国内外与本企业相关的政治、法律环境;
2、影响企业的新法律法规和政策;
3、本企业签订的重大协议和有关合同;
4、本企业发生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情况;
5、企业和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情况。
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________律师事务所
关于________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目录
序言
一、主体资格
二、历史沿革
三、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四、独立性
五、业务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七、主要资产
八、科研
九、重大债权债务
十、公司章程
十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十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十三、税务
十四、劳动人事、劳动安全等
十五、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十六、其他
序言
致:________公司
根据<关于____公司改制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顾问聘请协议>，______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______有限公司(以下简称“______公司”)改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指派____律师、____律师作为本次公开发行的具体经办律师。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______ 年____月____日，本所律师向________公司发送了<________律师事务所关于________公司改制上市尽职调查清单>，收集并审查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所必需的资料和文件;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本所律师前往公司的生产车间、仓库进行了实地考察、查验;就相关问题与贵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员工进行交流;并前往工商、税务、劳动、环保等zhèng fǔ 部门了解和查询情况;参阅其他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小组的信息;遵守相关法律、政策、程序及实际操作。
______年____月____日，贵公司签订了<________公司保证书>，就公司及相关各方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所做的陈述，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本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口头或书面声明、阐述、保证、说明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关文件上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所提交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原件或正本一致。本公司已经确知违反上述保证所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本公司愿意承担因此而导致的不利后果。本报告正是基于上述假设而出具的。
为出具本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报告系依据本报告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截至报告日所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我们将对某些事项进行持续跟踪核实和确认，但不保证在尽职调查之后某些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二、本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仅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尽职调查报告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中某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做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三、对于本尽职调查报告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zhèng fǔ 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尽职调查报告。
四、本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仅供公司拟进行改制及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将本报告外传及用于佐证、说明与改制上市事宜无关的其他事务及行为。
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指由______律师事务所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出具的关于____公司之律师尽职调查报告。
“本所”指________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或“我们”指________律师事务所法律具体承办尽职调查的律师。
本报告分为导言、正文和附件三个部分。报告的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尽职调查的宗旨、简称与定义、调查的方法等;在报告的主体部分，我们将就尽职调查的具体问题逐项进行评论与分析，并给出相关的法律意见;报告的附件包括本报告所依据的由________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文本。
一、主体资格
____________ 有限公司成立于______年____月____日，目前公司的注册资本为____万元，法定代表人为____，住所为______，经营范围为 ______。公司持有______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____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______质量和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注册号为______的<组织机构代码证>，______国家税务局颁发的国税______字号<税务登记证>和______地方税务局颁发的地税字号<税务登记证>。
经本所律师核查，______公司依法有效存续。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二、历史沿革
(一)首次设立
1、________公司成立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设立时的名称为______公司，股东为______、______，注册资本为______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______，住所为______，经营范围为______。
2、股权结构为:
3、验资或评估:
(二)第一次变更
(三)第二次变更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三、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目前的股东和持股比例如下:
(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如果是自然人，则说明其简历(姓名、身份证号、学历、地址等);如果是法人，则说明其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主营业务、主要公司管理人员、最近一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四、独立性
(一)公司的资产完整
(二)公司的人员独立
(三)公司的财务独立
(四)公司的机构独立
(五)公司的业务独立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五、业务
(一)主营业务情况;
(二)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证书。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
(三)同业竞争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七、主要资产
(一)土地
1、土地使用权证号为______，面积______，权属状况______;
2、土地使用权证号为______，面积______，权属状况______。
(二)房产
1、房产证号为______，面积______，权属状况______;
2、房产证号为______，面积______，权属状况______。
(三)机动车辆
1、号牌号码:______，品牌型号:______，车辆识别代码:______车主:______，车辆类型:______;
2、号牌号码:______，品牌型号:______，车辆识别代码:______车主:______，车辆类型:______。
(四)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1、设备名称:______，发票号:______，报关单:______，购买日期:______，使用年限:______，原始价值:______，账面价值:______;
2、设备名称:______，发票号:______，报关单:______，购买日期:______，使用年限:______，原始价值:______，账面价值:______。
(五)知识产权
1、商标:
(1)名称:______，注册号码:______，使用商品类别:______，有效期限自______至______;
(2)名称:______，注册号码:______，使用商品类别:______，有效期限自______至______;
(3)权属状况:____________。
2、专利:
3、专有技术:
4、版权:
经过核查，本所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八、科研
(一)科研人员队伍(项目带头人简历、队伍结构等)。
(二)承担的科研项目。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九、重大债权债务
(一)购销合同(时间、金额、商品名称、违约责任)。
(二)借款合同(时间、金额、合同主体、担保情况)。
(三)担保合同(时间、金额、合同主体)。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十、公司章程
(一)设立时的章程(时间、主要内容)。
(二)第二次修改(修改内容)。
经过本所核查(问题及其建议)。
十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一)公司目前的组织架构如下图
(二)股东会会议
1、股东会议事规则。
2、历次股东会会议时间、参与人员、议题、会议记录的主要内容。
(三)董事会会议
1、董事会议事规则。
2、历次董事会会议时间、参与人员、议题、会议记录的主要内容。
(四)监事会会议
1、监事会议事规则。
2、历次监事会会议时间、参与人员、议题、会议记录的主要内容。
经过本所核查，本所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十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公司设立时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
经理: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第一次变化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第二次变化情况
(四)公司目前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会成员: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学历、职务、工作经历、社会兼职或头衔等)
2、监事会成员: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学历、职务、工作经历、社会兼职或头衔等)
3、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学历、职务、工作经历、社会兼职或头衔等)
经过本所核查，本所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十三、税务
(税务登记证、税种税率表、近三年的纳税申报表和完税证明、享受的减免税情况及依据文件、近三年是否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况)
经过本所核查，我们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十四、劳动人事、劳动安全等
(一)公司员工名册、劳务合同样本、工资表和社会保障费用明细表(养老金、退休金、住房、度假、医疗、卫生保健、教育、工会费等)
(二)安全生产制度、安全事故情况
经过本所核查，我们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十五、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公司诉讼、仲裁:(三年内的已结、未结和可能发生的案件统计表、诉状、答辩书、判决、裁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诉讼、仲裁:(三年内的已结、未结和可能发生的案件统计表、诉状、答辩书、判决、裁定)
(三)关联企业诉讼、仲裁的材料:(三年内的已结、未结和可能发生的案件统计表、诉状、答辩书、判决、裁定)
经过本所核查，我们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十六、其他
(一)公司所获荣誉及证书。
(二)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三)财务会计报告数据。
(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额、净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增长率、非经常性损益)
(四)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及其他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证书和营业执照;上述机构中承办贵公司项目的从业人员名单及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证书;以上中介机构与贵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本所核查，我们认为(问题及其建议)。
谨致
商祺!
________律师事务所
承办律师: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尽职调查中获得的所有资料文本及其信息目录
备注:
1、法律尽职调查报告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拟上市公司是否具备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所以，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应当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的第二章“发行条件”中的各项规定，逐项进行分析。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论文摘要 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调查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一贯表现、成长经历等现实情况，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种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并进而寻求对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处理方式。在我国健全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 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