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新法律法规第1篇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不仅严重摧残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导致家庭解体，而且还容易引发毁容、伤害、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反对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但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4．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国原婚姻法只是明确了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但对于不符台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应如何处理，其法律效力如何却没有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法婚姻，有按无效婚姻处理的，如重婚；也有按离婚处理的．如包办、买卖婚姻。对于本不存在婚姻关系，应确认其无效的两性关系却按离婚处理，实质上是承认违法的结台也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对受害者权和J的保护。“新婚姻法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有利于贯彻实施结婚的法定要件，提高婚姻质量．预防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存续．减少婚姻纠纷。

5．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我国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由此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处罚与补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但这种照顾从范围和数额上也仅局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方的个人财产，所以无论对过错方的处罚还是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均显得力度不够，致使无过错方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三重功能。它还可以消除无过错方的后顾之优，保障其离婚自由的实现。

6．关于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是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之一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夫妻双方在离婚时争抢子女直接抚养权以及取得直接抚养权一方不让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来惩罚对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增设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既有助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保障父母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保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使子女顺利成长。

(二)完善原有的法律制度，强化了薄弱环节。

有些法律制度，原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笼统和原则，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新婚姻法对诸如夫妻财产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强化了薄弱环节。

1.关于夫妻财产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分割夫妻财产也是离婚案件争论的焦点之一。原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只作了概括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表明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的夫妻财产制度。20年的实施情况表明，这一制度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稳定、维护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利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原夫妻财产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制定的，反映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注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中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私有财产范围的扩大，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原夫妻财产制潜在的不足和不适应性已逐步显现出来例如：不加区分的把夫妻各自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统统归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既违反市场经济提倡的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精神，不利于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与我国继承法和民法的规定相抵触，造成了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口又如：我国法律虽然明确了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但对约定的有效条件、约定的时间、范围、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系统的规定，在现实中往往是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滞后状况。因此，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较大完善：第一，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并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这就弥补了原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广而泛的弊端，既便于当事人清楚明了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范围，也有利于司法操作。第二，补充规定了夫妻一方的个人特有财产夫妻个人财产权不仅能方便生产生活，避免共同财产管理权行使上的麻烦，而且能促进物的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家庭所必需的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权对一部分财产享有独自的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是夫妻人格的一种象征。第三，从约定的范围、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使公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夫妻财产权益的意识得以增强，既有利于减轻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分割财产的难度，调整好夫妻在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婚姻当事人对调整夫妻财产的多元需求，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所有权。

2．关于法律责任制度。原婚姻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一句话：“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表明了对违法行为应予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态度，但过于笼统、空泛，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制裁方式等均未明确，以至于一些条文形同虚设．婚姻法也曾一度被称为“软法”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它是一部法律最有力的威慑和最强劲的保障，也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新婚姻法把“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对婚姻家庭领域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如：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害配偶财产权益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司法保障。

(三)消除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的矛盾和}中突．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

我国婚姻法的渊源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最主要的《婚姻法》，又包括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不同形式的法律文件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原《婚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1989年)中所列举的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l4种情形，有些与感情有关有些则与感情没有直接关系。这难免会使人产生疑惑：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司法解释与我国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也有抵触之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规定“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可判决准予离婚。这样，就出现了同一违法行为由不同机关处理其后果完全不同的怪现象：由法院处理，赋予其合法婚姻的效力，按离婚处理；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其婚姻则为无效婚姻。新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增设以及对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列举规定。有效地消除了不同婚姻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四)细化了法律规定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原婚姻法在过去“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条文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原婚姻法采用概括主义的立法方式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法定离婚标准．但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在婚姻法中却没有具体规定。这样规定的好处是概括性强，能够将一切应当离婚的理由都囊括无疑，疏而不漏。但其最大弊端也正在于它过于概括。对离婚理由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伸缩的弹性原则．使法律所具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难以体现。“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定的导向性差，对当事人而言容易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导致以婚姻破裂为由的离婚权利滥用；对法官而言，掌握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难度极大，操作性差。法官对婚姻破裂的认定完全可能受到自己对离婚观念认识的影响，而造成同一离婚案件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审理迥异的司法不公正现象。针对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憾，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列举了14种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具体离婚理由，补充确定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但正如前面所述，司法解释与《婚姻法》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而且。离婚法定理由的概括性条款与例示条款具有不同的渊源，处于不同的效力层次，这也是一种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婚姻法肯定和保持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立法模式。在坚持原有裁判离婚标准的基础上，将司法解释中的14条进一步斟酌精练，在统一的权威性立法中列举了4项具体离婚理由．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的实例情形。最后又特列一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使法定离婚理由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使用。这样一方面把离婚标准具体化，便于认定和掌握，使某些离婚诉讼对号入座，有据可循；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理由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新婚姻法的这一规定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原则性和实际性有机统一．显示出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的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这是我国离婚标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太发展和进步。

三、新婚姻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加之封建思想的残余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渗透，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破坏一夫一妻制、侵犯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如重婚纳妾、“包二奶”、非法姘居、家庭暴力等，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婚姻家庭领域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仅用道德规范去修补用社会舆论去约束，用思想政治工作去教化，已难以解决，必须过法律手段来诃整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适台于社会的共同准则。新婚姻法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家庭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既调整和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又倡导了符合时代精神、适合中国国情的婚姻家庭准则．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文明与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保障社会安定的基本法，它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基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法律，尤其是属于私法的民法非常不健全。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被称为法律之本的民法在我国诞生比作为公法的刑法迟了将近7年，并且内容及条文都极为简单。这一不正常状况随着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而有所改变．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能够出台一部全面、具体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法——民法典。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作为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各部门法的不完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如今，制定民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因此，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大太推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进程，对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婚姻法的修改对推动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不仅要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法律，而且要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法律，使整个法制建设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其修改与完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2篇

 

关键词：婚姻法；修改；完善；家庭；法律制度

我国1980年颁布的第二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原婚姻法)是在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的基础上修订的。20年来的实践证明，原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有关夫妻、家庭成员问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基本可行的，它的贯彻实施对于维护健康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原婚姻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过简，条文还存在一些立法空白等。再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括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同题，例如“包二奶”、家庭暴力等。因此，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讨论以及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终于在新世纪伊始得以通过并公布实施。新婚姻法对原婚姻法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于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原婚姻法的修改历程

1994年和1995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有关修改婚姻法的提案和议案。1995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将修改《婚姻法》纳入立法规划。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致函民政部，要求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婚姻法》进行修改。1996年6月，民政部着手筹备修改《婚姻法》的工作。1996年11月，由民政部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参加，组成修改《婚姻法》的领导小组。此后．在领导小组的主持下．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一些法学专家受托起草了婚姻法修正草案建议稿。专家建议稿经过多次修改．由于意见不统一，始终不能形成修改稿。直到200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在重婚、家庭暴力、结婚条件及无效婚姻、夫妻财产制、离婚制度、保障老年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原婚姻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2000年12月25日，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共300多人，通过联组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是自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第一次采取联组会议的方式审议重要法律草案。

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根据委员长会议决定发出通知，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向全社会广泛征求对婚姻法的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婚姻法的修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倾注了极高热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群众对婚姻法修改意见的来信、来函、来电等4000多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广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01年4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婚姻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并由江泽民主席签署了第51号主席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新婚姻法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新婚姻法是对《婚姻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共6章51条。增加了l4条．修改了33处。新婚姻法根据形势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注意到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规定，填补了立法空白。

新婚姻法增设了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损害赔偿、离婚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等内容，改变了这些方面无法可铱的状况。

1．关于夫妻互相忠实义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这既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翩，原婚姻法对夫妻间的忠实义务这一夫妻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没有作出规定。新婚姻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夫妻有互相忠实的义务．既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幸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使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惩罚过错方的做法有法可依。

2．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针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作出的新规定。“包二奶”、姘居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然而，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致使这些丑恶现象禁而不止。新婚姻法有针对性地在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这表明新婚姻法对“包二奶”、姘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持禁止和反对的原则态度。不仅如此，新婚姻法还通过其他条款明确了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从立法上增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力度，对于反对和制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维护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婚姻家庭关系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3篇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修改婚姻法的酝酿过程和发展经过，以及当前婚姻法修改的进展情况。

巫昌祯：多年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一直把对婚姻法的修改与完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九十年代初期确立“八五”重点研究项目时，就把完善婚姻法研究作为专项研究。近几年，该会多次组织婚姻法专题调查与考察，向中央和有关部门不断地呼吁重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该会始终关注着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围绕婚姻家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早在1990年，中国婚姻法学研究会就在撰写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修改婚姻法的立法建议。1992年该研究会又承担了中国法学会的重点课题；于1995年出版了课题成果《走向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对婚姻法的修改进行了专题研究，在理论上作了准备。1994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修改婚姻法的论证会，有关部门与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修改婚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修改婚姻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近几年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民政部门、妇联组织、人民法院以及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为此次修改婚姻法做了许多工作。不久前，在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年会上，与会人员对法学专家提交讨论的《婚姻家庭法》（法学专家建议稿）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和意见。

目前，修改婚姻法的工作已经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由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起草。

记者：为什么要修改婚姻法？请您谈谈婚姻法修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巫昌祯：首先，修改婚姻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依法治国，就是要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于婚姻家庭生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要有一整套完备的法律。不仅要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法律，而且要修改与完善现行的法律，整个法制建设要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这是当前中国立法的总形势。

其次，修改婚姻法是适应婚姻家庭领域新情况的需要。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缩影，近几年出现了许许多多新情况。如：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带来了婚姻家庭观念的更新，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已占主流，然而有些人在婚恋问题上有放任轻率的倾向，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暴力时有发生等等。现行婚姻法已不能适应新情况的需要。

第三，修改婚姻法是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法律的需要。现行婚姻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但是，这部法律的法条仅有37条，其内容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调整的范围过窄，内容失之过简，法条疏而不密等。同时，立法上还存在一些空白，带来执行上的随意性。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婚姻法滞后于现实的状况，制定新的婚姻家庭法势在必行。

记者：修改婚姻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巫昌祯：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婚姻家庭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目前，我们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应全面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制定一部跨世纪、内容全面、体系完整，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带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婚姻家庭法。

记者：修改和完善现行婚姻法，您认为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巫昌祯：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修改和完善现行婚姻法应从两方面着手：

一、填补立法空白，增设必要的法律制度

婚姻家庭法应该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的内容应当补充进来。首先要填补立法空白，增设以下法律制度：

（一）增设亲属制度

亲属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中国现行婚姻法只规定什么样的亲属禁止结婚，而无亲属关系通则性的一般规定。如亲属的概念、范围、种类、地位（即权利与义务）以及计算亲属的亲、疏、远、近的单位（亲等）。作为一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亲属制度必不可少。

（二）增设无效婚姻制度

中国现行婚姻法只规定结婚的条件和程序，违反了该怎么处理？该法未作规定。增设无效婚姻制度，明确规定无效婚姻的概念和类型，其效力以及子女、财产问题的处理等。这对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防止违法婚姻的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增设家庭财产制度

中国现行婚姻法只有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家庭财产制度的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间（夫妻除外）的财产关系也需要加以规范。

（四）增设生育制度

生育是家庭的职能之一。目前，我国宪法有一条基本的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有地方性法规，但全国性的基本法律却没有规定。当前，中国制定人口法或计划生育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在婚姻家庭法中增设生育制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强化薄弱环节，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

有些法律制度，现行婚姻法虽有规定，但内容过于系统和原则，不易操作。所以婚姻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一）完善结婚制度

一是禁止结婚的亲属应该包括直系姻亲（如公与媳）和拟制直系血亲（如养父与养女）；二是完善结婚登记制度，如规定实行公告制等。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

中国现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仅有一条规定，这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抽象，难以操作，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夫妻间的财产内容、性质、种类等也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需要完善的内容很多，如科学地限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夫妻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区分以及健全约定财产制等。

（三）完善离婚制度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4篇

一、夫妻财产制度规定的缺陷

    （一）有关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的缺陷1980年《婚姻法》比较宽泛的规定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反映了夫妻关系的特殊性，也体现了在民事财产关系中约定与法定的效力层次。但是，该条规定将法定的夫妻共有财产范围界定过宽，忽视了夫妻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个体性，因而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因个人特定的身份或行为取得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因此新《婚姻法》在继续以“婚后所得共有财产制”为基础的前提下，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就总体而言，新《婚姻法》的规定符合我国的国情，有利于保护弱者一方（特别是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收入的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稳定。但是，通过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或者体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或者与有关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矛盾。

（二）、法定夫妻特别财产规定的缺陷新《婚姻法》第18条增加规定了“夫妻一方的特别财产制”。该条的规定，符合我国夫妻关系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正确处理婚姻财产纠纷。但是其中有关“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为夫妻一方财产的规定值得讨论。

（三）、约定财产制的缺陷约定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1980年《婚姻法》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十分原则，即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了约定优先，但是，对约定的时间、内容、形式和效力等均未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3年11月的司法解释就夫妻财产的约定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夫妻双方对财产归谁所有以书面形式约定的，离婚是按约处理，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不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也仅就约定的形式进行了具体化。

关于夫妻财产的约定，“由于采取自由式约定”，而非限制性约定，对约定的时间和范围、约定的条件和程序、约定的效力（对内、对外）、约定的变更及废止等具体问题均无明文规定，这使夫妻约定财产关系不便操作，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夫妻对约定财产关系简捷的需要。尤其是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约定，为非要式行为，无须经登记或公证程序，使夫妻约定财产之缺乏公示性，不利于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新《婚姻法》上述规定仍然过于简单，没有形成制度化和体系化，具体表现为没有明确约定的时间和没有建立约定财产登记制度。

（四）、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建议

    1、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工资、奖金；经营、生产的收益；婚后取得的知识产权已经取得或将来取得的收益；赠与合同未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用共同财产（工资或奖金）购买的个人专用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2、夫妻一方的财产有：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或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一方继承所（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夫妻在结婚时、或结婚后，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在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和备案。经登记和备案后的夫妻财产约定对夫妻双方和第三人都有约束力。第三人在与夫或妻一方进行交易前有权与交易一方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就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进行查询。第三人在与夫或妻一方进行交易后，夫或妻一方则应与自己的财产对第三人负责。

4、在法定财产与约定财产关系中，约定财产优先。

二、离婚的法定理由的缺陷现行婚姻法将准予离婚的条件规定为“感情确已破裂”，我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理由有二：首先，“感情”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而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感情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具有抽象性、主观性和可变性，它的可视性和可把握性都是极差的，法官难以识别和辨认。如果以此为依据，必然在案件的审理中过多地带有个人主观因素，使法律失去公正性和严肃性。

其次，“感情确已破裂”并非是可提起离婚之诉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感情破裂只是引起离婚的原因之一。因为感情并不等于婚姻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部分，婚姻生活还包括比如物质生活、处理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性生活等多方面的情况。如果以感情是否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那么，如果感情外的因素导致婚姻关系无法维持，法律又有什么必要去强行加以维持呢？

所以，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并不恰当，笔者认为，应该改为“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理由如下：1、从法律用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来看，“婚姻关系”是一个法律名词，婚姻关系是一种用法律调整和确认的社会关系，应使之真正纳入法律调整和确认的范畴。 2、从婚姻的本质来看，结婚这一法律行为使得夫妻双方建立了婚姻关系，从而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受到法律的调整，而离婚就是为了解除这种关系，所以，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应以这种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为前提。

3、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婚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是具体的，相应地，离婚的法定条件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这样能杜绝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增加执法的透明度，也可以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更好地解决当事人离婚难的问题。

4、从国外立法和我国过去立法的经验来看，美国婚姻法将“婚姻关系已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根本理由；法国婚姻法则规定“一方逃脱婚姻的社会责任，可以成为另一方提出离婚的理由”。两个国家都将婚姻关系是否破裂作为了离婚的法定理由。我国1953年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问题的解答中也曾把“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作为离婚的标准。将“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也符合我国国情。

三、婚姻法修改争论的焦点及立法注意问题（一）、补办结婚登记，婚姻关系应从登记日期算《解释》中的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的要件时起算。”根据这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不是从登记时起算，而是从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显然这是是补办结婚登记的法律效力有了溯及力，即溯及到未婚而同居的期间，这就等于承认了登记前的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这是与《婚姻法》第八条以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精神相抵触的。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就应当补办登记。”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夫妻关系的确立是以办理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为准。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也规定，夫妻关系的确立，以到婚姻管理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为准。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的，不再承认其事实婚姻关系。而《解释》的第四条规定的婚姻效力不是从登记时起算，而是从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这和《婚姻管理条例》的规定精神也相违背，也和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的现实情况相违背。

所谓实施婚姻也就是没有经过登记的非法同居。非法同居既是法律所否定，也是道德上所谴责的。对先同居后登记具有溯及力，实际上是保护了履行法定登记手续之前，那一段未婚而非法同居的非法关系。特别是当前不重视结婚登记的现象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解释》中的第四条规定，在客观上会助长非法现象的进一步泛滥。

（二）、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者，不得以配偶身份助长继承权《解释》中的第六条“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以配偶身份主张享有继承权的，按照本解释第五条的原则处理”。那么，再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为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这种限定很不严肃，这样一来就使得同居关系的男女，一方死亡，另一方要主张继承权，就可以补办一个结婚手续，按夫妻关系继承遗产。没办法办理结婚登记的，法院还“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这意味着可以和死去的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有点像古代的冥婚，不仅不合理，而且是极其荒唐的。在法律上，无论是自然死亡好事宣告死亡，人死之后人格即行消灭，与之关联的一切民事权利都随之消灭，当然不能再发生婚姻关系。

因此，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不应享有任何配偶权。当然也不能以配偶身份主张继承，更不应该与死亡的一方补办婚姻登记手续再继承。这是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三）、对《婚姻法》第八条中“应当补办”质疑1、相关规定在《婚姻法》第八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该规定言下之意便是可以通过结婚登记手续的事后补办，而使得原本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变为合法有效。

那么，对婚姻法这一规定应如何正确解释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写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指出：“补办登记并不意味着凡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在补办登记时，婚姻登记机关都要予以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在补办登记时，同时要进行审查，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只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则不予登记，因为婚姻法已明确规定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婚姻无效。”从中不难看出欠缺结婚实质要件并不必然导致所缔结的婚姻无效，其效力状况待定。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现行婚姻法与在此之前其他机关所颁布的相关法律就同一情况便有着不同的规定。

针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问题，在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规定：“自民政部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管理。”而民政部的新的即1994年2月1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从上述的规定中可得知的是欠缺结婚形式要件的婚姻关系是种非法同居关系，其效力为无效，并且是绝对无效的，不受法律的保护。

《婚姻法》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意见》就同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而该两种不同规定对当事人的权益问题的处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法官给案件定性时提供了不同的依据。从法的位阶看来，《婚姻法》属于法律，《若干意见》是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效力要低于宪法、法律的效力。可见，《婚姻法》的效力要高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若干意见》的效力，因此，在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的认定问题上，应当以《婚姻法》的规定为，即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补办登记”。

2、关于“应当补办”的异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将习惯变为法律的过程。习惯是一种始终如一的行为方式，由于习惯被人们接收，人们总是按照习惯形式，从未犹豫过。婚姻作为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不仅仅涉及到婚姻当事人自身，而且还关系着社会、国家与他人。因此，对婚姻的成立要求有一个公示的方式，并且该种方式应当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所承认。

《婚姻法》第8条规定“应当补办”，使得曾经一度遭受否定的事实婚姻再次的被提起。该规定对以往法律对事实婚姻的定性与以更改，是为不妥。

既然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可通过补办登记手续而变为合法有效，那么，对于欠缺形式要件的婚姻，在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前提下，应给其定性为事实婚姻；一方若启事“离婚”的，就应以离婚关系定性，而不应以非法同居关系定性。从而使得以不为承认的事实婚姻再一次提出并再一次取得合法的地位。这是的法律的稳定性受到影响。针对同一个问题，朝令夕改、左右游摆，会直接影响立法的权威性，是执法的法官陷入尴尬的地步。

不论是无效婚姻也好，还是应当补办结婚登记也好；不论是非法同居关系也好，还是事实婚姻也好，法律冲突的存在是事实。这也并不是说针对同一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强于原有的法律规定。然而法律应有其延续性，为确保婚姻的有效性，对待婚姻成立上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法律上应当一视同仁，不应厚此薄彼，适时行事。

据此，笔者认为：“应当补办”的规定不妥，宜将未经结婚登记的情形规定到婚姻无效的法定情形中去。

四、综述以上为本人对于《婚姻法》立法修改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科学化的一些看法及思考。不足之处恳请老师不吝指正。

廖纪源 samyaft2001@163.com

参考文献

《当代法学》2002年 第3期第119-123页

    第7期第121-125页

    第10期第126-128页

    《婚姻家庭法》 张民安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D923.9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5篇

关键词：新婚姻法；进步；不足

新婚姻法相较于旧婚姻法进行了多方面调整，在内容上进行强化，并对其进一步进行补充，新婚姻法颁布后，公民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切身利益有了更好的保障且更人性化、有积极意义，这不仅符合国情更加维护了婚姻中的家庭关系。

1 新婚姻法的特征

作为一部具有极强道德理论性的新婚姻法，它要求婚姻中自主平等为首要规定，且对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二人要互相忠诚、尊重，对妇女、老人与儿童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该法律对夫妻中各方的所有财产与双方所有财产良好明确的进行注明，更加针对离婚方面夫妻财产分配与原则进行规定，还添加了无效离婚与撤销，让新婚姻法更具人性化。新婚姻法还为制约家庭暴力与包二奶等对于夫妻任何一方权益有损害事件的发生，加强对一夫一妻制度的力度，保障了个人权利。

2 新婚姻法的进步

2.1 技术上的进步

新婚姻法的修改过程中，将制裁、处理与嘉定这三个立法要素作为规范，在严格遵守这，三项要素的情况下对婚姻的各项各层面重新规定。此前的婚姻法内容，规定的准则很多却很少有可以用于实践实施的规定，并且对于一些事情的定义略显粗糙，不够详细，在出现一些具体纷争时很难作为标准裁判。但随着社会的进程，原有的矛盾也随之发展且出现新的矛盾，原有的法律已经不符合当下时局，无法将其作为榜样来判定矛盾，所以需要符合当下时局与国情、现代科学观的法律来解决婚姻中存在问题的新婚姻法颁布。在整体框架上，民法与社会道德作为新婚姻法的依托，更倾向于细致类型，针对婚姻中的各类条款都可以进行规定，在语言文字用法上更加简单，通俗易懂，也更近严谨，修整漏洞，防止有人逃避法律。相对于原有法律，内容原则的修改、制度上的更新都是新婚姻法的优势，使其可以符合贴近当代社会的家庭状况。

2.2 立法模式的进步

新婚姻法在立法模式上最突出的一点是在相关亲属的财政权利上进行创新，设立了私法，私人财产得到保护，财产的私有性谁都不可以改变，即使是夫妻一旦违反规定也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在旧婚姻法中这些问题都无明确细致的规定，在任何范畴中都没有解释，如若发生此等情况，只有“另行约定”是没有任何力度来改变婚姻中针对财产所引起的纷争，旧婚姻法注重身份的比较，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跨越法律在身份背景、道德上的束缚。

2.3 加强个人财产保护

个人财产的所有问题在新婚姻法中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便给遇到相关案件时的审理带来便利，可以较轻松的应对。由于时代的进步，很多年轻人的思想受到新兴文化的影响，对于自由的追求更加向往，导致他们在婚姻或者恋爱中出现感情不定性，他们无法在一段感情中找到归属感和唯一性，导致离婚成为一念之间的想法，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离婚后谁拥有房产的所有权，甚至会存在夫妻双方中有一方结婚初期就动机不纯，为了谋取利益为目的，例如财产或房产，他们在婚后立即提出离婚，想要对财产进行分割与争夺，也会出现第三方的插入，他善意购买夫妻双方的房产，这种情况下法律就有义务对这三种人进行利益保障。新婚姻法不仅在利益保障上革新，也增强了个人对于独立与权利的意识。

3 新婚姻法的不足之处

3.1 特殊情况下的财产分割不明确

综上所述的在新婚姻法中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夫妻双方个人私有财产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且明确的规定进行了保障，维护了夫妻各方的权益，但仔细研究也不难发现，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条款存在普遍性，规定范畴均用过常见的几种情况，但却忘记也存在特例，新婚姻法解决的是普遍问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样存在特殊化，所以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一部可以在任何请款下都具有严谨明确效力的法律。举例说存在的特例：夫妻双方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冷战分局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在冷战这段期间，夫妻双方通过工作等方式所获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赚取部分归个人所有？如若根据新婚姻法的普遍性问题解决规定来判定，冷战期间的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可在道德和现实情感上判定，这些财产应该个人赚取部分归个人所有，但新婚姻法针对这一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漏洞。

3.2 关于生育权问题存在不足

我国对于人口管理的基本方针是计划生育，在每个已婚家庭生活中，生育问题是重中之重。可在新婚姻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针对夫妻双方在关于生育权问题上的法律条款，在女性怀孕到生产过程中，夫妻双方需承担共同参与的责任，如果夫妻双方在生育问题上意见不合，应该相互尊重共同解决，达成一致，如若生育问题对双方共同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或是由于某方身体状况无法生育、或是在侵犯其他权利时生育权利就不能正常行使了。不仅如此，新婚姻法中也要明确规定现代社会比较流行的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母亲等事件。

3.3 欠缺保障女性权益的力度

如今我国依旧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实现男女平等的政策，所以女性在大部分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处于弱势。女性的尊严没有得到法律应该承担的保护责任，反而法律却要求女性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从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新婚姻法中，法律对夫妻双方的保障责任更倾向于财产方面，在一个家庭中，财产的赚取往往男人更占优势，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更是如此。新的婚姻法虽然对夫妻双方的财政方面做出了规定，却没有全方面的考虑，针对人的精神财富并没有明确规定，让女性感受到法律的冰冷并且也进一步破坏了男女平等的进程。

结束语

这个时代与社会的特性就是瞬息万变，不定性与复杂性共存，法律需要无时无刻执行其职责就必须不断的革新修改，适应并及时的解决社会上层出不穷的状况。新婚姻法的职责就是保障夫妻双方财产，但法律在执行这项职责时，必须以女性的付出为基本考虑要素后将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相结合再进行分割。虽然新的婚姻法对目前的婚姻状况有着较强的针对性，但在解决特例问题与全面性上仍然存在不足。我们应加强对于婚姻法问题的探究，将之转为新的婚姻法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第二版）[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6篇

关键词婚姻法婚姻无效婚姻撤销制度建设

作者简介：袁莹，南华大学经济与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3.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1.258

一、引言

婚姻成为法律所约束的对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从人类步入高级别的社会形态，即阶级社会后，才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婚姻法的出现，则将婚姻当中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制度化的形式进行了规定，并为社会所普遍承认。因此，男女双方结婚之后要想受到婚姻法的保护，首先要保证双方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其次要履行婚姻法当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需要明确的是，只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才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原因

（一）无效婚姻的概念和判定依据

无效婚姻作为婚姻法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国际背景。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一些首先步入发达阶段的国家，诸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已经建立了无效婚姻制度。婚姻无效主要是针对违反婚姻法的当事人而设立的，也就是说，凡是不符合婚姻法所规看是用情绪定的条件而产生的婚姻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自然而然，这样的婚姻形式会被认定为无效婚姻，也就不能产生婚姻的法律后果，并且会受到相应的制裁。

1.无效婚姻的概念

目前，法律学界对于如何定义无效婚姻这个概念尚存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则落在“婚姻行为是否应当法律约束”。因此，认为婚姻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学者将无效婚姻定义为“欠缺婚姻成立條件的违法婚姻”；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定义为，“无效婚姻应当建立在以成立的婚姻基础上才能实施”。后者的观点并没有将“合法性”作为婚姻的必备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效婚姻只是因为欠缺法定有效条件而不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进行约束，而这一观点也是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受的。

2.无效婚姻的判定依据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1）重婚。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即法律上的重婚；二是有配偶却实际上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即事实上的重婚；三是虽无配偶但与有配偶者结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帝系血亲结婚，直系血亲主要指父母子女之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禁止结婚。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类疾病已经治愈，是可以结婚的；婚后已经治愈的，不能以原来有禁止结婚的疾病构成无效婚姻的原因；如果是在婚后患了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不属于无效婚姻的原因。

（4）未到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结婚。

（二）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判定条件

1.可撤销婚姻的概念

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双方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人身自由、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当事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成立的婚姻，在结婚的要件上有欠缺。通过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失去法律效力。

2.可撤销婚姻的判定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我国婚姻法当中无效制度与撤销制度的不同

经过综合分析和考虑，我国婚姻法当中无效制度与撤销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是法律效力不同。无效婚姻行为从行为开始实施时便会确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行为，在当事人提出撤销之前，该婚姻行为是有效的。

二是权利使用者不同。能够提出婚姻无效制裁的人，除了当事人以外，利益相关者都有权提出制裁，如当事人的父母，兄弟，朋友等；而婚姻撤销制度只允许当事人提出维权主张。

三是法律后果不同。无效婚姻可进行补正；而可撤销婚姻行为不存在补正问题。

四是发起主张期限不同。无效婚姻宣告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任意进行主张；而撤销婚姻行为主要受除斥期间的限制。

四、我国婚姻法当中无效婚姻与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当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和撤销制度的实施原则和范围，但是对于两种制度的实施细则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就导致在条款规定之外的受害者没有办法实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因此仍需要对新修订的《婚姻法》当中有所欠缺的地方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一）我国婚姻法的制定应当遵行传统伦理道德理念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古国，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纽带。“伦理”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并且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当中，对于无效制度的相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传统伦理观念的特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没有对直系姻亲期间的婚姻关系做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对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应当将无效婚姻行为从血亲婚姻层面扩充到非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所不认可的亲缘关系中，以便维护不正当婚姻关系当中弱势群体的利益。

（二）我国婚姻法对于撤销对象限制不合理

在新修订的婚姻法当中，将婚姻撤销行为对象限制于因胁迫而成立的婚姻，但是近年来因金融欺诈、人为失误而对婚姻关系有高度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致使很多不法分子利用婚姻关系谋取私利，危害社会安全。由于婚姻当中的胁迫手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未来的婚姻法修订中，应当结合社会实力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情况，进行分门别类、有针对性的规定。

（三）无过错方应当向有过错方提出合理的精神赔偿

由于精神损失是一种无形的概念，没有办法用实际参考物对具体赔偿数值进行限定，只能根据无过错方的估算提出赔偿要求。这就导致了精神赔偿与财产赔偿不同的效力不同，不能用明确的数值进行规定，而是要考虑到无过错方在婚姻关系中的感情投入程度与时间来进行衡量，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具有法律参考意义。一旦婚姻关系被宣判无效或撤销，会给婚姻关系当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带来精神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法在立法过程当中就应当考虑，等婚姻关系当中的无过错方可以向有过错方提出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

五、我国婚姻法中实施无效婚姻与撤销婚姻制度的意义

考虑到在我国社会当中违反婚姻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婚姻当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受到来自人身、精神、财产等方面的伤害，因此也成了当今我国婚姻家庭事务当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对于违反婚姻法造成的违法和危害社会行为，一般采取两种制度来进行处理，即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这两种制度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保证将和影响降到最低，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是一大进步。

（一）完善了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

在新婚姻法修改方案出台之前，旧的婚姻法并没有对无效婚姻与撤销婚姻制度的适用条件、法律后果进行详细规定，这就导致在面对此类案件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指导。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还存在着许多利用婚姻关系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例如当事人伪造身份证明、谎报年龄、隐瞒真实婚姻状况等。对于这些不符合新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都在修正案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样一来，中国婚姻法中无效婚姻与撤销制度的施行不仅完善了婚姻法的相关制度，而且维护了婚姻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进一步支援了我国法律制度体系建设。

（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

在新的婚姻法修正案出台之前，考虑到婚姻法所涉及的法律领域以及执法细则还有所欠缺，导致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违法婚姻现象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对待和处理。相反的，诸如重婚、近亲结婚等违法婚姻现象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尤其是在我国的偏远地區，由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人权意识薄弱，违法婚姻就像在这些地区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治理，这就极大的危害了社会安定和人身财产安全。因此，我国婚姻法当中的无效婚姻和婚姻撤销制度不仅能够帮助广大公民了解自身合法权益，而且能够让公民有意识地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在违法婚姻关系当中不受侵害。另一方面，也是对婚姻执法、司法等程序的约束，督促相关国家机关、部委能够更好的贯彻执行婚姻法，为人民谋福祉。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7篇

法学界在“事实婚姻”的概念、特征等问题上产生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要求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不但相互没有配偶，还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实质要件)，仅没有进行登记(形式要件)这样的一种婚姻状态；而第二种观点则不问其实质要件是否符合，只要未进行登记，就构成事实婚姻[1]笔者同意前一种观点。

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事实婚姻的特征：①事实婚姻的男女应无配偶，否则成为事实重婚。②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具有婚姻的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男女双方是否互以配偶相待是事实婚姻与其他非婚的两性关系在内容上的重大区别，因为不合法的不具有婚姻的目的和共同生活的形式。③男女双方具有公开的夫妻身份，既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又为周围的群众所公认。④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是事实婚姻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其与法律婚姻(登记婚)最大区别。

2 事实婚姻法律保护在我国的演变过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2.1 为绝对承认时期，1984年8月30日以前，1950年《婚姻法》颁布施行后，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仍有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否认事实婚姻的效力，是脱离社会显示于传统习惯的。因此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有关立法是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的。

2.2 相对承认阶段，1984年8月30日~1994年2月1日 1980年《婚姻法》施行后，最高院于1984年8月30日《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事实婚姻是违法的，应对当事人给予批评教育，并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的解释。要求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将那些虽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时双方或一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的，排除在事实婚姻关系以外，作为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我国司法机关开始限制性的承认事实婚姻关系。

2.3 绝对否认婚姻法律效力时期，1994年2月1日~2001年4月28日。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未到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新的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此间，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法律效力。

2.4 相对承认阶段，2001年4月28日至今。2001年4月28日《婚姻法》修正后，其第八条规定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而对未补办结婚姻登记的事实婚姻的效力却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我认为其婚姻法律效力待定，有待于当事人采取积极的态度予以确定。此对2001年12月27日起施行的《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五条对事实婚姻的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

2.4.1 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补办具有溯及力，使其婚姻效力转正。

2.4.2 对于未补办结婚登记的，予以区别对待：a、1994年2月1日之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b、1994年2月1日之后，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应补办结婚登记手续。若当事人补办了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转化为合法有效的婚姻，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不补办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1994年2月1日之后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得到法律的承认，条件只有一个--补办。在立法上再三强调结婚登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放宽了对待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条件，不是一律不承认了，只要补办了登记手续仍然承认其法律效力。可见立法者的良苦用心，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

3 世界各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态度

世界各国关于事实婚姻的立法主要有三种：

3.1 不承认主义，即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如日本民法典第739条规定：“婚姻，因按户籍法规定所进行的申报，而发生效力。”否则，夫妻财产契约便无从登记，不产生得以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该法第742条：“当事人不进行婚姻申报时，婚姻为无效。”[2]

3.2 承认主义，即法律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承认其效力，如英美的普通法婚姻，“人只要能证明两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其婚姻即被推定为有效。[3]”在我国台湾，虽然结婚应当进行登记，但结婚登记并不是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仅产生推定婚姻之效力，如果当事人已经举行了民法所要求的公开仪式，即使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其婚姻仍然有效成立；反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事人不具备民法所规定的公开仪式，即使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其婚姻关系也无从成立。结婚登记的效力仅为程序上举证责任的转换，对法律所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并无影响。[4]

3.3 相对承认主义，又称有条件的承认，是指法律为事实婚姻设定一些有效条件，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事实婚姻便转化为合法婚姻。有关条件主要有：达到法定年龄、法院确认、补办法定手续。”[5]“如1998年修正的德国民法典第1310条第3项规定，户籍官员已接受婚姻双方的一项家庭法上的、以存在婚姻为其生效前提的声明，且婚姻双方已为此而被颁发一份在法律上有规定的证明，婚姻双方此后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10年或者共同生活至婚姻一方死亡――在此情形下至少共同生活5年，也视为婚姻。”[6]

4 承认和保护事实婚姻的必要性

根据“全国妇联就如何修改《婚姻法》进行民众意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已婚而未办理登记的人占成年人总数的4.2%，占已婚者的4.6%，而在农村，这种情况占到成年人总数的6.9%，占农村已婚者的7.5%。11%的人至今还认为结婚没有必要登记，城市居民认为结婚不必登记的占6.1%，农村则占15.9%。”⑦事实婚姻目前在我国仍大量存在，如果不加以保护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弱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还有的人利用同居关系规避法律，逃脱共同债务，非婚生子女的户口、就学、就业等等问题都无法解决。而立法上1950年、1980年两部《婚姻法》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回避了事实婚姻，未作任何规定，只是司法解释多次对事实婚姻作出规定，通过国内外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的演变过程分析，我们认为，有条件地承认和保护事实婚姻很有必要，主要理由如下：

4.1 事实婚姻并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我国历次《婚姻法》虽然没有承认事实婚姻，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事实婚姻是一种违法婚姻，并规定事实婚姻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见，事实婚姻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立法者禁止强迫婚、重婚、早婚和禁止婚是有完全理由的，但禁止或者不承认事实婚姻却没有相应的根据。

4.2 承认事实婚姻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英国、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澳门地区，对非婚同居者有条件地给以保护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新的社会问题。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和保护事实婚姻，自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尽快采取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这当然不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而是我国现实的需要。

4.3 承认事实婚姻有利于维护《婚姻法》基本原则。在婚姻的法律价值体系中，一夫一妻制与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均为其基本价值，是婚姻制度的基本秩序。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有助于对一夫一妻这一基本婚姻秩序的保护。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惩罚犯罪，有效地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4.4 承认事实婚姻与刑法规定相符。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是关于重婚罪的规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已经结婚登记又与他人形成事实重婚的，构成重婚罪；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重婚的，也构成重婚罪。可见，刑法认为事实婚姻也是一种婚姻形式。所以，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能够保持与刑法规定的一致性。

5 事实婚姻法律保护建议

如前所述，对事实婚姻这一普遍存在又关系到广大群众利益的婚姻形式，我国几部《婚姻法》都未作任何明确规定，只是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作出多次规定，确是我国法制史上少见的奇怪现象。显然，在事实婚姻方面，存在法律漏洞。对此，笔者认为《婚姻法》应当补充如下规定：

5.1 规定事实婚姻具有与登记婚姻相同的法律效力。立法者应该根据本国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赋予具备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与登记婚姻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5.2 规定事实婚姻当事人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承认具备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具有与登记婚姻相同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放弃对婚姻登记制度的贯彻执行，反而，笔者认为，法律对未经婚姻登记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应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婚姻登记制度严肃性。

5.3 规定事实婚姻的认定程序。我国法律可以规定关于事实婚姻的司法确认程序。当事实婚姻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就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否属于事实婚姻发生争议时，允许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确定之诉，由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判决，以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曹诗权、孟令志、麻昌华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北京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113页。

[2] 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修订第2版， 第135页。

[3] 李元双、王海浪作.《无效婚姻制度设计的反思》，1浙江社科网：http：//zjskw.省略/gklweb/magazine/

homepage200301.nsf/docume.《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法学研究。

[4] 于海涌作.《中国事实婚姻法律地位研究》，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总第18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3月第1版，第383页。

[5] 王卫国、夏吟兰著.《民法学卷五 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90页

[6] 柳经纬主编，蒋月、何丽新编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01页。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8篇

一、运用系统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拓展婚姻家庭法学理论的宏观视野，拔高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理论基点

早在数年之前，系统论方法已被引入法学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论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实践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学未能适时把握，表现出迟到的缺憾。所以当今日该方法在其他法学部门已不足为新之时，婚姻家庭法学不得不进行补课；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学的本身特点来看，这一方法更具独到的价值和意义。

每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亲属关系都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这种分散化的系统在社会中全面辐射、铺开，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结构。同时，它又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分系统，以社会整体系统为背景和存在条件，并和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系统交互作用和影响。因此，婚姻家庭绝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封闭体，从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婚姻家庭。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服从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质、形式、内容、功能、发展、变迁，在根本上归决于社会各系统的力量和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同时，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

据此，婚姻家庭法学不能将婚姻家庭作为孤立的现象，而应以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投入复杂、变动而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把握婚姻家庭与社会各能动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和作用规律，为婚姻家庭在社会系统中定质、定位、定量，从而为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指导。

将婚姻家庭置于社会大系统研究，剖析这一社会因子与各个社会分系统之间交互联系和作用的整体效应及功能耦合与冲突，揭示婚姻家庭发展、变异、演化所依托的社会机制及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律，并非是仅仅停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将婚姻家庭置于现实社会系统中，对各种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现实社会力量进行全面透视，确定婚姻家庭在社会走向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把握处于变革、流动中的各种社会机制在婚姻家庭领域所引起的正负效应及婚姻家庭的能动反应。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游离不定的研究视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学突破狭隘思路，跨上新台阶，走向现代科学之林的基本而关键的理论命题。这一研究的价值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简单徘徊于确认和记录具体社会现象的水平上，而应从现象中揭示婚姻家庭与各社会系统间深层联系和作用规律，透过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内在的必然性，达到从记载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二是不仅要科学解释、分析社会现实，而且要运用掌握的规律，探索实施社会控制的最佳对策，以期通过对策施控，保证婚姻家庭与各社会因素相互联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运行，从而促进和达到社会整体系统的均衡协调。这是婚姻家庭法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价值意义的实质所在。

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婚姻家庭进行研究，其中心议题是婚姻家庭与社会现代化。但现代化是对社会的一种综合抽象的界定，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国民素质等社会实体来表现。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应将宏观的理论视角投向以下几个方面：（1）婚姻家庭与自然环境；（2）婚姻家庭与生产力水平；（3）婚姻家庭与商品经济；（4）婚姻家庭与社会文化；（5）婚姻家庭与社会结构； （6 ）婚姻家庭与社会民主化；（7）婚姻家庭与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与人的素质；

（9）婚姻家庭与科学技术；（10）婚姻家庭与社会规范；（11）婚姻家庭与社会伦理；（12）婚姻家庭与“一国两制”；（13）婚姻家庭与对外开放。研究这些问题，应注意到它们是构成现代化社会有机整体的能动要素，共存于现实社会中，互相制约，互相渗透，没有绝对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织在它们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婚姻家庭法学只有首先对这些宏观论题予以研究和解决，才能将本学科根植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现代化坐标系上，为婚姻家庭法学在新的时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导和控制婚姻家庭变革作出定向选择。

二、深入微观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内在机制，构建婚姻家庭法学的微观理论模式，为法律控制确立本位选择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是人类的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个体需要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矛盾兼容一体。可以说，婚姻家庭是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一种不可调和而又必须调和的产物。调和的结果，是社会为两性关系和血缘关系确立一种范式，引导或强制人们在这个范式中满足其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超越范式，则应遭受惩罚。这个范式最集中、最明确、最严格的表现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重心选择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个体利益为确认和保护重心的个体本位；二是以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三是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合为一体，协调兼顾。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婚姻家庭法价值选择的双重性：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极大地满足社会成员个体需要的追求与满足，保障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体服从社会，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两方面决定了婚姻家庭法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从而，婚姻家庭法学在微观层次上的研究应把握两大支点，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弄清个体需要或利益的构成要素及运行要素及运行变化规律，为法律诱导、保护和限制个体利益提供优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会利益机制，为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会利益提供优化模式。

新的支点，不能凭空捏造，而应有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来充实构建。为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的指导下，容纳新思潮，开放方法论，运用行为科学和价值论的原理、方法、将婚姻家庭法学引入行为法学和价值法学的新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的行为法学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机制，揭示行为的运行规律，为婚姻家庭法调控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一般的、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提供实证经验和构想。

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对各种社会行为的规范和调控。通过法律手段，设定人们追求一定利益，满足一定需要的行为模式，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过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社会化，又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因此，对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课题。

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涵盖丰富的内容。人无论是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法律关系中，既是被主体化的客体，又是被客体化的主体。其一切行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的、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客体化的内容，表现一种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选择；另一方面，在其客体化过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价值观的等多重主体化内容。这两方面导致了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共同倾向性和个体差异性，从而决定了法律控制和调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首先要把握两个基本点：第一，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把握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客观机制，揭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生活条件等客观力量作用于人的行为的规律，理解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每个人并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被客体化了的主体，认识人们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行为选择的受动性；从而明确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权利、义务要真正落实到人们的行为，必须首先从影响人的行为的客观力量着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透过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主观能动机制，揭示其主体性特质。这种主体性特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质、品德修养、价值观、社会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们既决定着人们对客观外在条件的认识，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对行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体行为赖以发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动机等动力机制，这是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的必备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为的内驱力，是每个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性和变动性。需要的产生与满足，是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可表现为刺激—需要—动机—行为—目标—满足状况。可见，人的行为总是因需要而开始，因需要的满足而告终；旧的需要实现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开始新的行为。所以说，需要在人的行为动力机制中，是一个中心环节，贯穿行为始终。我们研究婚姻家庭关系，分析人们的婚姻家庭行为，决不可忽视人的需要这一内在规定性。

婚姻家庭法学要正确把握这两个基本要点，必须运用行为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及其与社会相协调的行为选择为重点，系统研究和解决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1）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受到哪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对行为施以作用；（2）决定和制约人的婚姻家庭行为的生理机制和内隐心理状态；（3）人的价值观、文化素质、品德修养、社会职业角色等个性化因素对行为的影响；（4）人们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观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异性、层次性、变动性及需要产生与满足的运行规律，弄清影响需要产生和实现的外在力量与内在因素，揭示与需要伴生的行为动机和目的；（5）人们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种需要的对象资源状况、获取资源的机会、追求和满足需要的行为耗费；（6）婚姻家庭中各种行为表现方式的运行模式和规律；（7）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实际行为与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缝合差异的有效对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学通过对上述诸方面的科学研究，方可为婚姻家庭法预测、激励和积极控制个体行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供多方面的导向：一是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提供导向；二是为法律设定统一的规范化行为模式提供导向；三是为法律诱导、确认和保护人们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导向；四是为法律强化统一的价值观，培养正确、积极的法制心理提供导向；五是为法律激励、诱导人们的积极的行为动机、目的提供导向；六是为法律分配满足需要的对象资源，明确行为耗费提供导向。由此，即可保证婚姻家庭法有明确的着力点和控制方向，从而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积极行为，约束人们的消极行为，创立积极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目标。

婚姻家庭法学的价值法学取向要求运用价值论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为其在社会中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显现的、潜隐的正向价值，消除负向功能提供理论指导。

首先，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确认和调整的对象——婚姻、家庭、亲属的价值功能给予科学的揭示。

在人类发展史上，当多种历史道路摆在人们的面前时，人们往往择其与人类当时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协调的方向前进。人类的两性关系、血缘关系从原始的动物界分离出来，经过群婚制、对偶婚制，最终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个体家庭形式。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到自觉的价值认识和选择过程。

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的更替、演进，其形式、结构、内容不断发生变异，价值和功能亦不断淘汰、更新、充实。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总是运用各种社会力量，赋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强化婚姻家庭对其社会统治有利的价值功能，使婚姻家庭与之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时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适应性。

婚姻家庭法对婚姻家庭的价值研究，主要把握两个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从产生开始，至今一直沿袭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价值。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内在性能和自然规律而普遍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功能，反映了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历史上，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价值并未得到科学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统治阶级的伪道德歪曲，在人们愚昧无知的条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发地发生作用。今天，尽管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打破了宗教神话和剥削阶级的伪善，但许多人对婚姻家庭基本价值的认识还处于愚昧、偏执的状态。婚姻家庭法学应承认这种历史和现实，高举科学和理性的旗帜，引导立法、引导社会走向正确的认识，从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在人们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把握下发挥出来。

其二，婚姻家庭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在我国现实社会中，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家庭作为一定范围亲属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一方面继续保留其自然价值和职能，以满足人类个体和社会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纳了新时代、新社会所要求的职能内容，以适应或促进社会的发展、变化，显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进步性、独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为现实社会的客观实体，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地位，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确认、保护、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确立调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应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实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应然性价值要求与婚姻家庭实际展现的社会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是因为社会的婚姻家庭质量不高，不能发挥正常的、应有的价值，有的反而对社会起到了消极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历史延续性，往往将陈旧过时的功能潜隐到新的社会时空，附生于新的结构和形式，影响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对稳定性，使其价值、结构、功能不能及时转换、更新，适应不了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未能创造必要的环境，提供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婚姻家庭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价值规定性，揭示现实社会中其应然价值与实际功能发挥的差距及其根源，为婚姻家庭法有效诱导和确认婚姻家庭的正向价值，调整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创造社会环境，保证婚姻家庭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指导。

其次，婚姻家庭法学应对婚姻家庭法进行价值剖析，揭示婚姻家庭法应该持有的价值选择方位和多重功能，从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技术、体系、条文内容及法律运行、操作机制、效果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刻的价值评判和检讨，验证其：（1）是否切实反映了现代婚姻家庭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符合婚姻家庭价值和功能的实际运行和发挥；（2）是否充分体现了社会大多数成员反映在婚姻家庭里的需要和利益；（3）是否符合社会走向法制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及技术性要求；（4）是否准确预测、适应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据此，即可为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婚姻家庭法的运行、操作机制，真正加强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提出科学化、合理化的建议。

三、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婚姻家庭法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运行、流动、转换规律，把握婚姻家庭法与社会各方面的双向互动关系，开辟婚姻家庭法社会学的新天地

婚姻家庭法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一个法规体系，它深嵌于社会母体，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内容、形式、功能、效果等诸方面并非完全呈现于法典条文，而是深隐在社会母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因不同社会背景、社会力量的作用，不断发生变异、演化。此即社会因法律的影响而变化，法律也同样会因为社会的影响而变形。同时，婚姻家庭法亦不是静止的规则体系，在形式上它表现为具有明确性、稳定性的规范条文，实质上则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多方面活动。法律走向社会，实现社会化，必须依靠一定主体的操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遵行，这是法律的运行、流动、变异、转化。其结果，便使运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现实结构和其原始规范结构发生巨大差异。

因此，婚姻家庭法学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和逻辑推理的静态方面，更不能囿于单纯的规范注释性分析，而应突破传统的法学研究定势，将目光投向社会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在法律社会化和社会法律化的双向互动中确定研究方位，抓住研究课题，变换研究视角，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会机制和运行机制。为此，婚姻家庭法学应顺应中国法学逐渐向法社会学迈进的走势，利用婚姻家庭问题为法学和社会学所共同重视的得天独厚条件，汲取社会学的营养，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充实其研究范围，填补其理论空白，消除其理论盲区，创建婚姻家庭法社会学。

婚姻家庭法社会学对婚姻家庭法的研究，应反映出三个基本要求：

婚姻新法律法规第9篇

论文关键词 结婚 实质要件 姻亲

一、我国《婚姻法》对结婚实质要件的具体规定

我国《婚姻法》对结婚实质要件的规定采用的是“正面要求与反面禁止”相结合的结婚要件立法表达方式,一方面规定结婚的必备要件,从正面要求当事人必须或应当具备某些条件,包括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原则;另一方面规定结婚的禁止条件,从反面列举了种种不得结婚的情形。我国《婚姻法》第7条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

从古至今,我国对近亲结婚的禁止性规定和法律几乎为通例。《唐律疏议·户婚》中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明律规定:“凡同姓者,各杖六十离异。”大清律例也对近亲结婚规定了罚则。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5条规定:“禁止男女五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及八代以内之旁系血亲不得结婚。”1950年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第一部《婚姻法》规定:“血亲或为同胞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1980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二、《婚姻法》结婚实质要件规定之不足

从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1980年《婚姻法》有关结婚内容的修订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它忽略了婚姻生活中现存的以及新出现的问题与情况,在立法理念上略显保守。表现在:

(一)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不够明确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的规定并没有做任何的修改,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显然是十分被动的。体现在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只限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范围比较窄,对拟制血亲和其他亲属关系禁止结婚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例如拟制血亲间是否可以结婚?姻亲之间特别是直系姻亲之间是否可以结婚?解除了拟制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可以婚?旁系拟制血亲和旁系姻亲间的通婚是否应予以限制等等,这些均需要在未来的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1.关于禁止拟制血亲及直系姻亲结婚的问题拟制血亲关系因收养的成立或者继子女受继父或继母抚养达一定期限而发生,因一方死亡或所拟制的血亲关系解除而终止。姻亲是指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新婚姻法第7条第(1)项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同时第10条第(2)项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无效。但是对于拟制直系血亲间能否结婚,直系姻亲之间能否结婚,以及拟制直系血亲关系或直系姻亲关系解除后能否结婚,并无明确规定。因此,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养父与养女、继父与继女、女婿与岳母双方要求结婚的事例。由于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悖的,所以必然引起人们的非议,凡是婚姻法所禁止的,必定是社会道德所谴责的,凡是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也应该是婚姻法所禁止的。《婚姻法》第26条和第27条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关系以及继父(母)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间的关系适用婚姻法对生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既然如此,养父母与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自然也等同于亲父母与亲子女之间的关系。“直系血亲”禁婚,那么“拟制直系血亲”当然也不允许结婚。这是合乎法理的逻辑推断,也是我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

2.直系姻亲结婚会产生更多的法律后遗症问题根据法无明文禁止不违法的原理推导,由于无相关立法规则的禁止,从法理上来说,难就其错;从立法角度我们确实找不出直系姻亲结婚不合法的明确规定,然事实并非表面,我们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直系姻亲结婚会留下更多的法律后遗症问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儿媳与公公结婚且婚后又生有一子,这样的姻亲结合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1)在亲属身份方面:大儿子称公公为爷爷,二儿子称公公为爸爸,且同一母所生的两子女之间又如何称谓呢?大儿子与公公应属直系血亲关系还是形成抚养权利义务关系的继父与继子呢?这种身份关系的紊乱使得法律难以确认其家庭成员间的亲属身份关系。(2)在赡养长辈方面:若两子女长大成人,且在公公与儿媳都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对母亲的赡养自无异议。但是,两子女对公公的赡养就有争议了,法院能否判决大儿子履行赡养的义务呢(孙子女对祖父母的赡养是有条件的)?若未判决大儿子承担赡养义务,又将显失公平。(3)在继承方面:两子女对其母亲财产的继承无争议,然而对其父亲(爷爷或继父)财产的继承也会出现类似赡养方面的问题。在于大儿子对其爷爷(继父)财产的继承是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拟或是代位继承?从直系姻亲结婚所引起的这一列混乱的法律后果来看,法律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能是立法无法解决的。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将具有直系姻亲关系的人列入禁止结婚的条件之中。

(二)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婚姻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失去道德约束的婚姻当事人是不会幸福的,直系姻亲之间通婚不存在生物遗传学上的障碍,不会妨碍子女的优优育。但是,我们主张将直系姻亲结婚列入禁止结婚之列是立足于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认为其通婚是违反伦理道德、习俗禁忌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她)们与直系血亲有着相同的身份,其结婚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对于他们本人来说虽无需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但却遭受着道德的惩罚。比如:周围人的敌视、社会舆论的谴责等不友好的待遇。

(三)忽视了婚姻的社会性从法律的观点看,对于我们来说婚姻是一种状态,它的设立和终结严格由法律调整,它不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大量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与有关当事人与其他人有一定的关系。结婚虽为私事,国家作为公权力机关确实不应过多干预,但是,关键在于人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更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法律对于个人私事的约束与否,不仅考虑个人的感情、喜好以及他的个人利益,还要考虑个人所处的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一旦法律不顾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肆意的破坏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就会导致人们行为的混乱,更深一步就是整个社会体制的崩溃。从这一点上讲 ,直系姻亲结婚已远远超出两个人“私”的领域,国家有必要加以干涉。因而,当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价值观相冲突时,我们必须谨慎的做出选择。

三、完善我国结婚实质要件规定的若干思考

(一)进一步明确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1.禁止拟制直系血亲之间结婚拟制血亲间是否可以结婚,《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拟制直系血亲,有的人认为无任何血缘关系的拟制直系血亲间通婚对他们子女的身体健康不会产生影响,只要他们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其他结婚条件,就应当允许他们结婚。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第一,因为《婚姻法》第26、27条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关系以及继父(母)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间的关系适用婚姻法对生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据此可以推出:他们之间应当受到禁止直系血亲间结婚规定的约束,否则将造成他们相互间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和法律关系的混乱。第二,从伦理上讲,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通婚与人伦道德相冲突,与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相违背,这必然会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解除了拟制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男女,原则上也应禁止通婚,以维护我国婚姻家庭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

2.禁止直系姻亲之间结婚直系姻亲通俗来说主要涉及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对于直系姻亲之间能否结婚的问题,《婚姻法》和相关法规中也没有具体规定,人们对此认识也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姻亲间并无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应当允许结婚。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法律和习俗不允许直系姻亲结婚,直系姻亲结婚应当禁止。在理论上,如果说法无禁止便是允许的话,那么姻亲之间的通婚就是合法的。但是,婚姻总是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伦理、风土人情等因素的影响。直系姻亲间不宜通婚,主要是出于道德和社会风俗的考虑。直系姻亲间通婚不仅社会伦理难以接受,而且还会给确定亲属身份和遗产继承带来难题。所以,笔者认为法律应当明文禁止直系姻亲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