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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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外语学习；交际能力；文化；习得

一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语法知识，而是培养交际能力；学习者产生的语言不仅要符合语法要求，而且要符合社会规范，要合情合理，贴切得体”(刘润清，1999：161)。“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在1972年提出的。这一概念与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Competence)相对立，既包括语言能力，又包括语言运用。

随着交际能力概念的提出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习得任何语言都要习得其语用规则和文化”(刘润清，1999：167)。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语法规则，同时又有一套自己的语用规则(即如何得体地应用语言完成人际交流)。这套语用规则与其所属文化密切相关，它涉及到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方式、民族心理、审美观点等。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不同，其语言使用规则也不同。要实现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离不开对对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因此，要学习一门外语，从而获得以这种外语为载体的良好的交际能力，就必须习得它所承载的文化知识。

外语文化习得不同于母语文化习得。母语文化习得是与语言习得平行进行的，中国学生在习得母语语言知识时，也同时习得了正确得体地运用母语的文化知识；而他们学英语或其他外语时，往往强调语言知识、语法规则的学习，而忽视了这种外语所承载的文化因素的习得。因此，即使是语言能力强的优秀外语学习者，也极易在与该族语人的交际中产生语用失误、交际障碍，甚至是文化休克(CulturalShock)，其后果是严重的。正如著名语言学家Wolfson曾指出的那样，外语学习者与讲这种语言的民族人交际时，他们的发音或句法错误往往可以被容忍，而他们违反语言使用得体性的现象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因此，要获得与讲外语的民族的人进行顺畅交际的能力，就必须在学习外语语法知识的同时习得其文化知识。

二

在认识到文化习得对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后，不少研究者开始了对文化习得的研究，并提出一些理论框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是文化适应模式(theAcculturationModel)。其主要观点是：外语学习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适应程度决定其习得外语的程度。换句简单的话说，学会一门外语同时也是学习、适应一种外国文化。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在自然环境下外语学习的研究。学习一种外语的过程就是逐步适应这种新的文化的过程。这是因为语言既是表现文化的主要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通常学习一门外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学习者对讲这种语言的该族人的看法和态度。学习者要学好这种语言，就必须了解和适应该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及涉及到的文化格调、风俗习惯、交际系统等。文化适应模式还认为，学习者对外语文化的适应程度表现在他与该文化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如何。一个学习者作为其母语民族的一个社会成员去接触另一个民族的成员时，会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到他的态度；这些因素构成他去适应新文化、学习新语言的社会距离。心理因素则是由学习者自己的情感因素所决定的。

我国学者高一虹曾提出一个“1+1＞2”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式。她不仅认为语言习得的同时又是文化习得，而且认为两种文化的融合会在学习者身上造就出一种新的人格。学会第二语言之后，两种语言的文化在该学习者那里就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并存，更不是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两种文化会相互作用，学习者会加深、拓宽对第一文化的认识，又因移情作用对第二文化也会有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学习者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同族人对母语文化的优点更加欣赏，对其局限性也更加敏感，而且比不懂第二语言的外族人对第二文化的特点看得更清楚，对其优点感受更深。这种强烈的双文化意识使学习者的创造潜力得以发挥。如果他的造诣很深，他很可能有时比本族人还本族人，比外族人还外族人。这种新的人格的转换过程，不是从第一文化到第二文化的横向转换，而是从低级需要层次向自我实现状态的纵向超越。

三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文化习得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并非易事。文化习得与外语学习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我们要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不能把部分等同于整体，也不能以整体来代替部分。对于中国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文化习得的问题，众多学者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认为，文化习得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习得应以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共时文化为主。同一语言群体往往是多种文化的有机复合体，其中有主流文化，也有属于各种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如在美国社会中，来自东方的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文化等都是亚文化。作为外语学习者，我们应习得其主流文化，因为主流文化代表着目的语语言群体绝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此外，文化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任何语言群体的现实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我们应对其共时文化的历史沿革有所了解，但文化习得的重点应放在其现阶段的文化内容上，因为它代表目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及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第二，文化习得要消除文化定式、减少偏见。文化定式（Stereotypes)是一种整体式的文化取向，即把某一文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当做该文化的代表的—种倾向，其结果是每个文化群体的成员都被当做其所属群体的代表而具有此群体的文化特征。文化定式使得人们用过分简单的语言概括并描述目的语文化，而忽视了其文化的个性。例如，有人这样概括：中国人好客，美国人富有、慷慨，黑人擅长音乐、舞蹈和体育运动，犹太人聪明，德国人呆板、僵硬，日本人雄心勃勃，非洲人懒惰、随遇而安。这种文化定式忽视了目的语民族的个人文化特征，无疑对交际是不利的。文化习得就是要让学生避免戴着文化定式的眼镜去接触目的语文化。因此，我们在以目的语群体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化习得时，还要兼顾主流文化内不同群体的亚文化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尽量接触一些其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不同的群体的亚文化，使自己对目的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具体化。

偏见是“以一种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一种反感心态。这种心态也可能表达出来，也可能被别人知觉到。它可能是针对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群体，也可能针对某一群体的个体”(贾玉新，1997：106)。偏见不是一般性的看法错误，它和文化定式一样，具有执著的情感内涵：它对使其改正的证据总是固执地抵抗；它是僵化的、不可逆转的、不可改正的态度；它基于错误的判断或先入之见，是对别的群体或个人采取的否定态度，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偏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际交往。因此，为了能与目的语文化的人进行成功交际，我们应通过必要的文化习得减少偏见，使学习者对待目的语文化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

第三，文化习得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WilliamGrahamSummer(1940)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它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贾玉新，1997：108)。这常常是无意识的产物——人们经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他民族或群体相比，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更加真实、更加正确。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群体成员都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民族中心主义。由于民族中心主义对非本民族文化的人认识有错误，容易造成对其行为的错误解释，导致不同民族或文化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甚至相互仇视；由于它认为本民族文化是天下唯一合理的文化，还会导致文化冲突。此外，民族中心主义使自己产生优越感，以自己的文化准则去衡量非本族成员的行为，并试图改变他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它是对交际影响较大的一种心理因素，不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习得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只有多了解、多接触，才能为降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创造机会。通过文化习得，我们最终应以习得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为目标。所谓文化相对主义，即一种文化中的行为只能用其自身的准则去理解和评价。这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只能用对方文化的信仰、价值观、社会规范等作为标准来解释和评价其行为。

文化习得不仅是学习者获得目的语文化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其获得文化意识(CulturalAwareness)的过程。文化意识意味着学习者认为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属性，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要获得文化意识，学习者必须对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走出母语文化的窠臼，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和反思母语文化，这样可以减少偏见和降低民族中心主义；同时，我们还要以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目的语文化。只有通过习得其主流文化和了解其亚文化，我们才能够消除文化定式，才能够切身地从目的语文化成员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其社会行为和语言行为，就像胡文仲及高一虹在《外语文化与教学》中指出的：“只有了解外国文化，才会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了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外国文化。”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第2篇

    一对国外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讨论

    国外文论依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参会学者对国外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关注热度不减。高建平就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冲击下的艺术如何寻找新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想尽管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却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应该坚持一种介入的艺术观,使美学回归到批判的立场。金雅指出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以世界视野发展民族文化,以辩证扬弃的胸怀建设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以艺术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属性及其价值。冯宪光指出中国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文论才是正宗的文论,因而“西马非马”的问题一直没有充分讨论。他梳理了西方的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指出西马理论家从资本掌控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不断演变的文化与文学,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异化进行不懈批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未脱离的理论底线。赵毅衡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学的几个可能的出发性课题,如虚构性/事实性叙述区分,记录性/演示性/意动性的基本分类,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等,并提出合一叙述者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可能的变形。张永清对当代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谭好哲论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对当代学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陆建德论述了文论与文学修养的问题。支宇以实证的方法对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与象征资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表现主义与西方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澄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

    二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讨论

第3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

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卷第6期，121-12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年第22卷第4期，279-282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年第6期，153-154

第4篇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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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第5篇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第6篇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第7篇

【关键词】文明 文化 联系 区别

一、文明的基本内涵及特质

“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话题，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的解读，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明论。“卢梭的文明批判论，孔德的实证文明论，摩尔根的文明起源论，福泽渝吉的文明进化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马尔库塞的批判文明史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具有以下三种特质：

（一）从创造性方面而言：文明象征的是人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打下的印记，是人类自己创造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

（二）从进步性方面而言，文明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结果，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文明成果，具有能够推动社会和人自身朝积极方面转化的功能，如果人类所创造的成果对于自然和人是一种消极成果的话，那就不是文明。

（三）就变化性方面而言，我们说文明是一种进步状态，也就是说，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而且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综上所述，文明具有创造性、进步性和变化性三个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推动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向前发展，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二、文化的基本内涵及特质

从总体上而言，“文化”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也就是说，一切自然的现象和事物，只要经过人的认识和创造，即“人化”，便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和意义。狭义的文化则是指以文字或其他手段为媒介所记载和保留下来的人类所创造的繁荣文明成果。

通过对文化的基本内涵进行概括之后，我们可以窥探出文化的三点特质：

（一）就其社会历史性而言：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单个人所创造的，而是出于复杂社会关系之中的所有人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是全体人辛勤劳动的社会财富的总和。

（二）就继承性而言：文化虽然具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特点，但是，文化的这种历史特性并没有使文化完全脱离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大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凭空而产生的，它总是在前人积累的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是在前人所累积的文化营养成分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后一种文化是对前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站在前一种文化的肩膀上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

（三）就其功能性而言：文化也具有文德和教化的功能。由于文化归根到底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综上所述，文化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和功能性，文化的功能性是在文化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之中彰显出来的，而文化的发展史则是以变化的功能性为前提的，并且是历史性地发展着的。

三、文明与文化的关系

（一）二者之间的联系

1.文明和文化的主体都是人。文明和文化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他的核心都是人，他们都是作为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及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财富的表征。

2.文明和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文明和文化都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活动的结果，他们包含着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原始的实践劳动产生了人，劳动实践在类人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得以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

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于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而文化则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而言，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水平也就越高。当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之中，自有积极的进步的成分才能称之为文明。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文明是从属于文化的。

(二)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1.从二者的来源上来看，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的产生。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之日起就有的，当人类从类人猿通过实践活动而脱离动物状态，进行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时，当人类赋予自然物以人的“目的性”的标志和观念的时候，原有的自然物便有了文化的意蕴。具备了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可能性。从而使人类的活动进入了文化的领域。可以这样说，自从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进行创造活动的时候，就有了文化。

而文明从总体上而言，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有了文字记录以后才开始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化始终是贯穿三个时代的始终，同人类相伴而行；而文明则是从第三个时代开始的，即始于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可见，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是有先后差异的。

2.从二者的定义看，文化的外延性要广于文明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称。而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和野蛮蒙昧相对立而言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涵盖了物质的、精神的和其他方面的一切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既有精华的、进步的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不朽内容，又不乏有糟粕的和落后的。所有的这些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均可称之为文化。但是，只有真正的反映时代精神和推动人类文明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才能称之为文明。而那些落后的腐朽的糟粕是不属于文明的范畴的。可以说，文化是多样的，具有精华和糟粕，先进和落后之别，而文明是文化中先进和精华的部分。所以从定义上而言，文化的外延性要大于文明的。

3.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不同。文明和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所创造的成果都具有可传播性。是可以被相互借鉴和学习的。但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文明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有些时候往往不择手段。这一点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在19世纪表现得相当的突出，经过几次科技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着传播先进文化的旗帜，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大门。虽然此举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他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也是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而文化的传播则是具有可选择性的，对于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人们既可以选择某一文化，也可以选择其他文化。因此，文明的传播具有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不具有强制性。

参考文献：

[1]杨海皎，王琦.论文明与文化.学习与探索，2006，（1）：66.

第8篇

“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最初是由日本学者从社会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提出来的，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学说。信息社会指信息产业高度发达、信息产业处于支配地位的这样一种社会；信息化则表示向信息社会发展的这一过程。信息化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概念。从其内涵来考虑，它是指信息的利用非常广泛，信息观念深入人心，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信息咨询服务业的高度发达和完善；从其外延来考虑，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环境。信息化作为一种趋势，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以物质与能量为经济结构的重心，向以信息为经济结构的重心转变的过程。

社会的信息化，必然要求教育的信息化。而“教育信息化”这一概念就是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再生和应用而言的。它有以下四方面的含义：第一，信息资源是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第二，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教育信息化的目的；第三，信息的网络是大范围有效传递信息的基础；第四，信息化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必将受到人们在观念、理想、意志、技能及团体利益、社会组织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教育信息化应有与之对应的保障机制。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出台了以教育信息化为特征的新世纪教育振新计划，希望以此抢占人才培养的制高点，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为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一场全球性的教育信息化革命，已在教育的各个领域的不同层面迅猛地展开。

目前有关“教育信息化”的内涵还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教育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将信息通讯技术充分整合应用在教育系统之中，是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及信息社会所特有的重要组织与理论管理方式在教育领域实现的一系列过程。

二、传统英语教学模式面临变革

传统英语教学模式中，英语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式呆板，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教学都是在脱离具体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进行的，教师“广播式”讲解，学生被动接受，缺少双向的沟通，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很难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统一式”授课，满足不了学生个性差异的要求，教师提供的有效信息量有限，教师是灌输知识的主动施教者，学生是被动接受灌输的对象，媒体是辅助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工具，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近年来，我国在英语教学指导思想上特别强调应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实施从“怎样教”到“怎样学”的重心转移。但如果仍沿袭旧的教学模式，尤其在很大程度上在以应付考试为目的情况下进行教学，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和网络辅助语言教学（WALL）的引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教学，使教学过程不仅“教师——学生”共同学习，而且增加了“学生——计算机”双向交流，这样就为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提供了条件的保证。在英语教学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CALL和WALL必然会使英语教学产生重大变革。

三、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具有信息量大，交互性强，生动有趣，实用性强，知识新等很多优点，对英语教学听、说、读、写的各个方面均有较大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在英语听力教学中的应用

（1）利用磁性存储介质存贮听力材料。移动硬盘、优盘等存储介质具有容量大、携带方便、容易保存、复制快捷等诸多优点。软件及网络听力资源丰富，选择空间大大增加。

（2）运用多媒体计算机播放听力材料。这种方式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体，形象生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听力中的难点。

（3）选择语音纯正、地道的英语听力软件，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扫清口音障碍。

2．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1）人机对话。学生可以选取一些软件来自主地训练自己的语音、语调和表达。学生可对着话筒模仿计算机所播放的内容，计算机可以对此进行反馈，用以激励学生。

（2）网上交谈。学生学习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语言水平和爱好，通过互联网选择不同的交谈内容和交谈对象，可以不出家门和外国人交谈，和国内说英语人士交流，和教师、同学自由对话。

3．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1）运用多媒体课件，提高英语课文教学质量。CAI即电脑辅助教学（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具有能集成文字、图像、影像、声音及动画等多种信息功能。多媒体的运用可以使课堂教学容量相对增大，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语言实践机会。多媒体课件的形象生动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兴趣。

（2）应用网络信息资源，提高英语阅读效率。它可以有效地克服以往英语阅读教学中许多问题，例如，阅读题材狭窄，内容陈旧，训练方法单一，呆板等问题。而网络具有信息丰富，题材广泛且新颖、反馈及时等特点，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4．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1）利用多媒体课件，激活写作背景。教师可在屏幕上显示一些迷人的画面，关键词语，或者播放一段故事，让学生观其形，闻其声，然后有所感而写。并且，设计一些生动有趣的练习，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词汇用法和句型及语法项目后，逐步地进行写作训练。

（2）利用网络优势，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电子邮件的出现，缩短了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教师可指导学生结交国际笔友，发送电子邮件，让学生在交流中不知不觉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四、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

1．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整合的原则

要实现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首先需要有基本的信息技术条件，要方便师生在学习活动中使用，同时每位教师要树立新的教育观念、掌握信息工具的使用，深刻了解英语教育的本质、教学中的难点所在，学会在教学设计中体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以更好地达到英语课程学习的目标，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因此，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应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与学的工具或手段，利用信息技术到位但不能越位。学习环境应该建立友好的人机对话窗口、体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差异性，操作简单，运行可靠。

（2）发挥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与模拟空间结构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模拟情景练习。

（3）传统传输信息媒体与数据库结合，取长补短原则。随着各校掌握的素材资源的增多，素材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充分利用数据库技术管理素材，才能发挥资源的效益。

（4）不断更新观念原则。信息技术在不断发展，英语课程也在不断更新，学生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课程整合要不断将新技术、新的教学理论等应用于课程整合，使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处于动态整合过程中。

（5）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整合经济原则，要充分考虑整合的投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整合的模式

（1）基于单机课件的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

1）课堂演示型课件。其制作原则：要体现教学目的，为解决教学内容中的重难点提供帮助；结构严谨，界面友好统一，方便控制；技术的重点应该放在突出教学内容和提高教学效果上。

2）交互型课件。其制作思想是：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对知识学习的不同情况，把学习资料分为多个水平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习材料，或通过交互式的练习，评估自己是否具备进行某种学习的能力。

3）电子图书。既适合教师教学又适合学生自主学习。

（2）基于网络的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的整合

1）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网络课堂教学模式：创设情景提出课题自主探索网上协作课题小节网上测试课题延伸此模式中教师的地位：教师是教学过程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是教学资源的开发者和不断完善者，也是教学资源的评价者和管理者。

此模式中学生的地位：学生处于中心地位，能够选择适合自身的学习模块和学习方式。

此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形成和自尊的保护；缺点是局限于课堂教学，师生间缺乏情感交流。

2）网络探究模式——webquest

教学流程：教师提出问题将学生分组，每组扮演一个角色学生执行各自任务（查资料、讨论、分析、整理材料、撰写报告）演讲汇报教师评估下一问题。

此模式重视方法与技能的训练，重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学习积极性的调动。

3）专题网站学习模式。即在网络环境下，围绕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习方法。其

强调的是深入学习，可打破时空限制，进行远距离学习；缺点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能完全胜任这项工作。

总之，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教育手段的进步，探索教育现代化，探索教学改革，是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的一项责任和使命。

【摘要】教育信息化是我国教育所面临的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本文通过揭示教育信息化内涵，分析英语教育的特点，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英语课程教学的整合，达到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课程整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教兴国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信息化的浪潮已席卷整个教育领域。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场由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教育变革，正在对教育的各个领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祝智庭.现代教育技术：走向信息化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马宁、余胜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层次.教育技术通讯，2005

3何克抗、余胜泉.基于Internet的教学模式.教育技术通讯，2002

第9篇

关键词:文化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系；以人为本

一、文化民生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含义

民生，是人民的生计。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文化民生建设的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获得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升。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民生建设的文化目标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型民生文化，提升民众在文化层面的福利状况。文化民生作为公民的“文化生存”条件，既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也包括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就是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以满足社会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共同生产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总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办的、非赢利性的、传播先进文化、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服务的总和。具有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等功能。

二、文化民生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系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现实任务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已得到较高满足,对精神财富的需求相应上升。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大增加，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唱歌跳舞，不再简单地要求建设一两座文化活动中心，而对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完善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2.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利益的社会福利事业。在政府主导下, 积累社会各界力量，建设能够服务全体公民的文化服务系统，能够让人民群众充分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归属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促进民生的极大改善和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要求改善文化民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加快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是文化民生建设的基础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关注民生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共识。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中，关注民生的聚焦点不能忽视文化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民生理念为主导, 重在解决群众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能体现文化的民生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它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 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探索民生文化建设的新途径与新载体，是文化民生建设的基础。

三、加强公共文化体系，改善文化民生的几点建议：

1.加强政策法规体系建设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公民权利意识迅速觉醒, 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我们应该抓住机遇, 精心设计, 适时出台各项政策法规,使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在量上和质上都有一个大的飞跃。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为核心，加紧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法律体系。依法保障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利用，扶持优秀作品和重大文化项目，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尽快出台文化投入和扶持、社会捐助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逐步形成科学完善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使各类主体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入规范运行的良性轨道。

2.加强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建设

面向所有社会群体、面向基层, 以农户、居民为对象, 建设城乡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大中城市要高标准建设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大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县要建文化馆、图书馆或综合性文化中心，乡镇要建文化站, 村里要建文化活动室，保证一定人口数量的群众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 室)、电影院和文化广场。确保公共文化单位正常运转, 重点保障免费向社会开放的各级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美术馆以及农村和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

3.加强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建设

要在群众看书、看戏、看电影等方面, 保证人民群众能定期看戏、看电影, 定期参与文化活动等，要把“送文化”、“送科技”下乡等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在保障公共文化产品供应的基础上，以实施“精品工程”为入手，建立健全文艺精品规划、选题、创作、演出、宣传、申报和表彰等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要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创作灵感，发掘他们的创作潜力，多出产品、多出精品，促进创作繁荣。

4.加强人力资源体系建设

人才是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为此, 要不断壮大公共文化服务队伍。充实文艺骨干队伍，鼓励文艺类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服务，鼓励民间成立各种形式的业余文艺团队, 积极发展文化志愿者和文化义工队伍。提高文化活动的覆盖面，坚持在活动中发现人才。充分挖掘农村的草根人才, 通过他们来充分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 向群众输送最需要的文化产品。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的积极作用, 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连生:要更加重视文化民生建设.世纪行，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