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经济危机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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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这次领导小组会议，主要目的是对全市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进行盘点回顾，总结经验、查找问题，为做好下步工作夯实基础。今年4月份我市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谋划、协调配合，做了大量工作，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有序推进，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等工作精简了环节，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老年人津贴领取业务“零跑腿”、公立医院不再办理就诊卡、设立“一次办不成”投诉窗口等做法方便了群众，得到广大市民的点赞。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相比，与企业和群众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工作仍然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刚才各单位的汇报来看，大多数单位思想认识到位、措施具体明确，效果很好，但也有个别单位还是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当作一般性的工作来抓。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我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对标先进，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济源区域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标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标志着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的好坏，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对企业最普惠的福利。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这个地方的企业发展就比较好，企业家就有信心;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差，企业发展就会很困难，企业家就会用脚投票。可以说，济源这几年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结果。对政府来讲，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要进行自我革命，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通过建立企业对政务服务评价的机制，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作风转变，解决人民群众诟病的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等问题。

今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在今年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上，我们明确提出要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重要标志，以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引领改革开放创新，走好新时代济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尽管4月份以来我们出台了很好的政策，但是省里政策出台后却没有及时跟进。现在，我们的工作还停留在上半年的决策部署上，很多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比如，审批事项集中进驻窗口，明确要求9月1日开始试运行，现在仍然没有明显进展.要严格追责。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动态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当前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对标全国、全省一流标准，根据“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情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需求，“互联网+电子政务”的新进展，不断调整、不断改进，真正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济源区域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标识。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通过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和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环境，进一步便民利企，提升人民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助推济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在中原更加出彩进程中出重彩。

二、聚焦核心指标，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提标提速，不断取得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成效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提出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就是要用极致的办法、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济源在资源禀赋上并没有多少优势，要想集聚人才、集聚要素，就必须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突破口，以最佳营商环境凝聚人心、吸引投资、促进发展。要积极参考借鉴国际通行标准，主动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按照国务院和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的最新要求，聚焦核心指标，突出重点难点，对标优化，争先创优。

当前，要聚焦五个核心指标。一是新设立企业，包括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涉税等事项，整体时限要压缩至3个工作日。二是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要压缩至5个工作日。三是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发放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限要压缩至50个工作日，年底前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四是全力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事项，用“放管服”的办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五是各部门在审批权限归口集中前提下，审批事项集中进驻服务大厅，实现一窗办理，坚决杜绝行政审批“前店后厂”现象。

在此基础上，要做好三项重点工作。一要简化优惠政策兑现程序。哪个部门负责制定优惠政策，哪个部门负责提出兑现落实意见，由法制部门把关;优惠政策兑付放到行政服务窗口，实现在窗口办理。二要解决公章刻制垄断问题。刻制公章作为一种特许经营业务，市公安局要尽快研究出台政策，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公章刻制费用。三要提高行政审批窗口主办人员素质。行政审批人员执行的是公务，行使的是公权力，必须是正式公职人员。从下个月开始，要安排正式公职人员进驻窗口办理审批事项，只有辅助人员而没有正式公职人员的窗口，行政服务中心责令纠正甚至临时关闭。

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核心指标，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发扬“店小二”精神，全面压缩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能、降低办事成本、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以核心指标优化提升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全面提升。

三、齐抓共管、狠抓落实，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参与。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当作一项大事要事来抓。各相关单位会后要召开党组会，认真研究4月份以来出台的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把中央和省里的相关政策学深吃透，做好承接。市发改委要做好顶层设计，对标国家、省先进水平，11月底前拿出我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要加强与省发改委的沟通，尽快拿到省里的测评考核指标，便于指导各部门开展工作。二要坚决履行承诺。围绕营商环境核心指标，我们已经向社会作了公开承诺，要积极落实优惠政策、提升服务效率，做到“113550”：“11”是“一网通办”下的“最多跑一次”，“3”是新设立企业办理事项整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5”是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压缩至5个工作日，“50”是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发放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限压缩至50个工作日。说到就要做到，不能说空话、放空炮。三要加强宣传引导。市委宣传部要牵头抓总，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群众和企业对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要广泛宣传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好经验、好做法，曝光损害营商环境的负面典型，树立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标杆，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市纪委监察委《党风政风聚焦》节目要围绕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做好宣传配合。四要加强教育培训。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不能当糊涂人、办糊涂事。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行政审批工作，把党性最强、素质最好、业务最精的工作人员放到窗口，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服务能力和责任意识，树立济源政务服务的良好形象。五要完善考核办法。在今年全市年度目标考核中，要加大对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考核的权重，推动各部门履职尽责。六要加强督查问责。现在的督查多是形式上、程序性督查，没有典型案例，只见事不见人。督查问责必须是找出不落实的事，问责不落实的人。要建立快捷便利的投诉受理和调查追究机制，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部门本位主义和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市督查部门要精准发力，把营商环境核心指标的落实情况作为督查的重点，增强精准性，确保有的放矢。市纪委监察委要认真履职，落实责任追究规定，主动发现案件线索，问责一个震慑一片。

第2篇

2009年，世道对中国似乎情有独衷，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仍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更获得了时尚界的特别青睐，国际品牌纷纷在设计中加入了中国元素。

当中国与时尚如此亲近，人们开始思考，时尚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青睐我们？

追溯时尚的历史，每一个时尚操盘手都高昂着艺术的头颅宣称自己站在浪潮的最前沿，设计师的自我意识以品牌的形式向人们的生活发起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尚就是品牌之间话语权的争夺，这才缔造了范思哲的神话、香奈儿的传奇。

但当经济危机剥去了浮华与繁杂，素来不计较成本的时尚露出了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时尚就是国家之间话语权的争夺。

回顾过去的一百年，美国的崛起一度抢走了欧洲时尚之都的霸主地位，但突如其来的全美经济危机则引发了一场欧洲时尚的复兴；而欧洲的经济危机又使得时尚风向标转回纽约……

事实上，古老昌盛的中国曾经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时尚大国。

所谓魏晋风度，今人多只记住形而上学的解释，然而考证下来，我们就会强烈感受到，那正是指一种独步一时的休闲时尚之风。

“步摇钗梁动，红轮帔角斜”就是当时的时尚编辑们对此的细致描述。

当时流行的白纶巾、鹤氅裘、屐子均不是正式的服饰，却得到了从皇帝到士大夫的垂怜，以此表示闲居的自在状态和“矜毫傲物”的洒脱性格。

学者谢万就曾特地挑选时尚款式的“白纶巾”去见当时位列宰相的简文帝，而陈文帝找画家为自己做画时也选择了身披纶巾的形象。

“脚着谢公屐，身披大纶巾”便成了时尚界最早的、最有影响力的“休闲装”概念。

近千年的时尚轨迹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脉络始终保持着暧昧的联系，这使得我们总能在时尚品牌的变迁中回溯到历史的沿革，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一个崛起的大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中国当下的时尚有两个主题：一是新锐（In time），二是洋气（Fashion）。

30年前皮尔卡丹穿着毛料大衣走过北京街头，中国人视其为奇装异服，被时尚界诟病为中国人老土（Out time），如今中国时尚已经走到In time的阶段。而当中国元素和时尚、洋气相结合时，中国时尚将跟经济一样，会很快步入超前（Front time）的阶段。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眼下男装的时尚化在整体上基本仍等同于西装化。强大的时尚力量已经形成了一个西装指数，评测每一个国家。人们根据西装是不是主流装束来判断该国的现代化程度。

第3篇

【关键词】金融安全 风险控制 危机预警模型

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自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学者开始真正重视金融安全方面的研究。从国内看，研究的焦点主要在金融安全理论及其相关方面。目前国内对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很多研究都集中于探讨安全理论与中国安全现状，即对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对体制变迁下的金融安全变化进行描述，而真正实证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第4篇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总体分配的关系，涉及出资提供公共服务、地方公共服务的国家补贴以及征税。

在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国防、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健，地方政府负责教育和执法；同时，贫困人口医疗保健由二者一同承担。配套基金由联邦政府按计划下拨至州以及地方政府，明确了二者的共同权责，但地方政府仅享有部分自由决断权。

某些职能交由中央政府来行使更好。国防便是很好的例子，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其它职能亦是如此。

而与守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官员不同，地方当局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辖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医疗与教育一样，其重要性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在一体适用的国家项目中，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往往难以得到体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地位存在极大变数。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收入中约有 60% 流向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分得 40% 。作为集权度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法国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获得了 80% 和 20% ；英国位居其中，为 75% 和 25% 。中国的集权度最低，分别为 30% 和 70% 。阿根廷最为均衡，二者各占 50% 。

多数国家历来就对政府集权有着激烈的争论，其宪法也有所体现。美国的《宪法》统一了最早的 13 块殖民地，其《第十修正案》又将未明文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利保留给了各州政府。即使在今天，人们依旧对是否进一步中央集权（如欧洲实行的超国家权威）及权力下放（苏格兰、魁北克或库尔德斯坦问题）存在巨大分歧。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债务（及随后的征税）、贷款，并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部分以向地方政府 “ 援助 ” 的形式存在（包括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 2000亿美元）。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私营经济及地方政府的影响是否会随之不断提高。

危机后， 财政危机的问题恶化。加州，正是长期不当财政政策与短期国家及全球经济危机相互作用而引发混乱的例子。过去几十年中，加州居民的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公共教育的 K-12 体系大行其道，教育体系一路领先，大家的进取之心前所未有。但是，加州的失业率（ 2009 年 11 月为 12.3% ）却位列全美第三。人们和企业为寻求更好发展一同出走加州，而加州的债券评级也已在全国垫底。

加州经济陷入困境，过多政府支出、严格监管以及冒险的高税率都难辞其咎。加州的最高个人所得税（资本收益也在其中）、营业税、公司税以及天然气税的税率与其他州相比，均处前列。

第5篇

独立出来的华育国际以“订单式”培训为卖点，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向高考落榜生们宣传：自己的IT培训能保证就业。他专门成立就业部，联系企业，推荐学生就业。高就业率使华育国际招生情况火爆，根本不担心生源。

不同于老东家北大青鸟全线连锁加盟的模式，华育国际采用的是“直营为主，加盟为辅”。这种模式虽然便于管理，教学质量有一定保障，但对资本要求很高。每开一家直营分校，华育国际的前期投入在60万～70万元之间，主要成本是办公设备和房租。等分校开起来后，平均每个分校配备35人左右（班主任、咨询员和讲师），每月人员成本要十几万元，加上广告投放等，平均每个分校每月需要30多万元的运营成本。

在火爆的市场支撑下，张大力并不担心资本问题。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凶猛的市场运作，很快吸引了风险投资的目光。2007年9月6日，华育国际获软银赛富2000万美元投资。华育国际狂热起来，拼命扩张，半年内增加了22所分校，超过之前分校的总和。2008年，华育国际的发展达到顶峰，共拥有50家分校，营收达到了1.5亿元。软银赛富副总裁徐哲当时乐观地展望―1-2年内华育国际在全国各地开100所分校，争取两年内在海外上市。

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华育国际的发展也戛然而止。经济危机最先冲击到IT行业，就业岗位减少，华育国际宣传的高就业率受到质疑。再加上高校进一步扩招，能颁发文凭的民办院校招生都颇有困难，更别提只有一张培训证书的华育国际。除此之外，华育国际急于跑马圈地，师资跟不上，导致培训质量大大下降。

生源的减少使华育国际走向下坡。为了挽救局势，张大力开始发力大学生IT培训市场。虽然都是培训，但大学生的培训比高中生难度大很多，课程深度不同，教学体系也不一样。由于缺少高质量的老师和配套课程设计，华育国际在这一项目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终只是浅尝辄止。

大学生市场贡献有限，高中生市场大打广告依然招不来学生，分校的经营成本又高居不下，全国每月上千万元的运营经费都要靠总部承担，2010年，华育国际终于吃不消了。这年初，华育国际总部资金链断裂，全国范围内，分校倒闭了近七成。工资拖欠，校长、老师纷纷跑路，财务总监、教务总监等高管也相继离职，员工数量从巅峰时期的1000多人急剧下降到400～500人。甚至盛传总裁张大力因债务问题被逐出了管理层。2011年，华育国际已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即便被提到也往往是当做反面教材。2012年，华育国际重新回归，推出了移动培训业务，但于事无补。今天，已鲜有人记得它当年的轰轰烈烈。

第6篇

一、会计准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1.会计准则的产生。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也会带动会计行业的不断发展，会计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计理论的研究深入，会计准则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会计准则的发展经历两个过程：上世纪的30年代，就出现了形式最早的会计准则。1932年，美国会计师协会与证券交易所实现了合作，一套完整的会计准则建立，并且由证券公司推行;“会计原则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至此，会计原则问题的研究已发展到了建立基本原理和重要原则的高度，由此，会计原则迎来初级阶段。而由美国公正会计师协会在1973年正式批准成立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志着会计准则走向高级阶段。因为其不隶属于美国公正会计师协会和美国政府管辖的私立机构性质，使得该机构可以实现对整个社会各个有关部门的有效负责。1978到1985年间，会计准则协会共发表了《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这不仅是这个机构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同时也是美国会计原则走向高级阶段的标志。到1989年，共102个《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由该委员会公布，这些为企业解决财务会计中存在的问题为目的的公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会计准则研究的国际化。在美国的影响下，很多国家也开始基于本国情况对会计准则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40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了一系列的《会计研究公报》，至今为止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了二十多项会计标准，这些都是受到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的影响。而我国的会计准则的发展和走向规范化的时间较晚，2006年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发展起步。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凸显的现行会计准则的问题

1.公允价值计量方式的缺陷。现在普遍采用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其很大程度上收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资产内在价值的扭曲，使得会计准则背离了会计核算谨慎性的原则。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和负债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背景之下，所谓的公允价值计量，是指交易的双方按照自愿的原则，本着对双方交易情况的了解，进行的资产或债务清偿地的活动。公允价值计量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活跃的市场是资产或负债的背景的话，那么公允价值就可以直接用该市场的报价来定;在市场不活跃情况下，公允价值的确定建立在熟悉情况、自愿交易的各方在最近市场交易中所使用的价格或者市价;当然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或者符合当前情况的话，那么公允价值的确定就要靠估值来确定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学界在长期经验积累下，已经能够正确认识到现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弊端，社会各界也都在积极探索和研究一个更好的计量模式。如何基于谨慎和共振的原则，在防范和避免市场波动对会计计量的干扰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计量方法，是全世界都在探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会计准则计量方式的不科学性。企业的整体价值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而现行的会计准则的计量方法没有能够对于企业资产的整体价值进行科学有效的反馈和计量，是由于会计准则计量方法不科学性造成的：(1)现行的会计准则对公允地反应企业的资产的成本法核算的负债未做出相关规定和标准。(2)企业的整体资产价值是由未来持续流入的现金和盈利能力决定的，但是现行的会计准则只是对于企业各项资产进行公允，而对于企业上虞等价值的价值公允处理没有明确规定，整体价值体现存在漏洞。

三、会计准则变革的必要性

1.经济全球化促使会计准则国际化趋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要求市场资源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要求市场更加开放和公平、要求各国各组织之间的经济壁垒不再构成障碍，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使得资本、劳务等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客观条件促使全球经济日益趋同，作为重要监管手段的会计信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范围内的趋同发展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2.信息技术促进会计准则国际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更使得信息的普及和共享成为可能。信息大发展的背景下，会计行业的发展也与时俱进，会计信息的录入、加工，到处理和使用，都建立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之下，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更加快捷和迅速，会计准则国际化变得更加必然和可能。

3.国际组织推波助澜会计准则国际化。据相关材料显示，到2005年，已经有英国、加拿大、美国等97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些国家和组织自觉的会计准则行为使得会计准则国际化变得更加水到渠成。

四、会计准则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发展途径和变革方向

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继191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再一次全球危机，可谓百年不遇：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花旗银行危在旦夕、汽车行业摇摇欲坠，而中国也面临产能过剩、失业压力等经济问题。经济危机中，人们不断的反思金融危机的产生的深刻原因，越来越意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是金融泡沫之外对于经济危机的发展和蔓延起到推波助澜的“凶手”。全世界在发现现行会计准则问题并责难的同时，更加理性的思考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变革途径。

1.会计准则的发展途径。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危害相当大，世界经济百年来再次受到重创。危机之中，全世界各界都在积极找原因、谋策略，全世界谴责金融监管的同时，也认识到会计准则这个世界金融工具暴露的问题，像公允价值计量的次级债使得银行业计提了大量未实现、没有现金流量的减值损失等，而且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和市场的扩大发展也是需要会计准则来规定的。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将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传递给投资者，而不是像历史

成本会计，只是过渡关注历史财务数据而忽视信息的迅速传入，从这个角度讲，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历史成本会计的缺陷做到了有效的弥补。未来的会计准则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现行公允价值计量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有效解决和规避其弊端，结合公允价值理念和原有的历史成本会计理论，创造出更具合理性的会计准则，这是有待全世界高度重视并不断完善的研究课题。

2.会准则的改革方向。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公允价值是先进可行的，但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问题。就我国而言，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仍然没有到发达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比较低，会计人员的素质有待改善，这和公允价值建立需要的发达、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有差距的，公允价值的推广和运用也受到限制，因此，我国的很多地方都有意避免对于公允价值的使用。其实，会计准则的修改和使用可以建立在将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相结合的基础上。例如，编报会计报表的时候，可以使用历史成本计量作为基础依据，同时附列出重要项目中反应价格变化的情况作为参考项目。公允价值计量是建立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能够真实有效的反映金融机构的整体财务状况，对于投资者和管理者来说，可以有效的提供会计信息，确保危机爆发之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杨敏.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最新进展与我国的应对举措(下)[J].商业会计.2011(28).

第7篇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危机 可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无疑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衰退，不幸的是，这一轮衰退还遇上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担心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无疑要受到这一轮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呢？中国从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整整三十年，这刷新了增长时期之长、增长速度之高的历史记录。回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产权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我国最早的产权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奠定了制度性的条件。可以说，一夜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问题不仅（很快）基本解决了，而且农民手中有了剩余，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这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第二，打破垄断，搞活市场。而紧接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打破工业生产以及服务业的国家和集体垄断经营，为我国第二、三产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繁荣提供了另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国内对工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打造“世界加工厂”，以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经历了1996年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大了对出口加工业的支持――除了原本在特区就实行了的减免税、出口退税、廉价提供土地、简化各种行政管理外，还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以至于，我国出口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7年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相应地迅速提高，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频频向中国提起贸易纠纷、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在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升值约15％、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下，要继续依赖于出口加工业的增长来推动我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再一次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第四，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不管增加政府购买（如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等）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率和对民众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按照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这二者对维持我国高速的GDP增长率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一切都是有成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当政府赤字的边际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其成本时，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了。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驱动政府购买和投资这“两架马车”经济就必然会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增长不是GDP，而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五，积极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1998年到2007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不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采取了“稳健的”（实际上是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常规性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一个对国民经济影响非常大的货币政策也许要算典型的寅吃卯粮式的“消费贷款”政策的实行了。在内需不足、银行存款余额急剧攀升的情况下，鼓励消费、促进内需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实行消费贷款、尤其是实行商品房的按揭购买政策，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泛滥及其巨大的泡沫准备了一个难得的必要条件。一时间，房价节节攀升，房地产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加。而这背后是我国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巨额贷款，是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同时，房价虚高也成了国民关注的一个焦点，汉语中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新词汇――“房奴”。以至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了。但是，我国房地产业有价无市的现状，注定其发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注定其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

当然，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还有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的改进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们与上述的各种原因相比，其作用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和引人关注了。而要继续依赖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然而，为了应对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政策――力度空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救股市、救楼市、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际上，简单地说，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内需不足，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三是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需不足，不外乎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即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过低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的问题。

资源利用效率低，不外乎是生产力水平低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除了改进技术设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别无他法。而这需要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支撑，从而需要我们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将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要解决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必须要减少共有产权、降低产权中的共有成分，以尽可能避免“公共草地悲剧”带来的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资源的闲置。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向发展，否则，中国经济只有令人悲伤和可怕的未来。

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可以说是制约我国持续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应对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考虑。中国的小农经济、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巨大的自主消费市场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比西方高度全球化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稳定性。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夸大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维持高速的GDP增长。

而要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向西部进军，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现有的城乡人口格局、财税收入水平和农民人均耕地几亩的资源禀赋约束下，要让农民获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收入水平，依赖于转移支付是不可能的。所以，既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又要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农民向西部（如新疆、甘肃等地）进军，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掀起以保护和开垦耕地以及培育水源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这或许是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所在。这样，还可以分流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减轻通胀的压力。为什么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的西部大开发呢？

第二，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打造创新型社会。当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时，我们很难想像社会精英会安于、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很难想像会有多少人安于和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官本位是创新型社会的天敌。当民众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时，官本位是难以改变的；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忙于评职称、忙于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忙于挣钱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创新型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要由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8篇

关键词：银行危机；银行脆弱性；成因一、引言

银行的业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那时的寺庙帮人们保管金银，由于发现人们长期不取用，所以就将部分用于借债，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和公元前200年的罗马都出现了银钱商等类似于银行的机构，但是比较公认的现代商业银行发源与意大利，其在1171年成立了威尼斯银行，它主要从事的是存、放贷业务，大多具有高利贷性质。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商业银行。在18世纪与19世纪期间，因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商业银行也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步壮大，发展成现在的国际性、多业务的现代商业银行。

纵观银行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银行危机一直贯穿着整个银行的发展史。苏同华（2000）将银行危机在不同时间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将银行危机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3世纪到16世纪初。在这个阶段银行业处于萌芽和初期发展阶段，银行危机出现的形式主要以贷款违约。那时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皇室和贵族，贷款目的主要以战争军费、皇室消费等为主。由于战争等带有不稳定因素，一旦失败，贷款无法收回。另外，由于皇室的权力凌驾于法律至上，所以皇室贷款的违约也是频频发生，导致银行因为收不回贷款而发生危机。第二阶段为1825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的危机产生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关性很大，同时银行自身经营的不规范性也会导致银行危机。在此时期的危机明显已经有国际化（不同国家银行体系相互传染）、跨行业（银行危机与股票市场危机、汇率危机相互影响）、周期性强等特点，同时各国银行安全网也都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挤兑成为危机的重要成因。危机的国际性、传染性加深，银行危机还会与经济危机联系更加密切。最后一个阶段是二战后至今。这段时期银行危机的新特点是从流动性危机转化为清偿性危机，银行自身资产出现问题替代外部挤提而成为危机发生的首要原因。

二、银行危机的定义

在银行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中，总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银行危机，可以说我们找不出完全相同的危机，因为其出现的原因与产生的后果等都各不相同，所以要想简略的为银行危机下定义，绝非易事。

很多学者从危机出现形式的角度来描述危机，以下就是各学者对银行危机形式的描述：

在短期中，对于准备金的需求太急迫，以至于取款要求不能同时满足。（Schwartz（1985））银行的传统业务是存贷业务，储户将存款存入银行，在需要时取出，由于所有的储户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取出，故银行可以只留一部分以供有需要的储户取款，剩下的可以用于贷款。这就是准备金制度，这种制度是银行存在的条件。但是同时也会留下产生“挤提”的种子，因为一旦所有储户因为某种原因同一时间要求提款，银行的准备金必定不能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故而可能产生银行危机。

银行危机是这样一种状况：同一个借款者在其他情况下可以没有困难的借到款而处在这个状况下却不能以任何方法借到。即信贷紧缩或者信贷市场崩溃。（Manikow（1986））

因为负债结构和市场决定的资产价值不一致导致的资产抛售，导致资产价值进一步降低。如价格“泡沫”的破灭。（Minsky（1982））

银行资产价值的骤降，导致许多银行无力偿还债务，甚至破产。（联邦储备银行（1985））

综合上面通过危机爆发的形式描述的银行危机，我们可以得出银行危机实际上就是：银行内部问题或者外部问题导致银行的状况由正常转为不正常（经营恶化），甚而破产或者由政府接手。

三、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是否暗含着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与银行本身的业务相生相伴的，还是因为银行所在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各个时代的学者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伍志文在“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及其成因实证分析”一文中总结认为银行脆弱性最早由马克思提出，马克思认为银行一方面加快了私人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剥夺了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分配资本的权力，从而本身就有脆弱性。在马克思看来，银行的脆弱性与生俱来，不能被消除，只能通过每十年一次的危机的爆发而使其趋于稳定。

关于银行脆弱性的研究还有很多，很多学者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后续我会通过自己的学习再跟进。同时，研究还在继续，学者们不断加入新的理论，其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将行为金融学引入了银行的脆弱性研究，从而开始考虑“人性的脆弱性”。我认为这真正的抓住了“脆弱性”的本质，因为各种经济交易落实到最后都是人在操作，那么研究人性就能从根本上找出金融脆弱性的本质。

期待后续的研究……（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刘卫江，《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第七期

[2]黄金老，《论金融脆弱性》，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3]伍志文，《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及其成因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年第12期

[4]苏同华，《银行危机论》，博士论文

[5]陈华，伍志文，《银行体系脆弱性：理论及基于中国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6]胡祖六： 《东亚的银行体系与金融危机》，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期

第9篇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和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理论是对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与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与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是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理论是对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理论是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二、生态学理论的主要思想

了解生态学理论，对我们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有必要的。

“异化消费”理论。该理论由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首先提出。阿格尔认为生态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过度追求消费造成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4]486。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单位通过媒体、政策和快速更新换代推陈出新的产品刺激民众，促进大众消费；另一方面，高强度高压力的劳动强度让人们不得不通过消费来转移注意力释放压力。因此，人们只能以消费和占有社会资源为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存在感，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占有更多资源。占有欲的膨胀和永不满足的贪欲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枯竭的趋势。而快速消费的结果是产品的消耗、巨额利润的产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

“资本主义二重矛盾”理论。该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奥康纳首先提出的。所谓的二重矛盾是指资本具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两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无休止的生产和追求利润导致自然界无法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利润严重削减，资金链断裂，最终爆发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即便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仍要突破生态的限制，通过技术改进和寻求新的能源来达到掠夺自然资源的目的。

福斯特生态学理论。该理论区别于其他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扩大生产，而生产的无限扩大需要无限的资源，生态系统本身的周期根本满足不了资本快速扩张的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最终走向灭亡。第二，资本具有短期行为，为了利润，资本家会不择手段。福斯特指出“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环境的致命因素”[5]3-4。

三、利用生态学初探生态新道德的内容

根据上述观点，新的生态道德标准应该具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将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适当结合，使生态道德与自由主义相对立，限制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和蔓延；第二，鼓励奉献而不是占有，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人们更关注自己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对怎样占有漠不关心，哪怕是牺牲生态环境、破坏环境资源，所以要提倡奉献，鼓励人们多讲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少讲社会为自己做了什么。

四、借鉴生态学理论初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借鉴西方生态学理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企在生产上游中的地位，提高国企在资源性行业中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福斯特的生态学理论我们发现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据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限制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在生产上游特别是资源领域的数量和质量，防止资本在资源领域出现“短期行为”，减少资本对能源的过度过快索取；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在生产上游的国家行为，不仅能让国企的利润以税收的形式惠及全民，还会让资源的开发有序进行，让国企的行为受全民监督，让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有效地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早转变、淘汰低生产效率和重复生产的行业或企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增加低生产效率企业的贷款利率，促使该类型的企业尽早撤出或淡出市场；其次，利用法律手段提高粗放型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减少这种企业的新成立数量；最后，利用税收手段鼓励高科技企业出口科技产品，加快出口结构的调整。

第三，开展环境运动，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中，树立生态的“居住观”。首先，将生态道德纳入到个人道德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道德缺少必要的生态观，为此应该将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安全作为真善美的标准，以此来改造传统道德；其次，树立生态的“居住观”，将生态的“居住观”列入到基础教育，从娃娃抓起，教育人们学会如何在“地球村”生活；最后，“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和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环境公平”[6]93-94。

参考文献：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本・阿格尔.西方概论[M].慎之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