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范式；公共管理；学科认同
1997年，教育部修订研究生和本科生学科专业目录时，把行政管理专业从政治学一级学科分离出来，成立了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并将行政管理、教育经济及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设为公共管理学的五个二级学科，至此在中国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和地位才得以确立。这一学科设置的变化适应了当时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等社会改革引起的在管理主体、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方面的变化要求。随后，为了培养在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机构中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服务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和专业化的公共管理者和公共领导者，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在中国高校开始试点推行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教育，并于2001年2月联合教育部与人事部共同成立了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伴随着2001年3月中国第一批MPA学生的入学，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和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期，公共管理学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目前全国设立公共管理学院的高等教育院校达200多所，MPA试办院校由首批的24所发展到目前的223所，分布在全国30个省份和地区。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快速发展的近20年间，经过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伴随着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和公共管理学术学位教育的蓬勃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科的社会影响也在逐步增强。然而，在公共管理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公共管理学科仍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是公共管理范式尚未得到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认同，公共管理的学科认同、学术认同和学者认同尚未确立，并成为制约公共管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以后，如何提高中国公共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成为摆在中国公共管理学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尤其需要公共管理学科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因此，从学科范式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并寻求突破学科危机、实现学科质的发展的科学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范式的内涵
范式一词首次出现在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被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托马斯•库恩看来，范式是“某一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问题领域、解决标准和研究方法的本源”［1］。其本质内容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共同体信念（BeliefofScientificCommunity），即该领域的科学成就可以使本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坚定的学术拥护者，他们接受过相似的学术教育和专业训练，通过对同样技术的仔细钻研和本领域学术团体的充分交流而获得了相同的教益和成长；二是学科基质，其是由被公共管理领域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学科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和观点等基质元素组成，这些基质元素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科学实践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三是研究方法，它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攻治本领域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所采用的工具。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和适用性亦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2］因此，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信念、学科基质和方法三者的有机统一。衡量一个研究领域独立和成熟的标志即是是否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导本领域中常规科学活动的范式。
二、基于范式的视角反思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
基于“范式”的视角反思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范式尚未形成，整合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主体性分析框架的缺乏以及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发展滞后使得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信念缺失，该学科面临学者认同、学术认同和学科认同的危机，再加上公共管理教育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公共管理研究机构内在建制的严重滞后，这些问题将成为制约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实现规范发展的主要瓶颈。
（一）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缺乏整合学科的主体性分析框架
一个学科的成熟应当以拥有能够以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回答本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为标志。［3］自西方公共管理学创立以来，几乎一直伴随着学科的身份危机或认同危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管理的学科知识体系“大杂烩”色彩浓厚，缺乏统一的逻辑体系和公认的知识范例。回顾国外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知识生产过程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再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过程。而在不同的学科发展时期，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生产过程都吸纳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精粹，其中作为其母学科之一的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均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史上发挥着重大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虽然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蕴含了众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并且其他学科的理论推演也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思维框架，但同时也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缺乏专有的理论资源和公认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尚未形成整合整个学科的主体性分析框架。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也不得不紧跟实践加速变化的“步伐”，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满足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被引入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当中，包括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然而，公共管理实践的加速变化，使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显得有些“穷于应付”，各种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被“借来急用”，但真正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并屡屡陷入学科身份定位的危机。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由于公共管理学科缺乏严谨的逻辑体系和研究范例，从而导致了整合学科的主导型分析框架的缺失。
（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滞后
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学科差别的标志。［4］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发展的滞后性是造成公共管理学知识和应用同其他主流学科存在显著差距的主要原因。由于公共管理学受到政治学和早年行政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大多学者多以规范研究来分析和解析公共管理领域的现实问题，定性分析、案例研究主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然而很多所谓的“规范研究”名不副实，规范研究是研究者在对他人研究成果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观点采用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加以严谨的论证的过程。然而公共管理的研究实践中，这些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并没有采用规范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社会学研究所秉承的扎根理论和田野调查以及规范研究常用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实际的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现实问题的跟踪调查等理论和方法运用极少，并且由于公共管理学科基础政治化色彩的浓厚，使得很多知识内容仅仅囿于对政策和行政经验的二次解释，大量的研究仅仅囿于理论和文献资料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总结，因此使得公共管理新知识的真伪和科学性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也使得学者开始倡导采用实证研究来增加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值得欣慰的是，吕方等人通过对2001－2013年间发表于《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的4659篇和公共管理相关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39％（1118篇）的论文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5］，这一数据可以映射出公共管理学界已经开始给予实证研究持续的关注和重视。尽管如此，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滞后性问题仍然存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重定性研究而轻量化研究、重文献推演而轻事实经验分析、重宏观而轻微观的研究倾向依然是公共管理学规范发展的阻拌。
（三）公共管理学科学共同体信念缺失，学者认同尚未建立
科学共同体信念是建立一种或多种已有的科学成就可以吸引和聚集本领域的研究者，使他们成为坚定的学科拥护者和支持者之上的。这些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要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学习本学科的理论知识、潜心钻研本学科的关键技术并常态化的进行学术交流才可以形成“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本学科领域现实问题得到科学解释的“框框”，否则该科学领域的研究就会受到科学性和合理性的质疑。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缺乏整合学科的主导性分析框架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仍然囿于对公共管理内涵的界定之中，尚未形成对公共管理内涵和公共管理研究范畴的统一认知，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围的无边界造成了公共管理领域新知识的泛化，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方法发展的滞后使得公共管理领域命题证实证伪的随意性，再加上当前公共管理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缺乏统一性，课程设置和院系设置均以各个高校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机构设置惯例为主导，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新人知识体系的杂乱，因此当前公共管理学者对公共管理学难以形成统一的科学信念。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共管理范式”兴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4］因此，公共管理学者认同的异化也将导致公共管理科学共同体信念的缺失。
（四）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公共管理学的教育实践是旨在通过统一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制度安排和教育实践来培养具有多种学科背景的公共管理人才，以便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时可以从多角度入手来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虽然公共管理学呈现出跨学科的特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的制度安排是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简单加总。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教育在本科阶段大部分院校是以二级学科进行招生和教育，而公共管理二级学科所涉及的五个学科原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中，所以学科知识内容跨度大，学科教育实践要求也不尽相同，学科优良与否的评价标准也相差较大，因此，不同院校会根据自身学术背景的不同来进行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安排，开设的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只是各种学科简单知识的物理叠加）、招聘的教师学术背景不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要求也不同，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更是差距甚远。虽然我国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有按照一级学科进行招生和教育的，但是由于招生院校学术氛围和学院机构设计的不同以及行政管理专业等公共管理二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存在使得上述的教育实践差异化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将直接导致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主管部门难以以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不同院校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质量的好坏，企事业单位也难以对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质量的良莠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造成了当今社会对公共管理学科认识的泛化以及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能力的质疑。
（五）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严重滞后
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社会建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一些研究机构、学会相继得以建立。这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机构不仅致力于政府治理领域问题的研究，并且在公共政策、公共经济、环境政策、城市管理等领域为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权威性的研究咨询服务。虽然公共管理学的组织体系在不断加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充。但是，其中众多的研究机构是源于制度的推动和为了获取国家的行政许可而建立的，其学科本身的内部建制则相对落后。例如，为申办MPA项目许多学校相继成立了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与法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MPA学院等十六类学科组合式学院。学院建制仍然按照传统学科系所设置，其运行机制以管理为主，交叉性、灵活性、研究性不足。而内部建制应该是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核心，重点应关注该学科的认知规范和知识体系构成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目前的局面是很少有学者和研究机构去关注上述问题。这意味着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和观念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
细观公共管理学科特性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实现公共价值为学科价值导向，其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具有跨学科特性，学科教育内容又必须体现出专业化和应用性的特点，学科研究方法体系倡导多元化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因此，基于上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这几大特征来理清公共管理的学科边界和科学内涵，进而落实和优化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方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团体社会建制的实质性发展，是当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抓手和有效路径。
（一）理清公共管理学科边界，构建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主导性分析框架
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主导性分析框架是必要的。这需要每个公共管理学者必须以科学的公共管理方法为指导，培养规范的、共通的和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和科学哲学素养，以整体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采用综合集成式的研究方法，深刻洞悉和考察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理论和现实问题之间的或然性、相对性、多元性逻辑联系，从而构建出真正能反映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问题实质的、真正能指导中国公共政策设计和公共管理实践的一般性本土化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而当下公共管理学者应将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据此，研究范畴将涉及宏观层面———政府顶层制度和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中观层面———公共管理主体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和效率性的兼顾以及微观层面———公共管理主体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在确定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之后，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的学科边界和主导分析框架基本确立，公共管理学界可以以此为框架为核心，在深刻理解公共管理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牢固的学科知识核心体系，为公共管理学科的规范发展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二）明确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构建独特的方法论
针对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发展滞后的问题，学界应该加强公共管理方法论的探讨，明确公共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并引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界一直以规范研究方法为研究的利器，然而伴随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使得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日益复杂化、动态化。规范研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现实问题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当然不能片面的否认规范研究方法的优势，但以大数据事实为基础依据、以科学化的数量模型为载体来研究纷繁复杂的公共管理现实问题，并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的论证体系来检验假设更加符合公共管理新知识生产模式的要求，也确实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理论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例如近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公共危机、公民参与、网络治理、风险评估等问题展开的实证研究就实实在在的为政府和相关部门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具有实效的思路和方案。为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以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采用规范研究并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框架和规则来对公共治理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背景分析，并通过归纳法和演绎法来进行伦理推导和价值论证［6］；同时利用实证研究找到公共治理现实问题的案例资料和数据资料，结合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科学实证分析方法来佐证研究假设，为公共管理领域问题从经验实践研究上升到科学理论建构提供合理化的事实依据和科学化的探索途径。
（三）统一公共管理学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构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评价体系
在按照上述的实践界定清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框架后，规范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重点要做的就是统一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以便为评价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质量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能力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统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首先强化教指委的行业指导作用，对公共管理学科院系设置基准要求进行的统一和整合。同时其他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出台具有强制性和指导性的规章来统一公共管理学核心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实践安排。作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发展和教育实践不排斥拥有不同强势学科和学术背景的学校来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但是各个高校公共管理学院的称谓、院系设置和课程体系应保持基本一致，唯有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才能为公共管理五大二级学科的学术交流和教育实践建立有效平台，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才有了统一的口径，强烈的学科认同感才可以建立。其次，在实现了公共管理学科院系设置和课程体系的统一之后，应加强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综合能力建设，增强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公共管理学就是要培养科学化、专业化从事公共管理的人才。这就需要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应重视实践性和针对性，以消除人们对公共管理人才“缺乏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刻板印象。最后，统一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制度安排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放在构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的评价体系上，以此来统一评价全国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质量和公共管理专业新人的能力素质。
（四）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内在建制，促进学科组织体系发展的良性化
公共管理的学科危机也源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机构的社会认同的缺失。因此，要摆脱该危机就必须加强公共管理研究机构外在建制和内在建制的重塑，增强其合法性和社会认可度。首先，要强化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建设，推动跨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社会建制。其次，应加紧构建专业化的跨学科公共管理研究中心，通过专业化的研究明确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构成和扩展，同时要从科学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角度为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实践制度安排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最后，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机构应更多地发挥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职能，通过充分发挥研究中心的优势以扩大本学科社会认可度。
作者:张再生 白彬 单位:天津大学
［参考文献］
［1］Kuhn，TS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96
［2］陈振明公共管理的学科定位与知识增长［J］．行政论坛，2010，（4）：17－20
［3］刘太刚公共管理学重述：需求溢出理论的逻辑思路与基本主张［J］．中国行政管理，2012，（8）：52－58
［4］蔡立辉公共管理范式：反思与批判［J］．政治学研究，2002，（3）：76－86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和“思想危机”。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颜良恭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的缺位及其原因
公共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以及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重要原因。
(一)实证主义的主导地位
受近代科学和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威尔逊、达尔、西蒙等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们努力使公共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其能成为知识殿堂中的体面一员。与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相一致，主流的学术期刊惯于 使 用 实 证 主 义 的 方 法 论 标 准 对 公 共 管 理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评 估 和 反 思。比 如H.E.McCurdy& Robert E.Cleary、John D.White、J.L.Perry&K.L.Kraeme、D.J.Houston&S.M.Delevan、Robert E.Cleary、孙同文、江明修、詹中原、吴颖年等人曾使用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进行过评估研究。总体而言，使用实证主义标准对公共管理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的结果是悲观的。对此，我们要问：到底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还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特别是将公共管理看做“人工物”而展开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的成果不仅无法纳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而且这种技术设计研究尚缺乏一个合理、适宜和有效的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换言之，仅仅使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方法论标准“缺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西蒙和沃尔多争论多维性的忽略
在试图将公共管理科学化信念的驱使下，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者以寻求管理的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目标，并建立了公共管理学的知识体系。那么这种普遍原则到底是经验规律的普遍原则，还是价值规范的普遍原则，抑或是人际沟通的共识?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也体现在西蒙和达尔、沃尔多等人关于公共管理学学科和方法论的多维争论中
由表1可见，沃尔多和西蒙的争论是多维度的，但后来的学者将两者的分歧聚焦在事实和价值的区别，强调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人文主义)的二元对立，忽视了西蒙和沃尔多争论中关于“纯粹科学”和“人工科学”的分野，忽略了在人工科学这一框架内，建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方法论框架。
(三)对规范研究两项任务的混淆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规范研究有两项基本的任务：一是形成应然命题，确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善”，我们生活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二是如何以优化的方式实现已经确立的价值前提。其中第二项任务既不属于“价值和规范”的范畴，也不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而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根据设定目标寻求优化方案的“人工科学”或者“技术设计”的范畴，其所使用的方法论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换言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规范”并不等于“规范研究”。确立“规范”仅仅是规范研究的一个方面，规范研究的另一项任务是技术设计。
总之，学者们一方面将西蒙和沃尔多的争论归结为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忽视了规范研究的第二项任务，而聚焦于规范命题的形成、诠释和确立。与此相关，关于规范研究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学中长期被忽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展。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方法论基础
从哲学和方法论的层面看，知识类型学是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和知识前提，设计科学和技术哲学则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知识类型学
知识分类问题一直是人类思想史和哲学史探讨的主题之一。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科学、实践的科学和创造的科学三类。休谟将知识划分为实然领域的知识和应然领域的知识。康德则根据人类理性的限度和特征，将知识划分为求“真”、求“善”和求“美”的知识。当代的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亦形成了不同知识类型的划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在《认识与旨趣》一书中通过对哲学和方法论的反思性批判，继承、发扬并整合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皮尔士(Charles Peirce)、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等众多方法论流派的知识分类思想，提出了将认知旨趣、知识类型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的知识类型学思想。哈贝马斯认为“旨趣”是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任何认知活动都以认知的旨趣为前提。认知的旨趣包括三大类别：技术的认识旨趣、实践的认识旨趣和解放的认识旨趣。三种不同的旨趣形成三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批判理论，每种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框架也不同。
在哈贝马斯知识类型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文将公共管理知识分为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理解和诠释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批判和反思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其中技术控制旨趣的公共管理知识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学发现类知识、技术设计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科学发现类知识旨在发现公共管理规律，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撑。评估类知识使用特定的标准、尺度和规范，评价、衡量和测量心理、行为、事件等公共管理现实的状况，是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公共管理现象中存在规律的前提基础。理解和诠释类知识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如果说技术控制旨趣的知识以工具理性为基础，那么理解和诠释旨趣的知识则以价值理性、主体间理性为基础。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人则建立了批判主义的知识传统、理论和方法，批判类知识的认知兴趣源自人们追求思想和权利解放的兴趣，基本方法是自我反思的方法，“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旨趣决定的”。技术控制的研究旨趣除形成科学发现类知识和评估类知识外，还形成技术设计类知识。此处的“技术”是广义的：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技术过程包括技术设计、制造、使用和评价过程。“设计”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故称作技术设计类知识。上述五种类型的知识形态分别与公共管理的研究旨趣、问题类型和方法论框架相对应
公共管理知识类型学的划分，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确立了适当的位置。与此同时，设计科学的兴起，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和经验参考。
(二)设计科学
设计科学是对人工系统的研究，目标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技术系统(产品和程序)、技术系统与环境(人、自然、其他系统)的关系以及设计技术系统的程序。与自然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不涉及直接的实践应用，而设计科学是理解技术世界的桥梁。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论、设计理论、科学的设计和设计的科学是技术设计知识的不同指称，这些术语的含义相互交叠，并不存在截然的区分。总之，设计科学作为对设计现象、设计方法、设计实践等方面的系统探讨，本质在于揭示不同于“自然物”和“人文精神”存在的“人工物”的存在形态和建构规律。
对设计和设计过程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20世纪60年代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工业设计理论、系统工程、现代决策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冲破传统学科间的专业壁垒。1969年，赫伯特·西蒙出版了《人工科学》一书，阐明了人工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对象、目的意义、设计的逻辑、设计的形态、设计的表现等设计理论的基本议题。西蒙对自然科学和人工科学做出了区分之后，设计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学科领域。目前设计科学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电子政务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智能组织设计等众多领域。
设计科学在管理学界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武夷山、仇向洋、陈良华和张昉、凌峰和刘建一、Joan E.Van Aken等学者指出了以解释性科学为主导范式的管理学的困境，阐明了管理学兼具有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的属性，倡议将设计科学与形式科学和解释型科学相并列，倡导基于设计科学的管理研究范式。总之，设计科学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三)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技术的哲学，研究技术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是技术哲学早期的研究重点，又被称为技术的人文哲学;二是技术的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语言对技术本身进行反思、提炼和描述，又被称为工程师的技术哲学。
1877年技术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的出版标志着技术哲学的诞生。1978年美国建立“哲学与技术学会”并创办《哲学与技术研究》，第16届世界哲学大会对技术哲学进行了确认，标志着技术哲学的建设制度化。技术哲学的发展还伴随着技术这一概念所指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狭义技术哲学研究逐步扩展为广义技术哲学研究。狭义的技术主要指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工物的过程中使用的工艺、程序、规则、设备、系统、方法等。广义的技术概念的载体则从“人工物”扩展到了社会领域，技术哲学成为涉及人工物制造、社会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政策设计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并延伸出社会技术哲学或社会工程哲学这样的新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哲学高度对技术进行反思和总结。技术集成了四种事物的属性：一是作为客观存在的物体;二是知识;三是技术活动，包括技术操作程序和设计;四是作为目的、知识、行动和意志的技术。围绕技术的四项本质属性进行哲学探讨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其中技术活动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技术哲学为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的议题和流派
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将公共管理看做是人工物的建构过程，公共管理研究是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并将问题界定为“价值和现状之间不一致的状态”。在公共管理技术设计范式下工作的学者们形成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学派，该学派运用设计哲学、设计科学、一般设计方法，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设计知识，结合公共管理领域的特征，通过战略与政策设计、组织设计、制度设计、机制设计、技术手段设计等活动，实现公共管理的价值和目标。
1989年享格让(R.F.Shangraw Jr.)、迈克尔·扣(Michael M.Crow)和萨姆·奥威尔曼(E.Sam Overman)提出作为设计科学的公共管理包括以下领域：(1)政治理论;(2)规范政治理论;(3)微观经济理论;(4)宏观经济理论;(5)组织行为;(6)组织发展;(7)组织和管理理论;(8)决策理论;(9)设计科学系统;(10)政策分析和定性定量工具;(11)宏观工程系统;(12)规划评估;(13)宪法;(14)公共行政的历史和哲学;(15)公共制度和机制的高端设计;(16)公共选择理论;(17)实质政策分析和设计;(18)公共行政和工具设计。可见，公共管理设计几乎涵盖了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公共管理设计学派和设计方法论的发展将推动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实务的发展。
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是最具开放性、综合性、应用性的学派，很多公共管理学的奠基者都在从事公共管理设计研究。比如，美国行政学之父威尔逊的《行政学之研究》就体现了制度结构设计的思想。威尔逊尝试将欧洲君主主义的良好行政管理引入共和主义的美国。为此，威尔逊引用了布隆赤里(Johenn Kaspar Bluntohi)的政治、法律与行政管理相区别的观点，进一步区分了宪法和行政、政治与行政，从而为行政学争取到了“学术话语权”，奠定了行政学作为独立的、具有自己内在规律的学科地位。威尔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共和主义和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之下，为何要引入、如何引入一种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的问题。韦伯的官僚制研究则是公共管理组织设计的经典，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理性基础。德怀特·沃尔多也是制度设计的积极倡导者。沃尔多认为社会科学不仅是理论和学说，而且是社会中一切人为的发明，包括各种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关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要关注科学，而且要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将经济学的“稀缺—理性选择—效率”范式转化为“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则—同意”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新的范式从研究的目标看从效率取向转向了利益协调取向;从研究的过程看，从追求真理转向了追求共识;从研究内容看，从效率机制转向了更为广泛的制度规则。这充分反映了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理性制度主义一个分支的特色。布坎南认为“这个结果不表示‘社团价值’或‘社会利益’，仅仅因为它产生于决策规则，根据设想，这种规则是在为政治制度规则的某个法制阶段被同意的”。布坎南等人开创了公共制度，特别是宪政设计的科学。
概言之，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沃尔多、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Ostrom，VincentOstrom)、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George Frederickson)等人在将民主制度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中，开创了民主行政制度设计的先河。拉斯韦尔等人开创了政策设计的先河。伊莲娜·奥斯特罗姆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开创了多中心制度设计的先河。巴里·波泽曼(BarryBozeman)、彼得·瑞(Peter Smith Ring)和詹姆斯·彼得(James L.Perry)等人开创了公共部门战略设计的先河。可见，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设计知识、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发展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全钟燮(Jong S.Jun)先后出版了《公共行政学：设计与问题解决》和《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等书，系统地总结了公共行政学中的设计问题，将公共管理问题分为社会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危机设计四种类型。全钟燮尝试将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形成的知识整合进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力图形成有建构主义的公共管理设计学说。事实上，公共管理的设计活动既要兼顾价值前提又要兼顾事实前提，而且在变革的社会中追求人类获得更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公共管理的设计学派是融合实证方法论、诠释方法论和批判方法论的统一。整合多元方法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学派将会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深入。
五、公共管理研究的
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是指范式的“解题规则和示例”，即解决问题的思路、步骤、程序和规则。Werner Ulrich将技术设计的逻辑归结为西蒙的人工科学传统和切尔齐曼(Churchman)的社会系统传统。这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在于将技术设计范式的基本逻辑理解为问题求解的过程。本文从问题性质、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处理资料的方式四个方面分析公共管理设计范式的问题求解的基本逻辑。
(一)问题性质
技术设计问题是针对那些 “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的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一般包括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设计要素的归纳、方案的设计、方案的选优、选择结果的审查。其中技术设计问题的确立是技术设计类研究设计的起点。公共管理研究者在面对技术设计类的问题时，需要深入地了解现实问题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然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利益综合，在利益综合后形成的特定价值前提下，设计出满足这些价值需求的方案来。
(二)研究目的
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实现特定目标的优化方案，包括以下三点。(1)明确目标和界定技术问题。技术设计类的研究本身就有辨明相关需求、界定目标、明晰问题的目的。一般而言，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可以根据技术设计目标的不同情形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目标既定的技术设计。该类研究设计只需根据已经明确的目标，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案。第二种情况是目标模糊的研究设计。该类研究设计的目标本身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尚不精确的目标，需要技术设计者根据技术手段的可能性不断地调整具体的目标，技术手段的约束和目标的调适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第三种情况是目标未定的技术设计。该类技术设计是那些目标尚未确定，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才能将目标确立的技术设计。在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中，上述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技术设计活动本身需要明确的目标，确立目标、明确需求的过程是技术设计活动的前置过程，也是确立技术设计问题的必经阶段。(2)方案优选。技术设计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提出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而且根据相关标准，论证该方案是优化的。方案优化的约束条件和参数有多方面，可以从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两个方面分解为合意的、正方的、可能的、可行的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交集就是方案优化的基本标准。(3)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策。技术设计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技术设计类问题的解决，需要找出在既定约束条件和环境参数下实现特定目标的方案、政策和手段。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设计、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三)资料类型与研究方式
技术设计类研究收集和处理的资料亦存在三种可能：质性资料、定量资料和质性、定量综合资料。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就体制、机制、组织设计而言，更多地使用质性资料。如在进行行政体制设计时，需梳理清楚分工与职能、权责分配、机构与人员等基本问题，然后根据职能、责任、机构、人员相统一的原则形成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此外，还会大量地使用定量资料，给出精确的政策建议，如中央政府对银行准备金额度、利率、最低收入水平的确立等政策的设计，就需要处理大量的定量资料，形成定量的政策建议。当然，公共管理研究中更多地是综合运用质性和定量的资料，进行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设计等技术设计活动。
(四)研究设计的逻辑
技术设计类的研究不像科学发现类研究提出一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而是更强调通过既有科学理论又有技术成果的比较，发掘不同方案在命令变量、固定参量、环境变量和效用函数方面的差异，在比较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借鉴和设计创新，形成新的设计方案，从而将冷冰冰的科学原理变为造福人类的手段。
设计问题的“内部环境”由一组给定的备择行动方案来表现。这些备择方案可以详细给出，但更经常地是由规定了任务领域的命令变量来表示。“外部环境”则由一组参数表征，我们可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也可能只知道它们的概率分布。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所要实现的目标由效用函数(它是命令变量和环境参数的函数，通常是标量)确定，或许再补充上几个约束条件(如命令变量函数和环境参数函数之间的不等式)。最优化问题就是要求出一组可接受的、与约束条件相容的命令变量的值。在环境参数值给定的情况下，命令变量的这组数值使效用函数达到极大。对于只知道参数的概率分布的情形，可以说使效用函数期望值达到极大，而不是使效用函数极大。
论文摘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伦理学这门学科，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对于伦理学发展史有着转折的意义，他把伦理学转化为一门从事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科学，即致力于道德的制度和道德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安排。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揭示人类走向伦理社会必然性的科学，也是关于公共管理者职业伦理规定的理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时代，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展开。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也被称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事实上，作为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则把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我国，学术界把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称作为公共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公共管理并不是来自于行政改革运动的主观创造，反而恰恰是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提出了建立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科。但是，人类社会并不因为有了伦理学就会成为伦理化的社会，正如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法律，而法律化了的社会即法制社会却是到了近代才成为识别这个社会的特征。在今天，当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刻，我们研究伦理学与以往对伦理学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是要发现人类社会伦理化的途径，是要探讨进行道德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可能性。
当人类进人农业文明的时代，在制度上，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设。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把伦理学研究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催生了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因而，公共管理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科学，他通过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特征的把握，通过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体系设计的构想，提出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和理念。当然，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是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服务精神和合作机制。
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与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不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开辟了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把古希腊早期的以伦理精神为内核的世界观分解开来，建立起分门别类的专门学科。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探索，一直是在伦理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甚至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一门学科，那就是伦理学，一切学问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伦理道德的学问。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伦理学与政治学分化之后，伦理主要是一种生活伦理，近代社会的伦理尤其具有明显的生活伦理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伦理与政治的区分，因而，伦理更多地服务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伦理就是一种“治理伦理”。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的正是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伦理问题，在形式上，他与中国古代的治理伦理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是，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对社会治理一切方面的思考，都从公共管理的需要出发。
从公共管理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人类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公共管理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领域，探讨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并对这些关系和行为加以规范，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紧迫任务。对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的规范需要借助于伦理的作用，即通过揭示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实现公共管理制度的伦理化，同时，唤醒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使他们怀着道德信念投人到公共管理的活动中来。公共管理的伦理规范是建立在对公共管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体系在德治的治理结构中同时包容着德治、法治和权治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伦理规范与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是互为前提的，三者相互渗透，完整地体现在公共管理的制度和行为体系中。
二、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虽然伦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是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被突出出来的时代课题。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前身是行政伦理学，是在行政伦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又不同于行政伦理学，因为，行政伦理学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在社会治理的普遍意义上思考伦理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试图发现伦理社会所应拥有的全新的社会伦理结构，探讨社会治理制度伦理化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不同于行政伦理学的职业伦理学定位;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把重心放在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研究上，研究公共管理者职业道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对行政伦理学又有着继承关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服务于公共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担负着对公共管理这一特殊领域加以理论认识的任务。在微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通过研究公共管理与一般管理、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把握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思考公共管理制度伦理化的可能性;在宏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揭示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把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放在人类社会治理结构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察，揭示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性质和内容。当然，在当前，最具现实意义的无疑是对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前提和基础加以探讨，尽可能地去寻找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现实保障机制。
把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如果说一般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力求认识“道”而内得于己，然后外施于人以“德”，那么，公共管理伦理学则主要是研究公共管理者如何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使公共管理活动贯穿着伦理精神等问题。也就是说，学习和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为了获得迎接现代公共管理必备的理论素质和道德素养。因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切社会职业活动中，公共管理最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实现的目的，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素养也是一切职业活动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无论直接地针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针对于社会生活的示范性影响，都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早期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和从属于美的原则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杂居，社会出现了等级化，人们之间的等级化关系所要接受的是权力的直接控制，同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要求道德的广泛介人。进人近代社会，工业化造就的社会治理模式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人到了科学结构之中.在这种科学结构的基础上，整个社会以法制的形式出现。公共管理的出现，表明人类的社会治理第一次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了，公共管理属于一种以道德为轴心的管理模式，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也要求担负着这种管理活动的社会治理者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所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中，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系，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都贯穿着伦理精神;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制度、程序和行为体系都必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是处处体现着伦理价值的新型模式。因此，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易言之，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如何确定?公共管理关系的伦理性质如何得以认识?管理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如何实现道德化?管理主体在结构上如何体现道德原则?管理者的行为如何获得有效的道德规范?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作出回答。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学，他把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都纳人到自己的视野中来，从而成为后工业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伦理学有着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一门职业伦理学必然要研究其特殊的职业伦理关系，并反映着其职业的特殊伦理需要。但是，任何一门职业伦理学都必然“分有”着一般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同样，每一个时代的伦理学也是这样，不是对人类文明中的伦理学成就的重建，而是继承中的再造。公共管理伦理学在职业道德要求中创造性地弘扬一般伦理学的现念，一方面，他遵循一般伦理学中的一切有益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捕捉时代伦理关系的新内容、积极地发现时代进步中呈现出来的新的道德观念和要求，自觉地加强和巩固公共管理赖以确立的伦理基础。
以往的职业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个体意义上的私人生活相分离，做人有做人的道德，从业有从业的道德。虽然伦理学希望把他们统一起来，但是，一旦需要对具体的职业道德作出专门表述的时候，就不得不突出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以至于职业道德成为特殊的道德规范系统，职业伦理学也因而有着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公共管理伦理学要求公共管理者把做人与从业统一起来，把个人生活与职业活动统一起来。这样一来，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就有着不同于以往职业伦理学的特定内涵。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实际上就是关于职业的伦理学，是对职业的道德规定，至于职业活动之外的因素，是不在其研究对象之中的。公共管理伦理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作为从业者整体的人，而不是抽象掉了他的生活内容的职业活动者。即使公共管理伦理学谈论的是公共管理者个体，也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看待的，即把他看作为他的职业活动与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统一在一起的整体。在公共管理者整体的意义上，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来认识的。即把他们看作为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群，在他们之间由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的原因而生成了伦理关系，关于他们行为的规范无非是由这些伦理关系决定的。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并不真正地去考察职业群体，他即使看到了同一职业活动中的人群，也是把他们看作由于职业分工的原因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客观的伦理关系，并不是考虑的内容，反而只满足于把一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加予这个人群，由于这些原则和规范并不是从这个人群的伦理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往往并不真正适应于其职业的伦理要求。由于存在着这些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显然是一门全新的职业伦理学。
四、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探讨职业伦理关系和认1，‘职业道德规范一直是伦理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是，以往的历史主要是分工的历史，或者说，是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历史。这种分工的历史决定了职业伦理关系基本上是包含在分工之中的，是人们在分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全部职业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样，职业道德规范也主要是指那些不同于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专属于规范职业行为的准则，或者说，是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具体化。公共管理是以社会分群作为自己的直接历史前提的，建立在社会分群基础上的职业活动与以往的职业活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对于这种职业活动中包含着的职业伦理关系以及这些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需要有着新的观察视角。公共管理伦理学所面对的就是研究这种新型职业伦理关系和职业道德规范的任务，他在继承以往所有伦理学的积极成就的基础上，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公共管理学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继承性，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验、理论研究成就和管理方法和技术等，都可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并不多。虽然在“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启发下，国外也提出了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愿望。但传统的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排斥着伦理的思维向度，即使客观上存在着能够融人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中的行政伦理学研究，也一直未能确立起自己应有的学科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在“行政伦理学”名义下作出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对行政责任的实现方式方面提出道德化建议。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研究的思想准备。
公共管理作为现代职业活动，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对公共管理行为体系的规范也是多样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贯穿于公共管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公共管理活动的道德规范则主要是关于公共管理者个人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因为，后者是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整体规范，虽然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要通过公共管理者的个人来实施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但个人在这些规范面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是伦理关系的体现。反过来，伦理关系是通过道德规范来加以维持和不断校正的。也就是说，伦理关系中的那些有利于公共管理活动顺利开展的积极方面能够通过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觉识而转化为道德规范，从而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而存在。所以，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在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职业活动领域之内，是对这种特殊的具体的伦理关系认识的结果。当然，公共管理活动也是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他也会从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中汲取那些对该领域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即便如此，那些移植进来的道德规范也与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之间有着极大的亲和性，是适应和反映了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要求的。
这样一来，在公共管理的领域中，就有着一个伦理关系如何向道德规范转化的问题。社会运行的客观性证明:只要一个合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领域生成了，那么这个领域就会有着强大的“自然”成长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成熟。因而，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的转化，是有着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的功能就在于努力把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进程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希望通过自觉地认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以及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推动公共管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健全。
五、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准备为公共管理活动确立具体的道德规范。因为，任何道德规范的确立都是实践中的具体过程。公共管理所要探讨的是道德规范生成的机制，即从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一职业活动中的人伦之理。当然，科学是有着教育功能的，但科学的教育功能并不是科学自身所追求的目标，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和达到真理的过程，科学的教育功能是在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被传播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出于公共管理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不过，一俊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取得进展，是可以满足这一职业道德教育需要的。
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肩负公共管理方法的创新和技术的发明，而是努力追寻公共管理者所应拥有的那些伦理精神和原则。他与行政管理学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外衣包裹起来的能力本位主义精神有着根本不同，他并不执着于提高公共管理者的社会治理技能，而是把塑造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有益于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群体整合，而且也有益于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社会整合。但是，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也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必然会给人的社会关系带来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有着新的内容和新的特征，而伦理关系中任何新质内容的增加，都会在人的行为中反映出来，从而要求相应的道德规范与之相伴。所以，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时代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需要通过科学创新的方法去提出新的观点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为公共管理服务的，他是通过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研究，探讨这一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生成机制，虽然他并不准备提出道德规范，但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使公共管理者获得公共管理伦理知识的武装。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将从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知识体系中认识自我，认识公共管理的职能，认识他同公共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他是在知识体系的逻辑中领悟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与对他实施的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时，把设计合乎这种关系客观需要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因为公共管理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以往的那些从属于统治和管理秩序的学问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阐述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活动原则，是在服务宗旨下探讨其实现的制度保障手段的可行性等等问题。服务精神是公共管理的精髓，而对这一精髓的解读恰恰是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承担的。其实，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精神，思考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发现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贯彻和落实这种服务精神的实现途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担负着为整个学科体系确立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的任务。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着意于对传统管理学科的批判，然而，当他准确地把握了公共管理的特征，深人地探讨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就可以实现对人类以往的知识体系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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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技术设计;范式;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16-09
一、导 论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第一波以西蒙（Herbert Simon）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两者就公共管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加之学者们对公共行政的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主题等方面认识的分歧，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的“身份危机”<sup>[1]</sup>和“思想危机”<sup>[2]</sup>。第二波以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为焦点。1979年罗伯特・丹哈特（Robert Denhardt）针对西蒙的理性实证方法，将批判方法论引入公共组织的研究中，引发了实证方法论和后实证方法论之间的争论<sup>[3]</sup>。第三波以倡导方法论的整合为主要特征。1986年杰・怀特（Jay White）提出后经验论哲学用以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实证、诠释与批判三种取向<sup>[4]</sup>。斯托林斯（R.A.Stallings）则认为成功的研究应该整合经验主义传统的量化研究与现象学传统的质性研究<sup>[5]</sup>。中国台湾学者江明修<sup>[6]</sup>、颜良恭<sup>[7]</sup>等人则使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探讨了公共管理的多元方法论及其整合问题。
上述争论使得公共管理研究似乎走向了繁荣，但在公共管理方法论的争论中，学者们辩论的主线是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规范、诠释和批判）的对立和融合：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自然的”，非实证主义者将公共管理现象看做是“人文的”。事实上，公共管理并非单纯的“自然”存在，亦非单纯的“人文”存在，而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人工物”。虽然将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思想从公共管理学诞生之初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思想亦在西蒙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西蒙认为：“人工物具有以下特征：人工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或通常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人工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人工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在讨论人工物，尤其是设计人工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8]（p.103）但是在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的论争史上，人们一直陷于“自然”和“人文”的对立，没有在公共管理作为“人工物”的基础上，形成清晰而完整的公共管理技术设计研究范式。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旨在解释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缺位”的原因，阐明该范式的方法论基础，说明该范式的基本议题，厘清其基本逻辑。
大部分的公共管理研究（包括学术、咨询和实务问题的解决三种形态）本质是在进行技术设计活动，即为了实现既定目标，以科学原理为基础，通过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和治理工具的设计，实现特定的目标，解决公共管理的实践问题。凡是寻求合理手段实现特定目标的思想、程序、知识和技艺都属于技术的范畴。“设计”则是产生技术知识的核心环节。正如西蒙所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的教授是科学学科的任务：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怎样，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关于人工物的知识的教授是工程学院的任务：如何制造具备人们想望性质的人工物，如何设计。工程师并不是唯一的专业设计师。凡是以将现存情形改变成想望情形为目标而构想行动方案的人都在搞设计。生产物质性人工物的智力活动与为病人开药方或为公司制订新销售计划或为国家制订社会福利政策等这些智力活动并无根本不同。如此解释的设计是所有专业训练的核心，是将专业（Profession）与科学区分开的主要标志。工程学院像建筑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一样，主要关心设计过程。”[8]（p.103）
1968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对库恩的范式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了范式的三重含义。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在库恩看来，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科学共同体用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的工具。“范式”是一个比“理论”和“理论框架”含义更复杂、广泛和多样的概念，范式除了理论框架的含义外，还包括科学共同体的信仰、解题规则、实验手段、成功的示例等含义<sup>[9]</sup>。
本文所说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意指：将公共管理活动看做“人工物”的构造活动，并据此形成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学术传统和解题（研究）逻辑。换言之，公共管理研究的技术设计范式是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哲学范式）、学术传统和主要议题（社会学范式）、开展研究的基本逻辑（构造范式）三个层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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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公共行政理论 范式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09-02
自从1887年威尔逊开创公共行政学以来，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我们仔细回顾不同学者划分方式的时候，不难发现，每一种分类方法都有其合理和不足之处。如何找到一种工具去验证公共行政发生的实质性改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既有研究
陈振明认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在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传统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这一观点是陈振明在1999年提出的。张国庆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中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亦相应开始了质疑传统公共行政典则的进程。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经历了三次典范革命，依次是：①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时期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社会公平；②70年代到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③90年代的重塑政府运动。杨宏山提出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三种公共行政范式。主义以民主、公民参与和分权为原则，强调正义、自由和责任等价值目标。管理主义以管理效率为取向， 关注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政策主义强调政策产出和质量。政策主义能否作为一个和主义、管理主义相并列的阶段，这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由以上不同学者划分观点可以看出，其实每一种划分都有它的可行之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是，或多或少，这些划分方法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如何找到一种标准，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大事件”才能作为公共行政的节点，将是以下内容着重探讨的部分。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理论的基本内容、研究架构及其适用性
（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基本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主要有1963―1964年出版的《证明与反驳》和1970年出版的《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吸取波普尔和库恩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从而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拉卡托斯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称为“朴素证伪主义”而提出精致证伪主义，即：原始假说――证实与证伪――改进了假说。库恩认为范式的取舍主要是由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理性因素确定，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科学发展的非理性。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三部分。拉卡托斯认为不同学科理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硬核，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者是核心部分，是“不容反驳的”。保护带是由一系列的理论假说构成，其任务和功能是保护“硬核”，它是研究纲领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出现一些反例，我们首先是修正它的保护带，改变保护带的一些假说，从而保护硬核。保护带的调整可以将反例消化，从而消除对内核的否证。这就是内核和保护带的关系。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在公共行政理论变迁中应用的适应性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特征与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特征相符合。⑴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理论群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公共行政理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由多种不同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不可能从任何单一的理论主观性地认为是公共行政理论的范式。所以，以范式为分析单位难免众口难调。以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为分析单位，比较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实际。而且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反例，波普尔的朴素证伪法则是单一反例就可以将理论，不符合公共行政理论渐进演进的趋势。⑵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承认多种科学研究纲领并存。相对于库恩强调主导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承认多种研究纲领同时存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反复性的特点，也符合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展不是不断舍弃的过程，而是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断竞争、不断完善的过程。科学研究纲领是通过不断修正保护带，不断吸收新理论来支持内核的，这与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过程性相符。
三、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应用于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
（一）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硬核与保护带分析
1.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与保护带
硬核是一个研究纲领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组理论的集合，是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如果硬核遭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研究纲领就会被新的研究纲领所取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途径。验证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必然要找到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结合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这一假设和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科学研究纲领认为如果一组理论有相同的内核，那么它们属于同一研究纲领。否则，内核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公共行政理论的保护带则包括政府职能、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范围、管理过程等相关的理论。
2.确定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
人性假设是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的逻辑起点，从而构建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如果人性假设不同，那么公共行政理论的推导和构建必然不同。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必然是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目前，在公共行政理论中一共有三种较为流行的人性假设：行政人、经济人和公共人。行政人是履行国家行政职能，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工作人员。在我国，最常见的行政人就是公务员。行政人是介于理性经济人和公共人之间的，有许多学者认为成为行政人是美好的愿望，而行政人是经济人则是现实，希望每一个行政人都能成为公共人。经济人则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思想来源于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由帕累托提出的。简而言之，经济人在市场上，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不同的决策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公共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公仆”，他是指运用公共权力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承担公共责任，受到公众监督的一种角色。这一直是行政道德和行政伦理学所追求的“理想人”。
公共行政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公共行政独特的学科属性。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目标不同。同时，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政治学。管理主义认为“管理就是管理”，排斥或者是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将公共行政简单等同于一般管理，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公共性价值，这样会改变公共行政的研究范畴。主义认为，由于公共行政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有垄断性、不对称性和强制性，公共行政人员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因此，公共行政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基石，而效率并不是公共行政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只是公共行政的手段性价值，这也是管理主义和主义的核心差异。对于公共行政这门学科，或许正是它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才是这门学科研究的存在意义。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行政理论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点。
（二）对四种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重新审视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行政人
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威尔逊认为要采用集权方式来提高效率，泰勒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就是效率，包括采用一流的工人和标准化的操作方法等都是为了提高效率。韦伯的机械式官僚制组织，通过完全程序化和模式化组织以及法约尔的一般管理论，作出明确的分工等等，他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目的都是效率。
2.新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此处公共人的概念并不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经济人”而言的。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不同于社会上其他职业的公共人，它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弗雷得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不仅是表面上的一视同仁，更是运用政治权力对那些缺乏资源支持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更多的帮助。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行政理论，内核发生了变化，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效率，而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公平。因此，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纲领。也就是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
这在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将政府和市场纳入同一假设。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和效率。相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授权更能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多元主体，认为应将部分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私人企业，从而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运动”运用多种私人部门的方法，其本质就是为了改变政府低效的现状。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本相同。公共行政理论更多地引入了管理方法。标杆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这些威尔逊行政集权的变化是保护带的内容。透过这些保护带的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实质还是效率。
4.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登哈特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以公民为中心，构建一个有回应力，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民主、公平等。这一时期不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共人，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民也是利他主义者，超越个人的利益，去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它要求服务对象发生改变，从而政府职能也发生改变，要求政府更加关注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更加关注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这也是改变之后的保护带的内容。从本质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新公共行政理论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因为它们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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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项目管理理论已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基于此，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项目在管理实践中无法完全实现项目管理理论的预期效果。随着项目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项目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解决了项目管理理论所不能及的制度层面的问题。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对项目治理的兴趣愈发浓厚。尽管对项目治理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从微观组织层面对治理的基本界定，即从制度层面解决项目中存在的代理问题。
改善公共项目的管理绩效是世界各国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以PPP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项目中的兴起，使得对其项目管理活动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公共项目治理发展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脉络
2.1 项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项目管理进入了理论分化阶段。所谓分化是指现代项目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多种范式并行、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若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现代项目管理称为广义的项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项目管理理论可称为狭义的项目管理，它强调在管理层面从技术方法的角度对现代项目管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属于管理技术范式。在重新定义项目内涵的基础上，欧洲最早提出了项目治理，侧重对项目管理制度基础的探究，属于治理范式。
公共项目的管理技术范式与治理范式的区别相应体现在对项目本质、项目价值的认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发展脉络
2.2.1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脉络
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兴起依托于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透过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项目管理研究的范围已极大地扩展，具体包括：①单个项目的项目管理研究；②企业间项目的研究；③多项目的研究；④项目生态的研究，即从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等角度研究项目。项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项目研究领域的扩展过程，呈现出二维发展趋向：①从强调一方主导的项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项目治理；②从单个项目治理到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如图1）。
2.2.2 国外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
国外项目治理理论中没有明确地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隐含在项目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中。
（1）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多项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项目型组织治理的学者。他认为项目型组织中存在着公司治理、公司环境治理、单个项目的治理三个层次。在公司治理层次上，通过定义正确的项目组合、项目集和项目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在公司治理和单个项目之间的层次，通过适宜的项目组合和项目集治理及管理结构来支持单个项目。在单个项目的治理层次，包括三种角色：制定项目目标的经纪人（broker），明确如何产生项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员（steward），监管项目的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项目型组织的治理将项目治理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项目治理的功能就是从战略高度保证项目成功，且有助于企业的成功。
（2）企业间（组织间）的项目治理——多主体参与的项目契约组织的治理
企业间项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针对伴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多主体参与的复杂项目，集中于大型项目和PPP项目。
企业间项目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项目中存在委托代理的经济关系；二是项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在企业间项目治理理论范畴内，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核心内容，规定了项目契约组织的构成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项目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运行的载体。与治理结构相比，治理机制还涉及到市场环境和交易体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项目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具有相对灵活性。
2.2.3 国内公共项目治理的发展
（1）萌芽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分析业主不规范行为产生的制度原因。罗建华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项目业主行政代理和市场代理的不同均衡结果。沙凯逊等提出需要从项目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上考虑项目的治理方案。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提及公共项目治理，但隐含地提出了治理问题，形成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思维片段。
（2）发展期
2004年，尹贻林等率先提出了项目治理的概念，成为国内公共项目治理萌芽和发展的分水岭。自此，国内对项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温，这种趋势从项目治理的相关文献数量中可见一斑（如图2）。
在此基础上，以天津理工大学尹贻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针对国内公共项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设计问题，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过构建公共项目管理运行基础和责权利的体系框架影响项目管理绩效水平及项目成败，初步构建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及其项目管理绩效改善研究的架构。
与此同时，以山东大学丁荣贵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管理学研究范式下，借鉴了统一软件开发过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过程的项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统一分析过程的基础上考虑项目相关方的需求获取、治理角色的定义、治理角色实现的风险识别、治理角色之间关联关系的建立，并基于该模型对政府投资的R&D项目、科技项目的治理进行研究。
综上，国内外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围绕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基础展开，即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励、调节、引导和控制参与公共项目管理活动的利益相关者的行动，以达成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
3 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
3.1 公共项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项目的交易属性
项目治理理论受组织理论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启发，深入考察了项目作为一种临时性契约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研究这种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认为，公共项目是在公共需求带动下的项目组合形成的政府投资人与项目各参与方之间一系列契约的缔结体。
（2）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特点
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在产出过程中面临比企业组织更多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上升。这也使得公共项目契约组织内部的协调量比一般项目契约组织的协调量要大，因而对承包商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公共项目实施前后往往都有相关的前期项目或后续项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约组织的临时性。
（3）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混合控制权治理
主流治理理论的研究大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公共项目治理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混合或者联合的治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委托代建模式会出现项目所有权有条件的部分让渡，政府业主和代理人都会有资本的投入。这种混合治理是区别于一般项目治理的重要特点。
（4）公共项目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公共项目治理具有强制度、依赖性，尤其是我国公共项目正处于项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转型期，公共项目治理表现出对旧体制路径的强依赖性。虽然采用了新的项目管理模式，但受传统思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影响，新的项目管理模式的实施将受到牵制。
3.2 公共项目治理的核心内容
（1）公共项目的治理结构
项目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项目利益相关者通过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来决定一个完整的交易或相关的交易。建设项目可划分为垂直治理结构和水平治理结构，基于此，具有典型意义的建设项目可表示为（1+3）C模型：1C是业主，3C是设计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逻辑，公共项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应以交易成本和委托代理的解释逻辑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项目参与方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应以合作竞争的解释逻辑为主。
受公司治理的启发，国内对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研究侧重于交易与治理结构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项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有关各方的责权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
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存在适宜的治理机制组合，通常提及的市场、契约、科层、关系等都可以成为项目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采用多种治理机制可以润滑合作关系。Eric和Jessica则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认为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使其优劣势得以互补。Ruuska等认为大型项目是实现项目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动态网络组织，应采用网络组织的视角来建立新的项目治理理论。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对公共项目的社会属性的认识，意识到正式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的契约治理的重要性，进而将公共项目的治理机制划分为合同治理机制（或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关系治理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发挥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
4 公共项目治理的优化
4.1 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对于多项目治理，治理侧重于通过“选择正确的项目，实现项目的有效交付，确保项目及其产出的可持续性”。企业间的项目治理，更强调通过利益相关主体权力、利益的平衡来实现项目价值成为项目治理的目标。公共项目的目标不仅表现在最终的交付产品中，在交易过程的关键环节上也应有所体现。如充分考虑项目交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因此，尹贻林等认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是达到项目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利益的趋同，最终实现项目价值。换言之，实现公共项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项目治理的目标。
4.2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与项目管理模式
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主要途径是项目所有权配置的优化，进而形成合理的、与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结构。现有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的影响、项目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项目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项目控制权配置优化与风险分担的匹配
张喆等强调了PPP项目的契约本质，指出影响PPP效率的关键是控制权的最优配置。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权配置一方面能够保证满足企业的激励相容条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提高PPP合作效率。叶晓甦等也认为控制权是PPP项目合作的重要理论前提，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包括实质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胡振等分析了PPP项目三种模式选择方案与风险分配之间的相关关系。
4.3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优化
（1）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合理选择
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项目治理机制。公共项目的项目属性、不同的开发模式、特殊的项目管理绩效目标等使得治理机制的选择面临复杂性。不同的项目治理机制对项目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选择具有情境依赖性。
公共项目治理既可以通过正式的契约治理机制来奠定合同所能依赖的第三方强制履行的基础；也需要考虑项目各方的合作关系、信任等关系契约所提供的自我履约机制。公共项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据潜在代理人的综合表现选择合适的治理机制，这反映了公共项目治理机制选择的实践需求。
（2）公共项目治理机制的均衡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公共项目代理人的激励是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机制均衡作用的结果，并成为解决公共项目代理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项目环境中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社会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仅强调正式契约安排下的治理机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项目中关系维度的治理机制是影响项目管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项目治理应跳出狭隘的科层项目管理体系的观点，全面考察正式契约及其之外的项目环境因素。
5 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过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正处于上升阶段。整合各种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发现公共项目治理中蕴含了从代理问题产生到项目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公共项目代理问题——公共项目治理——改善公共项目管理绩效——达到项目目标——实现项目价值。循着该逻辑链条，本文认为，对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两个方面：①进一步打开公共项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确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运作；②公共项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进一步运用，同时促进公共项目治理理论的实证研究。
5.1 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的深入探讨
公共项目治理机制从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向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研究的倾斜，反映了人们对公共项目认识的深化，也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但是，目前鲜有对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现有文献对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间的关系存在着互补或替代两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的二维框架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首先应辨明关系治理的内涵及其核心要素。这是选择并优化治理机制的前提，也意味着可将社会学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领域。
5.2 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评价的研究
目前公共项目治理研究获得的结论大多还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层面，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也无法为公共项目绩效改善提供准确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数研究没有区分项目成功、项目治理成功以及项目绩效、项目治理绩效。对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仅依靠定性分析难以将公共项目中的质化为量。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对公共项目治理状况的评价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也将成为公共项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项目生态学领域拓展研究
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行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问题。为了加强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缓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增进全民福利，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行政学，即公共行政学来指导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创建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方式是由威尔逊和马克思・韦伯等人奠定的。现代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
《行政学研究》中，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确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前提。在他看来，公共行政研究首先要发现政府能恰当而成功地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做好这些恰当的事情。在威尔逊之后，美国行政学家古德诺扬弃了政治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分法，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确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前提。他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是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后来，美国行政学家怀特进一步强调，“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自身就是一种科研对象，公共行政自身能够成为一种超越价值的科学，行政学的目的是做到经济和效率。”从此，人们便把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作为一个科学的事实研究领域，开始了更加专门地集中研究政府及公共管理问题，以期在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和效率，从而创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行政范式。所谓公共行政学就是指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所谓范式就是指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观念和方法的模式和框架。范式的作用在于对科学研究的定向和规范。马克思・韦伯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建构，把威尔逊等人所创立的行政管理原则变成了可以实施的制度性方案。在他看来，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应是使组织合理化，管理合理化，从而为新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方式提供所需的效率，而官僚集权组织恰恰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形式。为此，他详细分析了官僚组织的功能、结构和管理方法，揭示了行政组织的许多重要特征和管理原则，探索了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出路。例如，关于专业分工、职责、权限、层级节制、考试录用、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工作报酬等。他把政府管理问题和效率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主张政府管理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这些行政观念和原则构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反映了前期共公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人们发现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并非是决然分开的，效率原则的过分推崇遮蔽了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价值。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开始强调应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倡导一种社会性效率，即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例如，西蒙通过引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决策概念对以往的公共行政学所主张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原则进行了批评和改革。他认为行政行为中也必然包含某些决策活动，有决策就很难避免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他试图确立一种以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受其影响，行政学研究的焦点由对制度、结构等静态层面的研究转变为对决策过程的动态研究。也有人主张用“公共政策”来取代“公共行政”。一种以行政决策为主导的公共行政学研究逐渐成为西方行政学的一个重要潮流。
总之，公共行政学开始更多关注价值观、伦理等问题，逐渐走向了既独立于政治学又独立于管理学的新公共行政学。由于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方式，只是在理论论域方面作一些拓展和调整，因而我们将之称为后期公共行政学。后期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为核心，以好的管理为目标，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或官僚组织结构形成。后期公共行政学的出现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后果，也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公共行政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应。如果说前期公共行政学是一种官僚行政理论，那后期就是一种民主行政理论。无论是官僚行政理论，还是民主行政理论，都还属于管理行政范式。
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行政学研究转向分析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度干涉引发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涨”现象，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低下。人们称之为“政府失灵”。广大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现实对既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构成了挑战。新自由主义乘机兴起，强调“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干预。人们要求限制政府干预的呼声逐渐增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机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政府要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我管理，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门业务合同出租制；政府努力寻求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由此来看，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这场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最终将走向公共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个别领域乃至志愿化，将公共管理变成一种公共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行政的本质之所在。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管理学；比较；概念；理论；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经历了数次规模宏大的理论纷争和范式革命。短短100多年，公共行政把其他自然、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成果充分的吸收应用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范式、内容和方法上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在这一个世纪里，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哲学途径都深刻影响着公共行政研究的演进，每一个研究路径都有数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和众多的追随者。18世纪著名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有句名言“一切知识、认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1947）就向国际行政学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如果不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一句空话。”美国学者罗森布洛姆（2002）提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并对三种途径在社团布局、对个人的观点、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管制行政以及行政责任与伦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其实在不同研究途径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研究逻辑：一是哲学、政治、社会、法律、历史的研究路径；二是管理、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政治与法律途径比管理、经济途径历史悠久、强调宏观、静态研究；后者非常注重角色、系统、行为环境和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姚莉（2010）提出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最新进展为公共行政研究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浓重痕迹。两种路径都有明显的“工具”色彩，同时也都很有影响力。鉴于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管理途径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展开比较分析。把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全面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系统的明晰西方背景下两种研究逻辑的历史演进、概念体系、方法特点、影响力等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国内行政学界推动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推广应用。
一、公共行政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与管理学研究途径的具体比较
（一）两种路径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
从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产生和演进历史来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轫于17至18世纪的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现代管理学出现得比经济学晚、肇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发展得枝繁叶茂。两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研究能量。管理学研究路径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贡献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构建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正如威尔逊、韦伯所做的贡献，管理学路径帮助理清公共行政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政府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学界早期对政府内部结构的构建原则的强调、后期对治理形式私人化、公司化的建议就是为了实现治理效率。关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名称上可见一斑。公共行政学初创阶段的名称叫“行政管理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发展成为行政管理学、政府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二字成为学科的重要标识。但是，从公共行政学近50年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要“走得更稳健、走得更久远”确实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系统的方法和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政府高调拥抱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近50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东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越来越壮大、“经济性”越来越典型；政府越来越象企业，企业也可以参与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供给。以城市治理为例，汉克•V.萨维奇（HankV.Savitch），保罗•康特（2013）提出城市的发展走向是由驱动变量（市场环境、政府间支持）和转向变量（公共控制、地方文化）决定的。一句话，公共管理主体、对象和内容曾经鲜明的关系和特征越来越模糊。这样全新的实践必定呼唤新的理论与之共鸣。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公共行政发展的贡献具体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和体系的注入，在传统的土壤中培育出了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制度经济、政治经济、政府经济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资源。
（二）核心概念和理论派别体系的比较
管理学研究途径中的核心标志是组织结构、组织权威、组织效率三个概念，他们对公共行政学的初创和“企业家精神”政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元素和分析方法；同时对公共行政的绩效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博弈、交易三个标识概念构建的交易成本、制度选择、决策过程理论为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平台。管理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大师云集、领域流派纷呈；其中传统管理途径影响下的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官僚制理论；该理论第一次系统阐释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内容、对象；对现代政府的组织设计、体制规制、职能划分有重大启发，是公共管理学、政府组织学的核心内容。绩效背景下的新公共管理思潮。该流派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的国家公共行政对“管理主义”的回归。该流派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公共决策理论，尤其是预测方法与技术、决策方法与技术、项目管理等技术与方法风靡全球。这三大理论体系系统地构建了当前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导手册，而且成为MPA学员首选的热门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也独领，其代表性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颠覆了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体系。传统管理研究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行政改革的目标；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中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工具，从“经济人”理性假设出发构建理论；政府和政治的行为被阐释为一种类似市场和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僚制度与行政制度等均被阐释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而政策均衡和制度选择等具体活动过程与行为被定义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因变量。奥尔森与诺斯都把经济、政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的比较
从管理路径的逻辑来看，作为管理的公共行政的目标是发现并不断完善属于公共行政独有的规律与方法，进而发展相应的行政管理技术。它认为公共行政活动是可以观察并能以一定的客观标准进行效率的测量和评估，并能通过客观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改进效率的集体行为过程。这种技术化行政的管理理论以权威和效率为基本维度，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而演化得更精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研究路径以经济与效率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与追求，以理性化的官僚制作为自己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对管理工具和技术的实证分析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奎德等学者为代表的公共政策科学的迅猛发展就是管理学研究路径发展到极致的典型例子。政策制定的要素与过程被“科学性”地高度解剖；广泛普及的决策树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最佳程度曲线、分配分析等技术，使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色彩鲜明。从政治经济研究的途径来看公共行政实践，它就是个体理性如何实现在集体逻辑中的决策微积分。该途径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行政研究视野和方法。当我们回溯历史提出疑问——最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行政问题的是谁？答案慢慢清晰：是马克思，马克思用他的资本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的假设构建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使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随后100多年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行政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脱颖而出，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效用、利益、博弈、均衡成为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基础。无论传统还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理论假设提出来后，该路径会采用研究假设、模型设计、数据分析、验证假设等环环相扣的研究过程来支撑所研究的理论，为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Mur-rayJ.Horn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再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研究理论为例。第一步：她首先在批判传统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理论假设——在现实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公共资源治理现实；人们的合作预期还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地区公共资源治理存在困境的同时也存在合作的种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公民自组织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步：选择重要解释变量、构建理论模型y=f（x）。把政策选择和实施达成的利益作为被解释变量y。把社会的信任、尊重、互惠转变成基本变量x，即预期成本x1、预期收益x2、内在规范x3和贴现率x4。同时把环境变量（v）：影响制度选择收益评估的v1、影响现行成本评估的v2、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v3。第三步：经验检验。用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加利福利亚南部地下水的治理等一系列案列来验证该模型。第四步：经过修正，提出自组织治理理论的具体分析框架。显而易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逻辑性、推导性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四）研究特点的比较
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都始于效率、终于效率；都是为了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虽然在逻辑与方法上有诸多差异，但两种研究在边际效应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引领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见解，都强调目标、效率（效益）、绩效。两种路径都充分张扬了公共行政学的现性，都强调研究的科学客观性，而且实证研究的特点鲜明。借助于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公共行政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理论启发，并实现了满意的公共治理绩效。作为社会科学一方面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追求。现代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研究逻辑与方法恰当的融合了这两点。但不同的是，管理路径传统而且注重经验归纳；政治经济路径新兴而活跃注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梳理。政治经济研究途径“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机会最大化，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学者们能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结构模型来论证自己的新理论假设。难怪很多学者都把经济学比作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帝国主义”，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五）影响力的比较
管理研究路径赋予公共行政学以客观的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管理精神在公共行政学中的凝聚使公共行政研究立足实践、尊重客观、遵循实用，追求效率；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成为学界的共识。公共行政研究从一门课程发展壮大为一个专业。同时，实践中的管理成为一门技术，每一个宏观的政府组织、每一个微观的公务员在现代管理精神的感召下都希望能获得精湛的管理技艺。因此对管理的研究慢慢发展成为对一门技术的研究，最典型的实例是MPA教育的实施。半个多世纪MPA的发展把管理的精神充分注入庞大的公共人力资源体系，使得公务员队伍体现出高尚的管理气质，从而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现代的、优质的文官队伍。董建新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垄断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广泛、硕果累累。1986年，弗吉尼亚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新制度主义的领军者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2009年奥斯特罗姆“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经济研究路径在公共治理领域开疆拓土，公共行政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都深深烙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印记。
二、讨论与结论
任何一个现实的公共治理都是复杂而精细的工程系统；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时期的公共行政科学都是在吸收外部营养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罗森布洛姆才把“公共行政”界定为运用管理、政治以及法令的理论和过程来使其成为事实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办事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公共行政学平稳健康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只有30年，是一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学专业大规模地引入西方行政学经典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对西方经典模式充满了崇拜与艳羡。但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现实的镜子，也是在现实基础上对现实的改造和超越：欧美行政学的经典范式是一次又一次“求真务实”的破旧立新、凤凰涅槃的升华；无论是管理途径的行政学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都试图成为欧美科学客观主义与理论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欧美的经典行政理论是他们行政实践和学术专研的结晶；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国的行政实践、专研自身的理论产品；中国行政学术界应该稍安勿躁、秉承平静客观的研究态度，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富有特色的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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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最早提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问题，他视价值中立与价值的问题为“是”与“应该”或者“实然”与“应然”的问题。休谟认为以传统道德学为基础的逻辑推断总是将“是”与“不是”作为命题判断的标准，这种判断逻辑既缺乏相应的逻辑基础，也没有实证论证的支撑;所以这种判断标准具有天然的缺陷，故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存在必然的哲学界限，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尤为重要。此后，价值与价值中立问题以及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进行反思所提出的问题便被康德称之为休谟问题。伴随着休谟问题在学界的发展与扩展，在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漫长研究历程中，价值中立与价值之争也骤然上演。在公共行政学界中，韦伯首先继承休谟的遗风，进一步探究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韦伯将价值看做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事物是好的，那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就带有主观的意识成分，个人的主观意愿作为个人价值的根本基础，而对于科学的研究来说，个人的主观意愿与想法又远非科学的解决范围，科学致力于解决事实的问题。同时，个人的主观喜好也截然不同，不同的个体对于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无法衡量对错，因此价值判断并无对错之分，而科学则不同，符合客观规律的事实才能称之为科学。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韦伯的这一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并指出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尽管在描述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作为科学分析之主题的，并不是该现象可体验到的事实的全部整体，而是一个选取的部分;但历史的个体如它构成的那样，所包括的诸事实都是客观的和可以检验的……。”［1］韦伯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理想性分离最终使他构建起统治公共行政学科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科层官僚制理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设计机制完全能够实现公务人员的价值脱离，个人的任务与职责通过规范性的条例得以体现，公务员仅需按照规则办事，价值的影响便无处藏身。
韦伯设想中的管理体制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科发展的经典模式，对于后来的组织机构的设计与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纵然，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伴随社会形势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不同模式改良，但是韦伯官僚体系的根基与设计理念仍未彻底性改变。在其设计的科层官僚模型中，韦伯给予休谟问题以更为实践性与组织性的阐释，他不仅仅热切拥护休谟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而且在实践层面通过一种科学性的制度构建试图化解事实与价值、价值与价值中立之间的复杂缠绕关系。而传统公共行政学对于“价值中立”的挚爱则显然深受政治行为主义流派的深刻影响。谈论起价值与价值中立的纷争与纠缠，偏爱政治科学与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学派关于价值与事实的理解也受到广泛地关注。“对于任何科学研究来说，如果其要想获取成功，就必须向公众说明其获得的知识是有效的”［2］，为了证明知识的有效性，社会科学学者都纷纷提出不同的方法论。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作为一支难以忽略的重要流派，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发挥重要影响。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秉承逻辑实证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科学研究的范围紧紧锁定在回答事实问题，而非做出价值判断。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价值判断隶属于哲学与伦理学的问题范畴。行为主义忠实遵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导向，试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实践，将价值从行为主义的研究中“祛除”。随着行为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权的逐步扩张与盛行，其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更加推崇有加。打着“科学主义”的理性旗帜，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曾一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者，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走向科学化的首要方法论选择。行为主义的发展趋势难以抵挡，而作为主要价值根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在学者们的不断争论中获得发展与完善。经历长期的理论塑造与自我完善，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发展成为一种较为完美的系统理论。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了实现“价值中立”原则，他们致力于在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三者之中都贯穿“价值中立”，企图以此来实现价值中立的实证主义科学梦想。在对于研究对象的分析中，“价值中立”原则倡导科学与哲学的分离，科学是要解决事实的问题，而哲学是回答“应然”的问题。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力求研究者规范地依照科学的研究精神与实践伦理，将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主观偏见等统统抛弃，而不让这些主观的感受干扰正常的科学研究;最后，在研究结果中，价值中立原则将事实判断作为科学的终极目标，而将价值判断彻底拒于科学大门之外。行为主义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其将社会科学看作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理论，视个人的实证研究与经验观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妄图将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抽象、思辨与形而上的哲学方法论中解脱出来，使其彻底迈入科学的领域。在行为主义鼎盛时期，社会科学学者终于可以摆脱来自自然科学学者的方法论攻击，可以自信坦然地成为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员。行为主义的强势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公共行政学也不例外。公共行政学既然源自政治学，其发展也必然存有较为浓烈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素。行为主义政治学带着政治学研究者的雄心试图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政治学派认为先前的政治学缺乏对于现实的关照，而毫无现实基础的政治学研究则是空洞与思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之下，再次将价值问题提出来。鉴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具体情况，公务人员的价值处理也成为早期行政学者探索的关键性议题。不可否认，带有个人偏见与狭隘色彩的价值习惯必然有损于公共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价值中立便成为传统公共行政学者给予公务人员的终极价值评断。
二、从“价值中立”到“价值回归”:当代政治哲学与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悄然转型
对于整个十九世纪来说，自然科学的突出成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革，经验理性为基础的行为主义学派占据学术话语的主流，这些都对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合法性造成了巨大挑战。“在十九世纪，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理论都伴随着时间与背景的不同而发展，而其发展的宗旨就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使其从非科学中摆脱出来。”［3］然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促进人类社会比例性的发展，科学家在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与安毅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增添了诸多困境。人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并没有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得到长足发展，而由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挑战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存在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正在酝酿着一场崭新的转型与革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的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发展挑战，其研究范式也正在进行着悄然变化。早年沃尔多曾指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然”的分离为社会科学家制造了麻烦，“一方面，社会科学家通常都背负着从过去得到的道德信仰的包袱，这些信仰构成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些信仰原初的哲学基础依然消失，但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得到普遍的接受并成为一种适宜的替代性选择。”［4］
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价值转型，伊斯顿的《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功不可没，其在该文中公开质疑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价值取向，并对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猛烈抨击。他认为政治科学并非政治学家的唯一使命与追求，责任性也同样必不可少，学者们应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事实的选取中充分重视“价值”的作用，该文警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者对于价值的忘却，并致力于再次唤起学者研究的价值回归。此后，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受到学者们的批判。哈贝马斯甚至把实证主义的错误归结于价值中立，他认为把价值与事实分离，便意味着使抽象的应当与纯粹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公共管理学界有不同的学者对于以价值中立为基础的韦伯官僚模式也报以怀疑态度，并认为作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公务员来说，实现纯粹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分离似乎过于天真。而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之重要标志的罗尔斯的经典巨著《正义论》则进一步将对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批判推向高潮。罗尔斯提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的正义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对于正义论的演绎与推论，罗尔斯采取的是一种契约论的理论工具，踏着康德的哲学足迹，其试图构建一种实质性的政治哲学。罗尔斯竭力构建的政治哲学大厦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范式的批判，其对于社会公正与社会正义的价值追求也有力地激励着现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而结果也着实证明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发展也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密切相连。
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价值中立的制度设计理念与规划带来的是一种效率至上的实践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价值中立的组织价值适应了西方国家工业时期发展的道德与实践要求，并对于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与实现西方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来说，价值中立的原则也具有较为现实的作用，其保证政府管理建立在一种规范化的系统至上，并在制度构架与组织设计之中始终贯穿效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促使建立在韦伯科层官僚体制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运行畅通。价值中立作为传统公共行政阶段的一种重要理论遗产在整个传统公共行政时期都深刻地影响着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而罗尔斯《正义论》的问世与传播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支柱理论基础———价值中立原则产生致命性的冲击，对于价值中立原则所倡导的效率第一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否定，将政府的代表性、回应性、参与性与社会公正的价值作为公共行政者的首要价值选项。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可谓是公共管理发展历程中对“价值回归”呼吁和追求的典范，纵然新公共行政学最终未能成为像新公共管理运动一样成为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长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派，然而新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目的及理论基础，主张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关联;重视人性和行政伦理研究，倡导民主主义的行政模式以及灵活多样的行政体制研究。例如Frederickson认为，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基于种族之上的不公平与不正义现象十分常见。美国政府的行政官员并没有依照宪法的意愿促进社会公民的实现，因此，为了修正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足，我将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支柱，使其成为与经济与效率一样重要的价值。［5］只是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三、“价值”与“价值中立”的联姻:当代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研究反思
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带来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复兴，使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归到社会政治价值理性之中，其对于社会正义的阐释也促进西方国家社会契约论的成熟与演进。然而，就如同对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态度一样，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比如以麦金泰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就对于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对于公共管理的实务者与理论者来说，将公共价值作为审视政府行为的重要准则也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公共价值既作为公共管理学界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回应，同时也对于我们分析公共部门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提出了新的视角。［6］
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迈入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治理与善治理论、网络治理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强势民主理论以及公民治理理论等诸多公共管理与民主政治理论流派的兴盛均为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与血液。这些缤纷多彩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于现代公共管理的认识，并且将这些新的理论运用于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之中，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然而，这些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引入仅仅对于现存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石与政府管理实践产生深入影响，对于学者们和政府行政人员创新性地解决现存的政府管理问题同样具有革命性影响。可对于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些新的理论都并没有对于文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细致透彻的分析。在这些新兴理论范式看来，这些传统的议题已经丧失了其探讨的价值与意义，社会文化等因素仅仅作为研究框架中的单一变量，科学性的理论能够突破社会与文化的局限，达到对于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对于这些新兴理论的核心观点提出挑战，而且许多国家的现实实践已经证明公共管理的若干实践范式并未产生理想的效果，此时，新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呼之欲出。公共管理到底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范畴?现代公共管理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答案。在公共管理研究范式转变过程中，罗伯特•D•帕特南的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帕特南对于民主等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如同行为主义研究者一样仅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与图表分析来解答意大利的民主发展问题，对于帕特南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分析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7］如今，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国家的民主实践问题，而社会资本理论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将公共管理研究范式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进行珠联璧合的完美融合。弗雷德里克森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者所倡导的“公共行政精神”更是将公共管理对“价值”的诉求推向了新的高潮，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理性的假设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创造可靠的、经验的公共行政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来自理性假设和社会科学方法中所产生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领域的重要力量。”［8］公共行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也是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更为挚爱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性的深刻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科学便致力于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目标:建立一种可以复制的、客观的与普遍性的科学，而且可以通过量与数学的方式进行衡量。这些科学性的理念也逐步根植于公共管理的研究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者的研究中，他们仍然缺乏一种共识，尤其是对于科学的构成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本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三种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经历过周期性的身份危机，不可否认的是，身份危机也同样困扰着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9］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征与方法特性直接影响公共管理的身份确认。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演变，价值与价值中立的分分合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演变趋势都密切相连。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演变也经历着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争论，而且量化研究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与价值中立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应该在科学研究中避免情感因素的干扰并力求实现研究事实的客观呈现;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其对于社会意义的关注与重视也与价值原则的诉求有所联系，两者都将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现实分析的重要参考。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来说，价值与价值中立、定性与定量研究也似有融合之势。Brower认为“近十几年来，公共管理学者对于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行不断的争论，诸多学者都认为定量研究应该作为定性研究的作用，从而取代定性研究。而有的学者却持相反意见”。［10］Omar等人曾对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主要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而得以区分开来。然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科学调查与目的与范式方面也存在不同，定量研究将社会看做一种客观存在，而定性研究将社会现实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11］对于公共管理研究而言，近十年来，学者们对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僵化性进行过批判，并提出用定性研究来替代定量研究。［12］然而，学者们虽然对于定性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有所认识，并且致力于实现一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振兴，然而，学者们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单一追求定性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普及难以适应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公共管理学者重新思考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结合，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的融合也被学者戏称为一种“联姻”。［13］
如今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开始倡导一种“混合型”的研究方法论［14］，试图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在同一项研究中，使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充分结合，并最终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研究价值。
四、结语与反思:公共管理研究价值融合的继往开来
如何实现公共管理价值融合的持续性的发展是公共管理学者在未来研究中急需解决的一项根本性研究命题，“对于公共管理学者来说，我们需要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中走向一种持续性发展的公共管理道路”［15］，“实现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是根本之道。”［16］公共管理学科首先应不断探求新理论、新方法，将理论创新作为自身适应政府管理实践的根本基础;同时，公共管理学科也不断强化其应用性价值，因为在如今的政府治理情形下，僵化、单一与滞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难以应对复杂与多变的社会发展，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性的学科，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领域，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挥重大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从公共管理发展历史银河中诸多理论范式革新与多次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运动之中，公共管理学科都已经向我们昭示出其强大的学术活力与生命价值。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来说，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如何发现与解决社会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学者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也充分说明，如果一门科学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么它的价值也将大打折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逐步摆脱了哲学的抽象方法论，两者都开始探索适应其发展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最终还是走向了实证主义的路线，妄图通过量化的研究做出对于社会现象的理性解读。默顿指出:“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完全可能因为另外一组理由而不愿意考虑社会环境对科学的作用。他们可能担心自己工作的高贵性或完整性会由于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内在含意而受到损害……”。［17］
由于自然科学在理解社会现象与创造人类物质文明中的巨大作用，使其长期以来霸占科学的名号，并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不予认同。同源于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为了应对自然科学的强势地位，其首先对于实证性的研究方法论提出质疑，并且抨击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认知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在两者的不断争论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都在其固有的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自然科学学者来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多次技术故障之后，开始着力于反思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伦理价值与社会意义。而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长期以来被视为脱离实践与缺乏现实关照的无用之学，也开始尝试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解析社会现象。作为社科科学中一名新成员，公共管理学科的延续与更新也必将从方法论做起。透过归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价值与价值中立原则辩论与争吵，我们也能给予较为清醒与客观的认识，价值倡导对于人类社会的关爱与回应，鼓励科学的发展不要放弃人类社会这个基本实体;价值中立钟爱真实、纯粹与客观，致力于将人类社会在一种极度清晰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实现发展。而价值中立与价值交叉融合才是公共管理研究漫长道路的最终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