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1篇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

1.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 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 （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1]。

1.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 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 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 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2]。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

2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国药概念内涵

2.1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以现代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用直观或解剖后所见（包括用各种放大倍数的显微镜）的实体来表示机体的部位：以组织形态（有时称病理形态）、生理 功能、生化变化的相应指标和术语来表述机体的功能状态，并以此作为诊断的标准和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的依据；如果采用药物治疗的话（因尚可采用非药物治疗如物理疗法、手术等），主要考虑影响机体病理、生理、生化指标变化而选用相应药物以达防病治病的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强调的是外因对机体功能指标的针对性而较少考虑机体内因的综合影响[3]。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西医药学理论体系。

2.2西药概念内涵：西药应具备与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 第一，药物本身性能以其物理和化学性质来表示，如是液体还是固体，是酸性还是碱性 等，第二，药物功效以相应的病理、生理、 生化等的指标和术语来表示，如抑制细菌、 降低血压、升高血糖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考虑药物间的物理、化学、物理化学 、变化，如沉淀、分解等，至于生物活性则考虑各个药物各自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把各种配合使用的药物作为一个功效整体。简言之，以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西药[4]。此为西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 具备如上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才称作西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西药。

3关于中药和西药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3.1中国的药并不就等于中药。所谓中国的药，应包括中国生产的所有药物。不仅包括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尚包括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如蒙药、藏药、傣药、维族 药等以及民间药（有时可称作草药），因它们均为各自医药学理论体系内的药物，即具相应的特性、功效表示法及使用规律，故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称作中药。如果称它们为中药的活，只能说是泛指的中药，即中国的药，而不是特指的中药。

3.2一个药可称作中药又可称作西药到底如何称呼，应看药物概念内涵的两方面（如上述）。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试再举例。如大黄，无疑是一味中药，因它具中药基本内容而能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但西医药学体系亦使用它，使用时并不考虑其中药基本内容，只考虑其西医药学术语表示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如味苦，少量使用 作为苦味健胃药；具致泻作用，用来治疗便秘等。故在此种情况下，只能称之为西药。

3.3从中药中所得到的有效成分或部位，到底算中药还是算西药？ 到目前为止，一般来讲，还是称作西药为宜。如延胡索乙素，是得自中药元胡，且为其镇痛有效成分之一，但因其尚不具备中药基本内容，只能按西医药学理论使用，即考虑其具镇痛、镇静催眠作用，对慢性持续 性钝痛尤内脏痛效佳，主要用来治疗内脏钝痛、脑震荡后头痛及痛经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称作西药。如果将它们放到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进行研究，使之具备中药的内涵即中药的基本内容，它就能成为中药。

参考文献

[1]张怀亮;潘钰蔚;陈正琴;;中医基础理论量化研究新思想[A];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第七次学术年会、2010

[2]陈军;;药学一统观[J];医学信息(中旬刊);2010年01期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2篇

杨本雷主任医师为笔者师带徒指导老师，从事彝医药和中医药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40年， 2014年被评为云南省首批“云岭名医”。杨本雷主任医师主持开展彝医药文献整理、理论研究、药材种植和新药、新制剂开发等多项研究工作，逐步完善彝医药体系，形成了有特色的彝医药学术思想。

1对彝医基础理论的认识总结

彝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藏医、蒙医一样，彝医有自己的理论，其理论论述散在于《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彝族古籍中。杨本雷主任医师根据彝族古籍中关于彝医药的相关描述，结合现代彝医药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经验积累，整理归纳了彝医基础理论的一些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清浊二气是万物的根本根据《宇宙人文论》和《西南彝志》等古籍的论述，天地形成于清浊二气，人体生命形成也基于自然界的清浊二气，这证明了彝医早已认识到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人与自然的相应和统一。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活动依赖清浊二气的运动。清浊二气各行其道、环行不息，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人的生、长、壮、老、死等变化是清浊二气变化的结果。

12哎哺是事物形成的基础与中医阴阳学说相似，彝医用哎哺来概括自然的一切事物，并将其分成两类，哎哺互根互用，哎为天、为父、为阳；哺为地、为母、为阴，可见哎哺是对立统一的。同样，人的形成也是源于哎哺。人体生命物质基础是哎与哺，生命的繁衍发展在于哎（男）与哺（女）的交合。

13五行是决定人体内部运动规律的物质元素彝医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和人体组织的五种元素，并用这五种元素的生克关系来阐述事物之间和人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变化规律。彝医用五行学说来解释人体脏腑器官的生理病理变化，但其五行学说与汉医不尽相同，如汉医认为肾主骨，肾为水则骨属水，彝医则认为骨属金。彝医认为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戍己为土，壬癸为水，这不仅是脏腑生成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彝医认为肾主水，脾主土，心主火，肝肺主木的思想，脏腑所主决定了脏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

14气血与气路是生命活动的载体与通路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气血运行，气血循环营养全身。血的运动是通过人体的六条气血通路进行的。气血在这六条通路中不断循环，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

15对病因与发病的认识疾病的发生一方面是由邪气所致，另一方面是由脏腑五行生克关系失调所致。前者为外因，后者为内因。外因有外邪（风、寒、暑、湿、热）、瘴疬之气、饮食、外伤及虫兽毒伤等，内因有五毒和人体病理产物等。彝医将一切致病因素统称为“毒邪”，因此病因学说又称为“毒邪学说”。在致病途径方面，彝医认为疾病从口鼻诸窍而入，在发病学上，强调先天正气在发病方面的关键作用。

16诊法与治法彝医最重要的诊断方法是问诊。彝医古籍记载多是一症一方，无确切病名，先描述症状，然后阐述治疗用药的组成和用法。这就说明了问诊是彝医诊断疾病的最重要的方法。在治法上，以祛外邪和调节脏腑平衡为总的治疗原则。在外邪的治疗中以祛风为第一要义，因为彝医认为风邪致病最广最急。在脏腑功能失调方面强调补其不足，泻其有余。

为便于记忆，杨本雷主任医师将彝医基础理论概括称为“一元、二气、六路、五行、毒邪” 理论体系[1]，一元即元气论，二气即清浊二气理论，六路指清浊二气循行的六条通路，五行即五行学说，毒邪即毒邪病因学说。

2对彝药理论的认识总结

杨本雷主任医师从彝药的起源和发展、彝药的命名和分类、彝药的性能、彝药的应用、彝药的采集加工和贮藏、彝药资源等方面对彝药理论进行了整理总结，明确了彝药和彝药学的含义，建立了彝药学框架和系统的药学理论，将彝药的性能归纳为二气、六味、归路、升降通涩、毒性、功能主治六方面，将常用彝药分为发表、清火、杀寒等15类。杨本雷主任医师对彝药理论总结整理的成果已收入《中国彝族药学》[2]中，不再详述。

3彝医药开发的指导思想

31继承创新相结合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彝医药开发要继承彝医药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但更要强调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技术创新和药物创新等；要注意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合，方法创新和技术创新时要加大引入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技术手段在彝医药研究开发中的应用。

32重视民族民间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的挖掘整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知识包含纸质文献和口碑文献两方面。在充分开发利用彝医药书面文献成果的同时，要下更大的力气去挖掘整理以口碑文献形式存在于民间的用药经验和治疗方法，这些是彝医药研究不竭的源泉之一。民间单方验方和治疗方法、用药经验中包含许多闪光点，从这些闪光点出发进行研究，往往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3]。

33疗效是硬道理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任何一门传统医学，不管历史多悠久，理论多完备，要想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发展，必须有确切的疗效。要针对现代医药疗效不好或无效，而彝医药治疗有效的病种，探索经得起重复检验的治疗方案或药物，作为证明彝医药存在价值的重要基石。因此，疗效是彝医药发展的硬道理，彝医药开发必须坚持疗效为本。

4对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关系的认识总结

41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彝医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五千年，与其它传统医药一样，源起于劳动人民与疾病的斗争，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彝医药与中医药等传统医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中医药汲取了一部分彝医用药经验，如三七、茯苓、草乌等；另一方面，彝医清浊二气理论的形成和部分彝药的应用也受到了中医等传统医药的启发和影响，部分彝药是多民族医共用品种，有些品种其它民族医先使用，但与彝医的用法和功效上不尽相同，如灯盏细辛、牛蒡等。因此，从历史、文化和药物使用等综合看，彝医药是中国传统医药的源头之一，而不是分支。

42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的主要区别彝医药与其它传统医药之间理论有一定相似性，部分用药品种相同，按摩、拔罐、割治等一些诊疗技术近似，但各民族医药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杨本雷主任医师认为，彝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区别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理论不同，彝医在彝医理论指导下开展工作；二是诊法和疗法不尽相同。诊断方面彝医以问诊、望诊为主，治疗方面彝医有许多独特的方法，如彝医水膏药疗法和仪式治病、火疗法等；三是用药品种大部分不同，彝医用药地域特征明显，大多数是在西南彝族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品种相同的多数药药用部位或功效用法不一致，如牛蒡，中医用种子清热解毒，彝医用根行气通便，四是主要传承应用区域不同。彝医主要传承应用于滇、川、黔、桂四省的彝族聚居区。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3篇

[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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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4篇

    论文摘要:《中药学》分段教学是指将《中药学》的基拙理论部分在临床课之前进行;在教学过程中将中医基拙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基拙理论与中药学基拙理论有机地衔接起来;在专业基拙课《温病学》、《伤寒论》、《金魔要略》及临床课学习后，进行临床中药学的教学，使学生能顺利地过渡到临床中药学的学习，并为临床实习与毕业后的临床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中医药学术要在21世纪获得重大进展离不开一批完整掌握中医药理论精髓，且具备现代科学知识、技能的中医药人才，而这种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中药学》是中医药教育的重要课程，培养21世纪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教学和教材的改革是关键，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将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际衔接，也有利于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并有利于中药学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各科应用的研究和发展。本文中所述的教学模式适用对象是中医医疗专业、中西医结合医疗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生。

    一、《中药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第一版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至今，《中药学》的教学基本上是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后开始，学生尚未接触到中医经典著作和临床学科的学习，对中药的临床应用基本上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温病学》、《伤寒论》、《金匾要略》和临床各科中的病名及术语不能理解，如桂枝治疗奔豚气、半夏治疗心下痞、葛根治疗项背强几几、燕白、瓜篓治疗胸痹、柴胡治疗少阳病、黄荃治疗湿温病等，因而学生对掌握各味中药的适应症有较大困难，影响《中药学》教学的质量。而对研究生或大学后的继续教育，目前的《中药学》教材和教学模式又不能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

    二、《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意义

    寻求《中药学》教学模式的突破，提供中药教学和教材改变的成功范例:现行的《中药学》教学模式基本上是采取课堂满堂罐的教学模式，不管学生是否理解，而且从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衔接情况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一般要间隔一、二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药学》分段教学就是指将《中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在临床课之前进行;在教学过程中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基础理论与中药学基础理论有机地衔接起来;在专业基础课《温病学》、《伤寒论》、《金匾要略》及临床课学习后，进行临床中药学的教学，使学生能顺利地过渡到临床中药学的学习，并为临床实习毕业后的临床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两者结合起来学习，还可减少知识的遗忘，节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高质量适合现代中医药发展的中医药人才，适应医药卫生改革的要求:现行《中药学》教学模式由于其与中药学术特点、学术水平存在相悖现象，在中药理论与临床应用教学方面都存在不足，学生在学习《中药学》时，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试连常用中药的药名、基本功效和临床应用均忘记的现象普遍存在，更谈不上在临床上得心应手地使用中药。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以及医药卫生制度改革的深入，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将有更大的需求，通过《中药学》教学模式的突破，培养高质量的中医药人才，也有利于《中药学》学科的发展研究，有利于推动中药学术的发展。

    三、《中药学》分段教学的依据

    1.《中药学》的学科特点、发展趋势

    中药学是以研究中药基本理论、中药性能与临床应用为主的一门学科，属中医药专业中重要的基础课。它既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大中药学学科中的核心和基础，既属药，又属医;既是基础课，又具临床性质。

    《中药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是在朝着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的趋势发展，近年来，中药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已经对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十八反、十九畏、中药配伍及炮制等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中药学基础理论的专著如《中药药性论》等，已有一定数量的论文;临床中药学的研究与应用也迅速发展，并向专科临床中药学发展，专科用药和合理用药成为中药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如雷载权、张廷模主编的《中华临床中药学》、赵学敏主编的中医药高级丛书《中药学》等。作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应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21世纪人才的培养需求，调整教学模式势在必然。

      2.临床中药学在中医药学科中的地位

      由于临床中药学主要是研讨中医临床各科所用药物的如何应用，所以，它又具有与临床学科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直接根于临床。临床中药学这一学科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其表现为:一是药物数量的增加及新药的不断涌现。自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后世历代不断增加，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已达1892种。而《中华本草》收载的药物达8980种，总结了中国传统药学的成绩，集中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的发展水平。二是新药的研制开发，许多按中医药基础理论组方研制的，如复方丹参片、丹参滴丸等;并对一些临床常用的老药，发掘出新的功用，如川苟用于治慢性肾炎氮质血症、新生儿硬肿症、功能性子宫出血;天麻治脑外伤综合征、神经衰弱;以及肉从蓉可治氟骨症、仙鹤草治肿瘤、白及治肺结核、砒霜治白血病等等。还有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而制成新药者，如川芍嚓、青篙素、丹参酮、鱼腥草素、靛玉红(青黛中提取)、康来特(惹茵仁中提取)等等;同时对人参、黄蔑、麻黄、附子、大黄、当归、丹参、川芍等常用中药进行了系统的药理研究，揭示了传统功效活血祛疲、扶正补虚、通里攻下、清热解毒等中药功效的若干机理。临床中药学研究离不开临床学科，临床学科的发展促进中药学科的发展;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又为临床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已经为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四、《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模式探讨

    通过对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的试教和研究，摸索出分段开设该课程的最佳时机，以及实施的具体方案，实现21世纪中药学的教学模式新突破。

     1.内容

    基础方药学和临床方药学分段教学的教学方法研究、教学大纲的研究、教材编写的研究、教学课件、多媒体的研究等。

      2.方法

    (1)文献研究法:收集编写资料。

    (2)调查研究法: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现行中药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广泛的调研。

    (3)实验研究法:通过对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实验班的研究，摸索出分段开设该课程的最佳时机，以及实施的具体方案。

      3.特色

    从中药学的学科特点探讨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教学模式，寻找教学研究的突破口，该教学研究实用性强，有运用和推广价值。并结合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模式，从学科特点探讨课程和教材、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使教学真正与学生的知识发展水平相适应，有较强的创新性。

      4.教学模式探讨

      (1)基础中药学的教学模式:基础中药学是指中药学中的三基部分，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体内容包括总论部分的中药的形成和中药学的发展、中药的名称和分类、中药的产地、采集和储存、中药的炮制、中药的作用、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等，重点是在中药的药性理论;各论部分包括概说部分(各章节的定义、性能特点、功效、适应证，分类、使用注意等;单味药物的性味、归经、性能特点、基本功效、主治病证等;基本技能包括常用药物植物、饮片的基本知识与识别。

    中药的应用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要学好临床中药学，必须有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而要教好《中药学》这门课，更要求教师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中医基础理论。要在《中药学》和《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的教学过程中，探索将基本理论加以融汇贯通，有目的地将之有机结合起来。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5篇

一、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混乱情况分析中药和西药是于西方近代医药学传入我国后而出现的概念，西方近代医药学所使用的药物为西药，我国原来已有的药物称药。而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非如此简单，理解各异，实极混乱，试归纳如下。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蔊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6篇

一、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混乱情况分析 中药和西药是于西方近代医药学传入我国后而出现的概念，西方近代医药学所使用的药物为西药，我国原来已有的药物称药。而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非如此简单，理解各异，实极混乱，试归纳如下。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 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 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 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 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 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 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 （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 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 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 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 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见后）。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7篇

一、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混乱情况分析中药和西药是于西方近代医药学传入我国后而出现的概念，西方近代医药学所使用的药物为西药，我国原来已有的药物称药。而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已非如此简单，理解各异，实极混乱，试归纳如下。

1．按地域来源或产地划分。即外国制造和主产的药物为西药，中国特指的传统药物称中药。这在现代医药学刚传入我国的初期，似可理解。但现在，由于我国药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不仅能制造生产外国最先研制的药物，亦研制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如天花粉素、棉酚、蔊菜素等天然产物药物以及一大批人工合成的药物，这些药物，事实上是西药，而不是中药。故此种划分，显然不合适。

2．按人工合成和天然产物划分。即人工合成的药物为西药，天然产物药物为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很多现在所称的西药如黄连素、延胡索乙素、地高辛、大量抗生素类药物等，均是天然产物（有的已能人工合成）。而亦有一些中药却为人工合成的，如中药冰片，现已有人工合成的龙脑供用。更在我国古代，早就用雄黄（硫化砷AsS）炼制（氧化）而得中药砒石，即三氧化二砷（As2O3）可见砒石乃为人工合成的中药。

3．按组成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和成分不清的混合物来划分。有的将成分较纯或结构清楚乃至单体化合物的药物称西药，而将树皮、草根、全蝎等不纯的天然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或称中草药.这种标准亦不确切。如西洋参、洋地黄叶、大黄苏打片等西药，即为成分不完全清楚的混合物，而硇砂（氯化铵）、冰片、砒石等中药，却为成分清楚或单体化合物的药物。

4．按剂型不同来划分。有的将现代制剂如针剂、片剂等称作西药，而将中国的传统制剂如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似可理解，而今，显然更不合适了。如桑菊感冒片、羚翘解毒片等是中药，却是现代剂型的片剂。而西药的一些合剂是与中药汤剂无本质区别，更亦有丸、散、膏等剂型。

5.按使用人员划分。即中医使用的药物为中药；西医使用的药物为西药。笼统讲，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分析起来，亦不确切。如西医也使用甘草、大黄等，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它们称作西药；既使中医自服维生素丙，亦不能就此而称其为中药。更在临床有时可遇到这样情况：某中医开了一张中药处方，且方中药物为常用中药，而有的中医则认为其不是中医药处方，而是西医药处方。因为方中药物并未考虑中药基本内容——内涵，又违背中药使用规律，实属通称的中药西用。

二、中药和西药概念内涵的确定中药和西药划分的基本原则，是不能离开相应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概念的内涵——基本内容应适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并据此而使用。故先明确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确定药物概念的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药概念内涵（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应这样表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用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等表示机体的功能部位；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表示机体的功能状态；四诊的望、闻、问、切作为了解机体状况的手段；按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机体状况（包括部位及其功能状况）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预防措施；如果采用药物来影响机体状况的话（因尚可用针灸、推拿等方法），要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即先辩别病证的机理（包括病因、病位、病况），采用相应防治法则如八法的何种，确定基本方剂类型，最后选择合适药物而施治于人，以达防病治病目的，在诊治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机体内因为主而不忽视外因作用的防病治病观。总之，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医药学理论体系即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

（2）中药概念内涵中药应具备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应的特征，其具体内涵包括三方面：第一，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即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卫气营血等归经；升降浮沉。这些，有时又称中药特性，即狭义的中药药性。第二，药物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第三，药物配合使用时，按君臣佐使关系配伍，使各味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与机体证相对应而发挥作用，配伍组方时还要考虑到药物的七情、反畏、药对等关系。简言之，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药物，称作中药。这是中药概念内涵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具备如上基本内容的药物，并且只有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时，方称作中药。若按其它医药学理论使用时，还可不称作中药（见后）。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8篇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等教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幕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何使高等中医教育传承优秀的中医药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是中医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时现行中医药教育进行思考，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的基础是继承，但是创新才能促进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院校也应担负起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的重任。中医药学生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统计学、系统论等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学，以便于能够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同时要避免一律以西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

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第9篇

[关键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公共产品理论;基本药物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5）02-134-04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roduct theory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ZHANG Qingyi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8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satisfies the quasi public goods characteristic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was analyzed， elabor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operation mechanism while promoting a national basic drugs system， improved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basic drug evaluation， improve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centralized procurement bidding， improv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drug reimbursement and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rational drug use propaganda，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scort for the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basic drug system; Public product theory; Basic drug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公共政策已成为“新医改”的热点课题。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国外学者主要是实证分析研究基本药物制度的运行效果，国内学者主要是总结实施不足并提出解决措施。本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研究政府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存在问题，阐述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机制建设，以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富有成效的推进。

1 公共产品理论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1 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内核，是政府为社会成员组织提供和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和劳务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和布坎南。

萨缪尔森在1954年创新公共产品理论，建立了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最佳配置资源的萨缪尔森条件，并将公共产品经典解释为“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1]。这阐明了公共产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效用不可分性，指效用是全社会成员所共同消费的，不能被分成若干部分，分属某个人或组织消费;二是非竞争性，指某个人或某组织消费时不会减少其他个人或组织消费该产品，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三是非排他性，指排除潜在使用者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并且是难以实现的。

布坎南在1965年创新俱乐部产品理论，建立了包括成员数和产品数在内的俱乐部均衡，解释了非纯公共产品的特征、生产成本与成员性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2]。这阐明了准公共产品是大量存在的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完善了公共产品理论。目前学术界认定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产品为纯公共产品，具有上述一个或二个特征的产品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不具有上述三个特征的产品为私人产品。当公共产品资源的价格体系缺失时，政府就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1.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975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以基本药物目录为核心，包括药物开发、药物遴选、药物供给、质量保证、合理使用等构成的协同体系。要求制定基本药物目录，编制和应用《标准治疗指南》和《国家处方集》[3]。WHO在1985年定义基本药物是满足人民群众重点卫生保健需要的药物。选择基本药物要考虑实用、安全和成本效益，要能及时获取足够数量、适用剂型、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息齐全的基本药物。目前170多个国家推行了基本药物制度。

2009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2011年我国建成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其内容括基本药物的目录遴选、生产供应、采购配送与配备使用等，以促进基本药物的可及、质量提升和合理用药，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用药权益。2012年基本药物目录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计520种，并指出各省（自治区、市）可以对目录进行增补。十二・五期间要在有条件的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1.3 公共产品理论对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启示

公共产品理论表明，药物效用具有竞争性，消费具有排他性，更具有私人产品特征。但政府对基本药物做出强制要求，如价格低廉、全部配置、优先使用、医保支付等，这使得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满足了公共产品理论的准公共产品特征：一是具有效用不可分性，效用为社会成员共同消费且不可分割，也不可限定为个人所消费;二是不会因为某个人作为福利消费而影响其他人同时作为福利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三是不排除社会成员作为福利进行消费，这表现了基本药物制度的非排他性，但不支付基本费用者被排除在外。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的政府、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是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就不能实现基本药物的最佳市场配置。因此，政府作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执行的主体，为满足公共利益最大化要求，要健全有效约束相关经济人的制度规范，保证基本药物供给比市场机制更有效。这并不要求政府从事基本药物的供给和使用，生产基本药物可以由医药企业承担，使用基本药物可以由医疗机构负责，但政府要和他们建立委托关系，开展有效监管确保相关经济人能够按照要求供给和获得合理利益。

2 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存在问题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制度设计是：统一定价、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置、优先使用，零差率销售、报销比例高，以保障基本药物需要。但实施过程并不尽如人意，存在主要突出问题如下[4]。

2.1 遴选基本药物目录没有评价指标，临床用药需求难满意

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审核确定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原则是防治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中西药并重。因此遴选基本药物主要是基于医药专家的概念性和经验性评价，以成本与效果比来讨论确定有一定疗效和价格较低的普通药物入选，对同类药物优劣没有区分，遴选依据不可靠、遴选过程不透明、应用药物经济学理论不充分、各省增补药物随意性更大、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入选数远低于医保药品目录数，并有一百多种药物不具普适性，加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疾病谱的差别，各地区对基本药物的需求层次不同，导致医保门诊慢性患者用药不易[5]，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用药需求难满意。

2.2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多低价中标，基本药物供应和质量难保证

基本药物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和统一配送，虽然提升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但现行的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无论是安徽模式还是上海模式，都是评价技术标和商务标，实施中压价现象突出，低价中标普遍，还有中标价低于成本价的，不能保证基本药物的供应和质量。一方面是生产工艺和原材料等不同，基本药物质量和效果有差异，优质企业的技术优势无用武之地，导致优质高效的基本药物稀缺。另一方面是基本药物中低价位比例大利润少，对临床用量大的基本药物，中标企业大批量生产能实现基本利润，但供给质量值得担忧;对临床用量小的基本药物，有招标采购难不按要求提供的现象，还有短缺和断库的现象。

2.3 报销制度和补偿政策优势有限，合理使用基本药物不理想

国家医保体系基本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全覆盖，正在试点区县医疗机构全覆盖，但药品报销制度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国家医保药物目录等，还有地方政府的相应目录，这提供了选择药物的多样性，制约了基本药物目录的权威性，虽然基本药物报销比例高，但实际比例只高出5%～10%，不能有效促进基本药物的合理使用。

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补偿政策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筹资，县财政主要承担，补偿不足突出。一是县财政债务普遍较高，补偿能力有限，现有补偿政策如长期持续，将挑战基本药物制度的可持续性;二是药物实际加成率远大于规定的15%，应补偿额被严重低估，基层医疗机构大多是消极观望，不按规定使用基本药物[6]，制约了基本药物的充分使用。

2.4 宣讲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欠缺，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难协同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准公共产品必然涉及相关利益需要协调，应该进行广泛和重点宣讲。长期以来，医生和患者养成对新药、贵药的偏好习惯，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协同他们积极落实基本药物制度有困难。政府要保障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医药企业的合理利润、医疗机构的科学发展，需要医药企业尽可能低价供给并保证质量：需要医疗机构和医生安全合理并优先使用;需要促进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必须大力宣讲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性和意义，推广应用《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实现相关利益者都满意的目标。

3 政府在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的机制建设

政府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公共产品的主导者，拥有公权力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和用药安全有效，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制度设计，加强运行机制建设，实现全面规范和引导。

3.1 完善基本药物遴选评价机制，提高遴选工作科学性

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代表政府进行基本药物管理，要健全遴选专家委员会，应用药品经济学理论完善遴选评价机制和细化遴选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满足可操作、可对比、可验证和可公认的要求;要参照WHO基本药物准则，公开遴选程序，参考国家相关目录和疾病谱，按照遴选评价指标进行成本与效果的权重比较;要做到遴选过程公开透明，遴选依据和候选结果在官方网站公示，在充分征求意见后审核确定并颁布基本药物目录[7];要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医药科研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及时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尊重各地用药差异，规定各省的增补工作参照执行并限制各省增补品种数，以保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主导性，提高基本药物可及性和遴选工作科学性。

3.2 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提高招标管理规范性

政府集中采购招标领导小组要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制定招标采购细则和相关配套文件，改变唯低价中标的评标标准;要设定严格的准入条件，用药物经济学理论评估药物价值，建立基本药物动态定价机制，引导医药企业和流通企业整合，促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评标规则，根据药物研发水平和企业生产能力，科学核算成本价和合理确定指导价，保证医药企业合理利润，设定技术标为60%和商务标为40%左右的权重，建立技术标和商务标量化评标规范，强调优质优价，杜绝暗箱操作;要加强招投标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建立药物追踪评价制度，监管医药企业提供基本药物的全过程，执行医药企业违规处罚细则，促进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

3.3 完善药品报销补偿激励机制，提高财政保障有效性

国家《药品管理法》没有相关条款保障基本药物制度的全面推进，要明确基本药物制度的中心地位，明确政府推进基本药物制度的主体作用。政府要优先建设基本药物制度的财政支出体系，建议中央、地方政府和县财政按照2∶3∶5的比例落实报销补偿资金，并利用政府督查和表彰奖励等补偿贫困县财政，提高财政保障有效性;要提高医保对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高出非基本药物20%左右，利用经济手段引导使用基本药物;要优化预拨与结算的补偿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奖惩机制，健全政府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补偿机制;要实施激励机制，规定医疗卫生机构评级、绩效工资、职称评定等与使用基本药物效果挂钩，引导医疗机构和医生共建使用基本药物的快速发展环境。

3.4 完善合理用药宣讲教育机制，提高基本药物普及性

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完善宣讲教育机制，广泛宣讲基本药物制度的作用和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性，提高社会成员的认知度，形成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的制度环境;要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作用，通过公益广告、专题讲座、媒体专刊、板报宣传等方式，将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普及到全国;要坚持开展医护人员的专题培训，并将基本药物制度列入医护专业的必修课，提升专业队伍素质;要不断提高患者使用基本药物的决策力，改变廉价药品疗效差和贵药新药疗效好的错误观念，认同基本药物是性价比较高的有效药物，引导患者自愿使用基本药物;要努力提升医药企业提供基本药物的积极性，保证医药产业的合理利润，要在基本药物的包装盒上突出其专有标识，方便医生和患者识别，提高基本药物普及性。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政府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能有效实现基本药物的可及、质量提升和合理用药，让社会成员真正享受这一惠民政策。因此，政府要构建科学、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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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本药物遴选评价机制，完善集中采购招标管理机制，完善药品报销补偿激励机制，完善合理用药宣讲教育机制，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有效推进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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