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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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社会责任观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一）两者的理论基础同源且最终目标相同
企业社会责任有许多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契约理论、企业公民理论、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但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既指明了对谁的责任也包含了责任的内容，因此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上的CSR 观逐渐为多数学者及国内外相关组织所接受。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求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履行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
从公司目标体系的层次性来看，公司治理的目标应该服从于公司的整体目标，而公司的整体目标又由公司的本质决定。关于企业的本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论”、“团队生产”理论、“委托”理论虽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赞同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公司治理机制的直接目标是为股东服务，但最终目标还是要利于企业契约的稳定，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利益相关者理论也承认“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连接”，但是它认为契约关系人不但有显性的利益相关者还有隐性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意主流企业理论将契约关系人范围缩少化的做法。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作如下总结：第一，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观的最终理论基础是“企业社会契约论”，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股东至上理论只不过是人们根据企业所处社会经济环境及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对企业契约各方力量进行对比之后，对谁应该是企业为之直接负责的对象的两种不同的判断。第二，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观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持企业契约的稳定：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
（二）企业社会责任观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正确的行为导向
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一种行为理念，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与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在实务中究竟要对哪些利益相关者负责任，对他们的哪些方面利益负责任以及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排序情况都会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过程：从“创造利润才是企业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62）”的旧理念发展到“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慈善投资理论”等一系列新理念，就是社会责任观内涵具有动态性和层次性的实证。
公司治理是为了保证企业人按照委托人意志行事而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只有在正确确定委托人是谁的情况下，才可能保证公司治理提供的服务是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和所处企业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特点，科学地对委托人是谁、他们对企业的预期内容以及各自的优先顺序都进行了界定，因此为公司治理指明了正确的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而传统的委托理论将委托人固化为股东，将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服务对象是不科学的，它违背了公司治理的服务对象会随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力量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三）企业社会责任观可以提高治理机制的效率与效果
企业社会责任观与治理机制的融合，会在治理机制中增加价值观等文化控制，使现有治理的手段更全面，同时具备文化控制手段、市场控制手段和制度控制手段。文化控制手段在单独使用或与其他两种手段的融合使用都会为治理带来正义色彩，使各种控制手段更具说服力，从而提高治理机制的效率与效果。另外，企业社会责任观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融入可使公司治理兼顾直接目标与最终目标，更好地解决现有公司治理完全按直接服务目标（股东至上）设计而导致的不利于最终目标实现的问题。
（四）公司治理为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贯彻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观是一种理念，它可以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来影响人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内外的制度来直接规范人的行为。前一种方法因为缺少强制性与行为指导性，而对人的行为影响效率较慢，但是它的影响却带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且一旦被人接受，则时时都能对行为产生影响，人们会主动遵守。后者对行为的影响见效快，但可能因为没有被接受而在没有规则约束时就不会遵守。在当前急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应该以后一种途径为主，前一种为辅。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相互融合的方式
两者的融合要求社会责任观融入公司治理的有关机制和制度中，成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意识形态、精神灵魂，而公司治理机制应成为社会责任观的物质基础、运行载体，从而实现两者共同的目标：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以维持企业契约的稳定。
（一）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股东至上理论的关系
在理论上要用企业社会契约论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股东至上理论的关系，用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与利益平衡取代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提供理论支持。
（二）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宣传
要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明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使企业的股东与管理层相信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股东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三）加强法制建设，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规范
将促进契约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并保持相互之间利益的平衡作为公司的目标，要求各公司写进公司章程，对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权力机构中的话语权进行规定，如规定企业董事中应设立多少社会责任董事，他们在哪些事项中有什么样的表决权，从而为企业中设置社会责任机构及其责任与权力分配提供法律依据。
（四）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中融入企业社会责任观
在经理市场治理机制中，为职业经理人建立社会责任业绩档案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将经理的社会责任业绩作为市场准入门槛。在资本市场治理机制中，为社会责任履行好的公司提供优先融资、低息融资；要求企业公布社会责任履行计划及履行情况的信息，以作为社会责任价值投资者的投资参考，促进社会资金低成本、高效率地向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配置。在产品市场治理机制中，为企业产品与服务质量建立诚信档案并可以公开查询，为消费者维权提供法律服务。除此以外，政府还要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费用，并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维权提供制度保障。
（五）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融入社会责任观
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由核心利益相关者共享，在企业中股东与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日常治理。第二种思路依然将企业委托给股东进行日常治理，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只采取相机治理。在两种思路中，非核心利益相关者都通过外部治理来促使企业管理者对其委托责任的履行。
第一种思路的具体做法：一是将企业的股东大会改成“企业利益相关者大会”。二是在企业中设立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管理。包括在董事中设立社会责任董事，它是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事项的最高决策层，负责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战略进行决策，并在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员招聘、考评、薪酬、晋升及解聘等重大人事工作中有权根据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在社会责任董事下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它负责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企业社会责任中长期目标与计划，与公司内部其他制度制定者一起，将社会责任理念与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制度结合起来，负责对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与宣传教育工作，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关系管理。例如，如何将总经理受托的社会责任完成情况的衡量指标与总经理受托的经济责任完成情况的衡量指标一起构成总经理业绩评价体系。再如，在企业投资决策程序中加入生态环境投资决策审查制度。
第二种思路的具体做法：只在企业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它是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机构如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工会、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机构等在企业内部的人员安排。该机构负责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对企业每年对外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内部审计。机构工作人员部分由这些协会聘请，部分由社会审计机构聘请。他们的工资来自于国家规定的企业每年社会责任内部监督与审计费用。当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发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重大的社会责任问题或隐患时，应马上向董事会提出抗议，同时上报企业外部的有关协会。这些协会要马上介入调查，根据问题后果严重性大小要求企业交纳社会责任风险基金。当没有发现社会责任问题时，则不得干涉企业的经营。这种方案只是在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中加入了一条独立运营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机制，它不需要强制性的对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作太多的修改，当然企业会因为这一治理机构的存在而自觉地在经营活动中考虑其对社会责任影响的大小，而且管理层由于依然只需要根据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单一目标进行经营决策，因而易于决策与执行。
总之，社会责任理念的贯彻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有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又要有推动这一理念执行的制度与环境，需要有国家、企业与社会公众的相互配合，需要采取法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手段对企业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压力，使其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卫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构建与实施[J].江西社会科学，2012，（5）.
摘 要：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要求从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社会灾害的发生；强调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识别社会灾害，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治理及消除危害。灾害的评价尺度与灾害评价应该是多样而全面的，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创新理念，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X43，X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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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一、指导思想
以争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胜单位为目标，围绕"六点六化"（围绕"抓"点，落实"一岗双责"制度化；针对弱点，保持严打整治常态化；破解难点，推动矛盾化解法治化；做实支点，构建治安防控立体化；打造亮点，实施平安创建精细化；凸显高点，促进网格服务社会化）工作主线，创新综治工作方式方法，积极适应社会形势新常态，创建特色亮点，打造新品牌。
二、主要内容
1.建立完善群防群治机制。坚持"预防为主、专群结合"的原则，落实群防群治队伍，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搞好人防物防技防，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
2.全面实施平安细胞工程。加强平安创建力度，深化平安社区（村）、平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企业、平安家庭等一系列平安细胞工程建设，积极发挥"五老"、网格员、中心户、楼栋长、志愿者骨干作用，营造平安创建大氛围，不断提升"一感两度两率"。
3.加强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不断建立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着力提高信息化运用能力，加快视屏监控探头建设，实现街道和重点部位全覆盖。
4.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平台，推动建立完善信息化、精心化、法治化、动态跟踪、多元化解、整体联动的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完善法律顾问制度。
5.大力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加强流动人口、社区矫正对象、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管理，加强学校、企业周边环境整治、危爆物品寄递物流专项整治，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食品药品和安全生产监管，严厉打击"黄赌毒"、"两抢一盗"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和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6.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加强网格化平台规范化建设，落实基层综治队伍建设，加强综治干部业务培训和法律专业教育培训，提升工作水平。
三、组织领导
为保障综治"双创"活动顺利开展，特成立镇"双创"活动领导小组，党委书记汤敏任组长，党委副书记、镇长谢国清和党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李珍任副组长，成员由综治办、宣传办、派出所、司法所、学校、卫生院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双创"活动办公室挂靠综治办，由苏在群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四、工作要求
（一）提升认识。各村、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双创"活动，充分认识开展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把"双创"活动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深入推进。
【关键词】保险 企业 管理
一、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
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其属性和功能看，其触角渗透到到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是稳定的“晴雨表”，安全的“稳定器”，发展的“助推器”。从国内外的学者研究成果或理论来看，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可能表述不同，但其实质是相同的。根据前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提出的理论，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及社会管理管理等三项功能，其中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又包括社会保障管理，社会风险管理，社会关系管理和社会信用管理四个方面的功能。从本质上讲，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美国的保险学者小哈罗德斯凯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险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动贸易和商务、鼓励减损、促进风险的有效管理等七种重要服务。现代企业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学说也为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职工，管理人员，关联企业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前缔结的一组契约的集合体。因此，现代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必须考虑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理论强化了企业的社会管理责任。保险企业在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和日常经营时应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又会推动保险业的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客观联系。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得到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具体来说，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说明：
1.分担国家的社会保障负担。保险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在客观上，它能够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从而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费用。
2.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风险管理是金融业最核心的一项任务，更广义的讲，我们整个社会管理的职责就是要发现风险和管理风险。而保险作为这样一种机构，它们不拿国家的钱，却非常主动，自觉，仔细地去研究风险的所在，它们对社会管理的贡献肯定非常大，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能力。
3.提供处理社会应急事件的能力。我们的社会偶尔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例如地震、火灾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挑战着我们对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也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保险，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应急手段。
4.作为稳定金融体系的真正的机构投资者。从根本上说，作为稳定市场中流砥柱的机构投资者，必须与散户有不同的资金来源，有不同的投资目标，对资产负债有一套不同的管理理念，这样看，唯有保险公司及养老金之类的机构，才会与散户有不同的行为。像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必须基于很长的时间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可以不受市场的波动而改变自己的投资行为，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起到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的作用。
二、探究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方式及路径
中国的保险业尚处于发展的初期，但是，全面研究保险业的各种功能，显然有助于我们迅速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要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做大做强保险业是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的物质基础
做大，就是不断加快发展，扩大商业保险的市场规模，把商业保险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就是提高商业保险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商业保险的核心竞争力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块蛋糕做大。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此只做概括性分析及提出几点笔者的建议。 第一，我国目前的《保险法》规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这其实不利于资金的最优化配置，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保险业应该向国际混业经营的趋势靠拢，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金融资源，提高效率。第二，通过保险创新来培育成熟的保险市场。我国的保险公司可以多借鉴和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运用科学的技术来进行保险创新。
（二）优化保险市场主体结构，促进竞争是发挥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条件。
第一，为了营造更加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可以适当放开条款和费率的自由度，允许创造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例如近来特别热门的互联网保险也是保险公司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坚持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的方针。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产品开发技术和管理方式，发挥其“鲶鱼效应”；对内开放才是壮大市场主体，提高竞争力，推动保险市场平衡发展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保险市场所急需的就是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让现有的保险公司都加入竞争行列，实现保险市场的充分竞争。近日，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收购合并管理办法》，并将于2014年6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保监会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机制对保险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又一重要举措。
（三）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商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是发挥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由之路。
从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来看，业务结构高度雷同，要调整保险产品结构，笔者认为我国亟待发展的一项业务就是责任保险。发达国家的责任保险大约占非寿险业务的30%，而我国与之差距甚远，责任保险是衡量一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要充分发挥保险社会管理职能，责任保险必不可缺。另一方面，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健康保险，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呈现出覆盖面窄、程度低的状态，而社会医疗保障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只有人民的医疗健康得到充分保障，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才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关键词：社会组织（NGO）；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19-02
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
1.明确立法思路。一是实现立法指导思想从“控制管理型”向“培育发展型”转变。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控制型管理”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被管理对象“不信任”、“不成熟”的指导原则基础之上 [1]。① 但是社会组织单靠政府管制的“呵护”是永远不会“成熟”的，如果不解决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法律即使制定出来，也未必能反映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和制度变革的理性要求。二是要把握好现实与发展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和导引作用。作为法律来说，它是对已存在和发生的社会现象的反映及其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应于社会现实，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制度规范问题。而且法律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修订，因此一部好的法律应尽可能预见到所调整事物的适时性、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因此中国民间组织立法原则必须把握好现实与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中的问题有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矛盾的反映。因此，依靠强化管理来解决问题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而且很容易扼杀组织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活力。
2.加强法律规制。（1）对NGO经营活动进行管制。法律明确规定，NGO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也不能从事与自己的章程规定的宗旨不一致的活动。② 为了进一步拓展NGO的资金渠道，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允许社团兴办经济实体，依靠自己的技术、知识优势谋求生存。但这却又引发NGO营利化的问题。因此，对NGO经营性活动予以管制是必要的。（2）通过法律解决NGO员工就业和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组织的人力资源包括专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NGO专职工作人员较少，志愿者更为缺乏。NGO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从事的大都是公益性事业和社会服务事务，所提供的较低的回报使其在吸引人才上相当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NGO的总体质量水平和竞争力。因此应当采取一定的扶植、鼓励措施以保证NGO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的稳定。将NGO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相关的制度规范，纳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的人事、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人才交流中心对社会组织人员的档案管理制度，在医疗、退休养老、劳动、失业保险金的缴纳方面，制订社会组织相应的标准。（3）对NGO进行财务监管。从目前立法状况看，对这部分内容的规定较少，现有的主要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层级较低，如《国家民委社会团体财务管理实施细则》、《财政部关于对明确民办非企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等问题的函》等。从内容上看，这些规定比较笼统、零散，也没有体现NGO财务监管的特点——NGO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它们既不能像企业一样开展经营活动，也不能像政府可通过财政收入维持运转，它们只能依赖社会捐赠、政府财政拨款、税收减免、服务性收费、志愿活动等形成的公益资产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因此对NGO的财务监管也应区别于企业和政府。针对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资金，首先应当坚持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严格按照捐赠协议约定使用赠与资金，不能挪作它用。其次，NGO接受捐赠财产的数目及其使用情况应当公开接受监督。除了向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部门报告外，还应接受财会审计部门及社会监督，从而确保这部分资金使用的合法性。
二、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Deborah Eade说：“（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应该是促进改革公民社会的参与与民主程度。能力建设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通过评估增强对受援组织活动的质量的改善，对机构的组织和运作能力的提高。能力建设一种目标，通过对环境的分析和目标的选择，以提高机构的决策能力。能力建设是一个适应变革的过程。”[2] 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明确组织目标与使命并有效地传达出去。一个组织的使命是该组织建设的首要问题，决定和规约着其组织活动的目标、领域和方式。一个NGO必须对它为什么存在，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有绝对清楚的认识。同理，它也要清楚什么是本组织不能，或者不应该试图去做的事。组织内部人士对共同的价值和目的具备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由此发展实现这些目的的战略。有了明确的特性、价值观以及目的，一个组织就需要把这些东西清楚而有效地传达给不同的群体：它要在其中活动的社区，政府部门，它想要影响其政策或行为的企业和其他机构或组织，以及潜在的捐助人。这些群体都是相互关联的。政府部门更可能关注公众知名度高的组织的言行，而个人则更愿意把钱捐给他们以前通过报纸、电视或其他渠道听说过的组织。
2.实行民主、高效、公开的治理。中国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应实行民主、效率、公开原则：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除了需要有一套制度规则与程序之外，还需要有一系列非正规的行为准则，以切实在组织内部形成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社会组织的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是利润取向，但同企业一样，必须进行成本核算，追求在既定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因此必须像企业那样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不仅要获得经济效益而且要获得社会效益。
3.加强专业能力建设。NGO需要在它选择的领域开展优质的工作。由于许多NGO刚刚开始在诸如个人咨询、社会工作、肢残和精神残疾儿童康复等方面开展工作，这些工作无论对它们，还是对中国都是很新的领域，所以，这个要求很难。这些组织大多高度敬业，也非常有创新精神，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缺乏经验。在某些选定的环节提高其员工的技能，对许多本土NGO的成功至关重要。 这主要要依靠对员工的经常性培训。组织应拟订可满足个人发展需要，切合工作要求及顺应组织发展需要的训练及培育计划，即所谓的员工事业规划方案（Employee Career Develop Program，简写为CDP），并按部就班地安排同仁参加训练及培育的活动，以帮助员工了解和熟悉工作，更重要的是培育他们成为资深且优秀的人才。
4.提高合理调动资源特别是本土资源的能力。要使NGO的宗旨和目标得以实现组织必须建立对获取所需资源的投入。它既包括资金、物品的投入，也需要人力的投入。同时组织必须建立对获取所需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使用的机制。首先是资金来源，目前中国的一些社会组织，特别是小组织在调动资源上还缺乏相应的经验，因而常常无从下手。求助于国际资助，是目前许多中国NGO的无奈选择。但是中国的NGO数目正在不断增多，同时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税收的稳定增长，国际发展机构，特别是附属于外国政府的机构将在未来几年里撤出中国，将它们的资源转到更穷的国家。因此，开发对本土资源的调动能力将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现的眼睛和创新能力。除了筹集资金，NGO还应该提高对资源进行管理和合理使用的能力，并充分重视人才，吸纳人才，因为归根到底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
三、建立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
1.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一般来说，社会组织同政府关系可归结为四种类型：（1）对立的、不信任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腐败，不热心于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组织不热心于社会经济发展，热衷于反政府活动而导致的。（2）社会组织自行其是，不同政府发生关系。有些社会组织不接受政府资助，不抵制但也不配合政府的工作。这类组织大多规模不大，影响也很有限。（3）非政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如果社会组织是政府建立并进行经常性干预，或者政府是主要资助来源，那么该组织就有可能在资金、思想和资源上形成对政府的依赖，可能会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同程度地失去自主性。（4）合作关系。当社会经济发展是双方的共同目标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会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政府接受社会组织的自、独立性和倾听社会组织的意见，社会组织则协助政府实施国家计划、政策和规章，共同从事社会发展活动[3]。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如何最大化地发挥其合作关系，而减少两者的冲突，对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2.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目前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培育支持和监督管理两方面。首先，就培育扶持作用来说，政府对NGO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西方国家NGO的资金30%以上来自政府资助，如果缺乏政府提供的资源，许多NGO组织就难以生存。政府负责提供资金，NGO承担服务性工作，NGO的服务实现了政府期望的公共目标，政府资助则壮大了NGO的服务能力，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制定具体办法，为中国NGO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其次，就监督管理作用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在登记环节控制得很严，但机构一旦完成登记，政府对组织的管理则变的很松甚至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因此，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势在必行。一方面政府应该放松登记管制，以体现公民的自由，同时加强对组织运作期间的管理，对其运作的规范化及质量进行监督，以确保这些组织的运行质量。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福利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简介：江治强（1976-），男，山东安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推动社会福利转型是培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及今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点，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当在增进国民福利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两者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和协调。
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从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专家曾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作过研究。60至80年代，国内学者刘国光提出应通过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1995年中央在“九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我国实际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相比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宽泛。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方式反映经济的运行体制、产业的结构形态、要素的配置机制、产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一定阶段上实现经济发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总称，也是一个衡量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目标的调整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当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时，改变原有的过时的发展方式就成为新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指促进经济发展从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变化，我们对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模式的反思、调整和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技术优势缺乏、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如果说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立足于我国劳动力低廉、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国内市场尚未饱和等优势的传统模式，那么在后工业化、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双重压力不断加剧，随着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以及发展约束的不断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的弊端将不断显现，从而对经济发展能否可持续、能否全面协调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出一条增长与发展相协调，具有发展后劲的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具有很多优势和有力条件。首先，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人力资本大国，过去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提升劳动力素质放在首位，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职业投资与扶持，必将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二是中国过去依靠扩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工业化向中后期发展，降低了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适应工业化中后阶段工业贡献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变压力为动力，利用现有产业提供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面向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必将极大地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三是目前我国已经初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时，我国农村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常年有2300多万贫困人口靠低保金维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地区，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难群众需要政府的救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业、住房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有着潜力巨大的消费意愿。如果我们有效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战略，切实增强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对于扩大社会即期消费、稳定社会消费预期，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局面的形成必将十分有利。四是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刻不容缓。如果我们能把养老服务事业作为一个能够创造产值的产业来认识，积极引导和扩大社会参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对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五是我国的发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贯彻，这是执政和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正实践分配正义的原则，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成员中合理分担，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不难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
上述基础和条件的存在，正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优势，但是要将此转化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往经验表明，单纯在经济领域谋划改革往往难以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持续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指标，弱化了社会发展指标，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割裂。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需要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即社会福利领域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发展社会福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从长远看，应把发展社会福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点。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结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两大系统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旨在增进和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一种基础性制度。一般而言，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为社会成员免遭各类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降低社会成员生存风险，从而确保社会合理收入差距，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网；二是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确保社会再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不仅维持着社会的常态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二战结束之后的社会恢复建设对此已作出了证明。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经历着从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竞争力由资本和劳动力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从宏观上看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人口老龄化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微观视角看是适应生产要素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方式转变、家庭规模缩小、社会流动加剧等诸多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因素变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巩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果的关键所在。
其一，从价值导向上看，发展社会福利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长，偏重总量和规模，轻视资源、环境代价，带来了“有增长、无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科学的价值导向，没有理解发展应是增进社会净福利的发展。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既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们衡量和判断发展成果和发展绩效的社会标准，在全社会普及这种理念并使之付诸实践，就易于树立和坚持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就必然会对长远利益和短期目标作出合理规划，并兼顾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确定发展指标，会把减少损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为重要，从而真正使经济发展成为以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为最终目标的发展。
其二，从扩大内需来看，发展社会福利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拉动力。据研究，我国在2000年就已实现了温饱型小康[1]，绝大多数家庭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总体消费率却呈现连续下滑态势。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57.5%下降至34.7%，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资和出口拉动6-8个百分点[3]，消费不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承担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所带来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未来支出普遍持有不确定性预期，这两方面原因又与我国总体社会福利事业供给不足、发展滞后有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费，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费，重要的是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从而促进内需驱动机制的形成。
其三，从经济结构调整看，发展社会福利服务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却明显滞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远没有得到释放。应该说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品短缺问题，但是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大，偏重工业和低层次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步暴露，特别是造成了资源使用效益低下，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低水平建设、低层次竞争的现象难以根本遏制，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不能提供高层次就业岗位，进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的服务业在今后10年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4]。在这方面，养老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所迫，也具有极大的需求拉动效应。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养老、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事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以此带动价值形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其四，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根据有关研究，目前对“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的认识已渐成共识，这很可能意味着从“十二五”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会低于总人口增长率[4]，劳动力供给将加剧呈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减弱，必须加快培育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人口供养比的提高，劳动人口的负担程度将会不断加重，对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和扶持必将逐渐提上日程。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并导致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亟待给予特殊关爱。因此，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对家庭和劳动人口的保护和扶持，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特殊困难人群给予关爱，对于我国加快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以适度普惠为取向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打破了依托集体和单位的传统福利体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还不高，不适应满足人们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才能充分彰显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好地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诺，也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持久的内生动力。
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展理念、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应当以适度普惠为方向，以扩大覆盖范围、拓展制度体系、完善保障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此，需要立足实际，加快把以补缺性、救为主要特点的现行社会福利改造升级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为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国在概念上用“社会保障”而不采用“社会福利”来统括制度利体系，专指以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贫困群体和特殊群体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质援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狭义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畴之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侧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为弥补市场和家庭保障机制的不足，具有补缺性。这种狭义的福利制度界定对实际社会福利供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人单纯把民政福利称为社会福利，诸如免费教育、就业扶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实却不被冠以社会福利之名，这些反映了我们在打破了单位福利体制和集体互助式福利体制之后，我国的国家福利缺乏体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会福利实践存在着严重的“狭义化”和“碎片化”问题。而实际社会福利供给由于缺少以社会福利为范畴的统计指标和运行体系，又限制了社会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需要在社会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将狭义概念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把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相关民生政策整合纳入社会福利制度范畴，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应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为社会成员生存提供底线性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与应对新社会风险相适应，有利于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功能从保障收入安全为主向以改善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为主转变。
第二，由特定对象向普惠公众拓展，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面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事业，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实施高龄老人津贴、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儿童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台使我国城乡570万“三无”老人纳入集中和分散供养制度，扶持了61.6万残疾人在福利企业集中就业并获得了相关福利服务，使17.7万孤残儿童得到了收养和院舍教养服务，社会福利事业朝适度普惠方向大为拓展。但是，从覆盖率上看，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仍然以城乡“三无”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为主，社会普惠面还不广，一些需要关照的社会公众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务。要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务是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应在巩固传统民政福利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将福利服务的对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问题家庭等困难人群，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参与权利，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行福利项目和政策向一般社会成员延伸。大力发展以机构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事业，通过政府补贴、机构运营方式，针对不同经济状况老人提供低偿、有偿和无偿的养老福利服务；为居家养老对象提供补贴和养老护理、医疗服务支持。对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实施就业导向性和保护性的福利服务，加快实现劳动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动人口全覆盖，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体系。建立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和特殊问题家庭的就业扶持、生活援助计划，实施针对儿童的营养、医疗和健康福利项目，以困境儿童福利制度为基础，加快建立关爱儿童的福利服务制度。
第三，以适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目标，加快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的社会福利资源投入机制。西方福利国家对超出经济增长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长水平颇为恐惧，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要内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计划，但是福利支出的总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支持这一规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关乎生活质量问题上选择以政府税收来支撑公共开支仍然被广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发展转型交叠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金支付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面临很大压力，加之扩大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将日益紧迫，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同的目标必将依赖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福利资源和投入机制。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财政既体现政府职责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基础性资源，应按照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实施基本社会福利项目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定预算机制，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困境儿童福利所需资金。在客观评价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财政发挥均衡地方财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强化对中央专项资金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运营管理，切实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财政扶持社会力量运营福利服务的制度，完善和落实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社会福利领域的政策，使更多社会资源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服务事业。规范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业，推进公益金购买社会福利服务。
第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模式极为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发挥，同时政府曾经一度承担无限责任，而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弱化了市场主体责任，也放大了家庭责任，总体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不够。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社会组织愈趋发育，政府的公共服务转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政府发挥主导责任将是拉动社会福利转型关键因素，要在政策制订、规划、资金投入以及动员市场、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主导职能，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基本政策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性和支撑性作用。要运用调控政策和优惠政策，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要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福利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服务效能，推动社会福利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与市民社会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结 语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有助于促成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当务之急应加快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方向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从而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与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目标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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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保证基金安全，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的，以纠正、查处和预防违规违纪问题，完善基金管理监督政策，规范基础管理，健全监督机制为重点，切实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更好地维护基金安全，确保社会保障功能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通过专项治理，促进我县社会保险基金经办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进一步强化基金征缴，实现应收尽收;方便群众领取，防止欺诈骗保;规范内部管理，严禁挤占挪用;投资运营安全，实现保值增值;加强监督检查，做到监管有力。
二、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按照省、州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县成立了“××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及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财政局、县监察局、县政府纠风办、县审计局、县卫生局、县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县中心支行等部门和单位组成。详见维政办发20__133号。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研究制定××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治理，对我县专项治理进行检查指导，交流和通报情况，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向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州级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情况。
(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协调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督促指导我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县监察局、纠风办：配合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做好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开展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以及查处社会保险基金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县财政局、人民银行××县支行、县地税局、县审计局、县卫生局：按照各自职责，在县级领导小组的协调指导下，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专项治理工作。
(三)工作安排
1.研究专项治理。领导小组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状况，研究阶段性工作安排;通报我县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策措施的建议。遇有重大问题及时研究。
2.开展调研和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计划和工作进展情况安排调研检查，并对自查自纠的情况进行抽查。
3.加强信息交流。领导小组本文来源：文秘站 办公室及时搜集专项治理信息，编发工作简报，加强工作交流和指导。
三、范围和内容
专项治理的范围：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工伤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包括企业生育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单位生育保险基金)。
专项治理的内容是解决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不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及时征缴社会保险费;收入不按规定入账，隐瞒、转移社会保险费收入;自行制定征缴优惠政策，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收未收的问题。
(二)不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州社会保险基金支付政策，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或管理失职，致使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按规定及时结算医疗费用，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采取欺诈手法套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问题。
(三)不按规定开设银行帐户、传递票据、划转资金和进行会计核算，个人账户不按规定记录，基金不按规定归集的问题。
(四)不按规定存储结余基金，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利率政策，或违规投资造成基金损失;历史遗留的挤占基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基金安全缺乏保障的问题。
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经办和管理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以下专项治理工作。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检查治理：
(一)缴费核定环节是否存在不依法核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问题。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无违反政策规定少核、漏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导致基金收入减少。2.是否存在地方政府及部门自行制定征缴优惠政策，造成社会保险费应收未收问题。
(二)基金支付使用环节：1.是否存在违反基金支付政策，扩大基金使用项目及范围，擅自提高支付标准违规支付使用基金。2.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或管理失职，致使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3.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及时结算医疗保险费用，影响基金的使用效益。4.是否存在贪污、截留、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问题以及相关单位、个人有无采取欺诈手法套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三)基金管理环节：1.是否存在违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存款账户及违规存储基金。2.是否存在个人账户不按规定记录和基金不按规定归集的问题。3.是否存在会计行为不规范、会计核算不标准问题。4.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5.是否存在历史遗留挤占挪用基金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6.是否存在劳动保障事务机构等中介组织代征代缴社会保险费及截留挤占、贪污社会保险费和违规乱收服务费问题。
地方税务局负责检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不及时征收社会保险费问题。
(二)是否存在违规减征、缓征、免征社会保险费问题。
(三)是否存在征缴社会保险费收入未按规定及时划入财政专户管理问题。
(四)是否存在违规截留、隐瞒、转移社会保险费收入问题。
(五)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财政部门负责检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核算的社会保险费及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资金未按规定入账及隐瞒、转移收入等问题。
(二)是否存在违规开设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存款账户及违规存储结余基金问题。
(三)是否存在动用财政专户存款结余基金违规投资问题。
(四)是否存在不按规定划转资金问题。
(五)是否存在社会保险财政专户基金会计核算不规范、不标准问题。
(六)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负责检查治理：
(一)是否存在违反支付结算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按规定传递票据、划转资金问题。
(二)各商业银行是否存在不执行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利率政策，少计、漏计付基金利息问题。
(三)承担受托发放离退休费用及失业保险金的商业银行是否存在应支付款项不及时分配计入个人帐户及截留、隐瞒、转移、贪污社会保险基金问题。
(四)是否存在20__年以前检查、审计发现问题尚未纠正整改情况。
县监察局、县人民政府纠风办任务及职责：配合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做好基金专项治理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对开展社会保险基金专项以及查处社会保险基金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县审计局、县卫生局任务及职责：按照各自职责，在县级领导小组的机制下，督促指导本系统做好专项治理配合工作。
四、步骤和方法
专项治理工作从20__年9月开始，20__年9月底结束，分为四个阶段：
(一)部署启动阶段(20__年9—10月)。
按照省、州的统一部署，成立××县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结合本县实际制定具体方案，组织实施专项治理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20__年10月—20__年4月)。
领导小组按照专项治理范围和内容，组织涉及社会保险基金经办和管理的部门，开展自查自纠。一是对以前检查、审计发现至今尚未纠正整改的问题分类梳理，根据发生时间、性质和责任提出处理意见，采取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坚决予以纠正。对于历史遗留已经造成损失确实无法回收的资金，属于政府及有关部门挤占挪用的，由同级政府偿还;同级政府偿还确有困难的，逐级上报审批作核销处理，同时应依纪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二是认真排查新的问题，能纠正的要及时纠正;立即纠正确有困难的要制定整改计划，限期整改。对贪污、截留、挤占、挪用、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三是针对各种基金违规问题，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政策，健全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内部控制制度。
对自查自纠阶段的工作，县级领导小组要加强督查，随时掌握情况，加强工作指导。自查自纠阶段结束后，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管理部门及其他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自查自纠结果写出自查报告并填制报表，报同级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查报告要对本系统专项治理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自查、检查中发现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及分布情况，问题形成原因、整改措施及纠正结果和针对存在问题所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政策，所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建立保障基金安全长效机制的意见和建议等要作详细的阐述，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本级情况汇总后报州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键词：社会认知方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12-0066-02
任何心理问题与心理障碍都有其认知根源，不健康的心理常常来源于不健康的认知。近年来，引起全社会关注与议论的马加爵、李启铭、药家鑫等在校大学生的恶性犯罪案件，进一步昭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中的认知教育，特别是社会认知教育的缺位和低效。社会认知是人类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社会行为的基础，包含对个人的认知、权威、友谊、冲突、合作等双边关系的认知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角色的认知。它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往往是各种社会行为的动机源。笔者认为，从根本上预防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对大学生的社会认知方式进行重装和升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关键在于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方式。
一、社会认知方式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社会认知方式，是指个体对与自我有关的各种社会信息的加工方法与形式，是一个人思想观点、思维方式、是非标准和基本信念等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过程中的集中体现。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外显信息加工和内隐信息加工。外显信息加工是指个体在有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加工，它能被人觉察，容易获得反思与自省；内隐信息加工是指个体隐性的、自动化的加工，它虽是个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却是人们社会信息加工最主要的形式。
人的社会认知方式是在其自我图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我图式是关于自我认知的类化，它来自过去的经验，并能组织、引导与自我有关的信息加工过程。它既包括对自己经历过的，与自我有关的具体事件和情境的表征，也包括自己和他人对自己行为的事后评价，以及重复出现的分类基础上产生的更一般性的表征。个人的自我图式一经建立，就会发挥对社会信息的作用。它将决定信息是否被注意，怎样被建构，给予多大的重视和将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因此，自我图式本质上是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和行为信息的载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社会认知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社会认知方式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议。在勒温的“生活空间”理论中可以找到他的雏形[1]。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贝克（Beck）在对情感失常和异常的患者进行长期观察的过程中发现，社会认知因素是造成这些病症的关键所在[2]。心理治疗专家埃理斯提出的ABC理论进一步证实社会认知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有心理困扰的大学生是因为他们心中有许多非理性的想法，经常受这些想法困扰，容易形成自我挫败的行为模式，而这些非理性想法其实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不正确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3]。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不正确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它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信息的选择。当代社会，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成长都面临着海量的信息，正确地筛选与分析信息是社会信息加工的基础，但现实生活中却发现大学生的信息选择存在如下特点，即符合主体意愿的信息会被其选择甚至放大，而不符合主体意愿的信息则往往被其忽略甚至拒绝。第二，它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信息的评价。社会认知方式具有评价性，面对同样的信息，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例如，同样是交通肇事，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救人性命，但药家鑫交通肇事后首先对被害人做出的评价是，农村人很麻烦，为杜绝后患不如故意致死省事。第三，它影响大学生对社会信息的情感体验。社会信息情感作为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反映社会信息本质需求关系的内心体验，一旦形成便产生极大的情感效能，这种效能不仅提高大学生对信息的敏感度、兴趣度、鉴赏度和使用度，更让社会认知方式具有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4]。第四，它影响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发展。不同的社会认知方式，也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的固定化和自动化，则会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有的人开朗、乐观，凡事都爱往好处想；有的人悲观、厌世，总感到别人和自己过不去；有的人自信、坚强，即使身处逆境也勇往直前；有的人消极、懦弱，总是瞻前顾后、杞人忧天。
三、社会认知方式的升华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化
（一）从社会认知方式的角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装
在人特别是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社会认知方式的水平和成熟度往往是制约心理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大学生的大脑不断地重装操作系统，使其了解社会认知方式的作用及其心理过程和运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自我心理素质训练。
对于前者，实际上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一种普惠型的心理健康教育，属于知识层面，采用大规模的班级集体授课形式是有效的，重点调整原有的社会认知方式中外显的信息加工过程。首先，在这类心理健康教育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信息加工习惯是前提。所谓的信息加工习惯，不仅包括有效满足自身获得信息的需要，也包含对信息加工的积极情感体验。其次，要帮助大学生提高信息加工的自我调节能力。教师不仅要讲授基本的处理社会信息的知识和技能，更要教会大学生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合理的情绪管理能力。第三，要培育大学生良好的信息加工品质，主要是指大学生信息加工要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具有健康的倾向性。
对于后者，实际上是针对各种有心理困扰即认知失真的大学生进行的心理健康养成教育，属于实践层面，目的在于改变嵌入在社会认知方式中那部分内隐信息加工的过程，采用个别或团体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是有效的。由于认知失真具有无意识性、自动性、功能性，所以克服认知失真首先要使无意识意识化。一般而言，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要实现表面的顿悟。这种顿悟虽然不能导致人格的改变，但却可以使之了解到自己的社会认知方式有问题，以及这种问题对他生活产生的困扰。在此基础上，帮助大学生进行三个层次的洞察。即了解我们会在生活中选择某些事件来困扰自己；了解我们最初获得非理性信念的方式，以及如何选定并保持这些信念；了解要改变我们的社会认知方式，不需要神奇的方法，只需要乐于去行动、去练习。著名心理学家埃里斯发明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训练方法，如“驳斥非理性信念”、“改变自我告知内容”和“幽默的使用”等。
（二）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社会认知方式升级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对大学生社会认知方式进行重构、优化和升级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能力。心理健康层面上的社会认知方式着重凸显三个特点，即积极性、客观性和灵活性。
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通常都会积极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而心理不健康的人则往往恰恰相反。贝克在对忧郁症的研究中发现，有忧郁倾向的人较容易使用自我责备和自我反对的图式，虽然在生活的许多层面上，他们都能采取理性和逻辑的态度，可在评估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时，却倾向于做出悲观的、不合逻辑的推论[2]。事实上，在生活中，常见一些学生一次失恋或者考试不理想就对自己全盘否定，这种 “举证谬误”――在未拥有充分证据之前就骤下结论或“选择性萃取信息”――只注意到符合其自我失败图式的相关信息而忽略其他信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社会认知方式的消极表现。改变这种消极表现的关键在于让大学生养成表达有正向自我概念的社会认知评价。
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由认知的选择性而带来的心理过滤，往往使人很难做到客观、全面。特别是对阅世不深、生活单一、受到的正面鼓励多、遇到的挫折少的大学生来说，把想象当事实、好高骛远、绝对化思维的情况更为普遍。在学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同学，他（她）们总感到自己吃亏，总觉得别人在欺负自己，所以总是牢骚满腹，对同学充满敌意。事实上，这完全是认知失真导致的错误结论。然而就是这种错误结论引发的片面认识，使很多同学终日无心学习、郁郁寡欢，甚至最终走上自杀或杀人的道路。
健康的社会认知方式应该具有灵活性。由于知觉的恒常性，许多现象习以为常后，就会成为一种“成见”，一种“刻板印象”。这种“成见”和“刻板印象”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独断专横的内心指令，使本来只是一种愿望的事情，表现为“应该”、“必须”等不留余地的要求。在许多大学生的心目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应该”和“必须”。例如：“我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喜爱”，“我应该做好所有事情”，“他说他爱我，他就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等。在这种专横的“必须”要求下，许多大学生不知不觉地形成强迫性人格，从而丧失了自我发展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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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降，人们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心在不断增加。CPI和PPI的缺口，部分反映了这一压力。
从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达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这几年比较高的水平。从2012年的情况看，CPI与PPI的缺口一直处于4%～5.5%的比较高的水平。一般来说，CPI反映了申下游行业的景气情况。而PPI则反映了上游行业的景气情况。两者之间的缺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结构扭曲程度。如果结构扭曲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总体表现很难好转。
在这个背景下，要求加大投资的呼声在增加，但同时又加大了各方对产能过剩的担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稳投资”引来了诸多争议。
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在投资上一直面临着两难的悖论。
一方面，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尽快改变投资依赖的增长方式，使消费尽快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短期内投资又不能过快回落。而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的经验和教训看，要走出这个悖论。既促进转型，又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最需要的是实现投资体制改革的突破。
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可以加快释放有效投资需求，使投资增速不至于回落太快。
相比于政府投资，社会投资更强调投资回报，对社会需求的变化反应更为灵敏。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存量巨大，而且投资需求也很旺盛，但投资空间有限，制约了这种有效投资的释放。
怎么办？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两大改革释放的社会投资规模，完全可以弥补或者大大超过政府投资缩小的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投资出现了数次，都与当时改革的突破直接相关。
第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可以有效化解当前过剩产能，并且防范新的大面积产能过剩。
当前庞大的过剩产能怎么化解，对宏观经济走势有直接影响。如果仍由发改委下文，强制淘汰落后产能，恐怕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解决过剩产能的问题。恐怕更需要依赖投资体制改革的突破，通过市场力量来消化。
例如，尽快建立以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过剩产能清理政策框架，推进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过剩产能的并购重组。除此之外，更要看到当前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行政主导的投资方式，为了防范新一轮全面、绝对的产能过剩的出现，关键在于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逐步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调整投资结构，纠正资源的错配和扭曲。
第三，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可以稳步提高投资效率，防范增长的潜在风险。
我国投资的一个主要挑战在于投资效率的明显下降。从投资产出率这个指标看，1997年，我国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出3.17元GDP，到2011年只能产生1.51元的GDP，10余年里投资产出率下降了近一半。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仍然沿袭传统的发展方式，即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也需要更大的投资。但在投资供给上。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高FDI与高储蓄很难持续。低投资效率下的强资本约束将把经济强行下拉一个台阶。
这才是我国经济潜在风险的真正来源。而投资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仍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对社会投资来说，它有一个投资回报的底线，低于这个底线，市场主体将不会再扩大投资。
对政府投资来说，这个底线基本上是不予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