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1篇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一些地区对于生态旅游概念还不是很清楚,盲目进行发展旅游业,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缺少创新意识,形式雷同,盲目地抄袭国内外的典范,并未针对该地区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其次,一些地区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时候主要针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轻视环境保护问题,使得所谓的生态旅游规划名存实亡。最后,还有的地区虽然制定了完善的规划,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划的内容来进行,管理并不规范,依然采用粗放型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上述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生态旅游事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必须要强化生态旅游的相关概念,找到规划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点,使得规划更具有可操作性。要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生态旅游事业,就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生态旅游项目进行更好地规划,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点,让生态旅游能够稳步发展。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联系

生态旅游的概念原本来源于西方国家,美国生态旅游协会曾经对其有过专门的定义,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生态旅游这个概念。①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生态旅游并非简单的旅游产品,它也不是简单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要寻求的是和生态保护的共同促进。生态旅游不应该破坏环境,而应该起到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要保持各种资源能够被可持续利用,同时也要帮助当地的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能够更好地维持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特征。它必须保持自然性,是一种原始的旅游方式,在远离城市的自然风光中,人类能够更好地领略大自然原本的风貌,探索大自然的秘密。生态旅游还必须具有保护性,不应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注意重复利用原则,寻求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要通过合理的谋划来保持长久的经济利益。生态旅游还必须具备科学技术性,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全面调查,对环境容量进行检测,对旅游产品进行科学研发的基础上,开发者要能够充分体现环保意识。

由于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独特特性,这也使得它具有了一般旅游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要更好地规划生态旅游,就必须对它的功能有所了解。②生态旅游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由于生态旅游全面协调自然、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可持续地为某地区提供经济收入,并给当地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我国对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研究。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就有旅游界的人士开始关注并引进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但是它真正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则要晚得多。1993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文件《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正式确认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

自此,国内学者便开始关注生态旅游这个概念。首先,有学者对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实践和规划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例如,张秋菊、海鹰撰写的“我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综述”一文,就依据近年来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情况,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次,也有学者通过设立专项项目,进行了生态旅游方面的研究,例如,赵磊发表的“中国湿地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一文,就以湿地作为研究重点,论述了湿地生态旅游方面的进展。最后,还有学者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承载力等课题进行研究,例如,王会娟的论文“关于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就研究了环境承载力和旅游之间的关系。

随着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论文资料的收集,国内对于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也越来越清晰了,2006年,国家旅游局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生态旅游进行讨论,会议对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达成了进一步共识:生态旅游不光是旅游产品和旅游方式,更是强调和谐的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式。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实践。我国不仅对生态旅游的课题进行了学术方面的研究,更致力于具体实践。早在1982年我国便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尝试将旅游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同步开发。此后我国的生态旅游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截至到2005年底,全国各种级别的自然保护区有2349处之多,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网络覆盖式结构,证明了我国生态旅游事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尝试在不同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有以华山等为代表的山岳生态景区,也有以天池等为代表的湖泊型生态景区,此外以神农架为代表的森林生态景区和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草原生态景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还不乏以冰雪、海洋等为代表的生态景区。③在开发旅游产品方面,我国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尝试,除了一般的野外观光旅游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开发了以鄱阳湖为代表的观鸟生态景区,以香格里拉为代表的探秘旅游等。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2篇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传统旅游方式的弊端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导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一种新的环保方式的旅游景点规划已经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生态旅游这一概念。但是我国在生态旅游的理论、大众意识、管理方式及规划研究上都比较欠缺，而把地理学研究自然现象空间关系的“横向”方法同生态学研究生态系统内部功能关系的“纵向”方法相结合的景观生态学，是新一代的生态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把景观生态学应用到旅游生态景点的规划研究中，是保证旅游资源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 生态旅游; 规划研究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ourism way more and more show, tour guides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struction increasingly serious, a kind of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y of tourist attractions planning is imminent. In this context, the emergence of a ecological tourism this concept. But our country in ecological tourism theory,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management way and planning research are lacking, the ge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natural phenomena space relation "vertical" with ecology research method of ecological system internal functions relationship "horizontal" method of combining the landscape ecology, is a new generation of ecology, with very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applied.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y to tourism ecological scenic spot of planning, is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 can be important way.

Keywords: landscape ecology; Ecological tourism; Planning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到20世纪80年代初，景观生态学在北美才受到重视，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很有朝气的学科。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是复杂而庞大的，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土地利用与动态、景观规划与设计、环境影响评价与自然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中取得重要进展，本文中从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发展历史以及它在生态旅游中的开发应用加以阐述，从景观的角度将旅游与生态有机熔铸。

一、相关概念解析

1.1景观的含义

“景观”一词最早出自于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全书，指的是具有国王所罗门教堂、城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全景。景观的含义等同于“风景”、“景致”、“景象”等。在英语、德语、俄语中“景观”一词拼写相似，其原意都是表示自然风光、地面形态和风景画面。汉语中的“景观”一词涵义丰富，不仅反映了风景、景色、景致，还表达了观察者的感受和认知。

由于不同学科领域对景现的不同理解，景观的定义存在多种表述。视觉美学意义上景观的含义与“风景”、“景致”、“景色”一致。地理学概念上，景观被定义为地球表面气候、土壤、地貌、生物各种成分的综合体。生态学上，景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之分：狭义景观是指几十平方千米至几百平方千米范围内，由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所组成的异质性地理单元；广义景观则是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上的、具有异质性或斑块性的空间单元。

1.2生态旅游的含义

生态旅游（ecotourism）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1983年首次提出。 当时就生态旅游给出了两个要点，其一是生态旅游的物件是自然景物；其二是生态旅游的物件不应受到损害。1988年，他又进一步给出了生态旅游的定义:“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旅游者在欣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尽情研究野生动植物和享受旖旎的风光。”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二、景观生态学在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2.1旅游规划的景观生态学原则

（1）整体优化原则

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景观作为一个系统来规划和管理，从而实现其整体最优化。

旅游规划是对旅游地生态系统及其内部各个部分、多种要素进行规划，平衡宏观和

微观之间的关系;规划者应该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上，使规划体现出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和自然规律。

（3）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是景观规划设计所依据的原则同时又是对景观进行管理的结果。景观的

多样性对确保景观的稳定、缓冲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干扰、提高景观观赏性等方面起

不可替代的作用。景观多样性的维持和旅游空间多样化的创造是旅游地规划的重点。

（4）个性与特殊保护性原则

对某一地区进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时候，对于该地区的一些原始自然地和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迹，要绝对加以保护，避免对这些宝贵的自然及历史文化遗产造成

破坏。

（5）综合效益原则

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要达到平衡，不能顾此失彼。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

时要体现生态理念，注重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景区在获得经济利益

的同时又不至于减弱其景观生态美，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2.2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2.2.1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宏观应用

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宏观应用主要强调的是景观的自然属性，有效而合理的景观生态规划对保持旅游地的景观质量、景观特色以及确保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景观结构和功能上对景区进行景观生态规划，主要包括对旅游产品市场需求和特征的分析，旅游地自然、社会要素等资料的调查搜集，景观分类和对景观结构功能的诊断，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景观结构进行规划，设计出不同的功能单元，以整体协调和优化利用为原则，确定景观单元及其组合方式，进而选择合理的利用方式。

2.2.1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微观应用

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微观应用则主要体现在对景观结构要素斑—廊—基的具体设计上, 旅游斑块的设计要体现出与环境的高度和谐统一，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共生程度要高，人造的斑块与天然的斑块要相协调。旅游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充分实现生态化，并且要注意与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的特征相协调，切忌以商业化、城市化的浓重气息破坏景观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特色。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的旅游规划与开发首先应把保护思想融入到开发理念中，然后运用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对旅游地的旅游景观、环境景观等进行进一步规划。

三、结论

生态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形式，生态旅游的开发与规划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用于指导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的理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地景观生态规划是在景观水平层次上对旅游地的旅游景观、环境景观等所进行的一种规划,它本质上是一种包含“旅游”、“景观”、“生态”三方面的综合性规划。景观生态学是地理学与生态学交叉形成的学科，它既包含了生态学的思想又注重景观时空特色，同时又考虑规划地的生态平衡，这与生态旅游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景观生态学是生态旅游规划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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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肖笃宁,李秀珍等.景观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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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安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景观生态研究——中国科学院区域环境研究考察组访捷见闻[J].地理科学,1981,(2):18~21.

[5]祁黄雄,林伟立.景观生态学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J].人文地理,1999,(3):22~26.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3篇

【摘要】本文探讨了“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规划的总体思路，重点分析了规划目标、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定位、总体构思等方面内容，突出“慢城”作为新兴旅游规划形式的核心内涵和发展思路。

1 规划概况

2010年11月，高淳以桠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内首个“国际慢城”的称号。“慢城”这一称号为生态之旅总体规划拓展了发展新思路，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总体规划正是在上述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区域规划。

高淳县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位于高淳县东部，桠溪镇西北部，是一处以丘陵地形为特色的狭长型风光带，观光道路全长48公里，规划面积约为25.2平方公里。目前人口约2万人。

2 规划目标

规划主要解决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区发展方向定位、旅游项目布局、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形象确立、旅游市场开拓、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功能定位、核心项目策划、特色景观营造、全新形象塑造等为规划的重点。

通过旅游规划和旅游目的地管理手段的有机结合，统筹生态之旅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将其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山地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创建“国际慢城”特色旅游示范点。

3 旅游发展指导思想

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发展规划以高淳县桠溪镇生态之旅的区位、生态、文化、农业资源优势为基础，以打造“国际慢城”新概念旅游形象为核心，以凸显鲜明的丘陵地形地貌特色为亮点，以彰显生态自然、和谐宜人的世外田园景观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坚持观念创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构筑良好的产业平台和服务平台，追求最佳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将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建设成风光独特、功能健全、效益显著、设施齐全、环境良好、技术领先、管理科学的“国际慢城”旅游区和生态田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辐射、推动桠溪产业结构和旅游发展的整体优化调整。进而，实现从旅游部门抓规划、旅游系统办旅游到全社会共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转变，实现从计划经济的事业型旅游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型旅游的转变，实现从粗放性旅游到集约型“慢”旅游的转变，提高旅游业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水平。

4 规划原则

4.1 生态导向

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业的发展应该遵循旅游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培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旅游体系。按照国家旅游局和环境保护部编制的《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2008－2015）》要求，本规划在产品和项目设计方面强调生态理念，重视保护良好的湖、山、林生态环境，在景区经营管理方面，力图通过水循环技术、绿色能源技术等手段确保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优质的生态环境得到彰显和提升。

4.2 “国际慢城“导向

“国际慢城”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是指人口在5万以下的城镇、村庄或社区，反污染，反噪音，支持都市绿化，支持绿色能源，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根据“慢城”运动联盟的规定，成为其中成员必须在城市人口、环境政策、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食品生产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54项的具体规定。

在慢城导向的基础上，规划提供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慢城旅游，简称“慢游”，包括以下规划要素：

4.2.1 采用步行、自行车、电瓶车等多种绿色交通方式，构建“慢游”道路系统。

4.2.2 策划多样化“慢”节奏旅游产品，开发多层次“慢”节奏休闲项目。

4.2.3 保护自然原生态环境，合理开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人工景观。

4.2.4 保护具有地区象征性意义的产品，包括地方特产物质资源和民俗文化。

4.2.5 严格制定生态环保处理系统，防止声污染、光污染、视觉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多种环境污染。规划区域内杜绝工业生产。

与以往的快节奏观光旅游不同，“慢游”强调缓慢的游览节奏、深度的体验和灵活个性的消费选择，同时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此外，在产品设计和设施配套等方面满足慢游游客的需求，吸引游客采用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旅游，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探寻旅游的本真，努力打造绿色环保、低碳生态、休闲养生的“国际慢城”旅游区。

4.3 市场导向

本规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客源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以特色开拓市场，尽快提高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的市场知名度，将其建设为具有极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4.4 休闲导向

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本规划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功能建设、旅游形象口号塑造等方面准确把握休闲旅游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已有的休闲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和休闲旅游产品设计等研究成果，突出深入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的特色，实现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由传统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

4.5 特色导向

鲜明的特色是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所在。本规划坚持高立意、高起点、高标准，力求寻找、彰显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的独特性，将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

5 规划定位

5.1 功能定位

规划形成以自然山水风光、历史古迹和乡村景观为基调；以特色民俗文化展示和体验、生态农业发展和观光为核心；以休闲度假、艺术创作、运动养生、会议接待为辅助的特色旅游旅游区，重点展现“国际慢城”的特色旅游，提供“慢游”新概念旅游模式。

根据生态之旅资源现状及开发潜力，将旅游区功能定位为：

5.1.1 观光与发现：特色地形，田园风光，特色文化观光（纪念、宗教、村镇）

5.1.2 体验与劳作：高效生态农业观光园，采摘体验，风俗体验

5.1.3 交流与拓展：自然教室，员工训练，产业互动，会议接待

5.1.4 休闲与游憩：“慢生活”之旅，运动之旅，风情度假，节事庆典

5.1.5 美食与养生：赏花品茗，瓜果飘香，绿色食品，健康之旅

5.2 产品定位

以地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为拉动，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为平台，主题旅游（“国际慢城”旅游、生态观光游、乡村农业体验游、民俗文化风情游、养生休闲度假游、商务社交游、户外拓展运动游等）为支撑的多元化复合型产品体系。

5.2.1 独树一帜的“慢城”旅游：如“国际慢城”金花节广场、国际慢城主题广场、自行车慢骑赛、亲子科普教育活动等等。

5.2.1 特色鲜明的自然风光：如国际慢城、大官溪谷、七彩桥李、荆山竹海等等。

5.2.2 科学优质的生态农业：以农林产业园为重点，发展农业文化交流，农产品交流展示、农家乐体验、农耕田园观光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发展加工产业，科学处理农业、景观、旅游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花果飘香，山转水美。

5.2.3 浓郁丰富的民俗文化：如“春油菜、夏荷花、冬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等。

5.2.4 利用山水美景和特色农产品等优势，发展休闲度假、养生美食和野外拓展等项目。

5.3 市场定位

国内市场定位目标为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为主的核心市场；以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为主的基础市场；以珠三角、环渤海为主的机会市场。

国际市场定位目标为以港澳台、日韩为主的核心市场；以东南亚、欧美为主的基础市场以及其他地区的机会市场。

5.4 形象定位

“国际慢城，美丽乡村。”

6 规划总体构思

6.1 规划概念主题

“慢城为核，美丽为心；

旅带为轴，生态为核；

丘陵为型，植被为画；

民俗为神，文化为魂。”

规划概念主题以打造“国际慢城”旅游模式为主核，以彰显特色美丽乡村为中心，以生态之旅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特色为基础，以一条串联整个旅游区的带状中心景观道为轴线，以展现生态乡村田园风光为核心目标，重点突出蜿蜒辗转、连绵起伏的丘陵景观特色，描绘一幅幅五彩斑斓、自然秀丽、明快流畅的风光画卷。同时，以地方民俗风情渲染旅游区的景致神韵，塑造赋有内涵和灵魂的历史人文景观。

6.2 规划构思理念

6.2.1 整合资源，突出主题形象

在空间上最大程度地整合同类相关旅游资源，形成主题形象鲜明的旅游区，为游客提供全新的“慢城”旅游新体验。

主题形象是旅游区的灵魂，是增强资源吸引力和游客关注度的催化剂。在空间分区布局规划中必须通过各种产品与服务来突出旅游区主题形象的独特之处，通过自然景观、建筑风貌、体验参与项目等来塑造和强化旅游区的形象，给游客形成一目了然的视觉形象。

6.2.2 合理布局，集中功能单元

对不同类型的设施如观光、休闲、康体、住宿、餐饮等功能单元采取相对集中布局，力求使各类旅游服务综合体在空间上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一方面，集中布局带来的景观类型多样性可以吸引游客滞留更长时间以增加旅游区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它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和连续控制，使敏感区域得到有效的保护。

6.2.3 有机联动，构筑服务体系

本规划倡导“结构优化”，强调“整体联动”，构筑功能完整、特点突出、优势互补的旅游服务体系，开创旅游区旅游发展的新空间格局。

6.2.4 生态保护，预留发展空间

旅游区以山地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开发的环境本底和资源依托，重视生态保护是旅游区旅游开发的前提。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区旅游活动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生态屏障；另一方面，生态涵养和生态保护也为旅游区预留了发展空间，宝贵的生态空间资源必将使旅游区在不远的将来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6.2.5 丰富项目，强化参与性

增强采摘类、游乐类、文化类的参与体验性旅游项目，提升旅游区的吸引力，实现“百米能停。千米能游、万米能留”的完善功能体系。

6.3 旅游规划总体格局

规划格局反映着区域内各组成要素的分区、结构、地域等形态规律和特点，也影响着旅游区的有序发展及环境关系。依据旅游资源特征、旅游开发方向和生态之旅空间整体形态以及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在“保护为前提、开发为要点、服务为关键”核心理念的统领下，旅游区构筑“一轴、四区、四景”的旅游开发格局，其内容包含一条中心发展轴，四大功能分区，以及四个核心景区。

6.3.1 “一轴”――生态之旅中心发展轴

整体旅游区依地形地貌，沿一条7米宽的一级车行游线，呈带状空间蜿蜒伸展，这条一级游线将各分区及其内部的核心景区进行串联和沟通，是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得以展示的主心骨和战略轴线，演绎了整个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的生态景观特色、乡村田园风貌、民俗文化风情。

6.3.2 “四区”

“国际慢城”主题公园展示区、“美丽乡村” 生态观光度假区、“七彩桥李”农业娱乐体验区、“荆山竹海”文化休闲养生区。

四大功能分区的景观特色、旅游产品、产业功能各有侧重，作为旅游区差异定位、特色显著、功能互补的四个有机体，共同构筑丘陵为型、文化为魂、一轴延展、全面联动的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生态旅游区。

6.3.3 “四景”――

本规划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集中优势资源和炫美景观，在四大功能分区中划分了若干特色景区。其中提炼出四个核心景区，在所有景区中处于最高等级，是生态之旅立足市场的亮点，是功能核心和开发重心。

四个核心景区包括：“大官溪谷”景区、“国际慢城主题公园”景区、“红枫昭华”景区、“竹海寻幽”景区。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4篇

进而对旅游用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旅游用地是指在土地生态系统中，由原生自然、人文景观共同组合而成的可供观赏、游览、娱乐、休憩，并能被旅游业所利用的风景游览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

【关键词】旅游；旅游用地；概念；旅游用地规划；土地分类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也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项经常性的消费行为，我国旅游业也快速发展起来。旅游及其相关的旅游活动都依赖于土地资源，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旅游项目的建设用地需求的急剧上升，旅游建设项目的大量增加势必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包括耕地)，这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用地紧张的局势。[1]纵观国内外对旅游用地的探讨，由于国情不同，界定旅游用地的基础和方向亦不经相同，因而对“旅游用地”这一概念得理解有一定的区别。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旅游用地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旅游用地规划的研究。我国对旅游用地的界定多从土地利用分类着手进行探讨。如何在有效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又能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开发，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首先就应对“旅游用地”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文在阐述和总结国内外已有的“旅游用地”概念基础上，从旅游用地规划、旅游用地分类的角度，结合我国现行相关土地政策，对旅游用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明了旅游用地的基本内涵。

1 国外对旅游用地的研究

国外,关于旅游用地问题的研究，开始于对旅游用地规划的研究，并随着人们对城市规划以及旅游规划研究的认识不断深入并逐步发展。[2]

1933 年麦克默里(K.Mcmurry)发表了《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一文，成为旅游地理学的开世之作，与旅游业发展相关联的土地利用问题从此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地区开始对旅游用地规划进行专项的研究[3]。其中具有完整旅游用地规划形态的是1959年的夏威夷州规划，这次规划也被视为现代旅游用地规划的先驱。但在这些规划中，尚未对旅游业发展与土地开发利用之间的相互影响提起重视，也未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研究范围也比较狭窄。[]20世纪50到80年代以来，法国、英国相继出现了较为正式的旅游用地规划。此后，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都开始积极推动并参与各个旅游用地规划的编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用地规划开始普及到许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发达国家开始对旅游用地规划进行修编，更加强和深化了旅游用地规划的力度 。[2]

2 国内关于旅游用地的探讨

我国关于旅游用地的研究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及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中[2]。1964年7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国家旅游局的前身）成立，标志着中国旅游业的管理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相关建设、林业部门开始进行风景旅游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森林公园规划等与旅游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项规划。20世纪90年代后,各级政府开始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各类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自然风景保护区的出现 ,使对旅游用地的研究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3]。

国内最早的有关旅游用地的论述出现于1981年吴必虎的论著《区域旅游规划原理》[4]一书，他在书中提出：旅游区土地利用规划是根据区域内不同功能区的划分来实现对土地利用的控制，起到组织游客活动、保护旅游资源的双重目的。就一个较大范围的区域来说，可能同时存在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历史文化村镇或城市、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等不同类型的功能空间。这体现了旅游用地的复合特征，也就是说一个旅游项目中会存在多种类别的土地。

1984年国务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5]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经国务院或省一级人民政府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组织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6]中规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可见,按照我国当前法律,旅游用地是我国建设用地中与商业、娱乐等并列的营利性较强的用地。在用地的取得上,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应有偿取得 ;二是应采用招标、拍卖或挂牌等竞争方式取得。

毕宝德的《土地经济学》[7]中提出了旅游业用地的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凡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保险、猎奇和考察研究等活动的土地，均可称为旅游业用地,其实质仍然是旅游景区内部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布局。

3 旅游用地在土地分类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用地分类是按照土地的自然和经济属性，并根据旅游资源的特征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对旅游用地类型进行的归类[8]。尽管旅游地内的土地有着多种不同的利用类型，但整体上看，旅游用地还主要仅限于用于旅游业，而直接为其它行业利用的程度较低，功能结构单一，复合利用程度底。尤其是耕地在旅游开发中被占用后，大部分都失去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功能，加剧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1]。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用地范围在逐渐扩大，用地需求越来越强烈,全国土地分类中旅游用地的分类已不能满足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由于分类的不明确也导致了旅游用地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冲突。

3.1 旅游用地在土地分类中的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土地分类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其中影响深刻、广泛的分类体系主要是198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9]中制定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含义》、1989年9月《城镇地籍调查规程》中制定的《城镇土地分类及含义》[10]以及在上述两个土地分类基础上制定的《全国土地分类》[11](2002年1月1日试行)。但在上述3个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土地分类系统中,并没有将“旅游用地”作为一个土地类型明确提出，且涉及相关的旅游土地类型较少。

1984年制定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及含义》中，相关的旅游土地体现在“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二级分类“特殊用地”下的“名胜古迹、风景旅游、墓地、陵园等用地”。1989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城镇土地分类及含义》中，“特殊用地”被取消,原特殊用地中的“名胜古迹、风景旅游、陵园等”归为“市政用地”中的“绿地”。并且，在这两次土地分类中都没有体现如旅行社、餐饮旅馆、娱乐场所等用于旅游接待的用地类型。

2002年1月1日起试行的《全国土地分类》是在上述两个土地分类的基础上修改归并而成的，在此分类体系中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级，并涉及了相关旅游土地类型。《全国土地分类》对《城镇土地分类及含义》中的居住用地进行拆分,扩展了绿地地类外沿，在建设用地的二级分类“公用设施用地”类型下，增加了“瞻仰景观用地”，包括名胜古迹、革命遗址、景点、公园广场、公用绿地等；在“商业服务用地”下新增“餐饮旅馆业用地”，包括饭店、餐厅、酒吧、宾馆、旅馆、招待所、度假村等及其相应附属设施用地；在“商服用地”中的“其他商业服务用地”中涉及“旅行社、运动保健休闲设施、夜总会、歌舞厅、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相关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用地。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明[12]将旅游度假区按性质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用地；第二类，公用事业、 交通服务设施等用地；第三类，间接为旅游度假者服务的用地。度假区的用地分类为旅游度假区的空间合理配置提供了依据，同时对旅游用地的分类提供了分类方法。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13]根据游憩功能是由谁提供的以及其土地利用商业程度大小将所有的游憩用地划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种基本类型,这种旅游区用地分类体系为制定不同区域的旅游总体规划提供了依据。

3.2 现行旅游用地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土地分类体系在不断的变革和调整中，虽然也对旅游用地分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由于旅游业的发展迅速，旅游资源内涵和外延的扩充，导致旅游用地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旅游用地范围也不断加大。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多种行业部门，用地需求较大，土地类型较为复杂。在进行旅游项目建设时，不但要占用建设用地，而且还涉及农地，林地，未利用地等。但从目前关于旅游用地的分类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的土地分类系统没有完全涵盖旅游业发展所需的土地类型。

旅游业是一项经济行业，其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统一。土地是满足旅游业经济目的，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现行土地利用分类系统中，与旅游用地相关性较大的“瞻仰景观用地”更强调旅游业的公益性质，并没有充分体现旅游业的经济性质，这限制了旅游业的空间拓展及经济效益的实现。

4 旅游用地的概念界定与基本内涵

旅游用地是土地利用的一种方式，就其定义而言，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

4.1 旅游用地是旅游地内最基本、最广泛的具有旅游功能的各种土地的总和[1]。广义的理解，旅游用地就是旅游业用地，它是指在旅游地内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研究等活动的土地，是一个由旅游地各项与旅游相关的自然因素并综合了相应人类劳动成果的自然、经济地域综合体，是自然作用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14]。

4.2 狭义的理解，旅游用地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确定的各级风景名胜区的全部土地。即供人们进行旅游活动,具有一定经济结构和形态的旅游对象的地域组合[8]。实质上是吸引能力和接待能力的统一[1]。

4.3 旅游用地具有复合性，这种特殊的复合性导致旅游地土地的构成比较复杂。与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旅游业的发展也有投入和产出，土地即是其中的一种投入要素。旅游用地包括风景游览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从土地利用角度看，旅游用地既不属于农业用地，也不属于非农业建设用地，它是出于满足旅游者休闲的需要，由原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共同组合的可供观赏、游览、娱乐、休憩的土地[14]。

另一方面，其他的用地类型也可以用于发展旅游，从而成为旅游用地的一部分。旅游业只是旅游用地土地利用中的一种方式。其土地利用不仅具有原有的土地利用功能，如山地、森林、河流、工厂、城市、乡村、旱地及水田等，同时也具有旅游用地的功能，如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乡村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14]

旅游用地的概念在不断深入的同时，范围也在不断延伸。旅游用地范围不但包括建设用地，而且已经延伸至农用地、林地、未利用地等。通过以上分析，根据当前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和旅游用地的特征，参考和借鉴上述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将旅游用地定义为：旅游用地是指在土地生态系统中，由原生自然、人文景观共同组合而成的可供观赏、游览、娱乐、休憩，并能被旅游业所利用的风景游览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未利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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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万茂.土地资源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5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内涵；生态旅游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67－05

[收稿日期]2006－10－30

[作者简介]吴楚材(1936－)，男，湖南宁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znstly@126．com；吴章文(1940－)，女，湖南慈利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资源深度开发研究；郑群明(1972－)，男，江西泰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胡卫华(1978－)，男，湖南湘阴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与资源开发。

1　生态旅游的起源

国际旅游界普遍认为生态旅游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雏形是“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是1965年赫特泽(Hetzer)在反思当时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而正式把生态旅游(ecotourism)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áin)于1983年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他强调生态旅游的区域是自然区域。但是，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研究和实践。但由于各国发展的情景各不相同，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辩论已使生态旅游由理想的云端跌落到“泛化”的边缘，生态旅游应该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一种态度、一个标识还是一种产品?也许都是，也许都不完全是。从旅游的本质上来看，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一种文化活动、一种社会活动，但归根到底，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因此，认识生态旅游的本质和内涵也不能脱离经济的本质，不能脱离市场的需求，不能离开旅游者的动机，不能忽视旅游的目的。

2　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概述

生态旅游的思路从提出至今仅有40年，在全球环境危机、人们“生态觉醒”的大背景下，生态旅游的思路对旅游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参与其中的国家、组织和机构也非常多，主要有科研保护和非政府组织、多边援助机构、发展中国家和旅游业内部等等。而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机构参与其中，并广为推崇是生态旅游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从1991年起与华盛顿大学合作，面向社会提供生态旅游的教育和培训服务，还通过创办论坛和专题讨论会，提供最新的生态旅游发展趋势和各种规划管理方法。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从1994年起创立“绿色环球21”(Green Globe 21)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从1999年起开始独立运作，全球有超过1500家企业或机构得到认证，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NEAP(The National Ecotourism Accreditation Program)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2002年，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与“绿色环球21”共同制定了《国际生态旅游标准》，2004年经过重大修改提出了11条原则。世界自然基金会则更多地致力于环境脆弱区域的生态旅游实践，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经过40多年的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

生态旅游的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旅游热潮的兴起而进入中国的，但真正受到国内重视是在1995年。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之后，1996年在武汉、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生态旅游或可持续旅游研讨会，大大推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更是将生态旅游推向高潮。短短的10年中，“生态旅游”成为中国最时尚的名词，变成旅游市场营销的“法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呈现出其内涵先天不足的问题。自生态旅游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国内一批科研机构相继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实践。一些组织和机构主张编制生态旅游的规范和标准，以达成共识，促进生态旅游的开展，目前已推出《中国生态旅游推进行动计划》(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生态旅游区标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则致力于环境资源的研究，并主张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中广泛应用，以体现生态旅游真实的魅力。目前其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森林小气候等研究成果开始广泛应用，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由于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且各研究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和内涵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也由于其内涵的模糊和多样，生态旅游在进入市场以后更是成了“万能的标签”，在实践应用中非常混乱，无所适从。

3　生态旅游的概念及辨析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23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旅游机构提出的生态旅游概念。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目前生态旅游定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定义所着眼的角度和层次不同，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含糊交叉。其原因是由于在过去的23年中，众多不同的组织和机构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区域实践着各自认为“最佳的”生态旅游模式，由于其重视生态旅游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于是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另外，大部分概念存在着将目的和手段混而论之的情况。例如，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指出要实现环境与文化负面影响 的最小化与正面经济影响的最大化，实际上后者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再如环境教育，不管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还是为了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也都是实现可持续目的手段。此外，与生态旅游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相关概念和词汇也很多，如自然旅游(nature tourism)、荒野旅游(wildernesstourism)、探险旅游(adventure tourism)、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绿色旅游(green tourism)、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与环境资源相适应的旅游(appropriate tourism)、科考旅游(scientific tourism)、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无负面影响的旅游(10w．impact tourism)、农业旅游(agro tourism)、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软旅游(soft tourism)等等，由于这些概念本身也不完善，因而极易造成概念的混淆。正如奥朗姆斯(Orams)所说“生态旅游的概念就像是画在沙滩上的一条线，其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被不断地冲刷、修改”。目前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3．1　保护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应强调保护，要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其代表定义有美国生态旅游协会做的界定：保护环境和维护当地居民良好生活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利用自然资源供人们观赏的同时，又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一种活动。

生态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旅游是“人一地”之间的关系总和。这类概念是完全保护主义者的观点。旅游是有动机、有目的、有行为的，这类概念没有考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而认为生态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与旅游者为了愉悦、享受、求知、体验等的出游动机背道而驰。这类概念提醒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要保护旅游环境、保护旅游资源，但旅游资源涉及天空、山川、海洋、水域、生物、城市、文物等非常广泛的范围和部门，旅游部门、旅游者提出保护根本起不了作用，更何况目前对各类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有众多的法律法规，保护的实现必须通过执法和严格的管理，而不是通过旅游者。如果旅游时强调保护，生态旅游就仅仅是一种理念，是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实践中操作的。

3．2　居民利益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居民收益”，其核心内容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认为生态旅游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而且旅游组织者和旅游者有义务为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代表定义有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郭岱宜也认为：生态旅游除了是一种提供自然游憩体验的环境责任型旅游之外，也负有繁荣地方经济、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同时尊重与维护当地部落传统文化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

旅游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从旅游业的经济本质来分析，所有旅游活动均能产生经济效益，旅游者从客源地来到目的地，均能带来巨大的物流、能流和资金流，均能为当地经济繁荣产生一定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收益。如果因此而界定当地居民有收益的旅游就是生态旅游，那么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生态旅游词面理解，与居民利益也毫无关联。

3．3　回归自然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大自然旅游”，其核心内容是回归大自然。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只要旅游者走进大自然的怀抱就属于生态旅游的范畴。

代表定义有库台(Kutay)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直接或间接促进保护并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团(者)参观自然保护区，或者具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战略中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涉及对自然环境的解释和教育的自然旅游，该旅游按照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经营。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自我参与式的旅游活动，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高雅享受。

这类定义将生态旅游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包括探险旅游、登山旅游、科考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等多种类型，扰乱了人们习惯了的旅游类型体系，给旅游者造成认知和识别上的混乱，让机会主义者将生态旅游的标签随处粘贴，这也正是前些年生态旅游泛用、泛化、泛滥的主要根源。例如，登山应属于专项旅游范围，但在这类定义中，将登山也归为生态旅游，这就造成了认识和市场的混乱。从内涵来看，这类概念的内涵是空洞的，其不但没有促进旅游的发展，反而是旅游研究的一种倒退!给旅游组织者造成混乱。

3．4　负责任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其核心内容是旅游者应对环境承担维护责任。

代表定义有布诺斯(Brouse)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其后对生态旅游定义简化时也强调了负责任，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在自然区域里进行的、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当地人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自然环境的保护”。

作为社会的一员，全体有能力的公民均应承担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道德、民俗的限制、约束的责任和义务，均应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负责任。从这个意义来看，负责任不应作为旅游当殊的部分进行强调或放大，因而“负责任旅游”对生态旅游的开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该类定义与生态旅游毫无关联性。

3．5　原始荒野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原始荒野旅游”，其核心内容是生态旅游开展的区域是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区域。

代表定义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布(Elizabeth Boo)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它必须涉及“为学习、研究、欣赏、享受风景和那里的野生动植物等特定目的而到受干扰比较少或没有受到污染的自然区域所进行的旅游活动”。有国内学者也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带着某一特定的目的，到受干扰较轻微的地区或 未受污染之自然地区旅游。

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雪原和孤岛等，这些区域有些气候环境十分恶劣，有些不适合人类生存(沙漠、戈壁、雪原)；有的地段辐射强(戈壁、沙漠)，有害于人体健康；甚至在森林中也有些植物群落对人体健康有害。该类定义涉及的范围太宽泛，目标不明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落到实处。提出这一观点的大多为欧洲学者，由于欧洲整体环境较好，其研究的环境没有普遍性。例如，在沙漠、戈壁环境中，放射性强、小气候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更不用说理想的生态环境了，旅游者根本无法获得舒适的休闲、度假享受目的。一般情况下，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态环境好，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但不能旅游的地域也很多。因此，这类定义不科学、不全面，缺乏普遍性。

4　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与滥用的后果

由于缺乏权威的生态旅游概念，以至于社会上“伪生态旅游”招摇过市，大行其道。“生态旅游”的概念被严重泛化，几乎任何一种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旅游活动均被贴上了“生态旅游”的标签，不少地区的生态旅游并不“生态”，从规划、开发、管理到经营，很大一部分沿用大众旅游的模式，且鲜有顾及开发对资源的负面效应。

生态旅游的泛化主要表现在景区开发和旅游经营过程中，把生态旅游泛化成自然旅游。自然旅游以满足旅游者需求，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而生态旅游以生态、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此，相对于自然旅游，生态旅游需要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环境资源的特殊性。是否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为生态旅游服务，同时又通过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改善了环境，提高了环境的抗压力，应作为衡量生态旅游成功与否的标尺。然而在中国，一些人对环境资源知之甚少，却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帜，干着破坏生态的行为。生态旅游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刷一层绿漆(greenwashing)”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部分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资源深入地开发出来为游客服务，更没有在旅游开发中体现维护环境的功能。甚至一些景区管理部门唯利是图，往往打着“生态旅游”的招牌，大肆在景区内开发游乐项目。这是完全背离生态旅游的初衷的。曾经有权威调查显示，国内有22％的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因开展“生态旅游”而受到破坏，11％的生态旅游资源出现退化，44％的存在垃圾公害，12％的出现水污染，11％的有噪声污染，3％的有空气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开发、游客严重超载、人造景观和设施泛滥等因素有关。这样的生态旅游名不副实，使人们对生态旅游本身产生质疑。

其实，在欧美等发达地区，人们并没有像国内这么热衷于对生态旅游的追逐，生态旅游也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旅游形式，而是普通旅游的一种类型。但由于全世界至今还没有生态旅游统一的定义，加上“生态旅游”一词在全国范围内滥用，使大家感到生态旅游是一个很虚的东西，难于落到实处，大多数人对生态旅游无所适从。总体而言，目前生态旅游还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空中楼阁，难于在实践中操作，有必要对生态旅游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

5　生态旅游的内涵

要界定生态旅游的内涵，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环境?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就应了解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从旅游市场、旅游动机、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出发，着眼于实践操作来界定其含义，使生态旅游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具有可操作性。

5．1　环境、生态、旅游的内涵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环境、生态、旅游等概念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有必要分析环境、生态、旅游的实质，从而帮助理解生态旅游的内涵。

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环境是客体，其类型是由主体决定的。通常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描述人类与周围一切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人周围的事物统称为环境。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生态是以生物为中心而言的。

旅游是一项经济性强的文化活动，也是一项文化性强的经济活动，旅游的定义也很多，世界上公认的旅游的定义是“艾斯特定义”，即“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总体而言，旅游的概念是描述“人一地”之间的关系。

生态旅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生态”+“旅游”，而“生态”和“旅游”均有特定的含义，都有规范的概念。从其含义来理解，生态旅游定义的核心应该是描述“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环境之间”的关系。

5．2　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

生态旅游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学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会遭到报应，是一个时代“生态觉醒”的产物。环境学者、生态学者、林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等纷纷投入其中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城市的热、光、电、放射性、化学污染、灰尘、细菌等环境因子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城市水泥沙漠理论(如热辐射、光辐射、放射性辐射等)、人寿命的长短、健康的好坏与居住地物种数量的多少成正相关理论、“人体血液中缺乏氧气是万病之源”理论、城市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为生态旅游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

5．3　生态旅游的动机

人们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寻求人类最佳生存环境，在那里去度假休憩、保健疗养娱乐。

5．4　生态旅游的主要客源

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

5．5　生态旅游开发的最佳地域

以城市为中心，30―50公里为半径，为第一生态旅游圈。这一圈基本离开城市，摆脱了城市困扰。第二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50―10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污染少，生态环境受破坏少，一般距城市1小时左右车程，是较理想的生态旅游地域。第三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100―16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生态环境好，在交通方便的地区驱车2小时即可以到达，宜开发为2日游的休闲度假地。

5．6　生态旅游资源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良好环境的生态旅游区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空间。生态旅游的卖点是各种优越的环境资源，主要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体、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含量高的树种配置、舒适的小气候、空气细菌含量少、没有噪声污染、放射性辐射剂量水平合适等。

5．7　生态旅游的定义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这种旅游叫做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6篇

关键词 社区旅游；西方；中国；误读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Concept, Misreading and Retrospects

ZHANG Xiaoming

(School for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d four types of misconception of the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in China: 1) Fuzzy scale of community which leads to metamorphosed participatory scopes; 2) Is community tourism a product or a concept? 3) Whether participation is only limited to economic profits? 4) Who should benefit more, community members 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need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misinterpretations and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dexes if they attempt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tourism.

Key words：community tourism; western; China; misreading

一、西方社区旅游概念及其核心

社区旅游，又称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PTD），其开创性工作主要由Murphy完成。Murphy系统地总结了欧美国家在地方社区条件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管理方法[1]。这些成果已经逐渐影响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旅游发展实践。1980年，作为对加拿大旅游发展和在全球蔓延的旅游体验概念的思考结果，Murphy将社区旅游定义为：“一种将社区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产业，它将社区作为产品销售，并从这一过程中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2]。这一表述清晰地将“社区”和“旅游”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因此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最近主要在美国活动的生态旅游协会对社区旅游作了如下定义：“本地社区介入并从中获利的旅游”[3]。这一定义将本地人的介入和旅游对他们的影响放到核心位置，而没有仅仅把他们当作对旅游业经济成分的一种补充，或者更糟糕地，在事后才来考虑他们。总之，旅游业不应忘记旅游目的地的社区本质[4]。在经济增长带来收益的同时，要采用一种考虑到多数人需求和利益的、基于社区的旅游发展思路。

实际上，作为一种操作工具和一种实践过程[5]，社区旅游已经逐渐在中国的旅游规划和区域旅游发展中体现出它的价值。然而，在借用这一完全来自西方的概念时，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和旅游规划者并非都认真探讨过它的真实内涵及其外延。由于存在某些概念上的误解和误用，难免会影响一些国内研究成果与西方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有效性，这些交流需要对话双方在基本概念体系上有共同语言。因此，有必要对社区旅游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误读进行梳理，以明晰中西方社区旅游研究的异同，避免让“社区旅游”成为“生态旅游”那样在国内旅游学界、业界和官方、民间都纠缠不清的一个外来概念，为有效的学术交流创造条件。

社区旅游这一概念的核心之一是“社区”。社区由生活在一定区域、相互间紧密联系、分享基础设施的人群组成，它具有一定范围的空间、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类型的组织。联系社区人群的关键在于“共享”（communion），意为分享共有的任务：人们竭尽全力完成自己应有的工作，并最终得到应有的回报[6]。这是从功能角度为社区的存在提供了解释。社区旅游概念中的另一核心是“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社区参与是指个人面对履行公民权利的机遇和职责时的一种自愿行动。它通过调动自有资源、确定自身需要、做出自我决策的形式，鼓励了预期的受益人参与到有关自己利益的发展中[7]。有鉴于“社区”和“社区参与”在社区旅游概念中的重要性，本文的讨论就从这两个相关的概念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误读开始。

二、社区旅游概念在中国的误读

1．社区尺度的模糊导致：到底是谁参与

国内研究者在面对“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它的关键在于“社区尺度”或“社区范围”。因此，不少国内学者将社区参与概念与其它概念混淆起来。这些概念包括：

(1)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汉语中的“公众”是相当模糊但又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几乎指代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

(2)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汉语中的“公民”具有法律意味，确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普通国民。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西方社区旅游概念：误读与反思(3)大众参与（mass participation）。“大众”在汉语中是一个中性词，也许使用该词的人希望强调一种理想化的绝对平等，给任何人参与的机会，所以它也被很多学者所接受。2005年春夏之际有一场很值得回味的公众事件。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管理机构启动了一项旨在防止园内水域渗漏的铺设湖底防渗膜工程。然而，国内很多著名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并不认为这一工程能够改善圆明园地区的水生环境，相反，它可能严重改变该地区的生态结构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这些环保组织呼吁“公众参与”，以迫使有关机构重新评价防渗膜工程的可行性。但是，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公众参与”行为演变为“大众参与”运动。一个典型场景就是，在由国家环保局组织的严肃的可行性听证会上，一位来自北京某小学的12岁男孩，作为密切关注圆明园生态环境的“大众”的一员，义正词严地从多个方面批评了防渗膜工程的不科学。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个男孩的发言权，而是想提醒注意：不同的事务需要不同尺度的参与，而不是说参与的人越多越好。不受约束的行为自然会带来灾难，没有节制的参与也可能破坏效率。

(4)居民参与（resident participation）。只有被法律认定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在中国这通常意味着参与者必须持有该区域的户口。

有国内学者根据参与规模和范围的不同，提出了一个社区参与的“近S形”发展曲线，根据曲线走势将社区参与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全面参与4个阶段[8]。实际上，后面两个阶段几乎已将整个社会纳入参与范围，背离了“社区”本质，这种划分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图1 国内学术界使用过的参与概念及其尺度关系

从概念的来源看，“社区参与”来自于政治学、社会学，然而，国内几乎没有政治学者或社会学者尝试过辨析上述司空见惯的概念，而旅游研究者和规划者也常常不加区分地将上述参与尺度当作“社区参与”这一原始概念的多样化表达，倒是个别法律学者在研究城市建设环境影响的参与式评价时，注意到了不同的参与尺度问题[9]。这种对“社区参与”概念的模糊，实际上反映了“社区”概念的外延在中国研究者这里已经扩大到了限定区域之外且并无特殊联系的人群。这一概念的扩大或泛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外部的（相对于西方“社区”的严格定义而言）兴趣群体，例如外来的规划人员、专家、大众媒体，在当地旅游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力；反之，内部的兴趣群体，例如地方政府、本地居民、中小企业主，却无法自由选择他们真正需要的政策和措施。

这一概念扩大的结果往往是，掌握话语权并对最终决策者产生舆论影响的外来者，在“参与”的名义下，自恃道德正义，仰仗个别权威的只言片语，越俎代庖地替本地社区决定了一切。倘若这些权威和其他外来者并未深入调查和分析地方实情，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最终决策就很可能存在结构性的隐患。另一方面，当研究者和规划者潜在地扩大了“社区参与”概念时，他们实际上得到了“公众”、“大众”以及媒体的舆论支持，这些声音能够辅助他们在谋求政府支持时取得较为优先的话语权，从而以较为先进的理念和观点影响官员们的决策。由此看来，“社区参与”概念外延的扩大化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

2．社区旅游：一种产品还是一种发展理念

目前国内“社区旅游”逐渐成为一个时兴的研究对象，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社区旅游”这个词组之中“社区”和“旅游”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词法联系。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社区旅游”的理解：开发社区的旅游资源，推出一种以社区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产品；通过社区的参与，将社区的各种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整合为旅游发展的驱动力。Murphy的早期研究指出，如果管理工具适合社区需要的话，社区作为一种产品体系就能够自动获得可持续的发展[1]。他当时所认为的“社区旅游”，既是一种产品体系，又是一系列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资源集合。然而，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了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对于管理的重要性[10]，他提出的“社区研究”框架很显然已经将社区看作是一种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来的合作体系，其目的在于辅助旅游发展和社会优化。

很遗憾，不少国内研究者和规划者还未考虑过此类区分。一般地，规划者更多考虑的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经济机遇和市场价值，即仅仅利用社区的旅游资源来整合开发出旅游产品并从中获益。事实上，利用社区旅游资源的过程，也需要社区参与，但并非每个旅游地都意识到或有能力这样做，而开发方通常也不会自愿给自己的项目“找麻烦”，他们期望的是尽快启动、推进、完成各项建设工作，然后开业并赢利。如果缺乏监督，开发方倾向于忽略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收益等事宜，长此以往，旅游发展将不再得到社区的支持，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相反地，国内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旅游根本上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理念或开发模式，而不单单是一种旅游产品[11-13]。如保继刚和文彤认为，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就是“旅游与社区的结合”[13]，因为无论是在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社区与旅游区都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如果以调动社区的各种资源来发展旅游，必然牵涉到整个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质上更为迫切地要求社区成员的参与，因为社区不仅提供着自然景致或人文风情，也具备和谐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只有将社区成员、旅游吸引物和合适的制度等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旅游发展的长久动力。保继刚和孙九霞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提出并分析了遇龙河旅游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策略[14]，如：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和培训等。其结论指出，社区居民是当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力量，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仅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考虑，唐顺铁甚至将社区旅游的理念提升到超越“生态旅游”的一个层次上[11]。

可以用国内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滥用来预见对“社区旅游”概念的滥用及其会造成的不良影响。1996年，中国国家旅游局提出年度口号为“生态旅游年”。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生态旅游”即如一种标签被频繁用于那些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地。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国内学者和规划者的论文和报告中，“生态旅游”也被严重泛化，等同于“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生态旅游和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或称自然旅游）在西方学术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二者之间划等号，歪曲了生态旅游的内涵。很多与自然资源不相干的旅游地，也纷纷打出诸如“宗教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古村落生态旅游”等似是而非的“新型旅游产品”。旅游研究者和开发者对“生态旅游”的滥用，经由各种媒介的宣传，已经导致普通大众对这一概念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冒牌的所谓生态旅游实际上在损害“生态旅游”的名声，因为它们根本不能提供真正让人心旷神怡的生态环境，也不能让旅游者学会一种健康、环保的旅游方式。对此，国内的某些研究者和规划者应当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从更为符合实践需要的角度，社区旅游应被看作一种促进社区获得可持续旅游发展条件的管理工具体系，简言之，一种旅游发展的模式，而非一类旅游产品。

3．社区参与的目的：一体化发展还是只为经济利益

Bourke和Luloff认为，缺乏社区资金投入的旅游发展是最失败的，尤其是那些忽略社区发展的项目[15]。考虑到看似孤立的发展过程可能造成的多方面影响，他们建议旅游项目由本地人发起，得到本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项目的典型看法。在经济利益之外，西方学者还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等事宜。然而，在当代中国，经济利益还将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很多社区和个人在推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第一考虑。实现社区参与目标的多元化，启动一体化的旅游发展模式，还有待时日。例如，在我国的一些乡村旅游地，本地旅游经营者总是不遗余力地设法增加收入，提高家庭经济地位，他们很少去关心什么乡村传统或“乡村氛围”。他们也许比同一社区中的其它很多家庭都富有，但是跟许多城市和已经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居民比起来，这些人依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在较低的收入中除了维持生计外，还要向政府缴税、上交集体公积金、购买生产资料、医治疾患、供子女上学等等，又怎能苛求他们在为提高收入日夜操劳的同时，还要努力顺从某些官员和学者的意愿，分出心神去考虑所谓旅游可持续发展？

4．谁受益：社区成员还是地方政府

Addison对加拿大Baffin地区的一个小型社区的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通常在大型社区有效的参与模式并不能帮助这个小型社区去掌握旅游发展的主动权，其原因在于：政府是旅游发展的启动者，它总是要追求自身利益[16]。不过应该看到，在Addison提供的案例中，政府还没有完全垄断所有的日常经营活动，例如市场促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监督等等，它只是对最后如何分配旅游经营的收入有实质性的决定权。然而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直接插手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决定着提供何种旅游产品、使用哪一笔钱来搞促销、按什么方案来分配旅游收入。一方面，通过直接控制社区旅游，政府领导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和强制力缩短了旅游项目的建设周期，有时的确加速了旅游发展，从而可以作为个人的政绩。这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社区影响力，也能够得到上一级政府更多的信任甚至放权。另一方面，政府领导可以通过控制社区旅游发展而获得经济利益，有时这种更为直接的诱惑使得他们不惮踏入法令的。

三、结论与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一般是在西方的基础上做出反应性的分析，囿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缺乏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17]。

然而，就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现在就对中西社区旅游的优劣加以评判尚为时过早。中国的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确借鉴了不少西方理念，正处在逐步调整适应的过程中。然而，它是否会保持西方社区旅游的形式和内容，还是更多地体现中国特色?它能否切实体现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工作经验和理论分析来做出回答。西方的社区旅游概念也许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更客观地看，西方的社区旅游理论及其实践并非完美无缺，至少有三方面局限性值得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1．实施过程的局限性

社区旅游的理念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并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并不容易。Tosun认为导致社区旅游难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财务上的匮乏；对决策者而言从理论上接受社区旅游观念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社区旅游在实践应用中的困难并无充分准备[18]。当很多规划者在他们的工作中盲目引入了各种群体的时候，并没有全面考察过在规划的其它方面的参与技术过程，也极少有人评价过目前这些林林总总的社区参与模式是否真的有效[19]。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常见。积极热情的社区参与的支持者们常常督促一些规划人员采用更为广泛的参与框，以满足他们预想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要，而不顾这些规划者是否真的已经掌握或者有能力启动一套行之有效的参与途径。在规划领域，已有的公众参与经验也对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加以怀疑[20]，甚至认为多数情况下的参与过程都被制度化，或者更加保守，有时难免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损害[21]。

2．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应该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社区旅游模式是普遍适用的。例如，从西方经验看，有些旅游开发形式更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而田园风情是保持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更加注重旅游对乡村氛围的实际影响的研究[15]。然而实际上，对中国很多发展乡村旅游的社区来说，田园风情是否保留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平。又如，有西方学者强调[18]，西方的国际投资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旅游运营商和跨国集团通常总是愿意与政治开明、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其潜台词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首先实现政治结构的转型，尽可能多地引入民主要素（直到那些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满意为止），然后才能指望获得国际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投资、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援。坦白地说，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些要求难以满足，因为它们总让人联想起像“新殖民主义”一类的敏感字眼。

3．评价指标的局限性

社区旅游成功与否的评价指标，其实在国外学者间并未取得一致。Roehl等的研究涉及了不同社区规模的评价指标问题[22]。社区的人口规模对社区旅游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代表大型社区的机构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大型社区以及为这些社区促销的机构，可以选择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并将社区本身建成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小型社区面临的情况可能比较困难，他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能够选择的手段较少，资源有限。因此，如果社区规模较小、区位封闭，而开发成本和转变现有生活方式的社会成本都比较高昂，那么使用那些看似前景不错的多样化的旅游基础设施也许不够理性。简言之，对规模不同的社区而言，评价指标应该有所差异。当然，国外学者还是倾向于将社区旅游的评价指标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扩展开去。例如，Dogan就研究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评价社区旅游成败的问题[23]。类似这样的争鸣也出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例如黎洁和赵西萍就对刘纬华推崇社区旅游的综合性积极影响提出了质疑[24，25]。她们认为，虽然社区参与能够通过社区居民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而使政府考虑居民利益，并使决策的结果对当地居民有利，但“这一过程和结果也不一定与效率原则相一致，也无法判断是否实现了公平分配目标”。实际上，她们提出的是从何种角度来评判社区旅游的成效的问题：是经济学指标，还是社会学指标，抑或是其它更为有意义的指标？

总之，中西方社区旅游概念及其应用都还存在着有待发展完善的空间。中国学者如果要在社区旅游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既要排除以上种种误读的负面影响，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区旅游本身在实施过程、适用范围、评价指标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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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ogan, H.Z.. Forms of Adjustment: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9(2):216-236.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7篇

【关键词】 旅游 环境教育 问题 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下，生态环境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中东部等地区连续的雾霾天，波及约13%的国土面积，其中33个城市重污染，这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不满和烦躁情绪。从国到国际内，从高层到民众，环境问题再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承受力。根据中国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对于中国经济造成的健康和非健康损失的总和约相当于每年1000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GDP的5.8%）。对旅游资源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在旅游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业已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生态旅游的发展，20世纪中叶国外环境教育就开始起步。与环境教育紧密相连的概念有游客教育（Visitor education），这一概念源自于美国荒野研究文献，相近的概念还有“低影响教育（Low impact education）”或是“信息及教育（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从目前的情况看，游客教育这一概念已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环境教育较之游客教育，范围更为宽泛，内涵更丰富。随着环境教育的发展，其关注的重心由原来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转移到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反思，对未来生存形态的思考，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教育中的反映。旅游环境教育可以理解为一种全面的、终身的教育，一种能对由于旅游而引发的一切有关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等问题作出反应的教育。旅游环境的治理也将是对社会集体真诚的一次大考验。中国前些年显然低估了旅游给环境带来污染的严重性，这种低估，政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但一味要求“政府作为”，早已不是明智之举，而唤醒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对旅游发展的前途将至关重要。

一、我国旅游环境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1、旅游规划中对环境教育的严重忽略

国外的旅游规划文本中对环境教育问题都有一定的篇幅安排，而在我国环境教育生态旅游规划的相关政策法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里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目前普遍适用的《旅游规划通则》标准里，既没有对“旅游环境教育”这一术语进行界定，也没有对环境教育问题设立刚性的限制指标或提出指导性的概念性规划要求，更无相应的规划范式。另外，旅游规划的委托方、编制方和实施方等相关主体受环境道德水平的制约，难以主动对环境付出道德关怀，继而对旅游者作出主动的环境教育安排。此外，旅游开发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有意漠视环境教育以规避环境教育成本。结果，“环境教育”一词往往在某些生态旅游规划文本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及，至于环境教育的设施、人员保障以及内容设计等问题基本处于缺失状态。显然，环境教育内容的缺失与生态旅游的“泛化”和“异化”问题密切相关。

2、旅游开发与经营对环境教育的极端藐视

虽然我国的旅游发展非常迅速，全国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开发了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旅游活动，但是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多。现阶段我国的相关旅游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据有关组织对全国100多个省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的调查，已有82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业，年旅游人次在10万人以上的保护区有12个，在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影响保护区发展的问题。目前有22%的自然保护区因开展生态旅游而遭受破坏，11%出现旅游资源退化的现象。与1970年相比，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1倍；全国森林面积减少了10%；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减少了55%，卧龙保护区大熊猫安全活动范围已缩小了30%。我国许多旅游风景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环境退化问题；水体流失加重，植被覆盖率下降；动植物有效保护范围缩小。在贵州草海保护区，有关部门为了加速当地人民脱贫，将铁路修到了自然保护区，严重影响了当地珍稀禽类黑颈鹤的生活。

3、旅游消费中对环境教育的高度漠然

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旅游消费既表现出外部经济性，也表现出外部不经济性。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进行旅游活动时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其实质是消费者私人成本的社会化。游客的大量涌入导致旅游地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的下降以及噪音的增加，对游客行为的管理不当和游客不经意的行为将对旅游地的生态系统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由于游客频繁的旅游活动，作为当地地貌特色的景观将遭到严重侵蚀，同时游客丢弃的大量废弃物若处理不当，对环境的破坏会相当严重，甚至有些废弃物还会危及动植物的生存安全。另外，随着游客的造访，一些异地的植物种子或生命体可能会被带入东道地区，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造成侵害。游客的大量进入必然会加大旅游地的人口密度，很可能使当地出现交通堵塞以及造成与当地居民在其生存、生活空间上的竞争。对此，除了有关专家“纸上谈兵”之外，广大民众和旅游者毫无感受，全无责任可言。

二、我国旅游活动中环境教育的症结

1、环境教育理念急功近利

环境意识的培养是环境教育的首要目标，而且所有的教育都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旅游环境教育更不例外。当前，环保教育结合重大活动比较多，每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以及全国性、区域性的科普宣传周和科普宣传日等。结合重大节日活动，抓好环境教育的做法，从加强环境教育形式和整体来讲，都带有阶段性、临时性，教育培训只能从某个具体方面，某个内容上来开展。忽视长年的经常性的环境教育，就会使环境教育培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往往欲速而不达，而环境教育更重要的是其系统性、连续性和经常性。同时，环境教育还应该讲究全局性，不仅应该对学生、旅游者进行教育，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人员、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同样应该接受环境教育。无数事实表明，环境保护工作是贯穿于整个人类活动的全过程，这决定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复杂性、社会性、经常性和群众性，要提高全社会同环境污染作斗争的总体功能，有效地控制旅游过程中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产生，这是做好旅游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

2、环境教育内容本末倒置

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只是侧重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教育，忽视环境意识教育，缺乏对形成环境污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根源深层次的本质认识。首先，虽然这种环境教育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解释、防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但是它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全面地去考虑环境，并形成正确的环境意识。环境问题是一个只有依靠深入人心的观念转变才可能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再次，环境污染的治理教育是一种事后教育，往往只起到治理作用，治标不治本。而环境意识的教育能够正确指导受教育者在旅游中的行为，防止破坏和污染环境。而如果这些旅游环境问题都得不到根本解决，长期以往，不但影响旅游地的经济，更会导致当地旅游业的恶性循环。

3、环境教育形式枯燥乏味

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在我国环境教育过程中，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往往都只是采用传统授课、讲解等非常单一的教育模式，这样导致环境教育成为一种枯燥的“政治课”，不能吸引受教育者的注意。况且，教师更多的是对学生进行抽象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传递，仅仅停留在生态知识的宣讲上，忽视了学生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和判断。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只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参与，这样不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而在生态旅游中进行环境教育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模式，可惜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有效利用各种旅游形式，尤其是生态旅游这种特殊的形式开展环境教育。

三、旅游环境教育机制的创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环境教育的综合实施机制，构建旅游环境教育实施过程模型（见图1），将环境教育融合贯通于旅游发展的整个过程，并明确政府、学校、从业人员以及游客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各自角色定位和制定相关责任制度，从不同层面来管理、推动、引导与实施环境教育（见图2）。各个层面全面参与，各司其责，各尽其能，扎实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众志成城，才能有效促进旅游环境质量的提升。

在旅游环境教育实施过程模型中，通过增加旅游环境监测环节，将传统的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事后治理过程转换成事前规划、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循环管理过程。以环境监测获取的资源、环境问题信息为依据，加强旅游开发与经营的过程调整、优化与控制，贯彻旅游循环经济理念，增强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与经营的科学性，有效掌控旅游终端消费，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环境质量。

1、完善旅游规划的环境教育内容，做到科学规划

搞好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规划，对生态旅游定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容量分析，保证生态旅游开发经营的有序进行，绝对不能让生态旅游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旅游。可在生态旅游规划文本里设立专门的章节进行阐述或另行编制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专题规划。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客源市场的生态旅游者环境教育（学习）需求的调查与分析；旅游区生态旅游者“游前”环境教育状况的调查与评价；生态旅游者的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环保技能水平等的调查与评价；环境教育的设施及设备保障；环境教育的人力资源保障；环境教育的社区参与；环境教育效果的评价等等（李文明，2008）。为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能够沿着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前进，条件成熟时，国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专业化的“生态旅游规划通则”，制定标准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规划的范式，进行普遍性的生态旅游区环境教育的认证和生态旅游规划师资格的认证。

2、注重环境教育中生态伦理教育，实行保护性开发与生态经营

在以生产利润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价值观念推动下，旅游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会从内心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自己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正式制度能够对旅游经营者的行为予以调整，但并没有涉及经营者的价值观念问题。Butler认为，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即旅游业、公共部门、东道居民和旅游者的教育仍是发展可持续旅游“最好的钥匙”，“用长久眼光来看，它可能是唯一能成功的解决方法”。所以，长期来看，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进行环境伦理道德教育与行为准则教育，普及环境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念，是减少与消除旅游发展生态不安全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对旅游开发规划、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和导游员进行旅游和环境两方面的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不仅能有效保护旅游地的环境和资源，而且能通过这些人员对旅游者进行有效的环境教育。其次要精心编写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导游词，提高导游词中环境教育的科学含量。同时还可以聘请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园林学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旅游地的技术顾问，加强对旅游地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检查、修正。

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旅游开发管理的关键。工作人员应有正式的公务员编制，而且应通过正式考核选拔，地理、林业、旅游专业的大学生应为首选，以迅速解决目前我国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者普遍素质偏低状况，提高管理能力，提升管理素质。要对导游进行特别培训，使其具有环境保护知识和生动解说能力，以及对所带游客行为的责任感。湖南目前已有部分大专院校旅游专业的学生走“学研产”之路，利用假日“黄金周”在张家界、衡山等地进行短期实习，效果不错，值得总结和推广。

3、丰富环境教育的形式，倡导绿色消费

在环境教育的具体实施形式上，除了常见的新闻媒体和其他大众传媒、传统的学校教育外，近年来，欧洲、北美洲很多国家先后推出了不同层次的绿色行动计划，以便推动校内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在我国，国家环保局、、国家教委1996年在《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首次提出“绿色学校”的概念之后，全国开始创建并涌现出一批“绿色学校”。它强调将环境意识和行动贯穿于学校的管理、教学和建设的整体性活动中，引导师生关注环境问题，让青少年在受教育、学知识的同时，树立热爱大自然、保护地球家园的高尚情操。如设计有特色的环保标志并在校园内显眼的位置摆放，鼓励学生参加生态旅游，鼓励学生自主参与学校环境方面的决策组织，开展环境保护的论文比赛等。

完善旅游目的地环境解说系统是实现环境教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首先建立设备先进的环境教育中心。如生态建设展览，保护野生动物志愿者，发动广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到生态旅游区去进行文明督导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促进人们生态意识的提升和生态的萌觉，帮助游客树立有社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培养生态保护意识，优化环境意识。其次有效利用旅游黄金周，使游客参加保护生态的公益活动，加强媒体对环境保护的宣传作用，如开展参与性强的生态教育活动等。最后增设宣传标语和解说标牌，如雕刻永久性旅游宣传标语，栽立半永久性解说标牌，增设流动宣传标语等。

四、结语

旅游环境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构建和谐的复合环境系统，其目的是借助教育手段，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使整个社会对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有正确的理解和态度，激发人们在旅游活动过程中关心和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增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放弃责任，如同放弃民族，放弃国家”的强烈信念，着力营造一种集体真诚。它要求政府加强政策的有效引导，旅游从业人员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和良好的从业能力，能够合理、科学地进行规划开发和经营管理；要求旅游者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己任，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主动学习更多的生态知识；要求当地居民更主动、更有意识地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并尽可能从文化的层次保证旅游资源的持续发展。总之，旅游环境教育要遵循旅游与环保规律，从旅游政策、开发规划的制订和环境影响评价到实施，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及旅游者的环境教育、环境管理等，进行全方位的旅游环境保育，以达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注：湖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5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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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俊满：在生态旅游中透视生态环境教育[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8篇

日本生态旅游的历史可以划分为黎明期、调查研究阶段、实践推进阶段、课题提出阶段、全国开展期等5个期间[3]。

1、概念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但对“生态旅游”本身的认识还没有形成。1987年成立日本环境教育论坛（JEEF）。1989年，设立日本最早的生态旅游推进团体———小笠原观鲸协会。

2、调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

环境厅和自然保护学会等有关机构开始着手进行生态旅游的调查研究。为探索国立公园的利用方式，环境厅（现为环境省）以“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推进方策检讨调查”为题，开始对知床、奥日光、八丈岛、西表岛、屋久岛等5个地区展开为期三年的调研。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JEEF）生态旅游研究会成立，并以“什么是生态旅游”为主要课题开展持续数年的学习研究。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在对地区旅游企业和游客指导方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编辑出版了《生态旅游指南》。

3、实践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各地开始学习屋久岛、小笠原、西表岛等较早实践生态旅游地区的先进经验。1998年，日本生态旅游推进协会（JES，即后来的NPO法人日本生态旅游协会）和北海道生态旅游研究会设立。之后，JES在各地举办全国性的大会，为生态旅游的普及做基础性的铺垫。

4、课题提出阶段———21世纪初期

21世纪初，各地设立的团体及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课题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诸如解说技术的提高、充足资金的保证、导游人员的延续等一些实际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迫切需要研究解决。2000年，日本自然体验活动推进协会（CONE）成立；2002年，北海道建立生态导游资格制度；2003年实施的《东京都岛屿地域自然保护和适度利用纲要》，规定了关于小笠原特定区域的准入规则；《冲绳振兴特别措施法》规定了冲绳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即生态旅游）的推进措施。

5、全国展开阶段

2003年，日本将生态旅游的推进定位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升国民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兴趣。早先致力于生态旅游的地区，如小笠原、西表岛、屋久岛、北海道等具有典型自然环境的地区，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在原有旅游地域及未开发的山林山地等地区开展生态旅游。2006年12月，日本全面修改《旅游基本法》，制定通过了《旅游立国推进基本法》。2007年6月，通过《生态旅游推进法》，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体制全面形成[4]。

日本生态旅游推进法

（一）生态旅游推进法产生的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生态旅游因分散旅居的特点对环境造成的负担较小，在世界各国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围绕名胜古迹周边区域观光的传统旅游模式。这种旅游模式使游客既能在自然中身心愉悦的活动，又能享受地域固有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因而受到人们关注并不断聚集人气。在日本，农村生活体验型的绿色旅游和充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并保全环境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以生态旅游运动推进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推进协会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的正式开始[5]。2002年是地球峰会（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0周年，联合国将该年度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一时间生态旅游在全球展开。生态旅游作为生态保全型旅游，其推进既减少了环境负荷、可持续的保全环境，又因旅游产业的振兴使地域摆脱贫困，因而深受世界各国关注。然而，对作为旅游资源的自然环境该如何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是各国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为发展经济而大兴旅游，过度开发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若强化环境保全而过分限制，生态旅游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要充分利用地域的自然资源，开创出地方特有的旅游产业，同时又能对自然和传统文化进行可持续的保护，生态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管理就必须都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则。日本的有些地方的旅游经营者自己制定规则进行生态资源的保护，如小笠原的“鲸鱼观察”规范，但这种规则是只对有关人员有拘束力的内部规则，对外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生态旅游要在全国范围开展推进，因这种地方自主规则的适用而产生的纠纷必然会不断发生，这将成为阻碍生态旅游推进的因素之一。必须深刻把握生态旅游的精神实质，在致力于环境保全的同时有序地实施生态旅游，既能按预设的模式发展，又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然而仍有些地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管理成本，严重破坏了生态旅游的良性推进。为了生态旅游能健康有序的发展，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恣意开发，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管理规则。《生态旅游推进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法基于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推进新形态的旅游产业，在谋求地域振兴的同时，将旅游引发环境破坏的危险限制在最小[6]。此法的出台，使生态旅游活动的良性推进有了法律保障。

（二）生态旅游推进法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1、作为议员立法起草法案被通过

地球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总会面临两难境地。到2007年，生态旅游在推进中仍面临诸多难题。虽然生态旅游在观念上已被大众理解接受，实践中也形成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是由于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导致的弊端给生态旅游的实施造成很大障碍，当事人甚至不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去操作。对行政关系进行调整需要付出时间，而环境问题却刻不容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的生态旅游既已广泛推进，就应成为旅游立国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超越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弊端的议员立法成为有效的解决手段。《生态旅游推进法》基于环境委员会委员长提案，以众参两院所有议员赞成而一致通过。

2、是一部同时调整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关系的单行法律

该法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保护自然环境、振兴旅游、推进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振兴地域经济，同时要保护好环境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生态旅游推进法》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加之2006年通过的《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两部法律成为日本21世纪环境保护与旅游立国的里程碑。

3、以英语“Ecotourism”的片假名“エコツーリズム”直接为法律命名

日本的法律用片假名来直接命名的寥寥无几。“生态旅游”可以用日文汉字“生態観光”来直接表示，但用片假名更能把意思形象的表达出来。生态旅游不仅是指一种特殊的旅游形态，其内涵包括实现推进旅游、振兴地方、保护环境三个要素的平衡，是一个能体现开发和保护并重理念的专有概念。为恰当准确的表述出这种细微的差别，按照英语词汇的片假名来表达书写显得更为贴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生态旅游推进法的贯彻执行也并不只限于环境省，而是包括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等多个省厅。

4、提出日本型生态旅游的四个基本理念

生态旅游推进法第3条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充分考虑自然环境、谋求旅游振兴、谋求地域振兴、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环境教育[7]。2003年，环境省“生态旅游推进会”提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地域”进行交叉思考，摸索日本型生态旅游应具备的方向性的东西，这对后来立法层面上基本理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5、以各地生态旅游推进协会为基地

在环境省设置的“推进会议”中，明确了日本型生态旅游在三种类型的地域大力推进：像知床和屋久岛那样残存的原始自然地域、以大众旅游为主体的地域“生态旅游化”以及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地域，并将其中的13个地方选定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区。从这开始，日本的生态旅游得到快速的发展，推进以山林山地为主要阵地的“日本型生态旅游”逐渐形成了。与有着广袤自然生态资源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相比，日本的原生自然环境显得非常有限。然而，包含在自然公园里的一部分的中间山林山地，从亚寒带到亚热带南北延绵3000多公里，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宝库。同时，历史积淀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地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形态。

日本型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体来说，是在农村、山村和渔村，根据情况也可以是城市街道地域和城镇。充分发掘利用地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体验地域独特的魅力，这种旅游形态的应用范围可以无限延伸。为振兴生态旅游，首先设立以市镇村长为中心其他关系人参加的“推进协会”，以协会为中心来选定生态旅游的地域范围、找出地域独具特色的珍贵旅游资源，进行导游培训、设计项目、开发市场，规划设计地域生态旅游的具体方案。在此过程中，国家在宣传活动、技术指导、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给予支援，但仍以各地推进协议会为主体。6、明确规定生态旅游为公民的权利自然环境因国家和地域而不同。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振兴旅游，谋求地域活性化，实现可持续的环境保全，这让因人口少子高龄化导致地域活力低下而倍受困扰的日本，找到了地域恢复元气的动力。充分利用地域自然环境的优势，促进往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才能建设繁荣的地域社会环境。

在村落区域，子孙不在身边的老人们，用山村的乡土料理款待前来的游客，给他们讲述相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并从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和活力。生态旅游运动之初，这样的情景在日本随处可见。而这样的景象靠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来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靠地域自立、自律的能动的完成，这正是《生态旅游推进法》的重要使命。各地的推进协会，没有把地域宝贵的自然资源重新指定为“特定旅游自然资源”。什么样的自然资源能脱颖而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有权参与这类问题的解决。地方居民共同参与，探寻地域珍贵的自然旅游资源，为振兴地域出谋划策[8]。《生态旅游推进法》立法化的最大的效果，便是把原本只是一部分关系人参与的生态旅游，建设成为普遍参与的新型旅游形态，并在各地得到广泛的推进。当然，生态旅游的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尚需要时间。正因为如此，生态旅游的推进会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全遭受怎样的影响，还需对事态发展给予高度关注。根据情况，也有可能需要对法律本身进行修改。为此，《生态旅游推进法》附则规定了本法施行5年后须进行修订。

对我国生态旅游法制化的几点启示

（一）科学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

目前，由于缺乏对生态旅游的统一认识，理论界对其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实践中对生态旅游的称呼也千差万别，使得人们对生态旅游及相关概念的认识相当混乱。必须统一各方面的认识，明确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将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相关概念区分开来。有关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在生态旅游概念的表述上要体现保护环境、振兴旅游、促进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等方面的内容。生态旅游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同时更好地保护地域环境资源。

（二）扩展生态旅游的活动空间

尽管我国生态旅游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山林区域开发生态旅游，但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仍是各类发展大众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大量人群蜂拥而至，给这些区域的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要减轻旅游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就必须不断扩展生态旅游空间。除已开发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地域外，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林地，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有必要发展生态旅游。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相关法制的不断健全，这些山林山地应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具体说来，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是农村、山村、渔村，甚至一些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街道地域和乡镇。

（三）加强生态旅游的实证调研

生态旅游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情况。有成功经验可取远比“摸着石头过河”、“以环境换经验”的做法要好的多。有关部门要加大生态旅游推进典型区域的调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编制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形成正确的发展导向。引导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积极开展生态旅游的科研课题，深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建议，为生态旅游的立法和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要对经营者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民众对生态旅游的需求、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态旅游对地域环境保护的效果以及旅游为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调研。要对生态旅游取得巨大成就的区域进行经验总结，宣传经典做法及取得的实际效果；要选取不同形态的典型地域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状况等设定具体的发展模式；还要对那些目前看起来和旅游无关的山林和山地之间地域进行调研，逐步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第9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 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 “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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