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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结构是经济转型的前提与动力
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同的经济主体在经济转型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但主要依照各种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而确定，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力资本，经济转型都将无法实现。因此，人力资本存量的丰盈程度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完善程度是经济转型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前提，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最重要的取决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 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
舒尔茨通过测定指出，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20%是物质资本投资引起的，其余的80%则是由于教育和与教育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人力资本是影响国家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存量与水平既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自主创新率，也影响着一国对国际技术与本土技术吸收与学习的速度。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国内的吸收能力，从而促进国际技术与本土技术扩散。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最终目标是进入“创新推动”的集约型增长阶段，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以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为依托的技术进步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存量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是决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主要取决于其人力资本带来的科技发展。一个国家平均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具有高技能的人才吸纳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越强，科技进步速度也就越快，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 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益
经济发展效益是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资金占用和成本支出越少，有用成果越多，经济发展效益则越好。许多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敏感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特征，凝结在人身上的健康、知识、技术、能力等要素通过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能带动企业资金、技术等使用效率的提高，还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使有效劳动的增加。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其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效能就越高，对资源的整合能力就越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就意味着生产一定有用成果占用的资源就越少，企业和社会的整体产出效益就不断增加，因此，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最大限度提高其智能素质，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益，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
(三) 高效能的人力资本价值结构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持续的激励与动力。产业结构优化是通过扶优劣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产业价值链的攀升。虽然影响一个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体制、资源条件和科技进步等，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力资本价值提升带来的科技进步。因此，发达国家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存量，提升高价值人力资本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提高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了，其智能、技能和科技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掌握产业价值链高端产品的高精尖技术，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发展升级。
(四)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扩展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具有可再生性，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有企业中 30%以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年人均在10元以下，20% 左右企业的教育、培训费年人均在 10—30 元之间。并且，企业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十分低下，我国平均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2—4% 。体现在生产率上，我国机械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 1/12、日本的 1/11; 电子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 1/18、日本的 1/13。据日本有关资料统计，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技术革新者的人数就增加 6%，工人提出革新建议一般能降低成本的 10%—15%，而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管理人员，因创造和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则有可能降低成本的 30%。由此可见，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对产品升级、企业转型以及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五)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与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是相辅相成的过程
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与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利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而经济转型的过程其实还是一个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本，然后再根据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结构，使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结构，包括信息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我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往往伴随着质量上的“低素质”，丰富的人力资源难以“深度开发”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我国传统保守的文化资源在低素质的劳动大军中长期滞存，从国外引进的现代的知识资本也难以真正本土化，经济转型难以真正实现。
因此，实现人力资本由低素质到高质量的转化，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首要前提，经济转型又会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和结构优化。
二、我国人力资本推动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在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除了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制约着经济转型外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 人力资本产业配置不均衡阻碍着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一直以来处于不合理、不协调的状态，影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力资本在产业间配置的非均衡是重要原因。总体来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素质的分布极不均衡。其中，第一产业劳动者素质平均较低，大部分是体力型人力资本，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 3/4 以上，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只占 0.6%，第二产业只占约 1/4—1/3，第三产业占到了 2/3 以上。从专业技术人员结构看，专业技术人员的 2/3 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不足1 /4，并呈不断下降趋势，而第一产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最低，不到 3%。这表明，第三产业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是最高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绝大部分素质低下，高层次人力资本奇缺，导致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缺乏第一产业的稳固基础而受到限制，这种状况就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一般项目多，高精尖项目少，趋同项目多，特色项目少的严重后果。
(二) 人力资本利用率低下影响着我国经济转型目标的实现
人力资本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程度，取决于人力资本载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国在这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人力资本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利用效率的低下。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当前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主要表现为对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投资形式的安排与比例。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和政策导向的影响，造成社会和个人只重视学校教育，忽视企业和社会的在职培训教育，造成专业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缺失。其次，人力资本配置制度不合理。人力资本配置制度可以分为政府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在我国，由于政府信息的有限性和体制特点的约束，使政府很难准确把握有待分配的人力资本的特点和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状况，因此造成人力资本计划配置效率低下。而市场配置则需要完善健全的人力资本市场，而我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而造成人力资本配置的不合理。再次，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发挥。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使用与回报脱节，应享有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致使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低下。
三、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以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学路径
人力资本价值提升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选择科学的路径，真正将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大国，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一) 强化教育投资，建立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
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靠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和教育培养制度。一是提高教育投资总量水平，改变过去只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平衡投资战略。我国的教育投入水平很低，全国教育投入只占财政性支出的 4%，人均可享受的教育资源非常缺乏，今后需要从宏观上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二是构建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系，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要突出重点，加大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就业技能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并注重非义务教育领域的建设，加大社会多元化投资力度。三是强化职业教育。注重提高职业教育的培养质量，开发优秀的技能型人才资源，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以适应市场需求为根本，灵活设置职业教育专业和培训项目; 以提高教育培训质量为中心，发挥学校、培训基地以及企业的联合优势。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培养更多的优秀技能人才，提高技能人力资本总量和质量。四是更加注重向民生等领域倾斜，加强薄弱环节，加大对农村、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等的支持，并建立完善支持人才发展战略规划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二) 以绩效为导向，构建高效的人力资本开发机制
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人的素质并增加人的生产效率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人力资本开发机制划分为高绩效导向和控制导向两大类，以高绩效为导向的人力资本开发机制更加有效。主要指通过构建能力建设机制、激励机制、机会提供机制等三大类机制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包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人力资本开发。首先从宏观上，应遵循人力资本的特点和开发规律，建立良好的生态化人力资本开发环境，精心打造一批引领产业转型和企业升级的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对创新创业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以及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这就要求全社会树立高层次人才与创新型人才的开发观念，制订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本配置政策，完善能体现经济转型要求的人才资本服务保障体制，改善劳动者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提升高层次人才的环境满意度，从而吸引、培育、留住、用好高层次人才与创新型人才，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其次从微观上，企业建立有效的选入、育人、用人机制，注重以实用技术为目标的创新和开发，为员工提供足够的机会与资源，推动员工成功创新。建立合理有效的人力资本价值评估、绩效评估、收入分配和激励束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在提升企业绩效的同时，使员工得到全面自由发展，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全面增强。
(三)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使用机制
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充分调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前提。目前，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障碍，因此必须深化改革。
1. 进一步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制度。我国劳动者平均工资水平较低，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总体工资水平仍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应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适当调高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使其能真正起到维持劳动者及其供养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作用。我国2013 年有 24 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而且调幅较大，但与国际惯例的标准相比仍有很大距离。
2. 维护高层次劳动者的产权利益，建立高层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制度。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中最稀缺的资源，在企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因此，应针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点，建立有效的企业家薪酬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家的潜能和创造力。其中，实行年薪制和股权激励计划，可以使企业家人力资本能充分参与企业剩余的分享，有效地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我国目前部分上市公司推行了高管的股权激励制度，但数量较少，相对来说，约束性较强的民营企业更愿意推行股权激励计划[8]，但制度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3.建立以人力资本价值为基础的薪酬分配模式。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形成来看，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贡献越来越大。
而且人力资本具有投资性、增值性和收益性等“资本”特性，因此，人力资本可凭借自身的所有权参与分配，而且要根据劳动力的实际有效支出或贡献，即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具体确定可分配的价值量和金额[9]( P519)。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人力资本价值，激发人力资本潜能，推动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主要依靠简单的劳动力数量的经济增长方式正逐渐被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市场化等效率改善的作用所替代。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资本，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驱动力，是新技术经济发展的创新力。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将取决于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全面提高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合理优化，如何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采取多方位人力资本提升战略与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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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我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正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主要包括工资和福利待遇，目前的统计主要以工资为主，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上升占据了主要部分。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来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突然上涨的。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制度因素，本文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
（一）劳动生产率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劳动成本的上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等几个方面。虽然我国教育总体水平不高，但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方式，劳动力的素质有了显著上升。生产技术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也有了较大进步，管理水平在实践和摸索中也有了重大进步。
（二）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通货膨胀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进一步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生活成本的上升必然要求工资水平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9.8%，近5年来更是达到了10.6%的高速发展，而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4%左右，总体来说较好地抑制了物价水平上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是不可避免地随着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上涨。
（三）国家保障水平的提高
国家最低工资水平保障的提高是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大部分地区自1995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同时，依据2004年制定的《最低工资规定》，我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提高一次。最低工资保障水平的逐年上升，也导致了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四）农民工生产素质提高
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老一代农民工有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使得农民工整体生产率水平有了较大进步，这也是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降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加速通货膨胀等几个方面。
（一）降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产品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的上升会相对滞后，这就导致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尤其是对我国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企业的竞争异常激烈，这也是金融危机期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
（二）加大国内就业压力
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削弱了国内产业竞争力，并可能因此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一方面，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导致现有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新建的企业逐渐减少，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就业岗位减少。与此同时，国内劳动力的供给总体状况仍旧是供大于求，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状况下，劳动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三）加速通货膨胀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企业生产的产品成本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提高了，企业为了维持生产经营会将由于工资上升带来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产品价格的上涨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然而，令人更担心的是这种通货膨胀将会是“螺旋形”的，也就是，价格水平的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工人又会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从而又使产品价格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推动，周而复始加速了通货膨胀速度。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的同时，也为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转变产业结构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改变我国绝大多数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的状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对于西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把握时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二）加快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水平步伐
长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大多数的企业丧失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动力，企业长期处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取微薄利润的状态。这种经营管理模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应该把握时机，率先实现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水平，这对实现企业自身发展壮大具有积极意义。
（三）降低对国外投资和低级出口的依赖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改善改革开放初期不加选择的外商投资，改善外商投资在我国的结构和分布也会起到重要作用。对外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改善对外出口结构，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状况。
（四）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消费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工资水平的上涨及福利待遇的提高上。工资水平上涨，可以使劳动力在教育和职业技能的培训上投入更多，以提高自己的素质和生产能力；同时，较好的收入水平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在国外需求萎缩的背景下，对于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五、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应采取的措施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把不利转化为有利；对有利的方面我们要把握住时机，以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对于能够自我升级改造的企业，减少对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对一些难以转变生产方式的，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提高生产和竞争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手段，加大产业转移力度，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机制
首先，应当确立我国劳动力流向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宏观劳动力配置的总体政策。其次，应当通过立法规范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模式、规模及劳动力市场交换场所的规则和制度。另外，应当进一步理顺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三）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一、探讨中国哲学精神的向度
方东美说：“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余于是书,则独采形上学途径,欲以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之所在。”他言明，自己探讨中国哲学的向度是形上学，目的是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方东美认为，由于时代、民族的不同，人们对形上学的内容、形式、精神的理解是多样态的，而他取其“多重义涵,不滞一偏”1190“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为人类颖悟力所及者。”mM即人类智慧所能体悟或把握的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的本体论。方东美把形上学分为三种形态：第一是超绝型态（Praeternatural);第二是超越型态（Transcenden¬tal);第二是内在型态（Immanent)。
超绝形态的形上学认为决定存有的是外在于存有的一种力量，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外在实体’“外在超越”。这种超绝形上学深溺于二分法,观待万物带有双重影像,认为宇宙处处尽是二元对立o“凡借永恒法相而表现为纯粹价值如真、美、善、义等,又与一切染漏不纯之负值如伪、丑、恶、不义等相隔绝。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之妙言曰：‘善是天堂，恶是地狱。’……人,就其作为某一个体而言，亦剖成灵肉两截，二者之间，抑又彼此互相冲突不已。灵魂为理性所止之地,故是善；肉体乃欲望冲动之源,故是恶。”这种形上学多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其不良的理论效果是有损于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的同一性和连贯性，同时有损于个人生命的完整性。
超越形态的形上学是典型的中国本体论方面否认外在实体的存在，认为无论何种实有、何种存在、何种生命、何种价值“皆绝不视为某种超绝之对象，可离乎其余一切自然元素与变化历程而凝然独存、悄然独享某项秘密特权者”0021;另一方面不局限于现象界或现实界，而主张腾冲超拔、趋入理想胜境。所以这种形上学摒弃截然二分法,认为‘‘宇宙全体与生活其间之个人雍容浃化……是一种即现实即理想主义（即事即理论），或易言之,乃是一种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即理即事论）”121。这种形上学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超拔提升“据一切现实经验之所与为起点……拾级而登……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0122二是居高回视“‘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凭借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明宇宙存在之神奇奥秘，与夫人类生命之伟大成就。
内在形态的形上学是相对于超绝形上学而言的，也是典型的中国本体论。所以中国的形上学可以说既超越又内在o‘裉据此派内在形上学，宇宙太初原始阶段之‘本体’，实乃万有一切之永恒根本（寂然不动）;然自宇宙生命之大化流衍行健不已而观之‘本体’抑又应感而动，元气沛发,遂通万有，弥贯—切,无乎不在，无时或已（感而遂通）。本体实性,则渗入功用历程（即用得体）。玄真本体,乃具现于现象界全域（即相显体）。永恒法相，呈现为理性秩序，与时间化育历程相齐并进（与时偕行）。如是，本体现象，契合无间，形上形下,澈通不隔。”0122方东美对内在形上学的解释很像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大海水全显现为众沤，众沤即是大海水。本体虽然寂然不动,但它含万理、万化、万德,感而遂通,显发为用。也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在超越，在人类自身寻求自足的价值源头。
蒋国保教授的概括，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方东美形上学的要领：“中外形上学从形态上分……为超自然（即超绝）形态、超越形态、内在形态。东方‘形上学’，与西方‘形上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世界存在着究极本体,而在于对该究极本体的存在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形上学’认为，究极本体……作为外在于世界的力量来决定世界的存在。与西方的超绝形态的‘形上学’相比，东方……超越形态的‘形上学’，_方面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圆融无碍，另一方面又强调本体界在价值层面超越现象界,成为现象界所以存在的决定者。……印度形上学和中国形上学是相通的，但……中国形上学因为更强调本体界的‘内在性’而可以称作‘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本体界’……是相对‘现象界’而言的，超越是指超越现象界，内在也是指内在于现象界。
综上，方东美研究中国哲学的向度是形上学，并对形上学作了自己的分类，为他进一步探讨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向来见仁见智。方东美立足于中西印哲学的比较,概括出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
(-)有机统广大和谐。方东美用机体主义来概括之。从消极面而言,机体主义反对将人与物视为绝对的孤立系统而互相对峙,反对将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转化机械秩序,反对将变动的宇宙看作再无发展余地和创进可能的封闭系统。从积极面而言，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众类，而一以贯之……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广大和谐之系统”0123。总之，机体主义反对对立的、机械的、封闭的宇宙观，主张联系的、统一的、圆融的宇宙观。
(二）天人合德。天人合德内在于有机统_、广大和谐的宇宙观中。方东美指出，西方哲学在论人的时候往往把他与上帝、自然疏离开来,而中国哲学“其论人也,恒谓之德合天地,或性体自然。性天之道,存乎创造化育历程,万物一切，各正性命，以尽其性。人之天职，厥为参天地,尽物性，据乎德，发乎诚，黾勉以行,尽性而天,精义入神”。中国哲学强调人与天地、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交互渗透o‘需家、道家、大乘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等……其崇信‘混化万物，一体同仁’之教，则初无二致。……此种‘万物一体同仁’之情,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发挥极致，即为圣智圆满”，体认天人合德不仅是入圣的路径，甚至可以‘‘当下即圣”。
(三）双回路向。方东美在解释超越形上学时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种形上学表现为超拔提升和居高回视两个方向。他特别强调了超化的意义，说：“关于中国形上学之诸体系，有两大要点首宜注意:第讨论‘世界’或‘宇宙’，不可执著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仅视之为实然状态,而应当不断地予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自哲学之眼光观照宇宙，至少就其理想层面而言，宇宙应当是一大超化之世界。中国形上学之志业，即在于通透种种事实，而蕴发对命运之了悟。超化之世界，是一深具价值意蕴之目的论系统。”0134方东美认为，有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有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国哲学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而是统一起来，中国哲学以事实世界或现实世界为起点，但绝不执着于此，而是通过超化，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超拔提升。
(四）立乎中道。在谈到心物关系时,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是立乎中道、心物不隔。他指出，在西方,哲学系统不建立于物质，即建立于精神。哲学思想内容,乃游移于精神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在印度,凡超越系统皆尚精神，其俗界观则从唯物。“然在中国，哲学家之待人接物也本中道。立乎中道,遂自居宇宙之中心,既违天地不远，复与心物不隔,借精神物质之互渗交融,吾人乃是所以成就生命之资具。率性自然,行乎广大同情之道，忠恕体仁,推己及物，乃不禁自忖：宇宙在本质上元是一大生命之领域,其中精神物质两相结合体融贯。宇宙大全，乃是无限之生命界。中国哲学之悠久传统，皆沿习‘生命中心主义’之途径,而向前迈进发展。”03320立乎中道即是不偏于物亦不偏于心，而以人为中心把二者贯通起来。
(五）三才合一。方东美说：‘柏拉图于其《对话录斐德罗斯》篇中，追述乃师苏格拉底盛赞依索格拉底（Isocrates)之言曰：‘斯人体内有哲学丨’克就典型之中国形上学家而论,吾人大可将该句倒转,翻作‘其哲学体系之内有个人’，而呼之欲出者。问题之关键是：何等类型之人物、始配挺身而出，为中国哲学代言？……其人至少必须具备‘先知、诗人与圣贤’二重才性,集于一身,始足语此。”0129“盖先知之最大关注,恒在于人类之命运及世界未来之归趋;诗人虽向往未来幻境之福祉，然却又往往逆转时间之向度，回向过去,于过去黄金时代之画幔上象其理想梦境，而寄托遥深;圣贤既属道德高尚、力行实践之人,恒欲申展时间之幅度,无论过去或未来，俱纳诸不朽之现在之内，期于当下履践,使其崇高理想充分实现,以求致乎其极,或庶几乎？”131能够为中国哲学代言的人应该是先知、诗人与圣贤二才合一的人，这也是方东美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知关注未来,诗人关注过去,圣贤把未来和过去纳入现在。中国哲学是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的融合体,涵容过去、现在、未来,只有集宗教、哲学、艺术、道德修养于一身者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言人。
(六）思想连续。方东美指出，有两点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就中国哲学的传统而言，自先秦、两汉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个共通点,借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派的中国哲学,借司马迁一句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无论是个人的、学派的或是产生自任一时代的，都表达出历史的持续性，与其他各派的哲学思想发展彼此呼应，上下连贯,形成时间上的整体联系。这两个特点表现在中国学术上是有利也有弊o“利”是任何学术思想不能孤立于过去的已知条件之外，要兼顾当时的时代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性,产生历史持续性的效果“弊”在道统观念,思想易受到道统观念的束缚和支配。[419-20比较之，西方哲学的历史关联性不足,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独特的思想系统,而中国哲学“通古今之变”，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其他哲学思想形成整体联系。
以上，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二才合一、思想连续就是方东美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虽然也有通史性意义,但有论述的重点,所以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上每个阶段笔墨不均。总体而言,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历程，持的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一)总历程
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中国哲学史区分为“古代”(先秦)、“中世”（汉至嵐、“近世”（宋元明清)二大阶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劳思光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初斯’“中斯’“晚期”三个大阶段。方东美则以形象的方式勾画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五大阶段“以一句不规律、三节步之诗行喻表之,现为缺末韵格（catalectic)”虚线部分为第一阶段，时间漫长，其源起及发展详情俱不可考。据传约经历四千来年，无疑系属上古洪荒时代（公元前5042~前1142),隐涵一套“原始本体论”，中国形上学之基调表现为神话、宗教、诗歌之三重奏大合唱。第一音步为第二阶段，属“扬抑抑”格，其重轻部分分别代表儒、道、墨三家所高度发展出的理论系统。这是有信史可征的一段神奇伟大之型成期，长达九个世纪（公元前1146~前246),系中国哲学创造力之最盛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时争鸣，竞为显学。0124第二音步为第三阶段,属“抑抑扬”格,其中足以看出传统儒、道两家盈虚消长，终于逐渐让位于大乘佛学诸宗。这—阶段为中国哲学之吸收与再创期（公元前246~公元960)”经过一段漫长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创发性的玄想系统即中国大乘佛学。0124第三音步为第四阶段,属“抑扬抑”格，代表公元960年至今,为形上学之再生期，表现为新儒家三态，而俱受佛、道两家影响o“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次第复苏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学，亦多少沾染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为产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实主义型态、（2)唯心主义型态与（3)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第五阶段应该是中西哲学相互碰撞的时斯‘尚音节排列再更进一步,采缺末韵格,则余外之重音节部分，无疑显指针对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摄纳期。今曰学界之中，凡观察敏锐之士，皆不难处处嗅到此种气息焉。”0124以上，总体上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原始期、定型与最盛期、吸收与再创期、再生期、吸收摄纳期。
接下来谈一下方东美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相关的未曾充分展开的一些问题。
(二）汉代哲学以及道教
方东美认为，秦汉从哲学方面来讲缺乏创造力，“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风浸衰，其号称一代祭酒者，固学者辈出，然俱非独立之思想家。此段时期，少数哲匠不为杂家，即为批评家：前者如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辈中人即或仍谈学论道（形上学），然其兴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论及宇宙发生论为主题矣。通常虽多依原始萌芽科学（阴阳五行之说）为基础，间亦诉诸诗意幻想。
但是，方东美对汉儒的治学方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指出，无论是从宋明儒本身的立场或是从以宋明儒“嫡传”自居之现代学者的立场般皆认为汉儒之学一无是处:在学术上面是支离破碎,在方法学上面也是远离正题。然而,今天我们来谈汉儒,在思想史方面,尽管汉儒之“微言大义”不免于以杂家及阴阳家的思想栽赃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中，去歪曲它、误解它，但所谓汉儒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他们都有一个严正不苟的工作,就是所谓“解诂”，解诂的用意在于透过章句训诂而还原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讲到孔孟的学说,就从文献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实讲明孔孟的经典大义,而还原出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汉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汉儒面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从不敢苟顺私意、乱发议论,尽可能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师承做一分文章。这在汉儒而言，叫做“师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讲《诗»,鲁诗有鲁诗的讲法，齐诗有齐诗的讲法;讲倜易》,鲁学有鲁学的讲法,齐学有齐学的讲法;其它诸经,莫不如此,是绝对不能乱讲的。汉儒的这种精神成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至于道教,方东美否定的地方偏多。他指出，道教的思想本身就是驳杂的东西。战国时它的思想是神仙家言、方士家言。西汉时再同道家思想的余波结合起来,后汉时才变成了一种伪托老庄道家哲学的道教。以后它又受了佛教的影响,所以它许多经典都是模仿佛经。这样一个驳杂的东西,经过了中国学术的衰世。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儒家无力反抗，还是道教打起中国文化的招牌与佛教周旋角力，方东美特别讨厌张道陵之流对老子哲学的糟蹋，他指出，张道陵事实上是方士之类的人,在宗教方面属于,在哲学上打着道家思想的招牌糟蹋道家的哲学。譬如张道陵说‘‘道可道者，谓朝食美也”，把“道可道”解释为早上吃了很美的早餐。这跟“道可道”有什么关系呢？而底下这句更不成话，‘‘非常道者,谓暮成屎也”，早上吃了很丰盛的早餐,到了晚上要排泄出来。这个打着道教旗号、推崇太上老君的鬼道,这样糟蹋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两句话。再说“两者同出而异名”，本来在老子里面有两种断句方法,一方面指有无同出而异名，有时读做‘‘两者同，出而异名”，但是鬼道的注解却说：“两者同出而异名，谓人根生溺，溺成精也。”这就越发不像话了，竟解释成一方面小便，一方面泄精,就叫做‘‘同出而异名”。而“玄之又玄”，他说是‘‘鼻与口也”，这根本是不知所云。张道陵在注释老子五千言时如此侮蔑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三）魏晋玄学
方东美认为，魏晋玄学的主题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但每位哲学家的倾向并不完全一致‘可晏、王弼出，玄风复振,其旨则皆在调和孔老间之歧异,倡"贵无论’以释道。……何晏崇孔,故援道入儒；王弼宗老，乃援儒入道。然两氏同以‘致一’为其玄学探究之基本核心，则毫无二致。Km—rn方东美进—步解释说,从王弼、何晏对儒家《周易》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上古以来两支分道扬镳的学术系统（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一引者注）到魏晋时期有了结合的企图，比如王弼把儒家的系统落到道家的系统里去,而何晏要把道家的系统落到儒家的系统里去。
方东美还谈到：裴顔与孙盛“前者崇有而抑无,盖以绝对之无（至无）,于生命界无以能生，故为虚而非实,成性之道，无所用之。始生者，自生也;始有者，自有也,既非生之于无，亦非亡之于无.更非化之于无,而是唯一之本体、真实无限,即有显用者也。后者则另据逻辑立场，推演老氏之主旨,概归诸剌谬不通、自相矛盾者”01153;向秀与郭象“皆基于庄子哲学，一方面，视‘有’、‘无’二名，乃相待观成：无不能生有,有不能还无。至于二者孰更为根本,实乃无谓之争。
(四）道家哲学与佛学
方东美认为大乘佛学与道家思想有相同之处：“大乘佛学，则由其证得之慧境，灵光烛照而展现于吾人之面前者,是为上法界与法满界；于是，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生命悲剧感,遂为永恒界中之极乐所替代。夫惟如是,佛家之解脱精神，乃能无人而不自得,逍遥遨游于诗意盎然之空灵妙境。臻此境界,佛家之精神，即能当下浑然忘却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一切生命悲剧感,而径与道家，尤其老子之精神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矣。”01154解脱、逍遥、空灵的精神境界是大乘佛学和道家所同有的。
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弼注《老》对般若哲学之影响，其著例也,观乎道安及其同代诸贤情形，足见一斑。关于‘有、无’对诤，向有‘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之说。……当时中国佛学思潮，七宗竞秀，然其玄学主旨，则端在‘本无’，倡‘贵无贱有’，与裴顔之‘崇有抑无’针锋相反,适成对照。兹以降,佛、道携手,形成联合阵线,以对抗传统儒家矣。”01156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及《答刘遗民问》字里行间，庄子之影响，岂浅泛哉”“道生在精神上酷似老、庄，主张‘扫相即以显体;绝言乃所表性。’盖谓究极本体,既非可得解于权言之穷，亦不可尽求诸假相之归。
四、简要分析
综观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的阐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分析：
(-)方东美对形上学类型的划分基于中西哲学的比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但也有可以进一步厘清的余地。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并逐步深入地探寻着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学的差异,梁启超、严复、、梁漱溟、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堇父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多数人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实用理性,伦理学发达,而知识论、逻辑学等相对薄弱。在对中西形上学特点的概括上,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是：西方哲学走的是外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外在的力量;而中国哲学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内在的心性。与此相关，西方哲学的思维偏向两分法，注重分析；中国哲学的思维偏向统一性,注重综合。上述观点不知何人最早提出，但方东美对形上学的分类无疑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他所说的超绝形上学指的是西方哲学以分裂为特征、寻求外在超越的形上学，而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则是典型的中国形上学，以追求统一和谐为特征。这种宏观的比较结论无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为我们把握哲学形上学的差异提供了重要思路。但从方东美对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的论述来看，二者的界限似乎不甚清晰，前者强调宇宙与人的统一性，主张超拔和规范的“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后者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以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性,在强调统一性方面二者很难区分。方东美所说的内在形上学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与通常所说的价值内在于人的心性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观点明确，前后统贯,体现了一种高贵和乐观的哲学精神。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学界见仁见智，方东美的主要观点是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其逻辑主轴是统一和谐,类似于熊十力的“不二”。从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一种高贵乐观的哲学精神，这与方东美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有关，他说：“伟大的哲学思想可以改造世界。它不像近代许多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们，不仅是在那个地方演悲剧，而且是演双重悲剧！甚至演三重悲剧！重重悲剧下幕以后，依然是精神局促于现实世界中，心灵不能超脱解放，埋没在这个
‘最烦恼的世界’中。……假使哲学家要拯救世界,则决不能投身到黑暗罪恶的社会中去，而同流合污。哲学沾染了罪恶，那就是宣告它的精神死亡。哲学精神死亡了,如何能拯救世界？相反的是罪恶的世界征服了它。方东美强调：哲学不能沾染罪恶，哲学要拯救世界、改造世界；哲学不能总演悲剧，要超拔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方东美不论是对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学、新儒家哲学，总是以一种景仰、欣赏、陶醉的态度去对待,极力挖掘其间的宝贵资源,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提供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
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承办奥运会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国内外游客的巨大消费需求以及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的心理预期，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7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经济增长持续时间之长、运行之平稳，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奥运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经济在更广更深层次上融入世界。
2008年是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周期性调整之年。进入后奥运时期，上述因奥运带动的经济发展利好因素会减弱甚至在短期内消失，中国经济是否会走“下坡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是过去几年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些基本动力不会因为奥运会结束而发生变化，“后奥运效应”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同时，中国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奥运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明显，但北京市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3.6%。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约3000亿元，按奥运投入期4年分摊，平均每年750亿元，仅占我国过去4年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0.55%―1.06%。奥运会带来的经济和投资增量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总量中的比重很小，奥运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如何积极放大奥运会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王一鸣建议，一是要有效发挥奥运场馆和关联基础设施的作用，降低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带来的资源闲置和浪费，进一步推进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化程度，为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服务。二是要积极推广“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加大环保和生态建设投入，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三是要充分利用奥运会对现代服务业的带动效应，引导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现代流通、信息传输、房地产、旅游会展和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四是要积极扩展奥运主办和协办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五是要充分发挥举办奥运会带来的精神财富和品牌效应，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丰富城市人文内涵，提升城市品牌价值，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市场前景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林业经济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从我国林业经济的现状来看，我国林业经济总体发展态势较为平稳，林业经济总量较高。但是也存在地区差异以及产能过剩问题，如何在国家的供给侧改革中强化林业经济改革，成为了关系到林业经济能否得到健康发展的关键。基于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了解，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林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林业经济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应立足林业经济改革实际，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动力以及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
二、供给侧改革对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来看，主要是改善产业结构及供需关系，并降低产能过剩造成的负面影响，达到调节供需平衡的目的。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形势，在新常态下对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给侧改革改善了林业经济的发展环境
通过开展供给侧改革，林业经济在整体发展环境上得到了改善，林业市场低迷的现状有望得到缓解，林业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将会取得一定的突破，对提高林业经济发展质量和促进林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供给侧改革调整了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
为了达到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林业经济需要对现有的林业产业结构做出较大的调整，不但要改善现有的产业结构，还要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使其适应供给侧改革的实际需要。所以，供给侧改革对调整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3.供给侧改革增加了林业经济的活跃程度
林业经济特点突出，可开发价值高，要想改变低迷的发展现状，就要根据林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加其活跃程度。而供给侧改革恰恰赋予了林业经济以新的发展机遇，保证了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积极因素的支撑。
三、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
从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林业经济的内在需要，推动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其发展的繁荣程度受到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林业经济的内在发展需求，使得林业经济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来推动其整体发展。而供给侧改革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对推动林业经济改革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2.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
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规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产业经济状况和整体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不利于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使得林业经济不得不进行积极转型。所以，林业经济的市场形势，催生了供给侧改革的进行，对林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林业经济的产业变化，促进了供给侧改革
随着封山育林政策的推出，林业经济已经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得林业经济必须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予以支撑。而供给侧改革正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使得林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依托，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
四、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分析
在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了必由之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林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将会得到持续的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势上将更加突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有所增加，产业经济将会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
2.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将更加多元化
经历过供给侧改革之后，林业经济在发展中将会从规模效应向质量效应方面转变，将立足现有经济形式，积极开发多元化的增长方式，使得林业经济实现多元化发展。
3.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将更加理想
受到供给侧改革的影响，林业经济的产能将有所降低，产业发展质量将会更加提高，对林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林业经济的持续增长。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新常态下林业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既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安排，同时也是推动林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林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以及林业经济的产业现状，要想提高林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要认真分析供给侧改革对林业经济的影响，并找出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把握新常态下林业经济的市场前景，探索出一条林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所以，正确分析新常态下林业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动力和市场前景，对林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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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关键词：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基本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建设的要求愈来愈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反作用的建设领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必须着力不断推进。找准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将对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
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社会时期有了更新的建设任务，不仅要加快精神文明自身建设水平的提升，且应将精神文明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各种文明形态密切融合，在其他各领域拥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还应具体到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工作岗位，使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落到实处。在这种更加具体化、更重实效性的建设目标下，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不断深入，才能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体现出其全方位的价值。另外，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时期更注重创新性，从形式到内容，需要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不断加强建设力度，这种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标准，对精神文明的加快建设提供了基本动力。
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逐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济深化发展的直接有效的推动力，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快发展速度，方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并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鉴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部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精神思想领域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阻滞作用，当前形势下，只有加快精神文明的建设力度和步伐，使其与经济建设保持同步，方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速度必须以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断努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要求我国各项工作的发展必须以马列主义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弘扬以改革创新为原则的时代精神，以保证我国整个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国全体人民必须努力构建个人文明健康的思想价值体系，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应有作用，而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构建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使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快发展，提升从宏观上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构建的引导作用，并在日常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以具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实现不断渗透，方可切实保证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性和纯洁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性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脉相承，相互统一的，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直接产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
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化建设力度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文化建设不仅包括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良好传承，也包括对当下各个领域泛义上的文化建设，以及通过吸收别国的文化精髓促进我国文化内容不断丰富，文化层次不断深化，文化高度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融合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泛义上而言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当前随着我国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对文化建设要求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同步提高，只有如此，方可与文化同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
生态文明作为直接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切实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构建，将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涵括面很广的建设范围。在当前应清楚地意识到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精神文明工作做好了，人们的精神文明观念构建起来了，方可保证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文明态度；才能保证人们自觉遵守大自然发展规律，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以及能源的意识和行动；才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并保证人们改变旧有的不健康的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文明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起到直接作用。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强大的呼吁力量，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
六、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
为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国际交流层次的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的外国友人数量急剧上升，我国出外旅游以及学习等人数也不断增多，这使得代表国家形象的我国国民的基本素质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国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得体文明，是否礼貌富有涵养，直接对我国整体形象产生影响。加快国人素质和整体形象的提升，成为当下很重要的课题，而这必然需要作为直接对国人的素质及形象产生影响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升国人的整体精神文明层次，才利于我国对外保持文明热情的姿态，利于我国整体良好形象的构建。
七、结语
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应借助我国各领域的推动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推进，通过源自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市场经深入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构建的动力、文化发展的动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以及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等，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层次，推动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董晓平.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12）.
关键词：城市化 动力 对策
1.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各阶段动力
我国的城市化路径表现出了和西方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对我国之前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不应太多参照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式，我国城市化各阶段的动力应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 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 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 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 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 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 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 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 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 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 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 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及时改变指导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有重点的选择和扶持一批县城和主要建制镇，促使其成为农村地区现代经济新的生长点，推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这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径之一。小城镇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大中城市发展的基地，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小城镇的优势。目前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土地浪费严重，户籍制度管理滞后等问题，国家应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加以引导，重点要搞好小城镇规划，配套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并逐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城乡经济的最终顺利接轨。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而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区位；区域经济
一、产业地理集中：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捷径
产业地理集中或产业蔟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企业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不寻常的竞争优势集合体。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于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硅谷高技术产业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的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硅谷型聚集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具有规律性。现在学者们越来越发现，产业聚集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在美国，有名的聚集还有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等。伊利森和格拉泽(Ellison and Glaeser)通过对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每个产业都显示出过度的集中，459个四位数SIC产业中的446个有明显的聚集。波特(Porter)指出产业地理集中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并认为“蔟群”(Clusters)的因素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地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蔟群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正如波特教授所说；“贫困国家由于缺乏发展完善的蔟群，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竞争。要超越这一阶段，发展功能完善的蔟群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欲从中等收入转入发达经济行列的国家来说，蔟群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制约性因素”。风行世界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创业园区等形形的园区不是产业区位理论或产业地理集中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无非是运用政府的力量造成产业的地理集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蔟群，从而获取更高的生产率和持续的竞争优势。
人们不禁要问，在网络经济时代，通过鼠标的点击就能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和生产要素，就能完成各种交易活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区位还能像以前那样发挥作用吗?或者说产业区位在全球性竞争中还那么重要吗?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波特所提出的“全球经济中地理位置的悖论：即全球经济中持久性的竞争优势，却在远方竞争者无法匹敌的当地要素——知识、关系和动机中日益重要”。有鲜明的依据表明在众多的领域中，产业地理集中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创新和竞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是越来越集中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
二、产业地理集中的理论解释
某一产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自然聚集并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是一个漫长过程。众所周知，我国许多地方的“名、优、特”产品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些产业的早期聚集过程很难考究清楚。据目前的研究来看，产业地理集中引力有：
第一，自然优势聚集力(natural advantage agglomeration forces)。自然优势聚集力是产业地理集中的基本作用之一。自然优势的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但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单个方面的优势，还包括两者的组合优势以及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如某一地区有发展某一产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自然环境地不适合于该产业的发展，则这种自然资源优势的聚集力将相当弱。伊利森和格拉译（Ellison and Glaeser）通过对美国产业聚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然优势聚集力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聚集现象。自然优势可以说明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造船业、采掘业与冶炼业等原材料产业的聚集现象。但自然优势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地区具有发展某产业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两方面的优势，但该地区却并未发生产业聚集的现象。社会经济资源优势包括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等。交通运输条件一直是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最基本要素，交通运输上的便利和低成本是许多产业聚集的基本动力。现代企业行为理论也指出，一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决策对区位成本是高度敏感的，区位是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选址中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外溢聚集力。这里的外溢是区位外溢，是指某一厂商的建成将降低其它厂商的成本或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的现象，包括物理外溢(比如一家厂商的建成降低了第二家厂商的运输成本)和智力外溢。智力外溢可以较好地解释高科技产业大量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附近的现象，如硅谷型聚集等。物理外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中存在较普遍。我们经常会见到，在一个荒芜的地区一旦建成了较大的企业后，小企业将鱼贯而至。这主要是由于大企业的外溢聚集力的缘故。外溢聚集力较常见于城镇的形成过程中，在由乡村到镇再到城市的扩大过程中，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外溢聚集力越来越大，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不断增加。传统商业(店铺商业)中外溢聚集力也较显著，如各种商业小区、商业街在实质上是商业的集中，可称为商业蔟群，外溢聚集力是蔟群形成的基本动力。伊利森和格拉泽认为，外溢是产业地理集中除自然优势以外的另一个主要动力。
第三，人文凝聚力。人文环境不但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资源，也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华人移居的地方都能形成有活力的华人经济区，美国的唐人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意大利和我国的台湾省是小企业主宰的经济系统，小企业聚集极为普遍，不同的社区小企业聚集的产业类型是不尽一致的，这种聚集的基本动力就来自传统人文环境的吸引力。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聚集在我国的南方沿海地区如浙、闽、粤等也很普遍，其中以家族团体(血缘、亲缘)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蔟群占主体。这种蔟群产生的动力就是人文关系，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和承诺，现代交易的最基本方式契约交易并没有取代信任和承诺成为系统内成员的交易方式，交易成本也相当低，信誉是成员间信任和承诺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丰富多彩，不同的社区其人文环境迥异，劳动分工和交易的秩序很难扩展到不同人文环境的社区之间。因此，蔟群的范围也往往囿于社区的人文边界以内。波特教授也指出，不寻常的、复杂的或紧迫的地方需求也可以产生蔟群。作者认为地方需求形成聚集的动力就是人文凝聚力。人文聚集力在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如文体娱乐(戏曲、歌舞、体育项目等)、古迹名胜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和饮食等的聚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日常所讲的“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产品或工艺也只局限于该地区的某一个小区域内，离开了特定的区域就无所谓“特”了，这是由人文聚集力的引力场决定的。
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产业聚集而言，上述三类聚集力可能是单个起作用，也可能是多个力的产物，或者还有别的作用力在起作用。一旦产业地理集中开始形成，就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尤其是当地政府持支持态度和地方竞争富有活力时更是如此。
三、产业地理集中理论的应用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大调整时期，抓大放小、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性举措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影响。产业地理集中既是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之一，也应是其有效手段。
［关键词］人才 社会 资源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21－01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途径，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这是经过历史的发展事实证明的。在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今天，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人才更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动力。人才资源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动力。当今世界正迈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场，我国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就必须贯彻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并更好地把这一理念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一、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人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动力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技术革命，其中杰出人才的出现，才是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最终动力。奠定了工业时代开始的瓦特；奠定了电器时代航标的法拉第；奠定了微观世界和原子时代方向的爱因斯坦……自二战以来，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把人才资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二、从国际的竞争形势来看，人才的竞争已形成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在这一大格局下，人才争夺战的成败将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高点而精心备战，谋求长期发展优势，这就要靠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来得以实现。我国也必须把人才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来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机，才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承担主流的角色。
三、从我国自身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急需转变、科学发展观有待落实，这一切都要依靠人才的开发得以实施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廉价资源、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劳动力来拉动，但这些要素都不能支撑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的转变要靠人才资源的开发，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带动经济来实现快速发展。这些转变的实现要以人才转型发展作为支撑，走人才强国的道路。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因素，人是生产力要素中的主导因素，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要素，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大量人才的涌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科学得以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才的发展是科学稳步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拥有大量人才并分配好、用好人才资源，才能抢占科技发展的先机，才能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各种资源相对匮乏。唯有人力资源，是各种资源中最丰富、最可利用、最有潜力的资源。人力资源也是我国最具有潜力、最应依靠、最可持续的优势力量。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就可以使其他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益，并使其具有最大的应用和升值空间，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好的物质供应和智力支持。
我们要努力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科学发展的优势，积极开发人才资源，并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再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切实提高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加，人才的素质得到了明显提升，进一步优化了人才结构，人才的使用效能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通过大量的实践，也证明了以人才资源作为支撑来发展经济，是一条可行的发展路线。我们要积极贯彻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理念，在社会工作和竞争中，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努力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科学的管理和运用人才资源，统筹和处理好“发展”与“人才”——这“第一要务”与“第一资源”的关系，并全面围绕人才发展为走向，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人才发展的关系，使我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与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打胜人才大战，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萍.人才强国战略与中国特色的人才资源开发.科学出版社.
[2]中国科学院.未来10年中国科学发展战略.资源与环境科学.科学出版社.
[3]彭荣模.找到最适合的人才.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