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1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
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5]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6]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7]，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8]。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1]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9]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2]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3]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4]。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1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4]，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10]，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y)，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x)进行分析（其中x>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0.17x-1.827×10-5x2-80………………………(1)t(11.4)(-8.1)(-3.5)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t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5x+0.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0，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2<0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4]。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0.122x1-0.657x2-37.58………………………(2)t(17.39)(-10.83)(-2.56)其中，y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1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t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x1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x2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12]，其线性形式为：wi=i+βiln(y/p)+∑γijlnpj，其中wi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pj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13-14]。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13]和Leser(1941)[14]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β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lny-0.009c-5.272……………………(3)t(11.8)(-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t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δ<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15]，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16]；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17]，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广东农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个百分点[4]。这表明人们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须的日常支出外，还有较多份额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资。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发达，投资渠道多元。广东居民的投资对象从简单银行储蓄扩大到基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房地产、教育和医疗保险等领域。自1994年广东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粤”战略以来，广东的教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1．1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增速减缓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额的绝对数量虽有提高，但相对数量不高，且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表1和图1)。在1995-2009年期间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额均维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额为296．7元，远远低于同期发达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额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还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资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1．2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农村居民自2000年以来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4以来下降更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仅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对水平。从整体上看，广东比江苏、浙江等发达省市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苏、浙江农村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别为12．9％、l1．5％，同期广东的这一指标值仅为8．8％。显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原本不高的广东农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警惕，因为它将影响广东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2文献综述及其评论
2．1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解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内，通过刻画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则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的差异性，如刘晔等利用1996-200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东西不同地区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性，而郭庆旺等通过构建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促进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p，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隋。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区域存在差异，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教育发展滞后将对经济发展构成瓶颈制约。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资，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
2．2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认可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重点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资支出与收入密切相关。多数学者从居民收入或消费结构视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杨明等n基于广东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对教育的需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应增长，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罗楚亮等p从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由此可见，学者对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待理论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2．3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研究
关于教育投资比例的研究则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增加上。当前研究多从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费的快速增长等视角给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杨汝岱等口认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变了家庭对于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导致居民消费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运用动态消费模型对广州市1993-2000年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预测2001-2010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娱乐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递增趋势。显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预测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长趋势与现实严重不符，亦难以解析当前教育投资支出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
总之，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资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趋势判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性、以及区域间支出差异的实证分析等领域，而近年来少有学者关注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资绝对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献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问题，其深层原因更是难以得到关注。尽管有些研究涉及到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关系问题，但从时间上看还需进一步跟进，应分析最近几年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此，笔者拟对198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变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纳入通货膨胀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对近年来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额减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关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较少关注到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的挤占以及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区文化环境等因素难以计量，笔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纯收入、通货膨胀、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3．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是人均纯收入的函数。随着广东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虽然物价指数也在增长，但名义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效应明显，家庭消费支出受收入效应的影响也相应提高；同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支出呈现增长态势。然而，家庭支出的各个方面并不同步增长，有快有慢。2004-2008年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达9．6％，2009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06．9元，实际增长了10．7％t。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长却十分缓慢，因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出现下降现象。从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费支出的比例还比较大。农村居民在收入的绝对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消费支出对家庭的必需消费支出有较大挤占影响，另外教育消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虽然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正相关，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质，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总消费支出额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却越低。
3．2通货膨胀对教育支出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资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一部分。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居民对经济增长态势的判断影响其消费支出结构，并且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加速通货膨胀。为避免通货膨胀时的货币贬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货膨胀预期影响而加大当期的消费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货膨胀上升，教育成本也随之上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大，教育支出产生的收益要在较长时间内才能见效，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会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减小。相反，在通货紧缩时，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选择减少即期消费。由于教育支出的远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发展方向趋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货紧缩时一般会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教育支出占比也相应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
随着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繁荣，房价上涨过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较快。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在政府的诱导下，农民将大部分收入投资于住房。这改变了农民的消费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广东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较快。广东农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占比在2008年达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费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约1．9％，居住支出占比仍达l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将近5个百分点，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势必挤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挤占具有长期投资性质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广东农村家庭居住支出与教育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41。
3．4政府教育支出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双向影响
从全社会来看，教育投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为促进教育的发展，提高全民素质，政府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如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全免、对教育乱收费现象进行大力整治等，推动农村教育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还直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从总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明显的收入效应。这是因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关支出成本，相当于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会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可能弱于替代效应。由于政府教育投资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现象n，政府教育支出增长的替代效应明显，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弱化，加上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将更多的收入投资于其他领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随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计量分析
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纯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货膨胀和广东人讲实际的文化等因素影响。
4．1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模型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教育支出额随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额的增长幅度越小”1。笔者以广东农村居民家庭相关数据做计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量时，教育支出额反而随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为因变量(．，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自变量(神进行分析(其中0)，有二次函数模型(1)通过检验。y=O．171．827~10|x2—8O(1)t(11．4)(-8．1)(一3．5)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统计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程拟合优度达到93．3％。对模型(1)两边求倒数，得教育支出水平对收入水平的边际倾向，dy／dx=．3．7×10一x+O．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说家庭人均纯收入约等于4680元时，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达到最高。x<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当收入超过4680元时，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广东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005年已经达到4690元，此时的教育支出达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减少。由d2y／dx：<O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额的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资的支出弹性有差异，这与广东省农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现状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教育支出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达到47％t43。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变量，对模型(1)进行修正，得到模型(2)：y=O．122x,一0．657一37．58(2)t(17．39)(一10．83)(-2．56)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噩表示家庭人均纯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f检验均通过，方程拟合度达96％，模型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方程(2)的系数可以看出，系数为正，即政府投资支出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增加12％。同理，系数为负，即家庭人均纯收入不变时，家庭教育支出随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减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教育支出将减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不高，但增长较快，此时政府教育支出能极大地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的收入效应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长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够完善，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不显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长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的计量模型
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不仅总量增长缓慢，而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比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大多学者采用最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费行为，该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价格因素创建的理想需求系统模型n，其线性形式为：wf=+In(y／p)+：)，1np．，，其中V,6代表某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p是价格指数，Y是总的消费支出，是某消费品价格。由于教育消费支出的价格不易量化，故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问题n“。多数学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费份额关于总消费支出对数的函数关系，即线性恩格尔曲线函数。Working(1943)t”和Leser(1941)t的经验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额和总消费支出对数之间的线性函数形式对许多经济和时间区间数据都拟合得比较好，实证文献将Working．Leser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即w：a+lny，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总消费支出。现将这一模型改进，得到半对数线性模型：w=3．0261ny-O．009~5．272(3)t(11．8)(一7．7)(-4．1)其中，W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y表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拟合度为89．5％，检验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6<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对数lny的系数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与家庭教育支出额呈正相关关系。显而易见，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总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减少，其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随之下降。结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来广东省农村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即是说，广东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额减少，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数显示，政府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模型(2)的分析结论一致。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这是当前政府教育支出体制和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居住支出对教育支出的挤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由于CPI的数据变化频繁，如采用年度数据计量，将带来极大的误差，因此，笔者不对通货膨胀影响广东农村居民教育支出进行计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还受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广东人讲实际、求实惠)等，由于难以定量研究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众多归因的部分解释。
5研究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笔者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得出：当广东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长缓慢且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随通货膨胀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胀预期的影响；农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长迅速，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近年来，政府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应明显，收入效应相对弱化。广东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现状堪忧。为了顺利推进广东文化强省战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早日实现广东新农村与和谐广东的建设目标，广东必须千方百计加大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导农民的消费观念，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
社会各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兼顾消费支出的短期与长期效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尽快完善教科文卫消费的配套设施，引导农民加强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诱导农民的住房消费观念，让农民知晓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设中的攀比现象；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推出农村地区的保障性住房，并进一步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适当控制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
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出台优惠政策以鼓励农民创业，继续加大政府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u；政府应多管齐下，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击投机，控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延缓家庭教育支出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点出现。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机制，发挥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数效应
政府需加大对农村教科文卫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优化政府教育支出的决策机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结构，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向农村尤其是偏远的贫困地区倾斜，提高教育质量，应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将重点投在改善师资水平和办学硬件设施上，显现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应。
论文摘要：陶行知先生倡导师范教育要下乡、教学做合一，为幼师生到农村顶崩实习支教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文章阐述了在陶行知思想指引下的幼师生农村顶岗实习支教的意义、主要困惑以及主要措施等观点。
陶行知先生指出:“中国的师范教育多半设在城市里，对农村儿童的需要和疾苦不能理解和适应”n驰主张师范教育要下乡，走乡村师范学校培养乡村学校教师的道路。陶行知先生还指出:“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侧也倡导师范生“教学做合一”，就是将师范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重要位置。可见，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简称幼师生，下同)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强化幼师生的教师专业精神、培养幼儿教师专业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幼师生到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既是幼师生深人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师范教育下乡活动，又是幼师生在教学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锻炼教育教学能力的实践活动，这是对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对高等幼儿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导意义。
一、幼师生到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的主要意义
1.幼师生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是高等幼儿教师教育改革的一项举措。这项活动打破了传统师范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幼师大学生在校期间，用一学期时间到农村学校顶岗支教，增加了幼师大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明确了高等幼儿教师教育院校办学的定位，对教师教育院校的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农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2.幼师生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支援了农村学前教育事业。这项活动缓解了贫困地区农村幼儿教师短缺，缩小了城乡幼儿教育的差距，促进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提高了农村幼儿教育办学水平，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幼师生的基层教学实践，还可以锻炼幼师大学生在艰苦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增进对农村教育的感情，巩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思想。同时，大学生的到来，给贫困地区带去了现代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手段，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特别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大部分幼儿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加之忙于工作和农活，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幼师生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无疑会提高农村幼儿的素质。
3.幼师生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是落实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理论和教师教育下乡思想的体现。顶岗实习支教能使幼师生提前适应幼儿教师的岗位，有效提高毕业生竞争能力和到农村学校的就业比例，是在做中学和做中教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顶岗实习支教也可称为顶岗教学做，是幼儿教师教育“教学做合一”的体现。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构建了教师教育院校与农村幼儿园教育的平台，实现了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在培养内容和过程上的融合，符合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师范教育下乡的思想，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是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的理论基础。顶岗实习支教是对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在基层农村的实践。
二、幼师生到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传统师范教育思想阻碍了顶岗实习支教活动的开展。传统师范教育思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书本知识传授、轻实际运用知识的偏向，这就使幼师生会说不会做，实践能力较差。传统的教育体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师范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人才培养不完全适应基础教育的需求。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局限于课堂和校园，幼师生普遍未经艰苦环境的锻炼，对贫困农村的现状缺乏了解、缺乏感情，毕业后普遍不愿意到山老贫困地区任教。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脱离社会和农村实际，单纯按大纲和教案搞教学，幼师生在校期间的实习时间短，多数集中在城镇幼儿园，实习中登台讲课锻炼的机会少，导致实习效果不理想，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特别是传统的教育实习模式巫需加大改革力度。在考核标准上，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校内表现作为唯一依据，没有真正把社会实践和社会评判作为根本标准，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虽基本上可以适应基础教育的一般需要，但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较差。
2.幼儿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不合理，教育性和人文性不足。课程是连接教师与学生的桥梁，离开了课程，教师教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目前的高等幼儿教师教育课程，过分强调教育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不能体现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属性，在课程设置体制当中，也没有考虑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衔接性。人们一般都认为，具备一定的学科文化知识就能胜任教师职业，而无须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忽视教师的条件性知识。因此，幼师生从教前普遍是强化理论知识，缺乏教师技能，幼师生总共学习三门教育类课程和一个月的教育实习，就要从事幼儿教师工作。由于课程设置不合理，不仅使幼师生的从教素质受到严重影响，也给教师教育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 3.高等幼儿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空、繁、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师教育课程不仅远离培养目标，也脱离了教师教育自身特点和幼儿园的实际。目前，高等幼儿教师教育类院校使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大多是一个固定模式下的统编教材，而且知识老化、结构单一、内容空洞抽象，缺乏幼儿教育教学前沿性动态与信息，与幼儿园教育教学实际严重脱节。许多幼儿教师教育课程与幼儿园教育改革实践不衔接;高等幼儿教师教育院校的教师对农村幼儿园现状缺少了解，很少知道幼师生所学知识与幼儿园实际的联系，因而幼师生毕业后不能迅速适应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幼师毕业生只是“半成品”，这严重影响了高等幼儿教师教育的声誉。
4.教育课时比例偏少，教育实践环节薄弱。据了解，我国教师职前培养中教育理论课和教育实践课的比例分别是为5%左右、4%左右，远远低于许多国家的15%左右。笔者了解到，当前幼师生在支教中，最大的困难不是学科知识不足，而是教师技能差和解决儿童心理问题能力差。由于幼师生对幼儿心理发展特点了解不多，尤其是解决幼儿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差。幼师生在校期间学到的仅仅是书本上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知识，却很少结合实际进行实践活动，而且对教育课程普遍不重视，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师的教学目的也只在于传授书本上的概念、规律、原理，教过就行。加上教材本身也重理论轻实践，使学生感到学不学意义不大，把教育课程视为是“无用、多余和浪费时间”。最终导致教育课程的教学不能满足职前教师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直接影响了高等幼儿教师教育培养质量。
三、加强幼师生到农村顶岗实习支教活动的主要措施
1.加强对顶岗实习支教的领导。要坚持培养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幼儿园教师应有的专业知识、文化素质和教师技能，愿意到基层包括农村献身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合格幼儿教师这一办学指导思想，不断健全和完善顶岗实习支教管理制度及顶岗实习支教的教育、培训、管理、考核、奖惩等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利用校园网、院报、学报、广播、壁报、电子显示屏等，大力宣传相关政策和文件精神。
2.把顶岗实习支教作为整体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成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深化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保证教学质量。校内教学总课程模块、总课时、总学分不减少，在幼师生五个学期的课程中，在第四学期或第五学期，用完整的一个学期时间到基层顶岗实习支教，强化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公共英语、计算机教学实践等环节。每周由五天工作制变为五天半工作制，每天上午由四节课调整为五节课(实施45分钟课时制改革)。这样，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挤出半个学期的课时，加上原来教育见实习的半个学期时间，累计一个学期，用于顶岗实习支教。通过一系列改革，确保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顺利完成。
3.为幼师生在校学习和顶岗实习支教创造有利条件。在幼师生扶贫顶岗实习支教期间，不安排其重修课程考试、普通话测试和毕业照像等工作。幼师生上岗前，要修完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并达到合格以上成绩;参加所在系统一组织的校内岗前培训，试讲成绩达到合格以上，经院校统一组织考核，拿到“顶岗实习支教合格证”后方可派出。顶岗实习支教结束时，受援学校综合考评完成任务者，顶岗实习支教成绩记人学生本人学分。
4.对幼师生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确保幼师生培养质量和顶岗实习支教质量。幼师生的教学工作和吃住等生活完全服从当地管理，进驻和撤离时间与受援学校开学、放假时间同步，工作上同当地教师统一要求，生活上同当地教师统一对待，因病因事请假者须经受援县市区教育局和所在学校批准。院校选派责任心强、有支教和管理经验的优秀教师担任带队教师，不再安排这些同志的校内工作和教学任务，集中精力搞支教。除具体协调联络受援县市教育局和受援学校外，全面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一、2010年寒假活动总结
（一）、团队简介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是由，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各乡镇农村大学生和当地农村在外务工青年共同首创，志在号召农村青年“返乡支农，支援家乡建设”的民间团队。它成立于2010年10月份，在全国支农活动风起云涌的潮流中，它独辟蹊径，开拓了一种全新的“返乡支农模式”。2010年寒假它组织了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二十多个当地农村大学生和农村务工青年，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槐溪村开展了全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返乡支农活动。
（二）、活动概况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槐溪村是赣西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位处罗霄山脉中段，座落在海拔近1000米的丰顶山脚下。它四面环山，远离市区，交通十分不便。全村共2800多人口，26个姓氏，分布亦十分不合理。该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人均年收入不足XX人民币。全村以水稻种植业和林木业为主，这几年花炮产业逐渐兴起。
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槐溪村劳动力输出也十分明显，80%的青年都外出务工，以浙江、福建和广东为主，主要从事加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槐溪村同时也是有名的“空巢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显著。一方面槐溪村民风淳朴，乡土气息浓厚；另一方面却村民思想保守、精神匮乏、信息闭塞，农村教育质量更是差劲。
基于对槐溪村以上情况的清楚认识，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决定将槐溪村作为返乡支农的长期驻点，通过长期的支农来改变村民的落后观念，增强他们团结奋斗的动力，甚至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精神、物质等方面支持槐溪村的发展，以达到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的目标。
因此，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首先在槐溪村开展了为期10天的返乡支农活动，活动时间从2010年1月13日（农历腊月十八）至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项：支教活动、阳光全家福活动、电影下乡活动和文艺汇演。
1、前期准备工作
2010年1月12日我们的先行部队就已经抵达了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楠木乡槐溪村，并取得袁州区文化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他们配合我们的电影放映活动以及原定的戏剧下乡活动。经协商决定全体支农队员安顿在当地队员家里，从而解决了住宿问题。1月13日，我们的返乡支农活动正式开始。由于各大高校放假时间不统一，因此我们采取的是“队员随时加入，立即投入工作”的原则。前两天因为队员甚少，因此集中精力做好前期的宣传准备工作。
12日我们分两批队伍，一批去楠木乡政府，跟当地政府协商相关活动事宜。经努力争取，乡政府答应2010年拨付XX人民币经费给我们，并由乡党委书记易鑫签字做了书面保证。
另外我们还跟槐溪村委会协商，村委会答应在即将召开的村党员大会上帮我们宣传相关活动，而且还同意我们借用村上的厨房厨具，从而解决了膳食问题。
14日上午我们又跟当地中学“楠木乡第二中学”签署了相关协议，借得教室两间、宿舍两间以及体育场地设施。这为我们的支教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与各方面协商准备的同时，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开展的如火如荼。我们在槐溪村各主要路口张贴了大量海报，并派出小分队逐家走访。经过艰苦的宣传，当地村民表示了对活动的浓厚兴趣和对我们的极大信任，这为我们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同时，我们还与当地农村青年进行恰当沟通，解释我们支农队“返乡支农，支援家乡建设”的理念，很多青年都认同我们的观点，希望为家乡出一份力。
同时，为了确保支教学生的人数，我们从当地学校拿到了所有学生的联系方式，逐一地进行电话询问，并取得十分好的效果。
在下乡前本来打算进行村庄简单调研，但由于前期人员紧张，只能取消这一项目，取而代之从村委会处了解槐溪村基本情况。根据真实情况，我们实事求是地调整了活动计划。支农讲座和农民运动会推迟到年后，年前10天集中精力做好支教、电影放映、文艺汇演，同时新增了阳光全家福活动。
这样，经过13、14日的精心准备，15日我们四项活动全面启动。
2、支教活动
1支教模式
支教模式是我们此次返乡支农的重点项目，也是社会各界和当地村民十分关心的项目，因此在这里将系统阐述和总结我们的支教经验。
我们采取的是独立性和规范性的支教办学模式，不同于高校三农社团的合作式、嵌入式支教。以下是我们的具体操作：
我们借用了当地中学楠木乡第二中学的两个教室，以及操场等基础设施，并签署了《借用学校场地的协议》。根据协议，我们有使用已借设施的权利，和保护学校财产安全以及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
为了确保我们支教活动顺利进行，同时提高我们的支教质量，我们制定了一整套的严密方案。首先我们将支教学校命名为“中国阳光创梦学校”，阳光就是希望给当地学生带去阳光般的希望，创梦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找到奋斗的动力，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学校设有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等职务。这样不仅能规范我们的管理，而且还能引发学生的兴趣，拉近师生感情。中国阳光创梦学校的校训是：心灵是一盏灯，将心点亮就拥有阳光般的心情！校歌是《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中国阳光创梦学校的支教理念是：认真支教，服务家乡子弟；独立办学，传递师生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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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独立性、规范性的支教模式有利于这一理念的贯彻实施，同时能给当地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回忆。
2支教概况
经过前两天的广泛宣传，2010年1月15日“中国阳光创梦学校”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标志着返乡支农活动取得阶段性胜利。鉴于只有两个教室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拒收一、二年级的学生，只招收小学三年级到初一的学生。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在此向槐溪村全体村民致以真诚的歉意。可是15日那天仍有100多个学生前来报名，两个教室爆满。我们将小学三到六年级的学生编入一个教室，取名阳光班；将初一的学生编为一个班，取名创梦班。
中国阳光创梦学校每天一个班开设5节课，上午两节（9：00-11：00），下午两节（14：30-16：30），鉴于当地学生中午到校较早的情况，外加一节兴趣课（13：30-14：20）。这些课程都是由来自全国15座大学的20个当地农村大学生担任。在任课之前，都要求每个老师认真学习乡村教育促进会所编写的《短期支教手册》，并认真做好备课工作。为了确保支教老师所授知识的正确性，每堂课都同时安排两个支教老师上课，其中一个主讲，另一个协助。另外，为了确保学校环境的安静，在教学楼前派两名支教老师监管，防止社会闲杂人员进入教学区。
在支教活动中，特别是这种独立性支教，最担心的就是学生人身安全，只要有丝毫的差错，我们的整个活动就前功尽弃了。因此，为了确保学生在学校的人身财产安全，我们严格学生管理制度。要求学生文明礼貌，不打不闹，不相互追逐；要求学生诚实守信，不偷盗，不损害学校公共财产；要求学生课间不擅自离开学校。同时课间活动我们在田径场、乒乓球场和篮球场都安排支教老师进行尽管，防止学生进行危险活动。
另外，为了确保学生在回家路上的安全，免除家长的担心，我们中午和下午放学后都会安排支教老师护送学生回家。在路上，学生和老师可以坦诚交流，增进友谊，同时了解学生家庭情况，为家访做好准备。
3支教内容
独立性支教，支教质量是保障，支教内容是关键。
在前两天的走访宣传中，我们了解到家长都很乐意把孩子送来学校，希望我们多教授一些文化课程，跟当地学校的课程相衔接；这样学生考试时能考高分，家长们还特别强调英语，要求我们每天开设英语课。
但是，支教老师毕竟不是专职老师，对课本教材知识的讲解不一定胜过当地老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一种拼搏的理念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鉴于此，我们决定以当地学校课本教材知识为载体，以全新的、不同于当地老师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同时开设其他课程，激发学生潜能。
我们开设的课程有：数学、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音乐、弟子规、太极拳、人生话题、趣味游戏、其中英语每天上课。
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支教理念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的支教过程中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比如刚开学的时候，阳光班很多男生说脏话骂人，后来经过约定和教育，他们下定决心改掉陋习。以前那些孩子们都很害羞，上课都不敢举手，后来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另外，我们布置的作业也是内容新颖而且意义特殊，很能够锻炼学生的各种能力。比如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用一张纸前面写着“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后面写着“儿子女儿我想对你说……”，要求学生和家长都填完后交上来。这既可以增进学生和家长的沟通，又可以促进支教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称赞。这其中不乏真实感人的故事，其中周甜同学主动地将自己所写的东西在班上念出来，她是这样写的：爸爸我想对你说，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妈妈，我希望你能把我的妈妈找回来，哪怕是一个后妈我也愿意，我需要母爱……多么感动而淳朴的语言啊！经过这一次作业，我们掌握了所有学生的家庭情况。
除了课堂上精心教授学生知识和理念外，课后支教老师与学生也都成为了知心朋友，他们有什么烦恼都会向我们倾诉，也会和我们共享自己的快乐。
4家访
为了使学生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基于对学生家庭情况的已有了解，我们还针对部分困难学生、单亲学生进行了家访。这样我们可以和家长一起努力来提高学生成绩，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其中有的家长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孩子再读几年书就打工去，经过我们的劝说开导，家长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当着我们的面向孩子保证：只要孩子能读书，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读到底。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只是他们处于一种不理想的乡村环境，对现实产生了绝望，对自己乃至孩子的未来也都丧失了信心。我们返乡支农的目的就是改变他们这种保守的观念，促进农村人的自觉自醒。
5结束支教
然而，返乡支农期间难免遇到难以预料的特殊情况。2010年1月19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我们的支教活动被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文化教育局勒令停办。一切都是来的那么突然，以至于我们原先的所有计划都被打乱。这样，从1月15日至19日，中国阳光创梦学校只维持了短暂的5天。
19日下午，中国阳光创梦学校全校紧急集合，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毕业典礼”。告别之时，学生们泪流满面，争抢着与支教老师合影，场面感动至人。 共6页,当前第2页2
虽然支教活动只进行了短暂的5天，但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事先的支教计划，贯彻了支教理念，并取得良好效果。我们不仅改变了许多学生的陋习，教会了他们文化知识，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拼搏进取；而且我们支教老师也发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学会了“奉献并快乐着”的道理。
3、支农活动
有必要强调一下，这里的“支农”只是狭义上的支农，主要指下乡期间针对村民的活动和工作，与针对学生的支教活动相对应。而广义的“支农”，包括狭义支农和支教两方面，是指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等一切相关活动。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的理念之一就是通过村民活动，来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繁荣农村的精神文化事业，促进农村人的觉醒自强，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因此，这次的支农活动是我们的特色活动，它主要包括阳光全家福、电影放映和文艺汇演三部分，下面将一一阐述。
1、阳光全家福活动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本位”的民族，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资仓库和精神寄托，因此全家福对一个家庭和每一个成员而言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代表着一家的圆满团聚，以及家庭成员的平安幸福。然而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中国农村家庭几乎没有全家福，甚至很多农村老人一生都没有照过相。因此，我们决定给槐溪村每家每户都照一个全家福，并实行“三包”服务：包拍摄、包冲洗、包送货。
因为全村人口分散，再加上相机紧缺，因此阳光全家福活动进行的异常艰难。从1月16日开始，一直贯穿整个返乡支农的始终；甚至年后，在只有当地队员的情况下也照常进行。
此次阳光全家福活动举行的十分成功，受到广大村民的好评；同时也增进了村民对我们的信任，改变了村民的一些旧思想、旧理念，对于促进农村人的觉醒意义非凡。
拍摄初期很多村民都不相信天下哪有这种大好事，照相竟然不要钱；他们甚至怀疑我们是搞计划生育的，拒绝拍摄。后来看到我们真正行动之后，他们争相拍摄；甚至热情地和我们侃家常，盛情地款待拍摄队员，当然我们是不能接受馈赠的。一些大妈在照相之前还不忘梳妆打扮一番，她们说人生照相才几回啊，得好好珍惜。一些老人照相时还不忘叮嘱，“相片给我洗大一点，这说不定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拍照呢！”
每当看到大婶给大伯整理衣服的那一刻，我们的拍摄人员总是会按下快门，记住这一个个感人的瞬间。每当看到一家人喜悦地传看照片时，我们的心总是那么的激动。永远也忘不了大伯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是真正的大好人，是我们农村真正的好孩子！”
前前后后我们总共拍摄冲印了近300张全家福，并且全部按时免费送到村民家中。
2、电影放映活动
现在农村的精神文化事业十分不发达，电影也悄悄退出了农村市场。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国家计委、广电总局、文化部联合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通知》，以切实解决农村看电影难的问题。在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文化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也将电影放映列为了重点支农项目。
此次支农活动共放映了两场电影，19日晚在村委会门前空地上放映了《太行山上》，20日晚放映了《功夫》。每场电影都吸引了上百的村民前来观看，看到村民提着烤箱驻足在寒冷的旷地，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了。于是我们在空地上燃起了篝火，买来点心，让每一个村民都感受到“温暖”。
袁州区文化教育局本来还支持了我们戏剧下乡活动，但是戏剧班子被市政府临时征用，只能搁罢。然而村民反映他们最期待的就是戏剧了，因为彩茶戏具有原汁原味的地方特色，讲的是村民喜闻乐见的故事。
电影放映是国家和政府大力支持的支农项目，希望全国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2131工程”，以此为契机，全面恢复和丰富农村精神文化事业。
3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旨在与父老乡亲共同喜迎新春的到来，为家乡人们献上一份新年贺礼。同时也是我们返乡支农的最后一个项目，寄托着我们对父老乡亲的美好祝愿，标志着此次返乡支农活动的圆满结束。
自1月19日支教活动被迫中断后，最后两天所有队员都全力赴在文艺汇演的节目排练和舞台搭建上，这为文艺汇演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基础。1月22日下午3点，文艺汇演在楠木乡第二中学食堂如期举办，为时两个多小时。节目内容丰富多样，有小品、相声、魔术、军体拳、歌曲串烧、游戏竞赛、葫芦丝奏唱、情歌对唱等20个节目。并且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其中，由村民出演的节目有魔术、歌曲串烧、学生合唱和葫芦丝唱奏。并且整个汇演都是由当地青年易敏和龙鑫云全程主持。
文艺汇演也吸引了上百人前来观看，从80多岁的老奶奶，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槐溪村委书记刘建斌和村长袁洪平也来助兴，并作了简短发言，鼓励农村青年积极地回报家乡、支援家乡建设。
在汇演中场，为了缓解观众的疲劳，我们派发了水果、点心，并且送上了对联、中国结等小礼品。整个文艺汇演进行的十分成功，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回想起汇演前艰苦的排练，以及搭建舞台时的劳碌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随着文艺汇演的结束，为期十天的返乡支农活动也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共6页,当前第3页3
4、支农生活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25个队员在返乡支农服务的同时，也锻炼着自己，过着那种属于支农人的共同生活。
1、衣
支农队员要求随时佩戴团队统一的标志——小红帽，另外队旗也随时跟着队伍走。这些都能使我们在村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每一个支农队员的美好回忆，更有利于打造一个统一的团结向上的支农队伍。
2、食
经槐溪村委同意，我们借用村委厨房厨具，自己动手统一做饭。所有队员分为5个小组轮流值日。许多队员下乡前很少自己动手做饭，这充分地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合作协调能力。另外自己做出来的饭格外香，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
3、住
因为支农队中既有当地队员也有外乡队员，因此住宿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当地队员住在自己家里，外乡队员统一住在较近的当地队员家里。虽然这给当地队员家庭带来了许多不便，但极大地降低了全队的费用，同时更可以拉近队员与村民之间的感情。
4、晨跑（行）
我们的起床时间是6：30，之后是难忘的晨跑。沿着乡村小道，喊着使人振奋的口号，唱着激励的支农歌曲，统一的步伐，整齐的声音，俨然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许多村民都驻足观看。
晨跑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素质，而且展示着我们坚强而真诚的风采，是宣传我们返乡支农理念的绝佳方式。
5、例会：
每天吃完晚饭后我们都会举行全体例会，主要总结这一天的工作得失和部署第二天的任务，另外也会组织农村理论的研讨。在例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激烈讨论，进行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例会可以保证支农工作的有序进行，可以保证团队思想的统一，是返乡支农的关键。
6、其他：
除了下乡期间的团队生活外，每个支农队员都在咀嚼着每时每刻的酸甜苦辣。支教队员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精心准备课程，中午一吃完饭就要赶到学校维护秩序，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都要走几十里路送学生回家；支农队员每天要扛着相机走家串户地拜访，要精心地准备电影放映场地和文艺汇演场地；其中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每当听到学生喊道“老师好”时，我们激动着；每当村民望着自己的照片微笑时，我们也幸福着；每当演完一个节目后，我们宽慰着；当离别之际留下伤心的眼泪时，我们痛苦并快乐着。
返乡支农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才有深切的体会，我们每个队员都有着凤凰涅??的故事，都经历了能力的提高和感情的升华。
（三）、发现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本次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总结活动，有必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1、由于各大高校的放假时间不统一，致使队员到位时间不统一，前后相差很大。导致前期人员紧缺，后期却人员冗杂，严重影响了活动进程。
2、由于前期缺乏理论培训，致使许多队员对本次活动的意义不甚重视，对三农知识也了解很少。从而导致部分队员活动不积极，出现工作懈怠。
3、 当地支农队员因交通问题、家庭因素困扰，不能全程参加活动，没有起到带头作用，影响了团队的工作安排和进程。
4、由于工作安排不够合理，分工不够明确，导致有些队员闲散，无事可做，引发浮躁情绪。因为纪律执行不到位，支农队员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导致团队工作效率不高。
5、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比如当袁州区文化教育局勒令停办支教时，我们毫无办法。又如当戏班子被市政府征用时，我们的戏剧下乡活动也不得不取消。
6、因为是寒假，春节很快就要到来，导致年前活动时间短。另外春节过后大家都回家了，想要重新集合起来十分的困难，因此本来计划年后的活动只能取消。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团队建设上的问题，因此想要把返乡支农活动搞的有声有色，必须打造一个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精英团队。下面就结合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自2010年10月份成立以来的成长过程详细地谈一谈团队建设工作。
二、团队建设
1、建设回顾
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于2010年10月份正式成立，虽然队员的家乡相同，但平时却处在全国各地，主要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通过qq群的形式，每周六晚上7：00-9：00，我们举行网络例会，共同策划返乡支农活动和学习相关理论知识。从2010年10月份到11月中旬，我们的团队不断扩大，并制定出自己的章程、纪律等基本要素，形成了一个稳定、规范的团队。2010年11月中旬至2010年1月上旬，我们集中精力策划第一次返乡支农活动，并取得极大进展。
然而靠虚拟网络来维持团队的运转具有极大的挑战，必须充分利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发挥其最大能量来维护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理论培训
一个好的团队必定有好的理论做指导，返乡支农团队要想在农村开展工作，必须对每个队员进行理论培训，灌输支农思想、三农知识，让队员认识到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从而肯定自己这次支农的意义。这样在支农期间能更加积极地工作，并且积极地思考中国农村的出路；而且理论培训能引导更多的青年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培养农村人才。
3、团队精神
一个团结的队伍必定有自己的团队精神来凝聚队员，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必须对每个队员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防止个人主义泛滥。集体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益，集体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力量。 共6页,当前第4页4
4、纪律观念
一个集体就要有集体的步调，就要有集体的原则和纪律，每个队员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触犯这一底线，必须按纪律严惩。只有服从纪律，才能形成一个集体，构成战斗力；否则任何工作都干不了。另外，支农期间，队员的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纪律就是安全的保障，纪律规定的谁也不能违反，否则出了安全事故，谁也担当不起。支农队员必须时时刻刻遵守团队纪律，拥有强烈的纪律观念。
5、团队作风
一个返乡支农团队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团队在村民心目中的印象，也影响团队工作的效率。支农团队强调的就是“支农”，就必须为农民服务，保持“红军”作风，艰苦朴素，不畏艰难，紧密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取得村民的信任。
6、支农团队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所有支农队伍必须做到的，我们返乡支农团队并不是与政府争权夺利，而是为父老乡亲服务。因此要避免与当地政府发生没必要的冲突，尽可能地争取合作。面对那种“野蛮无理”的政府要巧妙应付，尽量不挑起村里矛盾，老实地做些实事。只要我们“服务农民”的目的达到了，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
这次返乡支农就得到了当地市政府、区政府、乡政府及村委的大力支持，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工作。
团队建设以及团队与外界的关系是每个支农团队必须认真处理的，希望大学生青年联合支农队能够永远保持最团结的力量，最强大的战斗力。
三、我们对三农问题的思考
1、支农模式研讨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发展的最大瓶颈。近年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着力解决三农问题，那些热爱公益事业的“支农人士”更是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支农事业”中。然而冷静地分析会发现，众多的支农活动其实都可以划为以下四种支农模式：
1、以“三支一扶”为代表的政府支农模式
XX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从XX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招募2万名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简称“三支一扶”计划。
这种政府支农模式主要包括各级政府的政策支农、财政支农、人才支农、科技支农等，它具有明显的优势：见效快、影响大、号召力强。因此希望各级政府把三农问题看成头等大事，认真对待，尽一切可能地进行支农服务。
2、以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支农模式
主要是指各大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为了支持农村的发展，配合政府的支农政策，采取金融优惠政策、发放小额贷款等。
这种金融支农模式对发展农村经济最有效，是农村摆脱贫困的关键。希望各大银行回归农村，重新盘活农村的金融市场，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为代表的ngo乡村建设支农模式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是全国支农活动的首创者，自XX年以来，它每年都会从全国各大高校招募一批有志青年，利用寒暑假下乡支农。另外从XX年起它还每年举行一届“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学员都是各大学毕业生，以及各大学退学生、休学生。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他们都将下放到各支农点上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社建设。其中在社会上引起广大讨论的马永红、白亚丽都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学员。
这种专业的支农模式是目前全国最深层次的支农，是我们返乡支农队学习的榜样。此外还有针对农村各个领域的ngo支农。比如主要侧重农村支教的乡村教育促进会、西部阳光、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等，还有各大基金会组织，如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等。
4、全国各大高校三农社团支农模式。
各大高校三农社团一般利用寒暑假、五一清明、周末等时间，组织该校学生或者几个学校联合下乡支农。然而这种支农模式具有很多弊端：
1、 支农时间短暂，一般为10-20天；
2、 一般以支教为主，很少涉及支农领域；
3、 队员复杂，很不专业，很多队员都是出于好奇心，为了体验生活而下乡的。
总之，这种支农模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作用甚小。
2、返乡支农模式解读
1返乡支农模式概述
基于对以上支农模式的总结分析，我们慎重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支农模式——返乡支农。返乡支农，强调的就是“返”；旨在号召广大有志农村青年，不管是大学生也好，还是务工青年，利用自己最大的能力“返乡支农，支援家乡建设，服务父老乡亲”。这是我们农村青年的自救自醒。
为什么是“自救”？因为当下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趋之若鹜地涌入城市，特别是农村青年；他们认为城市就是最好的，在农村就没出路，成了“城市狂热者”。他们宁愿呆在城市受人指使，也不愿留在农村自我发展。造成了农村人才大量流失，而城市人才更不会回流农村，农村人才成了真空。
另外社会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被投向城市，农村却几十年不变，甚至农村的一些公共设施日益破损却得不到有效维护。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是侧重城市，虽然这几年有所改变，但这些改变都是微不足道的，实际效果不大。更为可怕的是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信用合作社和中国农业银行）成了“洗钱机”，它们吸取农村的存款，却到城市去投资，这等于是杀贫济富啊！ 共6页,当前第5页5
还有就是中国现在的知识界为农村、为农民服务的太少。虽然有少数知识分子能真正替农民说话，但影响太小，改变不了大局。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呼喊，甚至将“农村、农民”作为他们装饰的门面，不能潜心研究“三农”问题。真正下乡服务农民，从事农业研究的就更加稀奇了。而那些“民主斗士”们更是大多数为一些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制度和文化而奋斗，能为农民、农村喊话的同样少之又少。而这些又造成了现代青年心高自大，没人关心三农，少有几个也是他停留在“思想层面”，真正能下乡为农民做事的也是凤毛麟角。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村基本上被架空了，剩下的门面也破烂不堪。用李昌平的话就是：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因此是农村青年觉醒的时候了， 返乡支农是我们拯救农村、拯救家乡父老的必经之路。
另外返乡支农模式较前几种模式有着显著的优势。一方面家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主流社会缺乏有效的沟通；乡亲们更是生活贫困，文化素质低下，急需得到有效的协助。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和在外务工青年是一个广泛的群体，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信息优势和致富理念；而且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有着较强的改变动力。这样农村大学生和青年返乡支农能够全面真实地掌握家乡情况，在科技、文化、精神、物质上更好地协助父老乡亲，作为家乡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从而更好地促进家乡的发展，普遍地解决“三农问题”。
同时，大学生和青年返乡支农能够拉近他们与乡亲们的深厚感情，增强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从而减少农村人才的流失，促进“以人为本”的农村可持续发展。
农村大学生和青年们，让我们团结起来，以信念和行动返乡支农，回报家乡，支援家乡建设，促进农村发展，为我们的父老乡亲谋幸福！
2、返乡支农的展望
其实返乡支农并没有想象中的虚无，它讲究的是一种心态，一颗农村青年真正回报家乡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如果你是务工青年，你可以回家过年时筹办一场茶话会，娱乐乡亲；
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可以和老乡共同成立一个支农团队支援家乡建设；
如果你是创业人士，你可以投资家乡，带动家乡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村;初中;小学;财政投资;资金支出结构;义务教育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1-0122-06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总量长期不足,是制约我国农户教育水平提高、农村人群素质改善的因素之一;而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结构优化则与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呈现正相关关系。许多研究者(比如安彦林,2005;胡东兰和汪欣,2005;王德文,2003;张玲等,2002;等等)都曾考察过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结构问题。研究的大部分结果表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管理级次过低;对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合理;教育投资的城乡地区差距大。江文涛(2006)利用1998―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现状,研究的重点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政策性因素特征。与本文出发点类似的是,申亚民(2003)曾考察过中国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结构并撰写了文章,该文依据经济学边际技术替代率思想,通过西部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以及利用等效率曲线寻找西部教育投资使用的合理范围。目前,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特征、现状的研究鲜有文章触及。本文主要关注于农村地区间的基础教育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试图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描述现阶段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国家财政性投资支出结构的动态特征,以便为优化投资方向提供实证证据。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析
(一)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分析
1.国家财政性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与增速
从总量上看,根据下页表1中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家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总量快速增长,增建甚至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93年,我国农村初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总额118.64亿元,农村小学财政性教育经费231.97亿元;到2003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376.42亿元和766.41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17倍和2.30倍;到200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468.28亿元和925.33亿元,比1993年分别增长了2.95倍和2.99倍。2004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总额达到1 393.61亿元,2003年达到1 142.83亿元,2003年比1993年增长了2.26倍。1993―2002年同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03倍。这说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是超前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符合教育经济理论的要求。从增长速度上看,现阶段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在表1中,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名义环比增长速度只在2001和2004两个年份高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名义环比增速。根据下页表2,从环比增长率角度比较,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环比增长率仅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三个年份超出我国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其余年份均低于财政支出环比增长率;如果从年均增长率方面考虑, 1997―2004年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3.43%,1997―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资的年均增长率15.44%,均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6.61%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17.83%;如果从增长倍数上来比较,2003年与1993年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了4.31倍,同期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增长了2.26倍。上述数据表明我国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但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占的比例逐年升高,近两年,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速度正在加快。1993年,政府对农村初中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6.91%,2002年上升到72.26%,2003年上升到73.48%。1993年,政府对农村小学的财政教育拨款占农村小学教育经费的比例为58.64%,2002年上升到76.77%,2003年上升到77.79%。从比例上看,我国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占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比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但其占教育经费、财政支出比例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2.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投资总量分类别数量与增速分析
从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分项目数量与增速角度分析,由表2、表3数据,农村初中、小学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中,7个观察期期间以事业性经费支出为主体;事业性经费上升幅度较设备购置、基建建设等投资快,农村初中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237.70亿元,2004年上升到549.31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31.09%,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4.98%;农村初中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154.32亿元,2004年上升到403.25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61.31%,7个观察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7.36%;农村初中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83.38亿元,2004年上升到146.06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75.17%,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9.79%;基建支出经费1998年为30.45亿元,2004年下降到22.10亿元,2004年较1998年降低了27.42%,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20%;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2.22亿元,2004年上升到19.22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7.28%,平均每年增长7.84%。农村小学事业性经费1998年为479.36亿元,2004年上升到1033.1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15.54%,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3.65%;农村小学个人部分经费1998年为341.31亿元,2004年上升到825.30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141.80%,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5.85%;农村小学公用部分经费1998年为138.05亿元,2004年上升到207.89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50.59%,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7.06%;基建支出1998年为45.50亿元,2004年下降到31.10亿元,2004年较1998年降低了31.65%,7个观察期间平均每年增长-6.14%;设备购置费1998年为17.61亿元,2004年上升到22.68亿元,2004年较1998年增长了28.79%,平均每年增长4.38%。反映义务教育财政紧张程度的公用经费指标农村初中从1998年的83.38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146.0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79%;农村小学从1998年的138.05亿元上升到2004年的207.8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06%。从上述数据基本反映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总量水平目前处于保证人员基本工资稳定状态。
从趋势上看,在图1和图2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总量变化上升和下降包含的类别以及趋势基本一样。7个观察期间,事业性经费、个人部分、公用部分均呈上升趋势,但公用部分经费上升势头教为平缓,曲线没有代表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的曲线陡峭。在图3和图4中,1998―2004年全国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经费四类主要支出项目名义环比增速,事业性经费和个人部分经费趋势大体一致,但公用部分经费和基建支出经费区别较大,尤其是基建支出,农村初中经历了先增后减再增的三个阶段;农村小学经历先增后减两个阶段。
(二)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占比情况分析
从农村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88.65%上升至2004年的96.13%,上幅7.48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57.55%上升至2004年的70.57%,上幅13.02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31.10%下降至2004年的25.56%,降幅5.54%;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11.36%下降至2004年的3.87%,降幅7.49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31.10%和11.36%下降至2002年的24.45%和2003年的3.0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25.56%和3.87%(如图3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表4)中, 事业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91.33%上升至2004年的97.08%,上幅5.75个百分点;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8年的65.03%上升至2004年的77.54%,上幅12.51个百分点;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则由1998年的26.30%下降至2004年的19.53%,降幅6.77%;基建支出经费中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8年的8.67%下降至2004年的2.92%,降幅5.84个百分点;公用部分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分别从1998年的26.30%和8.67%下降至2002年的18.08%和2003年的2.44%最低点,再上升到2004年的19.53%和2.92%(如图4所示)。四类支出项目占比情况年均增长率高低次序分别为:个人部分、事业性经费、公用部分、基建支出。
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分别为:-11.02%和-10.55%)。
(三)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教育财政投资结构分类别描述统计分析
农村初中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中,标准差(由于其易受基数影响,仅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绝对差异)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30,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同组数据间)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8;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89,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农村小学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标准差最大的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5.18,说明各年份间个人部分经费中农村初中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最大,存在较大差异;标准差最小的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说明各年份间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分散程度较小,基本上不存在差异。公用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3.17;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8,说明各年份间上述两项项教育经费构成比重数据有一定程度分散,存在一定程度差异。
在上述四类分组数据之间,农村初中、农村小学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的变异系数(由于其不受基数影响,能表明分组数据间的相对差异)由高到低排序完全相同,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大, 数值分别为0.5124和0.4921, 说明其在各年份中四类教育经费支出构成比重中数据分散程度最大;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最小, 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其余两项由高到低依次为: 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932和0.1473,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0791和0.0700。
二、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总量增长较快,但1998―2004年财政性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名义环比增长速度仍低于义务教育经费、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和财政支出的名义环比增速。第二, 1998―2004年间,农村小学、初中教育财政资金投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初中各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比例变化趋势趋于相似。在各支出构成比例中, 升幅变化幅度以及升幅增长速度最大的均为个人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降幅变化幅度最大的农村初中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农村小学为公用部分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下降速度最快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第三,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金支出构成存在差异。组内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个人部分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分别为5.30和5.18。组内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为公用部分经费占农村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55,农村小学为事业性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标准差为2.15。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大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基建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分别为0.5124和0.4921;组间数据中差异最小的,农村初中和农村小学均为事业性经费支出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变异系数数值分别为0.0305和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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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 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
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政府预算中，国债是和财政收入捆绑在一起使用的，除了建设国债，无法直接从政府财政收支账面上判断国债的使用方向。我国国债使用方向的研究，国内学者可分为两种：（1)国债总体使用方向的研究。作者主要以消费函数为理论基础，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我国国债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还是投资性支出。（2）建设国债使用方向的研究。该类文章主要根据我国1998年以来国债项目实施情况，对建设国债使用方向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对我国1981-2003年来国债总体使用方向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实证分析
我们选择1981-2003年国家财政支出项目与国债支出（国债发行额）进行分析，国家财政支出项目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支农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政策性补贴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
我们采用刘思峰提出的综合关联度对国家财政支出项目与国债支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财政支出各项目与国债支出的综合关联度：行政管理费0.846、文教科学卫生支出0.833、基本建设支出0.689、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0.661、支农支出0.642、国防支出0.62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0.601、政策性补贴支出0.580、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0.568、地质勘探费0.536、增拨企业流动资金0.502。分析表明，1981-2003年，我国国债更多用在行政管理费、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这几方面。
行政管理费和国债支出的关联度最高，这与近年来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等财政支出项目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总体下降，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总体上升有关。1981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6.23%，排名在基本建设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国防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支农支出之后，位列第六。此后，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持续上升。1994-1997年，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超过了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仅次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位居财政支出项目第二。1998-2000年，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有所下降，2001年开始又重新回升，2003年达13.95%，重新占据国家财政支出第二的位置。迅速增长的行政管理费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国债资金，降低了国债支出的总体效益，需要加以控制。
我国文教科学卫生支出1989年开始，已成为比重最高的财政支出项目，前述分析也表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获得了国债资金很大支持。表面看来，文教科学卫生支出似乎足够了，进一步分析，其实不然。以教育为例，1981-2003年，虽然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由10.79%上升至13.60%，但其增长都是在1981-1996年间实现的，1997年开始，这一比重持续下降，2001-2002年略有反弹，2003年再次下降。1981-2003年，我国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始终小于3%。2005年，世界银行通过对1960-2000年84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4%，仅次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从促进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教育支出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善。
支农支出和国债支出的关联度较小，表明国债资金对支农支出的支持较弱。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由1981年的6.68%下降至2003年的4.60%。即使考虑其他农业支出（例如基本建设支出中的农业支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由1981年的9.68%下降至2003年的7.1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鉴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加之我国短期难以改变的二元经济结构，政府的保护尤其是财政支持就成了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方法之一。因此，国债资金应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农业支出的支持。
三、结论和建议
由于我国每年新发行的国债除了还本付息外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因而影响国债使用方向的主要是财政赤字的来源，根据上述分析结果，优化我国国债使用方向可以从发行专项国债和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这两方面入手，具体有以下建议：
xx区教委全力实施“三万计划”，立足“支教”助推城乡教育统筹发展，三年累计派出支教教师200余人，上挂农村薄弱学校教师300余人，树立支教典型教师28人，评选支教典型示范校18个，对口支教农村薄弱学校34所，累计培训农村薄弱学校教师5000多人次，推广先进教学教法13项，支教教师上示范课600余堂，撰写教育论文200余篇，对支教学校提出教育教学合理化建议1300余条。具体工作唱好了“三字经”，做到了民情民意在一线掌握、党的政策在一线落实、干部作风在一线转变、科学发展在一线体现，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选派教师“严”。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确定计划实施方案，把“支教活动”与“统筹城乡”、创先争优等活动结合起来，严格支教教师选派，从城区学校选派人员思想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到农村薄弱学校支教，每年城区学校选派的50教师均为名骨干教师。在选派教师支教的基础上，还创新举措，选派100名农村薄弱学校教师到优质学校上挂锻炼，支教和上挂教师为期一年，均与职称评定、年度考核挂钩。通过教师上下流动，促进了城乡师资配备均衡。
关于在村级党员中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学习阶段实施意见
一、学习动员阶段的目标要求
学习动员阶段作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第一阶段,是整个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的基础,也是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的前提，只有在第一阶段把广大农村党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今后两个阶段得先进性教育活动打好基础，取得预期效果。要明确学习动员阶段的方法、步骤，引导党员提高对加强党的建设和保持党员先进性重要性的认识，认真地投入到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去。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动员，认清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具体要求和实践途径，全面领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目标和措施，深刻理解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二、学习动员阶段的主要任务
全乡各党支部要在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学习动员阶段的活动。学习动员阶段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培训骨干。教育活动开展前,乡党委已对有关负责人和骨干进行了培训。各村党支部书记要对本支部负责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工作人员再进行培训。
二是动员部署。各村要以支部为单位，采取集中形式进行动员部署，通过动员部署,使广大农村党员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对搞好农村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信心。
三是组织学习。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原则，创新学习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提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组织学习总的要求是：集中宣讲辅导和分散自学相结合，研读书目、文件与参观讨论、专题辅导相结合，学习理论与学习先进模范，特别是与学习农村优秀党员事迹相结合。各党支部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以下具体方式进行学习：一是讨论交流学习。以党支部或党小组为单位，组织党员结合自身的特点，着重围绕入党为什么、现在干什么、将来留什么和如何保持先进性、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进行讨论交流；二是结对帮助学，开展结对帮学活动，党支部成员帮助普通党员，文化程度高的帮助文化较低的党员，优秀党员帮助后进党员，切实增强学习效果；三是直观教育学。利用现有的山村广播，村务公开栏，农民自娱自乐等方式宣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信息，使农村党员受到直观教育；四是参观启发学。有条件的党支部可以组织党员就近参观党员教育示范点和革命传统教育参观点，激发党员学习热，党员集中学习，一般以党支部为单位进行，支部人数较多、党员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以党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各党支部要建立健全学习考勤、补课等制度，农村党员的集中学习一般不少于20个小时。党员的学习讨论活动要吸收非党员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以扩大教育活动的影响和效果，充分利用现有的党员教育资金，通过送学上门、互学互助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学习时间要服从学习质量，党员集中学习要从农村党员队伍的特点出发，重点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市委九届十次全会和区委二届五次全会精神，学习《党章》、中央20号文件和胡锦涛、刘淇同志讲话，学习市委《关于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意见》和《关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的意见》等相关文章。学习过程中，村党支部班子成员和党员村干部要结合学习感受记3000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其他身体条件允许、有书写能力的普通党员，要记2000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对于无书写能力的党员，可以不做硬性要求。
四是开展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具体要求大讨论。每名农村党员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广泛讨论，深入思考，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意义、党的先进性的时代要求、新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深刻理解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提出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和实践途径．有书写能力的党员都要在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岗位职责和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撰写心得体会，党支都要召开会议进行交流讨论，无书写能力的党员可以采取口述、代书、讨论、座谈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认识和收获。党支部要在党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本支部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使每一名共产党员在分析评议时有具体标尺，在整改提高时有明确方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行为准则。
五是开展“回头看”。为确保学习动员阶段不走过场，在学习动员阶段结束前，要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开展“回头看”活动，对本阶段活动作全面回顾和总结。看看广大农村党员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是否提高，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增强；看一看广大党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是否深化；看一看是否坚持边学边改，具备整改条件的问题是否整改了。“回头看”要组织群众参与，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各支部要对本支部党员的学习笔记》的心得体会进行认真检查。
三、学习动员阶段的工作要求
搞好学习动员阶段的各项工作，是确保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不走过场的首要一环，各村党支部必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确保每个党员“人人都在教育中，人人都在学习中”，广大农村党员要经过深入地学习和思考，在认识上确有提高，思想上确有收获。为此，各村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抓好落实。
1、制定学习计划，做好准备工作。各支部要根据区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参照本方案，结合实际，及时研究制定本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动员阶段的实施方案，报乡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各支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式，提出学习动员阶段的工作计划，报督导组和乡党委审核批准后组织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