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1篇

论文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论文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 -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 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性行为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 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 Ruggiero et 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第2页)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 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 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八、结论 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它为各成员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在非合作博弈下，各成员自行制定贸易政策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作为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各成员的谈判进行驱动，这种谈判是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达成的，并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加以扩展，实现了互惠原则的多边化，不仅有效避免了搭便车行为，而且强化了多边贸易协议的承诺信号，最后通过争端解决机制来保障多边贸易协议的实施。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2篇

关键词：俄罗斯；美国；政治；战略武器

中图分类号：D75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42－05

2009年4月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重启，令这一传统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69年苏美围绕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开始的一系列谈判。谈判进程持续到苏联解体，签署了众多的条约，包括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条约》)，其效力一直维持到2009年12月5日，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俄美将苏美战略武器谈判这一形式继承下来，先后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但小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日益趋向自助式裁减核武器，俄美双边谈判形式逐步被打入冷宫。奥巴马担任总统后，对美国战略武器政策大幅调整，力图通过俄美合作建立新的全球战略武器控制机制，这促使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得以重启。经过近一年的密集谈判，俄美两国于2010年4月签署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俄美战略武器谈判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目前看来谈判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对国际格局特别是战略武器领域的国际格局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助于评估俄美谈判可能带给中国的正负效应。

一、政治运行机制对谈判的影响

俄罗斯奉行三权分立的政治运行机制，国家对外政策通常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博弈、协调的结果，只是三者参与的程度与影响力有所差异。一般而言，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最具发言权，但具体到不同问题领域以及特殊时期，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战略武器问题专业性极强，并且涉及国家最高安全机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一般在较小范围内进行，所受掣肘也少于其他外交政策，但仍无法摆脱政治运行机制的牵制与干涉。而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产生最为显著影响的则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总统与掌握立法资源的杜马间的权力互动。

俄罗斯总统权力极大，杜马权力较小，可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国家。杜马对总统缺乏足够的制衡力，西方媒体将杜马比做“橡皮图章”意即在此。不过，杜马作为立法机构还是拥有相当权力。例如条约批准权，总统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须经杜马同意方能生效。在叶利钦总统时代，杜马大部分时期处于左翼政党控制之下，总统虽然能借助优势权力压制杜马，但却始终无法控制后者，两大权力部门间的争斗成为俄政坛的常态。双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自然也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令《第二阶段条约》在叶利钦时代一直未获杜马批准，从而造成预定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无法启动。

1993年1月，叶利钦总统与美国就《第二阶段条约》达成协议，条约要求双方将各自保有的战略核弹头减少至3000～3500枚。从布什总统1992年1月提出新的核裁军倡议到《第二阶段条约》最终签署，用时不到一年，而《第一阶段条约》则历经九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完成。叶利钦不顾大多数俄军事专家的反对，仓促签署该条约的主要原因是有求于美国。此时，叶利钦在国内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独断地位，面临最高苏维埃及左翼势力的挑战，需要美国的援助以“拯救”俄罗斯、赢得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在《第二阶段条约》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因此该条约一经签署就在国内受到猛烈抨击。最烈强的抨击来自反对派所控制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0月，叶利钦通过武力强行解散了最高苏维埃，设立国家杜马，但其后举行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却出乎各界预料。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自由和共产党等反对党赢得杜马过半议席。自由的崛起很大部分归功于对叶利钦软弱外交政策的攻击，而俄共是叶利钦天然的反对派，两党同叶利钦之间缺乏妥协的空间。此时将《第二阶段条约》提交杜马审议必然会被否决，因此当1993年12月杜马主动要求总统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时，遭到叶利钦拒绝。不过，长期拖延并不现实，因为按照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两国应尽快批准《第二阶段条约》。1994年12月，《第一阶段条约》正式生效，叶利钦不得不在次年6月向杜马提交《第二阶段条约》。杜马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但随后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大举空袭波黑塞族武装，批准进程被杜马中断以示抗议。此后，杜马举行换届选举，条约的批准问题交由新一届杜马决定。

第二届杜马选举中，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赢得席位过半的优势地位，这届杜马因此被许多俄罗斯民众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尽管1996年1月2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第二阶段条约》，该条约在杜马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却几近为零。杜马各党普遍认为叶利钦在条约中让步过多，对其软弱表示不满。叶利钦运用各种手段向杜马施压，但杜马不为所动，在叶利钦任内一直将该条约拖而不决。俄杜马之所以拒不批准该条约，除条约本身存在缺陷外，杜马多数党俄共与叶利钦完全敌对的特殊关系也是重要原因。俄共与叶利钦的争斗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作为苏共继承者的俄共与坚决的叶利钦之间意识形态两极对立、矛盾难以调和，合作与妥协都缺乏现实途径。杜马对《第二阶段条约》的拒不批准，令规划中的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谈判无限期推迟，大大延缓了俄美削减战略武器进程。

总统与杜马这种极端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1999年12月第三届杜马选举，俄共得票率虽仍居第一，但中派力量赢得多数席位，左翼丧失了对杜马的控制权。由此开始，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中愈来愈强，总统与杜马两大权力部门由对立冲突逐步转向默契合作。普京总统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时期，杜马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基本与总统保持配合，使总统在制定对美谈判政策时拥有更为自由的空间，这极大地减少了谈判所受的掣肘，有利于推进谈判进程。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政治运行机制中不同部门间的关系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能够产生显著影响。在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它们会有各自偏好的立场与政策，当这些立场与政策间的矛盾尖锐化时，统一政策的制定将受到困扰，进而阻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

二、社会政治思潮对谈判的影响

社会政治思潮和政党政治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由此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按照主流社会政治思潮变迁划分，冷战后俄罗斯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三大阶段。在各个阶段中，不同政党力量随之消长，两者结合，推动了俄战略武器政策的调整，从而影响到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程。

(一)自由主义思潮与右翼力量的兴盛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最为盛行的是由西方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潮，按照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理解，自由主义是与强调国家控制抹煞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高于一切的思想。建国之初的俄罗斯联邦处于混乱迷茫中，已经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的民众将希望寄托于自由主义，幻想通过民主化及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使俄罗斯摆脱困境，快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潮成为此时俄主流社会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对俄罗斯政党政治产生了强烈影响。政坛整体右倾，主张内政外交全面西化、与西方国家结盟的右翼民主派政党占据优势，掌握了政权。左翼政党在这一阶段则缺乏社会支持基础，处于艰难的恢复期，力量分散，影响力较弱。政府全面西化政策基本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民众及左翼政党的有效阻力。

俄罗斯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令俄美进入“蜜月期”，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关系也得以大幅改善。包括总统叶利钦在内的俄主要政治家认为两国已由冷战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因此苏联时期用来威慑美国的庞大战略武器库不再有现实的需要，双方理应通过谈判不断进行削减，最终在战略武器领域达成友好合作的关系。1992年2月，两国领导人在美国戴维营就俄美关系、削减战略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将建立“友好与伙伴关系”，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敌人。1993年1月，叶利钦与布什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第二阶段条约》。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俄美双边关系在战略武器领域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改善。这主要缘于俄领导人对双方关系认识的改变――由苏联时代的敌对关系转为盟友关系。这种认识与俄国内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得益于此的右翼政党的强大影响力密切相关。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退，右翼力量开始失势，俄领导人逐步摆脱了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两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竞争再起。

(二)民族主义思潮与左翼力量的崛起

1993年，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由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转向东西并重的“双头鹰”政策。在战略武器谈判中，俄逐步改变对美顺从合作与单方面让步的政策，态度趋于强硬，双方竞争加剧。俄政策的改变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和左翼力量的兴起密切相连。

俄罗斯独立后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国家呈现出破败颓废的景象，国际地位也直线下降。民众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憧憬与期望彻底被现实所击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对强大俄罗斯国家的热烈呼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其主要特点是反对全面西化，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与尊严，保持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坚信俄罗斯民族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特道路。

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格局。右翼民主派政党不断削弱，左翼政党日渐崛起。1995年杜马选举中，俄共连同其他左翼政党获得超过50％的席位，实现了对杜马的控制。社会政治思潮的改变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政党格局形同民众对俄内外政策的否定票，令叶利钦不得不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与西方拉开距离。其后，1996年美国启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试验、1998年美国攻击伊拉克、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以及日益加快的北约东扩进程，催发了俄国内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要求对西方强硬还击。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同时击退左翼力量对其软弱的指责，叶利钦只能选择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同时越来越强调战略核武器的重要作用。1997年12月，叶利钦正式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重申俄奉行“现实遏制”核战略，并进一步提出，北约的存在和东扩对俄安全构成威胁，要用核武器防止核大战、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和地区战争，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俄罗斯保留使用其拥有的所有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手段的权力”。这表明，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政治氛围下，叶利钦改变了对削减战略武器的盲目积极态度，更为现实地将之与美国的回应相挂钩，在获取更大利益、更为平等待遇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加强令美国对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从而进一步采取措施弱化俄罗斯。而这又令大多数俄罗斯人对美国的敌意上升，认为“美国正在乘机削弱俄罗斯，意图使俄罗斯永远处于衰落状态”。这种恶性循环令俄美缺乏缓和谈判的空间，对抗不断加剧，造成《第二阶段条约》完全无法获得杜马及民众的支持，并将战略武器谈判导入停滞状态。

(三)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和中派政党的兴起

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叶利钦执政后期逐渐开始兴起。民族主义虽暂时满足了民众情绪上的需要，一度占据政坛主导地位，但左翼政党缺乏现实可行的治国政策，与总统的频繁争斗令俄政坛更加混乱，这使得民众渴望“权威”领袖的出现，以结束国内无休止的政治内耗，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这种情绪随着总统与杜马间政治博弈的加剧而在民间日益盛行，最终在普京时代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令俄罗斯政党力量重新洗牌：持政治权威主义理念的中派力量崛起，1999年后控制了杜马，并将优势不断扩大；而左派力量渐失支持，政坛影响力日益萎缩；力量基本泡沫化。2007年第五届杜马选举，支持“民主”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450个议席中的315席，标志着政治权威主义思潮在政坛的全面盛行。

俄罗斯社会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盛行以及在此背景下崛起的中派政党为普京的强力集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派政党赞同普京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治国策略，杜马逐渐成为普京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和“执行者”，俄对外政策由此摆脱了叶利钦时代常见的总统与杜马相互掣肘的局面，总统的外交行动拥有了更大空间。在战略武器领域，普京得以施行更为灵活的谈判策略。战略武器谈判成为普京对美外交中一张灵活机动的王牌，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策略调整，或以让步换取其所认定的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国家利益，或通过对抗来谋求美国在其他领域的退让。例如，2001年普京曾对美国意图退出《反导条约》持严厉批评态度，但当美不顾俄反对宣布退出时，普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温和。俄罗斯的让步换来了现实利益，美国同意签署《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2012年12月31日前双方将各自的战略核弹头减至1700～2200枚)，改变了布什计划中的完全自助式裁减战略核武器的政策。此外，美国还支持建立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承认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双方关系大幅改善，成为反恐伙伴。俄战略武器政策上的这种变化符合自身利益，但假若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此举必将受到杜马及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只有在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氛围下，这种灵活机动的政策才能顺利施行。

这一阶段，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权威主义思潮的盛行，令支持总统的中派政党控制了杜马，总统拥有了近乎于“沙皇”的权力。这使得俄战略

武器谈判政策几乎不再受到杜马和普通民众的掣肘，而是根据现实国家利益不断调整，令谈判进程呈现出弹性多变的特点。

三、利益集团对谈判的影响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就最广泛的含义而言，任何一群为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当代俄罗斯是多元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外交政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探讨国内政治因素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影响时应将其纳入研究范围。鉴于战略武器谈判的特殊性，本文仅选取对此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作为分析对象。

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军事工业集团和这一集团在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构成的利益综合体。军工综合体中的主要军工企业大部分为国家所控制，和政府间存在着隶属关系，因此军工综合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更多的不是经由院外活动，而是在官僚系统内通过获得利益相关部门的支持来完成。因而就此层面而言，其拥有比一般利益集团更为方便的影响国家决策的途径。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军工综合体经受近十年的曲折历程。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从推动私有化转为整合大型军工企业，形成了一系列国家控股的大型股份公司。同时，伴随经济的复苏，俄国防开支急剧增加，国防工业进人快速增长期。由此，军工综合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长，而在与之相关的战略武器谈判领域，其影响更为明显。

首先，军工综合体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对俄美战略武器谈判进行影响。军工企业饱受国家衰落之苦，大规模的裁军和军费削减极大地损害了它们的利益。因此，军工企业对于恢复和保持俄罗斯强国地位格外积极。它们要求国家奉行强硬外交政策，加大军费开支，增强军事实力。在俄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军工集团对削减战略武器持积极反对态度，同时要求将削减与北约停止东扩相挂钩。军工企业的这种态度源于自身利益的要求。军工系统中与战略武器生产相关的部门众多，例如导弹―航天工业、核工业、航空工业。这些部门均为俄军工企业的核心，影响巨大。特别是负责各种战略导弹研制和生产的导弹―航天工业拥有完整的体系，2007年隶属该系统的共有科研生产单位108家，从业人员约25万人。削减战略武器将减少这些军工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和资金投入，必然会引起其强烈的反对。

其次，军工综合体具有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如上所述，军工综合体利益集团主要由军工企业和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其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实力首先源于军工企业在俄国内所具有的实力地位。截至2007年底，俄罗斯军事工业共有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1389家，从业人员将近150万，半数以上为科技工作者，是俄罗斯经济的最高科技领域，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科技和高科技产品。军工企业是俄罗斯国防武器的直接供给者，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依赖于先进军工企业的支撑。由此，保持军工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成为涉及俄罗斯根本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俄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本国军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自然成为其必须仔细考虑的因素。例如，俄罗斯虽然在《第二阶段条约》和《莫斯科条约》中均承诺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但从未允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制。俄不能做出这种承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军事工业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而维持这种优势依赖于不断的研发、创新，一旦承诺暂停新型战略武器的研发将对军事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导弹工业等核心部门的发展构成致命打击，这无异于让俄自断其臂，自然令其无法接受。

政府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军工综合体能够影响俄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另一个实力来源。所谓官僚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军事工业的机构¨。]。这些管理机构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借助它们，军工综合体自然拥有了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军工综合体这种特殊的政府一军工企业关系，使政府在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时，必然会照顾到该集团的根本利益。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3篇

关键词：世贸组织；贸易磋商；贸易政策；国际政治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2-0052-07

中国自1986年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成为会员国起，在历经前后长达15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1年12月成为其后续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谈判的过程既漫长又复杂，受到许多内政与外交因素的牵制与影响，也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尝试平衡各个不同的影响力所作的努力，而人世的谈判过程及其最后的结果也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检视各个影响中国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

当前对中国入世谈判的研究多属于定性的分析，其优点在于对谈判的过程提出独到的观察与分析，唯其观点与发现，多来自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也尚未充分地受到实证的检验。虽然中美双边的谈判是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毕竟不是中国所进行的唯一的谈判。从单一事件中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有价值，但未必能呈现完整的图像。要对人世的谈判过程和结果有全盘的了解，还必须超越中美双边的分析。

其次，目前各种案例研究的分析通常缺乏清楚的理论框架的支持。大多数研究似乎从一个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决策者在考量国家和社会总体的目标下，尝试限制一些行政官僚或产业界的利益。唯有Yee持不同的看法。他从两个层次的赛局（Two-Level Game）的观点，认定中美双方的谈判人员都曾经利用国内的牵制力量来拉高对对方要求的抗拒，显示国内的决策模式，牵涉到利益的游说，不完全是理性的。与其他人相比，他的结论表明目前对入世谈判的研究仍有相当的分歧。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议题并厘清相关问题，本文尝试从现有文献中发展出相关的假设，并透过实证分析，找到影响入世谈判的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并评估其影响力。依现有文献对一般贸易政策形成的观察，下列理论模型与中国的入世谈判协商过程具有紧密的相关性，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模型、社会关怀模型、利益团体模型以及外交政策模型。

一、贸易政策的理论模型

（一）国家发展模型

现今对“发展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显示政府为了促进特定政策目标，如发展外贸竞争力、充分就业或经济自主，通常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和指导是假设政府具有政治的自主性，能对经济问题作理性的规划。贸易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如财税和汇率政策都是政府寻求培养战略企业，快速或持久地发展经济等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皆为善于使用贸易和工业政策来发展经济的显著例子。作为该地区的新兴经济力量，中国在培养支柱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的表现也可被视为采取发展国家的策略。该模型也符合一般认为参与世贸组织是符合中国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观点。

（二）社会关怀模型

持该看法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平等、财富分配及一些社会经济群体的关怀。在维护现状的情况下，政府会尽力避免使大多数人实质所得受到损失。Cheh在对肯尼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作的研究发现那些工人年纪偏高、就业机会减少、受进口影响较大的产业，反而受到较少的关税减让，这显示政府对所得较低的群体会积极地保护，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甚至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Anderson和Baldwin认为美国纺织、成衣、家具、皮革及皮件等工业，同属低工资及低技能工人较多的工业，也受到较多的保障。在人世谈判中，加入世贸组织对广大农民及国有企业工人可能造成的冲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这些因素对谈判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观注的重点。

（三）利益团体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皆主张贸易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国家或者社会发展的目的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相反的，利益团体模型则假设贸易政策的制定源于个人或团体对于一些提议的支持或者反对，其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则基于这些贸易措施是否会如预期地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实质所得。在“多数决”的投票规则之下，一个产业的投票力量成为其是否会得到政府保护的重要因素。Baldwin的研究表明一个产业的劳动力大小与其预期得到的保护程度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纺织品和成衣工业曾经成功地将进口货占总体消费的比例控制在15%以下。Tosini和Tower发现在1985年纺织品法案上，纺织和成衣工人在各个国会选区中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是解释国会议员在法案上投票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Olson所指出的那样，当政策利益是分散的而且平均分布的，他们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利益团体通常只想“搭便车”，而不愿意参与游说。相反的，当利益团体数目相对较小，又会得到较大的政策利益时，更有能力克服这种潜在的“搭便车”问题。虽然Caves主张，地理上零散分布或较不集中的工业可以吸引来各个地方的议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广泛支持，但是，更多对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支持Oison的观点，认定工业保护与公司数目、市场集中的程度或游说的组织有关。

虽然利益团体模型源于已发展的民主或者多元社会，相似的情况似乎也适用于中国。在中国，“游说”可以正式地发生于政府部门对谈判立场的协调，或非正式地透过其他管道的联系。意识形态的差异与经济利益的区别（比如在出口导向具有优势的工业及部门，相对于较不具竞争力的部门），在中国的经济决策逐渐变得多元化时，即可能透过内在的协商交易程序来表达。有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政府部门间的游说协调在1999年之后减少了，针对这一因素的经验分析可以明确地为该看法提供验证。

利益团体模型也适用于中国的谈判对手。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已发展的民主国家其内部的利益团体在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方面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对中国提出的特定请求或要求可能是其他会员国自己国内协商交易的结果。这些外部的压力也成为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策因素。

（四）外交政策模型

除了照顾国内的社会福利，政府也曾经利用国际贸易和外援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举例来说，根据Gilpin的看法，霸权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皆曾采用自由贸易政策来动员而且凝固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贸易政策是经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其设计及发展是为了支援政府更宽广的政策目标。外国游说、对外关系和避免外交报复皆是影响关税水平的因素。

Chen和Feng在他们的对中国95种工业在1996年的关税所作的分析中认为，关税税率是国家发展模式（保护具有高度附加价值或增加税收的工业）、社会关怀模式（保护遭受损失的工业）和外交政策模式（保护外资比例较高的工业）的混合，与利益团体游说没有关系。另一方面，Sheng对1992年、1994年和1996年中国36个工业部门的关税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关税税率受国家发展策略（保护较具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工业）和社会关怀的影响（保护劳力密集的工业）。利益团体游说（根据国有企业的比重）对关税有显著的但是与预期相反的（负面的）效果。

当面对外部挑战和内在压力时，中国政府如何决定自身的政策立场？前述的理论模型中，哪一个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能提出最确切的解释？根据这些竞争理论的观点，本文将提出和这四个模型相关的因素，而且评估他们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谈判中的重要性。

二、实证分析

在本研究中，中国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最后结果将以其在关税上让步的幅度为代表。观察关税减让有两个优点。首先，关税非常广泛，可以涵盖各个主要的经济部门。虽然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本质上必须达到类似的标准，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关税上并没有设定可允许的特定水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包裹交易里，谈判者会很有可能找寻符合他们目标的各种交换和妥协。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在关税上的让步可以显示出中国和他的贸易伙伴设定的优先次序和衡量交换的重要资讯。其次，关税税率是对保护程度一种客观又简洁的衡量，而且反映政府政策的偏好。关税方面的改变基本上能概述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立场。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入世时关税让步的程度，由1996年关税水平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之间的差异而测定。数值愈高，表示关税减让的幅度愈大。关税部门则依照1996年的调和关税系统（HS96）所认定。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关税表现出中国对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最终承诺，对每一个经济部门订出所许可的最高税率，也是对中国总体经济调整的一种非常广泛的衡量标准。这些多边的关税承诺将双边谈判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远远超过双边谈判的范围。比较的基础年是1996年，因为自那年起，中国开始对关税进行主要的削减。减少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4900个项目（含现有关税项目的76.3%）。削减的幅度也很显著，平均达到35%，为当时的最大降幅。如Chen和Feng表示，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在1995年略超过35%，在1996年则降低到25%之下。时间点上，这一减少关税的安排，正好是由“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期，也是中国重新燃起对世贸组织的兴趣的时候，也因此成为随后谈判的一个重要参考点。

如果中国政府尝试透过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推动经济改革议程，那么工业政策的因素对谈判最后的结果应有显著的影响。如果政府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试图保护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部门，则会在人世之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设置保护屏障。如下页表1所示，“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及“出口进口比例”等变项，可视为国家发展模式对每个部门的衡量指标，评定其经济价值、生产力和经济竞争力的各个因素。

其次，工资是衡量中国政府对社会平等和经济安定态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指标。一般而言，薪资水平与工人技能呈正相关，反映一个产业在工业化经济内的比较优势。如社会关怀模型所讨论，薪水已经很低的工人可能引起公众的同情，很难再把他们置于贸易自由化的压力之下。薪资水平和关税让步之间的关系反映政府的社会关怀程度。其与依变项的正向关系反映出政府有意对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另外两个变项――“农业部门”和“亏损企业比例”在经济改革的时代中，同属被认定的“经济的弱者”。如果这两个变项与依变项呈现负相关，它会清楚而明确地传达政府的社会议程，反映政府愿意对经济上遭受损失较多的部门提供保护，使其承受较少的关税减让。

下页表1中“职工人数”和“国有企业的比例”是对利益团体模型的衡量。如前所述，企业就业人数的多少是其基础。再者，国有企业可能是影响力的另一个来源。在过去，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作为中国旧经济的政策目标工具，与政府行政部门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管道，作为具有国家特性的利益团体，在游说中保有特别的优势。

最后，美国和日本的“显示比较利益”指标可用来检验在外交政策模型中外部压力的效果。合理的推测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者会对他们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扩大市场占有率部门的关税减让最感兴趣。

除了上述变项外，1996年的关税税率也会被纳入回归分析，成为一个控制变项。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谈判者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最有可能聚焦在中国的高关税领域，因为那些领域创造贸易的可能性也比较高。我们预期它与依变项的关系是正向的，因为原始关税越高，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希望其受削减的兴趣越大，也预计会造成较多的关税让步。

下页表2提供对各理论模型的解释力的一个比较。1996年关税率作为基线模型的唯一的变项，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关税减让的变异量。所有的其他模型充其量只能些微地改善R2的结果。而外交政策模型实际上会减低其解释力。总体而言，四个变项显示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国家发展模型中的劳动生产力是唯一与预测相反并且系数符号与依变项呈正向的关系。另外三个变项（“亏损企业比例”、“农业部门”和“国有企业比例”）皆与关税让步的幅度呈负相关，其结果正如社会关怀和利益团体模型所预测的那样。

因为没有一个理论模型具有决定性的解释力，下文将组合各个模型中的所有变项，以合并检验它们的综合效果。如下页表3所示，在表2中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来的所有变项，在合并的模型中仍保持其显著性。唯有“国有企业比例”改变了其系数的符号，并减低了显著性。此外，“职工人数”在组合的模型中达到显著水平。

由于一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也可能正在遭受财务亏损，企业符号的变化可能是两个变项同时尝试解释依变项中相同部分的变异量的结果。下页表3最后两个组合模型检视的是这一可能性。其结果显示当两变项被置于同一个方程式时，确有一些干扰效果，“国有企业比例”在统计上较不具有解释能力。表3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在1996年受到较高的关税保护的产业部门在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也经历了较多的关税减让。该结果也确认了“贸易创造”的原则，借由先前被保护的部门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也显示了中国对经济自由化所作的承诺，甚至愿意让过去受到较多保护的产业受到一些压力。这与“保持现状”的模式不同，显示原先受更多保护的产业部门并未能维持其原有的特权和利益。

然而，中国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重组的承诺不是无条件的。政府的社会关怀似乎在关税让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对农业部门和经历财务损失较多的产业关税让步较少。这两个变项呈现负号的系数，显示出农业部门和亏损企业比例较高的产业都受到来自政府的较好保护。

有趣的是，这个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当前文献普遍的看法相左。许多分析家强调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后期部分，中国的领导层将保守派排除在外，最后的结果是改革派获胜。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则呈现一幅不同的画面。显示高层领袖也尽力考虑到保守派人士的社会关怀。亏损较多的企业和农业部门能够成功地继续因较少的关税削减而得到政府较多的保护。如果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结果严格地遵照改革派的议程而追求市场效率或贸易自由化的原则，该结果无疑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视“劳动生产力比例”这一变项的表现，则该论点更进一步得到肯定。如表3所示，它的系数符号是正号，表示在对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减让上，生产力更大的产业担负了更多贸易自由化的负担。换句话说，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预期进行的经济调整，其成本与负担有计划地被移转到比较有生产力的部门。这一结果反映出政府的考虑，认为较具生产效能的产业比其他产业更能吸收潜在的经济震荡。这一政策的取舍交换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安定和社会公平的关心超过其对市场机制的信任。

实证的分析也显示出国内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压力，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单独从利益团体模型来观察，国有企业似乎拥有所预测的政治影响力。但在组合的模型中，产业的大小而不是其背景变得更为重要了。职工人数更多的产业能更有效地保持关税的保护。然而，由于“职工人数”的统计效果在单独的利益团体模型中并不显著，它的总体解释能力可能也有限。分析的结果也显示，来自外国政府的要求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许多的分析聚焦在中美双边的谈判上，最后的谈判协议并未特别反映出对美国或日本经济利益的回应。

三、结论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4篇

六方面的积极效应

基于中美两国官方吹风情况和国内外公开报道、评论，笔者认为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初步产生了以下六方面的积极影响。

首先，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经过他们两人亲自和双方工作层共同努力做出的一系列铺垫，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突出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中方高度关切的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虽没有公开重申蒂勒森国务卿3月访华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应，但仍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朝核问题的考验

由于双方披露的信息有限，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次海湖庄园会晤的全貌，但足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仍要穿越现实的丛林。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一道槛是朝核问题。由于朝鲜和美国同时相互不断示强，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期的“对朝战略忍耐”，美国军方频繁释放已做好对朝进行定点打击准备的信号，过去那种逢美国新总统上台朝方总要通过强硬的试探来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的招数似乎失灵了，演变成一场“谁先眨眼”的意志较量，大有“第二次朝鲜战争”山雨欲来的架势。

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碎碎念”，这分明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国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有关话语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至少，美朝双方不大可能在5月韩国新政府产生之前就相互贸然采取激烈行动，谈判仍是各自目标。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实再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如果美方目标仍是促朝弃核，那么推动朝方重拾弃核目标也应成为中国全力以赴的工作方向。

百日贸易谈判计划

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二道槛，是这次“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各种消息显示，“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r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对方到底要什么，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活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目前看，美方极有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还会以中美谈判为契机倒逼国内高耗能和过剩产业的关停并转，同时面对美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压力，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谈判期”内，由于美元过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持续显幅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开始指责中方“汇率失调”，也就是继续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即便如此，中美之间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美国总统的贸易授权相当大，针对对外贸易争端发起制裁措施无须国会批准。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分三步走的，就是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从此角度来看，适当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正面意义的。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合作机会的及时把握

中美双方需要共同迈过的第三道槛，是合作机会的稍纵即逝。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双方综合性、高效率的把握。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表现已能证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领域政策随着“学习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国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另一方面，他浓重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和敢说敢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改变着美国的内外行为方式，不应指望特朗普在总统任上展现完全常态化的正常行为方式。而此前中国的内外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

必须承认，中美沟通仍然存在管道狭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决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后隐藏的不同“圈层”影响力的角逐，这种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发生的现象已经使包括国务院在内的诸多联邦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传统顶级智库处在前所未有的“赋闲”状态，更何况尚有总计3000多个公务员岗位在政府换届过程中空缺，其中400多个属于关键职位。其结果是，除了特朗普女婿、总统特别顾问库什纳这条管道，中方仍不能确信到底还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话直接递到总统耳边，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等传统方式是否还能对美方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管道的狭窄和缺失必然导致沟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双方工作层忙得四脚朝天，也不一定能确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并不以中方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方式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演变，中方除了冷静观察、及时全方位做工作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乃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重要机会。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显示，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既然无法即时“变现”，中美基建合作恐怕只能从长计议，但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设立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5篇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也许对澳大利亚来说,更需要担心的是,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都不再把精力放在多边贸易谈判而转向双边贸易谈判的话,那么达成多边贸易协议的希望将更加渺茫,届时受损更大的将会是如澳大利亚之类的贸易小国。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6篇

2012年11月5日，日本政府要求欧盟同意与日本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1月29日，欧盟外长会决议，授权欧盟委员会与日本政府开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此，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议题。日本与欧盟酝酿自由贸易协定是日本欧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在各自实施对外贸易战略指引下、各自发展自身经济需要的产物。

1.多哈议程陷入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

2011年WTO启动的多哈议程至今没有看到成功的希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进程也陷入困境。贸易自由化既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又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所证明。贸易自由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WTO成员方通过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协定成为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法律文件，从而使WTO成员方在法律约束的条件下实施贸易自由化。所以，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的平台。由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则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另一个平台，是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都参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为自由贸易协定（FTA）。WTO把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都视为“地区贸易协定”.按照2012年1月WTO的统计，全球正在实施的地区贸易协定为319个。按照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亚洲国家正在谈判的、已经签署但并未实施的、已经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总共达到250个，其中涉及与印度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33个、与韩国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31个、与中国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26个、与日本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23个。①。

2.日本和欧盟各自实施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战略。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的FTA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规划了日本实施FTA战略背景和设想。②2002年之前，日本对外没有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但目前日本正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达到了10个。日本分别与新加坡、墨西哥、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瑞士、越南等10国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日本与东盟10国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12月1日“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正式实施，该协定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争端解决、动植物卫生检疫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合作等内容。但该协定排除了酒类、饮料、钢铁产品的自由化。

2010年，日本对自由贸易协定一般应用的平均关税税率在2.9%~3.4%之间，而日本的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为5.8%.日本对自由贸易协定使用的优惠关税产品占税则号列的86.3%~90.3%之间，而最惠国关税产品只适用81.2%~82.3%的税则号列。可见，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实施的关税优惠幅度和范围都超过最惠国待遇。③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比如，日本对来自东盟国家的产品实施优惠关税，东盟国家对来自日本93%的产品取消关税，从而有利于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布局汽车或电子产品的生产线和发展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在服务贸易领域，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作出的开放承诺超过WTO下的减让表，比如，日本承诺在电信、石油和石油产品、分销方面放松外国资本的股权限制，日本采用否定式列表方式开放服务业，而WTO采用的是肯定式列表方式。在投资领域，日本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作出的承诺超过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范围，比如，在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禁止在货物或服务领域的投资业绩要求，禁止技术转移和研发的要求。通过促进日本国内外商务活动确保日本长期繁荣和增长，是日本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在该目标下，日本政府还在继续与一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有：海湾合作委员会、韩国、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已经表示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谈判。

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是目前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2006年10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题为《全球的欧洲：在世界中的竞争》报告。该报告阐述了欧盟全球贸易新战略，该战略的核心是把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一个战略平台。④事实上，欧盟本身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同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对外实施贸易政策。目前，欧盟正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协定总共为29个，其中包括：

2000年10月，欧盟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从2000年的217亿欧元上升至2011年的401亿欧元；2000年1月，欧盟与南非签署的《贸易、发展与合作协定》生效，该协定是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到2011年双边的货物贸易增加了120%,2011年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为434亿欧元；2003年2月，欧盟与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边的货物贸易额从2003年的77亿欧元上升至2011年的186亿欧元。智利已成为欧盟从美洲地区进口的第二大来源地国家；2011年7月1日，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入实施阶段。目前涉及欧盟签署但没有生效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有：新加坡、秘鲁、哥伦比亚、中美洲五国、乌克兰。

当前涉及欧盟正在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有：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印度、南方共同市场、海湾合作委员会。⑤根据2012年11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解释，如果欧盟完成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欧盟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发展将拉动欧盟GDP增长2.2%,即产生2750亿欧元的GDP,增加220万个就业机会。⑥3.日本欧盟自贸协定是双方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交汇点。日本与欧盟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各自寻求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必然的选择就是双方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加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日本欧盟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交汇点。

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双方同意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彼此都面临着内部经济增长的困境。2010年以来欧盟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困境，201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负0.3%,其中欧元区为负0.5%.2012年11月份欧元区17国的失业率上升至11.8%.201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负0.7%,2012年上升至1.5%,但仍处于缓慢增长的水平。当前的安倍政府施压日本央行放水，实施竞争性汇率贬值，也是为扩大日本的出口创造条件。现日本和欧盟在解决内部经济的同时为对外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只能选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一步打开对方市场，拓展贸易和投资。对日本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日本与欧盟发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在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地位。

二、日本欧盟经贸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日本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占据世界GDP的25%以上和全球贸易的17%.仅从单一国家看，日本的经济规模为世界第三，占据世界GDP的8%以上和全球贸易的6%.日本和欧盟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2011年，欧盟为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1%.日本是欧盟的第七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欧盟对外贸易总额的3.6%.按照欧盟的统计，2011年欧盟从日本的货物进口额为674.45亿欧元，欧盟对日本的货物出口为489.70亿欧元，欧盟为逆差。

2.日本与欧盟双边贸易近几年处于下降态势。

在货物贸易领域，2006~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出口每年下降0.6%,而欧盟的全部出口每年增长3.8%.同期，日本对欧盟的出口每年下降3.2%,而日本的全部出口每年增长3.1%.日本占欧盟的进口地位也处于下降态势，2000~2008年从日本进口占欧盟的进口份额从9.3%下降至4.8%.同期，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由5.4%下降至3.2%.在服务贸易领域，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出口为183亿欧元，日本对欧盟的出口为145亿欧元。但是，对日本服务贸易的出口占欧盟全部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在下降，2008年对日本出口占欧盟的比重为3.8%,2009年为3.7%,2010年为3.5%.

在投资领域，2007~2010年日本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以每年1273亿欧元的规模增加，日本对欧盟直接投资占欧盟每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4.8%,而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25.5%.欧盟对日本直接投资以每年增加5.5%的速度在增长，2010年欧盟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为936亿欧元，占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为61.7%.显然，日本吸收的欧盟直接投资比欧盟吸收的日本直接投资要少，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对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较多的国家。根据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指数”的排名，日本名列第六。

3.日本与欧盟贸易关系下降的原因。

第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加深了与日本和欧盟的经贸关系，论文格式从而削弱了日本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印度、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产出、竞争力、出口的增加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这些国家在提高各自占全球贸易份额的同时也降低了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比如，日本对外出口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步，而且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超过了对欧盟的出口增长，这势必降低了日本对欧盟的出口。同样，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也势必降低了日本在欧盟出口市场中的地位。

第二，欧洲和亚洲区域经济的发展淡化了日本与欧盟的经贸联系。在欧洲，欧盟成员已经扩大到27个，同时，欧盟与俄罗斯、土耳其等近邻国家的经贸关系的发展，使这些国家在欧盟对外经济中的地位上升。欧洲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与欧洲以外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样，在亚洲，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日本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4.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障碍。

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下降的原因并不能证明日本与欧盟经贸关系不能再得到发展，相反，日本与欧盟都知道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还存在着若干障碍。关税壁垒：日本和欧盟征收的进口关税都比较低，欧盟适用的最惠国简单平均关税的税率为6.4%%,日本为5.8%.但是，按贸易加权关税计算，日本对欧盟产品使用的税率为1.7%,而欧盟对日本产品使用的税率为3.4%.表面上看，欧盟的保护程度高。但是，在农产品领域，日本相对欧盟征收比较高的关税。日本对农产品、加工食品和饮料征收了比较高的关税，按贸易加权关税计算日本对来自欧盟的食品和饮料征收的关税平均税率为34.7%,若干产品的关税高峰高达500%.

上述产品恰恰是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欧盟对来自日本的上述产品适用的关税税率平均为12.4%.在日本主要出口产品中，欧盟对日本征收比较高的关税，比如，欧盟对来自日本的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平均为8.66%.非关税壁垒：欧盟的调查发现，日本在非关税措施方面阻碍欧盟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表现有：不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法规，缺乏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受影响的是欧盟的汽车产品；复杂繁琐的认证程序，尤其是在合格评定程序方面，受影响的是欧盟的医药产品；政府采购领域缺乏透明度；难以应对的程序要求使欧盟医疗器械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成本高昂；日本在食品标准和技术要求与欧盟有差异，使欧盟加工食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成本过高。服务贸易领域中日本当地政府任意解释政府的法律法规，致使欧盟服务提供者得到了歧视性待遇，尤其在金融、电信等敏感部门日本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存在诸多的限制；反过来，日本企业也抱怨由于欧盟的技术性法规或标准使日本产品进入欧盟市场面临的障碍。日本政府维持的非关税壁垒也形成了欧盟对日本直接投资的障碍，尤其是在服务领域。

5.解决双边经贸关系问题的出路在于政府的政策干预。

政府的政策干预将为双边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政策干预的具体表现就是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2011年5月28日举行的日本与欧盟峰上，双方都表达了通过谈判缔结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削减关税，更重要的是减少非关税措施。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还将包括服务贸易和投资。此外，还将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竞争政策等内容。

虽然双方的总目标是扩大贸易和投资，但各自的具体目标各不相同。从欧盟方面看，欧盟的目标如下：在货物贸易方面，要求日本降低农产品、食品和汽车的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求日本向欧盟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实质性地获得国民待遇等非歧视待遇。在投资领域，要求日本减少法律或事实上对欧盟投资者的各种限制，具体包括要求得到设立企业后的非歧视待遇、取消对欧盟投资的数量限制、取消出于国家利益的投资控制权的要求、要求日本修改涉及企业并购活动的法律。欧盟还要求日本加强竞争立法，增加欧盟企业参与日本政府采购活动的机会。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的目标如下：在货物贸易方面，要求欧盟削减汽车、机电类产品等制成品的关税；采用更符合当今世界制造业潮流的原产地规则；建立一个双边委员会使日本能参与欧盟制定标准或规范体系的过程，确立双方都能接受的汽车产业的标准；要求欧盟进一步简化货物通关的程序；要求在欧盟建立统一的医药产品分销体系、医疗器械注册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求得到超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要求与欧盟建立双边专业认证体系，尤其在会计、税收顾问、专利人等领域要求欧盟有统一的做法；要求成立一个欧盟专利法院，促进双边专利合作；加深与欧盟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确立电动汽车和锂电池标准方面的合作。

三、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各种影响的分析

1.自由贸易协定可能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目前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刚开始，何时完成还不能确定，协定达到什么何种水平也无法肯定。欧盟委员会根据自由化的程度可以把将要达成的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分为保守型和激进型两类。保守型的自由化程度达成如下的结果：

（1）非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日本在货物和服务领域措施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欧盟货物产品非关税措施削减6%,欧盟在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2）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双方在货物和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20%.激进型保守型的自由化程度达成如下的结果：（1）非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日本在货物和服务领域措施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欧盟货物产品非关税措施削减16.5%%,欧盟在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2）对称方法。双方取消所有的关税，双方在货物和服务领域的非关税措施削减50%.这两类的协定的区别在于非关税措施的削减程度。按照欧盟的看法，日本的非关税措施比欧盟要严重，所以日本应该削减的程度比欧盟高。[ LunWenData.Com]

2.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和欧盟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两类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对各自的经济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文件，取消关税和削减非关税壁垒对双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只占10%,对双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90%来自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溢出效应”.⑦日本和欧盟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下，在非对称的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34%,在对称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75%.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的GDP可增加0.27%.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欧盟在非对称方法下获得420亿欧元的收益，在对称方法下获得928亿欧元的收益。同样，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将获得51亿欧元的收益。

但双方获得的收益都主要来自非关税措施削减的“溢出效应”.按照保守型的非对称方法计算，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可增加22.6%,日本对欧盟的17.1%.日本和欧盟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下，在非对称的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0.8%,在对称方法下欧盟的GDP可增加1.9%.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的GDP可增加0.7%.因为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欧盟在非对称方法下获得998亿欧元的收益，在对称方法下获得3193亿欧元的收益。同样，无论是对称还是不对称方法，日本将获得132亿欧元的收益。但双方获得的收益都主要来自非关税措施削减的“溢出效应”.这里的“溢出效应”是指因贸易增加而增加劳动需求而产生的收入。按照激进型的非对称方法计算，欧盟对日本的出口可增加32.7%,日本对欧盟的23.5%.

3.自由贸易协定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下，日本与欧盟之间由于贸易壁垒的减少加强了企业或产业之间的竞争，但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和欧盟各自产业部门的影响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日本的汽车、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日本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将增加，欧盟的加工食品、机电产品、商务服务等欧盟具有竞争优势产品的出口将增加。欧盟委员会的文件认为，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受影响最大的部门是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占欧盟对日本出口的17%,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欧盟的加工食品对日本出口增加180%.此外，欧盟的化工和运输设备对日本的出口也将增加20%.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洲对日本出口增加最大的部门还是食品加工，出口的增长率可达到200%.此外，欧盟的化工和运输设备对日本的出口也将增加50%.汽车产业受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的大，日本汽车对欧盟的出口将会增加，但同时欧盟汽车对日本的出口也会增加。自由贸易协定将使日本汽车产业的产值规模增加2.5%~3.4%.在保守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分别对日本出口可增加0.9%和2.3%.日本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欧盟出口分别可增加2.6%和1.8%.在激进型自由贸易协定下，欧盟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日本出口分别可增加1.3%和4.7%,日本的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对欧盟出口分别可增加7.7%和5.7%.

4.自由贸易协定对福利的影响。自由贸易协定下日本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增加将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导致双方的福利增加，日本与欧盟内部的高技术岗位和低技术岗位的工资都会上升。日本国内工资上升幅度在0.4%~0.8%之间，欧盟内部工资上升幅度在0.3%~1.8%之间。日本机械部门就业岗位将增加4.5%,化工部门将增加3%.欧盟3%就业机会增加的幅度将在3%~7%之间。

5.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提高了日本实施FTA战略的地位。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前三位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连接，它们各自在打造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网，但是它们之间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协定。小布什政府执政后美国与许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约旦、新加坡、智利、澳大利亚、摩洛哥、巴林、多米尼加及中美洲、阿曼、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和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会完成了与哥伦比亚巴、拿马、韩国等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2009年11月奥巴马政府在前任政府的基础上宣布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谈判。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7篇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式宣布启动于2006年9月。按照双方协议，这一对话机制将每年举行两次，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以对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尽管保尔森此次访华的具体内容和成果均未公布，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寻找中美战略经济合作新的利益交汇点将是未来对话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首先，中国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的空间在缩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经济的减速，而且这方面的影响还在继续恶化。而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国际市场石油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也持续上涨，引发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世界市场主要商品价格还在继续上扬，世界主要生产国家的价格也在持续走高，通货膨胀的预期在升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属于输入型通胀，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会对现在的通胀情况产生特别大的作用。只有在经济部门的其他大量价格出现下跌时，才能抵消这种通胀，但是，如果其他部门的价格出现下降，将对整个经济造成很大影响。事实上，欧洲正面临同样的问题。传统上对于通货膨胀的厌恶，导致欧洲央行在美国不断减息、美元颓势不减的情况下一直将政策利率维持在4%的水平，因而不得不付出经济增长减缓的代价。

其次，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趋势是中美贸易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正趋于对称。1996-2006年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量的比率却从1996年的6.65%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5.93%。另外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率已经从1996年的11.64%下降至2006年的7.49%，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比率则从1996年的1.92%上升至2006年的5.33%。

规模因素以外，一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从两国贸易互补情况来看，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比从规模角度所反映的依存程度要高。目前在初级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主要是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是中国、德国和法国；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是德国、日本和法国。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商品主要集中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产业上蕴含着较大的贸易利益，两国在这些产业上的贸易中断被其他国家替代的机会成本将会是巨大的。

最后，美国国内的谈判环境不佳。目前美国2008总统大选初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两位候选人都发表了对华激烈的言辞，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剥夺了美国人就业机会、忽视安全标准和产品质量。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对华立场相对温和，但当选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时受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上升。例如美国财政部预计将在本月出台法规修改对外国在美投资的审查方式，规定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原因，能够对低于10%股权门槛的外国投资展开调查。这意味着财富基金及其它海外投资者将面临来自美国监管机构更加严格的审查。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8篇

关键词：投资谈判供水企业经营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有关推进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全面开放城市供水事业的投资限制，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对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和建设。全国各地供水企业从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需要和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积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优化供水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制工作。

目前国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转让是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转让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对原有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供水企业改制要抓住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由于供水企业关系城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要保证改制工作对供水事业的安全、顺利和稳妥进行，不能因改制而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和出现供水事故。二是供水企业经过改制必须实现供水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有所进步，服务水平较大改善，达到政府领导放心，职工群众满意，社会福利提高的多赢结果。而不是矛盾多了，水质差了，职工下岗了，领导更操心了，社会负担更重了。

由于城市供水事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水资源缺乏，供水企业必然具有垄断经营的特点，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必须在政府的一定管制规则下运行。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价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原则运作。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时，生产厂家由于亏损而减少生产量，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推动价格上升，又使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生产厂家由亏为赢，就会再一轮增加投资和增加供给量。如果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引起产量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降，生产厂家转赢为亏，投资就会减少和供给量减少。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第9篇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100天就要画上句号之际，另一个以100天为周期计算的贸易计划才刚刚展开。4月6日至7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新的高层谈判框架，这一对话合作机制由外交和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四大支柱构成，并宣布开展为期百天的贸易谈判计划。

中美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后推出的“百日计划”，是中美双方隔空较量数月后的握手言和。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埃里克・阿尔特巴赫对《财经》记者说，特朗普总统一直专注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重新平衡贸易关系，这是海湖庄园会晤背景的一部分。

在融洽和谐的外交辞令下，在各种中美战术孰高孰低的辩论中，没人能否认这一峰会最大的成果是推出了中美贸易“百日计划”。

虽然没人知道最终会实现怎样的阶段性目标，但前美国副贸易代表、现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温迪・卡特勒对《财经》记者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双方致力于处理、解决在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令我感到鼓舞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早期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参与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美贸易的实质问题上。我担心如果双方在重要议题上找不到解决方案，就会陷入贸易战，任何一方都不会赢，而且会迅速波及各自其他的贸易伙伴”。 主菜单上的牛肉

特朗普喜食牛肉。这对美国牛肉生产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相信特朗普会为他们的牛肉进言――从2010年至2013 年，美国一直都是牛肉净出口国，但中国不在美国牛肉出口的版图上。

牛肉生产商贸易组织全国牛肉生产商协会及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携手北美肉类协会3月27日上书特朗普，抱怨说：具有最大增长潜力的国外市场――中国，至今仍然对我们美国的牛肉和牛肉产品大门紧闭，却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大量进口，而且进口数量还在不断攀升。我们将非常感激您在此事上的领导力。 在牛肉和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提出放宽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但这一让步并非最新举措，实际上摆在台面上已经有段时间了，双方同意启动“百日计划”，这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种延迟策略。

中国确实是令人垂涎的牛肉进口大市场。有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的牛肉进口总额为1500万美元，2011年、2012年左右，中国牛肉的进口开始飙升，到了2015年，中国的牛肉进口达23亿美元;2016年的前七个月，中国牛肉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牲畜营销专家德雷尔・皮尔预计，中国牛肉进口量2017年预计为95万吨，比2016年增长17%，占全球牛肉进口总额的12%强。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美国农业部指出，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上牛肉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虽然大中华地区目前每年牛肉进口额约为70亿美元，但中国大部分牛肉进口来自澳大利亚、乌拉圭和新西兰等国家。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牛肉在2003年达到1000万美元，但2003年底，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的疯牛病病例使这一切戛然而止，中国开始禁止进口美国牛肉。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的具体条款的希望被点燃，但最后无果而终。

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农业部总结回顾美国牛肉供应系统后，宣布取消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但美国牛肉商发牢骚说，因为技术上的障碍，我们仍然无法将牛肉送入中国市场，自去年9月中国有条件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购买美国牛肉，因为中国农业部过去只接受动物年龄不超过30个月的美国牛肉。

阿尔特巴赫指出，十多年来重启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在习特会前，中国提出中美谈判议程的一个方向是中国市场重新对美国牛肉开放，这对中方来说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两国自2003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在协调，但两国政府无法就相关规则的细节达成共识。希望这一次会有不同的结果。

有专家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的进口牛肉主要还是以草饲牛肉为主，而美国则以谷饲牛肉为主。此次牛肉问题被两国政府提升到最高等级，美国牛肉准入问题被列入快速解决的清单，但是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包括牛肉产品的可追溯性和生长促进剂的使用问题，将是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焦c。

此外，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乔什・梅珀斯认为，中国牛肉消费增长潜力巨大，2017年人均消费可能达到12.7磅，而同期美国人均牛肉消费为56.2磅，但中国牛肉消费的增幅可能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抑制。在牛肉准入问题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答案的前提下，也许只有当进口到中国的牛肉敲定了具体技术细节要求后，美国牛肉才能开始考虑中国的市场份额。 百日经贸图谱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多年前著有《交易的艺术》，如今在中美关系上，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易的艺术集中于双边经济关系和朝鲜。白宫表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将尝试在未来百日内与中国敲定多项协议。

白宫所谓的多项协议，在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看来，更可能集中在一些小的贸易协议谈判上。他对《财经》记者说，这些恢复美国对中国的牛肉出口，或者美国的能源出口，中方很可能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和长期投资资本流入中国提供更大的机会。

牛肉承载了中美谈判未果的沉重，但油籽和谷物却是成功的故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和油籽进口国，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最有价值的出口物则是油籽和谷物。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农产品的目的地是中国，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2016年10月预言，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加拿大，再次成为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特朗普在乎的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而核能是增加美国出口的一个方向――中国是美国民用核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有预测认为，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核电市场仍将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商业机遇。

以2015年的数据为参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占比最高，高达48.2%，包括航空航天、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汽车、仪器仪表等。卡特勒认为，在“百日计划”的时间窗口，重要的是解决新出现的议题。

卡特勒说，他的经验表明，在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开始之前，找到解决贸易问题的方法更为容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处理汽车贸易问题的适当时机。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89亿美元的汽车，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近5倍，进口额相当于出口额的10倍，呈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

不过汽车成为中美间最具争议的贸易问题，不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是美国汽车产业认为，中国应当降低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的税收门槛――目前美国汽车进口中国需要征收25%的关税，美国车企呼吁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以增加进口。美国汽车业繁荣开始消退，这使得一些美国汽车业巨头更加重视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

鉴于中美贸易关系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建议指出，汽车、农产品、化工品等美国的强势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上，一定程度上减少管制措施， 适当减少对美国对华投资的约束、增加对美制造业投资，是中国有可能做出的让步。

另外，美国还寄希望于金融领域投资来减小贸易失衡。根据中国《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只可投资入股2家中资金融机构，并且必须经过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境外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和信托公司，最高持股比例上限20%。虽然中国表示将进一步向外商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但外国企业抱怨缺乏具体的实施细节。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埃里克・阿尔特巴赫对《财经》记者说，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谈论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与放开金融部门的必要性，但近来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中国官员明白，鼓励外国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努力发展更高端、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如果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能够成功，它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市场开放必要的外部推动力。不幸的是，恐怕很多美国人会视BIT为把工作机会出口给中国的载体。

因此，对BIT在“百日计划”内能否推出成果，阿尔特巴赫并不乐观，他说，至少短期内，这些谈判可能要重头来过。

对中国而言，贸易清单上更诱人的是来自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比如半导体、虚拟现实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但这些行业被认为是敏感的领域。美国明康律师事务所约瑟夫・古斯塔夫对《财经》记者说，非军事应用的航空航天、网络安全、IT基础设施、机器人等等包含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将继续受到控制，须有美国政府授权才能出口到中国或别的国家。在“百日计划”的蓝图中，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对出口这些敏感技术阐明政策立场。

波音飞机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四大支柱之一。2016年5月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飞机零部件产品的第七大出口市场。未来20年内，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零部件需求市场。波音公司预计中国需要增加逾6000架飞机才能满足其商业航运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直升机和教练机市场也在快速扩大。去年9月波音公司宣布，中国在未来20年需要进口超过6800架新飞机。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超越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成为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装备的头号进口商。中国在2015年进口美制民用飞机、发动机和航空零件方面花费了164.8亿美元，相比较五年前增长了180%以上。

理想的中美贸易谈判，应是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开放，增加对方的出口份额。卡特勒说，如果牛肉和金融服务市场成为“百日计划”最终推出的硕果，这当然会受到欢迎，但还远远不够。一些关键议题如知识产权、数字贸易等从长远来看才会更有效地调整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律之危

中美贸易谈判的“百日计划”在承诺之后，具体细化工作尚在初级阶段。克拉默-弗拉德指出，在牛肉和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提出放宽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但这一让步并非最新举措，实际上摆在台面上已经有段时间了。双方同意启动“百日计划”，这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种延迟策略。

贸易诉求在特朗普上台后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这一延迟策略显然降低了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可能性。“百日计划”的出炉本质上是美方积极发起的贸易谈判，克拉默-弗拉德说，中方希望维持贸易现状，而特朗普的愿望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当双方的经济诉求差异巨大时，期待任何结构上的实质性突破都不太现实。从经典的谈判理论出发，当一方满足现状时，法律上解决冲突的协议都很难达成。

贸易谈判有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中美间尤其如此。如今，中美双方表态愿意推动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后，行政层面的挑战变得紧迫。阿尔特巴赫举例说，许多负责贸易和投资问题的美国高级官员还未走马上任。特朗普政府在此方面行事非常缓慢，这甚至体现在那些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等关键岗位人选的提名上。

外界猜测有望成为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最重要的经济官员之一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认为是强硬派美国贸易代表候选人，其任命在4月25日才获得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批准。

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协商一系列新的双边贸易协议。但目前很多在双边贸易谈判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内阁成员的副手尚未到位：负责亚洲事务的副贸易代表尚未提名或确认，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已提名但尚未确认。阿尔特巴赫指出，这种局面使得完成美对华政策的内部评估变得艰难，也会殃及中美双边贸易谈判――因为工作层面的官员在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上能有的斩获不多。在棘手的贸易和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通常需要双方高级官员积极而持续地接触。

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的历史表明，双方大多需要长达数年的讨价还价。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还未固定成形，在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之前，特朗普的团队仍在收集信息并在一系列政策选择中权衡。以BIT为例，尽管特朗普撤出了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4月25日表示，美国政府对恢复奥巴马时代两个未完成的贸易协定谈判持开放态度，一个是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另外一个是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

2008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启动后，BIT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克拉默-弗拉德指出，过去中美BIT谈判的优先重点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商会的主要关切。显然特朗普团队有不同的优先事项。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BIT谈判基于互利共赢的前提，着眼于高水平的协定文本。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政治承诺是缩减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岗位、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与此同时，特朗普幕僚间又随时纠缠于不同的路线之争，这使得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常放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大而言之，一个是高举贸易保护大旗的民粹主义者阵营，另一个是更为现实的华尔街的老兵阵营。细化到中美贸易格局上，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一边是强硬派，财政部长努钦和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一边则是温和派。因此，BIT最终何去何从，只是中美贸易和投资政策更广泛评估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