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从空想到科学等四个阶段，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关键词：建国6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进程创新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的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于。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1］他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远见的重要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战略方面，他提出了大约用5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做的艰辛探索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领导否定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了同志和思想，扭转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亲自主持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于和。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先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与伟大。同样，在他逝世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之世，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一轮全球化空前加速，国际竞争的中心已经从军事对抗，转移到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这一变化，世界各国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力争占据有利的地位。面对时代与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路线、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战略思想，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觉地进行历史性调整，仍然固守马克思的“本本”和封闭的、僵化凝滞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抑制新的生产要素的增长，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打压新的社会要素的孕育，用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锢创新智慧，那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就只能错失机遇，甚至可能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动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产物。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阶段。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当首推。在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后来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看法。第二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就是讲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步和后来的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和更多的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一段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准备的，没有那一段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试想，不推倒三座大山，不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由工人农民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怎么能够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分析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当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有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不是那样发展或者是很不发展的国家开始进行的。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经历民主革命这一段，这种民主革命又不同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序幕。第三个阶段就是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初步探索的阶段。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经过和一段恢复时期，开始进行“一化三改”，即实现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了“赎买”政策，这种改造得以顺利进行，到1956年基本完成。这时，我们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那个阶段，领导全党又进行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而且发表了光辉的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些文章中的很多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指导作用。第四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十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同时，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反斗争扩大化、“”和化运动等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有这些失误，成就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面。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历史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干扰带来的巨大困难，使得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第二阶段是“”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第五个阶段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阶段，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
具体分析一下，这五个阶段有十五个历史关节点：1、1918年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开端；2、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力量；3、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没有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推迟。4、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来虽然改为“具体化”，但当时的原话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1945年七大和抗战的胜利，七大确立了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在全国胜利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6、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7、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和的召开，当时所制定的路线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虽然具体措词可以斟酌，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而且在修改的报告当中，邓小平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8、1957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扩大化是错误的。同时，这个时期我们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9、1966年“”开始，连续十年的内乱给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1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1、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1989年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也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13、1997年十五大召开，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14、2002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产生了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15、2007年十七大召开，使我们党和国家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15个历史关节点中，有两次会议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这就是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历史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胜利的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使我国进入了由邓小平指引的以改革开放为最鲜明特点的历史新时期。
三、历史转折的实现与崭新道路的开辟
历史表明，任何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1976年10月粉碎“”斗争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但由于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严重阻挠，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陷入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代表党心民心，以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胆略和理论勇气，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矛头直指当时在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紧接着，邓小平通过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实践方面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面前终于站不住脚了。这场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978年12月中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作为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的主要历史功绩，一是通过解放思想、打破党内存在的僵化半僵化状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二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厘清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坚持的政治路线，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为历史上的过眼烟云。三是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正确的组织路线，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四是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指出“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时还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指明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使中国陷入严重挫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峰回路转，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次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
有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里说的，为什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呢?其实，只要研读一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就清楚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改革开放的大政策问题，进行一系列的调整问题，特别是恢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讲话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其中一些重要问题都提出来了。此后，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思考、总结和概括，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新的、重要的观点的提出，都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虽然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82年的十二大，但其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应该定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和世界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之中，但是它的基本内涵已经大致清楚。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包括领导力量、国情基础、基本路线、根本任务、制度保证、建设格局、奋斗目标等基本要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的权威诠释。3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但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人民。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国意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强国之路。经过短短30年，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已今非昔比。整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大幅提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效推进，中国已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产生愈来愈大影响的国家，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包括中国问题无视中国存在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民之路。30年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虽然还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全国各族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有了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的明显提高。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中国人民不但腰包鼓了，而且精神状态更加自信、自强了。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健党之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健壮和坚强。正是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工作作风、党的民主建设都有了进一步增强和改善。中国3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这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取得的巨大成功，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是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坚实基础。强国、富民、健党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综合效应”。这种综合效应，在当前这场由汶川特大地震激起的抗震救灾伟大壮举中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体现。正是由于国力增强了，抗震救灾才有了过去所没有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老百姓手头有钱了，才能踊跃地捐款捐物；正是由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才能作出人民赞扬、举世称道的优秀表现。在抗震救灾中高扬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进展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和必然取得的胜利，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意义的一个证明。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价值。曾几何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谷。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非但没有成为“人类20世纪的历史遗产”，相反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在世界的东方蓬勃崛起。尽管一些资本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出于其制度的利害，厌恶社会主义，诋毁迅速发展着的中国，不断发出“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论调，意欲妖魔化中国和唱衰中国。但正如李白的诗句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将会继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不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证明了这个制度的科学性、自恰性和优越性，而且给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自强予人之路，是一条促进共同发展、建设和谐世界之路，因此它的成功不但造福国人而且惠及世界。至此，我想起了剧变以后邓小平说过的一段高屋建瓴、穿越时空的至理名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取得新的成功，就是7000万中国共产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发展；中国道路；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9.
内容摘要：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本文运用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理论与实际的多维连接，主次矛盾的辨证关系与联系发展等方式和角度，讨论了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在起源，和性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法在中国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展现；怎样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文章站在一种本源的角度上，创造性的引入了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物界”式发展道路的概念，进而归纳出了各自的法治道路：即西方的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东方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又通过深刻的剖析，将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及法治道路的变换轨迹划分为七大阶段来进行深入的展示，其中的第六阶段与第七阶段是预见性的提出来的。文章最终把落脚点定位于当今中国所处的法治阶段，点明了当今中国最可利用的法治资源，也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法治道路的具体推进方式。
关键词: 人界式发展道路 物界式发展道路 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 纵深决定型法治道路
序 言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中国的法学家最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当前的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应该说，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在更多的现实的中国人看来，法学家谈的“法”无论从效力上还是从认同的程度上又都倍显乏力。于是在本文中，我试图尝试一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规律的角度引出法治道路的本源，并在理论上介定出它不同类别与阶段的特殊性，进而从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来把握中国式的法治道路的位置与走向，或许这样的方式和理论更适宜并有助于当前国人的法治观念和信念的认可与增强。
毕竟，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它目前处于怎样的进程中，又具体应怎样完成等问题就是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
一 法的缘起
法，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的结晶，一种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漫长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它在东西方不同的土壤里分别孕育成型，并且分别以不同的特性昭之于世，相映生辉。
（一）西方法系的发展
那么东方的法与西方的法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法学的历史：西方法学起始于古希腊，当时，习惯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法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人们认识和感受的对象；同时，古希腊的哲学非常发达，发达的哲学开发了自由民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促进了政治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专门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丰富多采的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作品中涉及到一系列法理学问题，诸如：法与权力理性的关系，法与人神自然的关系，法与利益正义，人治和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等等。从西方法学家的角度，这些问题是法学的症结，永恒的主题。这些法学史上最初提出的问题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对西方法学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古罗马的法律制度是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在罗马帝国前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和复杂的财产关系。法律调节机制和法律秩序越来越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也越来越复杂。法律事务需要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来处理。后来，由于奥古斯都大帝建立了法学家官方解答权机制度，法学家的声誉大震，法学不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成为罗马法的渊源之一。
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上帝的世界观，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之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一直独立的法学消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学思想的消失。事实上，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阿奎那通过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法律思想吸收于神学之中，保存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后期，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注释法学派脱影而出，对法学的保留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十三 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西方法学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和变革。一批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君主或人性看作国家和法律的基础，使法律和法学从天国回到了人间。这个时期法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文主义法学派的产生。他与注释法学派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法律统一化创造了思想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他们成为把古代法学和近代法学连接的纽带。而后，于十七世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在革命中普及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时代要求既需要法学也解放了法学。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更是需要法学。并且出现了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分庭抗礼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反对神权主张人性，反对专制主张自由。也最终奠定了以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等资本主义现代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1〕。从以上的脉络，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进程中，法的发展几乎贯穿始终，其巨大作用显而易见。
（二）中国法系的发展
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法律文化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学研究就很兴盛，并有专门的法学著作问世。其后历代都有丰富的法律思想。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法学始终被包围在封建主义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之中，独立的法系无从谈起。从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角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夏商西周时期出现的以天命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具体呈现为以德配天，名德慎刑的思想和政策。而后，春秋战国的几百年是中国法学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当时各种学说百花齐放，儒，法，墨，道四家都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法家的贡献尤为突出。儒家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个人的统治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哲学论证。墨家以天意乃法为根源的法律观出发，主张以天为法，循法而进；他们还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信念，主张在经济上重视生产，节约，利民，在刑罚上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从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出发，反对制定一切礼法制度，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无为而治甚至断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与希腊圣哲柏拉图的政治法律主张不谋而合。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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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古代法学非常昌盛。但是，这种局面随着秦朝中央集权的专治主义的出现而终止。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在所有思想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一时期，出现了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刑名律学。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律学成为正统的法学，是法学的代表。而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也垄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学领域。法学亦成为儒学论理学的附属〔2〕。
（三）东西方法系的本性的异同
抛开近代的革命阶段而单论及之前的变革历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发展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巨变，但法所呈现的内涵及外在的展现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西方社会进程中的最高统御力量是“上帝”，但是从整体来看，上帝似乎并未深入到人们具体的世界观之中，相反古希腊的圣哲们对各领域的颇具平民性质（缺乏政治色彩）的思想却对社会的发展，法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而中国的最高统御力量是皇帝，尽管皇帝以上还有“天”的存在，但是在百姓心中，似乎皇帝与天是一体的，统御力量的重心在皇帝。东西方这两种神本位思想与人本位思想的根本差别，体现了各自人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探求方式，追逐生存与理想的方式的差别，也是两种法系从概念，内涵，效力，以及发展路径的不同的最本质的原因所在。在西方，法所扮演的“角色”，处于不断的充实之中，并且始终起到了改变人的世界观，推动社会进程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帝仅是一个符号，是一个人们填充对自然探求欲望的寄托，是人们要控制自然的欲望的体现。而他们真正发展的重心在于“物界”（这是我很牵强的给出的概念，旨在表现一种侧重于人以外的大自然为主体，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对自然界不断深入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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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一下中国法系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与西方的法系发展道路恰恰相反。人们探求之路的重心在于“人界”（即一个与前边提到的物界相反的概念，它侧重于从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协作，能力等方面入手；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重于从人的引导驾御为中心从而达到一种与自然的协调的境地）。华夏子孙把统御自然的力量重心放在了人的自身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大道的一统”，“天人的合一”。这种改造力量集中体现在了“天”的儿子——皇帝的身上。由此，一种为了保持这种“人界”道路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则便脱影而出，这便是中国意义上的“法”。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法要以天道德义为核心，以忠义仁礼为指导思想，以刑律为主要内容，因为这里拥有着无处不在的“人界”规律；而少有工商牧渔等以私法关系为内容的侧重于“物界”道路的规范。正是由于驾御人的本性所在，使得中国的带有西方意义的法律规范少之又少，而且效力低下，并且带有强烈的辅工具色彩。如果从相对于西方法的角度讲，我们对此也可以形象的给出一个名词——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至于这种法治道路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阶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体现了怎样的发展规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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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社会的变革规律及法的用
上一章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引出了中华法系，进而概括出了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成因。但是，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的孕育又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纵观中华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及几乎不变的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史页中最重的一笔。由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而是原地转圈，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对此观点，我一直以来都表示强烈的否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及法位于其中的角色。
（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理论根源
首先，孔孟老庄精辟的人文哲学；政治家兵家独到的文韬武略，忠义仁礼的治人思想；诗词歌赋的人文文化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独具的精神财富所凝聚的巨大力量无疑是一道占据着整个人类文明史中的宏伟靓丽的风景线。这些成果尽管是处于封建社会，但是其所阐释和追求的“大道无极”，“天人合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等等崇高的思想文化的结晶早已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封建枷锁，而是一种永恒的真谛，它体现着一种不同的社会演进方式（即人界式道路），尽管不易被察觉，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着。
为了更好的阐述中国特有的法治道路的运作规律的存在，下面我需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探求一下它存在的理论根源：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终级目标是人自身极大的安排事物的能力直至与自然的“合一”。然而，是侧重从“物界”入手还是侧重从“人界”入手，便分成了两种追寻大道的方式。从物界入手，社会的发展似乎要“平稳”的多，“理性”的多。但是起初人文的力量的有效合一与凝聚相对会比较弱一些，其统御人群，发挥集体协作的的力量也小的多。因而，在起步阶段要逊于“人界”道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制约而独自发展，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这种制约就人或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具有巨大的“弹性”。因为，人同万物相比具有独到的特殊性，人是万物之灵，大自然从诞生人的那天起，就将自身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了人的身上，与自然（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各主体之间）的相辅相成，协调循环是易于感悟而又最难感悟的。当意识介入到了这种最高层次的框架边缘时，便会对“小利，小欲”漠然处之（更具阶段性，具体性的表现如中国古代的名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所描绘的境地，这与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及物欲享受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直接作用关系），在构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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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处于封建社会，就具局限性。那要首先看是“物界”道路的封建社会还是“人界”道路的封建社会。就“人界”道路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历史的局限性，而不是囚禁于某种社会某种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因而，由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决定的中国法治道路亦具有这种强烈的“人界”色彩。
（二）人界式发展道路的各阶段概况剖析
以下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历及将经历的各自阶段来阐述不同进程中法的作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是从“人界”重心向物界”重心逐渐转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大致应包含这样七个阶段：一，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阶段；二，性善性恶的深入剖析与对立阶段；三，君本位的忠义仁礼思想体系发展成熟阶段；四，对君本位的批判及对苍生本位思想的初现阶段；五，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六，“天人合一”的“无欲”的局限性成熟阶段；七，苍生本位的思想极大成熟的阶段。这其中，前四个阶段里的法系概念是具有纯中国式的“人界”道路性质的法律。第五，六两阶段的法系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西方“物界”道路的法系概念的色彩，但无论从实际效力还是从深度广度的内容上都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一时期正是第一章所提到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时期。即维系社会发展的并为人们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权力和感召力的重心）依然明显的展示着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色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经历着“人界”道路的渐入顶峰和“物界”道路的逐渐成型直至基本成熟。在这里我从法律的角度分别给予这两个阶段另两个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具体含义下面将阐释）。第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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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界式发展道路各阶段的法系特征
接下来，我们从本源的角度具体解析一下以上的法治进程：就前四个阶段而言，统治阶级为了控御人而研究人，从而在一段时期内（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哲理思维还是儒法的道义权术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法在这里的作用似乎仅仅是维系一种客观的不作为，并未突现其巩固统治角色。而后，从秦汉到唐朝，这种方式逐渐成型，法的作用便为了促使这种统治思想的贯彻保驾护航，也正因为侧重保护的是一种思想，一种礼仪，一种信念，所以法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工具所呈现的单一性就集中体现在了刑律上。而这种信念是统治者生存的本钱和底线，所以就更显得“裸”（即：一旦“越轨”则邢酷法严）。顺势发展，中国人界道路步入了封建社会的人文体制成熟期。与此同时，附属于其上的“物界”道路的发展也随之步入了盛世。集中表现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士农工商等各领域各行业的蓬勃发展（大唐盛世）。但随之尔来的就是“人界”道路的内在弱点的逐渐突现。究其内在原因，可以理解为人界道路追求的是超脱的崇高境地。而这种境地本身就包含着忽略一般“物界”道路的制约规范的特征。其走势即缺乏众多的细节规则的制衡，从而面临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亦可通俗的称为“诱惑”，来自自身的以及外界的），因此其轨迹也是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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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两种阶段交接期，旧阶段处于突破饱和状态，整个过程俱在失衡，其与新阶段的交接转变必然存在着这样的过程：高峰——低谷——直至平稳。这是从“人界”道路的角度看。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间隙期正是“物界”道路成型的端倪。如时期倡导的共产主义模式，在当时极大的凝聚了人民得力量，但是，当这一时期的“人界”道路聚变的根本原因（即生存危机）解除后，“人界”道路又在逐渐的恢复一种巨大的弹性。这种弹性与以往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第五阶段，苍生本位的初始形成阶段）。与此同时，中国也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阶段，因为西方“物界”道路意义上的法的前提是平等和大多数人的人权，而此时的中国在形式上也已经开始了这种历程。这也正是我将又一名称——特型的平等法律的阶段赋予它的原因。而这期间法律的辅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了以下的三个方面，一：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人界式道路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与所有的层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在其极为成熟的局部领域或地区，真正的法治化就有利于系统全面的实施并在之后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这种作用对其他人界式道路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又有着侧面的辐射作用。再则，法律领域内的既为西方采纳又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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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人界”式道路正处于超越第五阶段奔向第六阶段的进程中。那么，相应的中国式的法治道路还要经历哪些坎坷，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克服并完成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的最高阶段，是我在下一章将要综合论述的。
三 中国法治道路推进的历程及方式
上一章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国法治道路现阶段处于第五与第六阶段的交接位置。下面我们具体来阐述一下怎样由第五阶段过度到第六阶段。
（一）当前中国法治阶段的概况及任务
第五阶段的“特型”的原因我们已经论及，是中国人界道路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经阶段。经过第五阶段的洗礼后的法律，代表了相当的民众利益，人民当家做主的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展现。但是重心依然在政府，更进一步讲，在统治阶层（不是阶级，因为在第五阶段的“人界”道路转型后，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了）即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法律的平民性较淡，即便是规定了也难以全面实施。此阶段最为显著的是两种性质的规则的存在：即明规则和潜规则。明规则的载体显而易见，成文的法律规范，政策文本；而潜规则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特权”的集中表现，它将中国“人界”道路中的极具特色的人文思维方式在政权的层面上凝聚。究其本质，中国人愿意追求一种不受约束，无所不为的境地。当这种意识处于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时，则光彩万丈；相反逆潮流而动时，则不择手段。不论是上升还是下降，中国人习惯透过某种束缚追求实质的效用。更进一层，从法的角度讲，即如果不遵循会怎样，怎样才能不守法，追求的是不遵循规范的能力。而西方人则侧重于怎样利用法的规范保护自己。因此，东西方“人界”与“物界”的发展道路的不同，决定着其崇尚的方式的不同，信任的领域亦不同。因此这一时期的法不具有完全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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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演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接下来我们首先需要阐述一下未来的目标，即第六阶段——局限型的平等法律阶段的具体特征。“局限型”在这里并不是指一部分人应遵守，另一部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遵守（那是第五与第六阶段过度期的特征），而是描述了一种状态，是上一章所阐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中的以“人界”方式为引导社会前进的重心的一个制高点阶段（即第六阶段）。这种制高点在中国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上大致应经历以下三次成熟：
第一次，是以大唐盛世为代表的，它凝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代表着一种以人（将人至于神的位置）为中心的统御自然万物的哲理）思想与封建忠义思想的结合。第二次，是以时期为代表的，由于直接的生存的危机与内在的人文力量的弹性极限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已经触及到了一种从社会协作角度的大同意识）的传统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的交融结合。第三次，应该在我们将为之奋斗的第六阶段，这一阶段成熟的标志为“天人合一”思想与“容纳的自然化，人欲的平淡化”的完美结合。下面首先看，何谓容纳的自然化：容纳，这里主要指一种既浩瀚又平静的心态和境地；而自然，则集中表现为一种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客观世界根本规律的很大程度上的平衡。而这里最为集中的是体现在政治人物身上的“大国心态“。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以“人界”为重心的发展进程的极点是在一种局限的生产力水平下（因为还未转移到以“物界”为重心的第七阶段，因而生产力水平不会十分高）达到一种引领阶层（社会力量的重心）的普遍的相对“高能化，高德化”（就前边的人欲平淡化而言）；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法系力量亦能借此机会发展壮大，从而完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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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对以上这些劣根性的破除。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人前进的重心侧重于内，而不侧重于外；侧重于心，而不侧重于物：侧重与人性而不侧重于法律（其原理在上一章的“人界”道路特有的弹性机制中已有阐述）。破除这些弱点，从一般角度而言的方法，主要是在各领域的实践中通过各种强性（党纪，法律）及弱性（政策，教育灌输）的方式，转移人的思维定势，周而复始，增量促成。例如，就其中一弱点而言，何为“缺乏创新”，从哲学的角度讲，万物具有连带关系，万变不离其中，创新从根本上讲也只是转换了一种外在形式，而不创新未必就是不发展，它亦可为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更具潜在力量，等等。类似于这种方式即可应用于“高能化”的历练亦可应用于“高德化”的历练，它对于局部的化解各种欲望，平衡各种心态，增强内在的素质均有着相当的效力。但是因为它具有着更多的权术色彩和逻辑学及心理学色彩，不是本文着力论述的。本文之所以涉及，也是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心的构造的剖析来为真正平等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法治社会的成型，成熟，及主导的转化奠定理论上的根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本文自始至终力图呈现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及西方“物界”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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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
下面，我借用一个新名词“法治本土资源”来描绘中国的法治现状。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共产党又具体应怎样领导中国的法治进程呢？
法治的本土资源〔3〕，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内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从一些人们熟知的基本事实出发，我们可以简单说明一下，中国实行法治的本土政治资源大致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50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由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本土资源莫过于政治资源，莫过于政府力量。而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这种资源的龙头〔6〕。
（三）当前中国法治化的具体推进方式
下面，来谈一下具体的法治推进方式。我认为，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即前边提到的以“化欲呈德，大国心态”为核心内容的高能化，高德化的历练。更进一层讲，是一种具有阶段特色的“以德领法”，“以德促法”的过程。这种无论是一般角度的化解方式，还是对根本上的“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的把握都应首先从共产党内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抓起。因为这一阶层是重心之所在，是中国社会推进动力的最为直接的具体力量和率先垂范的抽象力量的交汇点。
第二层，其一，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灌输，贯彻现代法律法规及法律观念，健全法律体制（这里广义上讲包括各式法律体制，权力运作体制，政府和官员监督体制，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等等，但是这些方式和路径过于具体，而非本文的宏观导向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做详细阐释），促进与世界的接轨;其二，建立和培育各式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人民团体，增强更为具体的维护法律权利的意识和团体力量。尽管从局部上讲，现阶段中国法律很难实现宪法中厘定的宏伟蓝图。但是，也正因为中国拥有独具产生和维系这种蓝图以不同种形式存在的巨大人文力量，促使中国可以走向完美。
第三层，在条件适宜的局部试点，建立既具理想的“高德化，高能化”的领导阶层，又具现代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市民阶层的行政区域。这有点类似于曾经很有名气的大秋庄等典型的“共产主义”村。但是与之不同的是：首先这是在中共及政府的明确计划内有步骤有次序的实施的；其次在区域内用本文阐释的中国“人界”式发展道路理论及由之导出的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理念为底蕴与主导，并在实践中使之能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凝聚力与推动力，以期起到一种引航灯的作用。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同时，一种信念也油然而生：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的“人界”式发展道路与中国展扩辅助型法治道路必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将中国人民引入一个更为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度。
参 考 文 献
〔1〕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一节 西方法学的历史 第11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文显主编的《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法理学》第二章法学的历史 第二节 中国法学的历史 第15页，北京大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参见苏力教授《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6〕该节内容与注释主要引自蒋立山的《中国法治道路初探》的第四节“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后 记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和类型
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社会机制的概念及类型，进而以社会机制规律、原则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我国大众的特点，探索恰当而有效的社会机制。
（一）社会机制的概念
机制的本意是指机器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把机制的本意引申到不同的领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机制。社会机制指的就是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的性能，如果使这些部分之间相互发生一定的关联，就可能形成形成一定的运行方式即社会机制把社会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社会得以运行和发展。
（二）社会机制的类型
社会机制主要有一下三种类型：
1.层次机制。社会的层次机制是从社会层次范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机制就是社会高层运用统一的方式将社会各部分有机统一起来;中观机制就是从社会组织的中层着手，比如，对于国家来说，地区就是中观;对于学校来说，班级就是中观。微观的社会机制是指从社会的各个基层的组成部分着手，充分调动各个基层组成部分的积极性来使社会运行和发展。 2.形式机制。社会的形式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所得出的机制，主要包括行政—计划式机制、指导—服务式机制和监督—服务式机制。行政—计划式机制是指用行政的手段和计划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例如一些红头文件、会议等，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导—服务式的机制是指用指导的手段和服务的手段将社会的各个部分统整起来使之运行和发展，不同于行政命令和计划调控的手段，在指导方面所体现的是管理者对管理的对象只是提供建议，不具强制性;监督—服务式的机制使用更为普遍，综合了前两种机制。
3.功能机制。社会的功能机制是从社会运行形式所发挥作用的角度考察社会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而得出的机制，包括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励机制是指运用激励的手段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发展;制约机制指运用制约的功能把社会统整起来;保障机制是指运用提供保障的手段将社会整合起来运行。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通常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机制，而是综合使用其中几种达到效果。因此在运用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目标要求选择一种或几种使用，并且有效地将他们结合起来。
二、社会机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中的功能
探索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社会机制，对促进道路的大众认知，提高道路的大众认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宣传解释，使大众能够知道并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作为国家的一种社会机制，首先会在其思想理论层面上全力解释或表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文化观念等，全力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主导价值观。认同的第一步首先要认知，因此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众认同，首先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大众知道并了解这条道路的内涵、依据、合理性。而我国的大众无论是在年龄、文化还是职业方面都千差万别，要达到普及大众的效果，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的力量，利用社会机制的功能。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机构、新闻媒体以及个人相互配合，共同宣传，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社会整合，充分发挥社会各部分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真正实现大众认同，就不仅仅是认知而已，而是让人们感受到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沿着这条道路能够使国家不断发展，能够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人们带来切实的利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整合社会各部分力量。从国家到个人需共同努力，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各方面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而通过一系列有效手段构建的社会机制，能够整合社会力量，使宏观、中观、微观形成有机的整体，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认同的进程。
（三）加大参与，在实践中更有利于认同
社会机制的层次机制中分为宏观机制、中观机制和微观机制三个层面，微观机制就是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以达到预定的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进程，更是需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亲身参与其中，才会更好地理解并认同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更清楚自己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职责。例如，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和要求制定一系列政策前，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建议;制定过程中，让人民代表积极参与;实施过程中，使人们参与其中并给予监督。这样一方面，使人们充分体会到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另一方面，更有效促进大众对党各项政策的理解，进而加强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
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做出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又增加了新的内涵，特别是在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新增的这一建设性目标，还是原有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的发展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过程中，要突出人民的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也要注重大众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让人们在认知和实践过程中实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宣教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一）宣教机制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过，认同的前提是首先要认知。宣教机制就是社会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社会大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在使人们知道内涵的基础上，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条道路的特色之所在，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同时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非政府组织及舆论媒体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和舆论媒体积极推动。
首先，政府一方面要实行政务公开，让人们及时了解国家正在实施的方正政策及其实施成效;另一方面，将中国夜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制度化，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规定，让人们在了解制度的过程中了解道路的内涵。其次，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学校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国情教育、时政教育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课本、进课堂。最后，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新闻特别是互联网能够有效传播信息。在当今信息时代，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速度快、容量大、影响面广的优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普及给大众，并及时传播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奋斗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另一方面，制作并播放关于党艰苦创业历史的影片，提高人们对现今制度和道路的认同感。
（二）公众参与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众认同的社会机制要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目标要求，必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体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制定及实施各项政策时，应保证公众参与其中，公众参与不仅能为决策者提供意见建议，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而且通过亲自参与，公众能更加理解并认同国家实施的方针政策，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可实施性。
首先，要实现公众的积极参与，就需要国家制定法律制度，确保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其次，公众参与不能仅仅体现在过程与末端，而应包括在立法及政策、制度中充分体现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和行为参与四个阶段的内容。预案参与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法规或改革方针时，要进行公众意见征询，在决策出台前进行可行性论证，要有公众代表参与，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行性论证后，在政策制定时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都要及时听取公众意见，接受大众监督，及时修正错误。末端参与就是政策实施之后，要将结果及时公布于大众，比如采取总结报告、经验交流会等形式，让公众参与其中，并给出关于进一步改善政策方针的意见和建议。行为参与就是公众要积极相应党和国家号召，按照政策制度的要求，从自身做起，亲身实践。通过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行为参与四个过程，一方面政策更加符合民心，切合人民利益，因而更容易获得大众认同;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全程参与，更加理解国家政策，也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制约机制应包括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以及国家、社会对公众的监督，实行国家、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双向监督。
首先，公众对国家和社会的监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自身的建设也极大地形象着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程度。因此，除党内监督外，要充分发挥公民社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党充分发挥其先锋队作用，政府廉洁勤政，社会不断进步，公众自然更易于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家和社会对公众的监督。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舆论、大众媒体要形成合力，监督公众学习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相关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关制度，规定社会所有成员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及要求。为响应政府的规定，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要制定本单位的规定和制度，监督单位及组织成员完成。社会舆论与大众媒体要发挥正效应，宣传模范事迹，批判不和谐因素，为大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一、引言 在旅游饭店业的市场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情况下，我国的旅游饭店业由于起步较晚，旅游饭店服务贸易仍停留在“就地出口贸易”阶段，饭店业的国际化经营还未形成（目前从事海外经营的餐馆并不属于饭店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对我国饭店业的大量渗透。1993年，我国有498家外资饭店， 占涉外饭店总数的19.5％，其中有150 多家饭店由国际饭店联锁集团管理经营（《中国旅游年鉴》，1993）。这些外资饭店均为中高档饭店，而且占据着声誉卓著、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旅游中心城市的黄金地段。我国的内资饭店大多各自为战，陷入争夺游离在国际饭店联号预订系统之外有限客源的内耗竞争中，经济效益较差，现有的十几家老牌饭店集团也多为以行政权力纽带联系的半紧密型、松散型集团，规模小、实力弱，基本不具备与外国饭店集团抗衡的优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饭店业尚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要发展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组建中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增强内资饭店的竞争优势。在被外国饭店集团蚕食的客源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以扩大就地的出口创汇额。于是，在目前国内理论界围绕着大型经贸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大型银行金融集团的跨国经营模式正进行热烈探讨之时，却几乎没有人提及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问题。而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旅游饭店业已具备了进行跨国经营的条件和机会，那么，这些条件和机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依据这些条件来确定我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进入区域和进入方式，以及如何扬长避短、灵活经营，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二、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优势与机遇 在本世纪60—70年代，以威尔斯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专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方面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技术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十几年来中国的旅游饭店业一直向国际饭店业中的优秀企业虚心学习，在企业素质、经营优势、所有制性质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条件，同时21世纪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市场机遇，这都使得中国旅游饭店业的跨国经营成为可能。 （一）企业素质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本着发展国际旅游、带动国内旅游的宗旨创立的，因此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企业便投身于国际市场，着眼于经济效益，树立起竞争意识。当国内其它行业仍在进行从生产型向经营型、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时，旅游饭店业已经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摔打了十几年，在运作方式、经营理念、营销观念等方面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经营优势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实力不强，在国际上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台湾的经验，它们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类企业也多为中小规模，这些企业将它们相对来说更先进或更适宜的技术、产品或管理技能转移到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优势，在这些低技术构成的行业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获得了成功。如果将这种思路运用到我国的旅游饭店业中，便会发现我国饭店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天地。 1、管理优势 中国的现代饭店科学化管理，虽起步晚，但已经以一些优秀饭店和饭店管理企业为代表，迅速接近了国际水平，相对于亚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一些旅游业不太发达、经济不够繁荣、观念较为闭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具备了相对的管理优势。 自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文批准建立饭店管理公司以来，我国现有饭店管理公司十余家，其中上海锦江饭店管理公司在我国影响最大，管理着十几家饭店，并形成了具有中国饭店管理特色的锦江模式，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大饭店先进管理经验的严肃性、规范性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浓郁的东方情调和人情味，在同国际著名饭店管理集团的较量中站稳了脚，跻身为世界上第75大著名饭店管理公司（《Hotels》，1993）。 总体看来，我国的饭店管理相对优势，概括起来可为：“坚持国际标准，博采众长，自成体系”。表现为：（1）信息优势：在市场调查上， 广泛收集信息，掌握国际旅游市场的动态、特点及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上著名饭店集团化管理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2 ）凝聚力：充分利用东方式管理的人情因素，建立和发展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3）人才优势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全球80%以上能源消费依赖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世界能源将继续维持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主要介绍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能源主要特点和面临的挑战。第二，必须要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第一,我国的能源发展的特点，第一能源需求增长迅猛。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的能源生产大国和第二的能源消费大国，是石油消费和第三大进口国。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能源需求较快增长。2008年我国的能源需求量是28亿吨标准煤，从目前的规划来讲2020年将达到38.5亿吨标准煤。 一次能源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很不均衡，煤炭、水能以及可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陆地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而能源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两者的距离一般都在1千到3千公里之间。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集约化开发，目前主要是集中在西北的地区。 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是能源安全，这里是能源总量不足，供应压力长期存在。从目前来看中国人均资源的拥有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能源消费不足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这种压力非常大。第二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从1992年我国由能源平衡变成赤字，它的对外依存度出现到了200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11%。第三，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合理，从下面可以看出中国煤炭所占的比重是达到了70.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6%。从未来来看以煤为主的将长期存在。 中国能源面临的环境挑战第二个问题是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严重。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的酸雨分布存在着很大的面积，东部发达地区已基本没有大气环境的空间，环境压力日益突出。 第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不断增大。从目前来看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区世界第二位，增量较大。无论是国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还是应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都必须要积极重视并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总体来看，我国能源发展中存在着供不应求、结构失衡、效率偏低、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因此把握世界能源发展趋势，推动我国能源工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迫于眉睫。 第二,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电网作为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集能源运、配送和市场交易功能于一体，是能源优化高效配置的平台，是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电网技术升级，提高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和能源资源配置能力已经成为保障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的能源和电力供应，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前面的专家讲到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都有了一些变化，从欧洲包括美国奥巴马智能化已经成为了国家智能电网发展的趋势。 智能电网发展的一些背景和目的。智能电网把减少碳牌坊作为国家战略，发展背景是信息、控制、通信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二是非传统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分布式能源的高速发展。第三，电力人性化服务的要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对电力需求不断提高。 发展目的是一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进口油气资源的依赖。二是应对气候变化，三是通过新技术来改造老旧电网，提高安全运行水平。第四是提高能源和电力资产利用效率，五是提升用户服务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六是提升劳动就业，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前一段时间公司也组织了各个层次去国外进行了考察，对国外的智能电网有一个总的综述。总的来看各国对智能电网的认识不统一，研究实践也基本处于起步阶段，不同国家对研究的重点和发展的方向也不相同。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电力发展需求、电网发展阶段，能源资源分布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下面从几个方面论述，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我国提出了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电网。 第一，国外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结束，而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在电力发展需求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对电力拉动有限，电力新增不大。而我国对未来电力新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新的挑战。电网发展阶段，国外的主要发达国家趋于成熟，网架非常稳定，我国电网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既要加快电网发展，又要提高电网的智能化水平，
道路自信是前提。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道路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实践基础，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理论自信是引领。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只有坚持理论自信，才能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促进道路自信的正确拓展、制度自信的完备有效、文化自信的传承发展，从而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引领正确方向、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科学论证。
制度自信是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具体展开，制度自信具体表现着、规范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只有坚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会形成有效依托和可靠保障。
文化自信是灵魂。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核心和灵魂，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精神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只有坚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有扎根与发展的深厚土壤，理论自信才有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资源，制度自信才有创新创造的活力之源。只有坚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才会更有动力、理论自信才会更有理性、制度自信才会更有保障。
二、从历史上看，“四个自信”层层递进丰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
道路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逻辑原点和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实践的选择。只有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理论才有实践基础，制度才有现实依据，文化才有深厚土壤。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而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则以科学化的理论、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表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道路的探索不嗌罨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总结和提升。理论源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自信论证了道路自信的合理性、制度自信的合法性和文化自信的科学性。只有坚持理论自信，才会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才会不断强化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任务要求，为道路的拓展和制度的完善及文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强化和固化。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不断完善、在实践中反复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固化，就上升为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等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标准的模板可以沿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党以巨大的实践智慧和勇气，通过不懈的实践探索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将其总结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升为一种制度。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升华和内化。道路、理论、制度经过不断巩固、强化，内化和渗透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则升华为文化。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发自内心和心悦诚服的自信，只有文化自觉，才会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清醒理智的把握和践行。“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三、从实践上看，“四个自信”有机联系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共同的哲学基础。“四个自信”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也是“四个自信”相互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基础。
共同的实践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党的每一次理论的重大突破、每一次制度的重大变革和每一次文化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既适合中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又切合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
共同的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文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两个“百年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四个自信”凝心聚力，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来源：光明网）
关键词 大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意识自觉
1 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的摸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其作了科学的界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学界也作了全方位的解读。有的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实质。②有的学者从政党领导、制度依托、发展内涵、路径选择、目标指引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③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进而探索适合的教育路径。
2 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现状及原因
通过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基本赞同的，但是在具体层面上的认同程度上是不一致的。④笔者认为，目前大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稳定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基础教育的缺失，造成青年一代的信仰危机，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致使部分青年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持怀疑态度。青年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启蒙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的学校在童蒙教育方面重视不够。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培养长大的青年，其对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相当淡漠，以致青年缺乏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意识。
第二，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纵观目前学界关于大学生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研究，多着眼于调查大学生的认知现状、原因、对策等，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和较全面的调查角度，但是在理论分析和批判力上仍需拓宽研究范围，挖掘理论深度。
当然，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但归根结底缘于青年自身内在的原因。下面，就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尝试探索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
3 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路径
首先，在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教育。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作为大学生而言，我们首先要熟悉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钱穆先生就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做过深刻的解读。他说：“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 ……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搏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⑤钱穆先生深刻分析了文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才能明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性。那么，如何强化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理论教育？首先要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在高校两课教育中的比重。高校应该适当多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力争从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多角度全方位地渗透到两课教学中。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之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相关的理论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要与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教育、理论体系教育、社会制度教育同步进行。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旗帜、理论体系、社会制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四位一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⑥故而加强这四个方面的教育要同步进行，缺一不可。
第三，努力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意识，培养多元化人才，这是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强化青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这里，主要是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来实现。可以说，一部共和国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的历史。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的提出，无不是理论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的结果。关于实践创新，是指大学生面临的种种国内、国际的客观环境，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大学生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寻求新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本内涵；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19-06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成绩[1] 。正确理解它们的基本内涵和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领会和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就指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总体布局和价值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要求，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反复证明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中国的一切进步和成就。党的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二是立足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思想路线。从国情出发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据，是党作出正确决策的根据。只有立足国情，把握客观实际，才能从根本上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而顺利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三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四是明确根本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一穷二白、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条件之上，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社会主义道路拓宽和推向新的高度，就必须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布局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本原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说到底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前景的描绘。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建设是基础，它勾勒了一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壮丽蓝图。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两个不同层次：一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享受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一切社会都应致力于人的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人摆脱旧的束缚向自由必然王国迈进的必由之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二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国家，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摆脱贫穷落后、愚昧迷信以及逐步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党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它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升华、提炼的理论精髓，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境界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它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背离，相反却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当时的历史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创造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能够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这是因为“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4] 。归根到底，它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立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同志在建党九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4]。在党的十政治报告中，同志进一步阐释了其基本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巩固，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的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内容，即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一，根本政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处于根本地位，是制度体系的“根”，起着决定作用。根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本质性规定，是确立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基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着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实现人民利益以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制度体现。同时又是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法律体系的本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保障，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第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它是制度体系中的“主干”和基本框架，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它以根本政治制度为逻辑生长点，为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规定了范围，是进行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的依据。第三，具体制度处于制度体系的最表层，是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延伸，是制度体系中的“枝叶”，同时受到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制约，并服从服务于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健全。第四，法律体系则为法律体系中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各种制度由抽象走向具体的法律表达，这主要体现为用不同层级法律规范规定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宪法为最高层级的法律形式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威，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同时又为制度的具体设计、安排提供了规则，用法律的权威保障了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严肃性、规范性和统一性。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这为正确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在此，笔者认为三者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对国外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艰辛探索、奋力开拓的，是党的奋斗历程中最根本的历史成就，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提供了实现途径[5]。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创新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实现创新。在党带领全国人民昂首阔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继承同志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益探索的基础上，站在各自的历史时代，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第二次飞跃，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中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实现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拓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创新提供了现实来源和实现路径，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中得到检验。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的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讲的是走什么路，指出方向和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讲的则是怎么走这条路。道路引领制度建设，只有先确定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历史事实反复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完善的。在近代中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一是资产阶级主张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必将更加健全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