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6 10:46:33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国际经验；发展方向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16年的改革发展，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毕竟成立时间短、资金规模小、业务领域窄、法人治理结构亟待完善，如何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做出特色，在激烈的市场夹缝中实现生存、发展就变的异常重要。
一、城市商业银行自身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仍存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搭建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三会一层” 的相互制衡组织架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还引入了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相互制衡的制度并未产生“三权”制约的实际效果，“内部人控制”现象仍存在。
2.核心竞争力不足，市场竞争力较弱。城市商业银行与大型银行相比无规模优势，不可能实现综合化经营；与股份制银行相对无机制优势，未实现特色化经营。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其发展受限。
3.资本补充渠道有限，资本充足率不高。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普遍较低，资本实力弱。同时，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渠道狭窄，无法通过上市或发行公司债券筹措资金，这必将制约其长远发展。
4.市场定位模糊，未形成经营特色。城市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城市居民、服务中小企业”的经营定位，但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并未坚持这一定位，未能在自身业务领域形成特色。
5.创新能力较弱，产品无优势。目前，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资金实力不强、技术薄弱、观念因循守旧等原因，对科技创新投入不够，导致其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单一，业务领域狭窄，难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6.管理水平较低，可持续发展受限。城市商业银行的员工绝大部分来自原城市信用社和国有商业银行，伴随着业务发展，面向社会招聘了部分懂金融、会管理的高级人才和一些有潜质的大学生，但是人员整体素质仍较低，导致整体管理水平不高。
二、国外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经验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的中小银行的机构设置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特点不尽相同。美国的社区银行最具有代表性。社区银行，是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在经营特色和发展战略上，社区银行强调在特定社区范围内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与客户保持长期业务关系。主要有四个特征：
1.规模较小，数量众多。据统计，2004年美国有830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如储蓄和贷款机构等)被划分为社区银行。这些社区银行在全美有36803个网点，这些网点有54%分布在农村，29%分布在城市的郊区，17%分布在城市。社区银行的资产规模通常在1000万美元和数10亿美元之间不等。
2.经营定位清晰。社区银行与社区服务紧密相连，从市场定位看，社区银行主要面向当地家庭、中小企业和农户的金触服务需求。由于对大公司的竞争社区银行不具比较优势且竞争激励，中小企业便成为其坚守的阵地。从资金运用看，社区银行则主要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到该地区，从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3.提供便捷、高效、周到且相对全面的金融服务。美国社区银行对客户了解深入并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其贷款主要面向附近社区的存款者及相关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社区银行已经成为美国中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许多社区银行在零售业务方面提供了相当全面的产品选择。由于社区银行的运作都在本地，做出信贷决定相当迅速、高效。
4.能够获得大量稳定的核心存款。社区银行比大银行更能提供给中低等收入存款者更好的服务。2004年底美国社区银行25%的存款来自于零售。社区银行的存款客户主要是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他们的存款利率敏感性低，短期内存款余额可能有所波动，但长期来看是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存款为社区银行提供了廉价且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其保持流动性的核心。
三、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
对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打造核心竞争力，形成自身的经营特色才是发展的关键。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要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须做到以下五点：
（一）明确市场定位，行使社区银行职能
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市场细分定位，锁定目标客户群，在经营及管理方式上采取不同的服务内容，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积极进行业务开拓与创新，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系列化、规范化，取得竞争的规模效应，最终形成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精品产品和服务的差异性银行。
将自己定位于为社区居民和中小企业服务，努力塑造“亲民”形象，打造精品社区银行和市民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贴近社区、贴近市民的比较优势，积极为市民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这类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风险小、收益稳等特点，符合城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应成为城市商业银行客户发展的重点方向。
（二）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应进一步扩大银行卡、支付结算、保险、代客理财业务等资本占用低的中间业务比重，重视信用卡和贸易金融结算等发展潜力大、收益丰厚的中间业务领域，逐渐由低层次的代收代付向国债代销、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种发展。努力创新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业务等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积极拓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信托资产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资产托管业务，并为发展基金管理、投资银行、参与设立货币市场基金等新兴业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基本盈利模式从存贷差占绝对优势转向存贷利差和中间业务并重的轨道上来。
（三）发展零售业务，塑造特色银行
确立以零售业务为主，兼备批发业务的经营思路，打造零售业务品牌，创出业务特色。立足于处理广泛的现金业务和储蓄账户业务，主要包括个人储蓄账户、信用卡业务、个人信贷业务、个人业务、私人股资及理财服务等。应抓住经济发展中客户投资和融资需求不断增加的契机，以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为龙头，提供多层次、高质量的增值金融服务，树立自己的经营特点。
（四）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创新能力
要从实际出发，及早谋划，加大投入和开发力度，高起点地设计金融产品，要依托科技手段，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管理创新；要积极建立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节约成本，互通信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信息化内部服务体系，加快银行管理与决策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在数据集中基础上的深层次的数据应用，开展风险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不断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要加强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潜能的良好氛围。
（五）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真正建立“三会一层”相互制衡、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引入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二是要加强内控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范体系，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设置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并配备专职的管理人员，建立健全风险预警、跟踪、防范的制度和措施，定期评估银行的各类风险和总体风险水平。三是构建有效的内部审计监督体系，提高内部审计的效果和覆盖面。
参考文献
[1] 陆岷峰，周慧琦.新形势下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策略[J].宏观经济研究，2008，（9）.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一、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
“治理”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控制、操纵和引导，基本上与“统治”同义，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该词的内涵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民主、参与、自治、协商等涵义的纳入，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此处的“治理”落脚点在于增进公共利益。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基本涵义
“现在的社会管理已经不是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会’。”［2］协同治理理论就是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学领域中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社会科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是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主动性并体现其权威性，众多社会主体有机配合，实现有效治理。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是注重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强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并在一个持续的过程中不断沟通，引导其他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积极作为，协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1．治理权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论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可转让的那部分自然权利，其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同治理理论将自然科学的理性因素引入社会治理范畴，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个人等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符合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3］2．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协同治理就是从治理的内在本质出发，强调主体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是强调政府不再仅仅依靠强制力，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同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分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减少矛盾冲突，从而达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3．善治规则的形成。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5］协同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目的是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同样是以秩序价值为基础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在承认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的基础上，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形成各类利益主体统一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而确保社会的有序发展。张文显教授在《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6］因此，协同治理理论下的善治规则也应当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以人为本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上的自主作用，优化社会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会管理创新以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为目标，通过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基于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协同性，增强其自律性或者说是守法的自觉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让公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既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又对自身事务实行高度自治。”［6］以最优的方式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和冲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
1．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坚持法治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华东政法大学刘松山教授认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是在依法治国大方略之下的创新。”［7］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坚持法治化发展方向，就要发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使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既确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体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冲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传统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管理，其他各类社会主体作为被管理者，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难以被充分激发。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管理对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通过政府与其他各类社会自治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使整个社会系统内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管理的效用。“社会治理必须要将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结合起来，在底层社会力量的自发努力和国家权威性资源的合法运用之间形成制度变迁的合力。”［8］因此，在社会管理创新上，为了实现管理过程的上下互动，客观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3．培植各类社会自治主体。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众需求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无论是政府、个人还是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主体，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们参与社会活动都应当围绕增进公共利益这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只有了解公众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进社会管理的效用，增进公共利益。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是准确地了解公众需求的重要途径，而培养各类社会自治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基础。而且，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发展也要以各类社会自治主体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基础。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类社会主体。4．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社会治理体制能否得到创新，其创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认可，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各种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公民对它的认同感。”［9］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理念、制度、运作方式等的认同是取得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
二、社区教育在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独特价值
开展社区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服务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与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相比，社区教育形式多样，面向的对象广泛，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终身学习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区和谐、维护基层稳定等方面，也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彰显着独特的价值。
(一)化解社会矛盾
社区本是一定区域的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会基层，能及时发现并密切关注基层冲突的产生根源、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并及时为政府决策提供扎实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服务居民的场所，可以采取开展各种文娱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等措施消减负面情绪，缓和矛盾冲突，释放社会张力。社区教育以专题讲座、送教进社区、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将法治思想、传统文化、文明知识、生活常识等向基层居民普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二)形成价值共识，增进基层民主
“行政民主强调行政过程中的平等相处和选择自由，呼唤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要求为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选择机会。”［10］社区应当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的居住现状表明，以行政区域划分出来的社区、小区实际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陌生人群体。在这种状况下，居民们缺乏一种归宿感，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很低，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很少，对社区事务、政府决策等大多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基层民主也没有牢固基础。而社区教育的出现却能巧妙地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社区教育丰富多彩的教育学习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在活动的互动中，原本处于零散状态的社区居民开始转变为社区学习团队中的成员，随着持续的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团队成员间的心理距离逐渐拉近，社区共同体由此形成。”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得到提升，无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相应地被激发。
(三)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基本途径，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与人们在适应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教育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区教育作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面向社区全员、指向社区成员的终身发展的全程、满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缓解传统的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其着眼点在于使教育更好地为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也可以说，社区教育通过满足居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实现，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
三、社区教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途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独特价值，通过社区教育这个平台，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不失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途径。
(一)坚持终身教育理念，合理规划社区教育计划
终身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社区教育，在本质上应当积极地关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资源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教育公平。“非正规的社会教育，要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适应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必须走专业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区教育要根据终身教育、教育社会学等理论，以居民学习和社区发展为目标加强社区教育的专属性和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社区教育要在实施全民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底层群众、社区老年人、外来务工等群体，着眼于就近、方便、参与的原则，立足于满足这些群体急需的、非正规教育培训与学习需求，制定社区教育教学计划，为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学习平台。尤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实际需求，从关注就业、提高居民素质等方面着手，安排有针对性的教育课程，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二)树立全民教育的视野，构建社区教育资源体系
丰富、实用的资源体系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必备条件。社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不仅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种教育和沟通的平台，还能通过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管理目标等正能量的课程内容，对学习者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在全民教育视野下建设社区教育资源，不仅要考虑不同区域社区教育资源的现状和需求实际，实行差别对待、特殊策划、特色发展，还要将民主、平等、和谐、法治等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念融入进去，发挥社区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社会管理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既有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共享。根据居民学习的需求建设多样化的课程资源，搭建完善的社区教育学习平台，同时采取妥善的措施，稳步推进优质科学、文化、教育资源向公众开放，充分利用各类学校、医院、图书馆、公园、博物馆等优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社区居民学习需求的特点推进特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如为提升市民素质，衡阳市社区大学组建讲师团队，开发特色课程资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约文明”系列讲座课程。
(三)维护利益均衡，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
协同治理理念下的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人”，从而建构参与式的社区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区域，挖掘社区教育的潜在价值，搭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是开设民情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居民关注度比较高的民生问题，邀请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兼备的基层干部担任主讲，为居民宣讲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并当场快速地反馈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时实地听取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二是从社区居民中选拔威信较高的居民到社区学校定期进行主题培训，然后由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区去宣讲相关的政策及知识。三是将时事政治、法律知识、传统文化、文明礼仪等知识纳入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2．立足社区教育网络平台，充分利用文体活动、主题讲座、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构筑社区人际关系新平台，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社区居民之间的熟识度增加，对社区公共事务也更加关心。同时，在社区教育各种学习活动的设计上，注重适当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内容，培植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文化，能有效地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从而为实现法治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打下牢固基础。3．积极推进社区教育与各类群众性创建活动的融合。以重大创建活动为契机，如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承担市民素质提升项目，通过社区教育平台的优秀课程，充分展示出社区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质和参与意识方面的独特功能，促进社会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和参与的同时，彰显社区教育服务于社会管理的独特价值。
四、结语
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居民；网络参与；个案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多重力量的开放性场域，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转变为由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催生了网络社区的形成，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路径。重庆市B社区突破传统管理的窠臼，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社区治理中网络参与的特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自治空间。在我国传统的社区自治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 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范围不广，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P205）然而，在当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社区治理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发展，已然超越了信息传递工具的简单功能，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在现实社区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中，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方式发生转变，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2]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对与自己相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阐述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3]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性，与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拟实性。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组织，身份是具体的、单一的。而网络参与的主体则不然，他们既可以是传统现实的居民个体和组织，也可以是现代虚拟的“网民”、“虚拟团体”等。二是参与客体的公共性。网络领域比现实社会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为“虚拟自我总愿意围绕着社会公共利益诉求而聚集、发声乃至行动。”[4]网络参与的治理客体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区公共事务，比如社区的环境、治安和公共设施等，鲜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务和个人选择性事务。三是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突破了传统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体现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参与成本。四是参与环境的开放性。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是一个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跨越时空界限，自由访问社区内外的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广泛交流、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可以说，网络参与体现了政治行为与信息工具的深度结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参与的禁锢，使城市社区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遇。
二、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个案实践
B社区位于重庆北部某高校校园内，建于1950年。现有常驻人口2776户6516人，其中16岁以下803人，17岁至59岁4143人，60岁以上的1389人。社区劳动人口中，经商劳动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589人，其他行业137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76人。总体来看，B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1.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公共参与能力强；2.社区历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识，社区归属感强；3.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众多，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本丰富；4.居民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高，便于信息沟通与交流。基于这些优势，2010年 B社区积极探索了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创建公共参与平台。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的主要载体。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用来满足特定社区中个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一个系统或一套系统。”[5]（P118）B社区居委会与高校志愿组织合作创建了一个数字化综合管理与服务的网络页面平台――“我们的网上家园”，开设了社区动态、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社区论坛等版块。居委会在社区网上征求居民意见，回应居民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和参与率。其中，“社区服务”、“社区教育”、“邻里互助”、“特色论坛”等版块更是备受关注，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民与居委会（或其他管理机关）等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
（二）培育社区参与主体。在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B社区除了维持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还将培育社区组织列为工作重点。首先，社区主要通过展板、海报、宣传页、入户走访、条幅、宣传手册、文艺汇演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培育社区组织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其次，通过网上投票、入户走访的形式寻找社区内的积极分子与社区精英，从中选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妇女代表，聘请专业教师培训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最后，让这些代表们负责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建设，并建立社区组织，为社区和居民服务。目前社区主要有志愿组织、活动组织、教育组织、管理组织、邻里互助组织和环境治安组织等居民组织。
（三）扩展居民参与范围。依托社区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作用，重点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事务管理，让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社区事务建言献策，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所。二是社区教育活动，通过整合、优化、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形成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学”、“家庭学校”、“社区大讲堂”四个子项目，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密织的教育网络。三是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形成以居民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文体活动的模式，培养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意识。四是社区志愿活动，志愿者协会秉承“爱心、奉献、互助”的精神，负责及时各类信息、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慰问和帮扶老人等公益活动，融洽了社区人际，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四）构建互动回应机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有赖于政府对民众诉求是否主动回应。为促进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B社区构建了互动回应机制。一是建立社区（街道）网络党建工作指导小组，通过网络党建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成立社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联席会议，由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应对网络重大、焦点舆情，及时提出对策措施。三是将网上回应和网下落实相结合，相关政府部门将网络信件按接待回复、待签收、办理中、已办结等进行分门别类，并规定了信件办理时限。
从B社区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居民诉求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区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境：缺乏整体宣传和理性引导，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还不深；社区网上的服务内容仍需完善，存在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开设栏目单一等现象；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主体不平衡，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时参与的领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动和医疗、社保、就业等密切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要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主体参与意识。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运行，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理性意识。首先，作为政府主体，要革新观念，摈弃“全能政府”的传统思维，建立与公民、自治组织等主体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动，实现社区善治；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认识网络参与的社会价值，力争将社区参与内化为居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将网络民主参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激发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再次，加强社区的网络化建设，降低网络通信使用费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时注重丰富和适时更新网站信息内容，满足居民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区网站真正成为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桥梁。
（二）加强参与教育，提升主体参与能力。互联网虚拟、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众参与的心理障碍，往往成为公民释放现实压力、畅所欲言的网络公共场域。这种隐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乐于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积极与政府互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区网站成为非理性情绪酝酿和发酵的聚集地，从而背离了民主参与的理性精神。因而，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网络参与能力的教育，引导其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建设网络社区的同时，针对各类群体，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开展社区网站使用培训班，使居民能够灵活应用网络操作技术，正确识别和分析各种网络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的基本技能。二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橱窗、互联网、专题讲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规范居民的网络道德行为。三是加强网络道德监督，筛选和过滤网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论，清除虚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态的网络空间。
（三）完善参与机制，保障主体有效参与。稳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网络参与的相关法规。对网络参与立法，可以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制度环境，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完善网络立法，既要注重“将互联网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的实质相结合”，又要“注重处理好网络秩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6]（P36）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其次，要推进社区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天然具有的技术性和便利性特征，为居民的网络参与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一方面，政府通过社区门户网站推行阳光政务，能够有效缓解乃至规避信息传递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借助网络平台广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则可以直诉衷肠，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或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加强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一是要丰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广泛、踊跃地参与；二是要优化政务信息服务，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区域网络资源，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三是要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培养优秀的社区网络技术人才，强化居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再次，优化社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网站是服务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响居民网络参与度的重要环境因素。优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整合网络服务资源，注重拓宽服务内容的亲民性、便民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平台设计要界面亲和、操作简洁、便于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率；二是要以维护居民根本利益为导向，提供人性化的网络服务，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提供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增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服务供给力度；三是要加强对政府等责任主体的监督问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网络参与，尤其对一些网络热点问题要及时引导，有效解决，及时公开结果，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促进网络互动的规范化、常规化。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精神内涵相契合，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事实上，由于当前的参与机制不太健全，网络参与还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外的有效补充路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个案的重庆市B社区网络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颇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能否持续地、有效地发展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相应地，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有待于政府、社会、学界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 北京： 红旗出版社，2003.
[2] 盛馨莲.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和对策[J].东南学术，2007，（4 ）.
[3]魏娜、袁博.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9，（3）.
[4] 王英杰.网络空间的价值认同：特点、规律及其引导[J].理论导刊，2013，（11）.
[5]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关键词：独立 合作 发展
一、社会工作机构对政府的协助作用
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1.社会工作机构是政府寻求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新方式。以社区青少年为例，社区青少年是近年来出现在社区中的一个特殊的没有单位归属的青少年亚群体。与其他青少年相比较，社区青少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失管”——失去单位、学校以及共青团组织等正式社会组织的管理。更何况社区青少年中还存在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通过一个新的组织载体来对社区青少年进行管理、教育和约束。
2.社会工作机构是政府解决弱势群体面临问题的新方式。从社会工作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大多为弱势群体，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
3.社会工作机构是政府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需要。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能够弥补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的局限和小足，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1）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的助人职业更加了解服务对象的情况及需求，因而能够根据案主的需要来开展工作；(2）社会工作者所掌握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保证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应用的有效性和服务的成效。(3）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个中介，将政府的使命传达给服务对象，同时也能够利用自身的专业权威性向政府反映服务对象需求，促使政府制定或修改相应的社会政策。
二、政府在社会工作组织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主要表现在：1.社会工作机构的组织使命和发展方向是由政府来确定的。社会工作机构的使命在于统筹社会工作的开展，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和谐。其发展方向是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从目前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情况来看，机构的整体方向由政府操控，某些细则如社工的招牌也由政府组织推动开展。2.社会工作机构工作领域的拓展也取决于政府的推动。社工机构发展的外在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工作领域的扩大和工作内容的拓展，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政府的推动。政府在这个方面起到决策的作用，推动制度的制定和政策的推行促进了社会工作机构领域的拓展。3.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支持也来自于政府。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办公场所和设施等硬件条件。二是工作者的收入、办公经费等财政支持。三是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的支持与协助。
三、怎样才能让社会工作机构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笔者做了以下的对策分析：1.建立与政府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内地，社工机构发展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工机构运作所需的资源还将依赖于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社工机构的独立自主性。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让社团自主运作，政府退出其强势角色，推动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二是推进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服务功效，增强社工机构独立运作的可能性;二是拓宽社工机构的多元化筹资渠道，从而有助于机构的独立运作。2.加强专业化运作与内涵发展。社工机构在专业社工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对现有义工和社会工作人员应采用岗位培训、知识更新培训等形式，使之逐步成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只有拥有了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的项目才能开展起来。另外，社工机构在项目运作上要宏微并济。既要注重扩大规模，又要把项目做精做好，规模效应与精品案例双管齐下，在项目运作上更加凸显专业特色。社工机构在策划开展活动时，要在具体的案例上下工夫，争取做出一批精品案例。3.加大宣传以提高社会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在了解民情、体察民意、提供优质的有特色的服务以吸引公众的前提下，社工机构应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使社会工作深入人心，形成人人关心和支持社会工作的良好公众舆论，使社会工作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受人尊重的阳光行业。
在处理好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上，和政府形成一种“伙伴关系”进行合作，同时保持机构的自我独立性。在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契机之下，借助资源寻求对策，使社会工作机构能真正发挥作用，服务人民。同时带动社会工作整个行业的发展，使得社工理念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曾群.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的“伙伴关系”[J].中国社会导刊，2007（18） :62
创新发展经验之一：融合型的“和谐促进会”
慈溪市现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之比几近1∶1，目前所有的村（社区）都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促会”的建立，旨在探索新老市民社会融合机制，会员主要由村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私营企业主等组成，协会受镇（街道）党（工）委指导，由村党支部（总支）、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管理和协调。“和促会”采用会员制的组织形式，会员通过促进会获得更多表达、参与、培训、决策的机会，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双向沟通、自我规范、社区认同的过程。
“和促会”是外来人口自主管理、新老市民共同管理，实现多元融合、一体发展与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它通过民意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组织新老居民共谋社区事务，听取意见与建议，加强居民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增进新老居民间的融合。它的优势功能在于为会员提供表达诉求和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服务平台，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民意表达机制，有效解决因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而产生的多种矛盾和问题，成为慈溪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创新发展经验之二：互助型的“老年人协会”
“老年人协会”是各地较早成立的普遍性的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普遍发挥着重要作用。慈溪市的“老年人协会”紧紧围绕社区互助优势，以自我服务激发参与热情，拓展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能力。“老年人协会”成员由居委会主任、离（退）休干部代表、老协会代表、志愿者代表组成，目前“老年人协会”内部普遍组建了若干个为老服务组，为老年人推出了多种服务。如医疗保障组，提供医疗保健和健康咨询服务；文化教育组，提供文化教育和娱乐休闲服务；生活照料组，提供及时的生活照料服务；权益维护组，提供法律宣传和权益维护服务；养老保障组，提供养老保障等方面服务。
“老年人协会”坚持“以老养老”理念，实行自主养老与外部关注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老养老”的理念更加突出自我服务，能够激发参与热情，提高老年人参与度，从而把社区中大量老年人的作用充分挖掘出来，提供更为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这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渗透性。
创新发展经验之三：监管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
近年来，慈溪市陆续成立了一批“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它是以社区环保志愿者为主要成员，以“绿色社区”、“和谐社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创建工作为载体，引导和发动居民参与“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会通过开展植绿补绿、小区环境大扫除、拣拾白色垃圾等环保公益活动，通过定期开展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引导社区内居民及单位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营造绿色家园，在社区（小区）形成了更直接、更到位、更有效的环保自治监管队伍。
“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是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推动社区事务治理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演进的协同治理发展模式。“环保志愿者协会”发端于社区居民，在发现需求信号、提供非规模化管理和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它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通过协同社区居委会完成部分社会管理（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等）职能，不仅增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在承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发挥了重要的协同功能，既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又促进了社区自治发展。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启示
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积极培育。慈溪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模式表明，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微型性等特征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市当前推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任务。但总体来看，目前慈溪社区社会组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面临着发育良莠不齐、功能结构简单、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资源整合有限等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支持作用，共同推动发展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同时，要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和创新典型，促进先进经验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不断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强化社区社会组织自治和自主自律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成为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拥有自主自律能力的自治主体。因此，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社会组织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其次，要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的组织功能结构，提高服务力，这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作用的核心支撑；第三，要加大组织运营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支持的发展氛围。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政府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要加强引导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比如对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提供服务项目；对维权类的要采取政策引导、法律服务和业务指导等方式；对社会事务类的要采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政府购买岗位、购买服务和项目资助等方式。政府也要不断完善与社会组织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框架。同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里，政府更要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城市社区治理；路径
一、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涵义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而来，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适用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条。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的新话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区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的地理位置为基础，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与政府、团体组织以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它体现为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让各种主体依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从而达到一种协调模式。
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个庞大的系统。分布领域的广泛性使非政府组织具备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公意”，然后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馈给政府，从而提高政府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缓解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过少与居民需求过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将居民意见、建议集中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为其决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组织自身被授权管理多种社会公共事务。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化共存的时代，传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需求。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体现了自由与多元共存的价值理念，具有政府没有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部分公共职能，以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灵”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无法克服的顽疾，在社区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社区建设这样的微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让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的构建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当前政府还是处于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NGO的权限与活动实施，因而NGO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但力量还比较弱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二者建立互动合作治理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合作关系的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更充足公共产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应明确各自的治理领域。政府由原来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保留部分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领域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领域则交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因而公共产品领域逐渐打破垄断，社会性增强。其次，构建公平、公开的提供平台。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再次，加强项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都是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人”以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优势互补，能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参与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也颇为严格，“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求非政府组织经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门的管制。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职能转变，更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因而健全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以及规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不同于企业，其发挥着市场的中介、枢纽作用，因此对其的监督管理应严格区分。政府应在法律层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明确其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明确各自的权限与责任，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在权限之外也给予规制，顺应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在规制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也给予法律上的独立空间。其次，突破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其并不符合宪法“公民有依法结社的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也违背了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理念，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因此，对准入的限制应当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督，登记注册手续可适当简化，而对其活动实施与组织运作过程的监督管理可适时加强，如民间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备案。这样既打破双重管理约束，也加强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在现行的社区治理中仍担任着主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辅地提品与服务。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产品领域，非政府组织深受垄断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导下寻求职能转变，倡导“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渐由全面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控制转向引导，由“管理”转向“服务”。因此，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目标指引下，一要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人事安排、活动、经费自主，二要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机制，三要下放权力，将服务社会的社会职能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具体包括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及市场监督与技术服务职能。
3.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还很薄弱，资金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一个资金支持体系也需要政府从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专门的NGO项目资金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指政府以采购制度为基础，将项目以招投标的方式交给非政府组织执行，政府拿出资金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如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合同方式确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经费，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制度。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为宗旨，政府可从地方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制度，支持NGO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同步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的评估制度，确保资金用到实处；而对社区NGO活动的开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导捐赠，吸纳民资。社区治理仅靠政府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正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资更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具体而言，由政府牵头，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为平台，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捐赠。这种捐赠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宏观引导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建设，强化参与能力
1.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自律机制。严密的组织体系能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并能强化组织的自我规范意识。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建设，一要促进制度建设，明确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明确全体会员大会、会长及监事的权责。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会议制度，加强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促进非政府组织日常自身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在对社区的治理过程中，首先，细致规划社区人力资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证社区至少一名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人事安排有困难的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协调和指派。其次，明确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平台作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协商确定行业职业道德、资格准入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相互监督。民政部门人力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不仅不会影响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共同开展。
2. 重构运行机制，提高独立自主性。非政府组织要在社区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套从决策到执行最后到评价的有效机制，以保障治理活动的实施。从决策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一旦参与到社区治理，非政府组织就应该有权获得社区信息，并从信息管理制度当中产生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择优选取与执行。从执行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可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提高执行力。在与政府的购买服务、产品外包、租赁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并以受众居民为导向灵活制定方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从评级机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具体而言，要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效果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政府评价与居民评价相结合。评价主体应更多的关注第三方即社区居民和行业竞争者的评价等。
3. 强化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要解决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中经费不足、资金支持不稳定的大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强化其自身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现今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获得更多捐助必须：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当前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数民众因为心存疑惑，宁愿选择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也不选择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更要树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树立公益性价值，明确自身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区服务为使命。使命是组织的发展方向，是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使命为先”。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 陈跃，占伟.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探索[J].行政论坛，2013（1）.
[3] 黎丹.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策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3（2）.
[4] 王伟.治理理念视角下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以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为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
[5] 贺艺，刘先江.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治理：作用、困境及出路[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6] 迟福林.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J].开发研究，2005 （06）.
[7] 董秀.深圳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以深圳社工组织为例[D].湖北：武汉大学，2010.
[8] 苏伟伦.杜拉克管理思想全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
关键词：外部干预；内部治理；广场舞
党的十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场舞在丰富人们的文化，陶冶人们的情操的同时，也可以使人们的身体得到锻炼。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广场舞，社区文化活动中必不可少的 一项内容也正是广场舞，虽然各地广场舞的形态不一，规模也不尽相同，但它却极大的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建设。为了让这项深受老少喜爱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发展得更科学、更健康，应当考虑为社区文化活动创造新动力，并将新活力注入到社区文化活动中，以确保其持续不断的发展下去。
一、广场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效应
（一）广场舞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满足人类表情达意、娱人、娱己、娱神的需求，产生了大量的民间舞蹈，广场舞也是民间舞蹈的一种形式。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城市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城市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完善，城市广场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广场舞这种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舞蹈的发展，广场舞逐渐向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逐渐在我国各城市发展起来。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广场舞从城市扩散到了广大农村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广场舞的影响范围，使广场舞成为很多人的首选健身项目。广场舞也被视为一种时尚、健康的运动方式。特别是随着广场舞由城市向农村的扩散，使广场舞逐渐成为了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我国公共文化的蓬勃发展。
（二）广场舞产生的社会效应
1、广场舞能够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的创新应当将社会治理水平进行提升，对社会发展活力进行加强，人们应共同参与对社会的创新治理。广场舞具有大众性、便利性、广泛参与性。众所周知，以前社区都是由政府制定体制、发号施令对其进行单向管理的。此种单向的管理形式导致民众不愿服从、政府没有作为、政府和民众脱离、制度变得僵化，根本无法适应实际要求。另外由于流动人口正日益增多，城镇化的进程正日益变快，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正逐步加剧，在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都生成了强烈的自我权利意识，并形成了权利的倒逼机制。由于社区广场舞具有全民健身娱乐性、辐射范围广泛性以及超强的带动性等特点，发展非常迅速。为了有效的治理社区公共文化，政府的职能必须从管理到服务进行转变，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诉求也必须满足。
2、广场舞能够遏制赌博、封建迷信的活动
人们自发组织的集体活动之一就是广场舞，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简单易学、开放性强是广场舞的主要特点。街道旁的空地、社区的开阔地、公园、具有娱乐性的广场等场所都是广场舞的最佳活动场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广场舞的参与者、传承者和创造者。广场舞不仅使群众的精神内涵得到了丰富，而且使群众对休闲娱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还使健康文明的生活形式得到了倡导。由于广场舞广泛的包容性和参与性，使其比社区群众艺术馆、社区青少年科技工作室及社区图书馆等社区文化活动更易让群众主动参与，并使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更丰富。特别是随着广场舞从农村的扩展，对我国广大农民的精神风貌进行了有效的改善。广场舞在农村的普及使广大农村人民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对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了一定的遏制，提升了广大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品位。
3、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因社区广场舞而被推进
社区文化队伍建设、社区文化经费保障和社区文化设施建设都属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每个方面都可参考借鉴社区广场舞对社区公共文化的治理作用。单从广场舞参与者的多元化、全民性来说，广场舞现今正处于良好的发展阶段，某些地方还对广场舞进行了登记注册，并订立了公约，对文体娱乐的管理机制进行了完善，同时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也相继出现，并严格规范其活动的音量控制、地点选定及时间选取等方面的行为。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广场舞培养了群众的社区共同体意识，社区也实现了整合，文明生活的美好氛围也逐渐形成。在广场舞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阶层的群众被引导参与社区事务处理，使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参与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另外，广场舞参与者对街道办事处、社区内社会组织、政府、党委及企业的工作加以配合，自发的组织合适的活动，并对政府无暇顾及的社区文化问题加以解决。
二、正确引导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广场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我国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为例：全县共有16.5万人口，目前在八镇一街办91个行政村（含9个社区）中，广场舞队伍已发展到137个，参与人数已达8300多人。广场舞是一种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娱乐项目，而且设施简单、参与自由，这也意味着广场舞的参与门槛较低，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必须对广场舞进行积极的引导，将广场舞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广场舞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内部治理
参与就是强调个人应融入身份角色中，也是强调个人在团队中应塑造集体责任感。在广场舞的开展中，每天应专业指导部分参与群众，对其管理意识及健身常识进行培训，然后依照其参与活动的效果和程度对其进行筛选，最后在脱离核心团队的基础上，让这个自发群众性组织自主选举出一支有能力带领广场舞活动不断发展的领舞团队。
广场舞本质上是一种群众活动，因此要不断提高广场舞参与者的参与能力、合作能力和协商能力，提高其协商意识和权利意识，尽可能的使各参与主体的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避免各方的矛盾冲突。在广场舞活动的开展中，由于各方人员的协作，广大社区群众实现了追求和谐、高尚及文明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愿望，这既使利益相关者知识的互补、信任的建立、技能的展现及关系的均衡等合作精神得以塑造，同时还使群众的自治精神得以培养。各参与者的关系因合作中的互相交流和磨合变得更加亲密，进而实现多元化治理社区文化事务，这种合作治理的方式必将成为日后社区治理模式的主流。
（二）外部干预
我国相关部门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广场舞对于提高群众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为了促进广场舞的正常发展，政府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广场舞及其现象进行仔细的研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积极应对广场舞引发的社会矛盾。对于这种由群众自发形成的社区广场舞团队，有关广场舞机构的建立，以及有关广场舞公约的订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还应及时处理广场舞活动中发生的扰民现象。另外，各地方政府部门还应对广场舞的设备、场地、时间等细节上加以限定，按照各地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执行，加大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引导和宣传力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管理广场舞，并科学规范广场舞活动中的配置及音量等方面。
对广场舞的舞蹈内容进行丰富，对参与人员的组织构成进行调整，根据不同人群特点编排不同的舞蹈类型，使广场舞内部结构设置得以优化。定期举行创新、典型、先进的广场舞活动，将广场舞的比赛规程进行公平化、完善化及规范化的改进。像公益性质的广场舞活动应大力、积极开展，并倡导全民参与，将广场舞的质量进行提升，同时成立一支专业的领舞团队。社会公共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社会公共文化的治理进行创新，像某些地方将规范广场舞协会登记入册，以及建立广场文化活动综合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等的先进示范就是最好的体现。
例如可以积极参照“新加坡邻里中心”的发展模式，结合社区的景观、公园和河流等资源，组成多层次的社会公共活动中心，例如区域中心、新镇中心、邻里中心、邻里组团中心等，合理利用资源，有序的划分公共活动的空间，既要为本社区人民群众开展广场舞活动提供便利，又可以对公共场域的矛盾问题进行解决。
三、结语
广场舞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注入多元化主体，并有效实行这一参与体制，可确保广场舞活动可持续发展，从而使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进一步得以推动。
参考文 献：
[1]夏国锋.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2]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J].城市问题.2013（06）.
[3]牟顶红.广场健身舞研究现状综述与趋势展望[J].科技风.2010（24）.
[4]许洪文，聂胜男.莆田市广场舞开展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0，24（4）.
[5]江滔，陈玉萍，李协吉.湘潭市社区中老年妇女广场集体健身舞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
文章摘要：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综治委副主任陈旭到市司法局听取特殊人群专项组专题工作汇报.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综治委特殊人群专项组组长郑善和做了专题工作汇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市综治办主任李余涛,市综治办副主任谷继明…… 近日,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综治委副主任陈旭到市司法局听取特殊人群专项组专题工作汇报.上海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综治委特殊人群专项组组长郑善和做了专题工作汇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市综治办主任李余涛,市综治办副主任谷继明,市司法局副局长陈春兰及有关处室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陈旭充分肯定了上海市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指出,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关系到全市总体的社会治理、社会稳定,需要方方面面力量的配合.目前各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推进,多年前的许多设想、愿望,已逐步成为现实,成绩显著,令人振奋.
陈旭强调,特殊人群工作要注重各种力量的整合.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组建了专门的执法队伍.事实证明,开展社区矫正,推进轻刑化,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社区矫正、戒毒等工作,都要加强队伍建设,将执法队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志愿者队伍三支队伍结合起来,上下联动,形成体系,切实提高工作的专业性和实效性.要完善监控手段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电子脚环”作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控要有法律的强制力.在国外,社区服刑人员一旦离开规定的区域,就是藐视法律,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社区矫正工作,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积极推进立法进程,善于运用法律,这正是社会治理的要义之一.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比如,香港的社会组织很发达,哪方面的社会问题突出,就进行立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去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单靠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陈旭指出,要完善特殊人群专项组组织架构,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早日建立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工作小组.可以考虑建立一支专门的社工队伍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区县建立相应的特殊人群专项组是必要的.下一步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于应当解决、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强研究,形成专项报告,每年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两个瓶颈问题,扎扎实实地推进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工作.
我们注意到，世行报告指出的中国环境恶化的三项直接动因，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与农村发展紧密相连。从总人口的角度，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主体，农村环境的好坏对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有相比城市更重要的贡献：从农村占我们国家国土的份额看，我们国家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环境而不是城市环境决定的：从环境改善的潜力看，与城市相比，农村毫无疑问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一、农村环境污染的分类和根源
就农村而言，其环境污染问题在当前复杂的背景下，根据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来源不同，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源污染，二是本源污染。
所谓外源污染，指来自农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运往离城市比较近的郊区即农村进行填埋：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中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外迁至农村等：还包括环境污染物的自然迁移至农村，例如城市工业企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粉尘、SO2、CO2、NO2等)随大气迁移至农村地区，直接污染农村地区大气或是随降水进人农村土壤、水体等。所谓内源污染，主要分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理使用。二是农村生活污染。三是农村生产污染。四是本地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工业污染。
二、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搞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开发、小城镇建设以及各种人为经济活动因素的影响，农村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已十分突出，严重地阻碍着农业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农村的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已刻不容缓。科学规划是合理建设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在所在区域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及环境建设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村镇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主要应遵循以生态学及规划理论为指导，与村镇建设总体规划同步制定：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应能不断提高村镇的生产生态位和生活生态位，村镇生态环境建设应立足于促进生产、方便生活、使生产区和生活区布局协调，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开发、农民增收、区域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提高、社区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同步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科学设计发展规模与模式，改善、优化结构；坚持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实现依法保护与科学整治相结合；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采取多渠道筹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的方式，确保生态环境建没能够顺利实施。
(二)积极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可能从政绩的角度，在短期内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标准，甚至会超前发展。但只要农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绩，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会很快地转向“经济优先”。一系列的农村“有增长但不发展”的恶果，包括合作医疗崩溃、民办教师流失、治安形势严峻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这个意义上，农村为经济增长付出了相比城市更加沉重的代价。当污染跨地区时，严格执行“环境行政干预”的地区，不仅经济缺乏竞争力，同时环境也会受到周边不严格执行“行政干预”地区的损害。从长远看，建设“生态型”产业体系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垃圾减少的惟一出路。国家应从战略的高度，规划、组织农村地区的产业生态建设。在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地区扩散的同时，应根据“产业生态”的原则，将经过组织的“产业共生体”成建制地向农村扩散。
“公地悲剧”告诉我们：农村经济发展要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这从根本上对农村的环境保护起积极促进作用。因为存在多方面因素可能导致农民收入增加，但环境物品的需求滞后。解决这种滞后，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农村经济进一步增长来解决，例如，推动收入越过环境物品消费的J临界值、财富增加使农民风险偏好的曲率下降、“补偿性”消费占农民总消费比重下降、农民倾向于预期收入增加是可持续、持久的，愿意在环境物品方面增加支付：农村工业化要与城市化相结合，通过人口与产业的合理集聚，为农村环保产业发展营造市场基础、周家在经济发展策略上，不继续以牺牲农民利益为手段，尤其在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方面，政府要给农民信心，农村在整个国家分配格局中日益边缘化的角色将得到扭转以及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环境保护的意识。
(三)扭转二元结构下的农村边缘化
回顾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可以发现，刘易斯预期的，通过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改善农村部门的人地关系，并在长期随着农村“单位劳动产出比”的上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会在两个方向上面临挑战：一是城市部门可能不如刘易斯所设想的、在农村存在大量过剩人口条件下，一直可持续地扩张，直到所有的农村过剩人口被城市部门吸纳。就环境而言，这种状态会引起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农村的人地关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但农民依旧贫困，农村环境如果之前已经恶化，将继续恶化或者稳定在恶化状态中。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割裂”使农村短暂缓和的人地关系在马尔萨斯力量的作用下会重新恶化(即使保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尔萨斯的危险仍会发挥影响)，城市和农村总的人口规模会超过先前的水平，环境负担进一步加重，从而农村、城市的环境也会下降。二是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人口事实上是被动地卷入城市。而事实上的机制是，经过20年持续的“农村人力资本逆淘汰”，现今的农村已无城市可用之才。就环境而言，这种状态引起的后果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留在农村的事实上是被城市化淘汰的“弱势”农民，他们的人均收入受农村经济生态恶化的影响可能是下降的。在有些地方，农村经济的实际组织者“能人”的“城市化”，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尤其大。农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农村地区环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积累以加总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为基础，“富有”农民的退出会导致农村总的环境支付意愿呈“指数”下降，从供给的角度，城市化引起“农村边缘化”加剧农村的环境恶化。
(四)建设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处置体系
在垃圾处置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的优势在于，农民有千百年的“零排放”传统，即在历史上农民曾自发地非常成功地解决垃圾处置问题。“零排放”在这里指农村居民自发的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行为，这一类的行为大致包括：有机生活垃圾的堆肥、无机生活垃圾分捡、有毒有害垃圾专门集中、家庭不可处置垃圾定点的投放等。“零排放”不是绝对的垃圾零产出，它主要描述与一般末端治理相区别的，居民志愿、全流程地参与垃圾处置的一种模式。一般认为，农民志愿的“零排放”是基于“道德驱动”的个人行为，但在我们的模型中，促成农民自发的“零排放”，关键在于社区形成“内化”的“零排放”社区强制，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农村“零排放”行为不足源于缺乏激励“零排放”有效的社区治理。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占卞流的看法是，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的“社区治理”失效，是农村环境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农民目前的环境、收入水平下，通过提升“环境约定”，激励农民志愿地增加“零排放”行为，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环境治理的融资及其资金使用效率问题，而且某种意义上，这一思路也迎合下一步中国基层农村地区解决环境问题的发展方向：解决农民“零排放”激励不足的问题，制度上需要高效的农村社区安排，低成本地在社区层面上形成“制度压力”。在基层农村推进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是实现农村环境根本好转、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基础性手段；最后，我们强调，激励农民志愿“零排放”行为政策的空间并非是无限的，从效率和福利的角度，农民志愿的“零排放”行为只能部分、局部地对政府支持的环境服务的公共物品进行替代。
(五)农村环境保护与垃圾处置的财政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