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xcel分析投资时机
投资时机问题实质就是寻求生产要素组合在什么时候最为合适的问题。投资项目决策的一般法则是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即为最佳方案。
[例1]某公司计划一次性投资某项目，要么是现在就投资进行开发，要么只能在3年后再投资开发。建设周期均需一年，一年后即可正式营运，营运期都为3年。若现在进行投资，则固定资产折旧按平均年限法计提；若3年后进行投资，则固定资产折旧可享受加速折旧(按年数总和法)的税收待遇。投资时间不同，相应设备价值及其生产效能不同，年付现运行成本不同，同时市场销售价格和销售量也有所不同，具体资料见表1。
在表1所示的Excel工作表中，定义并录入相应计算公式。
(1)定义现在进行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F4＝$B$7*$B$8，拖动F4单元格右下角的填充柄至H4单元格，得到G4、H4单元格公式，即：G4＝$B$7・$B$8，H4＝$B$7*$B$8。使用绝对地址符$是为了公式复制的需要。在下面列出的公式中，G列、H列中的有关公式可通过自动填充技术快速实现公式的定义。定义付现成本取数公式：F5＝$B$9，G5＝$B$9，H5＝$B$9。如果存在销售收入逐年增长或付现成本逐年下降的变化，可以相应设计公式，实现快速计算。如销售收入逐年环比增长10％，则G4＝F4*(1＋10％)，H4＝G4*(1＋10％)。
折旧计算公式：F6＝SLN($B$3，$B$5，$B$4)，G6＝SLN($B$3，$B$5，$B$4)．H6＝SLN($B$3，$B$5，$B$4)
税前利润计算公式：FT＝F4-F5-F6,GT＝G4-G5-G6,H7＝H4-H5-H6
所得税计算公式：F8＝FT*$B$10，G8＝G7*$B$10，H8＝H7*$B$10
净利润计算公式：F9＝F7-F8，G9＝G7-G8，H9＝H7-H8
净现金流量计算公式：F10＝F9＋F6，G10＝-G9＋G6，H10＝H9＋H6
现在进行投资方案的净现值计算公式：F11＝NPV(B6,E10H10)＋D10
(2)定义3年后进行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F14＝$B$17*$B$18，G14＝$B$17*$B$18，H14＝$B$17*$B$18
付现成本取数公式：F15＝$B$19，G15＝$B$19，H15＝$B$19
折旧公式：F16＝SYD($B$13,$B$15,$B$14,1)，G16＝SYD($B$13,$B$15,$B$14,2)，H16＝SYD($B$13,$B$15,$B$14,3)
税前利润计算公式：F17＝F14-F15-F16，G17＝G14-G15-G16，H17＝H14-H15-H16
所得税计算公式：F18＝F17*$B$20，G18＝G17*$B$20，H18＝H17*$13520
净利润计算公式：F19＝F17-F18，G19＝-G17-G18，H19＝-H17-H18
净现金流量计算公式：F20＝F19＋F16，G20＝G19＋G16，H20＝H19＋H16
3年后进行投资方案的净现值计算公式：F21＝NPV(B16,E20：H20)＋D20
(3)自动显示决策分析结果的公式。F22＝IF(AND(F11>0，F21>0)，IF(F11>F21，“现在投资有利”，“3年后投资有利”)，IF(F11＞0，“现在投资有利”，IF(F21＞O，“3年后投资有利”，“现在投资和3年后投资都不利”)))，其执行过程为：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都为正值，那么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为一正一负，那么净现值为正的方案为最优方案；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都为负值，那么两个方案都不可行。表1计算结果表明“3年后投资有利”。利用本模型的设计思路，结合相应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可以进一步对不同条件下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
二、Excel确定最佳投资规模
如果企业经济规模扩大后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则投资规模是经济的，反之就不经济。在销售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透过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成本分析法可以选择合适的经济规模。
[例2]谋企业计划建设年产量300万吨的化工厂，具体可采用的投资方案如下：方案l：分散布点，建设6个年产量50万吨的工厂；方案2：分散布点，建设3个年产量100万吨的工厂；方案3：分散布点，建设2个年产量150万吨的工厂；方案4：集中建厂，建设1个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工厂。各方案的有关资料见表2，假设不同方案下的产品销售收入水平一致，根据资料确定最佳投资经济规模方案。
由于投资规模不同，成本费用会产生差异，有的原材料运输成本高，有的销售运输费用高，有的生产间接费用高，因此仅凭某一项指标数据，还无法直接判断哪一种投资模式较好。在产品销售收入水平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对不同的投资模式(工厂布点方案)下的总成本进行权衡分析，以总成本最低的方案为最佳。
房地产开发投资是指用于城市土地与房屋开发建设的投资，它包括土地开发投资与房屋开发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的房地产投资发展非常迅猛，见表1
表11990―2001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建设投资GDP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武汉年鉴》1989年～2002年各版
从表可以看山，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呈现山如下一些特点：
（1）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1990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总额仅为3.35亿元，而到2001年则猛增到115.34亿元，增长34倍多。12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1.74%。但同期武汉市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平均增幅只为27.12%。同期的GDP平均增幅为21.6%。特别在1992年～1995年最为明显。由此可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后两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
（2）投资周期性波动大。图1为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及GDP增长率的散点折线图。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山，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明显呈现山一个周期波动。1993年以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1990年的增幅只为-2.4%，1991年为2.1%，而到199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迅速上升，增幅上升到63.2%，到1993年增长率达到极点，为341.4%。短短4年时间就上升了7.4倍。而在1994年以后，投资增长率渐渐回落。1994年、1995年分别为131.4%、60.6%。在1996年回落得最快，只有6.2%，增幅下跌了将近10倍。到1999年房地产投资首次山现了负增长。1999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增幅又有增加趋势。
二、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趋于合理
适当和合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可以拉动一国或一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房地产投资过度将会带来空置房增多，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严重时，有可能引起金融风波，具有强烈的副作用。而如果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市场上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人们将无法（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房，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同样也会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房地产投资规模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及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分析。表2表明了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及GDP的比重的变化。
表2武汉市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及GDP
从表2可知，1992年以前，武汉市年度房地产投资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10%，市场感觉该市房地产投资不足。而此后该比值一直大于20%。而年度房地产投资与年度GDP的比值，先升后降，1992年以前均在9%以下，市场感觉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产品将供不应求，而1993～1998年，该比值在8.4%-24.2%之间。在这段时间，整体上来说，几乎又是递减的，但一般都小于18%。此阶段由于投资放大，房地产产品将供过于求。由此本人初步估计，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25%之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8%-15%可能是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比例的合理区间。由表2判断，从年度房地产投资分别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及占GDP比重的角度上来说，1993年以后，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处于投资合理区。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的正确性，下面我从武汉市房屋的空置率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加以证明。
空置率用公式表示为：
房屋空置率=报告期末房屋空置面积/近三年房屋可供应量*100%
年度房地产产品的供给即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可供销售面积。房地产产品的实际需求可以认为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实际销售面积，房屋空置面积就等于年内可供销售面积减去年内实际销售面积。由于房地产市场供需不均衡，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分析，房地产空置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房地产，其空置率的变化规律是不相同的。
一个经济社会，房地产产品存在一定的空置面积对房地产市场是必要的。国外研究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房屋空置率在3%以下时，买房人几乎找不到符合自己需要的房屋，房地产产品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空置房屋少，市场呈现出卖方市场。而当房屋空置率在3%～10%时，市场较为平稳。整个市场供应不显得过剩，买方对房地产产品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当空置率大于10%时，则房地产产品逐渐显得过剩。达到15%以上时，存在严重过剩。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够发达，其空置率标准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空置率在4%～6%之间是合理的。发展中国家的空置率标准可归纳为如下：
表5列出了1990年～2001年武汉市房屋空置率情况，
表4显示，在1995年以前，武汉市房屋空置率处于空置不足区，空置率均在4%以下，各年的房屋竣工面积（小于1000万平方米）、房地产销售量（小于100万平方米）都不是很大，房屋空置的绝对量有限。此时，房地产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在这一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很少关注房地产产品的功能、配套服务、小区环境等。而在1996年以后，武汉市房屋空置的绝对量逐渐扩大，空置率也由处于不足区转变到处于合理区间（在4～6%之间），在国家决定取消实物福利分房采取货币分房以来，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供需两旺，房屋竣工面积、销售面积量放大。总之，从空置率角度来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在1996年以后达到合理区间。
这里我们会看出，从年度房地产投资分别占年度资产投资比重与占GDP比重的角度与从空置率角度推断的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合理区间所处的年份不一致，存在时差。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从房地产投资到形成房地产产品的空置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是2-3年。由此得出，我们前面关于武汉市投资规模的推断是正确的。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盘县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第一年，深刻把握十提出的“四个着力”、“五个更多”以及“四化”同步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和省、市决策部署，盘县不断扩大投资规模，既要“腾笼换鸟”，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又要“凤凰涅磐”，促进传统产业脱胎换骨，高新化发展。为此，分析2012年投资情况，把握投资增长的因素，展望2013年投资形势，抓住投资机遇。
一、投资效益、规模和增速分析
2012年盘县为了打造“贵州西部充满活力、富有魅力，宜居宜业的大城市”，以扩大投资为抓手，多措并举促投资，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总量快速增长。
（一）投资拉动，亮点纷呈
2012年，盘县围绕省、市确定的总基调、总目标、总任务，抢抓国发2号文件重大发展机遇，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发展提速、投资增长、民生改善、后劲增强、社会和谐、位次前移、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全县经济增长高位运行，经济总量进一步扩大，发展成绩明显好于预期，连续5年跻身全国中小城市最具区域带动力和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位次前移6位、排名90位，县域经济发展综合预排名全省第一。201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300.72亿元，增长17.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20亿元，增长86.45%。预计全县工业产值达515.69亿元，增长22%。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园区建设有序推进，红果经济开发区、盘北经济开发区、盘南工业园区共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5.98亿元，产业集聚、集中发展日益明显；煤电钢、煤电铝、煤电化“三个一体化”积极推进，黔桂煤电铝项目迈出实质性步伐。城镇建设实现新突破，城镇化率达34.5%。
（二）投资项目增加，规模扩大
盘县2012年一季度集中开工44个项目，总投资近5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3亿多元，省级投资0.8亿元，市级投资0.47亿元，县级投资4.7亿元，其他资金来源45.6亿元，其中，产业项目14个，交通项目8个，城市基础设施及住房4个，社会事业项目11个，农业、林业、水利项目3个，其他项目4个。
2012年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两河新区、盘北工业园区、盘南产业园区3个园区入园项目46个，总投资638.07亿，完成投资64.5亿，意向入园项目21个，投资221.95亿，建成标准厂房12.3万平方米，全年盘县工业项目91个，总投资927.61亿，预计完成125.41亿，累计完成投资238.87亿，集体开工项目213个，投资266.11亿，超完成投资任务，全年招商引资项目81个，投资1224.72亿，到位资金221.64亿，有意向项目32个，总投资600亿。规模整体高于往年。
（三）投资总量增加，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盘县统计局2012年12月份经济要情。
2012年1-12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23.81亿元，同比增长111.6%。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34.85亿元，同比增长75.38%；更新改造投资完成38.97亿元，同比增长49.38%；其他投资完成52.34亿元，同比增长139.41%；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9.45亿元，同比增长86.04%；农村非农户投资完成60.95亿元，同比增长41.65%；跨区项目完成投资14.36亿元，同比增长27%。各类投资额占全社会完成投资额的比重如图1所示。
从各月累计投资完成情况看，1-3月、1-9月、1-11月、1-12月累计投资同比增长都在100%以上，其它各月都超过30%以上的快速增长区间（详情见图2）。
数据来源：盘县统计局2012年1-12月份经济要情。
二、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问题
2012年盘县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结构有所调整，质量逐步提高，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外商投资动力不足
从投资类型角度看，2012年盘县的国有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较快，而外商投资增长较慢，暴露出了动力不足的问题。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不足
在2012年1-12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23.81亿元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9.45亿元，占总量3%（见图1）。房地产开发投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房价过高，农民买不起，阻慢了城镇化进程，2012年盘县城镇化率达34.5%，落后于全国、全省水平（详情见图3）。
图3：2007年-2012年盘县城镇率与全国、全省比较
（三）行业投资集中度高
从由投资三次产业分组来看，改造提升传统煤炭产业，加强高产高效和安全标准化矿井建设，支持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做大做强。推广煤炭新科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运用；推进地方煤矿进行资源整合、技改和扩能，进一步优化煤炭产业结构，建设煤炭大集团、大基地。深入实施西电东送战略，促进资源就地转化，积极推进黔桂公司“上大压小”建设，积极发展水电、风电发电项目。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的煤电钢、煤电化等一体化资源深加工基地。首黔循环经济项目，电解锰项目等第二产业投资比重高；房地产业、交运仓储邮政业、教育业等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次之，投资行业较为集中，其他行业投资比重不高。
三、对上述问题的建议
（一）政策吸引，提升外商投资信心
盘县要以十报告中提出的“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指引，创新举措，全面提高招商引资工作水平。
一是强化现代服务业招商。要以十精神为指引，积极转变招商引资工作思路，以传统的工业招商为主向以现代服务业招商为主转变，加强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服务外包、现代商贸、城市综合体、大型超市、百货、五星级酒店、中介咨询、金融机构等项目的引进，推动盘县开放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是强化以商招商，以大商招小商。通过引进央企、跨国公司和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落户盘县，依托大型企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和带动一批相关配套企业落户盘县，形成产业集群。
三是强化招商引资项目的包装策划。根据自身优点和产业布局需要，有针对性的策划包装一批优质招商引资项目，特别是针对高档房地产、酒店、大型百货、超市、城市综合体进行包装策划，有的放矢地开展招商引资。
四是强化对外推介宣传盘县。立足盘县红果新城，推介盘县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产业基础扎实、治安环境良好、经营成本低廉、开发空间巨大、政府服务高效的优势条件，叫响城市品牌，激发国际国内500强企业、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对盘县的投资热情。
（二）以点带面，促多行业投资共同发展
近年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但也暴露出了投资行业过于单一的弊端。因此，要充分调动各行业投资的积极性，以城镇化为龙头，加大房地产业投资力度，从而提高城镇化率，带动其他行业投资，逐步扭转投资行业单一的局面。最终实现以点带面的效果，带动多行业共同发展，促进投资的全面发展。
（三）合理优化，加快重点项目投资建设
盘县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具备优良的投资环境，随着以未来科技城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煤化工基地、红果经济开发区两河新区、盘北工业园区、盘南产业园区等重大项目的奠基开工，以及2012年盘县启动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特色食品生产及农产品加工、新兴产业等产业推进计划，全县共实施重大建设项目197个，完成工业投资198亿元，完成产业投资项目210亿元，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在2013年盘县投资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应合理优化投资结构，加快重点项目投资的建设步伐，使投资真正成为拉动盘县经济驶入新型“四化” 同步发展的经济增长快车道。
参考文献：
[1] 2012年1-12月盘县经济要情.盘县统计局
【关键词】 独立学院 投资规模 合理化
一、独立学院的概况
近年来，独立学院发展较快。截止至2010年7月12日，经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有319所，其中湖北最多，有28所，江苏有26所，浙江22所，辽宁和河北18所，广东17所等。到2014年6月15日，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有287所。其中湖北和江苏都为26所，广东17所，浙江22所，辽宁下降为12所，河北下降为17所。教育部有关领导指出，独立学院是保证中国高等教育今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独立学院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
经过1998年到2003年的爆发式增长，2004年至2007年的持续增长，独立学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具体状况见图1。
从独立学院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湖北省排名居第一位，江苏省排名第二（见图2），可见各省的投资热情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截止到2014年6月15日，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数量见图3。
由于独立学院的办学是由独立的投资人投资创办，没有或者很少有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因此，独立学院在其投资过程中重视投资的规模及其投资效益尤其重要。
二、衡量独立学院投资合理化规模的评价标准
1、合理投资规模的数量标准
独立学院在其投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以下一些因素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1）积累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比较。国民收入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两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国民收入的价值分配中，必须保证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积累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积累速度与国民收入相适应；积累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积累速度较快。
（2）投资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投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一致；投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投资增长较快。
（3）投资品供给与投资品需求平衡关系比较。投资品供给增长率=投资品需求增长率，投资需求增长适度；投资品供给增长>投资品需求增长率，投资需求增长相对不足；投资品供给增长率
（4）积累率水平。积累率是一定时期积累基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积累基金是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积累率用公式表示为：积累率=积累基金/国民收入使用额×100%；消费率=1-积累率。积累率30%，高积累水平。
（5）投资率水平。投资率30%，高投资率水平。
（6）投资规模。投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有关单位在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中投入的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量。
（7）独立学院投资集中度。独立学院的发展要兼顾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布局的平衡，更多地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
（8）独立学院投资整体效率。投资效益指标是投资经济活动成效的数量表现，是考核、比较和分析项目投入和产出对比关系的工具。独立学院在投资过程中要依据以下指标来考核投资的效益。
第一，投资效益系数。投资效益系数（通称“投资效果系数”），是指一定时期内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其计算公式如下：投资效益系数=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运用这一指标考察投资效益时，要注意价格的可比性、影响GDP增加额的偶然因素，以及投资规模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第二，建设周期。建设周期是从时间方面反映建设效果的指标，是固定资产在建总规模与年度投资完成额的比值。它表明已经铺开的在建工程全部建成所需的时间，也就是固定资产从投资到交付使用、发挥效益平均所需的时间。其公式如下：建设周期（年）=在建投资总规模/年度投资完成额。
第三，生产性投资效益系数。生产性投资效益系数是GDP增加额与同期生产性投资总额的比值，表示单位生产性投资所带来的GDP增加额。其公式如下：生产性投资效益系数=GDP增加额/同期生产性投资总额。生产性投资效益系数，不仅反映生产性投资的效果，而且可以辅助说明国民经济投资效益系数变化的原因。
第四，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其是指一定时期内由投资而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与同期投资完成额之间的比较。一般来说，在有一定数量的未完工程作为建设正常周转的条件下，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所占比重越大，未完成工程所占比越小，则建设速度越快，效益就越好。用公式表示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新增固定资产价值/同期投资完成额。
（9）独立学院投资发展能力分析。独立学院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投资发展能力的分析。主要要考察以下八项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积累率、总资产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营业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和资本三年平均增长率。
（10）独立学院投资盈利能力分析。盈利能力是指企业投资获取利润的能力，也称为企业的资金或资本增值能力，通常表现为一定时期内企业收益数额的多少及其水平的高低。独立学院由股东投资，只有保持合理的盈利才能保证学院的正常发展。
（11）独立学院投资偿债能力分析。独立学院偿债能力是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的重要标志，是独立院校偿还到期债务的承受能力或保证程度，包括偿还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能力。
2、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
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包括：有利于社会总供求的平衡，追求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投资规模调控的最重要目标；投资增长率等于或者略大于GDP增长率；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协调；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投资效益能够不断提高；积累增长率等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消费和投资增长相协调。
3、边际效用模型下的投资规模的合理化分析
（1）边际效用递减法则（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也称边际效益递减法则）的基本概念。边际效用递减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换句话就是虽然其产出总量是递增的，但是其二阶倒数为负，使得其增长速度不断变慢，使得其最终趋于峰值，并有可能衰退，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当消费者消费某一物品的总数量越来越多时，其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用（即边际效用）通常会呈现越来越少的现象（递减），用数学语言表达即是：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y随x的变化而变化，随着x值的增加，y的值在不断减小。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也叫做戈森第一法则。
（2）人才边际效用的模型分析。所谓人才的边际效用问题，是指在我国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现行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下，通过扩大教育投资的规模，不断地培养和增加高素质人才对整个国民经济运作过程中的供给，将会刺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随着教育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才供给的不断增加，边际效用规律就会起作用，当人才的供给达到一定量后，如再扩大人才的供给，由于我国现存的管理体制、用人制度、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我国目前的就业状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人才的作用将会不断降低，边际收益下降，边际成本上升，最后出现负效用。根据这一规律，人才的供给必须控制在一定量上，才能使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降低，边际收益不断上升。
从表1可以看出，当大学生人数占总人数20%时，其边际效用最高。当达到70%时，出现负效用。说明随着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高素质人才在企业中所产生的效用越来越低，其结果必然是大材小用，不利于发挥人才的优势，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导致企业人才流动频繁，无法形成稳定的人才结构，使企业处于一种动荡的状态。
通过图4可以看出，总产量与大学生人数增加成正比例增长，但是平均产量与边际产量却快速下降，说明大学生供给的增加并没有使生产效益提高。
通过图5可以看出，随着大学生这种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其工资收入不断降低。也就是说，大学生这种劳动力，供给越少时，工资越高；供给越多时，工资越低。而工资的降低，实际上是对大学毕业生这种高素质劳动力水平和价值的否认，从而打压了其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其智力的发挥，也就是劳动力发挥价值的边际效用下降。
大学生其实应该看成是一种社会生产要素，一种生产力，即掌握一定高技术知识的生产力。因此，在独立学院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增加在校学生数量的时候，就必须研究其供给市场的均衡，找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学生的合理需要量，从而测算独立学院未来投资的总规模。
三、独立学院投资策略分析
目前我国独立学院在教育投资上的主要方式是扩大大学校园的占地面积，增加招生规模。尽管扩招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用之才，也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不断扩大招生的规模，而忽视学生素质和技能的培训，也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通过对人才边际效用问题的分析和毕业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研究，我国独立学院一味扩大校园面积和招生人数的做法在未来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独立学院未来投资的方向进行探讨。
1、加强政府对独立学院投资规模结构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供求总量的失衡，特别是结构性失衡，会对社会发展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过旺而导致的实际供给过多，不仅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盲目增加独立学院的数量，不断扩大独立学院的招生规模，必然会带来投资的巨大浪费。这种增加数量的投资方式，会使各独立学院把资金与工作重心放在扩大生源上，而忽视教学方法改革、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方法的创新。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独立学院投资规模结构的宏观调控，使其结构趋于合理。
2、建立合理的独立学院发展的层次结构
在我国1022所普通高等学校中，大学、学院有590所，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有432所。在高等教育重心偏高的情况下，许多独立学院不在办出自己特色上下功夫，而是盲目攀比，一味追求升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是多层次的，既要有学识广博精深的高级专门人才，又要有掌握某一学科基本理论和技能的一般技术人才，但更多需要的是通晓某一专业、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扩大本科教育的规模，会造成人才浪费与人才短缺并存的局面。因此，当前应该在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同时，合理引导独立学院大力发展适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
3、大力推进独立学院教学方式的改革
由于本身的办学水平和条件所限，独立学院很难和公立大学进行竞争，因此其发展方向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构建“能力本位”的人才培养体系。独立学院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转换人才培养模式，办出特色，以面向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二是努力实现师资队伍素质的根本转变。独立学院如果是教学型高校，就要在教育教学上下功夫，把教学做为中心工作，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如果定位为应用型高校，就必须培养有大量实践经验的应用型教师，使其紧密结合企业的实际需要，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
4、扩大社会影响力，加大突破独立学院学生就业难问题方面的投资力度
首先，应对独立学院学生实施全程化的就业指导。全程化的就业指导应该涵盖新生入学时的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政策指导、信息服务、思想指导、应聘指导、创业指导等内容，并根据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分年级逐步实施。全程化的就业指导要将德育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有机结合，列入大学的教育教学计划，并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开设。
其次，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综合素质是指一个人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以及各种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要求和趋势，在知识经济社会，提高综合素质就显得尤为迫切。提升独立学院学生的综合素质，无疑对其今后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要开展以就业为导向的实训教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独立学院应该扩大对实习基地建设的投资，加强与企业的横向合作，购置教学需要的大量教学设备，及时更新教学方法与教学设备。
（注：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014B336。）
【参考文献】
[1] 樊文皓、郝刚：大学生综合素质存在的问题与提升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2）.
[2] 李凤木：高校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研究与实践[J].教书育人，2009（24）.
[3] 郑永臻：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分析与思考[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11）.
[4] 陶振华、王中生：从就业弹性看我国的就业问题[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7）.
[5]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9）.
[6] 谢作诗、杨克瑞：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探析[J].教育研究，2007（4）.
[7] 吴克明、赖德胜：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8] 袁韶莹、齐凤和：试论我国独立学院的发生、发展与前景[J].现代教育科学，2005（4）.
[9] 尹伟：独立学院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探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7（8）.
[10] 周济：促进学院独立学院持续健康快速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3（8）.
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同义。本文采用罗剑朝教授在《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1] 一书的说法，提出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概念是：“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投放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而形成资产或资本以达到预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的经济活动过程。”罗教授认为，从统计口径上来说，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相当于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再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自然灾害补贴(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使用农村救济费这一数据)。广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加上财政用于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给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支出。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财政支出和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框架内。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依据狭义的概念而来，基本上等同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口径，即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农村救济费这几项之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了财政通过其他间接渠道对农业实施的多种支援与补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采取财政补贴办法优惠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减免农业税，对进口粮食与化肥实行补贴等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 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 1 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表1 各个时期财政支农情况
国家财政总支出 财政支农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时期 (亿元) (亿元) (％)
“五五”时期 5246.52 614.41 11.71
“六五”时期 6951.9 612.71 8.69
“七五”时期 13800 1303.2 9.38
“八五”时期 24529 2400.8 9.75
“九五”时期 55742 5186.6 9.29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 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表2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占农业gdp比重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2 2003
占财政支出比重％ 13.4 12.2 7.7 10.0 8.3 7.8 7.7 7.2 7.2
占农业gdp比重％ 10.8 7.8 4.2 4.0 2.8 4.9 5.6 5.8 5.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2 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 (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 3 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 3. 1 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 (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 (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http: //www. jssb. gov. cn/sjzl/tjnj/2002/nj13/nj1302. 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
1. 3. 2 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 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 (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表3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农业支出情况表
单位：亿元，％
农业支 支援农业生产和 比重 基本建设 比重 科技三项 比重 比重
年份 出合计 各项事业费支出 (％) 支出 (％) 费用 (％) 其他 (％)
1978 150.7 77.0 51.1 51.1 33.9 1.1 0.73 13.9 9.2
1980 150.0 82.1 54.7 48.6 32.4 1.3 0.87 13.9 9.3
1985 153.6 101.0 65.8 37.7 24.5 2.0 1.3 12.9 8.4
1990 307.8 221.8 72.1 66.7 21.7 3.1 1.0 16.3 5.3
1991 347.6 243.6 70.1 75.5 21.7 2.9 0.83 25.6 7.4
1992 376.0 269.0 71.5 85.0 22.6 3.0 0.80 19.0 5.1
1993 440.5 323.4 73.4 95.0 21.6 3.0 0.68 19.0 4.3
1994 533.0 399.7 75.0 107.0 20.1 3.0 0.56 23.3 4.4
1995 574.9 430.2 74.8 110.0 19.1 3.0 0.52 24.0 4.2
1996 700.4 510.1 72.8 141.5 20.2 4.9 0.70 43.9 6.3
1997 766.4 560.8 73.2 159.8 20.9 5.5 0.72 40.4 5.3
1998 1154.8 626.0 54.2 460.7 39.9 9.1 0.79 59.0 5.1
1999 1085.8 677.5 62.4 357.0 32.9 9.1 0.84 42.2 3.9
2000 1231.5 766.9 62.3 414.5 33.7 9.7 0.79 40.4 3.3
2001 1456.7 918.0 63.0 480.8 33.0 10.3 0.70 47.7 3.3
2002 1580.8 1102.7 69.8 423.8 26.8 9.9 0.63 44.4 2.8
2003 1754.5 1134.9 64.7 527.4 30.1 12.4 0.71 79.8 4.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 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 (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 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1]罗剑朝. 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18-20.
[2]李芝兰. 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政府投资影响[j]. 财经科学，2006，3：75-79.
[3]陈锡文. 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16.
[4]国家统计局. 2004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81-98.
[5]张元红. 财政政策与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j]. 中国农村观察，2000，4：2-9.
[6]河南省统计局. 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m]内部出版物，2003：55，171.
[7]江苏省统计局. 2002江苏统计年鉴. [eb/ol]. http: //www. jssb. gov. cn/sjzl/tjnj/2002/nj13/nj1302. htm.
[8]李焕彰，钱忠好. 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4，8：38-43.
[9]齐林.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及其优化分析[j]. 贵州农业科学，2003，6：71-72.
关键词:规范化;内部模式;私募基金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1-0056-02
私募基金的规范化则是指这种制度要被法律承认,其设立和运作不仅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符合有关市场规则和规律,给其他参与主体主要带来正的外部性等。
一、私募基金规范化运作的衡量标准
1.内部的规范化。主要指私募基金设立和运作产权清晰、组织形式设计合理、风险控制有效等,能够依靠自身一系列制度安排成为市场独立运作的主体。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所需的内部模式。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内部模式的影响因素很多,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分析管理的规范性,也可以从制度的角度研究各种制度建设的合理性等。本文选取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私募基金内部各项机制对其运作的影响。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管理、投资决策等因素对私募基金的运作没有影响。
2.外部的规范化。规范运作需要的外部条件,即参与主体具备一定资质,市场环境一定程度上满足完备性要求和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等。
二、中国私募基金规范运作的内部条件分析
(一)组织形式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模式可以采用公司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中国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公司制形式,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私募投资基金绝大多数采用有限合伙制。
2007年6月1日起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为本土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深圳、上海、温州等地已陆续成立了十多家本土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例如:2007年6月26日,全国第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南海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在深圳成立,这是中国自今年6月实施新的《合伙企业法》后,首家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007年11月,深圳东方富海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一举募资9亿元人民币和5 000万美元,成为当前国内最大的本土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
(二)收益分配机制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
1.收益共享型下基金管理者行为分析。收益共享型分配方式是指管理者不必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款项,而是由两者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和收益。在收益分享制下,私募基金投资者和管理者共同出资设立基金,管理者占其中10%～30%的比例,两者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管理者和投资者组成利益“捆绑体”,这迫使管理者努力工作精心管理资产,因而能较好的降低道德风险,并形成对管理者较强的激励机制,促使管理者充分发挥其投资技能,在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最大化投资者效用。我们用博弈模型简单分析如下:
假定投资者和管理者是风险中性的,管理者不可观察的努力水平为e,基金收益除取决于管理者努力外,还受外生变量ε(市场状况等)的影响,π(e,ε)表示收益函数。假定π随着e的增加而增加,则管理者的收益函数为:R(e,ε)=f+t・π(e,ε),效用函数为:u1(e,ε)=R(e,ε)-c(e),对应的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u2(e,ε)=π(e,ε)-u1(e,ε)=(1-t)・π(e,ε)-f。
其中,f表示为维护基金日常运作提取的少量管理费用,t表示收益分成比例,c(e)表示管理者的努力成本。在假定基金业绩和管理者努力成线性关系的前提下,管理人越努力基金获得好业绩的可能性就越大,即?坠c/?坠e>0,但管理人努力的同时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管理人在付出努力时也要权衡收益与努力成本之间的关系,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化。
为了使max[R(e,ε)-c(e)]的讨论简便,我们假设在基金管理者的努力水平达到最大化之前,他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其付出的边际努力成本,管理者获得的收益会随着其投入的努力而增加;在达到最佳效用水平后,其获得的收益将小于投入的努力成本。因此,当且仅当二者相等?坠R/?坠e>?坠c/?坠e时,基金收益和管理者的效用同时达到最大化。
因此,在收益分享制模式下,基金管理者的效用与他的努力水平正相关,他努力工作,直至他的边际效用与他的边际努力成本相等,在最大化其预期效用的同时也使基金收益达到最大化。基金收益的最大化与投资者效用最大化并不矛盾,因为在投资者确定分享比例时,t不能趋近于1,那样意味着投资者一无所获;t也不能趋近于0,那样意味着管理者不会投入努力成本,也就无收益可分。因此,在0
2.中国目前条件下保底分成型的合理性分析。保底分成型收益分配方式指私募基金管理者承诺每年向投资者支付等于或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款项,如果基金运作有盈利,这部分再按一定比例在两者之间进行分配。但中国有关法律是禁止这种做法的,保底合约不能实现时产生的纠纷往往得不到法律救助,产生大量经济社会问题。并且,有些保底收益相当高,管理者为实现保底收益率,有很强的操纵市场,高风险操作的倾向。
本文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的投融资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并不十分规范,仅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因此有必要打破常规,允许私募基金管理者从事委托理财业务时采用保底的做法。这会产生两个好处:一是在目前情况下,保底的做法能够加强对资金委托人的保护,消除他们的顾虑,从而促进这项业务的发展;二是保底、保本的做法对有实力的大型委托理财机构更有利,这些机构由于管理的资金规模较大和拥有良好的品牌,理财成本较低,有能力来承诺保底、保本,这也有利于委托理财业的优胜劣汰。
但是,即使是允许保底的做法,也要施加一定的限制,以避免一些资质较差的机构进行虚假承诺,或是委托理财机构进行超出保证能力的高风险投资,导致保底名不副实。为此应规定:严格控制对保本性委托理财的授权,由资质合格的第三人(通常是银行)提供民事担保,严格控制保本性委托理财对衍生商品的投资比例,加强信息公开等。
(三)风险控制机制对私募基金运作的影响
1.事前的风险防范措施。(1)管理者保证金。这一比例按投资者对其的信任程度而异,国外一般在1%～3%(中国高达10%～30%)。基金管理者份额与投资者资产一起运作,能保证管理者与基金投资者利益绑在一起,促使其自觉回避风险。当基金运作出现亏损时,首先用基金管理者的份额弥补,当基金净值下降到管理者的出资限额时应止损平仓,以维护投资者资本金安全。(2)收益分配顺序。私募基金收益首先用来弥补往年亏损,待亏损弥补完全后,剩余收益可在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按约定比例分配。(3)基金财产的分割管理。私募基金投资者与管理人的财产相互分离,分账户设置,当管理人管理不止一个私募基金时,不同基金的资产也分割设置。这样可以防止管理人利用不同账户的资金转账,从而掩盖基金的真实盈亏。
2.运作中的风险防范。(1)信息披露。私募基金不需要向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但有义务向其投资者披露信息。在定期或不定期或投资者要求时进行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私募基金的投资组合、预期的风险收益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2)投资者直接干预。对私募基金一些重要的事项,如更换基金管理人,增减基金股份,重大投资者决策等,基金投资者有权依据个人的判断给予否决或通过。(3)基金半开放式运作。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可随时买入基金单位,但在买入的起初一段时间内不可以赎回,锁定期可依据不同基金类型确定,可为半年、一年、二年不等。锁定期过后,在提前通知管理者后,可以随时赎回。投资者拥有退出权,实际上给了他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对管理人的约束效果更为直接。
3.风险内化的措施。(1)风险准备金制度。私募基金契约中规定按基金投资收益净额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当发生亏损时,风险准备金可用来弥补亏损。还可按投资组合风险的大小设定不同的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如规定当投资组合风险超过预定的水平时,应启动风险准备制度,组合风险每增加一定比例,风险准备提取比例相应的提高一定比例,可有效制约基金经理过分追求风险的冲动。(2)损失赔偿制度。当私募基金发生投资亏损时,管理人股份首先用来弥补投资者和交易对手亏损,未弥补部分用风险准备金弥补,尽量把风险内化于基金内部,减少对其他经济主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惠.走近私募基金:第1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李建军,等.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第1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3]张泉.中国私募基金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2004.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第3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胡笳珂.中国发展私募基金的有关讨论[J].现代商业,2005,(8).
[6]陶建华.中国私募基金现状分析[J].合作与经济,2006,(9).
[7]夏斌,陈道富.中国私募基金报告:第1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3-0043-04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农体系和支农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由于财力所限，政府很少对农业进行投入。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相对于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而言(主要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的)，国家财政投入的比重仍然很小。从1978年我国对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农体制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也是目前我国这一时期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资金渠道多，政策覆盖范围广，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许多领域。进入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改革，那就是开始实行分税制。分税制的实施对我国的财政支农体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对于农业投资的影响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由于财力、目标不同，各地对农业的投入有很大的差异。从1998年开始，为满足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政府开始着重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加入WTO后，要求我国农业财政支持体系符合世贸组织的协议规定，我国的财政支农体制向更加科学和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共财政体制目标迈进。此时我国国民经济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期，即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阶段，因此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共识。纵观我国财政支农体系的演变过程，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体系经历了一个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变化过程，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与作用。
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同义。本文采用罗剑朝教授在《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1] 一书的说法，提出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概念是：“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投放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而形成资产或资本以达到预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的经济活动过程。”罗教授认为，从统计口径上来说，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相当于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再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自然灾害补贴(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使用农村救济费这一数据)。广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加上财政用于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给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支出。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财政支出和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框架内。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依据狭义的概念而来，基本上等同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口径，即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农村救济费这几项之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了财政通过其他间接渠道对农业实施的多种支援与补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采取财政补贴办法优惠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减免农业税，对进口粮食与化肥实行补贴等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 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 1 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表1 各个时期财政支农情况
国家财政总支出 财政支农支出 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时期
(亿元)
(亿元)
(％)
“五五”时期 5246.52
614.41
11.71
“六五”时期 6951.9
612.71
8.69
“七五”时期 13800
1303.2
9.38
“八五”时期 24529
2400.8
9.75
“九五”时期 55742
5186.6
9.29
关键词：云南省 高效节水灌溉 投资规模
为促进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努力探索新的高效节水灌溉发展技术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好地指导今后高效节水灌溉项目的顺利实施。省委省政府要求编制《云南省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规划（2013～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同时该规划将作为《云南省小康水利建设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全省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850万亩，其中，管灌169.4万亩，喷灌248.3万亩，微灌432.3万亩。如何合理确定投资成为了规划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确定投资规模的难点及方法1. 1确定投资规模的难点
（1）点多，全省规划片区达到2312个。
（2）面广，2312个片区分布于我省16个州（市）的127个县（区）及管委会。
（3）三是数据合理性差，规划中的基础数据来源是采用县乡水利部门调查（报）州、市水务局汇总（报）规划编制组（复核）的办法，复核中发现由于基层水利部门技术力量有限，加之各县已实施的高效节水项目较少，导致基层水利部门对此项目经验不足，所以上报的工程投资合理性较差（亩均投资低至几十元高至几万元均有较多上报）。
（4）工程项目现仅处于省级规划层面，各片区还未进行深入设计，无法对各个片区进行单独投资计算。
1.2投资规模方法的确定及原则
在全省已实施的管、喷、微灌项目中各选取2～3个典型工程，分别以各州（市）2013年材料价格计算投资，最终加权平均得出该州（市）的亩均投资，以此做为该分类工程的综合投资指标，最终推算规划总投资。
推算总投资的关键在于管、喷、微灌典型工程的选取，所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典型须在已实施的项目中选取。②项目设计合理、施工规范、效益突出、管理到位。③项目无论在工程规模、工程特征及工程措施上均须具有本类工程的普遍代表性。④所采用的工程量须为典型工程的实际工程量。
2.高效节水单位投资
以昭通市2013年材料价格水平计算得出规划中该地各类型工程亩均投资的过程。
2. 1典型工程概况
（1）管灌
选取大理州永平县岩北管引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611亩。建设内容：防渗改造引水渠8.72km，共铺设PE管道32.13km，配套闸阀及闸阀井30个（座），φ25球阀568个；新建50m3～500m3调节水池9座，30m3减压池16座。
（2）微灌（不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华坪县荣将镇龙头芒果基地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2013亩。建设内容：新建倒虹吸0.91km，新建150m3、300m3水池各1座，新建泵站1座，铺设DN250无缝钢管0.60km，新建管理房2座，共铺设pe管21.13km，滴灌管447.63km，配套闸阀332个，闸阀井26座。
（3）微灌（含自动控制系统）
选取元谋县小垮山、小丙岭片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480亩。建设内容为：新建200m3蓄水池1个，新建加压泵站1座，新建水肥控制及电脑控制室1座，面积为60m2，内设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1套，砂石过滤器1组，碟片过滤器6个，施肥罐1个；铺设PVC及PE管道共2.93km，滴灌带共369.02km，配套闸阀井22座。
（4）喷灌
选取砚山县部级现代化农业综合示范园高效节水灌溉示范项目作为典型工程，灌溉面积3703亩。建设内容：新建2000m3水池1座，新建过滤房18m2，内设过滤器8台，铺设管道总长170.07km，喷头9912个；配套闸阀井38座。
2.2基础单价
（1）人工费
根据云水规计[2013]157号文中引水及河道工程人工费计取，工长：7.51元/小时，高级工：7.16元/小时，中级工：6.47元/小时，初级工：4.29元/小时，机械工：6.47元/小时。
（2）施工用电、水、风价格
电预算单价（由电网供电）=云南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1～10kvA基本电价0.722元/kw・h÷（1-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4%）÷（1-35kV以下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5%）+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kw・h=0.81元/kw・h。
水预算单价=水泵组时总费用19.58元/组时÷（水泵额定容量之和50×水泵能量系数0.75）÷（1-损耗率8%）+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0.02元/ m3=0.59元/m3。
风预算单价=（空压机组时总费用138.96元/组时+水泵组时总费用46.62元/组时）÷（空压机额定容量之和26×60min×空压机能量利用系数 0.7）÷（1-损耗率8%）+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0.002元/m3=0.18元/m3。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包括钢筋、水泥、木材、汽油、柴油、炸药等主要材料，按昭通市2013年材料综合价格加材料到达工地分仓库的运杂费、材料采购保管费3%、运输保险费0.4%计算，砂石料预算价格以外购价加到达工地运输费计算。
2.3费率
间接费（土方工程取4%，石方工程取6%，模板工程取6%，混凝土浇筑工程取4%），现场经费。企业利润取7%。典型工程均不在城镇，综合税率为3.28%。
2.4典型工程投资
根据各项编制依据、基础单价、费率及编制方法等，套取相应部颁定额后得出昭通市高效节水工程亩均投资如表1。
3.投资规模成果
通过结合每类工程2～3典型工程的亩均投资，考虑云南省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根据不同工程措施，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工程类型的投资匡算，最终得出全省规划工程总匡算投资为207.5亿元。其中管道输水工程投资27.1亿元，喷灌工程投资64.6亿元，微灌工程投资103.8亿元，农业节水措施投资3.6亿元，灌溉信息化投资8.5亿元。该投资成果及方法经省水利厅组织专家评审及邀请各州（市）相关人员集中讨论后得到一致认同，认为规划中各地亩均投资较为适宜，全省每年25.94亿元，8年共计207.5亿元的投资规模及政府投入60%企业投入40%的资金筹措方案符合云南省实际。
参考文献：
[1]水利部水利建设经济定额站.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Z].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6.
[2]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试行）[Z].云水规计[2005]116号.昆明：2005.12.
关键词:董事会规模;企业R&D投资;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0)06-0032-06
The Threshold Effect Analysis of Board Size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Behavior
――Base on Panel Data of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Industry Companies
LIU Sheng-qiang1,2, LIU Xing1
(1.School of Economy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Base on panel data of manufacturing and high-tech industry companies who discourse R&D expenditure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from 2004 to 200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sizes and R&D expending behavior by using the threshold model that Hansen proposed in 1999. When the threshold variable is company siz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when the company sizes exceeds a critical value, there will be a “increasing first, decreasing later”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sizes and corporate R&D expenditure. So we deduce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ects of board sizes present the “low level trap” phenomenon. When the threshold variable is board size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est board size should be 7 or 9.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percentag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Board play no effects to improve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decisions.
Key words:board sizes: corporate R&D expenditure; threshold effects
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投资行为中的R&D投资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投资决策行为。早期关于R&D投资的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企业外部的技术或经济因素如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更有利于R&D投资,以及R&D投资与经济周期之间有何关系等等。随着上市公司R&D披露的逐步规范和研究数据获取的可能,一些学者开始直接利用微观资本市场数据,研究企业内部公司治理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作为直接监督和控制着经营者行为的董事会,是内部公司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要素,然而,关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鲜见,本文拟利用2004~2008年连续披露R&D支出信息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Hansen[1]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以公司规模和董事会规模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期望能对上市公司治理优化、R&D投资行为决策提供一些经验证据。
2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学术界关于董事会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董事会规模也常常被视为影响董事会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Zahra和Pearce[2]的研究显示,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董事会主要扮演战略制定或审核、监督控制及后勤保障的角色,并且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大小将视其组成而定。当某项重大战略决策(如企业R&D投资)因团体利益冲突而变得效率低下或无法实施时,董事会便常通过扩大或缩减董事会规模、增加外部董事的席次等方式来提升董事会功能。
关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从资源富裕理论的角度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其理由是:首先,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使实现企业R&D投资所必须的专业技能、管理艺术以及财务知识等在董事会内部实现更好的互补,有利于R&D投资决策过程中吸收各种不同的意见,减少投资风险;Bacon[3]认为,在大规模的董事会中,有多样背景的专业人士而产生的经营决策,决策质量更佳;Xie等[4]也认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充,可汲取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发挥正面的监督效果。其次,董事会规模可作为衡量一个组织通过外部环境获取相关资源能力的计量指标,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能从外部环境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其抗风险能力就越强,从而更有利于扩大企业R&D的投资活动。最后,董事会规模较大时,董事会内部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选择富有开拓进取的杰出人士担任企业的CEO,也会导致企业的R&D投资增加;Ocasio[5]指出,在CEO之下的治理联合的平稳性和内聚性能得到很好的竞争时,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更可能产生风险偏好型的CEO。另一种观点从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得出刚好相反的结论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负相关。其理由有:首先,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势必导致一项既定的R&D投资决策最后因董事会成员协调难度的增加而付诸东流;Jensen[6]指出,随着董事会成员的增加,组织内部容易产生派系且需要整合及解决众人的意见使效率变差,不见集思广益的功效,而尊敬和礼貌不及让CEO难堪的风气会占上风,坦率和追求真理的好作风会遭抛弃。其次,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决策程序繁琐,决策效率低下;Lipton和Lorsch[7]指出,董事数量的增加很可能导致董事会的功能紊乱,即使董事会的监控能力会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但是由此带来的成本将超过其收益,比如,缓慢的决策制定速度、举行更少的关于经理层绩效的公正性的讨论以及对分享风险的偏离。最后,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还会产生“搭便车”现象,而一旦这种现象在董事会内部蔓延,就会导致董事会功能丧尽。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关于董事会规模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多数学者如:Jensen[8]、于东智[9]、余怒涛等[10]认为董事会对企业财务行为及绩效的影响是一种曲线关系,即存在一个合理的规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另外,董事会规模的治理效应还受公司规模大小的影响严重,当公司规模较小时,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其治理效应更多的表现为资源富裕下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增加而对企业R&D投资决策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超过某一零界值时,此时再增加董事会规模,其正向治理作用又可能表现为因组织行为中的协调难度增加对企业R&D投资的负向阻碍作用。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之间表现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
假设2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之间表现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
3 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计
根据Hansen[1,11]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先建立两个存在单一门槛值的门槛模型,然后分别逐渐扩展到多重门槛值模型,两个单一门槛值模型分别是:
模型一是以公司规模(用资产总额表示)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为
3.2 样本选择
考虑到我国A股市场上近60%的上市公司是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披露R&D支出的公司80%以上是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12,13],我们选取2004~2008年度连续披露了R&D支出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确定原则为:(1)2004~2008年年报中连续披露了R&D支出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考虑到公司的决策制定和规划一般要先于决策的实施,同时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因此剔除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3)剔除被ST、PT的公司和所有者权益为负值的公司;(4)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于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会计准则,而实施新准则后对于按照“收付实现制”记账现金流量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选择了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附注中披露的研发费用。研究中所需要的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相关数据库。最终有效样本123家连续5年共615个研究样本。
4 实证分析
为了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首先需要确定门槛值的个数。我们按照Hansen所提供的方法,分别对模型一和模型二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重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发现:以资产总额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一和以董事会规模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二,在单一门槛和三重门槛效应下都不显著;而双重门槛下,模型一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值为47.000,P值为0.003),对应的两门槛估计值分别为2.4e+09元和2.5e+09元;模型二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值为5.103,P值为0.047),对应的两门槛估计值分别为6.50人和10.50人。表2给出了双重门槛下的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回归结果。
首先看表2中的模型一,回归结果的F值为6.57,对应的P值为0.000,表明模型设定从整体上能够反映回归效果。Wald检验为2.65,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固定效应明显。模型一中的双重门槛将董事会规模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并且董事会规模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在不同区间内显著不同。当资产规模小于2.4e+09元时(简称低规模),尽管系数估计值为正(0.066),但不显著,表明企业资产总额较小时,董事会人数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企业R&D投资额的增加,当资产规模处于2.4e+09元和2.5e+09元之间时(简称中等规模),系数估计值为正(0.641),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当资产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增加董事会人数将对企业R&D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当资产规模大于2.5e+09元时(简称高规模),系数估计值为负(-0.537),并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当企业资产处于高规模状态时,进一步增加董事会人数将对企业R&D投资有负向抑制作用。如前所述,增加董事会人数,可以吸收更多具有不同知识领域人士的加入,他们的加入,可为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思考和建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降低决策失败的概率。但随着董事会人数进一步的增加,由于董事会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和协调难度加大,可能导致最终的决策方案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多方博弈之后的一种均衡和折中。另外,董事会人数的增加还会导致公司决策程序繁琐,决策机制缓慢,从而导致R&D投资时机的丧失,甚至导致决策失效等。因此,从整体上看,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之间是一种先正后负的非线性关系,假设1正确。但同时应该看到,这其中的正向关系,在资产规模较小时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只有在资产总额超过某一阀值之后,董事会规模与R&D投资之间才会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关系。由此看来,董事会规模的公司治理效应可能存在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低水平陷阱”现象,只有在公司资产和富裕资源达到或超过某一限额之后,董事会规模的治理效应才会显现,当公司规模过小时,企业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此时增加董事人数,虽能提高R&D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但由于受可利用的资源限制而致使这些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无法付诸实践,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再看表2中的模型二,同理从对应的F值和Wald值可知,模型二能能从整体上反映回归效应,并且固定效应明显。当董事会人数少于6.5人时,系数估计值(0.057)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此阶段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将对企业R&D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当董事会人数处于6.5人到10.5人之间时,系数估计值(-0.056)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此阶段董事会规模的变化,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差异不大;当董事会人数大于10.5人时,系数估计值(-0.101)为负值,并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此时若进一步增加董事会人数,董事会规模会对企业R&D投资产生负向阻碍作用。由此可见,从整体上看假设2成立。我国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最有利于企业R&D投资的董事会人数是介于6.5人至10.5人之间,考虑到董事会人数若为偶数,在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时可能会出现半数对半数的投票结果,从而可能出现僵持局面和董事长“把持”董事会的可能,董事会人数为偶数不利于投票决策。因此,我们认为最佳的董事会规模应为7人或者9人。
模型一和模型二中,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独立董事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应,独立董事的“花瓶”现象仍普遍存在。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可靠性,笔者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计算,对于解释变量R&D投资,采用研发支出与企业净资产之比,而董事会规模改为本公司年末所有高层管理人员的数量,包括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二是增加控制变量,增加控股股东性质、两权设置状态等控制变量;三是剔除R&D支出的极端值(1%)。重新回归结果显示,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以公司规模还是以董事会规模为门槛变量,董事会规模与企业R&D投资之间都表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关系。但这种非线性关系,只有当公司规模超过某一临界值之后才显著,公司规模较小时,董事会规模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这一现象有点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低水平陷阱”现象;同时,这种非线性关系是一种存在双门槛值(6.5和10.5)的“先增后减”非线性关系,当董事会人数介于6.5人和10.5人之间时,其治理效应无显著差异,考虑到董事会规模为偶数时可能出现投票结果半数对半数的僵持状态,因此,最佳的董事会规模应为7人或者9人。研究还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司独立董事治理效应弱化,独立董事“花瓶”显现仍普遍存在。
因此,我们建议:(1)保持合理的公司规模。公司规模过小,董事会的很多创新决策项目就无法付诸实践,但过大的公司规模又可能会降低董事会规模的治理效应,应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经营环境等,将公司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2)确定合理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应选择一个合理规模,就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而言,最佳的董事会规模是7人或者9人。(3)完善董事会结构,本文研究发现董事会结构对企业R&D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不显著,独立董事“花瓶”普遍存在,可以通过调整独立董事的来源和构成等来完善董事会结构来提高其对企业R&D投资的治理效应。如独立董事来源于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还是高校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 345-368.
[2]Zahra S A, Pearce II JA.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review and integrated model[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9, 2: 291-334.
[3]Bacon J. Corporate directorship practice: member and committees of the board[M]. New York: The Conference Board, 1973.
[4]Xie B, Davidson III W N, DaDatt P J.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role of the board and the audit committee[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3, 9: 295-316.
[5]Ocasio W. Political dynamics and circulation of power: CEO succession in U.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1960-1990[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31: 586-611.
[6]Jense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3, 48: 831-880.
[7]Lipton M, Lorsch J A. Modest proposal for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J]. Business Lawyer,
1992, 48(1): 59-77.
[8]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9]于东智,池国华.董事会规模、稳定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与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4,(4):70-79.
[10]余怒涛,沈中华,等.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进一步检验――基于公司规模门槛效应的分析[J].中国会计评论,2008,(9):237-254.
[11]连玉君,程建.不同成长机会下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之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6,(3):97-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