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文化论文第1篇

[关键词]河东柳氏；柳元景；柳世隆；文化；士族

Abstract：The Hedong (a part of today’s Shanxi Province)Liu clan rose as a local power known for its military might in Yong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The key figure in the clan’s prosperity was Liu Yuanjing，whose descendants were all able to serve new rulers to pursue fame and interest so as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lan.The Liu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ilial duties and the sense of clan wa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With the rise of social status，the outstanding branches of the clan we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t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shion and soon became known for their artistic taste.During the Qi Dynasty and Lia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Liu Shilong and many of his descendants were good at chatting，literary creation，playing Chinese zither and playing chess and had the air of celebrities.So the clan was accepted into aristocracy and became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new clans.

Key words：the Hedong Liu clan；Liu Yuanjing；Liu Shilong；culture；aristocracy

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地位显赫、影响很大的世家大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家族支系甚多，颇为繁杂，其中主要以“西眷”与“东眷”二支最为显赫(注：对河东柳氏家族，以往学界已有所研究，专题论文主要有张灿辉先生《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刊于《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和韩树峰先生《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另，陈琳国先生《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也涉及河东柳氏家族的情况。以上诸文对柳氏在南朝时期家族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皆有考论，也牵涉到其门风问题，对本文多有启发，深表谢忱之意。不过，本文专题考察作为晚起寒门武力强宗代表的柳氏在社会地位提升后其门风的变化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柳氏兴起之渊源及其主支之由来，《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上》载：

柳氏出自姬姓。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灭鲁，仕楚。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秦末，柳下惠裔孙安，始居解县。安孙隗，汉齐相。六世孙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生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耆二子：恭、璩。恭，后魏河东郡守，南徙汝、颍，遂仕江表。……平阳太守纯生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眷”(注：对于河东柳氏“东眷”、“西眷”之南徙时间问题，存在不少可疑之处。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中经过翔实的考证，指出柳卓不可能在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南迁，当时柳氏人物仕于后赵等胡人政权，直到十六国中期“秦赵丧乱”时才南迁的。他说：“西晋灭亡以后，河东柳氏的主体并未南渡，而是分别仕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从柳纯、柳耆、柳恭的仕宦情况看，属典型的地方豪强。至秦赵丧乱，河东柳氏和中原地区的其他民众一样，南下避难。只是与其他大族南迁不同的是，柳氏南迁，分为两路，西眷柳恭一支迁于汝颍，东眷柳卓一支则迁于襄阳。”因此，柳氏属于晚渡之北方武力强宗。)。

由此可见，柳氏自秦、汉定居河东解县，仕于汉、晋，成为地方豪族。两晋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北方士庶大规模南迁，河东柳氏也有房支南移，柳卓则为柳氏“东眷”的开创者。不过，尽管柳氏在永嘉之乱时期早已南迁，但长期隐埋未显，直到刘宋才浮到历史前台。此后，柳氏家族英俊辈出，其家族文化风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变，成为南朝时期新兴门第的杰出代表。本文对柳氏“东眷”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略作考论，从一个侧面透视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起自将帅”与世为功臣：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代表人物之尚武及其家族地位之提升

关于河东柳氏“东眷”在江南的传承情况，《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诸人并无显赫的官位与业绩，其家族南迁后何以长期悄无声息呢?这显然与其家族之门第及其南迁后的侨居地密切相关。南朝中后期特别是隋唐时期，当时人皆视河东柳氏为高门士族。不过，柳氏“东眷”之高门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柳卓南迁选择襄阳为侨居地及其代表人物的仕宦情况看，这一家族原本之门第应该属于地方豪强或“将门”的范畴，其门风的显著特征是崇尚事功与武勇。

陈寅恪先生指出，永嘉年间北人南移避难大体可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以最典型的长江下游为例，“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1]。从当时不同社会等级移民的地理分布看，其最上层一般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后来有些房支移居浙东一带；其中层尚武集团主要居住在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地区；其下层则散居于江南各地，与土著杂处，并逐渐被同化。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南来移民主要集中在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和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民风颇为不同，有“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陈寅恪先生以为居住襄阳与江陵之南来北人之社会身份不同，其情形大致与长江下游移民的类别相似。他指出：

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梁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1]。

可以说，长江上游之江陵与襄阳为两个移民区，同时也是两个文化区。河东柳氏南迁后定居于襄阳，这表明其家族之社会地位偏低，无法进入江陵地区，更不要说东下建业了。

从柳氏南移后在东晋的仕宦情况看，其代表人物官至地方郡守，可以肯定其为士族，不过其履职之地多为边防地区，显然为高门士族所不乐为。此外，从柳氏家族文化风尚看，东晋以来，襄阳之地成为南北对抗的缘边之地，雍州地区民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族，在精神气质上更多地表现出尚武好斗和重视事功的气质，从这一角度看，柳氏无疑是地方武力豪强。因此，在当时高门文化士族掌控军政大局的背景下，无论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河东柳氏无法进入门阀社会的高层。对此，《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在传统门第社会的长期压抑下，柳元景作为“羁旅”武士，最大的愿望便是“人生免饥寒幸甚”，至于提升门第，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社会历史的巨变却给原本无望的寒门武力强宗提供了发展的机缘。就柳氏而言，关键性的奠基人物是柳元景，他是其家族南迁以来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柳元景之所以能够登上当时历史的前台，根本原因在于：刘宋代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结构，寒门武将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刘宋建国后，加强了对雍、梁地区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的豪门将家在征服蛮族的战争中日益崛起。刘宋统治者在内外纷争中，不断利用这一地区豪族的军事力量驱逐戡乱，进而逐步影响到刘宋军政大局。关于柳元景早年的情况，《宋书》本传载：“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寡言有器质。”可见其本人及其家族素擅武勇的作风。刘宋之初，柳元景已得到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等人的赏识。宋文帝元嘉年间，柳元景历任孝武帝刘骏、随王刘诞等人雍州幕府将帅，在讨剿诸蛮的战争中，功业卓著。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其中随王刘诞遣师西进关、陕，“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在柳元景的指挥与协调下，这一路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刘宋北伐主力失利，宋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嘉北伐之役，柳元景不仅因此成为一代名将，而且预示着雍州地方豪族军事力量的崛起。

此后，柳元景卷入刘宋皇族内部权力纷争，其地位也急剧上升。元嘉末，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孝武帝刘骏以柳元景为前锋，东下讨逆，为孝武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孝武帝曾问柳元景：“事平，何所欲?”元景答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至此，柳元景还没有摆脱地方豪强的狭隘意识。但此后柳元景主要居住于建康，其军政活动与刘宋朝廷的斗争发生了紧密联系(注：《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柳霞谓萧詧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栢。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 这是说自柳元景、柳庆远、柳世隆，相继居于金陵，这对其家族与中央朝廷及高门士族的结合，有重要的影响。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以此论云：“柳元景在中央供职，是柳氏进入高级士族圈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武帝任其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后来元景又参与平定臧质等人的叛乱，因功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后改封巴东郡公。大明年间，官至尚书令等。孝武帝死前，命其与刘义恭、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柳元景达到了其军政权势的巅峰。

柳元景在进入刘宋权力核心层的同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孝武帝“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祸及”。孝武帝死后，诸人一度弹冠相庆，但岂不知前废帝更为凶狂，于是诸辅政大臣图谋废黜，永光元年，元景诸人事泄被诛。由于事关谋反，元景家族遭到重创，元景长子庆宗早为孝武帝杀害，其他诸子及“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不过，从其家族发展的趋势看，柳元景一房虽多遭诛，但柳氏之兴隆实多有赖于柳元景之发迹。

谈到柳元景对于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不仅在于其以卓著的军政业绩确立了其家族特殊的“门势”，而且在于其行事作风奠定了柳氏门风的某些基调，并为其家族后辈不断继承，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的发展。其一，柳元景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提携其兄弟子侄。《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载：

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为尚书令，独赏爱之，异于诸子。言于孝武帝，得召见，帝曰：“三公一人，是将来事也。”……除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

柳元景以其特殊的身份，向宋孝武帝推荐其家族精英子弟，孝武帝当然表示理解。在这方面，柳元景注意塑造新的家族精神，可谓远见卓识。此后，柳氏家族代表的宗族意识明显强化。作为宋齐之间柳氏的代表，柳世隆也十分注意提携其家族人物，《梁书》卷九《柳庆远传》载：

初，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太尉”即指柳元景，可见柳世隆是效仿、追随柳元景的精神传统，希望其他本族人物能“光我公族”，表现出强烈的宗族意识。又，《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

霞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这里说柳元景将“座席”赐予柳庆远，而柳庆远则将之传给柳霞，与上文有所不同。柳氏以“太尉公”柳元景为家族发达之关键人物，而“褥席”、“座席”则是其家族权位与门户延续的象征物，只有世代不乏才俊，传承“座席”，其家族才能兴旺发达。《南史·柳元景传》末李延寿史论云：“柳元景行己所资，岂徒武毅；当朝任职，实兼雅道。”这里肯定柳元景与一般武人的不同之处，颇为中肯。

其次，柳元景“起自将帅”，体现出其家族尚武的后发优势。不过，与一般粗鄙武夫不同，柳元景很善于利用时机，其地位之确立无疑与其追随宋孝武帝有关。此后柳氏尚武之士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不仅多军功显赫，形成了“世为将家”的传统，而且多能在王朝兴替中抓住时机，从而使得柳氏家族代有功臣，以延续其家族的特殊地位。宋齐之际，柳氏代表人物是柳世隆。据《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他在宋孝武帝、前废帝打压功臣，其家族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冒险投靠宋明帝，“泰始初，诸州反叛，世隆以门祸获申，事由明帝，乃据郡起兵，遣使应朝廷。……还为尚书仪曹郎，明帝嘉其义心，发诏擢为太子洗马，出为宁远将军、巴西梓潼太守”。柳世隆的这一举措，使其家族转危为安。特别在宋齐易代过程中，柳世隆及早地转向萧道成集团，他曾为萧赜长史，二人“相遇甚懽”，“太祖之谋渡广陵也，令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萧道成代宋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解决据有上流势力的沈攸之，而夏口则为遏制沈攸之的咽喉之地，萧道成与萧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于是萧赜“举世隆自代”。柳世隆在牵制沈攸之的战争中作用甚著，为萧齐建国之功臣，深得齐高帝萧道成与齐武帝萧赜的信重，其后官至侍中、尚书令等，并一再出镇诸州郡。有关柳世隆对萧齐之功业，《南齐书》卷二四萧子显有传论云：“文以附众，武以立威，元帅之才，称为国辅。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举事，荆楚上流，方江东下。斯驱除之巨难，帝王之大敌。柳世隆势居中夏，年浅位轻，首抗全师，孤城挑攻，临埤授策，曾无汗马，劲寇乖沮，力屈于高墉，乱辙争先，降奔郢路，陆逊之破玄德，不是过也”。可以说，柳世隆预谋萧道成父子之篡宋，对柳氏家族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作用巨大。

齐梁之际，柳世隆子孙辈也颇能见机行事，如其子柳恽，《梁书》卷二一本传载“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以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时东昏未平，士犹苦战，恽上牋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柳恽在萧衍立国前已表归附之诚心，后得萧衍信重。柳憕，“梁武帝举兵至姑孰，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柳忱，齐末为西中郎将，齐东昏侯遣师袭击雍州之梁武帝萧衍，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犹豫不决，柳忱等“并劝同武帝，颖胄从之”。柳惔，萧齐末，梁武帝出镇雍州，“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环赠之。天监二年元会，帝谓曰：‘卿所佩玉环，是新亭所赠邪?’对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斁。’……帝因宴为诗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余实念功。’”(注：以上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柳憕、柳忱、柳惔诸人传。)。可见柳惔、柳忱兄弟也早与萧衍交往甚密。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柳世隆曾孙柳裘在梁亡后入北周，周宣帝死前，其“留待禁中，与刘昉、韦謩、皇甫绩同谋，引高祖入总万机。高祖固让不许。裘进曰：‘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高祖从之”，后来隋文帝常思其“定策功”(《隋书》卷三八《柳裘传》)。

齐梁之际，柳氏最显著之代表人物是柳元景另一侄儿柳庆远。《梁书·柳庆远传》载：

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因辟别驾从事史。齐方多难，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

柳庆远作为掌控雍州地方社会的实力派，他早有投靠萧衍的动机。中兴元年，柳庆远以征东长史身份“从军东下，身先士卒，高祖行营垒，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萧衍平定建康，“城内尝失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梁武帝称帝，以庆远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征虏将军，封重安侯。后又任其为雍州刺史，并说：“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柳庆远一生主要从事武职，延续了其“世为将家”的传统(《梁书》卷九《柳庆远传》)，特别是他在齐梁更迭之际，追随梁武帝，对其家族地位的延续颇有助益。

萧梁一代，柳庆远一房为将者最著。其孙柳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仲礼父柳津随萧纲入朝，“仲礼留在襄阳，马杖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众和”，梁武帝“思见其面，使画工图之”。侯景变乱前，仲礼早有预料，“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至侯景渡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礼与诸将赴援，“见推总督”，侯景甚惧之。其初与侯景战，颇为骁勇，但后来遭遇挫折，“壮气外衰，不复言战”，“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其父柳津与梁武帝同困台城，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柳仲礼无动于衷，最终竟然“开营降贼”，以致“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注：以上皆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柳仲礼降附侯景，从梁朝兴亡及其家族尚武传统而言，可谓极大之耻辱。柳仲礼之弟柳敬礼，“少以勇烈闻，……侯景度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与景频战，甚著威名”。他与仲礼降景后，曾谓兄言：“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虽许之而不敢动，敬礼后图谋袭击侯景而被杀，临死曰：“我兄老婢也，国败家亡，实余之责，今日就死，岂非天乎。”侯景之乱，给萧梁王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南朝士族社会也因此衰微，即便是晚起的河东柳氏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尚武之房支主要人物皆相继遇难，其“世为将家”的传统也由此中衰。

与柳氏尚武门风相关，作为晚起的军功勋贵，河东柳氏家族代表人物为宦重视实务，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和行政能力，与传统的高门士族不同。齐、梁时期，柳世隆、柳恽父子等为官施政，颇得大体。如柳恽“复为吴郡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憕，梁时曾任蜀郡太守，“在蜀廉恪为政，益部怀之”(《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由于其门风之熏染，柳氏之女也颇有能力。《陈书》卷七《高宗柳皇后传》载柳皇后乃柳恽孙女，“后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陈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乐安吴氏救而获免，事在叔陵传。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可见柳皇后对陈朝政局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柳氏流落北朝之人物也表现出较强的从政能力，与南士普遍浮虚的状况不同。如柳彧，《隋书》卷六二本传载其乃柳仲礼之子，梁亡归周，先后为宇文护、宇文邕和隋文帝等北朝统治者所用，他一再直言上谏，皆能切中要害，颇得称誉，其传末史论赞曰“邦有司直，(刘)行本、柳彧近之矣”。柳庄，《隋书》卷六六本传载其自后梁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等，“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柳庄以“明习旧章，雅达政事”，深得关中士大夫人物苏威及高颎的赏识，可谓难得。由此可见柳氏家族门风之基本特征。

二、齐、梁时期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雅化及其门望之提升

河东柳氏在南朝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军功勋业发迹。当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文化士族，出自寒门的军事勋贵子弟在取得政治权位和经济财富后，必然在思想文化上向高门士族靠拢。不仅如此，南朝时代，各王朝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政局动荡，而新起的寒门勋贵多依赖皇权，往往卷入政争，旋升旋灭，难以延续。就柳氏而言，柳元景虽将其家族带到军政权势的高峰，但宋孝武帝父子一度诛戮其家族代表人物，造成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严重危机。因此，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内在文化转变的推动，还是其家族现实危机的冲击，都迫使其代表人物努力改造其家族的文化风尚，从而推进其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在河东柳氏家族文化“雅化”的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人物是宋齐之间的柳世隆。柳世隆亲历柳元景之祸，可谓触目惊心，因而他努力改造其家族门风。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世隆特重孝道，这是士族社会最重视的道德伦理。《南齐书》本传载其为母守丧事云：

上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齐高帝萧道成及名士代表褚渊如此表彰柳世隆之孝行，这对柳氏社会地位之提升大有助益。此后，柳氏人物孝义成风，如世隆子柳恽，“为太子洗马，居父忧去官，著《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后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恽传》)。柳恽不仅本人重视守丧尽孝，而且将其作为治理地方之“文教”，引导社会风尚。世隆另一子柳忱，“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梁书》卷一二《柳惔传附柳忱传》)。可以说，齐梁之世，柳世隆一支已成为孝义之家。此外，其他柳氏房支也如此。据《周书·柳霞传》，在柳氏主支逐步迁居建康后，柳季远“独守坟栢”，后萧詧称帝江陵，劝柳霞笃志不移，一度“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溯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愬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柳霞子柳靖，入隋后“足不历园庭，殆将十载。子弟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庭，靖然后见之，勖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广德知也。’时论方之王烈”。《周书》卷四二“史臣曰”称“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可见南北朝之末柳氏孝义门风影响之显著。

与此同时，柳世隆也重视学术文化方面的积累。《南史·柳元景传附柳世隆传》称其“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宋、齐之际，其言行雅化，深得士族名士称誉。萧齐时，他着力推进家族文化建设，史称其“性爱涉猎，启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载：

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柳世隆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家族门第的传承而言，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皆非永恒的依靠与寄托，真正可靠的保障是子孙的才能与学业(注：明人林茂桂撰《南北朝新语》卷一引柳世隆此语，詹子忠评曰：“第一家训”。可见柳世隆深得世族家教之道。)。因此他“盛事坟典”。这与传统文化士族的家教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柳世隆本人在文化趣味上积极效仿士族的作风，《南齐书》本传载：

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注：关于柳世隆善弹琴，《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柳世隆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且善弹琴等才艺，“风韵清远”，已具备了士族名士的基本素质。柳世隆如此，对其家族文化影响甚深，《南齐书》卷二四史论云：“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南史》卷三八史论亦云：“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对柳氏家族发展史而言，柳世隆雅化之意义可与柳元景之影响相提并论，也是其家族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齐梁之世，柳世隆诸子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其长子柳悦，“少有清致”，文采未显。次子柳惔，《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惔)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史载其“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他与梁武帝也有诗文往还，“惔著《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柳惔绍续其家风，“性爱音乐”。

柳惔弟柳恽文学艺术才能更为突出。《梁书》本传载其“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关于其文学修养，《梁书》本传载：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萧齐世，柳恽以诗才得到王融称赞；入梁，又以此深得梁武帝赞赏，可见其文才之突出。在艺术上，柳恽最擅长者当首推音乐，这是其家学传统：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悦：“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

又，《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亦载：“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筯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可见柳恽不仅善弹琴，而且精通音律。此外，《南史》本传载其善于投壶：“齐竟陵王尝宿宴，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他又能射，“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柳恽又“善弈棋”，梁武帝也有此好，“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他又继承乃父善卜之业，著《卜杖龟经》，又“性好医术，尽其精妙”。梁武帝曾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柳恽多才多艺，其修养、气质与才能完全名士化(注：在《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论中，姚思廉以柳恽“多才艺称”，与其他士族才俊一并视为“梁室名士”。)。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柳世隆父子之所以能才艺显名，主要在于其家族教育。当时士族社会极重“家教”，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齐梁时期，柳世隆一房已形成了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家学”与“家教”传统，才俊辈出。

此后，隋朝南士北徙，柳氏精英成为南朝文化之代表，如柳，《隋书》卷五八《柳传》载其为柳惔孙，“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后梁废后入隋，为晋王杨广谘议参军，以文学倍受重视：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为序，词甚典丽。初，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新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 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俳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炀帝招引江左文士，柳则“为之冠”，对江左文学艺术的北传影响很大。

从“家学”的角度看，柳氏也重视经史学术与玄理的积累。如柳世隆子柳憕，“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柳恽少子柳偃，颇为梁武帝喜爱，“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惔孙柳洋，仕于后梁，“少有文学，以礼度自拘，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即便是居于襄阳的柳氏才俊，萧梁以降也趋于文士化，如柳霞，自幼“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入隋后，“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周书》卷四二《柳霞传》)。可见柳氏后辈之学术修养的进步。及至唐代，柳冲“博学，尤明世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徹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 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王俭称其二子柳悦、柳惔：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惔兄弟，正说明士族社会对柳氏的态度。又，“仆射张稷与惔狎密”，柳惔性好音乐，然其妻嫉妒，“女伎精丽，略不敢视”，唯张稷拜访，其妻才允许女伎演奏，以致“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柳恽在齐梁时期频繁参与萧子良、萧衍组织的名士活动，他“与谢瀹邻居，深见友爱，瀹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又载其“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柳憕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惔孙柳裘，也尚梁公主，为驸马都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憕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詧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了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生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3]。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

……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西晋人谴责中正品第高下据当时权势而定，中正所据的“门资”实际上即当时的官爵。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沈约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属于“门地二品”，即按照门地理应二品，当前官爵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关系并不像西晋那样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我们在上面举出谢、庾、褚、萧四族为例，说明这些家族在东晋南朝成为第一流高门是和权重位尊(萧氏更是皇室)有关的[3]。

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依然存在着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

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社会地位上升后，则普遍寻求其家族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陈郡谢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阳翟褚氏，还是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成为第一流高门，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并以此挤压高门士族。不过，这些勋贵尽管取得了军政实权，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显示“才情”的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逊色。这方面，河东柳氏可谓一典型。当时，与柳氏情况相似的新起文学艺术世家，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彭城到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兰陵萧氏其他宗支特别是萧梁皇族子孙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赫。

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勔，入齐，其子刘绘等已以文才显名，及至梁代，其子弟无不尚文，《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可以说，彭城刘氏成为萧梁最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彭城到氏，晋宋之际，到彦之因尚武暴发，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趋于雅化，其代表人物是到撝，《南齐书》卷三七《到撝传》载：“撝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及至梁朝，到氏名士辈出，在文学才艺诸方面表现突出，其中到沆、到溉、到洽三人最为知名，他们兼涉玄、佛与儒学，尤其文学艺术见长，以致梁武帝称许“诸到可谓才子”，当时文士领袖任昉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柳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新起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M]∥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55-77.

[2]钱 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5-186.

东南文化论文第2篇

渝东南地区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为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聚居区，自然风景优美、生态环境优良、民俗乡风淳朴、民族风情浓郁，众多历史文化名镇星状分布在渝东南幅员1.98万平方公里的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县、彭水县、酉阳县、秀山县境内，具有独特的区域民俗文化资源优势。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渝东南地区因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武陵山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被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科学划分功能区域为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即以渝东南为例，浅议如何基于情感旅游理论来发展民族聚居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3、缅怀纪念游旅游线路

东南文化论文第3篇

关键词：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华人文化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和交往，而联系和交往就会产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文化适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例如，中国的移民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之后，与当地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便产生了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中华文化要适应东南亚本地文化，而东南亚本地文化也要适应中华文化。“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获得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学习和扬弃的过程，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

如上文所述，文化适应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两种文化在接触和碰撞时，双方各自的调适和反应。如果双方都不愿意作出改变，都对对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近代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常常出现排华现象，如印尼。而另一些东南亚国家则对华人比较友好，甚至出現相当程度的融合，如现在的泰国和菲律宾。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均可以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得到解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说，“一切文化都趋向于共同同意，也就是说，集体的所有成员都接受角色行为模式的标准和价值。所有文化都承认一定程度的偏离和允许最低限度的改变，但程度和限度相差很大。我们可以把那些不能容忍偏离和改变的文化称作一元性文化，其他文化为多元性文化。”

东南亚有华人华侨2000多万，其中印尼有700余万，大约占印尼总人口的3.9%。广大华人华侨在印尼独立和经济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始终没有获得公正的社会地位，排华事件此起彼伏。对华人采取排斥态度的印尼文化，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一元性文化。它对华人的一切均采取排斥的态度，华人被迫作出彻底的改变，甚至连华人的名字也必须放弃。印尼政府所推行的强迫同化政策，实际上就是一元性文化适应。一元文化适应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政府垄断文化适应的所有手段，强迫另一种文化彻底改变和放弃自己的特征，以适应印尼文化。这种一元性文化适应往往产生许多消极后果。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一直不甚融洽，甚至不断出现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这种一元性文化适应。

为什么印尼文化对华人文化采取如此强烈的排斥和拒绝？也就是说，印尼文化的一元性特点是怎样产生的呢？

1.宗教的因素。印尼是一个伊斯兰社会，与其他宗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容忍程度和限度是比较有限的。伊斯兰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

2.政治制度的因素。上文曾经提到过的法国社会学者莫里斯1迪韦尔热认为，专制制度下的文化都是一元性文化，都是推行一元性文化适应。苏哈托政权下的长期个人专制，更是加剧了印尼文化的封闭性，而后者又助长了前者，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基础。

3.印尼华人方面的因素。印尼华人人口较少，在庞大的印尼本地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从而使印尼政府推行其一元性文化适应政策面临较小的阻力；加上印尼华人一盘散沙，不愿意作有理有力的抗争，而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东道国文化。

对华人采取宽容和容忍态度的泰国和菲律宾文化是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是一种多元性文化。两国政府对华人文化采取多元性文化适应的立场和政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同化政策。以泰国为例，泰国有华人630万，占总人口的13%，是主体民族泰族以外最大的少数民族.华人已完全融合于当地社会，泰国也因此被誉为对华人同化最为成功的国家。这大部分因归功于泰国政府采取的自然同化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华人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小，华人，尤其是战后出生的新生代华人较愿意选择本地化，而不愿意再像老一辈华人那样顽强地全面固守华人文化阵地。在多元性文化适应条件下，这两个国家的华人被同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泰国华人对泰国主流社会的成功融入也与泰国的法律有关，这为其它民族国家族际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是法律规范；二是以信任作基础的社会构建。法律表示强制，而法律规训之下的信任则为个体间交往、公民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东南文化论文第4篇

找准工作切入点凸显地方特色

档案编研工作要充分发挥文化记忆功能，凸显地方特色，传承弘扬地域历史文化，就必须要把记忆、传承、弘扬本地区域历史文化作为档案编研工作的切入点，深入挖掘档案信息资源，推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档案文化精品。

深入研究“南下”，牢记山东“南下”干部历史功勋，弘扬“南下”精神，凸显了山东地方特色，无疑是山东省档案局馆作为档案工作服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切入点。

长征和南下，都是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罕见的干部队伍“大迁移”，是革命的“大熔炉”、“大学校”，南下是与长征并重的、凯歌高奏的壮丽史诗。

历史上的山东为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山东“南下”干部在南下大军中更是主力。山东干部的南下体现了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奉献意识和全局观念，表达了齐鲁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记载了山东人民在人民共和国创建过程中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可以说，没有山东及周边地区数10万干部随军南下，就不可能有江南新区的建立和巩固，就难以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中共党史、军史，全国解放战争史以及以山东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这个专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相应地，山东“南下”干部这个英雄群体很少为社会所知。

“干部南下”作为革命战争年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革命精神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山东省档案局馆认识到，对“南下”干部历史贡献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课题，是填补现代党史研究空白点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研究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南下”精神是推进现代化大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推进山东省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航标和驱动力量。如果把对“南下”课题研究作为档案工作服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切入点，就能将其转化为促进档案文化、兰台文化发展的自觉与自信，发挥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山东省档案局馆党组决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研究“南下”。

“编”与“征”相结合拓宽信息渠道

就山东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料来讲，不能显示“南下”那段峥嵘岁月的全貌，而且国内对“南下”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可利用的材料也很少，这就要求研究人员打破原有的相对封闭、保守的编纂模式，走以“编”促“征”，“征”“编”结合的新路子。

也就是在这一“征”程中，山东省档案局馆的编研人员经历了诸多波折，因为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利用，不得不采访遍布大江南北十几个省市的数百位当事人，查阅了保存在中央、省、市等几十个国家综合档案馆和档案馆的数千卷原始档案，请教了有关省市党史研究部门的数十位专家，查阅了有关省市的图书馆的上千册图书资料。

也就是在这一“征”程中，山东省档案局馆的编研人员也收获了一路感动。南方各省广大“南下”干部对山东省档案局馆的这一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无私协助，他们把山东省档案局馆的采访和研究看成是山东省委、省政府对他们革命经历的认可和褒奖，把研究人员认作家乡父老’的代表，提供了历年来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捐赠了精心保管多年的革命文物，倾诉了内心积压许久的真实感受，披露了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的个人隐私，坦陈了只向组织部门汇报过的当年逃兵名单等类的历史真相。

同时，山东省档案局馆编研人员的感受中也包括了苦辣酸甜。有在浩瀚档案案卷中偶尔发现所需文档似沙里淘金的狂喜，有聆听老干部娓娓回忆的亲临其境的陶醉，有几经波折终与当事人取得联系的欣慰，也有几经辗转查到电话号码却得知当事人刚刚辞世的遗憾，更有为澄清历史事件真相而不得不采访卧病在床亲历者的内疚。

付出总会有收获。“编”与“征”相结合的新路子，拓宽了信息渠道，征集到了与“南下”相关的大量的珍贵历史资料、图片、影像，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正是通过这些资料，编研人员理清了全国多个批次干部“南下”的历史脉络，填补了山东省乃至全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目前，《山东南下干部》（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重点项目）、《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两本书已经出版。其中，《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配合山东省委宣传部筹拍的同题材《南下》电视连续剧，把山东“南下”干部的感人事迹和历史真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以传播和宣传。

“编”与“研”相结合提升理论水平

随着征集到的档案文献资料越来越多，随着对“南下”认识的愈加深人，山东省档案局馆开始考虑利用档案部门占有大量史料的优势，变传统的重编轻研，转变为“编”与“研”相结合，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在党史、地方史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深入研究“南下”，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史料的整理编撰上，更要回顾总结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干部南下接收、管理、建设解放新区的历史，探讨如何将“南下”精神、“南下”历史经验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更好地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这仅靠山东省档案局馆的一己之力，显得有些单薄，于是山东省档案局馆党组决定，召开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提升“南下”研究的理论7J

2012年6月28—29日，由山东省档案局馆举办的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有关省市档案局馆、党史研究室、党校，有关“南下”团史研究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南下”老干部60余人参加了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田纪云作为山东“南下”干部中最杰出优秀的代表，对研讨会予以高度评价，撰写了回忆文章《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并专门为研讨会作了“南下精神永放光彩”的题词。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雷建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研讨会认真回顾了“南下”干部接收、管理、建设解放新区的历史，总结了“南下”干部在解放新区建立、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探讨了“南下”取得的历史经验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与会者积极发言，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研讨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论文近30篇，收到的论文将以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文集的形式予以集结出版。

东南文化论文第5篇

1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

2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东南文化论文第6篇

东南亚是亚洲和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地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形态的多样复杂和文化内容的丰富多彩。东南亚文化的形成、发展特点及其对东南亚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东南亚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以及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东南亚又是我国的近邻，在历史上就同我国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和多方面的密切联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到90年代初，中国已同东南亚10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地区，我们应有更多的、更为全面的认识，而要真正了解东南亚，我认为最为根本，还是要认识其文化。正是文化，塑造了东南亚各国、各民族不同的个性和精神风貌，也正是文化上的独特性，使得东南亚地区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地区，使得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既相同而又不同。

但是，东南亚是一个多国家和多民族的地区，其文化发展和文化现象极为纷繁复杂。在研究和摸索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如果要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撰写东南亚文化发展史，即全面系统论述东南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是极为困难的。要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文化定义来写东南亚众多民族的文化发展史，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南亚民族众多(印尼的民族超过100个，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国都有数十个民族，其他国家也都是多民族的)，各民族发展不平衡而又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而且还因为东南亚大多数山地民族在19世纪前尚无本民族文字，论述其情况的文献记载也极少，很难一一弄清其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我感到比较可行的，是写一部狭义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这里所谓的狭义文化，是指东南亚各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宗教、学术、文学和艺术等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当然这些狭义文化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们是物质文化的灵魂；尽管这些狭义的文化在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并非总是大多数人的文化，但它们都是占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的文化，代表着各个历史时期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对东南亚各国的主流文化形成及其面貌和基本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东南文化论文第7篇

［关键词］ 软实力 外交 中国 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71-07

“软实力”通常又称“软权力”［1］，是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约瑟夫•奈 于1990年提出并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他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 轴心是硬实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 重要。［2］约瑟夫•奈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明确软实力的定义，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 的区分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软实力大小如何衡量的问题）［3］，但综观他历年来有关软实力的 论述可知， 所谓硬实力, 是指以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command power),

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本 质上属于对抗性权力［4］；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性力量，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 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 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 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 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权力(cooperative power)， 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 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 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 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改变, 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 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 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参照。软实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软实力与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尽管“软实力”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所谓的‘ 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 或吸引力古已有之”［5］。综观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可见出软实力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6］生活在中 国南方的百 越民族经陆路向中南半岛迁徙并带去了中国新石器文化，随后的民族迁徙又带去了中国青铜 器文化。但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此时传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仅是少量，因此这 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肇始期。秦至明末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和繁盛期，其中秦 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统 一王朝的开疆封土而得到加强：“纪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 其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7］汉唐至明末， 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无论是官方往来还是民间往来都非常频繁。因中国封建文明自秦至清中叶都一直位于 世界前列，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历史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 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8］。文明 程度上的这 种势差现象，导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为主，东南亚文化向 中国文化传播为辅的特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至东南亚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 展。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影响东南亚文化的［9］ 。在物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贸易、官方朝贡、人员往来输入东南亚的有陶瓷、丝绸、茶叶 、铁制农具、食品、服饰等物品以及建筑艺术等；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文 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在 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唐宋两代的制度，如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 制、科举制度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鉴。16世纪西方殖民者逐 步侵占东南亚，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关系一度中断。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 的海上交通和经贸往来遭受严重挫折，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 年里始终没有恢复到明代中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中华文明都是通 过外交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移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和平方式进行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强调双边贸易往来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性质，而 且从实际来看，朝贡体系中东南亚进贡国的商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回赐物品的价值；在 军事方面，除了秦皇汉武在开拓边疆时候对东南亚用过兵以及元朝两次入侵爪哇岛外，中国 封建政府很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双方关系问题。［10］郑和七下西洋时虽然带有上万 兵力，但并 非用于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力威慑，而是用于剿灭海盗和防身，他七下西洋的根本意图至今 仍有争议［11］，但可以明确的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 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 和儒家思想 、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郑和 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给东南亚当地人民带去 了 中国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未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总之，在整个古代时 期，中国很少使用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 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以 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 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5］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 对东南亚外交，基本靠的是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冷战时期受东西方意识形态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中国相继采取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和“独立 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军事和经济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软 实力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影响极其微弱，唯一的特例可能就是1955年 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了。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风度和人格魅力使 新中国的形象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加上该次会议上中国与印、缅共同倡导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缅甸这样的朋友。但由于受当时根深蒂固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次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范、 以个人外交魅力展示国家外交形象的软实力外交并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产生根本影 响。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真正起步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的全方位外交”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更显突出。在具体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 上，该时期的中国外交越来越表现出浓重的软实力外交特色：其一是逐渐重视履行国际责任 ，以理性、合作、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其二是积极 参与、维护和建设各种国际机制；其三是提出“外交为民”的理念；其四是将外交由封闭型 的政府单一行为逐渐转变为听取公众意见和凝聚公众意志的“开放外交”；其五是开放外交 档案；最后是提升经济外交，利用外交促进经贸，改变了过去以经贸促外交的做法。［ 12］中国 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外交风格与中国总体外交政 策相差不大，但更注重互谅互让，提倡用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和2003年由提出的“睦邻 、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则更有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 想，目前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该时期中国与东南 亚外交关系中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机制，为软实力“同化性”作用的发挥搭建了平 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对多边外交心存顾虑，因而与东盟组织机构间未建立任何 正式关系，双方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与单个成员国间展开。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开展双边外 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多边外交。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次年7月成为东盟磋 商伙伴，并在同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中国成 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东盟历届 “10+3”会议和在此期间举行的 “10+1”会议；在1997年的第一届“10+3”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 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意加入《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成为同意加入 该条约的第一个有核国家；2001年，在中国的提议下，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双方在21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次年该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11 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还签署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 地区性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 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5年8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在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期 间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 个有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文件；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与由东盟主导的各机制如东盟地 区论坛、亚欧会议的对话，同时组建了若干对话机制，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 盟高官磋商等等，形成了从最高层对话到各专业组织机构分工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用 途的协商机制，通过融入和构建这些机制，中国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 ”的同化性作用，排除了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手段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传统做法。

(2)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其他跨国社会事务，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一夜之间付之东流。东 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受打击更大，经济的崩溃更引起了社 会动荡。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自身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仍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帮助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了总数60多亿 美 元的支持”［13］。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 亚各国对中 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2003年4月29日，中 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对签订于2002年11月 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14］；中国还主 动出资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国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15］。30日，中 国总理温家 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 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 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 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强烈海啸后，中国是反应 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海啸灾难一传出，主席和总理等领导人就相继向相关国家 领导人致电慰问，并向灾区派遣了救援队、医疗队，为灾区提供了总计约7亿元人民币的政 府援助款［16］；据中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05年1月12日下午16时，我国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到账资金累计达221 35万元 ［17］。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许诺对老、柬、缅三个最不发达 的东盟国家 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关税，还决定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清淤通航［18］；另据 统计，1997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 .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 差将超过200亿。［20］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 人民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无私地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风范，这也再次证明，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中国 ，已是东南亚人民信得过的好朋友。

(3)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 展道路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新中国成立不久，便 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随之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与尚未建交 的泰国进行民间交流。［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文化交流因受“” 影响而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 亚文化交流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外交的关键一环才日益凸显出自己的个性 ，“一个以我为主，政府主导，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和国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央与地方相 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22］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如下 特点：一是多层次，既有政府层面，也有民间层面和企业层面；二是多渠道，既有通过国际 组织开展的多边文化外交，也有通过国与国开展的双边文化外交；三是多形式，既有文化代 表团互访、互办艺术展览、举办文化活动周以及缔结友好城市等，又有包括留学生培养、汉 语推广（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众多孔子学院）和设立国外文化中心等在内的教育文化交 流项目，以及包括图书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四是文化外交活动频繁 ，从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对东南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

这四条 或许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活动的全部特点，而且为了行文紧凑，省去了许多 具体事例和数据，在此仅以几个数字来说明：1990―1996年，中国派往新加坡访问演出的艺 术团组达200多起8000人次［23］；1995年后，我国赴马来西亚演出的艺术团平均每 年达20多次 且在呈上升趋势［24］；2006年7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云南高校“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意见， 提出云南高教国际化的重点拓展领域是东南亚、南亚，其中将在东南亚办10个孔子学院。［25］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日益密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这样认为 ：“在东南 亚和太平洋地区，北京正在大力推销自己及其语言。……当中国加强其文化和语言影响力的 时候，华盛顿却在退却。……在东南亚各地，美新署开办的曾经提供英语培训和图书馆服务 的美国中心纷纷关闭，工作人员被大量削减。……在美国退缩的同时，中国正在提供实实在 在的替代。”［26］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在对东南亚外交中还充分运 用了软实力外交手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软实力外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搭建起了畅通 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从而使双方能够以和平方 式及时解决分歧并增进互相理解；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 不附加任何条件帮助东南亚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在东南亚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频繁的的文化交流不仅增加了文化的共融，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与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是密 不可分的。

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美国学者柯兰齐 克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访谈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在亚洲得到了积极回应，取得的直接成就是 减少了邻国的戒心，“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 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 了。”［27］

软实力与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外交“首要”对象之一的东南亚地区，软权力外交是否运用得法，关系到中国的和 平崛起大业，因此，在未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软实力理论及其运用乃是一个值得加以 充分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在对东南亚软全力外交中，既有历时悠久的古代交往经验，也有 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绩突出的交往实践，但以下问题仍然需要加以重视：

1.充分重视软实力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相对独立作用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 ，利益取代权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中心目标，而权力则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 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硬实 力还是软实力的作用更突出呢? 硬实力作为一种对抗性权力，实现的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付 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史上起着主导地位；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合 作性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它更多的是为长期利益考虑，在 冷战结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根据世界权 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来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形式，既要克服过于关注硬实力的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 充分认识到软实力的作用在日益增强, 同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软实力的作用 ，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硬实力。实际上，尽管约瑟夫•奈极力宣扬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没 有轻视硬实力的作用，他在《软实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 。［20］就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来讲，这两种权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关键是要辩证 看待和使用 这两种权力，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国家硬实力。硬实力是一国立国之本,也是外交之本,这一 点毋庸赘述。其次，应充分认识软实力的相对独立作用。硬实力是一国外交之本，那么是不 是一国只要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其软实力也就会相应增加呢？一位中国学者曾这样认为：“ 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实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 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21］这种简单地认为硬实 力决定软实 力的逻辑推理,必然推导出拥有更多“硬实力”的国家在“软实力”的实现方面具有相应优 势。事实果真如此吗?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美国的软实力却遭到削弱：“近年 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 衰退中。”［22］再如，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这种借助于硬实力而实行的专横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最 终导致国家解体［31］。这表明，一国拥有很强的“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换来在国际体 系中与之等量的地位和软实力，硬实力运用不当甚至还会损害其软实力，从而相应妨碍了其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约瑟夫•奈还指出，梵蒂冈的软实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 积变小而减弱；当今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 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 ［23］这表明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力而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 意图和使用 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以上事例表明，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软实力 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家的硬实力，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 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 ,软力 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 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23］中国作为一个在硬实力方面正在不断发展的 国家，应该 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灵活运用之，尤其是在面对近邻东南亚国家时尤其如此，这对中国的和 平发展和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先进文明形态

强国的竞争，不只是物质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不够， 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文明大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大体上属 于一国的硬实力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其中精神文明指的是思维方式、民族 心理、国民气质和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明则是精神文明外化于物质器 物层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制度。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软实力外 交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一国是否能为别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两个文明 要素。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 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 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古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英国是这样，现代的美国甚至包括后 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 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导致罗马帝国衰 亡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蛮族，而是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34］；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 强权强行推 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 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才不 得已而为之；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摇旗呐喊、大力推行以“民 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此姑且不论这个价值体系的虚伪问题）和由它主导 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事例为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只有文 明的创新，才能引来别国的自愿模仿、借鉴和追随，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对东南亚外交中,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扬和平发展的主流文化, 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 ”；通过创建、融入和利用国际机制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沟通 、平等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愿望；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损己利人的经济交往和不附加任何条件 的经济、社会援助，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上这些包含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创 新因素的软实力的运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从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 统文明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逼迫以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洗礼，虽说不上遭遇了如同 其他几大文明形态那样的文明断裂，但现在的文明形态显然不再也不必再是从前的文明了。 同时，客观而言，一种融合了中西方传统文明和现当代工业文明精髓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 益又能顺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目前仍处于转型、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 个文明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 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 误在所难免……”［35］，以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和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等为特征的经济发 展模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偏差和制度设计缺陷，至少不是东南亚国家心悦口 服地长期加以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国际制度方面，约瑟夫•奈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 影响他国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制度权力’”。［24 ］然而“ 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 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 、成为伟大强国的潜力和政治抱负使中国对国家极为珍视,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 搭车'战略”［25］。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之处在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 、先进的，从而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形态。

注释：

［1］新加坡学者盛利军则将软实力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体系；②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③理论指导；④外交决策能力；⑤国民素 质等。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4)

［2］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Dialogue,1990(4)

［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4］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 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40

［5］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

［6］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时期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朱杰勤. 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04.2 05；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社，1984：625

［7］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6 04

［8］［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21

［9］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归纳，引自：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40.41

［10］其中因10世纪以前越南属中国正式版图，中国政府对那时期越南区域内的用兵属于特 殊情况。

［11］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 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8.39

［13］不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10.08.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 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48

［14］庞中英.12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反思后非典时期中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03.06 .16

［15］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6］在首批2163万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第二批5亿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的基础上，中国 政府 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金额。见：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 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7］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超过2.2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站（省略），2005.01.14

［18］张锡镇.中日在东南亚争夺还是合作.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回顾与展望//中国 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时间：越南（1950年1月建立，1978年停顿，1989年 恢复）；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建立，1967年10月中断，1990年8月恢复）；缅甸（1950年 6月建立，1967―1970年停顿）；柬埔寨（1958年7月）；老挝（1961年4月，1978年停顿，1 991年恢复）；马来西亚（1974年5月）；菲律宾（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新加 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

［20］Joseph S.Nye.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x iii,32,129,147

［21］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对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

［22］Joseph S. Nye，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 ，2004(5)//刘艳萍.试析软实力及其实现途径.阴山学刊，2006(5)

［23］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9.110

东南文化论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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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正祥.人生风雨路一世巴中情，，2013b.

[8]蔡仁龙.华人“马来语之父”李金福[C].李卓辉.印华先驱人物

光辉岁月：印尼华人报刊和独立先贤史话.雅加达：联通华文有限公司，2003.

[9]洪颂南.马来语易通[M].新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6.

[10]赖群进.马来语入门[M].新加坡：群燕书局，1957.

[11]李光耀.风雨独立路，http：///web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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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毓恺.华巫大辞典[M].吉隆坡：国泰出版社。

[16]陆并培.印度尼西亚文读本[M].雅加达：世界出版社，1959.

[17]沙平.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东南文化论文第9篇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过程中都面临东南亚语种、英语、汉语言文化的多语教学和专业方向课程教学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东盟国家语言政策和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兼顾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中东南亚语、英语、专业方向、汉语及民族文化教育的多语教学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供借鉴。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居设.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