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浙江省；经济；发展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在产业分布上，现代工业集中在城市，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城市享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处在落后状态，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的区域“二元”社会结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越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到了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上升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的差别，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归根到底靠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达不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城乡关系的完全协调、融合也不可能实现。与过去比，我国城乡生产力均有迅猛的发展，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相互作用也日益加强，无论是传统的城市发展观还是传统的农村发展观，最终都将被现代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所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和互为关联，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割、封闭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随着城乡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必将一点一滴地填平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步一步地缩小城乡之间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别。城乡从开放到协调，再到城乡融合即一体化，这乃势所必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提供了新的的发展思路。按照这条发展思路顺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决定了我国城乡协调融合发展要走城乡一体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3000美元门槛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经济高速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前后发展阶段，一般经济保持了左右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日本、韩国分别保持了12年和11年的高增长。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人均GDP水平加快提高。研究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再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所用的时间逐渐缩短，而且较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提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手段来加快发展，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2、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从反映经济效益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看，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增长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轨迹，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人均GDP2000美元前，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进到入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而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开始显现。
3、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持续下降，二产稳中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国内部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也与国际经验趋向一致。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美元左右阶段，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趋势。国内部分省市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技术创新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技术创新经历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也呈迅速发展趋势。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当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为500美元和800美元、1000美元、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2.7%、60.1%、63.4%和65.8%
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一直以15%到20%的速度递增，确立了日本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支撑了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度提升很快。深圳尤为突出。
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各国普遍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加紧资本输出，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轿车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国民核算年鉴》资料，对美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支出逐步下降，三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 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国内部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与上述国际经验趋向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房、轿车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人均GDP800到8000美元之间为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快速上升阶段，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上时，房地产业才步入下降阶段。据北京统计应用研究所研究分析，人均GNP3000-5000美元之间，大部分国家的小汽车千人拥有水平为100辆左右，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小汽车的拥有量呈上升趋势，在人均GNP达到25000-30000美元之后，又出现下降。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住房和轿车热销的势头。社会发展指标快速提高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二、浙江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可达10％。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规律，今后5-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浙江省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第三产业成主导，先进制造业基地建成。今后5-10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还将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钢铁、机械、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同时，培育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若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为支柱，高度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消费奔向10万元级，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富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将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消费能级将不断升级，从目前以家用设备为主的千元级、万元级的小康型消费，向以住房、家用轿车为主的10万元级的富裕型消费转变。
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0年，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将超过6000家，基本建成国际营销体系和国际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有望保持年均增长10%到20%。到2020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110%。同时，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利用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目前发展态势，到2005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将进驻浙江省，形成内外资企业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2020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51.9%。但2003年已经达到53%。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浙江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
总之，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通常的规律是：开始高度重视并有能力反哺育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整个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了，所以工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农业再来提供资源和积累，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再依靠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进行扩张；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业从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比重基本上是在20%以下，农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的份额降到15%以下；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辐射和传播。参照这些指标，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了，农业从业人口2008年底降到29%，城市化率按照五普己达到53%。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判断，“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将进入到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加速逼近城市化的目标点。
参考文献：
1、 曾晓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考与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3期
2、 栾胜宽、肖珍武、张力伟《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及对策》，新长征2009年 第1期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触发下，后发国家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二是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迅速优化升级。这个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实现。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2014、2015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2014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关键词：低碳；高碳；农村
一、引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并且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在保持现有水平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协调发展的形态。乡村是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单元，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农村内需扩大，生产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产活动迅速增加，导致农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为了减少农村的碳排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要符合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增碳汇减碳排放，低碳经济在现代农村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解读
低碳乡村的概念是在欧洲1924年提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低碳发展模式在乡村地域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求保证现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科学规划、监督实施，提高农民的低碳意识，在乡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始终贯穿低碳节能、环保意识，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减排增汇，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乡村是低碳经济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我们说的碳汇主要包括森林碳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海洋碳汇。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将CO2和H2O在各种光能的作用下转变为氧气和糖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过程就起到固碳效果，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碳汇。森林是碳汇的主力军，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约25000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的碳大约有1.15万亿吨，约占总碳汇量的46%。森林每生长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吨CO2，碳汇功能很强大，所以森林碳汇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汇手段。农田碳汇、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汇方式。大气中的CO2被农作物转化为化合物固定下来，耕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释放到大气中，秸秆的一部分在农村被燃烧，只有作为农业有机肥的将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仅涉及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部分。海洋碳汇是指一定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储碳的形式包括无机的、有机的、颗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种形态。海洋中95%的有机碳是溶解有机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机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储碳量大约是6500亿吨，储碳周期约5000年，它们与大气CO2的碳量相当，其数量变动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库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现在全球大洋每年从大气吸收CO2约20亿吨，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汇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碳汇方式。依靠广袤的草原吸收大气中的CO2。
三、低碳农村的发展阶段
低碳农村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传统的农村到低碳农村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成册的阶段》和《政治与增长阶段》两本著作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著，在以上两本著作中根据社会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产业主导部门、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四个方面，将低碳农村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我们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基层低碳意识、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单位产值碳排放为六个指标，从静态指标和发展趋势两方面入手，均将低碳农村分为六个阶段。
（一）静态指标方面
1.传统农村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人们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没有低碳行为；完全使用生物质能源；碳排放极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且使得传统结构受到冲击；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没有低碳行为；能源结构仍然以生物能源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比较低。
3.减排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结构问题露出端倪；人们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为还是较少，人们没有自觉低碳意识；科技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为主；碳排放逐渐增多，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较高。
4.低碳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注意到结构问题严重；人们有了低碳意识，较多低碳行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渐增多变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洁能源出现；碳排放空前的高，达到峰值；单位产值碳排放极高。
5.低碳成熟阶段。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低碳行为不断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产领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断降低，清洁能源开始占主体地位；碳排放较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仍然较高。6.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是低碳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熟并且结构合理；低碳观念深入人心，低碳行为普及到各个领域，低碳行为无处不在；完全使用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较低。
（二）发展趋势方面
1.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层农民低碳意识没有变化；能源结构也没有变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
2.低碳认识阶段。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层低碳意识有所增加；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或者稍有提高。
3.减排实施阶段。本阶段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基层低碳意识提高，低碳行为增多；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能源出现多样化；碳排放量增速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飞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最快；人们的低碳行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质能源慢慢减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阶段。经济基础增速减缓，结构较合理，趋于优化；基础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增速很快；生物质能源占主要，清洁能源出现，但比例较低；碳排放量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农村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平稳，结构合理；基层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完全普及；生物质能源逐渐退出，清洁能源占主体地位；碳排放量连续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四、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现状
（一）关键指标情况
从广东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广东农业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农业”的路子，即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石油制品来达到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长的目的。农业生产消耗的农药、化肥、农业机械无不与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关，据统计（如下表4所示）：广东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0年1764万千瓦，到2010年的2253万千瓦，10年间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万千瓦，13年间增加41.6%；农业用电量从2000年405亿千瓦时，到2010年的1044亿千瓦时，10年间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亿千瓦时，13年间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从2000年611吨，到2010年的740万吨，10年间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万吨，13年增加27.1%；农药使用量从2000年的8.47万吨，到2010年10万吨，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万吨，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预示着石油农业的所占比例增大。这条“石油农业”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间有机质循环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统，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亟待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根据郝华勇2014年在《我国省域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一文中构建的评价体系，从乡村能源结构、乡村生产结构、乡村空间结构、乡村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经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西、天津等在总得分分别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从总分方面看，广东低碳水平与这六座城市相差甚远。
（三）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动态评价得分
吴贤荣、张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进行动态测算，运用DEAPVersion2.1软件测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效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剖析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将AMCPI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得出的结论说明广东省的农业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国中等水平，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正处于实施减排阶段，因此要分析优劣势和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飞阶段迈进。
五、对广东发展低碳农村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指导，让农民全面了解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生活方式建设低碳农村，与每个农民和农户密切相关。政府可以颁布一些法规政策、举办低碳经济讲座、加派宣传车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低碳经济，让农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让他们知道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是更经济环保、更安全健康、更时尚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民逐渐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接受节能、环保的低碳消费观念，养成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农民过低碳生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引进低碳生产技术实训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的、实现向可持续农业技术顺利过渡的途径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低碳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强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撑低碳农业发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农业实践中，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速度。
（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适时开发与利用生物质能源农村能源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实现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农村环境的美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适宜地区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能源技术。
（四）地方政府要有目的有步骤的规划，发挥低碳示范区的示范作用地方政根据当地特色制定战略目标，根据当地特色形成可操作、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加强低碳示范区的建设，比如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是，可以根据各村的实际，有重点地发展优势示范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低碳实验区，引领和带动低碳农村的全面发展。
作者:顾群 单位:南华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其国,赵海燕.低碳经济与农业发展思考[J].生态环境学报,2009(05).
[2]李友华,续姗姗.建设低碳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推广应用低碳技术[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0(01).
[3]杨彬如,韦惠兰．关于低碳乡村内涵与外延的研究[J]．甘肃金融,2013(09).
一、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着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代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着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关键词：低碳；高碳；农村
一、引题
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并且迅速发展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提倡可持续发展，在保持现有水平并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协调发展的形态。乡村是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单元，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经济迅速发展，引起农村内需扩大，生产生活资料需求增大，生产活动迅速增加，导致农村的碳排放迅速增加。为了减少农村的碳排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要符合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增碳汇减碳排放，低碳经济在现代农村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相关概念及其内涵解读
低碳乡村的概念是在欧洲1924年提出来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是低碳发展模式在乡村地域的主要表现形式，要求保证现在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依靠科技进步、科学规划、监督实施，提高农民的低碳意识，在乡村生产和农民生活过程中始终贯穿低碳节能、环保意识，采取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发展模式、减排增汇、实现农业资源高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低碳乡村是低碳经济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
碳汇，是从大气中清除CO2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我们说的碳汇主要包括森林碳汇、草地碳汇、耕地碳汇、海洋碳汇。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将CO2和：H20在各种光能的作用下转变为氧气和糖分。人类的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来源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植物的光合作用的过程就起到固碳效果，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即碳汇。
森林是碳汇的主力军，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统计，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储存约25000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系统中的碳大约有1.15万亿吨，约占总碳汇量的46%。森林每生长一米生物量，可以吸收1.83吨CO2，碳汇功能很强大，所以森林碳汇是目前最为经济的碳汇手段。
农田碳汇、耕地固碳也是是重要的碳汇方式。大气中的CO2被农作物转化为化合物固定下来，耕地生产的粮食每年被消耗，固定的碳又释放到大气中，秸秆的一部分在农村被燃烧，只有作为农业有机肥的将CO2固定到土壤中，所以耕地固碳仅涉及农作物秸秆还田固碳部分。
海洋碳汇是指一定时间周期内海洋储碳的能力或容量。海洋储碳的形式包括无机的、有机的、颗粒的、溶解的碳等各种形态。海洋中95%的有机碳是溶解有机碳（DOC），而其中95%又是生物不能利用的惰性溶解有机碳（RDOC），目前世界大洋中RDOC的储碳量大约是6500亿吨，储碳周期约5000年，它们与大气CO2的碳量相当，其数量变动影响到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是地球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海洋碳库是大气的50倍，陆地生态系统的20倍，现在全球大洋每年从大气吸收CO2约20亿吨，占全球每年CO2排放量的1/3左右。草原碳汇是另外一种重要的碳汇方式。依靠广袤的草原吸收大气中的CO2。
三、低碳农村的发展阶段
低碳农村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传统的农村到低碳农村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成册的阶段》和《政治与增长阶段》两本著作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所著，在以上两本著作中根据社会政治制度、人的心理因素、产业主导部门、生产技术及组织方式四个方面，将低碳农村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根据罗斯托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我们选取社会经济基础、基层低碳意识、能源结构、碳排放情况、单位产值碳排放为六个指标，从静态指标和发展趋势两方面人手，均将低碳农村分为六个阶段。
（一）静态指标方面
1.传统农村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较为落后；人们不知道低碳概念更没有低碳行为；完全使用生物质能源；碳排放极低；单位产值碳排放很低。
2.低碳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起步并且使得传统结构受到冲击-部分人知道低碳概念但是并没有低碳行为：能源结构仍然以生物能源为主，但是已经开始少量使用石化能源：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比较低。
3.减排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有些结构问题露出端倪：人们熟悉低碳概念但是低碳行为还是较少，人们没有自觉低碳意识：科技发展，能源结构多样化，但是仍以生物能源为主；碳排放逐渐增多，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较高。
4.低碳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社会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政府和人民群众都注意到结构问题严重：人们有了低碳意识，较多低碳行为：生物能源比重降低，石化能源逐渐增多变为主要能源，有少量的清洁能源出现：碳排放空前的高，达到峰值；单位产值碳排放极高。
5.低碳成熟阶段。本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低碳行为不断普及，延伸到生活和生产领域：使用石化能源比例不断降低，清洁能源开始占主体地位：碳排放较低：单位产值碳排放仍然较高。
6.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是低碳农村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熟并且结构合理；低碳观念深入人心，低碳行为普及到各个领域，低碳行为无处不在；完全使用清洁能源，低碳环保；碳排放很低；单位产值碳排放较低。
（二）发展趋势方面
1.低碳农村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层农民低碳意识没有变化：能源结构也没有变化：碳排放量增速非常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
2.低碳认识阶段。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基层低碳意识有所增加：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石化能源增多：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单位产值碳排放不变或者稍有提高。
3.减排实施阶段。本阶段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基层低碳意识提高，低碳行为增多：生物质能源减少并且能源出现多样化：碳排放量增速较高：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4.低碳起飞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最快；人们的低碳行为逐步增多，增速加快；生物质能源慢慢减少，其他能源比重慢慢增加；碳排放增速很快；单位产值碳排放提高。
5.低碳成熟阶段。经济基础增速减缓，结构较合理，趋于优化：基础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增速很快：生物质能源占主要，清洁能源出现，但比例较低：碳排放量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6.低碳农村阶段。本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平稳，结构合理：基层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完全普及：生物质能源逐渐退出，清洁能源占主体地位：碳排放量连续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降低。
四、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现状
（一）关键指标情况
从广东农业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出，广东农业发展基本上走的是“石油农业”的路子，即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等石油制品来达到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长的目的。农业生产消耗的农药、化肥、农业机械无不与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有关，据统计（如下表4所示）：广东农业机械总动力从2000年1764万千瓦，到2010年的2253万千瓦，10年间增加27.7%，增至到2013年的2498万千瓦，13年间增加41.6%：农业用电量从2000年405亿千瓦时，到2010年的1044亿千瓦时，10年间增加157.7%，上升至2013年的1235亿千瓦时。13年间增加204.9%：化肥使用量从2000年611吨，到2010年的740万吨，10年间增加219%，增加至2013年的776万吨，13年增加27.1%：农药使用量从2000年的8.47万吨，到2010年10万吨，10年增加18.1%，增至2013年的11万吨，13年增加了29.9%。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预示着石油农业的所占比例增大。这条“石油农业”的路子削弱了生物间有机质循环利用及有益生物的生存系统，造成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亟待向低碳经济转型。
（二）低碳，村发展水平评价得分
根据郝华勇2014年在《我国省域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一文中构建的评价体系，从乡村能源结构、乡村生产结构、乡村空间结构、乡村环境结构四个方面经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低碳乡村发展水平得分是0.287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1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6位的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广西、天津等在总得分分别是0.5654、0.4811、0.4693、0.4502、0.4156、0.4118，从总分方面看，广东低碳水平与这六座城市相差甚远。
（三）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动态评价得分
吴贤荣、张俊彪等于2014年采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中国省域农业碳排放进行动态测算，运用DEAP Version 2.1软件测算2000年、2005年、2011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效率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剖析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变化，将AMCPI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得出的结论说明广东省的农业碳排放排名第15位，居于全国中等水平，
综上所述，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的数据分析可以说明，广东省低碳农村发展正处于实施减排阶段，因此要分析优劣势和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向低碳起飞阶段迈进。
五、对广东发展低碳农村的建议
（一）加强教育指导，让农民全面了解低碳经济，开展低碳生活方式
建设低碳农村，与每个农民和农户密切相关。政府可以颁布一些法规政策、举办低碳经济讲座、加派宣传车加强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低碳经济，让农民更全面的了解低碳模式，让他们知道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是更经济环保、更安全健康、更时尚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民逐渐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接受节能、环保的低碳消费观念，养成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农民过低碳生活，切实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建设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的新农村。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引进低碳生产技术
实训农业从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的、实现向可持续农业技术顺利过渡的途径是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低碳技术可以应用于农业的各个方面，加强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的生产和使用。要用科技支撑低碳农业发展，把低碳科技引入到农业实践中，加快低碳技术的扩散速度。
（三）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适时开发与利用生物质能源
农村能源建设关系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大力推广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新型能源，可以实现农村能源结构的优化、农村环境的美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适宜地区农村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能源技术。
【关键词】新常态 新动力 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①张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
责编/杨鹏峰 美编/李祥峰
近三十年来，河南省投资率都处于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河南省投资增长速度开始快于全国，投资率从2004年的36．23%上升到2010年的71．82%，2007年河南省投资率开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如此高的投资率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高投资率带来高增长率，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工业化中期的典型特征(2)高投资率从长期来说具有不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模式需适时转型。目前，河南省投资率为70%左右，远高于35%的适度水平，远高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明显高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的30%～35%和韩国37%的平均水平。高投资率带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环境污染、过度资源消耗、效益低下，同时长期的高投资率必然引起生产过剩，最终导致经济低迷甚至经济危机。随着河南省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度，经济增长模式必须由单一的投资拉动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加快调整升级。投资效果系数不断走低，投资收益递减现象值得注意投资效果系数=GDP增加额/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促使GDP增加和经济发展，投资效果系数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最全面、综合性最强的指标。投资效果系数与不同发展阶段投资规模效益变化有关，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投资的规模效益上升很快;在工业化中期，产业规模效益和投资规模效益较高，投资效果系数达到较高水平;在工业化中后期，产业规模效益和投资规模效益开始下降，投资效果系数趋于下降。(1)1981～1996年，投资效果系数趋于上升，河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1997年以来投资效果系数趋于下降，实际上河南省2005年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段［3］，2008年左右才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效果系数过早过快下滑值得注意。究其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比较缓慢。(2)与全国相比，近年来河南省投资效果系数大幅下滑值得引起关注。从2007年开始，2007～2011年，五年河南省年均投资效果系数均低于全国水平。其根源在于结构升级缓慢，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不优，布局比较分散，河南省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条的低端，投入产出效益较低。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增速进入新的阶段
1．投资拉动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速不断走高(1)河南省投资增速走高带动潜在GDP增速走高。1981～1992年河南省从GDP增速10．1%、投资增速18．6%;分别提高到1993～2003年的11．3%、20．3%;又分别提高到2004～2012年的12．7%、30．9%。(2)河南省GDP增速越来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根源在于投资增速比全国越来越高;GDP增速每高于全国1个百分点，需要投资增速高于全国约2．5个百分点。2．全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中速过渡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改革开放30多年潜在经济增长率中线为10%，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12%的区间内。由于资源紧缺，资源价格成本上升，环境容量接近极限，约束刚性化显现，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口红利趋弱，我国经济增长正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过渡，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十二五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9%。［4］3．河南省潜在经济增长率由高速向次高速过渡从河南省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看，三十多年来不断抬高，比全国越来越高，当前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加速增长阶段，处于加快赶超全国平均水平阶段，所以河南省经济增长率将由12%～14%的高速增长阶段，向10%～12%的次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中线为11%，约比全国高出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02～2011年近10年的平均投资弹性系数2．33计算，河南省的潜在投资增速约为25%，适度投资增长区间约为23%～28%。
政策建议
根据我们中心的研究，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按照这种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接近美国，开始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根据国际经验，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即2020～2030年，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5%～6%。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提前20年实现小平同志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后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3%～4%，即跟当前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总之，今后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不断下台阶，这是一个规律性趋势。过去30多年来持续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也不排除还有部分年份达到10%以上。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原因之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原因之二，我国开始进入到经济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只有7.5%。
原因之三，外需下降了。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来了，所以外需下降了，那么等国际危机过去了，外需是不是会大幅度回升呢？当然，国际危机过去后有一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原因之四，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的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在2003年前后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现在已经发展1 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将要结束了，正在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有所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因为重化工业对GDP贡献比较大，产业链也比较长，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为什么过去1 0年经济保持那么快地增长，这不全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也不全是我们追求GDP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拉动。但是，现在上半场结束了，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结束还有后化工业时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滑。
原因之五，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城市化质量提升阶段。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大家知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现在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建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超前了。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在硬件上比发达国家还要现代化，还要先进。未来肯定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缩小了。同时，房地产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了，高房价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且房地产空置率已很高，有的地方把未来10年需求的房子都提前建完了。而且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的小孩会从长辈那里获得多套房子，10年或20年后，对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原因之六，三大红利（“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国际化红利”）在减少。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这些红利释放有很大关系。但现在“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没那么多人口红利了。年轻人的赡养负担增加了，而且根据日本的经验，年轻一代可能不像前几代人那样吃苦耐劳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劳动强度下降了。“市场化红利”也减少了，过去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带来了很大的红利，但今后的改革更多的是公平分蛋糕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红利了。“国际化红利”也在减少，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后，其他国家不像以往那样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了，而是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