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司法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经济建设的一个有力措施。它对巩固社会主义经基础,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随着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强经济司法,设置经济审判机构,积极开展经济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经济司法工作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关健是要把案件办好,讲究办案效果。
近四年来,人民法院审理了大量的经济纠纷案件,通过案件的审理,对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经验告诉我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审判活动,制裁违法行为,维护合法权益,自觉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有关经济合同纠纷案件、生产流通领域中的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各种涉外经济案件,往往涉及到国家计划、财政、商业、供销、银行、税务、商标、专利、外贸、外汇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都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使经济司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首先要使经济司法工作者树立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从维护和发展生产的大局出发,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及时地审理案件。
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是目前经济司法中数量较多的一种案件。这类案件情况十分复杂,有货款纠纷、产品数量纠纷、质量纠纷、价格纠纷、货运纠纷、交货期限纠纷、货损索赔纠纷等等。引起这些纠纷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企业单位管理不善,存在着制度混乱、无章可循等缺点,或者是企业管理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对工作不负责任。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可以促使企业领导和财务、供销人员学习、掌握法律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同时使他们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建立、健全制度,堵塞各种漏洞,减少经济损失。因经济合同不能履行而发生的纠纷,它本身已经影响了生产或造成了国家财产的损失,如果处理不及时,或采取措施不当,还有可能使这种损失扩大。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对不同案件分别采取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的措施。如由于合同纠纷造成停工停产的,就采取先行给付,恢复生产,’然后再解决双方争议的办法,对季节性、时效性强以及易腐的标的物,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先行处理,然后再解决经济合同纠纷,以减少损失。如某地一拖拉机修理厂诉某港务管理处作业区经济赔偿案:该作业区为修理厂锅炉车间安装一台十吨电动葫芦,因操作不当摔坏葫芦,砸弯了锅炉底座,使这个日产值二万五千元的锅炉车间停工,修理厂向法院。法院立即调查,认为如等葫芦修好再生产,修理厂将损失四十万元以上,于是法院从减少国家财产损失出发,依照先行给付的规定,裁定先由作业区购买了一台新电动葫芦连夜安装好,恢复生产,然后再按合同规定解决纠纷。又如四川某县供销社和山东某市果品公司签订了柑桔购销合同,当货物从四川发运到山东后,由于质量争议而果品公司拒收,使近八万斤柑桔在仓库中逐渐腐烂变质,该供销社向法院要果品公司付款。法院按照有关保全程序的规定,召集双方当事人和有关单位对柑桔进行检验,要果品公司组织力量按质按量发到各果品商店迅速销售,减少经济损失一万四千多元,然后再按合同规定解决纠纷。
有时,人民法院处理一件经济纠纷案件,可以救活一项工程。一次,江苏某地建一输油计量站,经港口建设指挥部介绍,计量站和水电设备安装公司签订了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规定为计量站铺设一条三百米的室外给水管道,工程造价一万九千五百元,施工期限为二十五天,工程所需管材由指挥部提供。结果工期拖延三个多月,经过通水试压,出现十多处漏水,无法使用。为此引起纠纷,计量站向法院。经法院调查,查明供水管漏水是因指挥部提供的管材属下水管不能承受送水压力造成的。指挥部领导向法院承认了只顾本单位处理积压管材,不顾国家工程质量的错误。安装公司也向法院承认让不熟练的农民铺设技术要求严格的给水管道,因而不能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在弄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经法庭调解,指挥部立即以合格的管材换回不合格的管材,安装公司迅速调集熟练工人进行施工,计量站在施工期间提供一切后勤方便,结果仅用十五天时间就全部竣工,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使输油计量站及时投入正常的计量工作。
自从广大农村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纠纷案件,已成为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前受理的农村承包合同案件,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农村社员(专业户)和工业、商业、供销、外贸、食品、粮食、水产、药材等单位签订的各种经济合同,另一种是农村社员和社队签订的联产承包合同,这些合同,农、林、牧、副、渔都有。发生这类纠纷案件,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单位或社队干部随意撕毁合同,以致发生纠纷;再一种是有的社员为了卖高价而不履行合同。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在审理中总是通过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这对社队千部和社员群众是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对促进合同制在农村的推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经济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在生产、流通领域中,有不少由于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类案件有的是有法律规定的,如海损油污纠纷、商标专用权纠纷、食品卫生纠纷等等;也有的是没有单行法规规定的,但由于这类损害影响较大,因而人民法院也进行审理。在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属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引起的纠纷占有很大比重,人民法院近几年来受理了不少这方面的纠纷案件。如工业废水流入水库、农田,把鱼毒死了,把水稻、小麦毁坏了。还有一些工业废气、废渣对大气、土壤造成了污染,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妨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审理。在实践中,我们感到,有关“三废”造成的危害,是比较容易觉察的,而对工业噪音造成的危害,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
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现状
1.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缺陷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在国家机关未能提供及时保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保全性自救的行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况下的救济。虽然纠纷双方对自力救济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给以认可，成为了主流，但是纠纷民事主体是由复杂的个体组成，每个纠纷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使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复杂性、差异性。纠纷自力救济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医方所遭受的非理性伤害、纠纷双方心理层面打击、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失现象[5]。
1.2医疗纠纷公力救济缺陷在医疗纠纷化解中，国家推崇司法途径解决。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过去两年医疗纠纷司法审理数据统计显示：医疗纠纷案件初级审理至判决书执行周期平均为十四个月。现阶段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标的偏高，法律费用也有所递增，诉讼审判程序中每年赔偿金额也逐年递增，导致司法维权经济和时间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审理时限过长，医疗责任参保保险公司又发生更迭，非保险期限内理赔款项将拒付，则会加重了院方经济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存在制[6]，一方面是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鉴定。二者在鉴定机构成立依据、内容、程序、结论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临床医学行为的鉴定，鉴定人员有稳定的专家库遴选机制，活动即科学又专业，属于一级学科（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对医疗鉴定具有高度专业性。其鉴定内容符合《侵权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但是鉴定结论没有使用法言法语详细分析医院过错和明确的责任比例、参考度等。法院法官以医学会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和不出庭质证为由不予采信，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效力逐渐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区更加突出。司法鉴定为法医学类的鉴定，属于基础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是由法医、法官、律师等其他人员组成，临床医学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构成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且很不稳定，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严谨的三级负责制。又因属于营利性组织，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为弱势人群和医师告知不足为代价，鉴定费用、鉴定责任比例、参考度远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用。法官又无法判断专业性很强的医疗纠纷事由，完全依赖司法鉴定，审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责任度上限裁定纠纷，医方实际承担了较高的鉴定责任，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纠纷判决中法官的裁量权。纠纷双方的大部分医疗纠纷在综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
2完善医疗纠纷自力救济质量控制
2.1畅通医疗投诉渠道以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人本医疗”理念为指导，重视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试点在2013年8月设立“住院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减少了患者住院难引发的各种医疗投诉即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在2014年5月全市试点启动医疗投诉直通车，在医院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了开放统一医疗投诉接待窗口，由门诊办公室负责，门办、社工办、医保办、咨询各自抽调专业熟练懂政策、懂管理人员接待患者，将医疗投诉接待关口前移，综合办理医疗投诉事宜，对医疗纠纷进行早期防范。
2.2医政管理隐患排查在重大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问题[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医疗主管院长负责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医务部牵头，医务处、社工办、门诊部、护理部、临床科室等部门中层管理者组成，查房主要内容是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干部深入临床科室现场办公，针对医疗管理不到位科室进行医政管理综合会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与预警，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予以专业质量管理指导；同时每季度对全院各科进行医疗纠纷隐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与长期滞留患者监控、征询相结合，分析原因进行早期有效干预，事后对整改干预手段、措施、结果进行效果评价。大力发挥医政综合管理优势，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层防范与处置医疗纠纷能力，将早期预警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3医疗纠纷节点纠错在医疗纠错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从源头上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分别把守医疗纠纷处置中涉及医疗专业关口问题的解释权，建立科主任直接领导下的医疗纠纷负责人制度，使医疗纠纷处置中医疗专业问题解释与答复更加精准到位；加强全员医务人员定期法律法规教育、培训、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请资深律师、法官、卫生法学专家进行典型案例解析与相关知识培训，打造医务人员成为具备业务精湛、服务到位专家，并且能够正确认识与识别医疗执业中法律底线，成为法律底线的守门人；我院还定期修订医院医疗纠纷处罚管理规定，制定了详实医疗纠纷处罚条款，对不称职员工进行训诫和严厉处罚，增加了重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管理者和个人的纠错成本，警示提升全员风险意识。
3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关联要点
3.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有效沟通民事纠纷双方权利维护与权力正确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正确识别是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维护了纠纷双方对依法所享有民事权利中处分权。例如：在重大突发患者意外死亡家属接待中，负性心理使患方家属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加之各种主客观原因易引发过激行为，导致医疗纠纷危机状况出现[8]。在医疗纠纷协商前：要掌握医疗纠纷的全部病案资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要认真阅读病案中有质疑点的诊疗记录，同时熟知与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亲属关系和赡养关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医疗损害案件中赔偿标准。医疗纠纷协商中：首先在家属集体约谈中做到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其次仔细观察家属负面情绪由来，要做到始终把控维稳协商氛围；其三要认真听取患方核心话语权人所表述主要诉求，对具体赔偿款上下限和协商难度进行评估（即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其四为协商中要循序渐进有理、有力、有据，对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权限和利弊正确表述，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引导家属选择对纠纷双方有利的救济方式。特别要注意，在呈递医调委医疗纠纷质证陈诉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质证材料严谨完整的重要性，还要积极配合、认真准备、与协调员充分沟通。
3.2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当代医学科学突飞猛进新技术广泛应用，法律法规条款必然存在严重滞后性、局限性。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完整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差异性，使重大医疗纠纷处置难度加大。例如：医赖行为是以医疗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床等医疗资源，拒绝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民事诉讼等法定争议解决途径，并要求高额补偿的非暴力手段寻求的救济和义务规避[9]。患者医赖行为侵占了医疗优质公共资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权，同时也损害了医院正当权利。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首先将组织召开院内医疗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科室主任、医疗专家联合讨论，多方听取专家对诊疗过程分析见解，逐层剥茧找出用原词医疗纠纷解决的突破口，确定诊疗过程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失大概责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诉讼法中现行公力救济中医疗损害人身赔偿标准为准绳，发挥自力救济沟通协商技巧主动进行纠纷谈判；其二引导患方在医调委进行纠纷裁定，将纠纷调解结果进行三方确认签署调解协议；其三医调委因该机构属性决定了协议只具有合同确定力、无强制力；应将该调解协议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基层法院：绿色通道进行司法裁定、司法调解的确认），避免医疗纠纷后续遗留问题司法审理一事再理发生。典型案例一：产科某患者女性32岁高龄高危妊娠分娩时发生新生儿重症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龄对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怀疑，在出院检查中未确认一定有这种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额赔偿，拒绝司法鉴定、拒绝结账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岁高空坠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择期行腰椎骨折锥体复位弓根内固定术，手术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损伤，且对治疗方法均无良性反应，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伤口感染再次清创，经治疗后下肢功能恢复近80%，家属认为与期望结果相差甚远，故长期占据医院床位2年之久。我们大胆尝试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违反强行法条规定下最大程度优化当事人有效合法权力和权利，成功地化解了类似医疗纠纷案例。降低了纠纷双方时间、经济成本，提升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效用。
4结论
通过分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有如下几点新原因。
（一） 企业方面的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多种经济成分的齐头发展，一方面，企业必须建立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然带来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引发的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及下岗、内退、买断工龄的争议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特别是外资、私人企业的用人机制不尽规范，重效益轻权益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劳动者方面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入和舆论的有力引导，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维权意识随之增加，诉讼已成为在劳动争议中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手段。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也是我国劳动体制改革、用工条件正在完善的表现。
（三）体制方面的原因。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仲裁率逐年增加，由于仲裁前置体制的设计，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是解决劳动纠纷问题的“源头”，从“源头”入手处理劳动纠纷，不失为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的捷径，正所谓“开源节流”。在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的产生，往往因为忽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不力造成的。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意义也是重大的。
（二）完善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实践证明，在处理劳动争议中，大力推广调解制度，是很见成效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我院2003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适用调解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69.43％。截止到今年10月份，调解结案率达到78.06%，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俱佳。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的关系。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是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三是可以增强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
通过分析，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有如下几点新原因。
（一） 企业方面的原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多种经济成分的齐头发展，一方面，企业必须建立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必然带来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近几年来，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引发的变更、解除劳动合同及下岗、内退、买断工龄的争议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特别是外资、私人企业的用人机制不尽规范，重效益轻权益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新型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劳动者方面的原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区分，矛盾也增多，加上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入和舆论的有力引导，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维权意识随之增加，诉讼已成为在劳动争议中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手段。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较快，也是我国劳动体制改革、用工条件正在完善的表现。
（三）体制方面的原因。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形成于1980年代，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关系上的利益分歧很小，劳动纠纷数量少，关系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可以经调解或仲裁解决。近年来劳动纠纷大幅增长，劳动争议的仲裁率逐年增加，由于仲裁前置体制的设计，劳动仲裁裁决不具有终局效力，劳动仲裁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实际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仲裁要服从审判，这一方面可能使仲裁机构缺乏积极性，只为履行程序而一裁了事，弱化了仲裁程序高效率的功能；另一方面，大量劳动争议经仲裁后又诉诸法院，没有发挥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分流争议案件、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作用。
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几点想法：
（一）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这虽然是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之外的问题，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是解决劳动纠纷问题的“源头”，从“源头”入手处理劳动纠纷，不失为解决劳动争议问题的捷径，正所谓“开源节流”。在实践中，许多劳动争议的产生，往往因为忽视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不力造成的。加强劳动监督和劳动监察，对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来说意义也是重大的。
（二）完善劳动调解制度，拓展劳动争议解决的渠道。
实践证明，在处理劳动争议中，大力推广调解制度，是很见成效的。在调解组织上，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机构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社区的人民调解员、劳动行政部门等的作用，在仲裁、审判过程中也应广泛应用调解方式。我院2003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适用调解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69.43％。截止到今年10月份，调解结案率达到78.06%，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俱佳。
（三）规范、健全劳动仲裁体制及劳动审判制度，理顺仲裁与审判的关系。在劳动争议发生后，应当允许当事人自愿选择，或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仲裁则不得再行起诉；劳动仲裁两裁终局，对一裁裁决不服可以向上级仲裁机构申请复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则按民事诉讼程序两审终审。这一模式应是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改革的理想选择。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分流劳动争议案件，减轻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各自的工作压力；二是对于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寻求及时的救济；三是可以增强劳动仲裁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效率、降低劳动争议解决的成本。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现状；对策；河南淮滨
中图分类号 D925.7；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7-0345-02
土地作为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广大农民的衣食父母。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农业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农民更加重视土地，农村土地纠纷问题日益突出，现行的法律法规还存在诸多不足，亟待完善。2009年6月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为及时化解农村土地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应对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多发趋势和加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多还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是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农民群众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1-2]。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在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
1 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现状
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是由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领导的。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农民代表3人，仲裁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有工作人员6名，负责仲裁委的日常工作。仲裁委员会还下文聘请了21名经培训合格并持有仲裁员证的同志为仲裁员，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仲裁体系的健全，推动了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的有序开展。
2013年，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的领导下，依法成功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20余起，仲裁委办公室在接到土地纠纷案件时，工作人员及仲裁人员都能够第一时间深入基层，通过走访农户、与有关人员座谈等方式展开调查，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依法调解仲裁，尽快化解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为农村社会的和谐安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矛盾在基层得到化解。淮滨县没有群众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赴京、赴省、赴市上访，纠纷矛盾在基层得到化解，进一步缓解和巩固了干群关系。通过宣传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调解仲裁法》，鼓励人民群众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形成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在基层得到解决，进一步化解了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于稳定和完善淮滨县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护和保障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减少了斗殴事件，促进了淮滨县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3]。
2 主要做法
2.1 高度认识调解仲裁工作的重要性
省人大会上要求各级提高认识，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和调解仲裁法，并强调农村土地流转是否健康有序、仲裁机构是否设立并运转是检验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各级人大在检查中，也重点围绕这2个方面开展检查工作，以此来推动当地政府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淮滨县县委、政府非常重视，并召开相关工作会议，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任组长、农业局局长任副组长，从农经站和相关部门抽调人员任组员，安排具体工作事宜，并实行责任落实到人的追究制。
2.2 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多种渠道，并通过印发明白纸、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等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方法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进村入户，做到家喻户晓，为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奠定了基础。
2.3 搞好仲裁员培训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提供人才支持
淮滨县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员培训大纲》（试行）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仲裁培训工作，并结合该县实际，制定了仲裁员培训计划，组织仲裁员开展经常性的交流活动。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培训，把仲裁员组织起来统一培训，并从县法院抽调业务骨干对仲裁员进行专业性的指导，加大案例教学、现场观摩、考察学习力度，提高调解仲裁员实际办案能力。通过培训，增强了仲裁员调解、仲裁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为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提供了人才支持。
2.4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物质保障
淮滨县经管部门和城建部门联合通过召投标的方式选用有资质的建筑单位承担基建项目，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做好项目实施前期准备工作，建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组织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仲裁员，抓紧落实配套资金，积极争取、协调落实工作经费，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工作条件。
2.5 坚持依法规范开展调解仲裁活动
淮滨县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和仲裁委员会建章立制、依法规范开展调解仲裁活动。按照《仲裁规则》《示范章程》的规定，健全仲裁规则，规范仲裁程序，完善工作制度。
2.6 开展专项检查
对通报的案件进行专项检查，尤其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老百姓对承办结果不满意的案件，要派专人进行督办，确保把矛盾在基层化解，让群众满意。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
农户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多采取口头协议的形式，随意性大。由于缺乏法律常识，即使签订书面合同，很多也没有对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和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留下纠纷隐患。个别地方的乡村组织或村组干部，直接与工商企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直接以基层组织名义与企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还有的地方侵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
3.2 机构和人员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二条规定“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其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从各地情况看，目前承担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县级农经部门，淮滨县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办公设施落后，工作环境简陋，缺少仲裁工作必备的设施设备，如现场取证的录音、摄像、交通工具等设备。另一方面，农经部门规格低，办公条件差，有超编现象，工资待遇低，有的甚至发不出工资，致使大量较为优秀的农经专业人员流失，干部队伍不稳定，缺少培训经费，对做好仲裁员培训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3.3 仲裁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立法本着高效便民的原则，确立了不同于民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的土地承包仲裁制度，概括起来就是“申请仲裁、可裁可审、裁后再审”。即土地承包仲裁不以当事人和解、乡村调解为仲裁的前置，不以仲裁为诉讼的前置，立法的本意和出发点是方便人民群众，及时化解纠纷，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事与愿违，这种仲裁制度设计造成了部分地方领导不重视、法院不支持、当事人不相信的被动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仲裁机构工作的开展，起了反作用。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无论是机构的建设还是业务的开展均已步入规范化轨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可，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更得益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确立的仲裁前置，一裁二审和一裁终局相结合的仲裁制度[4]。
3.4 与司法接轨不畅
近年来，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构只有裁决权，没有执行权，对于已经生效的裁决书必须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部分仲裁中财产保全、证据保全难，仲裁裁决难以执行，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情况错综复杂，目前法院对土地纠纷案件不受理，对生效的仲裁裁决也不积极，这些裁审脱节问题的出现对仲裁机构的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非常不利于仲裁工作的开展，使得当事人不相信仲裁机构，不愿意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从而导致大量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进入法院，法院的工作压力有增无减，仲裁机构业务少，形同虚设。
4 对策
4.1 正确引导，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土地流转要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各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在审理案件中要注重做好释法答疑工作，引导当事人规范、合理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信息咨询、委托、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服务，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在具备条件和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途径，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5]。
4.2 稳定和加强农村经营管理机构、编制和人员
要本着机构合法化、人员专职化、装备现代化、管理规范化的原则，借鉴浙江省温州市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办公室的科学做法，做到仲裁机构的设立须有编委的正式批文，职责明确，内部设置比较合理，能承担和履行相应的职责及任务。
4.3 借鉴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重新设计土地纠纷仲裁制度，树立土地纠纷仲裁权威
把仲裁设定为法定仲裁，属进入诉讼的必经程序，当事人未经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仲裁的，不得向人民法院，一方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仲裁裁决产生法律效力。
4.4 规范裁审衔接程序，统一裁审处理标准
为及时公正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确保法律的顺利贯彻实施，彻底解决仲裁和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宜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规范性文件，目的是充分利用仲裁资源和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充分发挥仲裁和司法审判调整土地承包纠纷关系的导向功能，统一执法尺度和处理标准，切实解决裁审脱节的问题，规范裁审衔接程序，实现裁审案件处理程序的有效对接，确保案件处理的有序进行，为合法、统一、高效、快捷处理土地承包争议，有效维护法律尊严，树立司法和仲裁权威，作出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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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防范与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企业体制多元化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急剧上升，已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运转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本文通过有关文件和大量报刊有关报导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评析和相应对策。
一、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
（一）经济案件类型较多
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深化改革、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由此导致企业经济纠纷也呈现多样性。除了建筑材料购销、加工承揽、借贷等常见的合同纠纷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如总包与分包经济纠纷、资金紧张导致经济危机转嫁纠纷、建设方诈骗案件、建设方违约纠纷、建筑物质量纠纷、投融资纠纷、贷款担保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大
一般建筑施工经济纠纷案件标的数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工程款拖欠与三角债较多
虽然建设部《关于严禁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下达五年，但带资施工情况在业内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引发的诸如三角债、劳资纠纷等，并由此产生连带责任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如广东某市二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某以低价带资承包工程，因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外，还赊欠钢材、水泥、砂石等材料款，结果某建筑商与林某发生争执和打斗，造成重大案件。
（四）隐性损失大
经济纠纷给企业造成的隐性损失不可估量，由于企业领导人缺少法律意识而造成超过诉讼时效后丧失了追索权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拖欠工程款挂在企业帐册上，作坏帐、呆帐待处理的屡见不鲜；企业应收拖欠工程款和项目经理应上交款居高不下。有的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或法院裁判，以抵债形式拿回来放在仓库里的那些销售不畅、以帐面价格计的物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十分惊人的。
因拖欠工程款数额太大，不少施工企业由此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最后陷入破产困境的不在少数。
（五）诈骗案件增多
社会上不少坏分子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规则，钻法律上空子，利用合同欺诈、拖欠，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少施工企业上当受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1997年，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规章，是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目标、施工工艺、设备配备、物资供应、索赔条款等内容。对招投标项目，公司投标办公室要看得相当仔细，否则，将会造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合同评审主要有两个阶段，分为签约前的评审，最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凡是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这个合同还是不签为好。对建设项目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需要拆迁的、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2、评审合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参照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各地方的招投标管理方法的规定，FIDIC条款、《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制定是否有缺项；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招标文件条款，以及技术、商务标书有无相悖之处，并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到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追踪管理、工程施工中的索赔等内容，工程竣工后的评审。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可能3-5年或更长，不能因为人员的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连续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则会造成失误，即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形象。（上接第103页）载入宪法，这也是国家制定统一住房保障法的宪法依据。公民住房权立宪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主要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完善宪法。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面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获得适当住房权的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和促进公民住房权的逐步实现的义务”。
（二）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保障性住房关涉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负有宪法义务为保障公民住房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此项立法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早在1983年,《住宅法》就被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拟就了《住宅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考虑，住宅法至今尚未出台。现在我国的住房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住房保障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法的时机完全成熟。住宅法应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公民的住房权。1、《住宅法》应合理划分国家与市场在解决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2、《住宅法》应认真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将《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中有关住房保障的内容纳入国内法。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1、要完善梯度保障性住房体系。应针对不同群体将保障性住房层次化，建立起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2、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绝不能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出台措施规定，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3%，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3、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程序：（1）要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机制。建立居民收入状况核对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建立起“电子比对专线”，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2）要建立“轮候制度”。将符合申请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列入轮候册，并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查阅，并赋予公民对该分配名单的异议权。
【关键词】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措施；问题；建议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可以选择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四种途径。而仲裁，既有调解的灵活性，同时仲裁裁决又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应成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首要选择。温州市被确定为农业部和省农业厅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试点单位以来，此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得到农业部、省农业厅的充分肯定。尤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后，温州市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依法履职、狠抓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活动逐步进入规范化建设轨道。
实践工作表明，仲裁是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有效途径。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为及时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因此，总结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践工作，研究新形势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对进一步做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温州市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主要措施
1.1 开展仲裁法律宣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温州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法律的学习宣传。温州各地也积极结合当地实际，集中开展法律学习宣传活动，市本级把法律的学习宣传贯穿到“科技下乡”活动中，乐清市、瑞安市、文成县、永嘉县等还专门确定了集中学习宣传月。各地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采用发放资料、印制标语、宣讲解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法律，同时积极组织农业系统广大干部，特别是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仲裁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领会法律基本精神，掌握法律条文规定，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为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2 推进仲裁机构换届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后，温州市各地仲裁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在原试点的基础上进行新一届仲裁委换届工作。市仲裁委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要求，在市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由市政府及市、区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兼任组成，人数为19人，其中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超过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依法由仲裁委全体组成人员选举产生，任命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两人。
1.3 提升仲裁队伍素质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温州市仲裁委在留用有多年试点经验的优秀仲裁员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积极调整、选用了各有关部门推荐的仲裁员人选，尤其是加强了林业方面的仲裁力量，并请市司法局推荐和把关，增加了一批律师兼职仲裁员，调整充实了仲裁员队伍。为全面提高仲裁员队伍素质，温州市仲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制定了仲裁员培训上岗制度，对全市（各地仲裁委）300多名仲裁员进行任前培训，经市农业局考试考核合格后，由各仲裁委自行聘任；二是组织仲裁案件示范庭，交流办案经验。在乐清市举行了全市土地仲裁办案交流会议，对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典型案件组织示范庭，进行现场观摩学习后开展研讨，促进相互学习、交流办案经验，示范效果明显；三是开展案件评查工作，以评促长、以评促建。由市农业局仲裁办牵头，各县（市、区）仲裁机构开展定期案件评查工作，成立案件评查小组，采取“交差互评”、“集体商评”等方式，促进各县（市、区）仲裁机构的自身建设和办案质量的提高。
1.4 落实仲裁编制经费
目前，全市已成立了9家仲裁委，土地承包仲裁受理管辖覆盖面达100%，市本级、鹿城、瓯海、瑞安、乐清、苍南、文成、泰顺等8家单位经编委正式批准成立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办公室，其中5家仲裁机构争取到人员编制。同时，温州市大部分县（市、区）按照法律规定，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工作经费纳入了本级财政预算，保障了法律的宣传贯彻和调解仲裁工作的顺利开展。
1.5 强化仲裁设施保障
温州市各地非常重视此项工作，为更好的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保证案件处理及时，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抓好仲裁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市农业局要求各仲裁机构要具备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办公场所，配有仲裁工作交通通讯、摄像录音、计算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1.6 强化司法衔接工作
近年来，温州市出现部分仲裁裁决难以执行，裁决后进入诉讼程序存在不受理等一系列问题，市农业局组织多场协调会，做了大量的与法院的立案庭、民庭、执行庭的沟通工作。目前，市人大已经召开仲裁工作座谈会，仲裁与司法的衔接已经形成了沟通平台；同时，市农业局加强与市中院、各基层法院的联系与沟通，解决了办理仲裁案件中裁前财产保全的难题。
2.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难看出，近年来，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得以进一步规范。但是，新形势下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难免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2.1 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
目前，尽管为全面提高仲裁员队伍素质，市仲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由于专职的少兼职的多，导致人员来源不同，有的从事法律工作，对法律比较熟悉；有的从事民事案件法庭审理工作，对案件的审理过程熟悉；有的从事农经管理工作，对党的农村政策和土地承包政策比较熟悉，三者各有优势和欠缺。总体来看，目前全市能真正独立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仲裁审理工作的人员还为数不多。
2.2 缺乏完善的司法接轨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对于法院受理后是审理仲裁裁决还是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没有做出规定。同时规定，除了财产保全及证据保全由法院负责外，对于仲裁裁决（包括先予执行的裁决）法院必须依法执行，法院无审查的权利。可见，我国土地承包纠纷仲裁与诉讼的关系是“一裁两审”制，仲裁和诉讼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程序。近年来，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出现的部分仲裁裁决难以执行，裁决后进入诉讼程序存在不受理等现象，尽管温州市已经就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构建了沟通平台，但是实践中仍仅限于解决办理仲裁案件中裁前财产保全的问题。
2.3 缺乏完善的公开监督机制
缺乏社会各界对仲裁员的公开监督制度，纠纷发生的情况、负责查处的单位和部门、处理的法律政策依据、处理的过程和程序、处理的结果等未能及时适当公开，不但不利于营造土地承包纠纷妥善解决的社会氛围，还容易导致社会群众的误解。尤其涉及到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时，更容易引发一些不良后果。
3.改进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建议
3.1 完善人才培养制度
除了日常的业务培训和案件评查等方式，还可以利用职称制度促进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引入等级制度，将仲裁员分为助理仲裁员、中级仲裁员和高级仲裁员。仲裁员的等级确定，以仲裁员德才表现、业务水平、仲裁工作的实绩和工作年限为依据，结合采用考试的方式来确定。同时，可以借鉴劳动部门培养劳动关系协调员的做法，尝试减轻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工作的人才压力。劳动部门为更好地协调劳动关系，在各个企业员工中培养劳动关系协调员从事本企业的劳动关系调解工作，这样的劳动关系协调员因熟悉本企业情况而更利于开展调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争议仲裁工作的人才压力。
3.2 完善司法接轨制度
正确处理仲裁与诉讼的关系，解决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是关乎土地仲裁能否达到其立法目的的重大问题，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针对个别案件的先于执行、诉前证据、裁决结果的强制执行等司法强制措施方面，市农业局应进一步与法院建立工作衔接对接机制，建立健全土地仲裁与法院的良性互动长效机制。直接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基层法院与仲裁机构要注重沟通协作，对重大突发事件联合办案，对重点纠纷进行综合治理，确保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3.3 完善公开监督机制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等要加强对各地执行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法律政策、依法开展工作、及时公正处理土地承包纠纷的工作实施督查，发挥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纠纷发生的情况、负责查处的单位和部门、处理的法律政策依据、处理的过程和程序、处理的结果等要公开透明，通过内部简报、专题会议、调解仲裁文书等形式在相当的范围内公开或通报，接受社会的监督。要营造有利于土地承包纠纷妥善解决的社会氛围，大众媒体要正确引导，发挥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关方面要增加人员经费的投入，保障纠纷处理的人力物力需要。面对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建立正常的沟通协调机制，齐抓共管共治，充分发挥各自的工作优势，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效率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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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的需求量逐渐加大，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就成为满足我国各类建设用地的主要途径。[1]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土地征收纠纷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纠纷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主体不明确。在我国相关立法中，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各地都采取不同的标准。根据《立法法》，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来明确，而各地根本无权自作主张。因此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规定不具体和不具有可执行性。[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在纠纷类型中占有较大比重，多表现为出嫁女、入赘男、迁入户口和新生儿的成员资格无法认定。
1.2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导致的纠纷
土地私自流转而相关手续不齐备。土地的流转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在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但由于当事人的法律知识限制，在进行土地流转时，未能完成全部程序，致使双方签订的协议有瑕疵。
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应当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并有序流转，如签订合同，更改登记簿，颁发权属证书。但在实践过程中，土地流转多表现为自行流转多，报批准、备案的少；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内容不规范的多，规范的少等。
1.3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导致的纠纷
村民不服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分配方案。土地集体所有制规定土地为集体所有，而承包的村民仅享有使用收益权，其所有权和使用收益权是相分离的。在土地被政府征收后，集体组织以村民自治组织的名义将所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进行分配，但是因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意见不可能全部一致，因此村民与集体组织的意见产生矛盾。
征地补偿的分配工作中存在着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使用不公开等问题，甚至可能存在贪污、挪用、挥霍土地征收收益的现象，损害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3]
1.4 征地目的“公共利益”界定纠纷
“公共利益”界定含糊。法律规定征收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对何为“公共利益”，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仍是我国当前土地征收中的热点和难点。没有一个明确标准，无法准确衡量是否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这就无法避免权利的滥用。
在实践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早已演变为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如许多和公共利益无关的商业开发被冠以各种公共利益之名，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1.5 征地程序合法性纠纷
征地补偿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48 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征地方案确定之后的公告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宣告，对于征地方案农民虽然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否听取主动权仍在政府，并且政府听取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见，农民参政的机会较少，在补偿安置方案表决和补偿款如何分配?⒂攵炔桓撸?民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并未真正实现。
1.6 征地补偿标准及范围纠纷
补偿范围狭窄，参照因素单一。补偿标准计算按年产值倍数法统一计算，只参考年产值这一个因素，而不考虑其他因素。过于单一的参照模式脱离市场现实，不考虑其他因素导致补偿不能因时制宜，在物价飞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忽略这些社会客观因素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和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根据以上的补偿标准和程序，被征地农民并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补偿。在实践中，这种极低的补偿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补偿款经过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层层盘剥，最终落到农民手里的补偿款已经少之又少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因此他们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2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解决农村纵向的土地征收纠纷的两大途径――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4]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制度，司法救济则为诉讼制度。以及在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信访制度。我国在农村已经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在化解农村土地征收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
2.1 行政裁决
我国没有统一的土地征收立法，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规定相当少，主要集中在《土地管理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法规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了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不服的救济措施，即被征地者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先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行政机关进行裁决。[6]
2.2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作为解决土地征收及补偿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首先，涉及土地征收及其补偿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涉及的利益主体很广泛，而行政机关具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平衡各方利益的能力，能较快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决定。其次，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行为进行复议，对错误的征地行为进行纠正，[7]提高办案效率。但在实践中，行政复议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2.3 诉讼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类型主要分为行政和民事两大类，以民事争议居多。土地征收的民事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土地征收牵涉的利益甚广，最大困扰是纠纷当事人是否为平等主体，法院一旦认为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就很难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4 信访机制
信访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意思。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土地纠纷占社会上访总量的40%。[8]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兼具征收决定者、裁决者、土地交易者等多重身份，因此政府在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过程中很难平衡各方利益，行政救济的手段在实践中得不到被征地者的认可，加上司法救济效率低，成本高，百姓的厌讼心理，被征地者更倾向于信访的方式反映问题。
2.5 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指依法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居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9]1994年颁布的《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事隔15年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得以颁行，拓宽了被征地农民解决纠纷的渠道。
3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体系比较混乱
具体的纠纷解决途径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诉讼、行政复议等，这些规定看起来比较完备，但是由于缺乏整体上的衔接，或者可操作性不强，不同的规定之间相互矛盾，导致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有机体系。
3.2 行政裁决的适用范围窄且裁决的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裁决仅仅适用补偿标准争议，其他纠纷并未纳入到行政裁决救济的途径之中。在实践中，大量的纠纷是围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以及政府不按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等产生，这些纠纷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加以解决是不合理的。同时由于批准征地和裁决补偿争议的是同一级人民政府，纠纷解决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其裁决的公正性也就大打折扣。
3.3 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司法救济的诉讼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主要的、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司法救济机制作为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依据不明确；其次，有效的司法审查缺位，司法手段介入不足，导致矛盾久拖不决。[10]
4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4.1 完善诉讼救济途径
完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首先，需要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防止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相互推诿，尤其是可以改变被征收人状告无门的情况。其次，要建立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机制。为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在发生纠纷后，当事人选择行政诉讼之前，可以设置前置程序，如协商不成，既可以选择复议，也可以选择行政诉讼。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后，法院必须在作出判决之前，进行调解。
4.2 完善行政复议制度
复议机关受理被征收人提起的复议案件后，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对纠纷作出处理。行政复议只能提起一次，若被征收人对复议机关的处理有异议的，只能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也可以不提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完善行政?鸵橹贫龋?首先，理顺政府行政复议体制。明确土地征收争议的受案范围，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征地行为，要通过行政复议坚决予以纠正，严格依法执行。其次，建立行政复议监督检查机制。结合土地征收纠纷争议案件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制定和细化一系列有效的监督措施，使行政复议的监督制度化，更加有效的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公信力。
4.3 健全调解制度
调解是土地征收纠纷当事人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自主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土地征收纠纷中，主要涉及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方式。完善调解制度，首先要扩大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因为代表土地所有权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等组织，而上述主体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会与土地承包人产生矛盾，扩大适用范围，可以解决这部分纠纷。其次，要加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监督，促进执行。
4.4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
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实现对仲裁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保障当事人对仲裁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权利，是确保仲裁工作公正开展的有效途径。首先，当事人申请仲裁的途径要畅通，仲裁委不予受理农村土地纠纷的理由要明确。其次，保障当事人选择和更换仲裁员的权利。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
灵活设置仲裁机构，在纠纷多发乡镇，根据需要送裁下乡。在我国的仲裁试点工作中，不少试点地区将仲裁庭设置在乡镇，还有一些地方采用流动仲裁庭的方式深入农村土地纠纷多发地区现场办案。实践证明，在纠纷多发的乡镇设立仲裁机构便民利民，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11]
4.5 完善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相比其他救济手段更具有优势，行政裁决具有专业性和技术化程度高的特点，行政裁决能够从专业领域解决纠纷，而且行政裁决成本较低，效率高。现今应该更加完善行政裁决制度，适应社会的发展。
实行协调前置原则，未经协调的案件，不能进行裁决，裁决机关受理裁决案件后，也要先行组织协调。
成立专门的裁决部门，解决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可以借鉴英美的土地裁判所制度，使裁决部门专门对土地征收行政案件作出处理，这样裁决部门将会发挥更有效的作用。[12]
注释
[1] 陈志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J]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亟待法制完善》-中国商报网
[3]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管理的通知》
[4] 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5] 王伟：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
[6] 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7] 季金华、徐骏：土地征收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J]
[8] 李春燕：关于集体土地征收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裁判结果的调查与思考[J]
[9] 贺海波：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研究[J]
[10] 薛永奎：中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研究[J]
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一、群体性纠纷案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全省法院2002年7月——2003年7月间审理的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当前法院受理的群体性纠纷案件主要有以下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类11件，占17．74%。如农村土地标准化改造不规范，发包方擅自变更和收回土地承包权；农村基层组织未经村民民主决议，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给村外的个人或单位；乡镇政府以征用土地为名，强行收回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书等引发了农民状告村基层组织和政府基层组织侵犯其土地承包权的群体性诉讼。 2、农村土地征用类8件，占12．9%。如政府征用目的或征用手续不合法，失地农民要求停止征地；征地补偿费不合理，失地农民要求充分补偿；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要求解决安置和就业等。 4、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类11件，占17．74%。如国有企业转制方案未征得职代会的同意，损害职工利益，或企业转制前资产低估或漏估，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职工要求确认转制行为无效；改制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职工持股会的股东权益受到损害，职工要求保护其股东权益；对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企业含集体企业转制后的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批准文件不服，原企业职工提起的行政诉讼等。 6、城市建设规划类6件，占9．68%。如政府规划部门不履行颁发规划许可证的法定职责；规划方案未经法定程序随意变更，侵犯居民的房产权益；规划方案与文物保护或居民的相邻权发生冲突等引发了群体性行政诉讼。 7、车辆营运权调整类3件，占4．83%。如政府职能部门擅自调整出租车辆营运权的经营期限，或提高营运成本，或垄断经营等引发了车辆营运人状告地方政府的群体性行政诉讼。 8、工人或雇员的劳动保障类3件，占4．83%。如私营企业或建筑工程企业拖欠工人或雇员的工资，以及劳动安全措施不当造成工人或雇员的人身受到损害引发的群体性诉讼。 9、环境污染类4件，占6．45%。如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污染和城市的噪音、光污染等造成人身损害引发的群体性民事赔偿诉讼。 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同时，这些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2、矛盾激烈。所涉群体一方在诉讼中或法院判决后集体上访的有22件，占全部案件的35．5%。有的群体一方甚至利用互联网资源，串联外地相同遭遇者，扩大上访规模，或专门选择在在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或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前夕集体上访，给法院或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3、对抗性强。近年来，因民间私权利纠葛而引发的传统群体性纠纷渐渐淡出，除环境污染纠纷外，目前的群体性纠纷主要发生在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基层组织、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冲突基本上在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捍卫中出现，公权与私权相互对抗。62件案件中，只有5件在人民法院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后才调解结案，其余均判决结案。 4、诉请异化。为避免因诉讼需缴纳案件受理费带来的风险，群体一方往往以相对方的行为违法为由，诉请法院确认该行为无效或判决相对方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原状的责任，以取得少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效果。而诉讼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补偿。由此出现诉讼请求与争议焦点不一致的状况，诉请异化导致司法逻辑与诉讼目标背离。 二、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成因分析 群体性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是各类纠纷中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深层次上的根源是结构性、体制性和社会性的。 1、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身依附走向个性自由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在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发生冲突。其中，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引发的冲突将日益突出。当前，群体性诉讼普遍表现出的“为权利而斗争”的维权意识，以及“法庭上见”的诉讼决心等，都明显带有转型期社会“权力和权利”冲突的烙印。可以预见，若不采取有效对策，各类市场主体通过司法救济维护自身权益的纠纷将不断增多，群体性的纠纷也将大量出现。 2、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错位、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的因循守旧，不是靠经济手段调节市场、配置资源，而是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行政命令指挥市场。如某区政府某日突然发文，规定各客运机动三轮车主禁止在城区内营运，只能向区三轮车管理中心租赁人力客运三轮车，而且是两人合租一辆，期限二年或者四年不等，致使原先合法取得营运权的89户经营者群体起诉该区政府。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理主体。如在旧城改造中，绝大多数由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充当拆迁人，诸如“拆迁办”、“拆迁指挥部”、“土地储备中心”等，同时上述机构或其所属政府部门又是拆迁安置补偿纠纷的裁决人。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角色错位。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缺乏诚信。如某市交通局批准17家企业的职工办理一次性进社保的安置方案。据此，职工与企业脱离了劳动关系，企业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不久，该市政府却以交通局发布的文件不符合《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为由予以撤销，要求职工退出社保，引发了404名职工起诉该市政府的群体性纠纷。 3、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从调查的情况看，所有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纠纷、农地征用纠纷及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等群体性案件，均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在本地区本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三、人民法院审理群体性纠纷案件面临的困境 我国市场经济正在完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政府职能正在规范，民主法制正在完备，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从调查的情况看，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 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以期获取过往群众同情，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 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对安置补偿费问题，当地政府一般均在地方法规或规章中作出了规定，虽然该补偿标准存有不合理之处，但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能满足群体一方诉讼目的的合适主体。同时，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