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从中国人口结构看到的中国经济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 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模型研析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 人口结构是否开始拖累经济增长 山东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 黑龙江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预测 人口结构变迁与理财 农村社会人口结构与变迁 人口红利转变视阈下河南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制度变迁的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130613。，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开始下降，而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67%。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称为“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达到14%时称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20%以上时则称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按照此定义，中国早在2000年便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至2025年将成为老龄社会。与此同时，人口空间结构上，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在农业和非农业、农村和城市以及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之间转移。然而，21世纪以来接连发生的东部城市的“民工荒”、“返乡潮”现象[23]以及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促使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时代已经结束[46]。
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过去的几十年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中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力[7]。学者们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1/4[89]。而“人口老龄化”和“民工荒”现象暗示着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消失，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4，8] ，且将伴随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10]。不少经济学家都开始关注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快速增长势头，担心中国会产生“未富先衰”的局面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关人口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但主要限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研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自21世纪才初见端倪，因此，当前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看，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对整个经济产生较为负面的影响[1113]，而政府相关的人口政策可能会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人口结构变迁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效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 同时，人口结构变迁涉及劳动力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变迁、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家庭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动、政府税收和公共政策的转移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因此，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本研究期望通过构建反映人口结构变迁的CGE模型，并制定最新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表，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通过模拟不同人口政策措施，以期在比较中探索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有力措施。
基于此，本文将利用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采用CGE模型模拟中国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及其相关的人口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变化状况。本文首先分析和总结了人口结构的经济效应以及已有研究对人口结构变迁CGE模型中的模拟，接着阐述本研究所采纳的CGE模型及其数据基础和参数设置，然后分析模拟情景设置和主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及其在CGE模型中的模拟
（一）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会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并主要表现为负面效应。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的下降将会使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2个百分点，在21世纪40年代将产生3个百分点的消极影响[13]。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分为供给效应（如对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影响）和需求效应（对消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14]，并且将会对产量、价格、工资、利率、收入以及社会福利等市场产生一般均衡效应。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一个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从而对生产产生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结构也同时发生变化，即高年龄的劳动力比例和丧失劳动力的人口比例逐渐增长，且不同年龄结构的劳动力存在个人特征的差异，对于新技术创新、人口流动的选择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14]，从而增加新技术运行的成本[15]。因此，劳动年龄结构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影响生产力。
从家庭需求角度来看，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家庭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也相应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会降低消费总量，同时会改变消费的结构。从储蓄和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同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产生较大的压力[16]。储蓄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人口老龄化社会本身的储蓄率较低； 其次，政府会增加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从而降低政府的储蓄率参见福倪红《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及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最后，劳动力人口的减少相应产生的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也即劳动成本的上升使外商直接投资相应减少，由此增加了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使中国经济未来的稳定增长受到影响[16]。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的态度，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产生积极的效应，比如成熟劳动力的增加促使有工作经验的劳动力增加[17]631652、人口减少促使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18]、劳动力相对工资提升有利于提高资本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19]等。但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效应，尤其对于中国这个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全面建立、养老保险存在严重漏洞的状况来说，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创伤。
（二） 已有研究对于人口结构变迁的CGE模拟
由于人口结构预测的复杂性，更多的CGE模型对人口结构变化采用外生给定的方式模拟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相关经济和社会效应[2022] ，并将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的结果放入动态模拟的外生变量中进行相关情景的模拟。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要素供给、家庭消费需求及政府消费和投资三个方面模拟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1）通过劳动力总供给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来反映CGE模型中生产投入要素的变化。这在CGE模型里表现为作为生产函数增加值的劳动力投入要素的变化以及相应的TFP的变动。因此，已有的模型通过链接外生的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来模拟劳动力总量的实际变化，或者将劳动力按年龄结构进行划分，从而模拟不同年龄结构劳动力变化趋势产生的经济效应。Sang和Hewings 根据年龄结构将劳动力分成6组，并根据劳动力收入水平将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进一步划分成5组，从而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变化[23]。Wang等人则将劳动力根据年龄和结构分成22个组[20]。Kim等人构建了地区CGE模型以分析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都地区的劳动力减少较多有利于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12]。
（2）通过不同年龄结构的家庭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差异来反映CGE模型中家庭行为决策的变化。考虑到家庭的异质性，不少研究根据年龄结构将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不同家庭产生的影响。对家庭年龄结构的划分，有根据家庭户主的年龄进行划分的[21]，有根据家庭平均年龄进行划分的[2425]。对家庭消费结构这一变量，模型常采用不同类别的产品消费量占总消费的比重作为变量。Dalton等人根据家庭户主年龄的大小和家庭规模将居民划分为不同的年龄结构组，从而比较分析美国、中国以及印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2425]。福倪红采用递归动态CGE模型，根据家庭户主年龄、家庭规模以及农村和城市区域将家庭结构分为12个类别，从而模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出处同上。，其模型模拟部分中的中国人口总数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则采用Zeng等人[26]的预测结果。
（3）通过政府应对人口结构变动而产生的消费和投资变化来反映相关的人口变动情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者的公共消费品不同，如未成年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对于教育的消费较高，老年人比重较高的人口结构对于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消费较高。因此，政府会根据不同的年龄结构分配相应的公共支出和公共投资[27]。同时，也有研究模拟政府政策的变化，如改变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延迟劳动力退休年龄等。Tyers和Golley模拟了全国范围内实行二胎政策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变化[11]。
三、 考虑人口结构变迁的CGE模型的构建和基准模拟情景设计
本研究所采纳的CGE模型是在国际上通用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 简称IFPRI）开发的标准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所得。模型本身是基于Lofgren等人[28]在2002年共同开发的标准静态CGE模型发展起来的递归动态（recursive dynamic）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下简称IFPRIDCGE模型）。该模型由一系列线性和非线性的联立方程构成，它定义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所存在的宏观环境，其动态部分每一个阶段都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型进行求解。下文将结合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别介绍该研究所采用的CGE模型的结构特征。
（一） 中国CGE模型的静态结构
IFPRIDCGE模型每期静态截面可简单地分为四个模块，即生产和价格模块、 产品模块、主体模块以及系统约束和宏观闭合模块。结合本研究的需要，本文CGE模型每期的静态截面图可由图1来表示。结合本研究关于人口结构模拟的需要，模型四个模块可描述如下：
（1）生产和价格模块： 即要素增加值投入和中间产品投入构成的生产活动，以及相应的要素和投入品的价格。本研究模型将生产部门划分为3个产业共12个生产部门： 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工业，包括采矿业、食品加工业、消费性产品加工业（包括纺织、服装、日用品等）、其他制造业、动力燃气业（包括电热力、燃气、石油和水等的生产、加工和供应）、建筑业； 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业、零售贸易业（包括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产业）、银行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每个部门的生产活动则由相应的中间产品投入和要素增加值投入构成。要素增加值投入与中间产品投入将采用Leontief生产函数的固定比例来确定该部门的生产产出，并构成第一层嵌套的生产函数模块。其中，要素增加值投入则由生产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利用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生产函数来决定不同要素的投入比例； 同时，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通过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计算各类要素的价格。中间产品投入进一步由Leontief生产函数的固定比例来决定。因此，要素投入的CES生产函数和中间产品投入的Leontief生产函数则构成了生产函数的第二层嵌套关系，其中本研究的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根据研究的需要，劳动力将根据区域、性别和技术水平进一步划分为8个类别，分别为： 城市高技术男性、城市高技术女性、城市低技术男性、城市低技术女性、农村高技术男性、农村高技术女性、农村低技术男性以及农村低技术女性。
（2）产品模块： 即国内总产出在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消费者在进口产品和国产产品之间的选择构成的产品之间的组合方式。模型假设一个生产部门将最终生产一类产品，因此，与生产部门的划分一致，本研究将有12类产品。国内生产的产品将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销售，并由生产者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权衡，该模型用固定弹性转换（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 CET）方程来表示两者间的替代关系，而收益则由国内外产品的价格来决定。其中，最终产品的价格将由要素增加值、中间投入品以及相应的税费构成。在此，本研究基于小国假设，即中国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不会改变国际市场该产品的价格。国内销售的产品价格则由本国生产本国销售的产品和从国际市场进口的产品共同决定，并由Armington方程（表现为CES函数形式）来决定两者的分配。
（3）主体模块： 即由经济活动参与主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所构成的函数。行为主体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居民主体的收入来自要素的报酬和政府的转移支付； 支出包括对各类商品的消费性支付，以及向政府缴纳的直接税。其中消费将采用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函数进行分析，而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企业的收入来自生产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在本模型中主要表现为资本要素的报酬； 其支出主要表现在向政府缴纳的直接税和对劳动力的转移支付。政府的收入包括居民和企业的直接税、国外产品的进口税以及产品的生产税，同时存在国外的转移性支付。
（4）系统约束和宏观闭合模块： 即为模型运行可解所定义的一系列约束条件。IFPRICGE模型的均衡条件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均衡、要素市场均衡、储蓄投资均衡、政府预算均衡和国际收支均衡。本研究中相关均衡条件将设置如下： 第一，产品市场的均衡，即产品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其中总需求包括居民与政府的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出口和出易服务费的支出，总供给包括国内生产的产品以及进口的产品。该均衡通过国内和国际产品的内生互动、对部门生产的相对价格和就业的改变导致主体的收入和需求的变化来实现。第二，要素市场的均衡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衡，由要素供给和价格的关系决定。本研究假定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工资则内生调整从而保证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平衡； 资本的使用则在不同部门间固定，通过调整不同部门的资本报酬来保证资本市场的供需平衡。宏观闭合原则的选择用于决定政府预算、储蓄投资以及国际收支三个账户如何实现平衡，是模型求解的基础。闭合则根据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不同国家发展实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本模型的宏观闭合原则表现为： 对国际收支账户，假设汇率为浮动汇率，而国外储蓄则外生设定； 对政府预算账户，则假定政府税率以及实际支出保持不变，从而通过调节政府储蓄来保证政府收支平衡； 对储蓄投资账户，将采用储蓄驱动闭合，使储蓄率外生给定从而通过调节投资来维持储蓄和投资的平衡。最后，本研究中CPI设置为价值标准。
（二） CGE模型的动态结构和基准模拟情景设计
本研究CGE模型的动态结构包括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变化、资本要素的增长、家庭人口的增长、TFP的提高，以及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外汇储蓄的变化等，将根据设定的宏观闭合原则以及研究模拟的需要进行相关设定。人口结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研究CGE模型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和家庭人口的变化间接导致的家庭行为的变化两方面来进行模拟。模型将模拟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带来的影响。下文将详细阐述基准情景下要素供给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1）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主要反映在家庭人口总数的变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两方面。人口的增长主要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来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人口增长将根据人口增长预期进行外生设定，本研究家庭人口的增长变化将采用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并截取2010―2030年的变化数据来模拟2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模型假定人口的增长会使消费水平相应增长，但只影响平均消费水平，而商品边际消费率则保持不变，这表明新增加的消费者与已存在的消费者具有相同的消费倾向。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变化主要用于反映劳动力要素供给的变化。由于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只报告每隔5年的数据，因此，本研究首先根据每5年的数据求出每5年的年均增长率，再根据求得的年均增长率计算每年大致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劳动力年龄按照15―59岁（包括15岁和59岁）的标准进行划分。
（2）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男女比例一直处于不均衡状态。2011年中国男性人口为69亿，占总人口的513%，比女性人口多3 401万[29]。由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供给和价格不同，男女性别比例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该比例的变化趋势也将采用联合国的世界人口预测，假设劳动力年龄人口性别比例和总人口性别比例一致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预测只报告总人口的性别比例，尚未报告男女性别分年龄水平的预测结果。，由此，根据总人口的男女比例来计算劳动力年龄人口的男女劳动力数量，并据此计算年均增长率。
（3）人口空间结构的变化： 即城市化导致的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转移，表现为城市化率的变化趋势。未来城市化变化趋势则根据当前的城市化率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政府目标来获得。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8238%、7964%和9114%参见联合国在线数据库（online database），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 http：///unpd/wup/index.htm，20131015。 。2012年，中国的城镇总人口达到712亿人，占总人口的5257%[2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 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30]提出了关于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目标： 从“十二五”时期开始，用20年时间解决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达到65%。因此，本研究将根据2030年达到65%的目标来估计每年城市人口的增长率。
（4）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动： 即教育水平的提高使高技术劳动力比例提高。本研究将受过高等教育及以上水平的劳动力视为高技术劳动力。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比例较高，如2010年英国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54%； 该比例在美国和日本2007年已达611%和399%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data/home.aspx， 20131015。。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为1154%，其中城镇的比例为1952%，乡村为263%。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6%参见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2年7月23日，http： ///zong _he _870/20120723/t20120723 _813704.shtml， 2013年9月5日。。模型将基于当前的劳动力技术水平假设2030年城市高技术劳动力比例较2010年上升50%，则城市男性和女性高技术劳动力比例分别从2010年的2048%和1853%[1]上升到2030年的3072%和2779%； 由于当前农村高技术劳动力比例较低，因此假设农村高技术劳动力比例是2010年的2倍，即男性和女性高技术劳动力比例分别从2010年的263%和294%[1]上升到2030年的527%和588%。按照该增长比例推算，到2030年，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将达到209%。
最后，CGE模型中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将由劳动力参与率来确定。总体来说，中国劳动力参与率较高，近二十年来，15―64岁劳动力参与比例维持在80%以上。2011年，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为853% 和752%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 ///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0130905。。本研究假设男性和女性未来20年劳动力参与率分别保持在85%和75%。因此，本文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状况将通过CGE模型中区分的8个类别的劳动力来反映以上描述的劳动力人口供给的变化趋势以及由城乡家庭人口数变化反映的家庭相应行为的变化，从而较真实地反映未来多维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此外，CGE模型中新一期资本要素的供给将由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和主体的投资支出内生给定，并取决于资本折旧率以及上一期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利润率。超过平均资本利润率的部门将在下一期获得更多的投资资本； 而低于平均资本利润率的部门则将在下一期获得更少的投资资本。不同部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将基于目前劳动力和资本发展的倾向来外生设定。其他变化率如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支出、产品的国际价格也将根据当前的发展趋势来外生设定。
四、 数据基础、参数设定和敏感性检验
（一） 社会核算矩阵表的制作和数据来源
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以下简称SAM）是CGE模型的数据基础，是一种描述经济系统运行的、矩阵式的、以单式记账形式反映复式记账内容的经济核算表。它将描述生产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Table， 以下简称IO表）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结合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描述特定年份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本研究基于2010年IO表，并增加了劳动力和资本生产要素及居民、企业、政府和世界其他地区等经济主体的收入和支出内容来构建中国2010年的社会核算矩阵表。如前所述，本模型中的生产部门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类别共12个部门； 并假设每个部门对应生产一种商品，因此相应地共有12种商品。模型中居民将进一步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 要素投入分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 同时劳动力将根据区域、性别和技术水平划分为8个类别，由此模拟因三者的变迁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不同类别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中的分配数据很难获得，本研究将借助微观调研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数据，采用计量的方法（构建区域、性别和技术水平3个dummy变量的交互项）估算出8类不同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并根据部门间的平均工资加以计算。
由于SAM表的数据来源不同，因此最终形成的数据可能导致SAM表的不平衡，即行列不相等。这就需要对数值进行校正从而使行列的汇总总数值平衡。选择恰当的SAM表的平衡方法是制作SAM表和进行CGE模拟前的重要工作。处理SAM表平衡的方法有很多，如最小二乘法、RAS法以及直接交叉熵法和系数交叉熵法等。本研究将采用Robinson和 ElSaid的交叉熵（CrossEntropy）方法进行平衡。该方法是在满足相应行列总数相等的情况下，使SAM表各个流量和每列/行的总值的比例与调整后的该比例之间的预期熵值最小化。该方法的详细介绍和GAMS程序代码请参看Robinson和ElSaid[31]的文章，此不赘述。
（二） CGE模型主要参数的选择和设定
模型中的参数分为两类： 一类可以直接利用SAM表和模型的函数方程进行校调估算得到； 另外一类参数则不能由SAM表唯一确定，将通过各类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估计获得，主要包括生产函数、商品贸易函数、消费函数等替代弹性参数。笔者参考前人已有研究结果或已有CGE模型所采纳的参数以及经验数据来综合确定本研究的参数设定。
（1）CES 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 CES生产函数是CGE模型中反映要素增加值投入的生产函数。不少研究根据以往经验[32]或采用计量方法自行计算相应的弹性。谢杰分别使用贝叶斯法则和广义最大熵对不同产业的CES要素替代弹性进行了估计参见谢杰《汇率改革、贸易开放与中国二元经济――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本研究将根据谢杰的实验数据并结合已有的研究和经验选取相关的CES替代弹性。
（2）商品贸易函数的替代弹性： 此类弹性包括了CET函数和Armington方程中的弹性。前者描述了国内生产的产品在出口和内销的替代关系，而后者则表述了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本研究将采用Zhai 和 Hertel对53个部门的CET函数和Armington方程中的弹性[33]，并根据经验归纳本研究所需的12个部门的相关弹性。
（3）居民消费函数的弹性： 居民ELES函数的参数估计主要包括Frisch参数和居民对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弹性。Frisch计算出的Frisch参数值显示，绝对贫穷居民的值为-10，而富裕居民的Frisch值为-07[34]。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城市和农村的Frisch参数分别设置为-2和-25。对于ELES函数中不同产业部门产品的需求弹性，本研究将根据谢杰利用截面数据资料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人均各种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均消费总支出数据估算的城乡居民ELES 参数出处同上。，并结合本研究所分类的产业部门进行估算。
（三） CGE 模型中相关参数的敏感性检验
由于CGE 模型函数方程中不同弹性参数的选择可能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CGE模型进行相关参数的敏感性检验。本研究将分别对商品贸易函数（包括Armington方程和CET函数）中的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中的CES替代弹性以及居民消费所采用的ELES函数中的弹性值进行敏感性检验。Zhang等人将相关的弹性参数分别进行高弹性和低弹性的设置，即在基准情景下将弹性分别提高20%（高弹性）和降低20%（低弹性），并基于新的弹性进行模型的模拟，从而获得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率[32]。在此，本研究将分别对前述弹性值进行高弹性和低弹性的检验，并将2015年该类弹性值产生的相关经济变量相对于基期的变化率报告在表1中。
由敏感性检验结果可知，相关参数的改变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影响程度较小。以2015年为例，如模型将Armington方程和CET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在基准情景下增加20%（高弹性）后，对居民消费相对于基期的模拟所产生的变化率仅为0317%，对总体GDP的影响变化率为0209%； 同样，在低弹性下，居民消费、GDP的变化率为-0359%和-0226%。而居民消费参数弹性的敏感性最弱，如在低弹性下，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几乎为0。由此可知，相关外生参数的设置对CGE模型结果的改变并不敏感，且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五、 模拟政策情景设计和主要结果分析
（一） 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情景设计和模拟
本研究将根据人口结构变迁的情景以及可能的相关政策措施对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来模拟不同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效应。因此，本研究将在模型基期的基础上，设计6个对比的政策模拟情景： （1）不存在人口老龄化； （2）延迟退休年龄； （3）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4）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 （5）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 （6）叠加延迟退休年龄、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的不同政策，考察其综合效应。情景的改变主要反映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上，具体情景设计见表2：
（二） 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效应
下文将首先基于存在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迁和假设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情景设置，来对比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然后，对比分析不同的人口政策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为政府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
1.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对国民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的影响
由CGE模型模拟的结果（表3）可知，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为15―59岁、城市化率到2030年达到65%、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达到209%的基准情景下，2010―2015年GDP增长率保持在92%的水平，但经济增长呈现逐步放缓的趋势，2025―2030年GDP增长率下降到55%。对比模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情景，即2010―2030的人口增长率按照1990―2010年的人口增长率来计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0―2015年的GDP将保持120%的增长率，至2025―2030年仍旧存在两位数的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00%，GDP的增长率几乎为基准情景的2倍。这表明中国人口红利对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而人口结构的变迁使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在没有其他政策刺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持续放缓。
进一步从GDP的构成要素（表4）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本身对消费和投资拉动GDP的作用的变化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模型中假设政府没有出台任何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政策。在出口拉动上，存在人口老龄化的情景将远低于无老龄化的情景。在无老龄化的情景下，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从2015年的2887%上升到2030年的4560%； 而基准情景下，2030年的平均贡献率为3814%。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总数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下降，因此，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将不断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增速的放缓会影响消费和投资相应比例的减少。虽然消费和投资占GDP比例的变化不大，从绝对数来看，其增长幅度低于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情景。如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2010―2030年的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65%和794%； 而不存在人口结构变迁的假设情景下的同比增幅为1069%和1194% 数据来源于CGE模型两个对比模拟情景下关于“主体消费和投资变化趋势”的数据结果；限于本文的篇幅，此处不详细列出相关的数据表格，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因此，政府应该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同时增加并引导民间私人投资，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2.人口结构变迁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价格不断上涨，对不少产业冲击较大； 与此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家庭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相应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从表5关于12个产业部门对GDP 贡献率（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可知，在假设国内外其他经济环境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迁本身导致的不同产业对GDP的影响表现为：（1）大部分产业对GDP的贡献都呈现负增长的趋势；（2）从中长期来看，对食品加工业、动力燃气业以及消费性产品加工制造业三大产业的影响最为严重；（3）建筑业对GDP的贡献率仍旧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逐年递减；（4）银行金融保险业对GDP的贡献率呈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逐年递减；（5）科教文卫等其他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积极显著，并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这些现象可以理解为： （1）由于劳动力供给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使劳动力密集型相关制造业对GDP的拉动减少； （2）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从而增加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因此，对银行金融保险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相关产业的消极影响也较为严重； （3）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会降低消费总量，同时会改变消费的结构，因此，对食品类的消费总量会有所下降，而对社会服务业的需求则不断上升，因而，相关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发生相应的改变。
3.相关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模型模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由模拟结果（图2）中关于未来GDP在不同模拟情景下的变化趋势可知，延迟退休年龄、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的情景等政策措施都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具体从各项政策模拟对GDP的贡献率来看： （1）提高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加高技术劳动力的水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模拟结果显示，在高技术劳动力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之增加的情景下，GDP年均增长率可以保持与不存在人口老龄化情景相当的水平。这是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增强劳动力的质量和效率、增加劳动力的创新力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从而提高作为生产投入的实际劳动力以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进而抵消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并逐渐转向利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后刘易斯转折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4]。（2）适当地延迟退休年龄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也将对经济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延迟退休年龄仅是权宜之计，该措施只能暂时地延缓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趋势，充分做好和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才是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3）城市化的发展虽然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于其他措施略逊一筹。原因之一是该模型仅简单模拟了农村转移到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这进一步表明在城市化发展中，要促进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同时也应注重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缓解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的不平等，让城市人口增长的那部分家庭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待遇，从而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4）从政策叠加效果来看，模拟结果表明，多类政策并行虽然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但较之于单独的政策模拟结果作用并非显著。如图2所示，叠加政策对GDP拉动作用的效果与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效果几乎一致。如至2030年，叠加政策模拟对GDP的促进作用仅比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模拟政策提高了003%。这是由于多个政策叠加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负面效应，如城市人口和高技术劳动力的进一步提高会减少农村人口和低技术劳动力，在大幅度提高低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同时会使农业劳动力供给产生缺口，从而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但导致叠加政策对经济拉动作用相对不明显的具体原因则需要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分离出不同政策组合，从而探讨不同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政府在实行不同人口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政策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并探索出一个合适而有效的政策方案组。图2不同政策情景下的GDP变化趋势（2010―2030）
六、 总结和展望
本文采用CGE模型，利用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预测，模拟分析了中国2010―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同时，在模型基准情景的基础上设计了6个对比情景，包括不存在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年龄、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以及政策叠加情景，从而对比分析人口老龄化及相关人口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潜在投资能力;现实投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李实,张平,仲济根,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夏若江.从收入分配看我国经济增长[J].经济评论,2004,(4).
[3] 李松龄.论需求约束下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J].经济学动态,2004,(1).
[4] 李俊霖,莫晓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统计观察,2006,(5).
[5] 周文兴.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2,(1).
一、出版变化轨迹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出版业封闭、保守、落后的状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打破的。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开始改变着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出版生态。与市场需求中生活必需品相比，一般图书、期刊和报纸的销售没有那么强劲、稳健，但发行渠道里的教科书包括教辅读物，却和市场上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坚挺，具有占领销售份额的刚性和韧性。虽然不断遭受市场化的冲击，出版业小农经济时代还是延续了相当一个时期，也留下了今天的小而散的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尤其是近几年的深度改革，众多上市公司、股份制公司出现在出版行业，出版注定要随社会经济大盘的变化时起时伏。产业化的直接后果，是出版越来越与外部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整个虚拟经济，包括金融业、证券市场的各种动向，由于上市，资本、基金、债券、股票、期货、衍生金融产品等元素产生，直接影响着出版经营结构和经营模式。外部社会的实体经济，房地产、租赁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对传统出版经济容量、市场交易，乃至于发行渠道、运作方式都形成巨大冲击。最典型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下行、物价上涨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必需品购买的比重加大，直接影响到出版产品的市场份额。由于国家对教材教辅的限价、政府购买形成的讨价还价、纸张油墨等原材料的涨价，以及市场本身的不完善，盗版始终没有制止住，出版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教科书、教辅读物的利润空间陡然缩小。收益结构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出版产业，使其随着社会整体需求和经济大盘的脉动发生变化。于是，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追求之外，信息化，首先是数字化业态升级的问题，迅速摆在出版业发展的进程之中。
二、经济背景观察
1.国际方面
自2008年9月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金融界的动荡不安，使世界经济走向极度低迷的谷底。六年过去，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态有所松动，但是，国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甚至有可能减弱。有专家预测，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回归，很可能不是U形，而是W形，甚至会成为连续W形的反复和波动。
美国的债务危机并不因为政府的重新开张有所缓解，美国的经济复苏也由于主要依赖过度宽松的货币投放和房地产支撑，不牢靠、不稳定、不确定。货币投放这一块，有专家很早就提醒过我们，在美元控制的世界经济中，货币投放实质是在剥削挤榨所有直接与美元沟通的各国经济；美元贬值等于无偿地而且名正言顺地让各国老百姓为其买单。房地产支撑，已经让美国吃尽苦头，危机的伊始就是房地产起的事，能支撑多少，支撑多久，支撑的力度多大，很难把握。所以，美国经济的风险仍然很大。
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乐观。金融风暴首当其冲的英国，经济复苏的信号比较明显，尤其是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专家预测，英国经济依然脆弱，复苏之路仍不平坦。欧洲其他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经济社会矛盾长期化已成定局。日本经济在刺激下开始出现一定增长，承办奥运会也会给经济带来一些亮色，但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问题无法根本解决。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明显减速，底气弱，抗灾能力差，经济恶化不断引发社会政治矛盾。上一轮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市场、资源、生产制造的相对平衡局面不复存在，形成新的平衡、新的和谐状态遥遥无期，让人不敢有乐观估计。有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2.国内方面
国内的经济增长幅度降至7.6%之后，工业仍保持了9.3%的增长，农业夏粮丰收，十年保持，尚属不易。外需疲软后，内需还算争气，对经济增长贡献加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拉动经济增长7.5%。但从整体上看，需求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企业经营困难加剧；金融风险中的地方债务、影子银行规模扩大；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以往上半年增幅一般是20%～30%，今年只是8%。
中央领导同志在谈经济形势、经济工作时强调，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所为的战略际遇期，但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这个时期也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提醒我们下半年的形势有可能更加严峻，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之多、挑战之多、风险之多，必须高度关注。因此，在宏观经济战略应对方面，我们提出的对策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三、业态升级思考
对于出版业而言，战略机遇期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内涵稍稍有些改变。第一，我们没有经济大盘外向型的负担，受国外经济变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刚性。中国出版经济没有进入世界出版经济流通的大环境，即使是我们内部，大陆出版业与港澳台出版业的流通也远远没有建立起来。第二，版权贸易产业的增长比例大幅度上升，但绝对值很小，在整个出版实体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并不显著。第三，对国内前一个时期政府刺激政策的消化，出版业所摊的任务并不大，当然，它所受到的刺激也不大。因此，只是在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阵痛两个层面，加重了出版业所承载的负担。增长速度的调整，将主要是遏制住负增长的滑坡；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整体出版业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数字化技术改造、形成新的增长（服务）方式问题；承担的文化建设、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任务，乃至于文脉延续问题。
1.产业结构
从公布的数字看，2012年数字出版或者网络出版产业已达到1935.49亿元人民币，但实际的书报刊数字出版，仅占60亿元不到。在近20000亿的出版总量之中，百不挂一。分析数字出版业的内涵，大头主要包括网络游戏（569.6亿元）、手机短铃音乐（486.5亿元）、互联网广告（753.1亿元）。严格讲，这些并不是传统出版业的主体。这与国际上出版主业基本完成数字化改造，不少跨国公司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已达到80%的出版数字产品和出版信息服务状态，很不一样。
现代出版业的产业结构有两个层面的划线，传统出版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出版的产品和服务，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传统出版产品生产中的数字化水平，包括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渠道发行的电子商务化，内部和外部运作系统的网络化。
我们生产手段的改造是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量的出版资源，以数字化的形态出现和集聚；社会消费方式、广大读者的接受方式，受网络和各类新媒介形式的影响，已经普遍数字化和网络化。而我们的出版仍然沉湎于传统的生产方式之中，只是在纸张、印制、零售以及作者稿酬的无形涨价中挣扎，始终没有找到数字出版模式的突破口，没有形成出版业态的正常提升，没有形成出版经济中新的增长模式。
数字化进程缓慢，也影响了即时印刷方式的正常推进。传统的批量式的生产方式，形成书刊印制的产能过剩和书刊产品的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仍然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这些图书以资产的形式计入我们的财务账簿，但实质是不能实现价值的虚资产。
出版是个系统工程。数字化、信息化对出版结构的调整，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细枝末节，实际上，信息化为解决产品的同质化、产业结构的同质化、产业单位（企业）的同质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产业结构调整，有两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第一，生产资源的数字化问题，生产手段的数字化问题和生产产品的数字化问题。这三个层面似乎是连贯的，先有鸡后有蛋再有炒鸡蛋，实际上不是这样。生产资源也叫出版资源的数字化，是与整个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息息相关，它的目的不完全是炒鸡蛋，还可能是做面包、做蛋卷等等。出版资源的数字化将是整个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的重要选择、重要路径。
第二，出版业自身的持续发展、长足发展问题。一方面利用传统出版业的剩余价值，尽多尽早尽快地投入到为再生产为新业态所作的铺垫中去。据一些专家估计，出版业主业目前形成的利润很少，用这些利润投入再生产，尤其是投入整个出版业的再生产，远远不够。但对于传统出版业，早投总比晚投强，细水长流也胜过暴雨倾盆，更何况只有日积月累，才能让改变和变革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投入，就是出版人的理念转变、技术手段转变和操作方式转变，这大约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且，它所产生的无形价值也无法用价格的尺度来表述。
2.数字化战略
出版单位的同志早有体会，数字化是烧钱的事。不搞数字化是等死，搞数字化是找死。从国外出版公司的业态升级历程看，没有一定的经济支持（花着），没有一定的时间长度（熬着），没有一定的资源整合（聚着），数字化仍然可能只是喧嚣一阵，“钱”打水漂，“时”光流逝，“化”没着落。
出版业的技术改造，一直是业界朝思暮想的事情，大家也在不断地探索和追求之中。所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于企业外部，还有不少是来自企业内部；不仅仅是实践操作问题，还有不少是理念改变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环节、一种流程、一家所属的数字公司，还有全过程、全方位、全员进入的问题。在技术支持方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高新技术的成熟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测和估计。但是，业界考虑更多的是一个一个的点，没有机构和人员试图把这些点连成一片。毕竟，出版服务的云，必须是一片一片的。
在经济支持方面，我们也看到不少出版社，包括一些出版集团，不可能有巨大的投入，也耗不掉长时间的等待，所有的小制作、小尝试、小作坊，成就了星星点点的成绩，却成就不了数字大气候，距星火燎原遥遥无期。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社会投资和外资支援。上市公司的确有了条件，圈来的钱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投资的回报让人踮起脚尖也看不到，自然不可轻易下水。与外资的合作，大多是反反复复交了学费，要么出版资源被别人攫为己有，要么是核心技术仍在别人手中，自己不过是做了一回苦力。至少，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爱思唯尔、施普林格、亚马逊出现。
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谋求政府财政的支持。毕竟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条件。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由政府出资，让所有出版单位迈过数字化基础改造这道门槛，即用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装备所有的出版单位，实现数字化、标准化的统一，完成对现有出版资源的技术升级，即在生产纸介质出版物的同时，做好数字标引、注释、标识，放入数据库，以待以后生成并适应各种不同的数字产品和市场营销。这个思路的特点是：①全员动员、全体投入；②所有产品的生产过程整体进入，不留空白；③不生成数字产品，不进入营销市场，只打基础，只做最原始的数据标引、数据库生成、数字资源储备。
但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般认为，①让有条件的单位先做，走出路子来；②先促进产品出现，引起业界注意，引导到这个路子上来；③武装已有项目，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些看法忽略了整体设计的基本考虑：用政府的投入全方位地改变目前仍是纸介质天下的局面，让全部资源、全体人员进入数字化生产状态，让以后所有的出版资源数字化。
这种数字化战略是针对目前我们国家出版单位普遍弱小，资金短缺，而数字化改造并没有根本开展提出来的；这种数字化战略，是考虑到以后社会使用、市场需求的全部数字化模式的情况所布局的；这种数字化战略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选择，是针对前一个时期“数字、遍地小高炉”的状况提出的打基础、稳根本、求改变的长远打算。
数字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依靠宏大的资源背景，这个资源库的特点就是云，就是大数据，就是集约、集合、集成，没有人往大数据里添数据，一切的数字化都是空头支票，云之说无从谈起。有人说，我的书不需要出数字版本，印几本就行了。其实，你的书正因为只印很少册数，它的数据更显得十分重要，它的使用扩大化更为迫切：它的内容可以让人方便查询，它的信息可以跨时空地让人共享。
政府买单，在出版业的数字化改造方面，不是买产品不是买终端不是买节目，而是买过程、买机制、买程序、买统一。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保证锐意创新者脱颖而出，保证行业的持续发展、稳定发展。政府补贴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是打基础、问根本、扶整体，是为大家、求长远、谋未来，而不是代替生产者参与市场竞争，也不仅仅是帮助生产者扩大产品门类、延长产品线路和提升眼前经济效益。
3.出版业发展中的矛盾
文化的可经营性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梦想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种想法是美好的。当国外的文化业与娱乐业分野之后，娱乐业成为支柱产业，完全有可能。出版不是如此，也不该如此。
其一，事实证明，出版所承载的文化积累和传承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文化作为产业做大做强的经济意义。文化，尤其是出版的有限经营性，将会因为过度产业化造成新的文化冲突，造成五个文明建设的高度不协调和资本市场之后的文化沙漠和文化断层。这是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房地产带来的快速效应的同时，不得不冷静思考的问题。
其二，如何保持出版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我们出版选择的科学性、连续性、准确性和普遍性，构成了对信息、对形式、对内容、对渠道、对流通的最优效果，保证了文脉延续、文化发展和教育科技发展。但是，自媒体出现以后，对出版的尊重，本应当得到强化，却不断被削弱，而且越来越弱。我们希望现实社会永远不要忘记正是出版给人们带来福祉，正是出版的选择和不断选择，才创造了社会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果，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科学、稳健发展，创造了社会秩序、社会理性、社会伦理的积淀。我们正努力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保护出版者自身的权益，保持出版业自主的知识产权，尤其是出版的选择、淘汰、集合、聚和效用，应当得到整个社会的充分承认和尊重。
其三，在数字化的潮涌之中，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出版人更应当以自己的努力，让社会看到出版是不朽的事业。出版的价值是一个社会提升自己的必然阶梯，出版是关乎时代进步、人类进化、文明演替的关键角色，出版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个社会的觉醒，常常是在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我们的苦头已经吃了不少，应当有这些方面的清醒和坚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幅变缓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考虑文化和出版的发展路径选择，考虑出版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和长期发展问题，考虑出版在手段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融合方面的紧迫问题。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高速进程，成为传统出版业不能承受之重，有人甚至断言，网络出版和新的媒体形态造就了压垮纸介质媒体的最后一根稻草。解决之道，首当其冲的是要让整个社会，在科学发展的大盘子中间，把出版的重要位置充分考虑进去，充分利用起来，充分重视起来。不然，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普及就会没有后劲、缺乏动力、不可持续，增强民众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是一句空话。然后，在高新科学技术与出版产业的高度融合中，顺势调整出版结构，打主动仗，打攻坚战，实实在在促进业态升级、业界融合、行业进步，增强出版行业的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理性反哺和强力支撑。
关键词：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金融稳定
199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期，作为引领经济周期的产业，房地产业也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和过热而成为政府和百姓时下关注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的案例表明，房地产发展与金融存在紧密联系，金融支持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不稳定埋下了伏笔。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对金融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在总结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稳定间关系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一个分析经济增长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供求特性、价格决定及其对金融稳定影响的综合理论框架。接着，文章重点分析新一轮经济增长背景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防范房地产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一、为何房地产市场会造成金融不稳定：文献综述
房地产业向来被视作独立的行业，因而成了一个被忽略的领域。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微观财务绩效和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影响的相关研究多了起来。目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已为众多学者和金融管理者所深谙，即房价上涨通过财富预期效应促进信贷扩张，信贷扩张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助长房价攀升（Bernanke，et al，1996）。有关房地产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相关文献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
首先，从银行自身的角度看。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风险控制模式、经济景气预期和公司治理结构等都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支持贷款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方式来看，尽管所有银行均采取了以所购房屋为抵押和较高抵借比（Loan To Value，LTV）的方式保障贷款的安全，但是对市场价值非常敏感的抵押物价值评估方法会在房价上涨时期产生信贷供给增长或繁荣，在房价下跌时导致信贷紧缩或恶化（Borio，et al，2001）。在实证方面，Tsatsaronis 等（2004）将1970年至2003年期间经历房地产周期的17个国家分为3个组，分析国家间抵押物评估方法和LTV比率大小的差异对银行房地产风险暴露的影响后发现，在经济上升时期，考虑房价周期波动的评估方法和采用较低LTV比率的国家，银行风险暴露增长较慢，而采取对市场价值敏感的评估方法和较高LTV比率的国家，银行风险暴露增长较快，从而导致了经济下行阶段损失大量涌现。从贷款风险控制看，由于房地产价值决定于租金、贴现率、未来现金流、折旧和空置率等因素，而银行并不掌握这些因素的信息，难以测算长期内房地产的均衡价值或合理价值。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评估只能依赖于过去和目前的信息（称为近视或指拇指规则），当未来经济形势逆转时，银行不得不承担大量损失（Paul，et al，2001）。从银行对房地产市场的景气预期来看，在景气循环上行阶段，房地产市场的粘性供给与刚性需求（住房需求与投资需求）促使价格上升趋势明显。银行对市场前景一致看好，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的银行会增加风险暴露。景气循环由盛转衰时，房地产市场供给存量增加和需求下降促使价格下降趋势明显。为控制损失，银行随之会减少风险暴露（Allen，et al，2000）。从公司治理的结构来看，银行管理者面对股东对业绩要求的压力、职位竞争的压力和同业竞争的压力，很难在经济繁荣阶段减少房地产信贷规模，这是银行信贷和利润波动的重要原因（Kanaya，et al，2000）。
其次，从金融监管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在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转变金融监管的方式，如实施风险加权为基础的资本要求、可变费率和部分保护的存款保险体系及银行风险集中度限制等。金融自由化与监管的不同步恶化了银行收益内化和损失外化的道德风险（Bernanke，et al，1989）。因此，银行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增加高风险的房地产信贷。另外，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评估方法多样化以及市场走势的不可预测性，监管者也难以设计一套有效的针对银行房地产信贷扩张的早期监测和控制指标。在实证方面，Krugman（1998）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证考察后发现，不适当的金融安全网是导致这些国家盲目增加房地产风险暴露，进而引起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再次，从银行经营的环境来看。一是房地产信贷供给周期波动与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共同受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这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暴露波动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阶段，房地产市场领先于房地产金融走出衰退，实现增长。随后，房价上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推动了房地产资金供给的增长。经济由盛转衰时，房地产市场也领先于房地产金融市场出现紧缩（房价回落和空置率上升）。随后，房地产金融市场出现紧缩。在实证方面，Paul 等（2001）通过对11个国家银行业危机和房地产泡沫案例的总结，发现房价下跌与银行危机存在2～3年的时间间隔。二是金融产品创新也是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金融资产证券化和信托等金融资产形式的出现形成了多渠道分散金融风险的机制，避免了风险向银行集中。因此，银行在发放房地产贷款时的谨慎程度下降了。Tsatsaronis 等（2004）的实证分析显示，抵押贷款证券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具有较多的风险转移渠道，银行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速度较快。三是外来资金对本地房地产价格的推高以及国家间房地产市场的相互传导也导致了过度繁荣与过度衰退以及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和过度紧缩的交替（Bond，et al，2005)。
二、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一般理论分析
近年来，由于房地产业在各国经济中越来越彰显其地位之重要，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开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探究房价攀升的原因，认为经济增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Collyns，et al，2002），或者，经济长期增长对房价上涨具有决定性影响（林毅夫 等，2003）。事实上，尽管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并不一定同步，但是，当经济周期步入上行阶段后，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扩张将必然使房地产市场进入繁荣阶段（IMF，2002）。因此，经济增长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基本决定因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也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很大影响。要搞明白这一逻辑关系是如何产生的，需要深入研究房地产的特性、市场供求关系和所牵涉经济主体的行为。
从产品特性来讲，房地产是具有长期耐用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的特殊产品；从行业特性来讲，房地产具有建设周期较长、与其它产业关联性较强、牵涉的经济主体较多、对金融支持的依赖性较大等特殊性质；从市场行为来看，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牵涉主体（开发商、投资者、消费者和银行等）的行为时常具有非理性。因此，经济增长阶段房地产价格的决定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房地产价格决定的基本原理，找到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或风险累积）的基本原因，也才能提出解决症结的政策建议。
房地产市场的特性决定了房地产短期供给刚性，即受自身行业性质以及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房屋（特别是土地）的供给往往具有短期刚性或粘性，它无法随着价格、收入等变量的变化而发生较明显的变化，相关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已经非常详尽（Davis，et al，2004）。短期供给约束下的房地产价格决定取决于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在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如果市场结构越具有不完全竞争性，而市场需求增长却很迅速，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越明显和上涨幅度也越大。如果垄断型的市场结构与有效需求的突然释放相结合必然产生市场的非均衡性、价格上升预期的必然性和投资主体（包括金融机构）的过度进入，从而使房地产易于成为泡沫的载体和金融风险的导体。
通过抵押贷款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购房能力，金融机构的支持将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由潜在转化为现实，从而推动了房价上涨(注：《股市》(Garbade，1982) 、《企业资产出售》(Shleifer， etal，1982) 、《土地市场》( Kashyap，et al，1990) 以及《住宅市场》(Stein，1995) ，这些相关文章所用的一个共同机理是:借款能力与住宅价格直接相关，并对住宅需求进度产生上翘推动(Lamont，et al，2000)。)。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房地产价格具有上涨的长期性，金融机构适度的资金支持是平抑供求非均衡的重要手段和保持房地产价格正常上涨的重要手段。如果以控制资金供给来追求房价的平稳甚至下降，结果只会扭曲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调节机制，加剧房价波动，损害政府声誉（盛松成，2007）。但是，金融支持过度会产生泡沫、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地产价格上升成为显性信息（或共同知识），而市场结构具有非完全竞争性，甚至具有垄断性时，逐利性必然驱使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投资主体趋之若鹜，甚至通过违规手段进入市场。很多学者也从灾难短视、羊群效应和制度性记忆假说等理论视角分析金融机构这种非理性行为产生的必然性（Berger，et al，2003）。同时，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价格上升的预期和对房地产合理定价的困难性，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也可能出现盲目乐观而具有非理性（Carey，1990）(注：Winston 等（2004）指出，只有当经济由盛转衰、大量违约出现时，房地产的真实价格才显露出来（Carey，1990）。)。
综上所述，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掩盖了潜在的风险，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又具有非理性特点。因此，房地产市场易于出现失灵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政府的适当干预也是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这已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日本、美国、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次贷”风波所证实。
三、对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与金融稳定关系的评析
对于本轮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驱动市场繁荣和过热的因素是什么，市场态势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怎样。既有的研究往往就某一个方面展开，忽略了上述综合分析框架的运用，给人以就事论事、不够深入之感(注：如很多学者从房价收入比、空置率等指标来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由于这些指标在定义上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以此来考量市场问题往往会给人以就事论事的感觉（徐滇庆，2006）。还有学者单单从房地产贷款增速过快或占比过高来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没有考虑指标的合理内涵和影响机制，从而也就无法提出可行的建议，给人以不够深入之感。)。下面本文首先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形成。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一）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供求结构与价格形成
从本质上来讲，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繁荣甚至走向过热是市场供求关系演变的结果。从需求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和住房管理体制改革是此轮房地产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投资扩张、城市化加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推动了本轮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张晓晶，2006）(注：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其他因素如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大量外资流入、贸易顺差和房地产投机等也与此轮经济增长密不可分。)。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集资建房，实施市场化、货币化的住房供应体制。改革在将居民住房需求完全推向市场时意味着市场住房存量需求突然和巨量释放。如果供给不存在约束，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房地产价格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下降。问题是目前的市场供给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无法去满足瞬时释放的存量需求。一方面，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企业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的进入壁垒相当高。市场的不完全决定了房地产企业所提供的房产数量无法满足广大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在开发商具有区域垄断势力的情况下，任何成本的上升都可以通过提高房价来消化（李宏谨 等，2006）。另一方面，国家在实施住房市场化改革时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发展和提高居住质量，忽视了收入差距较大形势下对多层次住房供给的需求。住房供应趋向于针对中高收入阶层的大面积商品房为主，而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具有平抑房价上涨的中小户型住房和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如限价房、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的供给极度匮乏（王诚庆，2003）。尽管2006年以来国家加大了住房结构调整的力度，但调控市场供给的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目前中小户型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供给存量仍然偏少，而高档住宅还有反弹迹象（表1）。因此，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并不是建立在有效需求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长的基础上。
（二）我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我国房地产市场严重失衡的供需状况决定了银行贷款是提升居民购房能力的首要前提，而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导致房价上涨的必然性驱动银行贷款意愿不断膨胀。这是近年来我国银行业房地产信贷发展迅猛的主要原因（表2）。值得关注的是，房价长期居高不下迫使居民住房有效需求被迫通过节衣缩食和代际转移（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购房的首付款由父母来提供）的货币积累和银行贷款来满足，从而创造出一群高负债族，这是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影响金融稳定的逻辑前提(注：受“安居乐业”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居民存在着“租不如买”、“一步到位”的住房消费观念，一味追求“买新房”、“买大房”，既给自身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奴”，又影响了政策性或保障性住房的推出、住房租赁市场与“二手房”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剧了新房市场的供需矛盾。）。
分析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特别是对宏观金融稳定）的影响，首先要看银行对这一市场的风险暴露。依据建筑业的周期特征和对国外房地产金融业的调查，在经济上升时期，房地产信贷在银行贷款中一般要占到20%以上（Collyns，et al，200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表2），我国目前银行业在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比较小。实际上，如果加上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中来自银行贷款部分、拖欠施工单位和供货商款项中来自银行贷款部分（中国银监会专题分析组，2005），以及定金及预付款中的个人按揭贷款部分和囤地资金中银行贷款被低估的部分（钟伟，2007），目前这一比例至少达到50%。如果将银行给从事房地产投资的金融公司的贷款、给以房地产作抵押的公司的贷款也算作在内，这一比例会更高。由于数据统计上的困难，我们无法对银行业房地产风险暴露做准确的估算。表3给出了国内一些专家、学者或机构对房地产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部分的重新估计。
由表3可知，投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信贷。增加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暴露是经济上升时期各国银行业调整信贷供给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银行管理层为追求自身盈利、满足股东对业绩的要求和应对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并不必然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注：香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也出现了风险，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的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而且，监管当局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能否严肃金融纪律以降低借款人未来违约的概率，银行能否建立良好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以控制贷款集中度风险以及针对房地产潜在风险的预警机制建设。而目前的问题恰恰在于我国银行业在严肃房地产信贷金融纪律、建立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以及前瞻性的风险预警等方面存在不足。
1．银行放松信贷标准，盲目依赖抵押物的作用
根据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理论，银行贷款要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时，不考虑居民的收入状况、未来偿还能力和抵押物价值的波动情况，而只以借款人能否提供首付款为标准(注：根据2006年有关部门对16个城市的住房贷款抽样调查发现，平均22.31%的借款人办理贷款时未曾与银行直接见面。引自刘仕余：“2008银行违规放贷加剧房市股市泡沫”，《北京商报》，2008年1月8日。)。事实上，银行放松信贷标准忽略了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借款人收入波动给银行带来的风险。这与“次贷”风波前美国银行业住房抵押贷款风险管理中降低贷款标准是相似的。我国银行业降低贷款标准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向“零售银行”转型的压力，各商业银行在住房抵押贷款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在发放过程中银行往往审批把关不严，使得一些不符合条件且风险承受能力和信用水平较低的借款人也获得了信贷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宽松的贷款条件也使得“假房贷”、“假按揭”案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银行业没有经历房地产周期变化，一直把住房抵押贷款当作风险最低、收益最稳定的资产而不遗余力地开拓（易宪容，2005）。
如果说“次贷”危机前美国贷款公司降低房贷门槛的原因在于认为可以将风险转移出去的话，我国银行业放松信贷标准的原因则在于认为以住房为抵押品能够保障银行贷款本息的安全。事实上，抵押住房可能会因各种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经济或交通环境的变化而导致抵押住房价值灭失或下降。即使住房完好无损，价值没变，一旦借款人违约，在处分抵押房产时，因产权纠纷、律师费上升等原因而需花费高昂的处分费用，商业银行同样会遭受损失。在我国，由于个人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我国银行业处理抵押物的成本更高。例如，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第六条关于“对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生活中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抵债”的规定，撤除了房贷最重要的抵押保障，降低了抵押物对借款人违约的威胁，会引发住房按揭业务的道德风险。
2．贷款二级市场缺失，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
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是经济增长时期各国银行业的普遍现象，能否实现贷款收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另一个关键之处在于金融市场是否具有多渠道的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美国按揭贷款市场是高度证券化的市场，资本市场转移和分担了银行房贷70%的风险。到“次贷”危机爆发时，银行实际只持有其所发放贷款的很少一部分（汪利娜，2007）。由于当前我国国内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缺乏，房地产融资方式尚未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绝大部分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任何不利变化都会引起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和信贷紧缩，从而引起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逆转和银行信贷进一步紧缩的“放大效应”。房地产市场与银行的这一联动特性将造成宏观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
3．银行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潜在损失威胁很大
在经济增长、房价持续上扬的环境中，房地产信贷的不良率比较小，银行容易放松对风险的监测。由于贷款的期限长、对经济周期比较敏感、受政策调控影响大，房地产信贷呈现出当前风险小而潜在损失大的特性。因此，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要具有前瞻性，即对影响借款人违约的各个要素评估都要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例如，银行要预测借款人当前收入的可持续性、抵押物价值的波动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可变性等对未来银行贷款本息安全收回的影响。
从目前我国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来看，一方面，银行在贷前风险管理中过分注重借款人当前的信用状况、偿债能力和抵押物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银行在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应对贷款预期损失时过分强调对当前损失的缓冲。此外，由于银行和监管当局均将房地产信贷作为优质资产，房地产贷款（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较低。因此，尽管目前银行业房地产信贷的不良率较低（表4），房地产金融风险管理和预防机制的滞后增加了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
我国房地产市场失衡的供求结构和房地产信贷业务中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宏观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供求结构的失衡导致房价长期上涨和市场垄断利润的存在，这是诱使银行增加房地产风险暴露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时期较低的不良贷款率和放松贷款标准而盲目依赖抵押物的贷款模式在实现银行增加贷款投放目的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风险在不断地累积。在贷款风险分散机制和银行业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缺失的条件下，房地产资金来源高度集中于银行是判断未来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释放和威胁我国金融稳定的主要依据。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房地产价格长期上涨的态势和对利润的追求驱使金融机构增加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这在各国银行业是一个普遍现象。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是否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需要将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金融机构能否严肃金融纪律和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体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目前，在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时期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繁荣甚至过热的迹象。由于失衡的供求关系导致了垄断利润的存在，这是诱使银行业过度介入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原因。金融纪律弱化以及风险分担机制和前瞻性的风险管理理念的缺失则导致了银行业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支持。这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威胁金融稳定的主要原因。经济上升阶段的房地产市场掩盖了潜在的风险，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可能出现非理性，因此，房地产市场易于出现失灵而需要政府干预。政府首先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制定干预政策。从供给政策角度看，短期刚性的供给特性和垄断型的市场结构需要政府鼓励更多的生产商（开发商）进入市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需求的急剧增加需要政府多渠道供应市场产品（如增加小户型房、限价房、经济适用型住房和廉租房等）。从需求政策角度看，在经济上升阶段，由于房地产领域的消费和投资过度是必然现象，政府需求政策的重点应是增加融资渠道和严格融资条件、严肃金融纪律。更为重要的是，微观主体的趋利性往往产生巨大的宏观负外部性效应，而这一点在房地产市场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早期的风险预警机制（压力测试、风险模拟等）或监测指标是非常必要的(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房地产信贷风险暴露指标（住房贷款/总贷款、商用房贷款/总贷款）作为监测金融机构财务健康性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指标纳入2003年3月公布的《金融稳健性指标汇编指南》草案中（Heath，2004）。)。
参考文献
李宏瑾，徐爽. 2006. 供给刚性、市场结构与金融：关于房价的Carey (1990) 模型扩展 ［J］. 财经问题研究(8).
林毅夫，汪利娜. 2003. 非理性“圈地”原因何在 ［N］. 建筑时报，-01-22.
盛松成，刘斌. 2007. 经济发展对房价长期走势的决定作用：基于中国及国际的比较分析 ［J］. 财贸经济(8).
汪利娜. 2007.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警示 ［J］. 财经科学(10).
王诚庆. 2003. 经济适用房的历史地位与改革方向 ［J］. 财贸经济(11).
易宪容. 2005. 中国房地产过热与风险预警 ［J］. 财贸经济(5).
曾康林. 2003. 必须关注房地产经济的特殊性及其对金融的影响：对我国现阶段房地产经济的理论分析 ［J］. 金融研究(9).
张晓晶，孙涛. 2006. 中国房地产周期与金融稳定 ［J］. 经济研究(1).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后续影响下，全球需求持续疲软，全球经济增长整体出现放缓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虽然整体仍然增长较快，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长值，但总体也出现放缓迹象和态势（表1），并有可能进一步放缓。
①
在这一经济环境中，旅游业将受影响最为明显，尤其是入境旅游人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根据国家旅游公布的数据（表2），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旅游业入境人数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波动，且成下行趋势。
2008年1月18日，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了旅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会议还确定了今年的发展预期目标并部署了八项主要任务。
在2013年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了2013年旅游工作的总体要求，其中指出要加强产业融合，提升产业素质，并要重点做好“努力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效益”等八个方面的工作。
短短5年里，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整体发展放缓，旅游业工作的主要任务由产业转型升级转变为旅游产业融合。
对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质变式的产业升级，一是量变式的产业整合。在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采用何种方式才是真正符合当前旅游业发展环境与形势，符合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并有效的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保证旅游业的稳定，也是当今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一、旅游产业升级的条件分析
2008年提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当时这些工作任务与目标是在多年来旅游业整体稳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从长远来看，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仍是旅游产业必然要面临的任务与必经过程，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正是中国旅游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契机，甚至实现产业升级。但在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增长出现放缓，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究竟是否是产业升级还是有待商榷的。
在工具书中，产业升级解释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提升。这一概念隐含着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和加速本国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主动性。在学术文献中，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以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生产率全面提高为目标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促使产业结构质态的根本改进和整体水平的进升。产业升级应当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市场行为，而不应当是一种短期的市场运动。
要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旅游业赖以发展的经济环境平稳，旅游业稳步发展；二，旅游业原有的体制、发展状况等已经成为旅游业继续发展的障碍；三，在具备了升级的基础后，即高效的专业分工，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一段时间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引导与过渡来实现。
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形势平稳增长，旅游业整体上处于快速上升趋势，虽然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危机影响，但大多都是局部性的、短期性的，未对中国旅游业造成全面的、重大的影响，只有全国性的、内在的危机才会使中国旅游业遭受重大破坏，金融危机正是这样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中国经济实体造成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对于旅游业而言，加上1-2月份的雪灾，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6、7月份的洪灾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旅游市场惨淡低迷。加之金融危机之后，整体经济呈现增长放缓的状态，因此，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旅游业产业升级提出了挑战。
其次，虽然整体的经济大环境出现诸多不稳定性，目前中国旅游业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了很多管理与体制上的问题，但旅游业整体仍然呈现大幅增长的良好的发展势头（表3），目前的管理方式与体制尚未对旅游业的现有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构成较大障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还是可以有效推动旅游业的前进。
第三，中国整个旅游市场很多都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中，价格战激烈，高效的专业分工更是无从谈起。旅游产业升级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产业结构与效益等的质变，不是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或非常短暂的时间阶段中的突变。
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旅游产业并不完全具备进行升级的足够条件。可以说，金融危机是为中国旅游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但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做升级前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就是旅游产业的整合。
二、旅游产业整合分析
在产业经济学中，整合是指形成产业的整体力和合力。整合是指把一些零散的要素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从而实现系统的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工作，最终形成有价值的、高效的整体。简单来说旅游产业整合就是产业结构结构优化、旅游资源配置和各相关主体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旅游产业的发展不应只看重人数、收入等具体的量的增长，应更加注重旅游业内部的分工协作、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质量效益等等。要实现旅游产业的合理、可持续发展，其中旅游产业集群是必然的趋势。
旅游产业集群是指以某一个或多个或一系列的旅游核心吸引物为基础，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一定数量的具有竞争合作关系的旅游企业、旅游相关企业和组织，在同一特定地理区域内集聚，以形成旅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优势的一种现象。呈现出明显得空间集聚、外部经济、产业关联、企业竞合、环境共享、文化根植、创新等特点。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旅游产业集群都是资源型旅游产业集群，即依靠资源优势而集聚，依靠某一个或多个旅游景区（点）而形成。
关键词：海南省；经济增长；就业；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7；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6－0017－05
一、引言
2007年，美国开始爆发由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迅速扩散至全球，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并且开始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2009年，金融风暴已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快速下滑。危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是空前的，鉴于全球形势的严重不确定性，全球经济甚至可能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衰退。
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加上我国金融体系还未完全开放，使得所受危机的影响更多集中在了实体经济上。危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市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众多工人失业，GDP增速也大幅放缓。虽然海南省受外部环境影响有一个延迟的过程，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凸显，经济运行中开始出现不少新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GDP增长放缓与就业的问题，如何减少这场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两者大体上是正相关的。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就业增长，而就业增长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加强效应”。对于两者关系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描述，当数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
菲利普斯曲线是由经济学家菲利浦斯于1957年根据英国近百年的数据，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而得出的[1]。这条曲线反映出失业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即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诞生以后，直至严重的“滞胀”问题出现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通货膨胀被看作是经济高涨的具体表现，是经济增长处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资源价格膨胀。因此，通胀与失业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据此，政府可以用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控制经济增长的轨迹，进而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控制在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范围内。
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问题，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新经济中所出现的“两低一高”（即低失业率、低通胀率、高经济增长率）现象，给菲利普斯曲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并引发了许多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与短期问题上的讨论，以及关于是否失效的争论。
奥肯定律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该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两者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根据其对美国的经验研究显示，两者的数量关系是：实际GDP增长率比潜在GDP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下降1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率比潜在GDP增长率低2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1]。
奥肯定律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与失业反向变动，以及高增长率与低失业率相伴随的关系，已经被众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1]。
三、海南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现状
（一）海南省产业结构的特殊性
海南建省的时间不长，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其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省市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我国GDP的产业分布中，第一产业占的比重比较小，且总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由1997年的19.7%下降至2005年的12.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占主体地位，其中第二产业占最大比例，10年的平均值为46.25%（见表1）。而单看第二产业中的工业，10年间其占GDP的比重基本都处于40%以上的水平，表明工业在第二产业中占绝对的地位。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大体上呈上升的趋势，2000年以后就处在40%左右的水平。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
相比之下，海南省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在GDP的产业分布中，第一产业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10年平均值高达35%；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发展缓慢，10年间也仅仅上升了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每年都在40%以上，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是海南省的主导产业。
海南省特殊的经济结构源于其特殊的发展历程，1988年建省，随后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策环境使其发展并没有经历由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常规轨迹，期间又经历了政府撤资导致开发商资金断裂的阵痛期，使得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情况，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太低，工业和制造业相当缺乏。这正是海南省经济发展中的软肋，第一产业比重过大难以产生效益，第二产业比重过小难以产生带动效应，第三产业比重虽大，但由于缺乏第二产业的支撑作用，导致发展后劲不足。
（二）海南省特殊产业结构下的就业状况
产业部门是就业的载体，产业结构也决定了就业结构。海南省“两头大、中间小”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就业结构的特殊性。
分析表3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从业比例正处于下降的通道中，第二产业的从业比例大致不变，而第三产业的从业比例呈上升的趋势，10年的平均比例为49.122.828.1。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的比例达到46.126.827.1时，为工业化中期阶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而观察海南省三大产业的从业构成，第一产业的从业比例虽然也在下降，但占比仍然很大，高于全国水平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从业比例受产业规模的约束，仍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第三产业从业比例比较高，整体上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0年间平均比例为59.210.130.7[3]。海南省产业结构不合理而造成整体就业结构的脆弱性。
1.第一产业从业比例过高，需要释放大量的劳动力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资源的比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下降。而海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资源的比重将近60%，截至到2004年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达到121万人，这部分劳动力必然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步从第一产业中脱离出来并向其他产业转移，如果经济增长不足以为富余劳动力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海南省劳动力剩余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2.受自身规模限制，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
海南省的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落后，能提供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使得部分劳动力资本被固定资本所替代。此外，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促进效益提高和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会实行裁员政策。第二产业本应是吸纳第一产业转移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力量，如果它的吸纳作用不明显，甚至释放剩余劳动力，海南省的就业形势就会更加严峻。
3.第三产业发展受第二产业的制约，难以扩大对就业人员的吸纳
无论从就业弹性、就业乘数，还是吸纳就业的边际能力来看，第三产业中的各行业大多高于其他行业，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从业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对就业人员的吸纳，也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其它产业的支持。海南省的第二产业薄弱，由于缺乏第二产业的蓬勃发展，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使得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也不可能快速发展。尤其在经济环境差、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海南省发展较快的旅游和房地产等敏感产业必然首当其冲，进而拖累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威胁到全省的就业率。
4.海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还存在着一定的不均衡性
表2中数据表明，从1996年到2005年，海南省三次产业结构由36.22%、20.92%和42.86%逐步优化为32.96%、26.07%和40.97%。然而，从表5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已处于失衡状态，就业结构的变动显著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10年间，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注：产业结构偏离度是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否均衡的一个重要测度指标，该指标是用某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即该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之比）与1之差来计算的。当结构偏离度为0时，该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总量上达到均衡状态，此时的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反之，偏离度越大，就说明两者越是处于不同步变化和不对称状态，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当结构偏离度大于0时，该产业就应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使产业的发展与其吸纳的劳动力能力保持一致，而当结构偏离度小于0时，意味着该产业已经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应该促使劳动力从该产业中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始终在-0.4左右徘徊，说明海南省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幅度小于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幅度，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于农村，转移农业劳动人口的压力相当大。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大于0，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可能是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使得第二产业的劳动吸纳能力开始变得有限。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变化则比较合理，表明第三产业正在逐步吸纳第一、二产业释放的劳动力，成为了提供就业的主力。
四、金融危机对海南省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外向型企业所占比例较小的原因，海南省在金融危机中所收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仍不能忽视。2008年，海南省国民生产总值1466亿元、增长9.8%，低于年度预期目标1.2个百分点。此次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旅游和房地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
1.旅游业方面
受国际金融危机等相关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主要的表现如下：一是国际游客大幅度下降。2008年1-9月，海南省直接接待外国游客人数同比下降11.26%，其中接待亚洲入境游客（港澳台除外）累计同比下降13.01%，接待欧洲入境游客累计同比下降3.92%，接待美洲入境游客累计同比下降17.76%。2008年12月份，入境游客8.1万人次，同比下降32.4%。其中，外国人6.35万人次，同比下降35.9%，国际游客下滑的趋势预计2009年还会持续。二是各种国内外高端的会议和会展下降，往年世界500强大企业都会来海南召开会议，从2008年9月份开始，高端会议减少了。同时，会展数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三是高尔夫等品牌旅游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2.房地产业方面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去年出台关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的影响，国内很多地区出现了地产行业成交量持续下滑，购房者信心疲弱，待售商品房增加等问题。在全国房地产行业增长放缓的影响下，海南省房地产开发势头也出现了减弱的态势。2008年前三季度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上半年回落了10.4个百分点；商品房屋施工面积继续扩大，增幅比上半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但房屋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幅却分别回落了23.8和33个百分点。受房地产开发势头减弱的影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2008年8月份一般预算收入增幅环比回落23.6个百分点，2008年9月份一般预算收入增幅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因此，一旦海南省房地产继续低迷或进一步陷入萧条，经济增长的动力必然会减弱。
3.工业方面
2008年以来，海南省工业发展速度波动很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在-0.2%与9.6%之间波动，其中6月份最高增长9.6%，9月份最低下行至-0.2%。1-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7.1%，同比回落32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低1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增速低4.3个百分点。由于新开工项目少和续建项目进展缓慢，1-9月全省仅有金光卫生纸项目和福耀玻璃新增工业产值10亿元，新增工业增加值3.3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0.7个百分点。
2008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原油与成品油的价格倒挂，导致海南炼油厂严重亏损，1-8月累计亏损28.76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80.4%。虽然此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但由于国际原油的期货交易，9月到年底炼油厂仍然处于亏损之中。汽车制造业方面，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以及市场竞争激烈引发产品价格下降的双重影响，行业的生产经营十分困难。1-9月，海南汽车业完成产量68099辆，同比下降23.6%；完成增加值4.5亿元，同比减少6.5亿元，下降59.3%，这也是造成海口市工业负增长的主要因素，影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4个百分点。煤电行业1-9月完成发电量54.7亿度，完成工业增价值-0.97亿元，同比减少5.4亿元，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8个百分点。
（二）经济增长放缓对于海南省就业可能产生的冲击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源泉，近年来在全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海南省经济增长较快，就业形势比较稳定，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吸纳了第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海南省脆弱的就业结构可能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提供就业主力的第三产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发展速度极有可能放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会随之降低。第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从业人口比例低，加上存在着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也难以在经济发展放慢的形势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低产值、低就业弹性的第一产业已经容纳了过量的就业人口，它只可能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必然会对海南省脆弱的就业结构造成严重的打击。而在此形势下，当务之急就是正确认识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和影响，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来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进而保证就业率。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经济危机对海南省的冲击相对于其他沿海城市来说并不大，失业问题也没有严重显现出来。但我们不能过分乐观，低估了危机的持续性与破坏力及其对海南省经济与就业可能产生的较大冲击。当前要做的，应该是未雨绸缪，利用好当前就业率并未明显下滑的优势，从保证经济增长入手，进而解决就业问题，积极拉动内需，形成一个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就业提升拉动内需，内需扩大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将危机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对策建议
针对如何保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的问题，根据海南省经济和就业的基本状况，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继续推进第三产业持续、健康和迅速地发展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经济越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越大，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有人做过测算，同样幅度的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带动的就业增长率是第二产业的2-5倍，就业容量更大。而且第三产业范围广、门类多，知识层次高低不等，容纳能量大，可以为不同层次的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特别是能吸收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是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第三产业占海南省总GDP的40%以上，吸纳了30%以上的就业人数，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吸纳就业的能力还在逐步上升。因此，保证第三产业的迅速，持续的发展，无疑是保证海南省经济增长，就业进步的关键。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旅游业具有无烟产业和永远的朝阳产业的美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增加一个直接就业者，社会就能增加5个相关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发展。当前，政府应该积极出台优惠政策，加大投资，提升海南的硬件。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名牌战略，挖掘海南的文化潜力、生态潜力，提升海南的软实力，赋予房地产业和旅游业更深的内涵。
2.积极重视第二产业的发展
第二产业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保证。医药、汽车、石化与天然气、食品加工等都将成为海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引挚。对于第二产业中的规模项目、重点项目，政府应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保证其顺利发展，从而优化海南省的经济结构，为海南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就业的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3.加大宏观政策的引导力度，鼓励配套行业的发展
在投资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需要用政策导向刺激配套行业的发展，以吸纳劳动力就业。海南省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相对缺乏。根据这种情况，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积极发展配套行业，用劳动力资源来替代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从而吸纳从第一产业释放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
4.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升经济实力、促进就业
据市场调查，同样的投资，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是大企业的10多倍；同样的产值，中小企业用的人是大企业的1.5倍。随着社会的成熟，中小企业越来越成为解决就业的中坚力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提高就业率的出路之一。中小企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根本出路。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首先，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创业激励措施，从税收和财政方面给予优惠。对于为政府接收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中小企业，通过地方立法或特区立法在前三年可实行累退的增值税和营业税退税制度；个人收入和存款用于投资办中小企业的,免征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调节税、利息税；税务部门对营业额较小的中小企业所需要的发票提供便利，使它们能够顺利开业并正常经营。其次，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应积极拓展银行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积极探索创建风险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基金，省政府可以将自身拥有的财政专项资金与其他有意介入的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合作，共同创建面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要极大限度争取政策,为海南中小企业上市创造有利条件，尽可能让其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股权和债权融资[5]。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李勋来.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J]经济科学，2004，（1）.
[2]蒋昭侠.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3]喻桂华.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问题[J].当代经济科学，2004.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时，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0.33%，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必然会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储蓄、消费、劳动力供给、社会养老制度安排、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本文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以及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王德文认为，中国人口低增长率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却不断创造出大量新的劳动力需求，造成劳动力供求缺口，导致工资上升，提升劳动成本。如果没有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作为后盾，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彭秀健通过建立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杨道兵和陆杰华预测了21世纪上半叶中国劳动力老化的变动趋势，指出15～29岁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45～64岁老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并于2035年达到峰值44.18%，随后一直稳定在44%左右。劳动力老化会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不利影响。王金营和杨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未来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将导致抚养负担上升，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陈忠斌和蔡东汉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和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人口老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突现出来，人均资本增长率迅速下降。”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李海明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人口老化会使劳动供给减少，但未必使储蓄率下降；人口老化会使个体生产力下降，但未必使总生产力下降，因此人口老化并不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翟振武和赵梦晗认为，尽管由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难以改变，但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而且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因此数量减少并不代表数量的短缺。
尽管国内外学者就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是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数据不同，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这些研究或是着眼于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是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变化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由于在人口转变时期出生率逐渐下降，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化之后，经过一代人左右的滞后期，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老化。主要表现为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劳动力供给：一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二是通过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劳动力供给。
1.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影响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波动中下降，标志着中国进人以“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接近死亡率”为特点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与出生率下降相对应的是0～14岁的少年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2011年的16.5%。同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缓慢上升，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1年的9.1%。与此同时，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从1982年的61.5%上升到2011年的74.4%。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1982年为62517万人，2000年达到88910万人。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更是突破10亿，达到100283万人。
但是在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后期，由于出生率下降的速度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慢，少年人口比重缓慢降低，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进行，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情况。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尽管目前人口数量仍在缓慢增长，但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口数量会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因此，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会降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曾经按照中国生育率方案对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于2015年达到顶峰，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不断下降，2030年将减少到10亿以内，为98757万人。此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2050年将减少到84947.5万人，21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到61464.2万人。
2.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作为总人口的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也呈现出老化趋势。1991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6.28%，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23.29%。200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1991年有所下降，为32.67%，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上升，达到29.49%。2011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2001年基本持平，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达到33.73%。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预测，2015年15～29岁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至31.90%，45～64岁的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重上升至36.98%。2050年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至25.11%，而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44.79%（表1）。
三、中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经济增长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劳动年龄人口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构成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劳动力数量减少虽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弥补，但是目前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可能找不到足够的工人，造成设备空置，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部分企业即使能够找到足够的工人，也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这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发展造成障碍，还会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投资。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于1954年在《效用分析和生产函数：对横截面数据的一个解释》一文中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较早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总收入水平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储蓄和消费比例，以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劳动年龄人口通过工作获得收入，除了用于自身消费以外，还要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养育子女，并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养老。因此，劳动人口对应正储蓄，而儿童和退休人口对应负储蓄。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其储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导致储蓄减少，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的减少将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意味着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和消费人口的相对增加，进而会增加用于养老和医疗保健等非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减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公共投资比例，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二是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工作的努力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年龄变化而波动。一般来说，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到达顶峰后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劳动者工作的努力程度也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类似的倒u型变化轨迹。比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中努力向上，且工作能力不断提高，数年之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到达顶峰，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大致保持不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器官的老化，其工作效能开始下降，可见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变化先增后降。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不断老化可能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源于有意识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任何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者主动利用他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去发挥他的劳动能力，去使用生产工具、制造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物质财富。劳动者不仅是研究与开发的主体，而且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根本动力。尽管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与青年劳动年龄人口相比略逊一筹，因此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能也比青年劳动年龄人口逊色。这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相对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未来中国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这样的年龄结构可能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创新能力降低，进而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四、政策建议
1.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时代中国经济如何维持长期增长？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充分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该做到如下几点：第一，政府需要采取优惠措施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转移。第二，政府、高校以及广大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开展免费而实用的职业培训，培养下岗职工的劳动技能，增强他们的就业信心，帮助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第三，动员全社会力量促进待业大学生就业。第四，开发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这主要是针对低龄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对于那些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政府和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就业机会，让他们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有偿或无偿的工作。以此缓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在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招工难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因此要及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等，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淘汰和升级。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以技术创新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用较多的资本和技术以及较少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减轻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依赖性，从根本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因此，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替代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包括全民教育素质和健康素质的提高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 动者素质。具体措施包括：不断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提高全国劳动者的素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素质。另一方面，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和物质资本一样，健康人力资本也存在折旧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而愈发明显。健康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会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效率，甚至会导致劳动者永远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需要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确保财政性医疗经费支出随GDP的增长不断增加，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建立全面的工伤保险制度，提高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存量。
4.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中国男性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这项规定是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较低的背景下出台的。在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可以有效缓解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此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应当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每年延长退休年龄四个月，每隔三年时间就可以将退休年龄延长一年。其次，逐步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大部分50岁及以上的女性劳动者仍有较强的劳动能力，让她们退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可以考虑缩小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的差距，这不仅是男女平等在就业上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尊重，可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满足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再次，有条件的单位，如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可以试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本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只要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提出申请，单位批准就可以推迟退休，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人才浪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300.
[2]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10，（1）.
[3]于潇，孙猛.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
[4]彭秀建，Dietrich Fausten.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4）.
.E-cononlies Letters，2000，（69）.
.Economic Modelling，1999，（16）.
[7]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1）.
[8]彭秀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应用一般均衡分析[J].人口研究，2006，（04）.
[9]杨道兵，陆杰华.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6，（1）.
[10]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5）.
[11]陈忠斌，蔡东汉.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J].生产力研究，2012，（8）.
[12]李海明.人口老化的经济分析：近期研究文献述评[J].经济评论，2010，（1）.
[13]翟振武，赵梦晗.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人口与经济，2013，（1）.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324.
[15]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2）[EB/OL].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2013-12-01.
【关键词】 科技支撑 “中部金三角” 金融创新 新增长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压力逐年加大，既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减弱，传统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剧的影响，沿海地区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步伐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上升，其产业发展空间日益广阔。因此，大力推动“中部金三角”的跳跃式发展，加快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对优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具有深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部金三角”的由来及其战略定位
近些年来，国内有部分经济学家将湘、鄂、赣三地界定为“中部金三角”地带。所谓“中部金三角”是指由中部地区地理位置接近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经济区域，参见图1。三者之间分工协作不仅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产生强大的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更大范围区域的集群发展。
从表1可以看出，“中部金三角”目前的gdp总量合计排名位居全国第五位，进一步集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中，目前“中部金三角”的经济总量仅略低于山东半岛城市群。
1、区位概况、经济社会状况
一般意义上，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6个省区，面积为102.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7%。2010年人口达3.56亿，占全国人口的26.6%。
本文所指中西部八省市，系指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包括西部地区的陕西、重庆、贵州等省市，以中西部地带八省市，加以统称。武汉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制造业中心，也是以长江水系连接东部沿海的要冲。
2、“中部金三角”在全国经济振兴中的腰脊中枢地位与区位优势
（1）区位、交通中枢。中部具有独特的区位核心优势：中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腹地，承东启西，呼南应北。中部地区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物产资源丰富，文明久远，人力富集，市场广阔。中部地区还具有强大的交通辐射力。
（2）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向西辐射的最佳平台。独特的区位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了“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将成为21世纪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进基地和示范区。
3、政策短板与现实窘境
（1）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正逐步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2）中西部特别需要具有辐射能力的核心城市群。中西部地区缺乏大都市，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从而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中部地区，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超级中心城市，这制约着整个中部崛起的进程。
因此，“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务必深化改革、打破常规、大兴创新创业之风，扎实培育优秀企业与优秀企业家，紧靠“科技+金融”，真抓实干，寻求突破。
二、科技与金融结合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群建设
1、科技和金融结合，是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的关键
历次产业革命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是人类社会变革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人类社会的一部发展史充分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1）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产业革命，都是源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古往今来，世界经济发生的五次科技革命，也印证了科技和金融结合这个牛鼻子的作用。例如，由纺织技术革命引发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股份制模式和现代银行制度功不可没；由蒸汽机发明和铁路系统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资本市场的创立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信息和远程通讯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与始于硅谷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基金等紧紧地相伴相随。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都伴随着重要的产业革命，当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高度融合时，往往会呈现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财富的高速增长。谁在产业革命中成功做到了科技和金融的交相融合，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谁就能在产业革命当中赢得先机，独占鳌头。南方的深圳腾讯qq，北方的百度搜索，都将科技研发与风险投资等金融创新方式融合得淋漓尽致，因而硕果累累。
（2）“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蓝皮书》，武汉市位居中国科技竞争力前十名；长沙、合肥等地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毫不逊色。走进“十二五”，挖掘科技创新资源，并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中部金三角”优势得天独厚，机会无限，潜力巨大。
2、激励创新创业，积极发展中西部八省市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国外经验，在教育、科技产业密集的地带，可以建立高科技园区，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周围地区发展。“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硅谷”，像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一样，着力培养自主创新、创新创业的开拓氛围。按照科技+金融+产业化+产业集群的排列组合方式，充分挖掘武汉市及其华中地区的科技资源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雄厚潜力，大力培育出“华中的hp”、“华中的微软”、“华中的英特尔”，从而极大地释放出知识经济的巨大能量，铸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出又一个中国的“硅谷”。因此，应充分发挥高科技园区的骨干带头作用，抢占战略型新兴产业制高点。
3、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创设武汉“新三板”市场，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资本市场对于培育和发展创新企业是很重要的，它是为创新企业提供早期创业资本、中期成长资本以及后续发展扩张的持续融资平台。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作为全球科技最先进、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两相对照，“中部金三角”城市群拥有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合肥分院，成批的重点高校，悠久的产业基础；时至今日，却仍是沉睡的“巨人”，没有取得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成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大金融”手段
1、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基础作用，为中西部崛起“铺路搭桥”
要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确保“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首先要有企业的兴旺，需要资金支持。由于私人资本在规模和投入目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支持一些资金需要量大、投入时间长或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产业发展，尤其是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要有国家支持，即采用政府主导模式。而开发性金融由于具备下述三大特点，能够为中西部崛起发挥更大作用。第一，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肩负着重要的政策使命，其贷款投放的方向和力度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第二，开发性金融有很强的政策执行能力。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开发性金融无论其贷款期限、利率，还是融资手段，都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以市场手段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这种制度设计，为开发性金融的政策执行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第三，由于开发性金融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就使得开发性金融相对超脱于即时的经济运行，能够注重弥补市场失灵、信用缺损，从市场建设的角度构造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开拓业务，为商业性金融的后期介入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这一本质特点切合我国中部地区区情，有着广阔的运作发展空间。
2、努力构筑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资本市场，建设中部区域性金融中心
应考虑建立中部地区区域性的政策性银行，以及以武汉为总部所在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中部发展开辟更多融资途径，支持中西部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促进“中部金三角”的发展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在金融方面予以充分支持。发挥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中心支行的骨干作用；创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设立场外交易、产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提高工商企业投融资效率，培育中部产业集群。
由于中部地区与东部、西部条件都不相同，如果按全国统一标准建立单一层次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很难适应中部地区特定的需要，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在中部地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是很有必要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多种融资渠道的支持，建立创业板、新三板、发展场外交易、产权交易，目的就是为新兴的、经营状况好的、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恢复主要面向中部地区的武汉柜台交易市场，符合我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也符合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武汉柜台交易市场能够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方便快捷、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
（2）建立中部崛起产业投资基金。助推“中部金三角”经济起飞，选择产业基金这种形式进行投融资运作，是由其本身的优势决定的。
第一，中部崛起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国家财力和银行信贷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实现基础设施融资的证券化，特别是利用产业投资基金为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产业投资基金聚小为大，使基础产业的民众投资成为国家财政投资的有力补充，就可以配合国家投资，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产业比较滞后的局面。
第二，高科技产业是充满风险的产业，依靠银行贷款来支持高科技产业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以创业基金的形式支持高科技产业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创业基金具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优势，是支持科技发展事业，提高产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3、以金融之手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择优扶植中小企业，实行“抓大放小”
对于大企业，应该促进其上市，同时发行企业债券，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大规模，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中部地区的支柱。对于中小企业，可借鉴台湾经验，组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借提供信用保证，达到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目的，进而协助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四、“中部金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1、增长极理论与“中部金三角”
（1）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有优势的地方，比如港口、大城市、交通要道沿线和资源聚焦地。增长极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导致生产要素向极点集聚，后者导致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增长极发展初期，聚集效用明显，增长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扩散效应逐渐占主导地位，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同时造成地区间的差异。
增长极理论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国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内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都依托该理论为发展战略，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珠江三角洲以香港为极点，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极点，周边各地以极点为产业龙头，按产业链从高到低进行分工协作。两区域都在二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实践表明，增长极的形成有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存在；二是所在地区具有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技术、人才形成规模经济的能力；三是要有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即周围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较好，能吸引周围厂商投资、人才和技术，才能最终促成增长极的形成。在中西部的都市圈建设中，应重点考虑这三方面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和聚集是三个关键要素。
通过反复调研、定性与定量分析，我们认为，在中西部地区唯一具有核心增长极和辐射源潜质的就是“中部金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通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和梯度发展完成了产业升级。周边城市支撑武汉做大做强，武汉又与周边广泛交流与协作，通过各城市间良性循环实现共赢。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长江中游都市带，并向四周辐射，将会极大地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崛起。因此，中西部八省市以“中部金三角”为极点，经济起飞，前景光明。
（2）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与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是对网络开发的进一步拓展，是指几省的若干中心城市一致行动，协同发展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经济力量进行辐射。
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实地考察，我们认为：中部地区若要解决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首先要搞好城市化建设规划，形成中心城市网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可以在发展鄂东城市群、湘东北城市群和赣北城市群的基础上，推进三群融合，群策群力建设“中部金三角”；通过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将各中心城市连接起来，促进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中西部八省市完全可以联合规划、互为支点，从根本上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2、以产业纽带来强化中部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建设
（1）国外城市群发展特点及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启示。根据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定义普遍划分出世界六大都市圈。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包括了纽约、波士顿等著名城市，是美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是国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该城市群的核心是东京，它是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带，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枢，分布着全日本80%以上的金融、教育、出版、信息和研究开发机构。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它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伦敦现已成为欧洲最大、同时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之一。
在美国的都市圈中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城市，如底特律汽车城、波士顿飞机城。这些城市内部已经具备了完备的产业链，城市之间又彼此相连，共同构成北美制造业带。而在我国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模式还未完全建立，包括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创建的环境还不完善。
总之，我国中部城市群的综合优势还未完全体现出来，这就更需要结合“科技与金融”创新，科学规划，优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内各城市群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确立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发展城市群经济。湖北武汉城市群是以一级龙头城市武汉为核心，辐射半径300公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武汉“1+8”城市圈，还融合了湘、赣、皖部分城市，旨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应优先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扎实推进传统产业及其经济结构转型。长、株、潭三市互补、融合、集群发展，并为河南中原城市群、江西赣北城市群、安徽“合肥—芜湖”城市群协调发展作出示范。
（3）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相互结合，新型城市群的建设为产业集群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所谓集群是一个生态概念。生态当中的生物集群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环境里，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单元。而产业集群是在特定的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关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以及相关的机构（如大学、制定标准化的机构、产业协会等），由它们构成的群体。集群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其成员企业包括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其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技能与技术培训和行业中介等相关联企业，以及基础设施供应商。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会带来经济的外部效应，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同类企业甚至完全不同的企业有许多可以共享的资源，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发展的低成本优势；产业集群模式会实现范围经济，包括外部的企业聚集和内部分工体系的完善；产业集群还会带来技术制度创新优势和市场优势。
中部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汽车、钢铁、农产品加工的制造业。其中包括武汉—襄樊—十堰汽车产业带，湖南国家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基地，武汉钢铁、株州有色金属、湘潭钢铁材料、贵溪铜业基地等。
目前，中部地区产业集聚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工业园区建设离集群化要求有较大差距，产业集群的发展层次较低。实际上，产业集群的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城市群集聚功能性的缺乏，由此我们看到，城市群的建设对于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群整合了区域内各城市现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区域整体经济腾飞。假如要把这种巨大作用变为现实，就特别需要以下条件：第一，创造良好的资源配置条件、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形成廉价的资源配置成本，以利于提高区域竞争力；第二，区域内应有合理的产业链，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圈群内必须有一个特大城市作为内核，它是产业链的龙头和辐射源。同时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作为产业链存在的基础，产业链内分工明确；第三，域内要有一个强大的共同市场，并具备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的政府行为，它是城市群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条件，能够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经济要素间的关联及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补、共享。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的中部城市群，以强化产业集群竞争力。在实际工作中，“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务必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开发开放，结合“十二五”转型，稳步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有效拓展其产业增长空间。务必紧密结合“十二五”转型，全力改造传统制造业，降低能耗，实行低碳环保；奋力推进以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兴产业上台阶，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领军式”产业集群。
五、促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经济起飞的战略构想及其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就全国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就中西部八省市而言，建设“中部金三角”，则是探索发展新路径、建设核心增长极、建立中西部区域协作机制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客观要求。实现中部崛起，在总体上可以采用梯度推进和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相结合的战略。以“中部金三角”为核心，实行产业集群推进，充分发挥城市群互补优势。这既符合我国一贯的区域发展思路和地域上明显呈梯度格局的现状，又能弥补极化作用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差距的弊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宏观上，第一，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打破地区封锁、恶性竞争，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彻底开放；第二，组建规范的、权威的区域协调机构。但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有了区域内的协调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引入政府行为，发挥政府协同作用，解决诸如城市区域内空气污染、河流及湖泊水源利用和污染治理问题；第三，要探寻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操作层面上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牵头，建立官民结合的“中部金三角”城市群规划协调性机构，科学规划、优势互补，有序推进“中部金三角”城市群建设。
第二，有效实行全员培训，变人口大区为“人口红利”，下大力气培养企业家与企业家阶层。
第三，在中西部八省市，科学规划分中心支点城市，有序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例如在河南信阳、湖北荆门、湖南岳阳、江西九江、重庆万州、陕西安康等地，结合产业发展、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纵深发展，挖掘中西部人力资源，择优扶持高效化产业，大力建设中西部绿水青山式的生态科技园、生态产业园。
第四，在特色产业群、城市群优化的基础上，借鉴美、日，实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稳步建设“中部金三角”城市群，使其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后，中国第四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中部地区经济“v”型反转的可持续性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2] 郭生练、胡树华：中部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1）.
[3] 钱志新：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 王兴昌：武汉城市群产业结构布阵[j].中国城市经济，2004（1）.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 计量经济学 多元统计学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一）我国三大产业劳动力供给需求不平衡
劳动力供给需求不平衡主要是指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对GDP的贡献与各行业的劳动力供给不平衡。依据三种产业的性质，由于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镇，所以可以使用城市化比例来分析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中占有的比例。在美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GDP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5%，20.8%，77.7%，而我国对应为10.34%，46.3%，46.36%。并且美国的劳动人数占总劳动人数的比例在三种产业中分别为1.47%，35.03%，63.5%。城市化比例为81.7%，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与产业结构状况吻合，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而我国城市化人口为43.1%大量劳动力留在了农村，使得第一产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而第二、三产业劳动人数比例过小，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缺口，总的来讲，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十分不合理，需要进行调整。
（二）三大产业的经济拉动作用开始出现巨大差距
首先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第一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现状。设x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y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重，GDP为被解释变量。选取1978年到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计量模型为：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x每增加1%，GDP平均会相应减少3.66%；y每增加1%，GDP平均会相应减少5.46%。这表明第一产业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发展出现了负推动作用，说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发展已经饱和，提高第一产业比重反而会降低我国经济整体发展速度。
从上面的分析看到第一产业对经济拉动已出现负作用，而第二三产业的拉动作用虽然都为正，但它们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差距也日趋明显。这里可以通过弹性来分析，由公式：
（Ω取1，2，3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分别计算我国第二、第三产业指标，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对应弹性在2000年之后保持在2至3.5，即就业人数每增加1%，第二产业产值增加2%-3.5%，而第三产业指标保持在4至5，即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每增加1%，第三产业产值增加4%-5%。而且从这几年的趋势看，第三产业弹性和第二产业弹性的差距不断扩大，第二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弱，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三）资源使用触及资源禀赋并使环境压力加大
由于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能耗过大，使得资源利用严重超过环境负荷，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例如，世界平均每万元美元消耗标准煤油的吨数为3.03，中等收入国家为6.85，而我国是8.89，处于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森林资源中，世界森林平均消失率为0.2%，我国为2.2%，世界平均森林覆盖率30.4%，我国为21.2%，低于低等收入国家的25.1%。淡水资源中，我国人均淡水资源是2132立方米，只是低等收入国家的一半左右，而为了满足工业，农业，生活用水，我国淡水抽取量占资源总量的比例不断上升，世界平均水平为9%而我国高达22.4%。煤炭石油等资源存量也是不断下降，近几年已经开始大量转为对外进口。
（四）产品供给需求不平衡且高科技产业、服务型产业发展落后
从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以及国内居民社会消费品构成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第二产业产品，特别以制造业制成品为主，占到了我国出口产品的90%以上，这说明产品供过于求，国内需求严重不足，过分依靠出口消化过剩产品。而我国居民近几年的服务性、高科技产业产品需求不断上升，有些年份的需求增长甚至超过收入增长，而这些产业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及时满足人们的需求，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策略
依据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为了摆脱GDP崇拜，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我国目前对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应定位于如何把握好三大产业的发展方向。这里主要方向应该为：“转移农村中大量滞留在第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进入第二、第三产业；适当减少第二产业比重，增大第三产业比重，特别是促进第二产业中高科技和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发展，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减少资源环境压力，促进对环境影响大的产业向新兴对环境友好技术型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加快城市化速度，为劳动力转移，产业比重调整奠定基础”。
（一）减少第二产业比例，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从边际消费倾向的角度分析，根据1978年至2009年数据对消费支出的不同种类和消费者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计量回归分析，考察各种消费相对应于人均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下：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住房支出消费模型为：
Y = 16.53281553 + 0.005292571383*X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支出模型为：
Y = -3.130567222 + 0.02228469293*X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它杂项和服务性消费支出模型为：
Y = -4.842819657 + 0.03189721296*X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家庭设备用品与服务性消费支出模型为：
Y = -3.828859971 + 0.04795804648*X
比较第二产业中的住房支出，耐用消费品支出和第三产业中服务性支出，可以看出第三产业边际消费倾向更大，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更能推动经济发展。
从弹性角度看，当弹性在0到1时，消费支出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需求弹性大于1的行业是需求旺盛的行业，小于1的行业是需求萎缩的行业。增大弹性大的行业比例可以提高我国整体内需，优化我国经济结构。
从已有数据看，2005年开始我国能源弹性消费系数变为0.93，并且逐年下降，2009年为0.57；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从2008年开始小于1，2009年为0.79，第二产业主要行业的弹性小于1。而金融业，旅游业弹性系数都维持在2.1左右，交通运输，餐饮业的弹性业也大于1，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的弹性大于1。
根据上述分析，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制造业，重工业等的比例，增大需求弹性更高的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旅游业，交通，餐饮业之类的行业比例，以此来扩大内需，是促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合理方式。
（二）加强农区工业化，转移富余劳动力进入第二三产业
目前，农村主要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相对薄弱。加强农区工业化，主要是指从经济结构上、思维观念上、社会结构上促进农村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重点的问题在于转移劳动力。
为了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哪些因素相关并且可能具有怎样的相关性，可以通过计量模型来实现。
首先是变量的选择。被解释变量Y代表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的人数，用以衡量第一产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解释变量则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其他部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二是城市化率，三是第二三产业总和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其他部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主要通过非国有部门就业率，即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与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因为非国有部门是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城市化率则通过三个方面来反映。一是城市化率，因为我国目前第一产业几乎集中在农村，用城市化率可以很好地考察劳动力转移数量和速度。二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平均每个从业人员的产值，这个可以侧面反映我国城市化进程。三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纯收入越高，则越容易进入城市，支付进城成本的能力就越强。最后是第二三产业总和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这个比例越高，Y的值应该越大。将以上五个因素依次设为X1、X2、X3、X4、X5、建立计量模型。
由于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都在0.9以上，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有进行因子分析的必要。先对X1至X5取对数，然后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巴莱特检验中KMO为0.716，接近1，说明因子分析效果好。根据贡献度表说明第一个因子贡献度为95.615%，因此只需要取一个因子，由SPSS输出结果中可以得出因子得分矩阵为
F1=0.204LNX1+0.205LNX2+0.204 LNX3+0.206LNX4+0.204LNX5
然后对Y取对数，用LNY对F1进行回归，得到
LNY=-7.861303024+ 2.9576384*F，可决系数为0.9014，t值为13.525.F值为182.93，模型拟合程度好，变量显著。代入上式即得到：
LNY =0.6034LNX1+0.6063LNX2+
0.6034LNX3+0.6093LNX4+0.6034LNX5
可以看出非国有部门就业率，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二三产业总和所占比例每增长1%，会使得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增加0.6%左右。所以在加强农区工业化，转移富余劳动力时应该从以上方面入手。
（三）解除开发无序机制，促进城市化进程并提高城市化质量
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建设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吸纳农村富余人口，一是以城市为核心创造第二或第三产业岗位，吸纳富余劳动力进城；二是将农村发展为城镇，促进富余劳动力聚集地的农区向城市形态转换，自身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农村劳动力的“自主型”转移为典型特征，和许多西方国家与农村失去土地关系的“无产者”的“受迫性转移”不同。土地资源赋予的经济价值决定了他们不是将转移抑或留守农村视为二者选其一的单一选择，而只能将城市打工和生活视为“暂时性”的，很多人将外出务工作为家庭收入的一种额外补充，并非替代。也就是说现行农地制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权均等化和不可交易性，从观念上限制了我国模仿西方快速进行城市化的可能。因此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要适当改革土地制度。
减少城市化拉力，增大城市化推力。城市化拉力主要是限制农民工入城的因素，包括农村收入拉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拉力、生理和心理压力、政策制度压力、进城就业成本压力、就业门槛压力。城市化推力主要是指促进农民工入城的因素，包括家庭生产、生活推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推力，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推力，相对经济地位推力。在促进城市化建设中，应该着重分析考虑推理拉力模型，制定能减少拉力，增大推力的政策，吸引农民工进城，扩大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规模。
提高城市化质量。参照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的思想，目前将城市化程度的指标不能仅仅定义为城镇人口比重，而是应该从城乡发展动力系统，城乡发展质量系统和城乡发展公平系统三大方面对新型城市化程度进行分析，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十分注重城市化的质量。具体的内容有：注重城市发展质量，降低单位GDP水耗和能耗，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增强城市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保护好城市周边及城市中的生态环境，提高人均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注重城市化中的人文建设，不断提高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扩大教育医疗文化事业的建设，提高居民的福利。转变传统的城市化参考观念，应该从更广的范围考察城市化，制定更全面的城市化草案，有效地提高城市化质量。
参考文献：
1.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M].科学出版社，2010
2.耿明斋，李燕燕.中国农区工业化路径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朱建平.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