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期间三农工作的主要成效
1、农民增收取得历史性突破。预计*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250元，比九五期末增长965元，年递增5.29％。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性扶持。自*年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中央、省、市、县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来扶持农业、反哺农民，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负担逐年减轻，农民承担的费用及劳务由*年的1.95亿元（人平240元）减少到*年0.42亿元（人平56元）。累计发放三项补贴5101万元，其中种粮补贴4021万元、良种补贴700万元、农机补贴380万元。二是种植业增势明显。*年种植业产值8.42亿元（*年不变价），比*年增13％。三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收入增长较快。“十五”期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初步建立、技能培训不断增强、职业中介服务成效显著。新增劳务输出48031人次，新增劳务收入约1.09亿元。至十五期末全县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0.17万人，农民外出劳务收入12.11亿元。四是林牧渔业量效双增。全县*年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5亿元，农民来自林牧渔业的人均收入达1200元。
2、农业增效成果显著。首先，农业经济持续增长。*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60万亩，总产近71万吨，比*年增18.3％，单产440公斤，比*年增3.8％；棉花栽植面积近8万亩，单产皮棉82公斤，比*年增15.5％；油料播种面积19万亩，总产近3.3万吨；疏菜特经复种面积发展到35万亩，是*年的1.5倍。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在粮食结构调整上扩大了小麦、水稻的种植面积，缩小了小杂粮的面积，优质高产小麦、水稻的品种应用比例达86％，*年被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农业生产的区域特色逐步形。全县形成了河南片优质粮油生产，城郊及沿线棚室蔬菜生产，沿河、沿荡水面立体种养，阜益沿线加工蔬菜，渠北旱粮及优质果品等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区域。农作物品种利用不断更新。全县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由“九五”期末的95％上升到目前的99％。科教兴农步伐加快，新型实用技术得到普及。水稻、三麦、棉花、油菜、玉米高效配套栽培技术年平均应用面积在100万亩以上，水稻育秧实现了旱育化，棉花生产做到双膜育苗、覆盖栽培；保护地栽培在多种作物上得到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近45万亩次；秸草还田和平衡配套施肥年推广面积均达80万亩次；全县病虫草综合防治率达95％以上，为九五期末的1.32倍，三麦、水稻后期病虫及棉花棉铃虫统防统绐率达90％。农业示范工程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先后建立了县镇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村级农业科技示范方，累计建设面积超过12万亩。其次，林牧渔业有了长足发展。林业生产上的防护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生态防护能力进一步增强；林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林业基地建设初具规模，资源总量不断扩张；林权制度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全县现有成片林35.2万亩、四旁树木5000多万株、活立木蓄积量131.5万立方米、林木覆盖率16.6％、农田林网控制面积110万亩、建成绿色通道252.6公里，“十五”期间先后被确定为省级杨树产业基地县、国家生态公益林建设试点县和生态防护林工程项目县。*－*年连续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绿化先进县，*年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光荣称号。畜牧业上的优势生猪、家禽稳定发展。生猪年饲养量达240万头、年出栏商品猪150万头、苗猪饲养量达220万头、家禽饲养量达3600万只。羊、兔、鹅为主的食草家禽养殖有了明显增加，畜禽生产规模化、区域特点明显，生猪规模养殖达30％，家禽达70％，全县形成了四大产业带即：沿渠苗猪产业带、河南商品猪产业带、沿射阳河家禽产业带、沿荡水禽产业带。良种畜禽全面普及。全县良种二元母猪、三元商品猪比例逐年增高，达55％。良种蛋鸡、肉鸡、草鸡比例达85％。渔业上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产业规模迅速壮大。“十五”期末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25.4万亩，*年可实现水产品总产量5万吨以上，可实现渔业产值9.2亿元，林牧渔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林牧渔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增加，达62.5％；林牧渔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品牌林牧渔业发展势头较好。“十五”期间全县有9个产品获得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三个获省名牌产品、7个产品被认定为无公害产品、16个无公害基地。休闲林牧渔业初露头角，林牧渔业外向化程度不断提高。羊寨的桃花园、公兴的垂钓中心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林牧渔业产品的年出口创汇达*多万美元。第三，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雏形。全县形成了由众多龙头牵引的蔬菜产业化、稻米产业化、棉花产业化三条产业链。全县拥有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规模龙头加工企业70家、年经营额超千万元的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22家、年实现经（运）销额超10万元的农民经纪运销人1.52万人。12个农产品获省市名优产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54个、获得国家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31个、绿色食品1个。第四，农业综合开发成效明显。“十五”期间全县先后实施并完成农业综合开发第五期、第六期土地治理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多种经营项目3个和世行二期项目，累计改造中低产田16.23万亩，完成投资1.12亿元，通过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农田基本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业优势产业的发展，提升了项目区种植水平。第
五、水利工作得到强化。以防洪保安为主，重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工程配套建设。“十五”期间，全县共做土方5600万方、疏浚大中沟渠4132条、加修圩堤840公里、新建改造闸站桥梁1137座，凿井24眼，增加供水人口25万人，发展防渗渠道132公里。第六，农业机械程度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机由九五期末的397台猛增至865台、联合收割机由450台增至920台、农田排灌动力机械由9622台增至15179台，特别是插秧机在县内试验示范取得成功，在全县迅速推广251台。
3、农村社会大局基本稳定。为了保持农村社会大局的稳定，着重做好农民负担的监控、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维护、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健全落实、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的管理等工作。严格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坚决执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预决算制度。对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实行“公示制”，对经营收费和服务性收费进行专项治理，对涉及农民负担方面的群众和举报做到及时接待、及时调查、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对农民负担方面的基础数据和资料实行微机化管理，定期开展农民负担执法检查。坚决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集中进行了土地承包法实施前的培训和宣传贯彻，全县共培训760多人次，印发宣传材料5600份，对土地二轮承包工作进行了后续完善，累计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9万份，累计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9652份。基本做到“三到户”即：“田块分配到户、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到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对土地流转行为进行规范，接待并处理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纠纷209人次。健全并完善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相应的工作班子特别是村级的二组一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村民代表会议）初步建立并正常开展工作，村务财务按季进行理财公开，重大的村务、财务事项都通过村民代表及时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强化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全县普遍实行村账镇，按季进行结账记账，定期进行财务审计，村级三项资金由县统一进行预算审批、集中统一审核拨付，村级债务化解取得初步成效，净化解村级债务6000万元。
二、当前三农工作面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1、农民增收面临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一是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要，加大了农民增收的风险；二是错位的农村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农村发展新形势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空间；三是低下的农业科技水平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延缓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民增收的速度。农业科研体制的不畅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科技发展的不足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四是扭曲的农村方针政策不能适应日益深化的农村改革需要，影响了农民增收的环境。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增收，都需要有一个宽松的外部政策环境，而目前的政策环境却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宏观政策的偏差使农民增收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由重工轻农宏观政策导向的惯性作用而导致的农业资源流失及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素。国民收入再分配存在明显非农偏好。尽管国家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额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远远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无论是财政支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农业基建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还是农业投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部分微观政策不到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和优质优价的政策因多种原因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存在限收拒收，压级压价和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进入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收取高额城市增容费的歧视性户籍政策等使农民进入城市的难度加大，使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步履维艰，形成不利于农民增收的就业结构。五是萎缩的农外就业途径不能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要，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六是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制约了农民增收的潜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县农业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却难以保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薄弱的农业基础设施使农民增收的基础不牢。由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基本农田保护不力，土地肥力递减，效率低下；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闲置浪费，甚至破坏严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公路发展滞后，交通不便，流通受阻；邮政通讯网络不健全，信息闭塞，交通不畅；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低下。
2、农业增效后劲不足。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市场化生产不足，农业增产与增效矛盾突出。大宗农产品市场总量饱和，积压卖难；同时优质农产品明显市场供给不足。农业增产不增效、增量不增收现象比较普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报酬率偏低。现有农机具结构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机具技术档次低、农机服务产业化程度低、农机服务体系因设施、手段不健全面服务功能差。林牧渔业增效潜力不大。全县森林资源总量较少、林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树种单
一、木材加工业发展滞后，大径材加工规模偏小、加工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畜牧良种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低、标准化生产差，水产上的苗种质量不高、养殖基地不配套塘口老化、水产产业链不够完整，畜牧水产的检测、检疫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快且组织化程度偏低。现有龙头企业偏少、偏小，龙头企业与农户及农产品基地利益联结不够紧密，产销关系不稳定；农业生产的产业特色不明显，基地建设滞后；各类农民经纪人和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不突出，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区不够集中连片，不能发挥规模效益；存在重建轻管现象；项目投入不足，招引“三资”办法不多。
3、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农民负担方面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的收取使用同政策规定出入较大，资金大部分被镇级占用，卡外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服务性收费不够规范且随意性较大，因收取税费组织小分队到农户家中扒粮抬物在少数地方仍然存在。农村土地承包方面侵害农民土地承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少数村组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迟迟落实不到位，随意调整或收回农户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随意违法截留土地流转收益、不尊重农民意愿违法强行征占用农户承包地在少数村组仍有发生。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方面少数村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的建立不够民主、村务财务公开的时间不够及时、内容不够真实全面详细、重大村务财务事项的民主决策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尚未落实到位。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和适用，现有的制度没有完全执行到位，部分村组的财务结报和核算不够及时规范，村级收支普遍存在缺口，村级债务负担较重，个别村组干部存在着贪污、侵占、挪用、挥霍集体财物问题。
三、“十一五”期间三农工作的目标定位及主要推进措施
1、全方位、多渠道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增收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全县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三农工作的最终目标，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三者之间，农民增收是中心，农业增效是实现农民增收的经济基础，农村稳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和保障。“十一五”期间农民增收的目标定位应考虑到我县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欠发达县份、农业大县的实际情况。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率确定在4％至6％之间为宜。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强烈推进。一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因地制宜地立足自身优势，通过市场规律的研究，以市场为导向。把提高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作为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取向；把劳动密集型与科技密集型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更要依靠科技，打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提高产品附加值；尽量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现象的发生。县镇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来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辐射面广、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能及时根据市场状况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龙头企业。提倡和引导龙头企业通过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保护价格收购，按农户出售产品数量返还部分利润等方式，与农民建立稳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原则，选择主攻方向，培育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开发建设农副产品的原料生产基地，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奠定基础。三是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主动适应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趋向，把鼓励自主创业和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民非农化进程。狠抓劳务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进程。健全市场导向的流动就业机制，通过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四是强化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营造有利于农民增收的良好环境。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当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扎扎实实按农民需求解决农民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价格、生产、库存以及气候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帮助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经营。积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广大农民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自我服务能力。加强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切实体现对农业的优惠和支持政策。特别是要严格按照《农业法》的有关规定，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切实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农村三资管理；农村民主建设；农村制度建设
一、样本调查说明
本次调查主要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邢台市、秦皇岛市的农户作为分析样本，调查对象涉及种植户、个体经营户、教师、村干部等不同类型的农户。
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男性404人，占到67.3%，女性196人，占32.7%。这些农民年龄层次不同，平均年龄为38.6岁，其中21～30岁和41～50岁的年龄居多。年龄构成能很好的反应各年龄段的调查情况。从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初中学历比例最高为46%，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占21%，小学和大专及以上分别为18%和14%，未上过学的仅占1%。
此次调查中，村干部接受问卷调查的有30位，其余570名全部为在村村民，他们对保证三资管理问题在本村是否落实，宣传是否到位，村干部是否切实得到了监督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通过性别、年龄和学历的比对，结合河北省农村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本问卷所涉及地区人口的差异较大，涉及面较广，因此反映的问题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
二、在前期准备阶段主要表现为宣传力度不足
农村集体“三资”即：农村集体资金是指村组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农村集体资产是指村组集体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水利、交通、文化、教育等基础公益设施以及农业资产、材料物资、债权等其它资产；农村集体资源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山岭、草地、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
前期宣传力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村民对“三资”含义缺乏，村民参与“三资”管理热情度低，了解“三资”清理工作的结果的积极性不够。
在调查中，了解“三资”具体含义的占9%，“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含义”的占38%，两项合计为47%。“不了解含义”的占大多数。
村民在“三资”清理工作中的参与程度的问题，在调查中参与过清理工作为95人，占16.1%。没有参与的为495人，占83.9%。村民参与其中的人数极低。
调查发现对是否了解本村“三资”清理结果的问题，填写问卷的有595人，但是“真正了解结果”仅占20.2%，“不了解”的占73.5%。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做好宣传，同时促进下一环工作的开展。否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影响“三资”的管理工作。
三、后期管理阶段的现状及问题
（一）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够
参与调查的594人反映出本村会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52%，而大专学历的只有53人，仅占9%。初中学历的占26%，小学和其他分别为5%、8%。
根据调查发现参与过专门，正规的会计培训占总人数的44%，会计没有专门，正规的培训，对“三资”管理的标准执行会产生影响。
（二）实行联网监管未得到完全落实
在问题“‘三资’管理是否实行联网监管”的583人中，选择“否”的为500人，占到了85.8%。对于制定联网监管，是“三资”管理的高效方式，但是现实中落实的少。
（三）资产产权不清大量存在
在回答是否存在资产产权不清的现象中，回答“是”的313人，占53.3%，回答“否”的为274人，占46.7%。可见，资产产权不清还是大量存在的。
（四）资产招标存在不公开现象
在回答资源在发包时是否签订完善的书面合同问题的584人中，回答“签订，但合同不完善”334人，占57.2%，回答“口头协议”的为90人，占15.4%，选择其他的为118人，占20.2%。对合同意识薄弱，制度约束少，没有形成完善的书面合同。
（五）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问题集体收入是否有专户管理的580人中，回答“有”的为165人，占28.4%，回答“没有”的为127人，占21.9%，回答“不清楚”的为288人，占49.7%。集体收入专户管理是基本的“三资”管理制度。但是贯彻的力度仍不是很高。在问题集体收入、资产和资源的收入是否能够按时入账的587人中，回答“是”的为161人，占27.4%，回答“否”的为73人，占12.4%，回答“不清楚”的为353人，占60.1%。
四、常期监督阶段的现状及问题
（一）监督活动开展不定期
在问题“‘三资’监管活动是否定期开展”的581人中，回答“定期”110人，占18.9%，回答“不定期”为175人，占30.1%，回答“不清楚”的占296人，占50.9%。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三资”的制度明显存在贯彻不到位。
（二）监管成员培训不足
问题“‘三资’监管成员是否具备一定财务知识”的回答。“三资”监管人员对财务知识的了解，是保障他们监管是否科学、有效的基础，一定的财务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要求具有财务知识的仅占到29%。可以说这样的监管是盲目的，不科学的。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会计的学历，参与过的专业，正规培训，以及监管者所具备的财务知识等，直接反映出河北省参与“三资”管理的主体水平有待提高。
（三）村民参与监管热情高，行动少
在问题“您认为村集体的‘三资’需要管理”回答的599人中，选择“需要”的为553人，占到92.3%，选择“不需要”的仅为46人，占7.67%。村干部如果遵纪守法，尽职尽责，他们的希望和信任也许就可以得到很好落实，但如果村干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三资”得到民主，高效的管理将不容乐观。
五、主要政策建议
（一）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不定期培训相关人员
以乡镇为先导，以村为单位开展学习“三资”管理的活动，使“三资”有效管理的直接受益人――村民得到实惠。并不定期的对参与“三资”管理的村干部，村会计，乡镇单位负责人进行培训。不定期考核相关业务知识，逐步提高其业务水平。
（二）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完善的“三资”网络管理体系
要投入与“三资”科学管理相应的资金，完备与“三资”管理相应的设备。全面建设区（县）、街道（镇）、村三级联网三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构建网络管理体系。进一步县――县联网，在市县联网构建完成的情况下，构建河北省统一的管理平台，形成完备的网络管理体系。
（三）完善制度，疏通监督渠道
完善“三资管理的规章制度，要在资金，资产，资源的各项管理分别建立管理制度，对资金，要从机制制度层面保障资金制的规范运作，在资产的管理中，要解决资产乱估价、出让乱喊价和低价出让，资产乱处置、乱添置等问题，在资源的管理中，要做到详细全面普查登记，在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处置集体资源，采取公开招标，不能暗箱操作。
要加强综合监督，监督要实行各个部门层层监督，要建立村民，村，镇，网络一体化的监督体系。并以建立纪检监察专门监督、主管部门行业监管的交叉式联合监管机制，达到立体监督。落实村民对“三资”管理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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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工业园区“三农”问题 对策 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6-0005-03
一、炉山工业园区“三农”现状
炉山工业园区位于凯里市西北面的炉山镇和万潮镇境内，位于炉碧经济开发区东部，规划控制面积130平方公里，近期用地面积24平方公里，其中炉山工业园区20平方公里，万潮轻工产业园4平方公里。炉山工业园区主要征地对象是炉山镇五里桥村、牌坊村、大土村、响水村等13个村。有农村常住户口 3498户，农业人口14542 人，农业劳动力5816人，耕地面积15921亩。随着工业园区入驻企业的增多，目前共征用当地农民土地8499亩，占工业园区总面积的28.33 %；失地农户为1665户，占总人数的 47.6%，房屋拆迁共506户，占全镇总户数的14.5%。
目前炉山工业园区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截止2013年12 月，已有贵州其亚有限公司、雅宝研磨材（贵州）有限公司、贵州振华新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凯里分公司等70余户企业落地建设。随着进驻企业的增多，工业园区农村、农业、农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调查研究，炉山工业园区“三农”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无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
经调查，工业区园的五里桥村、牌坊村以前的农业主导产业是葡萄、梨、桃等果树种植，且已形成一定规模，但由于土地被征用，葡萄种植及其它水果种植已变得七零八落；在牌坊村，以前从事农业养殖的养殖大户杨光生、王光富的生猪养殖已初具规模，也由于土地被征而被迫停止。因此现在工业园区附近的几个村子均无农业主导产业，更无集体经济。
2.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虽然无主导产业和集体经济，但通过工业园区计划发展与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工业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417.67元，同比增长35.51%，比较2013年凯里市农民人均纯收入6081元，工业园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还要略胜一筹。
3.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得到基本保证
各村都比较重视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目前工业园区农村医保在各行政村的覆盖面均达到了100%。农民的养老保险入保率也达到了100%，各村的困难户、五保户、烈军属每年也能得到一定的补助，对于已超过社会养老保险交费年龄又无法补缴的老年人，根据凯里市养老保险政策，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取养老保险金55元，另加100元的高龄补贴；80岁以上的老年人除了每月55元的养老保险金外，还有150元的高龄补贴。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基本能够得到保障。
4.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是移民搬迁小区模式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农民建房按规划建设，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是对五里桥村54户农民搬迁户按照新农村民族村寨的标准进行异地集中安置；二是建设了针对炉山农场搬迁户的3.8万平方米安置房及配套门面；三是建成了建筑面积1.2平方米的失地农民廉租房。
其次是园区路网建设已全面完成，截止日前，虎庄至炉山二级公路已全面建成通车，已建成炉山工业园区3号路、5号路东段、7号路东段和中段、8号路东段以及炉山环城西路、环城东路市政道路。
再次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已基本完成。目前已建成了炉山镇休闲文化广场、炉山镇第二集贸市场、炉山中小学改扩建、示范性幼儿园、敬老院建设、炉山公益性公墓建设等一批市政配套工程，完善了炉山镇区服务功能；通过几年来的建设，园区的路网建设，主街道建设已基本完成，供电、供水、供气等设施得到改善，河道、环境卫生等得到综合整治，园区农村的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园区农村科教文卫体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健康发展，据园区社会事务局统计，园区职业教育入学率达到32%；园区内医疗便利：有卫生院1 个，民营医院1个，在建二级医院1个，个体诊所1个，聘请的全职打扫卫生人员24人。各村均实行了村务公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
5.农村城市化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工业园区进驻企业的增多和工业园区规划建设的完善，炉山工业园区城镇化建设已初具规模。截止2013年底，园区内的五里桥村被依法征用土地2400亩，涉及320户，房屋拆迁302户；大土村被征用土地450亩，涉及232户，房屋拆迁105户；响水村被征用土地580亩，涉及130户，房屋拆迁42户；牌坊村共有314户1408人，被依法征用土地2900余亩，224户的土地征用率达85%以上，占全村的63.69%，已基本失去象征农民身份的土地，这部份人将转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农村的城市化趋势将日益明显。同时，按照园镇一体化建设，总体规划和打造2020年20万人口城市目标，全力推进炉山镇城市化建设，使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同步并进。原国营农场职工安置房已建成投入使用和旧城徽派风貌整治工程以及安置新区工程和1.2万平方米廉租房工程的建成，为推进农民生产、生活转型创造了条件，使工业化与城镇化得到有机结合。
二、炉山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三农”问题
尽管在工业园区进驻过程中，园区周边“三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工业化进程中，对比园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来看，农业仍然是弱质产业，农民仍然是弱势群体，农村仍然是落后社区。从这次调研中发现，在“三农”问题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
1.农民思想保守
农民思想保守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普遍存在“小富则安”的思想，缺少敢闯、敢干的市场经济意识；二是在择业和子女教育方面观念陈旧落后。
2.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
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被征收后就农民就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由于村里提留、没有集体经济及村办企业，余下的征地及房屋安置款存在银行，银行利息不能维系日常生活。而一部分人则早已将安置款挥霍殆尽，现在生活的固定开支又多又高，使一部分人不但没有迈入小康社会，相反则向贫困线又迈进了一步，生活成了问题。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成为影响园区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焦点，若解决不好，将影响全区稳定大局。
3.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工业园区失地农民能够主动再就业的很少。一是进入本地工厂就业人数少。牌坊村有1408人，进入本地工厂打工的仅有200人左右；五里桥村有1427人，进入本地工厂的仅有100人左右。二是外出务工人员少。牌坊村外出务工人员只有60余人；五里桥村外出务工人员也就100余人左右。除一些从事运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外，能够主动再就业的人很少。
产生的原因：
（1）失地农民就业难度大。失地农民中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劳动技能缺乏的状况，因此就业机率很少。
（2）就业岗位少，缺少合适的工作岗位。目前工业园区已经开工的企业大部分是以技术密集型，本身用工较少，而且多数用的是专业型、技术精密型工人，如其亚铝业、明望塑胶等。
（3）园区工厂不愿招本地工。虽然凯里市政府对进驻企业招收本地失地农民进厂工作有优惠政策，但园区工厂一般都不愿招本地人，主要原因是本地工人难管理，工作时间随意性大。据用工人数较大的雅宝负责人介绍，雅宝现有工人1902人，本地工人却不到2%，原因是本地人离家近，有事无事都往家里跑；其次是苗族人热情好客，喜欢走亲访友和邀人到家里喝酒，经常请假和旷工，做不了几天就跑了。
（4）农民的思想观念难以转变。农民失地后，很多人很迷茫，对以后的生活一片空白，找不到工作又不愿从自身改变自己，对政府的再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政策执观望态度。有的人不能准确的自我定位，存在“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观念，认为“低工资、重劳力、苦脏活”是外来民工的职业，自己从事这些工作很丢面子，就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失地农民能够再就业。
4.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一是由于修路和修建新厂房，挖山填地，森林植被被毁，水土流失严重；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给园区农村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堪忧。
5.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何整合剩余的土地，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使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园区农民和政府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恰当处理工业园区“三农”问题的对策建议
在园区工业化进程中加快推进的新形势下，要解决上述问题，促进工业园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局限，牢牢把握党的十提出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把“金钥匙”，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当前工业园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1.转变农民思想观念，让农民的思路活起来
首先要让农民摆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分田园传家宝，子子孙孙免烦恼”的小农观念。要创造想富、敢富、善富的思想，要让园区农民认定“兴工兴商”才能致富这个道理，找到比耕田种地更有效益的出路，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
其次是要促动农民洗脚上岸，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束缚，从纯农向亦工亦商亦农转变，拓宽农村群众的就业空间和致富机会。
三是加强对农民思想观念和择业方面的教育，使他们逐步走出陈旧就业观念的束缚，打破“等、靠、要”的思想，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就业，树立起工作不分高低贵贱，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更好地实现再就业。
2.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综合保障体系
2.1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制度
从长远、规范的方向看，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可将征地补偿安置费的一部分发放给农民，保障其当前的生活需要，另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专项资金。但是目前凯里市对园区农民的安置政策是“四个一”（即：一个地基（住房）、一个门面、一个就业、一个低保），以彻底解决拆迁后拆迁户的长远生计等问题。农民在建好新的住房后，政府给的安置补偿款已所剩无几，有的甚至还欠下了债务；政府给的就业指标是进园区工厂打工，由于前面所讲的诸多原因，当地农民普遍都做得不长久；在当今物价偏高的凯里，一个低保是不能养活全家人的，而所有的安置及补偿费都是一次性发放到农民手中，村里没有提留和集体经济，因此就谈不上有土地增值收益部分作为农民自己参保资金的来源。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办法，为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同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体系要考虑基金投资运营事宜，确保基金未来能够正常周转。为此可以交由一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并引入竞争和监管机制来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2.2不断加大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就业是最好的保障。政府为了让失地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就必须让他们在思想观念、劳动技能上适应和跟上城市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在城市中的赚钱本领，增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我们要不断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免费培训和转移就业的扶持力度，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开展民族民间技艺培训，“企业+培训+就业”培训和农业产业化技能培训等形式多样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创新培训方式，鼓励广大失地农民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化被动为主动，完善企业参与培训机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举办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操作技能。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和工种，增加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符合园区发展需要和社会要求。
2.3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拓展就业渠道
支持和鼓励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拓宽被征地农民致富路子，可以通过采取多种方式扶持有条件的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从而缓解大批量失地农民涌入社会所带来的压力，多方位拓展他们的就业渠道。凭借党的十的春风，大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为创业农民申请低息小额贷款提供方便，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和转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此外，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失地农民发展个体经营，在对失地农民身份确定的情况才下，对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可视具体经营活动享受涉农税收有关优惠政策；对在市场内销售自产或非自产农产品的，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小贩，免于办理税务登记并免征各项税收，从而更好地支持他们通过创业而实现就业。使失地农民早日走出困境，使失土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扩张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从而与城市真正实现同步小康。
3.加强园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十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重视和防止工业园区聚集工业产业带来的工业污染问题，以生态良性循环为目标，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贯穿于工业园区的全过程，努力实现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共进。
3.1强化环保意识，高度重视环保工作
结合我市的“创卫”“创模”“创优”活动，积极开展环保知识和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形成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的浓厚氛围。同时把环保工作纳入重要日程，建立健全工业园区环保责任制，强化领导、责任到人。
3.2加快园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园区的生态建设，搞好园区绿化、软硬覆盖，种植抗污染或吸附工业废气比较强的树木和花草，园区内应有不少于20%的绿地面积。建立园区与居民之间的绿化隔离带和缓冲带。同时要创造条件加快园区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达到企业“三废”处理设施配套完善。
3.3严把项目入口关
在招商引资项目上，应鼓励和支持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产业进入园区发展。对那些技术落后、污染大且难于处理、降解的项目，只要达不到环保要求，即使经济效益再好，也不能通过和引进。对新、改、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坚持环保“三同时”原则，污染治理设施必须配套跟上，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
3.4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成立园区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组织搞好培训，提高其依法管理能力。应加大环保执行力度，对园区的污染企业，勒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或停止治理污染设施运行，偷偷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要依法查处，保证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要加强排污总量收费工作，为集中治理积累资金。
4.加快园区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园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围绕农民增收这一中心任务，努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旅游观光带动现代农村服务业，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新跨越。
4.1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和木材、医药产品深加工产业
4.1.1立足特色资源和特有工艺，以市场为导向，高质量地发展特色食品加工业。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特别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加大农副产品的加工深度和广度，加大地方特色资源农产品开发力度，重点发展红薯、酸汤底料、大蒜、生姜、辣椒、茶叶等特色优质农产品，积极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支持发展肉类深加工。利用黔东南林区、牧草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现代养殖业，开展冷鲜牛羊、牛羊干等系列食品深加工。支持肉类加工企业建立规模化良种繁育场，与饲料生产企业、农户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通过特色食品的发展，建设一批规模化的特色农产品生产企业，带动加工、储藏、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支柱产业，要以优势资源为依托，综合考虑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因素，优先发展优势比较突出的产品，做到规模适度，确保产品特性，延伸产业链，建立产业体系，构建产业群体，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和促进特色食品工业发展。
4.1.2木材深加工产业
坚持严格控制、适度发展的原则，结合退耕还林和生态建设，重点发展高档木质装饰贴面板、胶合板、木地板、复合地板、木质防火装饰贴面板等装饰材料产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对板皮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工成细木工板、活性炭等优质产品，提高木材利用率。
4.1.3加快中药材和天然香料规范化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以苗药为重点的现代中药、民族药产业，加快建设以民族药为主的中药现代化产业基地，加快形成药材――饮片――提取物――成药――生物肥料的现代中药产业链。
利用凯里丰富的天然芳香植物资源，大力发展具有特色资源优势的天然香料产业。积极推进市区香料企业退城进园、技改扩能，努力提高科技含量，加大深、精加工力度，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如现代生物技术、催化技术、高精分析技术等，着力提高加工技术，深度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4.2创新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依托苗族特色文化和香炉山、园区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大力发展农村餐饮、娱乐、旅游、观光、生活体验等功能一体化的休闲农庄、示范村。带动农村餐饮、运输、住宿等服务业发展，促进城乡交流、实现园区一二三产业互动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政府工作报告》
[2]《凯里市炉山循环经济区建设规划情况》
[3]潘光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10
[4]凌耀初等.《都市农业产业定位问题研究》2012.05
一、我市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总量投入加大。目前我市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和新增额，分别占各项贷款余额和新增额的21.6%和25.4%。农村信用社充分发挥金融支农主力军作用，重点为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农业贷款余额占全市的94.2%；农业发展银行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作用，在继续做好粮食收购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20__年以来，新增贷款1.2亿元，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支持重点突出。随着我市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信贷需求由单一小额生产贷款逐步向复杂多元化资金需求转变，金融机构积极适应这一需求，将农业经济组织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作为农业信贷投放的主要方式。目前农业经济组织贷款余额占全部涉农贷款的48.59%；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499万元。以阳谷县为例，支持重点一是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倾斜，重点支持凤祥集团、仙农塑化等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基本形成了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二是向特色农业倾斜，重点支持以阿城、范海为代表的蔬菜大棚基地和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基本形成了户连村、村连镇、镇连蔬菜市场的产销一体化特色农业产业。
（三）服务方式不断改进。一是深入开展信用村、户评定工作，改善支农环境。近年来，针对广大农户资金需求“季节性强、期限短、时间急、金额小”的特点，农村信用社大力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目前，__市共评定信用村1879个，占行政村总数的29.4%；评定信用户48.6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7.4%。对评定出的信用村、信用户，农村信用社给予了资金倾斜、利率优惠、服务配套等多项优惠政策；二是简化贷款程序，实施贷款上柜台工程。农村信用社在信用户评定的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发放贷款证，实行“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方式，实行农户贷款证业务上柜台。借款户持贷款证可直接到贷款专柜办理贷款业务，有效地简化了贷款审批发放程序，切实提高了办贷效率。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结构供求不匹配。从贷款投向上分析，“三农”经济（农业、农村、农民）中，满足程度不一致。一是对农业和农民满足多、对农村建设满足少。据调查，农村水、电、路“三网”建设、大型水利建设、新住宅区开发等亟需金融部门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但由于村委会不具备法人资格，导致该类贷款缺乏承贷主体而无法操作。以茌平县为例，现有农村信贷资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未涉及，而交通、水利、桥涵、电力、通讯等资金需求达8亿元之多，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后劲；二是农村工商业贷款满足多、农户需求满足少。农户贷款也大多用于工商经营，用于纯农业的贷款占农户贷款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
（二）农户信贷结构需求满足程度差别较大。以莘县十八里铺和徐庄两个乡镇为例，农户信贷需求的反映明显不同：十八里铺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步较早，农户信贷需求主要集中在蔬菜大棚建设和物料投入，近年来农民已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农信社规定的2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基本能够满足农民需求；徐庄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起步较晚，自20__年下半年发展蘑菇大棚，每个大棚建设面积达1000平方米，大棚建设和生产性投入资金在6万元以上，农信社2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无法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据了解，目前该乡蘑菇大棚在200个以上，60%的农户除在信用社贷款和自有资金外，不得不通过亲朋借贷等方式进行筹资。
（三）资金定价机制僵化增加了农民生产成本。目前农村信用社的利率定价，农户小额质押贷款上浮30%，中小企业、农户联保贷款上浮100%，直接加大了农民经济负担，增加了生产成本。我市属于传统的农业大市，多数农产品仍采用农户分散生产、粗放经营的方式，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低，缺乏深加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往往陷入增产不增收困境，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制约了农业贷款的使用效益，即使是经济效益较好的农村经营企业利润率也超不过10%，与上浮后的利率相差无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申请使用贷款的积极性。
三、问题原因分析
（一）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受到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影响。农业银行因处于转轨过程中，其正常贷款的发放程序复杂，贷款投放速度不及时，增量和增速均不适应业务发展。农村信用社由于存贷比例明显超出银监局对法人金融机构的监控指标，不得不压缩贷款规模。据调查，目前农村信用社出于改革需要，进一步收缩了基层社的权限，比如对贷款存量1000万元以上和余额拟增至1000万元的客户进行授信管理，新增200万元、单户累计贷款余额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新增贷款与承兑要报市办核准；对5万纱锭以下的棉纺织企业，信用社原则上不予投入。以临清市为例，70户棉纺织加工企业中，只有3户符合市场准入条件。
（二）缺乏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风险担保体系。目前，由于政策因素和改革不到位，涉农金融机构贷款质量较差，有的县农行向供销系统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和粮棉油加工企业专项贷款，目前均成为不良贷款，占该行不良贷款总额的75.8%。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市只有临清市试点了全国农业保险，而且正处于起步阶段，受各种因素制约，农户参险率极低。总之，因缺乏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担保体系，极大制约了信贷资金对“三农”的投入。
（三）长期垄断地位导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市场需求缺乏深入研究，难以准确把握市场脉搏。近年来，长期的市场垄断导 致农村信用社对信贷需求的调查存在重企业轻农户现象。抽样调查显示，有60%的涉农企业选择金融机构对其进行了定期信贷需求调研，而选择定期进行信贷需求调研的农户只有一户，占调查样本的0.5%，61.9%的农户反映贷款难，28.5%的农户认为农村信用社目前利率过高，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降低了收入，75%的农户认为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尽管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优化金融服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仍难以让农民满意。
四、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策支持，优化新农村建设金融环境。提高政策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通过制定支持新农村建设优惠政策，引导涉农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尝试在乡镇建立农村贷款担保基金会，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难问题。
（二）积极发展农户联保贷款模式，有效解决农民贷款担保困难。切实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提高村级班子工作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推广茌平县菜屯镇张贾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联保贷款模式，并积极探索其他联保形式和平台，尽快解决农户贷款担保难题。
一、基本情况与成效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2007年，农村人口占到全省人口的59.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17.6%，两个比重都高于全国55.1%和11.3%的平均水平。
（一）强化领导、落实政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巩固
湖南省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突出抓农业效益的提升，突出抓发展方式的转变，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突出优势、以工促农，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
湖南把推进农业产业化作为提升农业产业层次、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在全省逐步构建起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农业产业化体系。2007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已发展到4.2万家，实现销售收入1600多亿元；国家和省级龙头企业达220家，比2005年增加54家，并涌现了一批知名品牌和名牌产品。建成农产品加工企业联合基地6550万亩，带动农户749万户，占全省农户数51%。
（三）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为改善民生，建设和谐湖南，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逐年加大对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方面的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全省所有县级行政区均通过“普九”验收，人口覆盖率达100%。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基本覆盖了农村中小学。按照中央关于“两免一补”政策，2007年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受益人群达到1240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于2003年开始试点，近两年全面铺开。截至2007年底，全省122个县市区中已有99个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农村人口3935万，占全省农村总人口比重97.1%。2007年，全省总共补助902.21万人次，缓解了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湖南从2000年起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7年，所有县市区全部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率达到15%，农村低保月平均保障110万人，月人均补贴30元。
（四）增强技能、输出劳务，农民增收成效明显
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人口较多，农村劳动力相对富余。针对这一特点，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一方面，加强对农民创业能力的培训，通过整合培训资源，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和“科技入户工程”等，采取集中培训、远程教育、送科技下乡等方式，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外出务工和本土创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顺应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的趋势，抢抓沿海地区产业梯次转移的机遇，通过不断创新农村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劳务中介组织，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内引外联，积极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劳务输出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2004年以来，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四年超过7%，逐步摆脱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与此同时，收入结构也得到明显改善，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904.3元，比上年增加514.5元，其中工资性收入1712.3元，比上年增加262.7元，劳务工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五）解放思想、探索创新，农村改革取得较大突破
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深化农村各项改革，为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目前，湖南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已扩大到46个，化解乡村债务试点县扩大到15个。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开展了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土地纠纷仲裁试点工作，并统筹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集体林权制度、征地制度、国有农场、水权制度的改革。
二、突出困难和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部地区“三农”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受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等因素制约，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和诸多困难，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五个依然”。
首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依然不强。与沿海地区相比，中部省份的经济总量、财政能力都较弱小，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任务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投入，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追赶沿海先进地区的同时，还要保障对“三农”的高投入，客观上力不从心，使得中部地区农业生产的三种能力明显薄弱。一是抗灾能力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农业发展基本上还在吃“鱼米之乡”的老本。对南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二是科技进步能力薄弱。虽然湖南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6位，但全省低产田却占到了全部耕地面积的73%以上，粮食单产水平长期徘徊在400公斤左右，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生猪出栏量居全国第2位，畜牧业产值居第5位，但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生猪、肉牛的良种供应严重不足。三是农业产业化能力薄弱。一方面，规模普遍偏小。部分农产品虽然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基地建设跟不上，缺乏精加工和深加工，以至于不能形成生产的专业化，难以取得规模效益。另一方面，龙头企业数量偏少。且多数龙头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强，“公司+农户”、产供销一体化联结机制不紧密。此外，当地的农业产业化还未摆脱粗放经营的模式，缺少科技投入，不注重节能环保，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滞后。受自然历史条件制约、长期城乡二元体系分割政策、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处于弱势地位等因素影响，中部地区“三农”自我发展能力差，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从湖南的具体情况讲，一方面，总规模缺口很大。湖南农村人口占全省的59.5%，但农业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重不到20%。另一方面，城乡差距悬殊。特别是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设施方面，城乡之间的分布结构很不协调。
第三，农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近年来，与全国的情况相似，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城乡差距、种粮比较效益、收入增长可持续性等三个方面，矛盾和挑战仍然较大。从城乡收入差距看，仍呈扩大趋势。2007年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自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具体到湖南来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78年的2.27：1扩大到2007年的3.15：1。从种粮比较效益看，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并已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据测算，湖南农民种植早稻每个工日收入42元，而同样的劳动力在本地打工一天收入可超过50元。同时，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但由于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优惠政策的效益大多被农资涨价抵消，农民种粮所得实惠不多。由于种粮不划算，个别地方出现了双季改单季、耕地撂荒等现象，给粮食稳定增长埋下了隐患。从未来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看，增收渠道单一且空间窄小。除种粮外，农民可以选择的增收渠道少之又少，外出务工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唯一选择。据统计，全省外出务工农民超过1100万人。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日益加快的影响，一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规模不断压缩，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越来越有限、难度越来越大。劳务收入越来越难成为农民增收的可靠渠道。同时，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迅速老化，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务农收入的提高。未来一个时期，如何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融合起来，与稳定发展农业达到最佳平衡，是一个不容忽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四，体制改革任务依然艰巨。涉农体制机制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从湖南省的具体来看，主要是有“四个亟待”。
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亟待改革。现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由于分户承包、分散经营，土地资源难以集中使用，已无法适应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生产的现代农业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农村土地利用率不高，撂荒闲置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民遇到急事难事的时候，往往无法用土地经营所得做担保，获得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融资和再融资。另一方面，逐步成长壮大的农村产业化龙头企业对成片经营土地、建立原料基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却受到了来自现有土地制度的制约。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在于，目前没有把土地使用权进行物化，其价值和价格也就没有了衡量的基础。
二是科学的“三农”投入机制亟待建立。当前在“三农”资金投入方面，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即中央、省级财政投入多，县市财政配套投入少，“上进下退”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投入的多，农业投入的少，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障碍依然存在；财政投入增加多，金融投入增加少，有效地引导各类金融机构主动加大对农村投入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完善；国家投入多，集体投入少，建立资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同时，来自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项目分散，整合难度很大，资金到位也较迟缓，额度远远不足，影响了项目投资效益。
三是公益事业和社会管理体制亟待健全。在教育、卫生、文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投入上，尚未探索出“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的办法和措施。同时，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也是一道难题。目前，村级转移支付普遍较少，运转困难，村干部待遇低，乡村负债重。同时，农村因土地纠纷、债务、村务不公开、对弱势群众救助不力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增多，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家庭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稳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四是林木采伐管理亟待改进。中部地区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先行区域，虽然总体进展顺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对商品林林木采伐的管理，我国实行的是“限额采伐”的政策，这对于遏制乱砍滥伐、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作为一个总的指导方针也是十分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时期、某一个经营主体，过度强调“限额采伐”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一方面，林农辛辛苦苦栽培起来的林木，因为指标限制而不能完全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行情来自主采伐，林农对劳动成果的自主处置权和收益权无法得到落实；另一方面，分配的采伐指标也往往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第五，涉农政策依然是薄弱环节。地方反映，当前国家的涉农政策，对农业虽有小的动作但没大的举措，对农民有小的实惠支持但没大的利益保障，从而导致农村面貌改变有量的进展但没质的变化。特别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虽然国家已经把中部地区崛起上升到战略层面，但迟迟没有根据中部实际情况制定总体的发展规划，也没有因地制宜的扶持措施。
三、采取综合措施，努力实现中部地区“三农”工作的新跨越
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结合调研情况，加快中部地区“三农”发展应在以下四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第一，深化改革。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要根据“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道路。做到这一点，关键要在依法、自愿、有偿三方面下功夫。依法，就是要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规范的流转，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就是尊重农民的自，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否流转，采取哪种形式流转，应该由农民自主决定；有偿，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应当是有偿的，农户的土地收益包括承包土地直接经营的收益，也包括流转土地的收益，流转的收益应归农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在坚持以上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鼓励各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流转范围、流转形式、流转保障等方面采取灵活多样的具体方式，但不能不顾条件强制推行。二是改革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加强对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研究和改革试点，逐步放宽对林木采伐利用的限制，建立起既能保证资源的消长平衡，又能适应林业生产经营需要的林木采伐管理制度，真正落实经营者对林木的处置权。三是加快推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研究制定出台相关优惠和鼓励政策，大力扶持并积极引导新兴技术服务模式的发展，促进市场化、民营化、企业化农技服务队伍发展，逐步建立起将经营性科技服务和公益性科技服务相结合的长效农村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第二，增加投入。破解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增加投入，投入的力度决定崛起的速度。不仅要在“三农”自身上寻找出路，更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投入来顺势推动。一是突出支农资金的投向重点。要促进中部地区建立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关键就是要在重点产品、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上加大投入力度。在品种上，重点投向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良种补贴、病虫害防治、科技推广、水旱灾害救济、粮食安全储备等。在区域上，重点投向粮食商品率高、外调粮食多的粮食主产区。在环节上，重点促进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形成，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扶持农产品基地建设。二是规范涉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目前地方财政的支农资金由多个部门分管，在使用方向、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相互交叉、重复投入等问题。为此，要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建立健全“决策科学、投向合理、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涉农资金长效管理机制。
第三，完善政策。一是健全粮食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种粮补贴标准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标准，改进补贴方式，研究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补偿机制。二是完善无地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措施。目前，对无地失地农民基本上采取一次性安置的办法，且标准不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群众的生计问题。要研究制订统一、综合、长效的安置保障办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移民建镇、纳入低保范围、享受社保政策、优先安排劳务培训和自主创业税费优惠等措施。三是积极推进农村金融发展。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信贷资金向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流动，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鼓励其积极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四是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以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为重点，加强农产品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大力扶持主导产业。进一步加大扶贫攻坚工作力度。
从*年到*年，全国农业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七年没有一年超过5%，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到*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1：3.24，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到*年这个比例又将扩大到1：7。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到15%，而农业就业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农民问题的现实体现主要是土地问题和就业问题；农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而农业的问题要得到有效解决不仅需要发展高效优质农业，还要从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中寻找思路。旅游业由于具有自身带动性强、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等特点，使其有潜力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和积极发展国内旅游本身就有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旅游业是一个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综合性产业，而在旅游中"吃"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消费农产品的过程。此外，旅游中"购"的内容中也包含了一部分特色农产品或是由农民加工的手工艺品。*年，过夜海外旅游者的人均花费中餐饮占到了7.5%，购物占到了19.5%；同年，城镇居民出游花费中，餐饮占到16.7%，购物占到16.9%。加上农民出游活动消费的农产品，因旅游活动引起的农产品相关消费估计在1000亿左右。
此外，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年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占据了农民收入增加部分的42%。第三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农村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现在服务业中，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概已经占到总从业人员的50%以上。据*年的数据，异地服务业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行业，占总数的44.6%，绝对数在4000万人以上。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但可以想见，在离乡外出就业的约一亿农村劳动力中，由旅游业吸纳的当不在少数。这无疑是对解决"三农"的一种贡献。
二、景区景点周边的农民切实感受到了发展旅游业带来的利益。
观光旅游一直是我国旅游业的主要产品。从我国发展旅游业一开始，一些开发较早的风景区周围农民就从发展旅游业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许多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业告别了单纯的农业，把重心转到了为游客服务上。随着近几年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景区景点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解决的农村劳动力，给农民带来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有旅游经历的人应该不会忽视许多景区内数量庞大的"抬滑竿"队伍，马帮以及众多的小商小贩。在一些游客众多的著名景区，周围农民的富裕程度甚至是许多城镇居民赶不上的。由于有了特定的风景资源，使得这些特定地区在发展旅游业上有了很强的比较优势。借助这种优势发展起来的旅游业，在解决这些地区"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城市周边新兴的农业旅游有望成为旅游业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新的亮点。
农业旅游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个旅游品种。一经出现，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些地方，农业旅游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相对于全国的农民增收缓慢，北京这些年农民纯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尤其是*年更高达11.5%，首次超过城市居民同比增长幅度。日前，北京市农委主任李进山在北京的"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发展观光农业是农民纯收入高速增长的一条重要因素，并提出要把农业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真正搞好都市型农业。
农业旅游规模可大可小。大的可能以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形式出现，小的形式主要是数量众多的"农家乐"或是民俗旅游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农民就业和增收开始出现困难。农村打工经济的发展使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主要原因是城市下岗职工增多，以及近几年的通货紧缩，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越发困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不少农村劳动力需要在农村寻找就业机会。
和发展乡镇企业类似，笔者认为，发展农业旅游有就地销售农产品、就地解决农民就业、就地增加农民收入的"三就地"优势。此外，发展农业旅游还有早期乡镇企业（早期乡镇企业多指农村的制造加工业，其实农业旅游以企业形式出现时，应该也属于从事服务业的乡镇企业）不具有的优势。现在乡镇企业的工业制成品不能再像短缺经济时代一样不需要考虑什么销售问题，而是需要面临更为激烈的国内甚至国际竞争。由于多数乡镇企业并不具备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面临的市场风险很大。反观农业旅游点，其客源市场基本上以周边城市为主。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一定区域内的农业旅游点甚至可以在特定市场内形成相对的垄断。此外，农民开发农业旅游相对工业制造也更具比较优势。
本次调查主要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邢台市、秦皇岛市的农户作为分析样本，调查对象涉及种植户、个体经营户、教师、村干部等不同类型的农户。
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男性404人，占到67.3%，女性196人，占32.7%。这些农民年龄层次不同，平均年龄为38.6岁，其中21～30岁和41～50岁的年龄居多。年龄构成能很好的反应各年龄段的调查情况。从被调查者文化程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初中学历比例最高为46%，其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占21%，小学和大专及以上分别为18%和14%，未上过学的仅占1%。
此次调查中，村干部接受问卷调查的有30位，其余570名全部为在村村民，他们对保证三资管理问题在本村是否落实，宣传是否到位，村干部是否切实得到了监督等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通过性别、年龄和学历的比对，结合河北省农村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本问卷所涉及地区人口的差异较大，涉及面较广，因此反映的问题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
二、在前期准备阶段主要表现为宣传力度不足
农村集体“三资”即：农村集体资金是指村组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农村集体资产是指村组集体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水利、交通、文化、教育等基础公益设施以及农业资产、材料物资、债权等其它资产；农村集体资源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山岭、草地、荒地、滩涂、水面等自然资源。
前期宣传力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村民对“三资”含义缺乏，村民参与“三资”管理热情度低，了解“三资”清理工作的结果的积极性不够。
在调查中，了解“三资”具体含义的占9%，“听说过，但不知道具体含义”的占38%，两项合计为47%。“不了解含义”的占大多数。
村民在“三资”清理工作中的参与程度的问题，在调查中参与过清理工作为95人，占16.1%。没有参与的为495人，占83.9%。村民参与其中的人数极低。
调查发现对是否了解本村“三资”清理结果的问题，填写问卷的有595人，但是“真正了解结果”仅占20.2%，“不了解”的占73.5%。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做好宣传，同时促进下一环工作的开展。否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影响“三资”的管理工作。
三、后期管理阶段的现状及问题
（一）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够
参与调查的594人反映出本村会计是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52%，而大专学历的只有53人，仅占9%。初中学历的占26%，小学和其他分别为5%、8%。
根据调查发现参与过专门，正规的会计培训占总人数的44%，会计没有专门，正规的培训，对“三资”管理的标准执行会产生影响。
（二）实行联网监管未得到完全落实
在问题“‘三资’管理是否实行联网监管”的583人中，选择“否”的为500人，占到了85.8%。对于制定联网监管，是“三资”管理的高效方式，但是现实中落实的少。
（三）资产产权不清大量存在
在回答是否存在资产产权不清的现象中，回答“是”的313人，占53.3%，回答“否”的为274人，占46.7%。可见，资产产权不清还是大量存在的。
（四）资产招标存在不公开现象
在回答资源在发包时是否签订完善的书面合同问题的584人中，回答“签订，但合同不完善”334人，占57.2%，回答“口头协议”的为90人，占15.4%，选择其他的为118人，占20.2%。对合同意识薄弱，制度约束少，没有形成完善的书面合同。
（五）管理制度不健全
在问题集体收入是否有专户管理的580人中，回答“有”的为165人，占28.4%，回答“没有”的为127人，占21.9%，回答“不清楚”的为288人，占49.7%。集体收入专户管理是基本的“三资”管理制度。但是贯彻的力度仍不是很高。在问题集体收入、资产和资源的收入是否能够按时入账的587人中，回答“是”的为161人，占27.4%，回答“否”的为73人，占12.4%，回答“不清楚”的为353人，占60.1%。
四、常期监督阶段的现状及问题
（一）监督活动开展不定期
在问题“‘三资’监管活动是否定期开展”的581人中，回答“定期”110人，占18.9%，回答“不定期”为175人，占30.1%，回答“不清楚”的占296人，占50.9%。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三资”的制度明显存在贯彻不到位。
（二）监管成员培训不足
问题“‘三资’监管成员是否具备一定财务知识”的回答。“三资”监管人员对财务知识的了解，是保障他们监管是否科学、有效的基础，一定的财务知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要求具有财务知识的仅占到29%。可以说这样的监管是盲目的，不科学的。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会计的学历，参与过的专业，正规培训，以及监管者所具备的财务知识等，直接反映出河北省参与“三资”管理的主体水平有待提高。
（三）村民参与监管热情高，行动少
在问题“您认为村集体的‘三资’需要管理”回答的599人中，选择“需要”的为553人，占到92.3%，选择“不需要”的仅为46人，占7.67%。村干部如果遵纪守法，尽职尽责，他们的希望和信任也许就可以得到很好落实，但如果村干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三资”得到民主，高效的管理将不容乐观。
五、主要政策建议
（一）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不定期培训相关人员
以乡镇为先导，以村为单位开展学习“三资”管理的活动，使“三资”有效管理的直接受益人――村民得到实惠。并不定期的对参与“三资”管理的村干部，村会计，乡镇单位负责人进行培训。不定期考核相关业务知识，逐步提高其业务水平。
（二）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完善的“三资”网络管理体系
要投入与“三资”科学管理相应的资金，完备与“三资”管理相应的设备。全面建设区（县）、街道（镇）、村三级联网三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构建网络管理体系。进一步县――县联网，在市县联网构建完成的情况下，构建河北省统一的管理平台，形成完备的网络管理体系。
（三）完善制度，疏通监督渠道
关键词：三农问题，现代化，实地考察，理论研究，国外学者，三农研究的高潮，农村衰败,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传统的中国农村应该怎样应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一延续百年的争论更加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在此之际，回顾百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发展，再现仁人志士对中国农村的倾心探索的历程，重温历史上关于中国三农与现代化的探讨，必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的理解三农问题，深入的研究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
一、二十世纪上半页：农村的衰败与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的衰败和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所凸显的矛盾，酿成二十世纪前期农村空前的大动荡。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中国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的兴起，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引起了一些社会精英对中国现代化方式的深刻反思。他们感到西方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改造农村体制，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小农经济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于是以社会活动家，学者为主，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了！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先后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等机构。一方面进行理论研讨，一方面训练乡村服务人员。他们还组织大批学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实验。后来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选河北定县，山东菏泽等地进行“县政建设实验”：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监督，兴办公民学校和保健机构以改造农民，组织农村互助社，改良手工业。后因日军侵华被迫中止。但影响深远，美国国会在1948年通过“晏阳初条款”，规定对华援助的十分之一用于中国的农村建设；菲律宾，危地马拉，印度，加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专门到中国学习乡村建设的经验。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几经反复形成了全党共识，把农村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他们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工作的开展。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薛慕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品集中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
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实地考察。二十年代对湖南农民的考察，三十年代对江西长岗乡，长溪乡的调查。陈翰笙在中统区秘密组织了对保定，无锡和广东等地农村的调查。42年对陕北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的报告》等文章。
3、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解决农村问题外，也有一些职业社会学者，从纯学术的目的出发，进行更科学的社会实验，更标准的调查报告，更来客的理论分析。他们被称为了“学院派”。
1926年，李景汉就带领燕京大学生对京郊持甲屯等四村进行调查，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冯和法写的《农村社会学1929》不仅交代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与问题，并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言心哲的《中国农村人口之分析1935》对农村人口的现状和历史变迁都有专门研究。
特别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大学期间就在于曾到广西家县花税务瑶从事农村调查。后来在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农村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后与张子毅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绿村，玉村，易村，先后写出《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水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三农研究中的首席地位。
4、解放前，外国学者、团体对中国三农的研究
外国的研究就其目的来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主要有金陵大学教授卜凯，通过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调查，写出《中国农家经济》，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人口过剩，过密造成的农场面积零碎，南成规模。庐江大学的库尔普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调查，写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林惠海，福武直六次调查江苏苏州近郊农村等。
另一类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美国著名学者在《美国与中国》中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专门介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较为重视的对华资料。另外主要是日本1907年开始在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其主要目的就是收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为侵华提供资料信息。他们的调点即是农村，范围和内容随侵华战争的扩大也不断扩展和深入，主要方式是在各地抽样调查。这项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目前发现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就有10514种之多，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乡村的重要资料。
二、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和国外研究的缓慢发展。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之后，迅速进入农村集体化。从此知道70年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主线基本上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展开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一时期三农研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加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因“革命需要”而撤销，直到1979年，初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中国境内的三农研究基本停滞下来。
与之相比，国外的一些小规模研究仍在继续。旅美华人杨庆堃根据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在时期的陕西长弓村的调查经历，使他写出《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美国汉学家陈佩华等人对广东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并出版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此外在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帕斯特奈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和英国人类学家华德的《多样化的农民意识模式》等。
三、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和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978年开始兴起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层出不穷。同时，以前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显露，甚至于激化，这都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为三农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再加上8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进和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恢复，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这样，在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三农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和拓展，形成了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80年代前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紧跟政策的发展，基本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对集体化，公社活动进行批判与反思，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
2、80年代后期关于乡镇企业，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基本解决了生产动力和生产积极性问题。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闲置有造成了新的挑战，以致我国农村依旧无法摆脱只增长不发展的低水平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两种形式，自醒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两种形式也是这一时期三农研究地两大热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马戎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均等机制》。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研究》，辜胜阻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等等。
3、90年代开始对农村政治体治改革的研究
90年代开始村民自治逐渐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行，这项做习题举从根本直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种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委员会，农民三级关系结构。实现了行政效率和民主精神的强强联合。但就实现形式，自治程度，村委会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引发各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
这个时期除在关于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外，三农研究也在不断拓宽领域，深化专业，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生活状况，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教育，农民素质，人工智能口与流动，社会化与整合，社会组织与文化，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社会问题社会变迁，以至外国农村，农村史都必须成为三农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成果空前丰硕：如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当代浙北乡村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文化》，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以及陈吉元的《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4、2000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生支农调研
迈入新千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以晏阳初，梁漱溟为楷模，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总编温铁军构想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整和理想的农村社会，包含环保，人权，网络等多种现代化因素，并希望能成为广大农村发展的模板和参考。华中师大的贺雪峰在洪湖等地实验时，成立了村老会，希望能发挥老人的智慧指导村民事务，配合年轻一代的热情与活力，共建农村。北京周鸿陵在沙洋县天村开展基层民主培训，内容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贺民主选举等等。
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有发起，知名学者率领，个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一方面有利于青年更深刻地了解农村，感受现实。
5、80年代后国外大规模的三农研究
中国的改革者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日益引起了国外政府部门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时期国外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域广泛。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对中国农村展开研究，涉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二是研究力度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基金会和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三农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卡特中心，英国汉学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平研究所等。三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国外研究尤其重视实地考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亲自到中国农村深入了解过。
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完）
参考资料：
肖桂云《农村社会学》
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
吉尔茨《中国社会调查》《费孝通与中国农村》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和上级纪委全会精神，严格落实区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深化纪检监察干部“弘扬焦裕禄精神、走基层促发展”活动，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前全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深入推进“123农廉工程”，经研究决定，在全区深入开展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调研，现就调研工作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以维护农村群众合法权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规范和制约基层权力运行为核心，深入村（居）一线，全面了解掌握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探索适应新农村反腐倡廉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廉政建设长效机制，为推进新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调研内容
（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二）村级组织建设及运行情况。包括村两委班子成员的基本情况；村级纪检组织建设情况；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人员构成和履职情况；重大事项民主决策贯彻执行情况及存在问题不足。
（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村级事务“五代管”制度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和存在问题。
（四）镇村在贯彻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中存在问题、意见和建议。
（五）村（居）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以及镇、村两级便民服务建设方面具体做法与问题不足；村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六）农村维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七）当前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不足及意见和建议。
三、调研方式
区纪委、监察局成立调研组，集中利用两个月的时间（2013年4月—5月），对各镇（街道、开发区）的所有村（居）开展实地工作调研，通过进村入户访民情，重点掌握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了解农村群众在工作、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一）召开座谈会。听取镇（街道、开发区）负责人对开展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介绍。
（二）实地查看。查看镇（街道、开发区）创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镇村工作，健全完善和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构建“三务公开”、“三资管理”、镇村两级便民服务平台情况，查阅镇（街道、开发区）开展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资料。
（三）走访党员、群众。了解掌握村（居）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把纪检监察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入户，促进农村干部廉洁履职。
四、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各调研组要按照《实施意见》的要求，制定工作方案，组织策划好工作调研。要加强与所调研单位的联系沟通，并及时总结调研工作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各镇（街道、开发区）要积极配合，确保调研工作取得实效。
（二）深入调研，掌握实情。要坚持实地调研，深入到所有村（居），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去，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工作，防止搞形式、走过场。对调研中遇到的重要情况，要及时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