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1篇

纵观整部《孙子兵法》，孙子首先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阐述了对战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以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以切实的利益作为核心和出发点，正是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

古老兵法，根植于东方传统哲学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驭兵之术的范畴，而是阐释了深刻的博弈哲理的，古老东方智慧的结晶，是高度概括的“道”而非具体的“术”，诚如明代名将戚继光所云，

“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奠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孙子兵法》是被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收入的。

《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根源，有很大部分是来自“道”、“阴阳”、“四时”、“五行”等中国传统的数术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宇宙论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的整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和西方战略思想迥异的，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赋予了《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的“道"

正如孔子和老子都是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道”这个哲学本体作为本原出发来演绎其哲学，《孙子兵法》之中，

“道”也是处在第一位的因素。《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到，兵者最根本的五个要素是“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古今中外，运筹帷幄内、决胜千里外者皆离不开这五个要素，而取胜的关键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道”，正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孙子兵法》的语境中，“道”也有其独有的意义，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激发所有人民的士气，达到全国上下一心，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是其他一切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道”之下，才是天时(天)，地利(地)，领导者的素质(将)以及管理制度(法)这四个因素。在西方战略中。与孙子所强调的“道”比较接近的理念是军事总体战观念，但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系统论述这种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比《孙子兵法》晚了两千多年。当代许多企业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管理时，首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建立一套促进员工对企业高度认同，能够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作为其管理之“道”，其次才是具体管理制度的“法”，从而达到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

阴阳五行论“兵法”

《孙子兵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阴阳相对的成对出现的二元范畴，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不可胜数。孙子高度重视驾驭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扭转局势，诸如“乱生于洽，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所推崇的克敌之道，就是巧妙地利用阴阳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来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效果，即所谓的“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避实击虚也是孙子所极力推崇的战咯一“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宴之道，归根到底还是阴阳之道的外延。正所谓是大道至简，一阴一阳。

五行的概念也寓于《孙子兵法》之中――“五行无常眭，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通过五行相克相生，充满无常，没有哪一个能永恒地战胜其它各方这个原理，揭示了用兵务须灵活应变的道理。

总之，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等这一系列形而上的东方哲学的核心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军事领域之中，赋予了《孙子兵法》独特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使之不仅仅是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其层次远远高于西方式的线性逻辑的战略思维。如果要打一个粗略的比喻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强调主要倚靠力量取胜的那种战略思维的差别，就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拳击之间的差别。

战略思想之鼻祖，迄今无超越者

如果把视角放低一个层面，从更具象和实际的战略，计谋和博弈的层面来看一看《孙子兵法》的思想，也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而在它问世之后直到今天，都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曹操日：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李世民日：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仍然都认为，《孙子兵法》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著作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让the best”。能获得这样的“双重第一”殊荣的经典著作，不论在那个学科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孙子最早地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谓之日“庙算”，中国古代，凡遇重大战事，皆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故而称之为“庙算”，在《孙子兵法》中，“庙算”具体所指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的战前谋划，也正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的意思。孙子还特别强调了其高度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与《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是类似的。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中十分重要，而且是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然而，知易行难，纵观古今，因为事先考虑不足而与成功无缘的机会又是何其之多呢?故而，直到今天，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都有必要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来时时警醒自己。

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也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并且，这一套战略思想中的许多理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普遍规律，所以无怪乎《孙子兵法》直到如今仍是各国兵家所必读之书。后世的战略思想，总是难以跳出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孙子兵法》“迄今无超越者”。

与众不同的现实和理性

虽然问世于人们尚迷恋于依靠占卜，祭祀和神迹来指引战争的时代，《孙子兵法》却显出了一些与其时代有些不相符的，颇显超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理性色彩。这或许是因为齐国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自幼优越的学习环境造就了孙子过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吧。

战争也好，计谋也罢，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何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来实现目标，也就是如何达到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是整部兵法所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因为能够达这样的认识层次，所以孙子才能得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精辟而高明的论断一在孙子眼中，战争无非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这种手段往往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不应首选之，这与把追求战争的最大胜利本身作为目标的西方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与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孙子既非好战，亦非反战，而是嗅战。

孙子高度强调手段与目标的一致，一切与达到目标不符的手段都是错误的，都将导向危险的歧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兵贵胜，不贵久”等表达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在理清了目标和手段的问题之后，下一层次的问题才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又有不同的层次，“兵者诡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大原则之下，又有更加具体和细化的论述层层展开。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2篇

《孙子兵法》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通篇仅五千九百余字，然而这部古老的战略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奉为圭臬，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经典战略思维，领先西方两千年

《孙子兵法》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指导战争具体方式的兵法，而是一种高度概括和浓缩的东方战略思维，这种思想的提出，远远早于西方――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军事著作，还都是诸如凯撒《高卢战记》这一类记述战争史的著作。

直到十九世纪，西方才出现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部能与《孙子兵法》相媲美的，系统的战略理论著作。

然而，这部与《孙子兵法》并称世界兵学双壁的著作，也没有能够达到《孙子兵法》的高度。二者是建立在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对战争的认识上有很大的差异，在战争指导思想上也是源自不同的出发点。孙子重“谋”，主张“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讲究“以正合，以奇胜”的“诡道”，而克劳塞维茨更强调“力”，讲究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力量，最大程度地打击敌人，二者的思维逻辑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在许多地方显然前者更胜一筹。

因此，不仅国人尊孙子为古今无出其右的“兵圣”，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兵法》是首屈一指的，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第二。一部中国的古典著作在世界范围能得到这样的最高评价和普遍承认，实在是不多见的。

东方古老哲学，智慧光芒永闪烁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内容大都是超越了战争具体形式的，宏观和抽象的战略与博弈思维，是从东方古代哲学出发的，自上向下建构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这和“把光辉的战例作为最好的老师”来自下向上归纳总结战争原则的《战争论》恰好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逻辑路径。

因此，明显不同于后者，从冷兵器到核武器时代，《孙子兵法》永远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过时。

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技术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核武器时代，当西方的最大限度打击敌人的战略使美苏两国走入了最高技术的核军备竞赛的困境和核战争的边缘而陷入僵局时，人们反而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找到了解决之道，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指导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核威慑战略，美国的智库谓之日“孙子的核战略”。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3篇

兵圣是孙武，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兵家至圣)或孙子(孙武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在柏举之战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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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4篇

关键词：理据性；外汉语教学；教学中的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其性质是一种外语教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其目的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使外国学生尽可能地熟练使用汉语。根据中国教育部方面2005年的统计显示：除中国人外，目前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已超过3000万，100个国家23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在欧洲，法国有近3万人学习汉语，居欧洲首位。截至2003年，法国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已超过53000人次，仅次于韩国和日本；在美国，汉语已经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截止2014年1月1日，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已达1086所。

一 对外汉语教学是软实力战争的延续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开宗明义，在开篇首句即指明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政治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谋而合。

语言是一种软实力，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军事力量的增强，汉语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形成世界“汉语热”，有人预言21世纪汉语将成为全球通用语。

二 《孙子兵法》三元理论结构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象似性

每个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认知结构。这些认知结构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相关研究表明，汉民族最早的认知结构是阴阳结构和三元结构。阴阳结构体现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认知系统及基本认知结构更直接表现为语言模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所有高层次思维都依赖于语言。我们可以对《孙子兵法》的结构层次进行再概括：

第一部分：《始计》，兵法之纲要；

第二部分：《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战、攻的基本原则和战前准备；

第三部分：《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作战的具体方法。

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倡导的道、法、术有异曲同工之妙。道，《说文》：所行

道也。《尔雅》：一达谓之道。可见，“道”指的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运用在战争上，指的是能够让一军无所阻碍、势如破竹的方法，即掌控全局的战略原则；法，指的是方法，即实现“道”的基本方法；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外汉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但也应该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认知框架规律。研究证明，三元结构对对外汉语教学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黄金分割对课堂讲练的时间分配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是“人们从一定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基础上，根据对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语言教学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指导整个教学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的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和孙子战争理论的三元结构具有象似性，请看下表：

在《孙子兵法》大多篇章内部体现黄金分割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讲练时间分配问题进行了考查。

三 《孙子兵法》哲学思想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基础

前文提到的阴阳二元结构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最早见于《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阐释了宇宙的生成；“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了朴素辩证法。这种思想经过诸子百家和历代大儒的发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了，尤其是对于某一事物内部结构的认识。据《孙子兵法结构研究》的统计显示，《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的布局也都按二元对举的形式安排。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对外汉语教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又一个依据。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也充满了各种矛盾。要转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矛盾，必须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汉语语法一直是教学的难点，如何加快学生的习得速度、提高学习的质量呢？教师可以选择演绎法、归纳法、认知法等等，但也可以设计一个场景，采用功能法，把枯燥的语法放入生动具体的对话之中。

四 结论

《孙子兵法》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经过上述比较，发现兵法和教学无论是战略地位、内部层次还是哲学思想都有很高的象似性，这就为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提供了理据性。根据《孙子兵法》，这种指导应该是三个层面的，根本战略层、基本作战层和教学技术层。每一个层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解读。例如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教学法还有哪些没有发掘，什么时候应使用何种教学法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客观教学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艳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职业技术月刊，2005（2）：3-55.

[2]文光，宣林.孙子兵法（白话本）[M].成都：成都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1）.

[3] 谭鼎莎.《孙子兵法》课程在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实践探索[J].鄂州大学学报，2014（1）.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5篇

用兵以一当十的主人公是孙武，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他在柏举之战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英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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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6篇

关键词：孙子兵法；商务谈判；谈判策略

孙子兵法是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被誉为世界兵家奇书被众多全球军事学院作为必修课学习；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产生于古代的军事对抗中，但它阐述的谋略智慧和哲学思想被广泛运用于除军事外政治、经济、商业等竞争领域，并有着广泛的实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孙子兵法在商务谈判中的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加剧，商务谈判成为商战中的重要一环，作为协调彼此利益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的一种方式，其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而孙子兵法作为一门竞争哲学，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得到了更为密切的关注，尤其在商务谈判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

商务谈判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谈判时，双方人员代表各自的利益和目的在谈判桌上展开较量，谈判的结果关乎企业兴衰存亡。正如孙子兵法开篇所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谈判正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件大事，不可不察。谈判是实力的较量和谋略的对抗，如何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形势，削弱对方的斗志，充分了解对方的信息和自身的优势、劣势，沉着冷静地应付将要发生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孙子兵法在虚实、奇正，迂直、己彼之计中有深刻的论述，这对于我们取得谈判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孙子兵法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孙子兵法的智慧在商务谈判中有着非常广泛应用，在此笔者仅借鉴孙子兵法中的几个重要思想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这样一句话：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这段话的意思是：既要了解敌人，也要了解自己，便能百战百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有时会胜利，有时会失败；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的，那就每战必败。这句在用在商务谈判中对我们的启示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要充分准备，做到知己知彼，为在谈判中处于主动和取得胜利奠定基础。

虽然知己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不然。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被问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时，他说：“认识你自己。”世界著名谈判高手霍伯?科恩也曾说过了解自己并不比了解对手轻松，人们常常会错误估计自己而犯错误，因此在认识自己时也一定要谨慎仔细。

知彼是指了解对方的信息，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方谈判的目标，二是对方的相关情况。对于了解对方的谈判目标，我们不仅要清楚对方的谈判底线，更要深入看透谈判底线背后的真实目的和利益所在，以便为寻求双方共同利益所在和预设谈判方案提供依据，如能抓准关键提出双方满意的方案，谈判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了解对方的相关情况包括性格特征、教育背景、个人喜好等，针对性的做好准备工作，充分知己知彼，利用对方弱点，将在谈判中占据主动。

（二） 兵者，诡道也

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兵者，诡道也。其意指行兵作战，要领在于诡诈。孙子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设立了十二种战术，包括：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最终实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这种思想是启示我们在谈判中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弄清敌我双方的态势，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这十二种战术在谈判中有着非常实用的效果，但需要依据实际灵活运用。能而示之不能运用于不清楚对方实力时，可以在谈判时隐藏自己的实力，让对方对自己形成错误的判断，在摸清对方实力后再出击。当对方准备充分时实力强大时可以采取暂停谈判的方式，待准备充足后再与对方谈判。在很多经典的谈判中用到此计谋，当感觉自己处于明显劣势时，巧妙的暂停谈判为自己争取时间。如果知道对方是心浮气躁的人，可以采用怒而挠之的计谋，利用激将法，刺激对方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使其失去理智从而达到谈判成功的目的。

（三） 顾善战者，求之于势

孙子兵法势篇中说：顾善战者，求之于势。孙子认为战争指挥者应善于利用形势以及形势的变化。这句话启示我们在谈判中应善于造势，营造出压倒对手的强大优势和气势可以帮助谈判者在谈判中取胜。

对于势的理解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在谈判中可以从人员阵容的组建、谈判场景的布置等方面来营造有利于我方谈判的优势。如团队中引入强势的谈判手可以在谈判中打击对方气势，增长我方优势，待对方气势薄弱时可一举攻破。除了营造势，还应懂得巧妙的运用势，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句对势的运用精确的概括，把握势需要敏锐的眼光和良好的素质，顺势而上取得成功。

（四） 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

孙子兵法势篇中说：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是说在带兵作战时，都是以正兵当敌，奇兵取胜。这句启示我们在谈判过程中，可以以奇正结合，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出奇制胜一直是商界谈判最常运用的技巧之一，在商界谈判中屡试不爽。

比如在商务谈判中，常常因双方观点相差太大、共同利益不清晰等原因，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可能这时双方态度都不友好，固执己见不愿意让步。如果其中一方出奇不意改变态度，主动做出，转而关注与对方建立友谊与好感上，寻找一个出乎意料的感情投资点，形成一个方便谈判的氛围，可以对谈判的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情况这种感情投资耗费不多，却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三、孙子兵法在商务谈判运用中的概述

孙子兵法谋略在商务谈判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灵活的运用孙子兵法的智慧可以使谈判者在谈判开始就牢牢把握主动权。在谈判过程中灵活运用孙子兵法，当处于优势时，可以使谈判者顺势而下，主动出击，取得最大利益；处于劣势时，可以使谈判者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利用奇正之变，逆转形势；当谈判陷入困境时，可以使谈判者灵活变通，可以打破僵局，出奇制胜。孙子兵法作为谈判的谋略，可以帮助我们取得预期的谈判目标，但是它也不是随心所欲，随便什么情况下都能运用并获得成功的。因而我们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以便更好地将孙子兵法谋略运用于商务谈判中。（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常磊.三十六计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J］经管空间,2011

［2］ 肖剑.孙子兵法和商务谈判策略及技巧［J］湖南大学学报,2000

［3］ 余胜利,左欣瑜.商务谈判技巧之兵法［J］人力资源管理,2009

［4］ 刘园.国际商务谈判［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5］ 凌书军.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M］中国喜剧出版社,2007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7篇

《孙子兵法》的诞生。《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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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8篇

[论文摘要]军事熟语是在中华民族的长期语言实践中反复加工锤炼而成的哲理性语言。它具有客观辩证的思维方式：联系发展的动态理念和把握全局的宏观视角；具有历史性：以谋为本的文化倾向，以治为胜的治军传统和追求全胜的最高境界；具有民族性：爱好和平的心理愿望和团结一心的民族气节。

汉语的军事熟语是在中华民族的长期语言实践中反复加工锤炼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文化观念，是我国传统军事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军事熟语的文化特征，大致表现在哲理性、历史性．民族性三个方面。

一、军事熟语的哲理性

(一)客观辩证的思维方式

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军事熟语的辩证思想涉及军事领域的诸多矛盾，其中包括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治乱和胜败等，如军事熟语：以卵击石、避害就利、以疾 掩迟、以治 待乱、以逛待饥、避实南虚、声东击西、以近待远、以静侍哗、以逸倚劳、以众击寡，无有不胜、以我之锐，击彼无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都是以矛盾的对立性为出发点，通过激化矛盾的一个方面，形成对已方 的绝对 优势，以达 到克敌制 胜的 目的。以逸待劳源自《孙子兵法 ·军争篇》：“以治待乱 ，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苦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指注重人心理变化规律的作战谋略惊慌必然手足无措，将心摇则军心动。自古兵家都把镇定持重、处变不惊视为将帅修养要则。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才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对待军事问题应注意两点论、两分法，避免用片面观点观察事物。三是军事熟语的～大特色，如：义必有两、奇正相生、远而示近、文武兼备、以弱示强、治而形以乱、知已知彼，百敞不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示之以柔，迎之以刚、智者之虑，杂于利害、用兵之法，主客无常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武的一句名言，强调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是确立韬略和用兵的客观基础。知彼知已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思辨命题，知彼既有赖于知己，知己也有赖于知彼。知彼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知己是主观通过客观比较进行自我认识的过程。在战争中，不仅要做到知己知彼，还要阻碍敌人知己，因为敌我双方情况的预测和把握是胜利的关键。故孙子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 ·谋攻篇》。“知彼 知己”的 目的在于料敌决策，但也仅仅是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必要信息。要克敌制胜 ，还必须对已经获得的材料进行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全面认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敌军的真实意图。孙子提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 ·九变篇》。“故不尽知用兵 之害者 ，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所 以只有充分考虑到矛盾的两方面，才能真正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军事熟语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揭示了万事万物相克相生，赢缩转化的自然规律。如：居安思危、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柔克刚、以战代守、以攻为守、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变客为主、以退为进、欲速形以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是孙子运用哲 学辩证思维提出的又一军事范畴。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双方都力争实现自己的企 图而破坏对方的计划。因此，战争的进 程不是径直发展的，而是曲折迂回的。孙武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为了达到最终目标，可以先走一段弯路。为了取得全局胜利，可以先作局部的牺牲。“以迂为直”的奥妙在于暂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能深谋远虑，后发制人，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孙子还提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势篇》。可见，治与乱，勇与怯，弱与强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恃治而怠则生乱；恃勇而骄则生怯；恃强而懈则生弱。也就是说，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上军事熟语都反映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论观点，是哲学辩证思想的直接体现。

(二)联系发展的动态理念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事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孤立的、静止的，而应当是联系、发展的。军事熟语中所描写的军事也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相联系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政治为有力保障，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先决条件，必须作为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军事熟语如：富国强兵、天时地利、允文允武、兼资文武、文武兼备、四战之地、地势便利、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文为植 ，以武为种等都体现了联系的哲学观点。《孙子兵法 ·行军篇》也提道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武，代表力。文，指古代的礼乐制度。文、武之道并行，是古代治军的基本手段。“文武兼备”、“文武双全”，是古代选择将帅的理想标准。古代之所以要求将帅文武兼备，是因为将帅必须懂得统领士卒，既要教育，也要执行纪律。“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源 自《孙子兵法 ·地形篇》：“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杜佑注：“知地之便，知天之时。地之便，依险阻，向高阳也；天之时，顺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胜乃可全，又何难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揭示了战争的一条普遍规律：天时、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懂得运用天时地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战争形势的发展、战场状况的更迭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对待军事问题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策略，而应根据临场状态随时做出调整，这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观。军事熟语如：因利制权、因势而动、因机权变、随机应变、机诈权变、因敌制胜、立谋虑变、践墨随敌、胜败乃兵家常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法有定论，兵无常势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犹如水流没有固定的形状一样。“因敌制胜”指根据敌情变化而使用不同的作战策略，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条熟语皆源自《孙子兵法·虚实篇》：“夫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武把用兵形象地比作水流，强调用兵作战要根据敌情而决定其取胜方针不能墨守某种作战方法。

(三)把握全局 的宏观视角

联系、发展的哲学观点决定了中国人看待军事往往从全局性的高度出发，以更为宏观博大的视角把握战争的进程当军队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会选择放弃个人利益。当战略全局的胜负与局部战争的胜负发生矛盾时，会选择放弃局部战争。军事熟语如：完全之计、计出万全、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全局观。“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源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这其中包含了三层含义：一要深谋远虑，照顾战争发展的全过程，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做到“事未至而预图”，“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百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兵经》卷上)；二要周密、万全，全面分析关系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设计应付各种局势的对策；三要叠筹选优 ，在设计定策时，提出上、中、下三策以至更多的方案。比较其优劣得失，从而选出最佳方案。

二、军事熟语的历史性

(一)以谋为本的文化倾向

前面我们谈到军事熟语的哲理性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思考的民族，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军事文化必然产生注重谋略的文化倾向。我国历代军事家一向主张“先谋后战”，强调战略决策和谋略指导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谋为本”的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我国军事文化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百计千谋、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多谋善断、先计后战、诈谋奇计、谋臣武将、用兵在先定谋、多算胜，少算不胜、以计代战一当万、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军事熟语都充分印证了这种文化倾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 ，为不得已。”孙武非常重视“智”战，他主张“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谋略取胜。所谓以谋略取胜，并非取消军事斗争，而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有时还必须同“伐兵”、“攻城”相配合才能达到目的。“以计伐战一 当万”语出《晋书·杜预传》，指用计谋来代替战斗，一人就可以当万人使用。明智的将帅都十分重视计谋的运用，而不愿施匹夫之勇。以计伐战，可以少流血，而同样获得好的效果。

(二)以治为胜的治军传统

“以治为胜”是吴起的治军名言，出自《吴子·治兵第三》“武侯问日：‘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日：‘不在众乎?’对 日：‘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起治军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军，恩威兼施 ，主张依靠严格的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父子之兵”。他认为军队有投有战斗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以治为胜。治由法生，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军队才能做到平时秩序井然，战时威武雄壮，前进后退都有节度，左右运动服从指挥，虽然处于绝境仍能阵势不乱 ，虽然分散行动也能保持战斗序列；将领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军队上下同心，“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励士第六》。这样的军队，才能所向无敌。否则，即便有百万之众，也无济于事。

要做到“以治为胜”，具体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要以“教戒为先”，通过严格训练增进官兵的作战技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军事熟语如：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军士不练，百不当一；练而用之，一可当百、久练成勇士，苦练出精兵、练兵必先练心、功夫要练好，三百六十早、好兵靠练，好日子靠干、兵要天天练，贼要天天防、兵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 日不练、兵不练不精，将不斩不齐、兵不练难上阵，树不剪不成林、弓箭越练越熟，扎枪越扎越准等，都强调了训练对军队的重要性。吴子在《吴子·治兵第三》中提道：“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把教育训练列为治军的首位。诸葛亮在《将苑·习鳓中也谈到：“军无习练，百不 当一；习而用之，一可 当百。”认为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力保障。关于训练内容，一方面要练心(练兵要练心)，另一方面要习武(功夫要练好，三百六十早)。“所谓练心包括将帅士卒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和战斗作风的培养教育，目的是用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统一军队的思想。所谓习武，内容不单指练技击、阵法，而且包括用兵韬 略，方 法注重实用，强调实练 。”

以治为胜二要做到“赏罚分明”。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无不重视军纪军法的作用，都把严明军纪作为培养、维护和增强军队战斗精神的重要方略和手段。《周易·师》言：“师出以律，失律凶。”将严明军纪视为治理军队、培养军队战斗精神、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孙子兵法》将“法令熟行”作为预测战争胜败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之一，再三强调，要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必须严明军纪。军事熟语如：令行禁止、令行如山、发号施令、信赏必罚、赏罚严明、赏不逾日、赏不当功、赏功罚罪、军无戏言、军令如山、三令五申、论功行赏、军令无私亲、军听将令草随风、治兵以信，求胜以奇等都体现了这一治军原则。“令行禁止”源自《逸周书·文传》：“令行禁止，王之始也。”指能做到下令行动就立即行动，下令禁止就立即停止，这是统治天下的开端。令行禁止是军队纪律严明的重要标志。“赏不逾日”语出《孙膑兵法》：“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即论功行赏在当天进行，惩罚有错不待转过面再处理。强调要把握好赏罚的时机与尺度，做到及时适当。

(三)注重“气”、“势”的作战风格

“气”和“势”是军事熟语中经常涉及的两个概念。气指士气，即战斗精神。在军事领域，士气是军队精神、气质和风貌的具体体现，是军人信念、思维、情感、意志和品质的综合反映，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孙膑兵法·延气》中云：“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徒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 ，务在厉气；战 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这里“气”指军队的士气，意谓编组军队动员民众，一定要激励士气。连续行军，到达集结地区，务必要整顿武器装备，振奋军队的士气。兵临边境、接近敌人，一定要鼓舞士气。打仗的日期已定，就一定要保持持久的高昂士气。…由此可见，士气在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涉及士气的军事熟语如：一鼓作气、杀气腾腾、锐不可当、锐气益壮、鼓衰力竭、一鼓而下、一鼓而擒、气冠三军、惕威夺气、兵打一口气、胜在得威，败在失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三军可夺气，将帅可夺心等，后三条熟语皆出 自《孙子兵法·军争篇》：“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张预注：“气者，战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且以不战挫之，伺其衰倦而后击；故彼之锐气，可以夺也。”明智的将帅都十分重视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同时又施谋运计、想方设法地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此才能使己方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鼓舞士气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对敌方形成压倒性的态势。“势”指事物本身态势所形成的内在力量，孙子解释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像将圆石从万丈高山推滚下来那样，这就是所谓的“势”。李靖在《卫公兵法辑本 ·将务兵谋》中谈道 ：“兵有三势：将轻敌，士乐战，志励青云，气等飘风，谓之气势。关山隘路，羊肠狗门，一夫守之，千人不过，谓之地势。因敌怠慢，劳逸饥渴，前营未舍，后军半济，谓之因势。”气势、地势、因势，构成“势”的三个环节，也是将帅用兵任势的三项主要内容。如果能恰当加以利用，就能在态势上压倒对手，形成战略优势。军事熟语涉及“势”的有：势如破竹、势不可当、势如累卵、大势雄兵、大势所趋、强弩之末、一败如水、一败涂地、势均力敌、择人任势、审时度势、兵败如山倒、势弱只因多算取胜，兵强却为寡谋而亡等。“择人任势”语出《孙子·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择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军事上的势，通常指在军事实力基础上，发挥将帅指挥作用，所造成的态势和强大冲击力。择人任势，从字面上是说选择适当的人才，利用和造成有利形势。其含义是指作战要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基础，造成一种猛不可当，压倒敌人的有利态势。

(四)追求全胜的最高境界

将帅如果能以深谋远虑之谋，势如破竹之势，军令如山之法去指导、调动和治理军队，那么追求全胜的最高境界就成为理之所宜，势之必然。体现全胜思想的军事熟语如：天下无敌、不攻自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百战百胜、百战不殆、战无不捷、无敌于天下、立于不败之地、兵不血刃、战必胜，攻必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百战百胜、天下无敌虽然也是一种全胜的境界，但并不是我国兵家推崇的最高境界。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指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才算是高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兵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兵家谋略运用的最高形式。孙子认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既定条件下，以一定的优势力量为后盾，充分发挥指挥员的谋略，做到不战而使对方屈服，从而避免双方的，使人民的生命免遭涂炭之灾，实在是一种绝妙的全胜策略。孙子既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略决策的最佳选择，也作为具体战术的手段。

三、军事熟语的民族性

(一 )爱好和平的心理愿望

前面我们谈到的“慎战”思想以及兵家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心理愿望。而这里我们主要从“民本”和“厌战”两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古代进步的军事家、政治家大多数用以仁为本的观点看待战争，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利害得失则是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他们认为富国强兵要以民为本，本固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民本思想为主题的军事熟语如：人心所向、吊民伐罪、禁暴诛乱、国泰民安、以战止战、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为本，国为重、民为帮本，本固邦宁、天戈所指，到处称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敌人不足畏，百姓不能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泰民心顺，人和万事兴等。“民为帮本，本固邦宁”源自《醒世姻缘传·第十七回》，指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就会安定。“以战止战”语出《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者以仁为本”，“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些熟语都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心理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战争在乱世的环境中，就变成了禁暴诛乱、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在治世的环境中，这种心理则表现为一种厌战的心态。军事熟语中以厌战为主题的有：兵凶战危、兵连祸结、止戈为武、洗兵不用、化干戈为玉帛、大兵过篱笆破、宁作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一年大仗，十年穷、国破民遭殃，国强民安宁、兵过如火烧，百姓活不了等“化干戈为玉帛”源自《左传·鲁僖公十五年》：“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指苍天降下灾祸，使我们两国的国君不是友好相见，而因此引起战争。“干戈”是古代的两种兵器，这里引申为战争。“玉帛”指玉器和丝织物，古时诸侯会盟用玉帛作为互赠的礼物，故引申为和平。“化干戈为玉帛”指将战争转变为和平。

(二)团结一心的民族气节

中国五千年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并不是一味地苟安于和平。在面对外敌入侵或国家危亡时，中华民族往往体现出惊人的凝聚力，满怀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豪情。这种团结一心的民族气节在军事熟语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如：万众一心、军民团结、协同作战、众志成城、众心成城、同仇敌忾、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不和于国不可出军、不和于军不可出阵、不和于阵不可进战、不和于战不可决胜、人心齐泰山移等。语言的真谛使我们相信：团结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一支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司马法·严位》提出：“三军一人，胜。”《左传》也明确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管子·形式第二》中言：“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指上下级不和睦，表面上虽然安定，实际上却是危险的。《吴子·图国》中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意为国内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兴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能摆兵布阵；临敌行动不一致，不可以同敌作战；战斗部署不协调，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强调了团结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 ，军事熟语在其哲理性、历史性、民族性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包含着深邃的逻辑思维，内容详实，系统完备，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李兵．中华兵书宝典[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338．58．367．

[2]中华传统文化大观[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1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第9篇

关键词：康有为；先秦诸子；先秦哲学；流派分野；逻辑矛盾

中图分类号：B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03-007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关注是以考辨“学术源流”的名义进行的，或者说，他考辨先秦诸子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厘清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由于中国文化始于先秦，他对中国文化的追溯和考察便从先秦开始，以至于始终聚焦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以对先秦诸子的考察为起点和重心，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及百家、九流最终都归为孔子之学一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复宣称：“孔子之道，六通四辟，无夫不在，诸子之学，悉受范围。” [1]“‘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2]145通过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学术身份和传承谱系的辨梳，诸子百家最终都成了孔子之学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康有为提到名字还是没有提到名字的先秦诸子以及各家各派都是孔子后学，都可以归入孔子之学是毋庸置疑的。“百家皆孔子之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归为一家的看法，也是对百家乃至先秦哲学的整合。康有为的这个做法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同时内涵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一、先秦哲学的流派分野

在“百家皆孔子之学”的前提下，康有为特别强调老子、墨子是孔子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学、墨学也属于孔子之学。为此，他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第一，突出孔子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将老子、墨子的生存时间后移，都说成是战国人：对于老子，康有为强调，历史上的老子共有三人，只有战国时作《道德经》的才是真正的老子――“老子《道德经》是战国时老子所纂”[3]；对于墨子，他说成是与孟子、庄子一辈者――“墨子为子夏后辈，杨、墨、老，孟子一辈”[4]178。第二，强调老子、墨子的思想皆从孔子所作的“六经”而来――“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春秋》”[2]144。这样一来，康有为既证明了两人的思想出自孔子――“老子之清虚、柔退，出于孔子；墨子兼爱，亦出孔子”[2]145；又证明了两人的思想低于孔子，二人皆为得孔子大道之“一端”、“一体”的“一曲之士”。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孔子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是多重的，颇为复杂：除了作为孔子后学外，老子、墨子还是与孔子争教者。无论是老子独立创教还是墨子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都表明，两人的思想与孔子大道相去甚远，老学和墨学是独立于孔学的。沿着这一思路，康有为逐一对孔学、老学、墨学的学术谱系和后继传人予以追溯，分别勾勒出三条相对独立、分流各致的传承谱系和传教系统。在对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和传承谱系的勾勒中，他分别用儒、道、侠来称谓孔子之教（孔教、孔学）、老子之教（老教、老学）与墨子之教（墨教、墨学），更彰显了三者之间的不同宗旨。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具有唯一性，是专属于孔学、老学或墨学而非三学共有或只属于孔子之学的。例如，杨朱的唯一身份是老子后学，康有为从来没有说过杨朱为孔子后学，甚至没有在老子属于孔子后学的前提下将杨朱归为孔子后学。同样，在康有为那里，作为老学嫡传的申不害、韩非是老子不仁思想的极端发挥者，与孔子之仁是势不两立的，两人专属于老子之学而不属于孔子之学。这些都证明老学不是从属孔子之学的。

在承认孔学、老学、墨学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归入这三个系统之中。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作如此划分，他依然不能――或者说，并没有对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予以确证。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首先，多重归属导致身份迷失。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而不能确指到底属于孔学、老学还是墨学。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最明显的例子是，老子、墨子一会儿是孔子后学，一会儿独立创教；随之而来的是，战国诸子如庄子、列子的身份更为复杂。拿庄子来说，康有为所认定的身份归属就有五种之多。[5]

同样，公孙龙、邹衍的身份也因为多重归属而最终成为未解之谜。以邹衍为例，康有为对邹衍的思想屡有论及，关注的视野不可谓不广，赞誉不可谓不高。与这些极不协调的是，他对邹衍的身份却始终没有确定。在论及邹衍的思想内容时，康有为说道：“邹子之学与儒者无异，以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当时孔、墨盛行，而邹子能起而与之争教，魄力可谓大已。邹子之说，墨子所无，中国向来无此奇论，惜其书不传，而弟子亦不著，或其人不寿，未有传人，亦未可知……邹子直究天人之故，可谓聪明绝伦。”[6]按照这个说法，邹衍的思想与儒家大同小异。然而，在承认邹衍的思想与孔子相通的同时，似乎在说，因其不在儒家之内，故而与孔子思想有异或不异之说。接下来的内容印证了这一点。康有为强调，邹衍思想甚奇，与西学相合则印证了这一点。于是，关于邹衍的身份归属便有了众多说法，下仅举其一斑：

邹衍奇诞，与庄子皆孔学别派。[2]144

庄子近于老，邹子近于庄。[2]145

邹衍聪明绝世，《庄子・秋水篇》亦极聪明。邹衍与庄子相近，其最精语，则为“自小至大”一句。[7]

邹衍谓中国九州仅为赤县神州，环一裨海如神州者凡九，大瀛海环之，人民、鸟兽、草木各不相通。《淮南子》分地形为九州。泰西自明末通大地，分为五洲，邹衍之旨也。[8]

在这里，康有为指出邹衍聪明绝顶，与庄子最近；并在邹衍与庄子相近的前提下，把邹衍一会儿归为老学，一会儿归于孔学，有时还归为墨学。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像邹衍这样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者仅此一例。庄子、列子等人尽管身份众多，却只是或者出入于老学与孔学之间，或者独立创教，始终与墨学无涉。邹衍同时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此外还与康有为认定为杂家的《淮南子》一起出现，加大了其身份归属和学术谱系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邹衍的身份归属和思想内容是最复杂的，也将先秦诸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错乱和迷失展示得淋漓尽致。

其次，朦胧模糊，不能确指。这与上述情况有相似之处，因为多重归属和身份迷失也属于不能确证。所不同的是，此处的“不能确指”不是由于多重身份和归属引起的，而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致使身份悬搁，最终无法确证身份。属于这种情况的人物最典型的当属管子。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并且多次论及管子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道：

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9]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0]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1]

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12]

上述引文显示，管仲在康有为那里有时与孟子、荀子一起出现，似乎应该属于孔子后学；然而，管仲更多的则是与韩非等人联系在一起，而韩非属于老子后学。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虽然让管仲频频亮相，却对其身份归属语焉不详，没有像对待另一位法家先驱子产那样归为孔子之学，以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其保民也，商人所在，皆有兵船保护之。商货有所失，则于敌国索之，则韩起买环，子产归之，且与商人有誓，诈虞之约是也。”[13]同样，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他频繁并提的“管、韩言法”的韩非那样毅然决然地将管仲推给老子。这使管仲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在其他场合，康有为给了管仲“明确的归属”，那就是与商鞅、申不害和韩非一起归为“法家”，即“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理；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14]。问题的关键是，在康有为那里，“法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家不是独立的学派。这就是说，康有为尽管使用了“法家”这个概念，然而，法家却不是与儒、道、墨三家并列的；更有甚者，他也没有认定全部法家都是老子后学――子产被归为孔子之学就是明证。此外，与管仲同为法家的除了申不害和韩非，还有同样作为法家先驱的商鞅，而商鞅也像申不害、韩非那样被康有为归到了老学之中：“尉缭、鬼谷、商君，皆老学。”[2]144至此，在康有为那里，无论是法家的尴尬处境还是法家人物与孔学、老学的关系都增加了管仲身份的复杂性。

进而言之，法家先驱的不同归属与法家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不是独立学派具有一定联系。因为法家不是独立学派，不能让法家人物单独组成一派，只好将其归于孔学或老学。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里隐藏着康有为对法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近代是崇尚法治的时代，康有为并不绝对地排斥法，恰好相反，他对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例如，康有为从西方翻译的书目中即有“法律门”，这从《日本书目志》的目录中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康有为强调法与治密不可分，肯定孔子言法，《春秋》就是孔子言法的代表作。与商鞅一样重法的子产、吴起和李悝被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归在了孔子门下。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管、韩言法”，指两人的思想以法为主，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将法与刑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不仁的表现。沿着这个思路，他一面将大部分法家人物归为老子后学，一面对精于术的申不害和韩非极为仇恨，将两人说成是老子后学中不仁的极端代表。这样一来，康有为对管仲的归属便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对法的消极理解，他没有明确地将管仲归入孔子之学――因为孔教以仁为宗旨，与法之严酷、不仁截然对立，不便将言法的管仲归入孔学。另一方面，出于对管仲的好感，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申不害或韩非那样，将之归入以不仁为宗旨的老子后学。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管仲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

再次，没有归属。与对有些先秦诸子一再论及其思想却没有明确他们的身份归属不同，康有为对有些重要的先秦人物闭口不谈，由于对这些人物三缄其口，也谈不上对他们进行身份确证或学术归属问题。可以看到，尽管他论及众多的先秦诸子，却唯独没有提到兵家始祖和代表人物孙武和孙膑。换言之，康有为对待孙武、孙膑的做法和态度不是像对待管子那样没有予以身份归属，也不是像对待庄子、列子、公孙龙或邹衍等人那样给予多重身份而造成身份错乱或迷失，而是对两人不予提及，避之而唯恐不及。这是极为反常的。孙武、孙膑作为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比康有为论及的很多先秦诸子重要得多，对两人只字未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康有为之所以作出有悖常理的选择，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兵家是不详之物，压根就不应该存在，并由此设想在理想社会――大同社会戒兵。由于不方便将孙武、孙膑归为孔子之学，只好敬而远之，保持缄默。进而言之，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这种缄默可以从两个相反的维度去理解：一方面，康有为对孙武、孙膑代表的兵家的讳莫如深远远大于申不害、韩非代表的法家，因为康有为也不过是将后者视为老子不仁的极端代表，故而大加鞭挞而已，远没有达到像对待孙武、孙膑那样卷舌不议的程度。另一方面，作为孔子之仁的对立面，申不害、韩非是被批判的靶子，更具有典型意义。与申不害、韩非相比，孙武、孙膑不够典型，没有必要对他们加以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态度远没有对申不害、韩非决绝。

梁启超在标榜“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中提到了兵家，其中说道：“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华严法界，事事无碍，事理无碍，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无妨并行……苟通乎此义，则必无门户水火之争，必无贱彼贵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规模所以广大也。当时九流诸子，其大师多属孔门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别树一帜，如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禽滑厘学于子夏，而为墨家钜子。邹衍齐鲁诸生，而为阴阳家之祖。自余此类，其事甚多。盖思想之自由，文明发达之根原也。听其诸说杂起，互相竞争。而世界自进焉。《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之义，即本于《春秋》三世并立之义，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汉以后，定于一尊，黜弃诸子，名为尊孔子，而实则背孔子之意甚矣。”[15]按照这个说法，沿着“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的思路，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下结论：既然吴起学于子夏，便可以归为孔子后学；既然吴起为兵家之宗，兵家便可以归为孔子之学。尽管如此，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加以澄清：第一，康有为有过吴起是孔子后学的说法，如“战国名士大师，若墨翟、庄周、吴起、荀卿，皆传‘六艺’于孔门”[16]，却没有直接说过吴起属于兵家，更没有指出兵家与孔子之学有任何关系。第二，即使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转述也没有将兵家与孙武、孙膑联系在一起，自然没有改变孙武、孙膑在康有为视界中始终没有身份归属――准确地说，压根就没有被提及的局面。这些情况说明，尽管自称“述康南海之言”，梁启超的表述与康有为的观点之间是有出入的，故而只能代表他个人看法，而不可视为康有为的看法。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将邹衍归为孔子后学，并且冠以“阴阳家之祖”，并由此而推出阴阳家出于孔子。然而，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在康有为那里同样找不到任何证据，因为康有为本人并没有将阴阳家与邹衍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明确指出邹衍是阴阳家。诚然，在万木草堂时期的讲述中，康有为讲过“阴阳家”，与阴阳家对应的内容却没有具体人物，当然也不见邹衍的影子。

总之，康有为对孔学的界定造成了众多先秦诸子身份归属的矛盾：一会儿将其归为孔学，一会儿将其推出门外。这一切归根结底与他对孔学的界定一脉相承：当孔子之学作为中国全部文化的代名词时，包罗诸子百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当然概莫能外；当孔子之学特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其实，不论是表达上的麻烦还是逻辑上的混乱都是就客观后果而言的，从康有为的理论初衷来看，他对孔子的定位与其孔教观是一致的，从不同角度共同抒发、印证了他的孔教情结：广义的孔学之所以将包括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皆囊括其中，是为了彰显孔子独一无二的地位。唯有如此，孔子才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的教主，孔学才名正言顺地成为孔教。然而，毕竟康有为所推崇的孔教在内容上侧重儒家，甚至以儒家为主，狭义的孔学（儒家）在思想内涵、价值观念上与道家、墨家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具体阐扬孔教内容时，康有为关注的是孔子、孟子和董仲舒等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抨击与孔子思想对立的老子、墨子等人的思想。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道家、墨家思想不是主流，甚至被边缘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康有为审视先秦诸子的立场受制于孔教观，这是他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不同之处，也给他所梳理的先秦诸子的关系造成了混乱，进而影响到对整个先秦哲学的整体把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孔子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来说，当康有为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时，儒家、道家和墨家可以归为孔学一家；当他宣布老子、墨子与孔子争教时，先秦诸子分属于孔学、老学和墨学即儒、道、墨三家。这样一来，由于作为孔子之学的一家有时是孔学、老学和墨学的三家之和，有时与老学、墨学并列，其间的逻辑不能自洽。第二，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划归孔子之学一家与孔学、老学和墨学（或儒家、道家、墨家）三家的不同归属不仅造成了孔子与老子、墨子三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且导致孔子、老子、墨子之外的其他先秦诸子的身份迷失和错乱。这种身份的迷失使整个先秦哲学都处于变动之中，即使是作为中国的教主，身份始终如一的孔子也由于老子和墨子等人一会儿是其后学，一会儿与之争教而有所不同。更有甚者，受制于身份确证和学派归属，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前后之间判若两人，乃至相互矛盾。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先秦诸子的身份多元证明了孔子、老子和墨子思想的相通，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审视是在多个维度中进行的。一方面，随着康有为思想的变化，孔子之学在具体内容和理论意蕴上呈现为由宽泛到紧缩的变动态势，推崇孔子的宗旨决定着他对先秦诸子的身份确证和归属因为受制于对孔子之学的理解而前后不同。另一方面，康有为以新的学科分类观念梳理诸子百家的“学术源流”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难免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势必对先秦诸子的身份确证和归属造成冲击，由此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亦在所难免。

总而言之，对先秦诸子的关注表明，康有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聚焦先秦时期，无论是他的讲学还是著述均以先秦哲学为主体内容。与对先秦哲学的重视一脉相承，孔子、孟子和“六经”成为康有为乐此不疲的话题，这一点从其著作的名称上便可一目了然。出于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时期人物的关注――即使将他对董仲舒的推崇和对宋学的讲述考虑在内，先秦哲学仍不失为康有为矢志不渝的学术中心和重镇。这就是说，对先秦诸子的津津乐道注定了康有为对先秦哲学的热衷和关注，进而决定了康有为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理论视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离开先秦哲学，康有为的哲学便无从谈起；不了解先秦哲学与康有为哲学的密切关系，便无法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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