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1篇

关键词:破产债权 申报 确认 期限

破产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分配破产财产以满足破产债权,因此破产债权是破产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破产债权的多少,申报的期限,范围以及逾期申报的救济,破产债权的确认,有争议破产债权的处理等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瞩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相对与以前的相关破产法规,在破产债权的概念,破产债权的申报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将沿着新破产法的变化,试图进一步了解破产债权的申报制度的相关制度。

一、破产债权的概念

新破产法对于破产债权的概念在行文和立法体例上,都是对旧法的颠覆,而且新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范围规定上也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新认识破产债权。

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 反映了破产债权的实质,即破产债权是基于民法上的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及其他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请求权,并不是由破产法新承认的权利,也不是基于破产原因而产生的债权。形式意义上的破产债权和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破产债权。[1]

笔者认为,新破产法相对与旧的破产法体系而言,在破产债权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上,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概括式立法模式,这是适应了现实发展需要的。只要是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我们都将之归为破产债权。

二、破产债权的申报

(一)破产债权申报的概念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指债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依法定程序主张并证明其债权,以便参加破产程序的行为。它是整个破产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并行使权力的前提。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或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使是实质上的破产债权人,也不能依破产程序获得债务清偿,更不能行使破产程序赋予的各项权利。破产债权的申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破产债权人的命运。

(二)破产债权申报的相关难点问题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一项程序制度,在具体的法律施行过程中,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亦是申报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主要讲述申报的如下相关难点问题:申报期限以及逾期申报的处理。

1.申报期限 笔者认为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涉及公平与效率问题,也即涉及两方面相互矛盾的价值选择:一为债权的保护程度;二是案件处理的速度。确定较长的申报期间无疑对债权的保护更为有利,但有可能延误破产程序的正常进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严格的法定主义所确定的法定期间为不变期间,在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其期间的不可更改性却无视破产案件的繁简差别,既有可能因案件本身的重大、复杂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短从而有损债权人利益,也有可能因案件本身十分简单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长从而延误破产程序的尽早终结。与此相反,完全的法院酌定主义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且有可能与破产案件的繁简程度相互匹配,但有可能产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3]这或许正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都采取折衷的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体例的原由所在。

也或许基于以上考虑,我国新破产法也采取了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主义模式,新破产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笔者认为,这是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把握好这个决定公平与效率的度。

2.逾期未申报的处理

(1)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

要理解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必须首先对债权申报期限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诉讼期间,是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为诉讼行为应当遵守的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没有完成某项诉讼行为的,可以认为当事人自动放弃某项诉讼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可见,诉讼上的期间不产生形成或者消灭实体权利的效果。就债权申报期限的法律属性而言,本质上仍是一种诉讼期间,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在性质上并不会产生消灭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法律后果,其丧失的仅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与地位,失去通过破产程序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资格,以及破产程序以外一般诉讼上的胜诉权。[4]所以,笔者认为逾期未申报的债权理应得到救济。

(2)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权利救济

我国旧《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破产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放弃债权处理。这一规定造成了实践中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应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丧失实体权利,对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应当定性为自然债权,对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其债权与申报前的债权性质相同,应当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目前中国的破产案件中,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获取清偿的比例极低。如果仅仅因为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剥夺他的受偿权,对债权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况且债权人未及时申报的原因在现实中是千差万别的,并不是所有未申报债权都是由债权人过错造成的。[5]因此,对于他们有必要进行权利救济。

我国新破产法第5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笔者认为法律在规定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救济措施上应考虑到下面几点:在适用范围上,只能适用于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包括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要求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原因在于,债权人自己是自己权利的最好保护者,如果债权人明知债权申报的期限而故意不去申报,等到分配财产时再去申报,无疑会打乱整个破产程序的进行。如果不允许此类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那么会有失公平。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自然包括在内。对未放弃优先权的担保债权人,如果不允许补充申报,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债权这一实体权利,而且也使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的目的落空。因此,也应当允许他们补充申报债权。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2篇

破产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分配破产财产以满足破产债权，因此破产债权是破产法的核心内容之一。破产债权的多少，申报的期限，范围以及逾期申报的救济，破产债权的确认，有争议破产债权的处理等都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瞩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相对与以前的相关破产法规，在破产债权的概念，破产债权的申报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将沿着新破产法的变化，试图进一步了解破产债权的申报制度的相关制度。

一、破产债权的概念

新破产法对于破产债权的概念在行文和立法体例上，都是对旧法的颠覆，而且新破产法在破产债权的范围规定上也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新认识破产债权。

新破产法第2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 反映了破产债权的实质，即破产债权是基于民法上的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及其他法律上的原因而发生的财产请求权，并不是由破产法新承认的权利，也不是基于破产原因而产生的债权。形式意义上的破产债权和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破产债权。[1]

笔者认为，新破产法相对与旧的破产法体系而言，在破产债权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上，采取了更为科学的概括式立法模式，这是适应了现实发展需要的。只要是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我们都将之归为破产债权。

二、破产债权的申报

（一）破产债权申报的概念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指债权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依法定程序主张并证明其债权，以便参加破产程序的行为。它是整个破产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并行使权力的前提。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或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即使是实质上的破产债权人，也不能依破产程序获得债务清偿，更不能行使破产程序赋予的各项权利。破产债权的申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破产债权人的命运。

（二）破产债权申报的相关难点问题

破产债权的申报是一项程序制度，在具体的法律施行过程中，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亦是申报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本文主要讲述申报的如下相关难点问题：申报期限以及逾期申报的处理。

1.申报期限

债权的申报期限系指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债权人向法院或其指定的机构申报债权的有效期间。关于申报期限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两种：法定主义和法院酌定主义。法定主义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债权申报的期间；法院酌定主义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债本文转自dylw.net权申报的期间。[2]关于债权申报期间的确定，国外立法大多采用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主义模式，即债权申报期间的长短，由受理案件的法院在法律限定性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如《日本破产法》第142 条规定，法院应于破产宣告同时确定债权申报期间，但其期间应自破产宣告日起两周以上四个月以下。

笔者认为债权申报期限的确定涉及公平与效率问题，也即涉及两方面相互矛盾的价值选择：一为债权的保护程度；二是案件处理的速度。确定较长的申报期间无疑对债权的保护更为有利，但有可能延误破产程序的正常进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严格的法定主义所确定的法定期间为不变期间，在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其期间的不可更改性却无视破产案件的繁简差别，既有可能因案件本身的重大、复杂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短从而有损债权人利益，也有可能因案件本身十分简单而使法定期间显得过长从而延误破产程序的尽早终结。与此相反，完全的法院酌定主义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且有可能与破产案件的繁简程度相互匹配，但有可能产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3]这或许正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大都采取折衷的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体例的原由所在。

也或许基于以上考虑，我国新破产法也采取了立法限定基础上的法院酌定主义模式，新破产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笔者认为，这是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而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法律的施行过程中把握好这个决定公平与效率的度。

2.逾期未申报的处理

（1）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

要理解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的性质，必须首先对债权申报期限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诉讼期间，是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为诉讼行为应当遵守的期限。在规定的期限内，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没有完成某项诉讼行为的，可以认为当事人自动放弃某项诉讼权利，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可见，诉讼上的期间不产生形成或者消灭实体权利的效果。就债权申报期限的法律属性而言，本质上仍是一种诉讼期间，逾期未申报债权行为在性质上并不会产生消灭债权人实体权利的法律后果，其丧失的仅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与地位，失去通过破产程序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资格，以及破产程序以外一般诉讼上的胜诉权。[4]所以，笔者认为逾期未申报的债权理应得到救济。

（2）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权利救济

我国旧《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破产债权人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放弃债权处理。这一规定造成了实践中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不应本文转自dylw.net丧失实体权利，对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应当定性为自然债权，对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其债权与申报前的债权性质相同，应当给予相应的权利救济。目前中国的破产案件中，债权人通过破产程序获取清偿的比例极低。如果仅仅因为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剥夺他的受偿权，对债权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况且债权人未及时申报的原因在现实中是千差万别的，并不是所有未申报债权都是由债权人过错造成的。[5]因此，对于他们有必要进行权利救济。

我国新破产法第5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笔者认为法律在规定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救济措施上应考虑到下面几点：在适用范围上，只能适用于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包括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要求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导致未及时申报债权的原因在于，债权人自己是自己权利的最好保护者，如果债权人明知债权申报的期限而故意不去申报，等到分配财产时再去申报，无疑会打乱整个破产程序的进行。如果不允许此类债权人补充申报债权，那么会有失公平。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自然包括在内。对未放弃优先权的担保债权人，如果不允许补充申报，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债权这一实体权利，而且也使债权人设定担保物权的目的落空。因此，也应当允许他们补充申报债权。

在补充申报的期限和费用上，如果补充申报发生在债权调查日之前，则不会发生债权的调查费用问题。因为，这种费用若不由其承担而由同样没有过错的破产债务人负担（实质上是由其他债权人负担） ，显然不合理。而且，补充申报制度的期限应界定为破产财产分配前，若在分配完毕后仍允许补充申报，会损害破产程序的效力和稳定。[6]

以上是本文对于破产债权的申报制度的一些探讨。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建立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破产债权申报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蒲淘，李世成，钟雪飞.破产债权问题研究[N].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07.

[2]赵万一.商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23-350.

[3]王艳林，朱春河.破产债权的申报与调查制度研究[N].河南大学学报，2001；35-37.

[4]刘明尧.破产债权申报制度研究[J].法律园地，2006；148-150.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3篇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目的性价值；工具性价值

[作者简介]倪云，宜宾学院法学院讲师，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法学硕士，四川宜宾644007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106－04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频发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导致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进而产生严重后果的案件频繁发生，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度为各界所聚讼。学者们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主张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实际上，一项法律制度是废除还是保留，在于该项制度是否有其适当的价值，是否适合本土的法律氛围，法律制度运行之中，能否较好地实现其价值目标。因此，必须对一项法律制度的价值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贸然加以废除，将使法律的目的难以实现；或是勉强建构起“形式上”完备的法律制度，也绝对不可能实现设立该制度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运作中也必然出现问题。因此，对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探讨，从价值层面折射其理论光芒，以正确指引立法，是非常必要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价值研究现状述评

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论著颇为丰富，但鲜有专门研究附带民事诉讼价值的论著，有些论著仅附带提起。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公正效益”价值论。郑高键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价值为公正和效益。其中公正价值又细分为三：有助于查明案情，准确认定事实；法官将被告人的赔偿态度作为认定其是否有悔罪表现的酌定量刑情节；有利于及时、全面地保护被害人合法利益。而效益价值分为两点：具有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价值；具有修复被损坏的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效益。

2、李万忠则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价值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公民、法人和国家、集体财产不受侵犯；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邵世星和刘选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五个意义(价值)：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利于正确处理案件；利于保护公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避免诉讼上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

4、王永臣教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六个意义(价值)：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积极赔偿；有利于减轻被害人的诉讼负担；避免法院重复工作；有利于揭露犯罪；体现了惩罚犯罪的彻底性。

应当说，上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作出了努力，但仍显不够全面和深入。对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还应该从功能的角度出发。人类的理性活动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目的和手段。目的是活动主体在观念上事先设定的活动的预期结果，它必须通过人运用手段进行法律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方法、工具、途径，是在有目的法律实践活动中人与法之间的中介。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研究离不开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且是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统一。

二、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性价值

有学者研究指出：法国等国家对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视，源于对私权保障的重视以及对民法典至高无上地位的推崇。在立法上，对某一行为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民事责任的，法律就直接规定因刑事犯罪产生的私权救济问题直接适用民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过错”是民事责任的基础，而根据犯罪的证据，可以直接推定“过错”存在。《意大利刑法典》第185条规定：“根据民法，任何犯罪将导致赔偿之债。如果犯罪引起了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损害，不法行为者应根据民法的规定由对其行为负责的人予以损害赔偿。”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在民事途径与刑事途径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更体现了刑事诉讼立法对私权的周全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之初，民事法律尚不发达，民事权利的保护难称完善，连所谓“私法”的称谓还屡受批判，私权利的保护还没有完全获得正当性地位，尤其是当其与公权力放到一起时，更加难以与之并驾齐驱。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超前性地确立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试图让因犯罪行为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依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使其权利能够得到照顾，不能不说在当时对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见，我国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这既是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在，也是本制度的立法追求。同时，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不但触犯了国家的刑事法律，应当受到刑事法律制裁，而且往往又使国家、集体财产以及公民个人财产、人身、精神等遭受损害。因此，犯罪分子还应对被害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国家既然承担着保护公民的职责，当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犯罪侵害时，除了及时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外，也应该迅速采取有力的措施救济受损公民的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而作的制度设计。借助于国家公权的行使充分有效地保障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自然是其核心价值，其他一切价值都要以该项价值为中心，至少不能干扰该项价值的实现。

三、刑事价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工具性价值

附带民事诉讼也因为自身独特的“附带性”而产生相应的价值意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工具性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由一个法庭，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对于民事原告人来说，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就刑事、民事两种案情一并加以陈述，就刑事、民事两种案件处理一并提出申请和要求，并且可以对刑事、民事两种案件一并进行辩论。这就避免了分离审理时，当事人参加刑事诉讼后又要参加民事诉讼的麻烦，而且，法律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这无疑也减轻了被害人的诉讼负担。对于刑事被告人来说，可以通过一个法庭的审判同时解决两种案件应负的责任，避免了因一个犯罪行为而受两个法庭、两种诉讼程序的审判。对于证人、鉴定人、诉讼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来说，也可以避免参与两个法庭、两种诉讼程序所带来的讼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问题，可以把两次诉讼活动简化为一次进行，既节省时间和人力，也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免予讼累。”同时赋予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的选择权，要求民事赔偿可在刑事审判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充分地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尊重。因此，对当事人来说可谓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2、体现法的效率价值。诉讼活动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活动，随着犯罪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犯罪手段的日益隐蔽，同时由于正当程序理念下诉讼程序的日益复杂化，司法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降低诉讼成本，以期投入相对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就成为各国在构建诉讼制度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当代社会，除了公正之外，效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是否科学与文明的另一重要尺度，世界各国一般都将诉讼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而追求。”与此同时，人们对诉讼效率和诉讼成本高低的评价，事实上与人们对程序设计评价有直接关系，积极评价与消极评价的界限只在于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的正是设计者追求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考虑。“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用同一管辖、同一证据、同一诉讼资料、同一审判组织，一次查明案情，可以提高办案效率，避免重复，节省费用。”

3、体现了法的安定性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置为刑事被害人主张民事权利提供了一个搭乘公诉之“便车”的机会，将民事诉讼并入刑事诉讼无疑可以使被害人省却重复投入，减轻相当的诉讼负担。更重要的是，公诉机关承担了案件事实大部分的证明责任，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仅需就损失及与此相关的诉讼请求进行取证即可，证明责任大为减轻，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更为方便有效；另一方面，这样做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在公诉过程中获得被害人的支持与帮助。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可以使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均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并一体化地加以解决。对被告人而言，全面查清案情，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其改造，实现刑罚惩罚与教育及预防犯罪的功能，同时对社会具有一般预防的功能。对被害人而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其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更易得到妥善解决，如果其损失得到了实际弥补，也会作为从轻情节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积极影响，这样一来，又有利于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避免报复行为和过激行为，防止出现因遭到犯罪侵害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产生新的问题。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尽快地将因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恢复到和平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法的安定性价值。

四、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废的理性选择

关于主张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观点及理由，谢佑平、江涌两位学者研究认为：(1)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性质、目的不同；证据交换规则不同；证明标准的不同；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同；既判力的旨趣不同；其它规则的不同。(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的矛盾：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破坏控辩平衡；损害法官中立。(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矛盾：主体不一致；受案范围不一致；能否先予执行、财产保全不一致；其他规则的不一致。(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概念不清的问题；节奏不同步的问题；刑、民责任相互吸收的问题。还有学者指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对“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冲击；与沉默权的冲突；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冲突。也有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制度缺陷，表现在：与刑事实体法规定不统一；与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统一；与民事实体法不统一；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矛盾。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4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 基本原则 功能 平等原则

基本原则在任一部门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民事诉讼法自然也不例外。其重要性表现在，一方面，基本原则的内容往往能得到现行民事诉讼法律的确认，具有法律规范的形式，指导着具体的法律实践。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的标题即为：“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其中第五条到第十七条共规定了十八个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表现在学者们对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潜心研究，包括对基本原则的含义、内容、功能、价值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某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走上了学者们倡导的“超越注释法学，走向理论法学”（1）的道路。在研究中，学者们无一例外都要给基本原则下定义，因为这是我们习惯的一个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但正是这一基本定义，及基于其上的对基本原则的含义和现行民事诉讼法上所命名为基本原则的那些原则是否真正属于基本原则的分析、判断，都因为对基本原则定义的不周延、判断标准缺乏操作性而失之妥当。在此，笔者试就基本原则的定义、内涵及判断标准从功能的角度予以考量。

一、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未能确切概括、反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功用特征，判断标准缺乏操作性，无法据此考辨哪些原则真正属于基本原则，而哪些原则并不属于基本原则。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学中，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不同，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种：一是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起着指导性作用的准则”。二是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或者在重要的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三是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过程的根本性和指导性规则”。（2）

笔者认为，该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尽管说法不尽一致，表述上有些差异，但思路和观点基本一致，即基本上都认为“基本原则就是起着指导性作用的准则”，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领域不同，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认为基本原则是贯穿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的，而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那些贯穿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的原则之外，还有些只在重要的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也属于基本原则。

表现在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的看法上，也就有着相当的不同。按照传统的“指导性标准”，因为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和民事诉讼活动中起着指导性作用的原则很多，诸如前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所列的18项原则中的每一项原则，在不同的领域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指导性的作用，他们都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吗？显然不是。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调解原则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有的学者认为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诚信原则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3）有学者们认为只有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才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笔者认为，除了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固有的发展性与当代学者们孜孜善研有关外，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含义没有反映其本质特征、内涵过小而外延过于宽泛更有重要的关系。

前述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准确阐述了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基本原则的指导性地位，但却因未能确切概括、反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功用特征，从而使该传统定义具有内涵过小，外延过宽，内涵与外延比例失调，不相对称之不足。

我们知道，对概念下定义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并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种差”（4），因为：被定义概念=种差+临近属概念。而种差的主要表现就是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性质或功用（功能）。一个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概念，必定能反映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阐明其本质和作用，并且使其与其他相近概念区别开来。（5）

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定义的“指导性地位”，应该说只是对基本原则的“本质”地位的描述，尚缺少对其作用即功用的描述。而缺少了功能作用内涵的规制，“指导性地位”或“指导性作用”所指的“指导性”将因为没有“目的”的指引而归于盲目，甚至无法“指导”。就好比处于“指导”地位的“舵手”，如果没有“灯塔”为目标，没有“到岸”为目的，“舵手”又如何发挥其“指导作用”。所以说，没有目的或功能作用的要求，不但无法“指导”，而且无法分辨“指导”的对或者错。为此，从学术研究的长远发展计，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传统定义予以适当的补充修正，增加功能作用的内容，从内涵角度对之予以限定，即丰富其内涵。基于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律”关系，从而也就起到减少其外延的作用。

二、从功能角度考量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合理性

1、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就足以看出基本原则作为“原则中的原则”的重要性，而其重要性、根本性具体体现为其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指导性地位和所起的决定。所以，在给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下定义时，必须既明确其指导性地位，又明确肯定其对民事诉讼活动结果所起的根本性、决定，二者缺一不可。

2、判断某一原则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从其地位来考察考察，更要从其是否能够实现立法者赋予它的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要与民事诉讼的价值特别是与其最基本的价值-公正相吻合的，（6）它承载着民事诉讼的价值实现的根本使命，如果我们所称的某一项基本原则不能实现我们期望的民事诉讼的价值，甚至背离民事诉讼的价值，那么，该原则就不可能属于基本原则。

3、目前，学者们在对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思辩时，据以判断的最终标准就是看某一原则是否具备实现民事诉讼法的公正、效率和效益等价值的功能。只不过学者们尚没有对该标准予以明确，也没有把该功能标准补充到基本原则的定义里。

例如，学者们通常认可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辩论原则，其含义本身就充分反映了其功能，而且，之所以学者们认可其基本原则地位，正是用在现实中其功能是否得以实现来佐证的。

张卫平总结认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7）而我国，虽然虽然民事诉讼法中对辩论原则有原则性和具体的程序规定，每一本关于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也都有专门的阐释，但我们在民事诉讼的实际运行中却看不到辩论原则的具体作用。当事人的辩论对法院完全没有约束力。最严重的后果是程序的独立价值被否定，程序公正不能实现。（8）简单分析即知，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三个方面的含义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结果或者说实现一个功能-通过制约法院的审判权，合理构架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立法者谋求的诉讼公正的诉讼价值。

相应的，学者们在否定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辩论原则实质上并不能称其为基本原则的原因也正在于它不能够起到我们所赋予基本原则应然的基本功能，所以应该予以改造，还其基本原则的本来面目。

辩论原则作为我国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在立法上和学理上均为定论。通常认为，辩论原则“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和争议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张卫平认为，就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说，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2.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范围包括对案件的实体方面和诉讼程序方面所争议的问题。3.辩论的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4.辩论原则所规定的辩论权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对辩论原则的这种理解和界定，实际上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失去了对裁判者的拘束，必然使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辩论原则非原则化，成为非约束性原则。传统的辩论原则之所以能够在民事诉讼中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就在于它能够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真正有效地拘束裁判者，从而实现当事人的辩论权。从实质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辩论原则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抽象原则，而没有具化为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10）可见，张卫平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辩论原则不能称其为基本原则的原因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的辩论原则不具备使当事人的辩论行为真正有效地拘束裁判者，从而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实现诉讼公正的功能。

而且学者们对学界目前通常认可的民事诉讼法的另一基本原则-处分原则的思辩，其最终的认可或否定标准，仍然是看其是否能实现处分原则的基本功能-即是否能真正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能以诉讼权利的法律保障来限制裁判权，保障程序的正当性。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应该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中，增加功能考量的内涵，即加入基本原则的功能的内容，这样，一方面符合下定义的原则，可以起到丰富内涵缩小外延，使其更周延、更科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内涵的丰富，使其特征更具体化，鲜明化，对于解决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研究标准不一、认识不一的状况将起到相当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从功能角度考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学者们各有见解，张卫平、徐国栋认为有3项， 陈瑞华认为有5项。（11）江伟教授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收入的陈桂明教授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研究》（12）一文认为有2项，即立法准则的功能和行为准则的功能，但从其文中论述来看，实则包括了第3项功能-“法官造法”功能。

对上述学说，肖建国总结认为，基本原则主要有三方面功能：1、立法准则的功能。基本原则是立法者思考和行动的元点、参照系。具体程序规则无非是围绕着基本原则而设定的，是基本原则的保障和实现。2、诉讼行为准则的功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还是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不过，由基本原则的抽象性所决定，基本原则的行为准则功能并不强，远远不及程序规则，主要是在程序规则未对有关诉讼程序问题作出规定或是虽有规定，但程序规则规定模糊或相互矛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一功能，3、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立法者在设定基本原则时即承认了自己不可能把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则规定无遗，对于立法者未能预料到设定的程序问题，可以通过基本原则表达价值取向上的关切，同时允许法官对法典作出合乎时代精神的解释，授权法官完成司法立法的任务。（13）

笔者同意三方面功能的说法。但窃以为，这三种功能的分析，仍只停留在了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功能的表象认识上，尚没有反映其本质，即立法者设定基本原则的目的、意图、立法者的诉讼价值观。有学者已经指出，民事诉讼法的性质和目的集中反映在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中，（14）诉讼价值观上的差异尤其是公正观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反映于基本原则内容上的差异。（15）这一论断反向正说明，基本原则的内容之所以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诉讼价值观的差异，前者为果，后者为因，因此用诉讼价值观来对基本原则的内涵予以限定和完善，就可以起到丰富基本原则概念的内涵的效果。而从基本原则到诉讼价值观的实现，其不可缺少的中介或桥梁就是对诉讼参与人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即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对诉讼参与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实现诉讼公正等诉讼价值。而诉讼公正等诉讼价值的实现，才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深层次的、终极的根本功能。

因此，通说的三项功能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外化功能，通过它们，立法者和司法者得以在诉讼参与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与义务，从而实现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根本功能-诉讼公正等诉讼价值。这就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两个层次的功能，它们是表与里、枝与干的关系。

四、从功能角度考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及基本属性

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应该在吸收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定义的内容之外，增加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本质功能的内容，即增加通过决定诉讼参与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状况，从而实现一定的民事诉讼价值的内涵限制。

由此，从功能角度考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定义可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对民事诉讼活动起着根本性指导作用，从根本上决定着法院与当事人及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与义务分配状况，实现公正、效率、效益等民事诉讼价值的准则。

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属性有两个，即内容的根本性和法律效力的贯彻始终性。笔者结合本文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定义，认为在这两个属性之外，还具有第三个属性，即功能作用的终极性。

具体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属性：

1、内容的根本性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对民事诉讼法最基本的问题作出的高度抽象的规定，对如何进行民事诉讼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民事诉讼法各项具体制度和有关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基本原则的落实和具体化。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规范，基本原则是其他诉讼法律规范产生和解释的依据，其他诉讼规范不得与基本原则发生矛盾冲突，否则便无效。（16）

2、效力的贯彻性陈桂明教授认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贯彻始终性，就是说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生效的领域是完全的，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制，其他的具体制度、条款的规定才能不偏离民事诉讼目的，不偏离诉讼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作了两点说明，一是效力的贯彻性并不表明民事诉讼法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某一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二是效力的一以贯之也不排除个别的例外情况。（17）笔者认为，效力的贯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其效力范围的广泛性，即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二是其作用的领域的广泛性，即不但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自始至终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对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起着根本性指导作用。

3、功能作用的终极性立法者制定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那么作为价值目标具体化的第一个层次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的承载者，也就是价值目标实现的媒介，所以，实现立法者的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就是基本原则的功能所在，而因为立法目的是立法的终极目标，所以，基本原则的功能也因此具有了终极性特征。

在符合立法者的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实现要求的基本原则确定之后，具体的为达到某一原则所需要的具体的制度、程序和方法以及具体的程序规则，就可以围绕基本原则这一轴线确定下来，因为具体程序规则无非是围绕着基本原则而设定的，是基本原则的保障和实现。这样，制定出来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则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才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五、从功能角度考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判断标准

考察或判断某一原则是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判断标准的合理确定无疑是必须先行的。肖建国提出的识别、判断基本原则有三个标准：其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必定是高度概括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单纯规范法院与外界关系或者当事人与第三人关系或者甚至根本与民事诉讼无关的准则，就不能成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其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效力是贯彻民事诉讼程序始终的，内容带有根本性，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某个阶段或过程，或者内容不具有根本性的准则，可能属于民事诉讼法具体原则，而非基本原则；其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承载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18）该三项标准的提出，有别于其他学者就原则论原则的抽象，树立了比较明确的判断标准，笔者基本赞同。其中第三个标准即是否承载着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表述仍太抽象，笔者认为宜从功能角度予以具体化，即第三项标准可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某一项或某几项程序价值的直接的具体化，通过将诉讼权利义务在法院与当事人或当事人之间分配这一手段，实现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最终实现立法者的立法目的。这一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只能是民事诉讼某一项或某几项程序价值的直接的具体化，即直接体现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而不需要其他的媒介。例如回避原则，其目的和功能在于通过设置一个使可能导致当事人双方平等诉讼地位失衡的审判人员回避的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实现诉讼公正的目的。由此可见，回避是平等原则的具体化，而非诉讼公正之诉讼价值的直接的具体化，因此，回避原则不是民诉法的基本原则，而是基本原则具体化的基本制度。二是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实现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最终达到立法者立法目的的手段或方式，是通过在法院与当事人或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义务的方式实现的。所以，例如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调整的是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主管民事纠纷与否的权力划分关系，并不调整法院与当事人或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决定诉讼权利义务在法院与当事人或当事人之间的分配，也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实现无直接关系，因此，其不应该属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六、从功能角度考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体系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立法者立法目的或法律价值取向的具体化。就民事诉讼来讲，在制订民事诉讼法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产生于具体诉讼制度和规范之先，它是各项具体法律规定的基础和来源。（19）而诉讼公正、诉讼经济等应是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对于诉讼来讲具有目标意义而不具有规范功能，可以说这些价值目标属于理念形态，是确定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基础和依据。（20）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的具体化分为很多层次，其中，首先也即第一个层次，就是立法目的具体化为法律的基本原则，然后再具体化为基本法律制度、具体的法律规范等。其中，基本原则具有宏观的、根本的指导性，而基本制度只对民事诉讼的某一方面具有准则意义；基本原则相对比较抽象，而基本制度比较具体。（21）由此，从高到低，从抽象到具体，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大致为：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法律规范等。而且，一般来说，下一个层目都基本以实现上一个层目的功能设计为目的，从而一部法律所有条文各司其能，各显其功，实现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就好比一部庞大的机器，各部分机件功能的良性发挥、有机整合，进而才能保障整个机器发挥其功能，成就机器设计者的目的。（当在此然笔者声明这个比喻，与法律工具论是有根本不同的。）在这个机制中，基本原则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基本原则为程序规则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基本准则。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各项程序规则形成一种和谐的体系，并且基本原则还是程序各价值目标与程序规则之间的媒介和桥梁，通过它，各项程序价值要素全面渗透于各种具体程序规则之中。（22）

笔者基于对基本原则功能的分析，以同心圆为模式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章所列的18项原则（23）的地位、关系，图示如下：

居于最中心的即为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具体到民事诉讼法来说，就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目标-公正、效率和效益等；其次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涵括诉讼权利同等原则、对等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等；再次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如民事审判制度（涵括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合议制和两审终审制等）、调解制度等；最的是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或具体程序规则关联的非民事诉讼法制度，如支持原则、人民调解原则、检察监督原则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等。

七、从功能角度考量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平等原则

对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需要改造）学者们认识基本一致，但对于平等原则是否属于却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运用本文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从功能角度的定义及其标准对平等原则予以考察。

平等原则反映或承载的诉讼价值是程序公正，也就是说，平等原则是程序公正实现的必然的要求，也是最直接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这一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就不可能奢想实现任何形式的公正。

平等原则的完整内涵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平等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立法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平等分配，其次又要求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应有平等的保障。这样当事人便具有了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24）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平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导致诉讼公正。（25）

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包括如下具体内容及特征：

1、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

诉讼地位平等即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就是在立法上应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进行平等分配。这不但体现在具体的诉讼制度及法律条文中，而且法院在分配诉讼权利义务时不得歧视任何一方，必须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如制度，当事人双方平等地享有权，都可以对方。原告和被告的确定，系属一种假定，仅起引发民事诉讼程序的作用，那种歧视被告、认为被告必定败诉的观念是错误的，原告与被告的诉讼法律地位是根本平等的，法院应对当事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6）

2、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表现为诉讼过程中的另一种形态为诉讼权利义务的对等。如原告享有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撤诉的诉讼权利；与之对应被告就享有承认、反驳诉讼请求和反诉的诉讼权利。又比如，原告具有权，被告则具有答辩权和反诉权。

3、具有不同国籍的当事人、无国籍的当事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上诉讼地位平等，即国民待遇对等原则。

尽管笔者也赞成学者们对目前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平等原则不够完善的批评与建议，但认为这只是对平等原则的发展或者完善问题，并不能否定其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因为其具备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属性，符合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标准。

其一，平等原则高度概括了当事人之间关系为平等关系，为民事诉讼法律的制订及法官执法确定了准则，是民事诉讼法律及法官在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义务的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准则。

其二，平等原则的效力贯彻于民事诉讼程序始终，内容带有根本性。从民事诉讼的启动-，到答辩、辩论、判决等诉讼阶段，平等原则都一以贯之，凡是涉及到双方当事人的所有诉讼行为，对诉讼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承担，都遵循平等（包括对等）原则。

平等原则不但贯彻在《民事诉讼法》中，而且贯彻在诸如《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司法解释中，不但指导着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立法工作，而且指导着民事诉讼具体的审判工作。就这一点来讲，平等原则较之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其贯彻的领域更广，几乎贯彻于全部民事诉讼法律和民事诉讼活动始终。

其三，平等原则作为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民事诉讼程序公正价值的直接的具体化，如果不平等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不可能实现民事诉讼的公正要求。而平等原则的贯彻，一方面贯穿于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中，另一方面，其更赖于法院将诉讼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平等地、公平地分配这一手段而得以实现的。法官一旦不平等对待当事人，就可能在认定事实和评定证据等方面发生预断，形成偏执，以至于作出不公正的错误的裁判，（27）那么立法者期望的公正价值就不能实现，因此基本原则要最大可能地实现诉讼价值的功能作用，就要求其媒介，或者通道、手段-法院将诉讼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平等地、公平地分配，必须得到保障。而且，这一保障也是基本原则实现诉讼价值要求的功能作用的唯一通道。

注释：

（1）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4页；常怡等：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回顾与展望，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2）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对民诉法基本原则定义详细的概览可参阅：李祖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41－43页。

（3）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4）王义然：证据定义与法定证据种类研究。

（5）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6）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7）张卫平：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法律图书馆》网站，转引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1.6.（8）张卫平：民事证据法：建构中的制度。

（9）章武生主编：《民事诉讼法新论》，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转自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10）张卫平：体制转型与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法律图书馆》网站，转引自《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1.6.（11）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中国民商法律网。

（12）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216页。又见：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1页。

（13）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14）林晓霞：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评价和构建我国民诉法基本原则，《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

（15）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6）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17）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18） 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19）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20）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21）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22） 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中国民商法律网（.cn）。

（23） 十八项基本原则的概括详见：肖建国：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反思，

（24）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25） 陈桂明著：《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5篇

内容提要: 价值是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的范畴，是深刻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的良好视角和工具。集团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民事诉讼价值下位的概念。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共通性在于体现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为民事司法改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学者们在对我国的各项具体诉讼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反思和检讨中，尽管有一些对我国为解决群体诉讼而设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建议，但鲜有引进集团诉讼制度必要性的讨论。这或许与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就开始讨论引进集团诉讼制度但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有关。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民事诉讼理论，不可能对其他法域的成功的民事诉讼制度不加以认识和借鉴。

目前的学界，对集团诉讼制度的认识，仅仅限于对具体制度内容的介绍和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尚未利用价值分析方法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该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极大地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国家的需要，极大地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价值，作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关系范畴，是认识集团诉讼制度独特品性的工具和视角。

价值最初为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表示商品交换的社会尺度即交换价值。在经济领域，人们开始行动的前提就是对价值的衡量与判断。如果某一商品或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不能满足一人的需要，他不会购买。同样，如果某一制度、理论、学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该制度、理论、学说也就不会承继下来。价值概念如此的功能，引起了社会科学的广泛关注。19 世纪经许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价值这一概念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价值哲学遂成为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则在价值哲学的影响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特殊价值[1]。

法律价值作为一种具体的价值，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法律价值是指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效应关系[2]。民事诉讼价值是法律价值下位的概念，民事诉讼价值既要反映法律价值的共性，又要体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独特性。当下对民事诉讼价值的讨论，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从而与过去那种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仅仅在于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之单一价值观彻底决裂[3]。

集团诉讼，作为一项具体的诉讼制度，其内含的价值作为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下位概念，同样具有民事诉讼价值的共通性即要实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价值，对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能予以充分的诠释；同时能反映和体现其独特的品性，也正是该独特的品性，决定了该项制度的生命力。因此，对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的价值展开研究，加深对该制度的了解，启动对引进集团诉讼制度的讨论，对当下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以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集团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属性

（一） 集团诉讼制度的一般规定

一般认为，集团诉讼是指“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诉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益人有效”[4]。美国学者玛莉. 凯. 凯恩认为:“集团诉讼是允许一个人或几个代表他们自己或那些声称受到同样侵害或者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侵害的其他人起诉或被诉的制度。”[5]我国学者肖建华认为，集团诉讼是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也具有约束力[6]。集团诉讼制度一般指由1848 年美国纽约州《Field 民事诉讼法典》最早确立，并经过1938 年美国国会授权联邦最高法院制定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具体化，最终于1966 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成型的诉讼制度。该制度与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被称之为群体诉讼的不同模式。

根据1966 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有四个基本要件和四个基本程式[7]。集团诉讼的要件为:

（1） 集团成员人数众多，以致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践中并不可行；

（2） 该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法律问题或者事实问题；

（3） 集团代表的请求或者抗辩是集团成员中具有代表性（typicality） 的请求或者抗辩；

（4） 集团代表之代表行为具有适当性。集团诉讼的基本程式:（1） 确认程序（certification） ，在集团诉讼的确认程序阶段，原告需要向法院证明其起诉符合集团诉讼的形式要件，而被告会向法院证明原告的起诉并不符合集团诉讼的形式要件。（2） 通知（notice） ，通知程序在集团诉讼制度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出发点是给予不出庭集团成员以及不具名的集团成员以正当程序规则的保护，而其现实功能体现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保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集团诉讼的诉讼效益，另一方面又是集团诉讼的判决或者和解结果对集团的其他成员产生拘束力的前提，否则集团诉讼制度便会失去其独特的价值。（3） 和解（ settlement ） ，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中和解不同的是，法院对集团诉讼中和解协议有批准与否的权利。（4） 选择退出集团诉讼（opt-out of class action） 。

（二） 集团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分析

集团诉讼的第一个要件规定了集团诉讼的适用范围即人数众多以致全体成员都参加诉讼并加以合并审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民事诉讼的典型形态是单一诉讼。尽管理论界对诉的构成要素存在两要素与三要素之争，但单一原告与单一被告的两造对立结构是民事诉讼的标尺。与此相对的被称之为群体诉讼。在群体诉讼中，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分类？ 廖斌、郭云忠在《群体诉讼模式》一文中，根据群体诉讼的目的将其分为私益型群体诉讼和共益型群体诉讼[8]。其实，众多的集团成员根据是否可以参加诉讼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尽管人数众多，但是都可以参加诉讼，之所以合并审理是考虑到诉讼经济的需要。在这一类中，集团成员都是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就该诉讼而言，原告或被告是特定的、具体的。第二类是，集团成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不可能都提起诉讼，也不可能都参加诉讼；在实践中合并审理是不可能的。集团成员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就该诉讼而言，原告或被告是不特定的、不具体的。对于这一类诉讼，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诉讼经济，更主要的是要解决集团成员在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的情形下，保障和实现集团成员的权利。因此，人数众多可以分为特定的多数和不特定的多数，能合并审理的多数和不能合并审理的多数，全部具名的多数和不可能全部具名的多数。集团诉讼的使用领域是不特定的多数、不能合并审理的多数、不可能全部具名的多数情形。

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尽管分为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但在人数不确定时，规定了法院的通知程序，即要求集团成员申报权利，未申报的，在该诉讼中不具有当事人的身份。这实际上是通过申报程序予以特定化。因此，就一个具体的诉讼而言，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具名的、特定的。显然，该制度的适用领域是特定的多数、能合并审理的多数、能够全部具名的多数。该制度能够解决诉讼经济的问题，但不能维护和保障未具名当事人的权利。

有些案件，尽管当事人人数众多，但是都可以具体化、特定化，都能够走进法庭，但依集团诉讼制度的规定，仍然不是集团诉讼；也有一些案件，当事人人数不是很多，但由于成员不可能特定、具体，仍有可能被认定为集团诉讼。这就证明集团诉讼的属性不在于诉讼经济，而在于集团成员在不可能都成为具名原告或具名被告的情形下，保障和实现集团成员的权利。这也是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未规定人数数量标准的原因所在。

（三） 集团诉讼制度的独特属性——克服集团成员集体行动的障碍

传统法学理论的“有权利就必有救济”结论隐含着对人的一个行为假定即只要一个人的权利受侵犯，他必将寻求救济。依此，集团成员在其权利受侵犯时，必将积极地走进法庭，每个人都会成为具名原告。但在实践中并不是这样，在集团成员的利益因相同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而造侵害时，大多数人不会主动地提起诉讼，也没有积极性地成为具名当事人。对此，经济学界已经做出了解释即集体行动的障碍。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6篇

关键词　民事诉讼目的　多元论　程序保障论　纠纷解决论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民事诉讼目的论与诉权论一样一直是近代以来法治国家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构建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起点。近年来，民事诉讼目的论受到了我国诉讼法学界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民事诉讼目的多元论、程序保障论、纠纷解决论等观点。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从各现有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优劣的简单比较就得出我国当前应该设定什么样的民事诉讼目的的结论，但通过对其反思可以为科学界定民事诉讼目的提供借鉴。

一、多元论之反思

民事诉讼具有主体多元化的特点，而不同的诉讼主体各有自己的诉讼目的，因此对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把握应在坚持以国家（制度设立、运营者）为主体的同时，兼顾当事人（制度利用者）的目的，那么以此得出民事诉讼目的多元的结论似乎理所当然。如新堂幸司教授所言，“如此看来，纠纷之解决、私法秩序之维持、权利保护、程序保障，都可以被视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目的论中，应当获得的启示是，在上述分析的这些价值中，哪一个属于决定民事诉讼制度运作方向的基本价值？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价值相互处于对立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认识，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在每个具体问题中，应当侧重于选择其中的哪一个价值，并应当侧重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的重要工作。”换句话说，新堂幸司教授的意思就是应在几种对立和排斥的价值中依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随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上进行调整并有所侧重。而依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要求国家在立法、解释及司法运作时依具体问题之差异对各项价值进行评估和选择，其结果必然无稳定性而使得相关主体都无所适从。并且新堂教授自己也说“将民事诉讼目的作为民事诉讼法理论起点予以论述的实益或效用，在于以下这一点，即将应然民事诉讼制度应实现的最高价值，作为解释论及立法论的指向标予以倡导。”而多元论则不对所谓的最高价值作出选择，而是留待民事诉讼法解释及立法去解决，这又如何能发挥解释论和立法论的指向标作用呢？此外，持多元论观点的人有些还有别的认识错误，有人就认为，一元论的诉讼目的观选择某种价值作为目的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他非常重要的价值目标，唯有将所有价值目标一并囊括，才能彰显各价值的存在。其实，一元论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将一种价值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时，对其他价值也是有所关注的，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否定，而是按不同序列并存于立法司法之中。因此，笔者坚持民事诉讼目的一元论的观点。

二、程序保障论之反思

程序保障论者认为鉴于诉讼程序本身在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经验和理念层次都表现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倾向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保障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因此从批判传统的立场上提出程序保障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将其设定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的目的实践上不可行。从实践的层面看，在很多时候，即使在程序公开、透明并给予当事人充分举证、质证的机会的情况下，若裁判结果违背客观真实或者违背实体法的规定，仍然不能平息当事人的不满。因为我们是制定法国家，在程序公正之外还有着长期追求客观真实的传统，仓促以法律真实取代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为大多数老百姓不能接受，而为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民事诉讼目的又怎能被利用并顺利运行进而实现国家的目的呢？

三、纠纷解决论之反思

纠纷解决论者认为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目的应该是解决民事纠纷，笔者认为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理论上，以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一文为例，他认为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应体现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权和当事人的民事请求权所追求的诉讼目的的结合，这一观点笔者也赞成，但其紧接着得出“解决民事纠纷作为民事诉讼目的正体现了这种结合”的结论,笔者认为从论点到论据没有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笔者不敢苟同。其在后文中又说，“当事人要求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确认他们的权利，从而获得权利满足的目的‘即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的’”，其得出该结论的论据又是什么呢？“而法院以审判方式确认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作出判决即意味着以国家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笔者认为“国家以强制力宣布纠纷的终了”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结果和功能而不能作为最高价值的目的。另外，以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恐怕也太过实用主义了。实践中，不管有没有被意识到，我国当前正是将纠纷解决作为民事诉讼的目的，此种目的观导致了种种弊端。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社会的陌生化，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导致了各种纠纷的增加，而与之前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部分失效，由此导致更多的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法院案件压力沉重，于是所谓“大调解”、“能动司法”等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大调解”、“能动司法”的确切含义。就“能动司法”而言，曾有的和现有的“能动”方式如自上而下提口号、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院长自上而下视察、调研、做指导性讲话、在压力下越权选择适用法律、强调司法调解、接访和、自上而下发文件指导办案、自下而上主动做案件请示等。种种“能动”都是在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的指导下产生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司法固有的特性和规律、使司法缺乏了起码的独立性，不符合宪法精神，有损司法权威。因此，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观在实践中的弊端可见一斑。

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内容极广，理论性、实践性极强的课题。将民事诉讼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阐明其目的，应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课题。对于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反思也许并不能正面回答何为民事诉讼目的，但从反面也可为民事诉讼目的的科学界定提供借鉴。

注释：

①②（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③刘荣军.论民事诉讼的目的.政法论坛.1997.5.

参考文献：

[1]（日）新堂幸司著,林剑锋译.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8.

[2]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

[3]（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7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冲突与协调;重构

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3(C)-0138-02

一、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含义

关于什么是价值,中外的学者持有多种观点.罗索认为:“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我们断言某事具有价值时.我仍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1],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即可基于以上的学说定义为: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所具有的积极的意义。

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分类

我国法学界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主要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可以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性价值是指在诉讼程序满足诉讼主体活动的内在目的时所形成的价值,它主要包括自由、公正、公开和效益等具体形态。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与程序的外在价值相对应而出现的,这一理论凸显了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在独立性,是在对“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及弊端进行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程序的外在价值是从诉讼程序的实体目的出发,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诉讼程序是没有内在的独立价值的,是完全服务于实体法。将民事诉讼程序结合实体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出程序的内在价值主要包括实体公正价值和秩序价值等。[2]

(一)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

1、程序公正价值

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其丰富内涵,表现在:(1)中立性,这是从对法官要求的角度考虑。实现程序公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法官权威的尊重,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保持中立是对法官最基本的要求,不中立、偏私的法官所作的裁判结果是很难获得当事人及公众的认可与信服的,由此也就不具备相应的权威性。(2)平等性,这是从有效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角度考虑。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具体一线,落实到诉讼制度的上,就是指人人都有平等的权。诉讼权利平等的意义在于保证当事人各方处于平等地位,以便形成立场上的对立性和竞争性,通过对立面的设置及其竞争性的活动,可以强化程序参加者的动机,使法官获得全面的信息。就此而论,诉讼权利平等是公正审判的先决条件。二是法院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这就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给予各方当事人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主张、意见和证据给与平等的尊重和关注。(3)参与性,参与性也是从当事人角度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要素,尤其是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密切关联。平等只是指当事人有参与程序的均等机会,而参与则为当事人卓有成效地参与诉讼提供了理由。只有从制度上充分地保障当事人享有和行使程序参与权,诉讼程序才能为审判结果带来公正性。具体而言,程序参与包括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参与必须是自主、自愿的,而非受强制、被迫的行为。二是当事人必须具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参与机会,这是程序参与的核心。[3]公开性,程序公开又称为审判公开,它是指诉讼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程序公开长期以来被视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也是衡量司法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尺。

2、程序效益价值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派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程序效益价值的理论基础就在于此。但与程序公正相比,其并非第一位的价值,所以它在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中的地位显然不能和程序公正同日而语。因此对程序效益价值既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意义。程序效益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既要求当事人对于是否诉诸诉讼解决纠纷作出合乎经济理的选择,同时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注意节约司法资源;在作出裁判时,应注意判决对人们未来行为选择的效益刺激。同时,程序效益还要求立法机关在程序安排和程序设计时应当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合理地选择程序规则,分配程序权利和义务,以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就程序效益的实现而言,主要是通过调节经济成本来影响当事人利用诉讼程序的行动,以达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民事诉讼程序的外在价值

1、实体公正

实体公正就是指裁判结果公正,公正的裁判结果是法院或法官通过整个民事诉讼过程所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结果。裁判实体公正的标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1)真实地再现争执事实,这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对争执事实的再现必须通过当事人和法官的证据活动来完成。首先,遵循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活动,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以支持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发现客观真实的又一保障,简言之,法官对争执事实的真实再现,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但是应当注意,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案件事实的再现并非将其本来状态完全恢复,事实上这也很难做到,并缺乏可操作性和实用意义。[4]从诉讼法角度来看,只是通过相关证据发现一些足以对定案产生影响的相对案件事实。(2)正确地适用法律,法律的正确适用必然要求限制法官绝对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法官的绝对司法自由裁量往往与法官任意擅断相关联,软化甚至无视成文法律的严格规定,其弊甚大,这容易使人们失去安全和稳定性,并破坏法制的统一。为此,实现司法裁判的公正最重要的是要让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按照合理、公正的法律规则行事,而并非独断、专横、随心所欲的个人恣意。

2、秩序价值

秩序价值反映了程序的强制性和排他性,它包括和平与安全两个方面。法律程序的形成和维护需要秩序,秩序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生产和交换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程序对于法律秩序的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各种主张和选择可能性进行过滤,找出最适当的判断和最佳的裁判方案;通过充分的、平等的发言机会,疏导当事人不满和矛盾;既排除法官的恣意,又保留合理的裁量余地;裁判不可能实现皆大欢喜的效果,至少总有一方当事人的期望要破灭;因而程序要件需要尽可能吸收部分甚至全体当事人的不满;程序限制了法官的恣意,反过来也有效地保护了法官,减轻了法官的责任负荷。从而也就减轻了请示汇报、重审纠偏的成本负担。

三、程序价值的冲突与协调

(一)程序内在价值与程序外在价值的一致性

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够保证裁判结果的权威性。公正的程序能够确保裁判各方参与裁判制作过程以及对裁判结果施加影响,并保障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得到尊重,使当事人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应该说,当事人是程序公正的直接感受者和评价者,只要法官公正无私,并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机会表达其观点或提出证据,那么蒙受不利结果的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的依据。[5]因此,美国学者贝勒斯说,程序公正能使诉讼各方从心理上对裁判结果表示服从和确认,即使这种结果对他不利。民诉程序所具有的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裁判内容的正确无误,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此外,程序公正还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通过公众值得信赖的正当程序,能够使裁判结果在社会大众中获得正当性。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程序公正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程序的公正性能够促使私权争执通过文明的诉讼程序得以和平地解决。其二,能实现安全的目标。安全意味着放心、信赖,而公正的秩序应是值得信赖的程序。程序具有稳定性特点,经过程序作出的决定应具有强制力、既定力和自我束缚力。

(二)程序内在价值与程序外在价值的冲突

程序内在价值与程序外在价值尽管存在某些一致之处,但它们在不少场合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第一,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的矛盾。程序公正是裁判结果公正的前提。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然而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公正的程序之所以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除了程序外在因素的作用外,程序本身的科学性程度也是影响结果公正的因素。为此,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采用法律拟制手段将不完善的程序公正转化为完善的或纯粹的程序公正。第二,程序公正与秩序的矛盾。法律秩序与程序公正并非总是一致的,在某种情况下顾此而失彼。例如,只维护程序原则的连续性,却不顾及实际救济手段日益变化的需要,如无独立请求权人无异议权。

(三)程序内在价值与程序外在价值的协调

程序内在价值与程序外在价值构成了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一对基本矛盾,它涉及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和方面,涉及程序立法和程序的运作,涉及程序与实体、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等诸多内容。因此,解决这对矛盾对于理解和领会民事诉讼程序的精神实质至关重要。要摆正程序与实体、程序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克服“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树立程序与实体并重思想,目前尤为迫切地是弘扬程序公正、程序效益、程序自由等内在价值,树立民诉程序的权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6]

四、对现行程序价值的重构

法律程序长期以来为中国法制建设作程序应有的贡献,但还有很多不足,如法官没有判案就拟好了判决书或法庭上过分强调实体而忽视程序等,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构程序价值。必须树立正义的程序理念。只有正义理念,采取适当程序才有助于法治目标的实现。特别程序的参与者,制定者,执行者应公平,公正对待当事人以确保正义的实现,维护法的至上性,法的尊严性。[7]必须合理规范和优化设计现有程序制度。加大对程序改革的投入以实现程序价值的效益。试想用一个导弹打一支小鸟是不明智的做法,同样用复杂耗费多的程序审理小额金钱案件也是极为不合理。我们可以采取既维护正义又节省有限司法资源的程序,这样于国于己都有利。

作者单位: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柯昌林.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思考[J].攀枝花大学学报,2001(4).

[2]常怡.民事程序价值之管见[J].现代法学,1999(1).

[3]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4]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M].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页.

[5]伯尔曼.法律与实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6]章武生.民事诉讼法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7](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M].中国社会科学程序版社7―8页.

[8]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法律出版,2003(76).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8篇

关键词:宪法/民事诉讼/正当性/正当程序

内容提要:民事诉讼“开始”、“过程”和“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一体化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体现了民事诉讼的“道德性”要求。具有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的民事诉讼,才真正具有正当性。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应当遵行现代宪法原理和正当程序保障。

如今,国际社会和诸多国家正积极致力于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事业,尤其注重从现代宪法原理的角度来构建现代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并要求在司法实务中予以严格遵行。

本文根据现代宪法原理,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阐释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内涵及其保障原理,试图为我国修正《民事诉讼法》及司法改革提供参考意见。在本文中,笔者从“正当性”出发,就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展开讨论。

“正当性”(legitimacy)的基本内涵是:某事物具有被相关人员或社会成员认同、信任、接受或支持的属性。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化意味着“纠纷的解决或审判在整体上为当事人以及社会上一般人所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及其制度性过程”。[1]

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在于界说民事诉讼在开始、过程和结果方面具有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的性质或属性,而其正当化在于界说运用何种方法和程序使民事诉讼的开始、过程和结果能被当事人、社会上一般人承认、接受和信任。

满足或符合正当性要求的诉讼程序,就是“正当程序”(dueprocess)。正当的诉讼程序之法制化,则是具有正当性的诉讼法。依据这样品质的诉讼法进行诉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诉讼的正当性,正所谓“法律是正当化的准则”。

先前一些学者的视角关注的是民事诉讼“过程”、“结果”的正当性及“过程”的程序保障。笔者认为,由于民事诉讼程序均由开始、过程(续行)和结束三个阶段构成,因此,民事诉讼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应当包括:(1)“开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2)“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3)“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

一、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

(一)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为保障和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确立和维护司法的消极性,即“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只要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向法院提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得非法拒绝司法”,即“有告即理”原则。

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及其保障原理,主要是从程序上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所谓民事司法救济权,或称民事司法请求权,主要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受害者或者纠纷主体)享有获得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所解决或处理的案件,可将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民事审判程序(民事争讼程序、民事非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2]与此相应,民事司法救济权包括:(1)民事诉权。当事人行使此权(即)所启动的是民事争讼程序。(2)非讼程序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非讼程序。(3)执行申请权。当事人行使此权所启动的是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司法救济权是一种法定请求权。如果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而得不到充分及时保护,就不成其为权利。因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拥有平等司法救济权。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司法救济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是相同的。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是指,在公民或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后,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获得民事诉讼救济。这就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要件(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执行申请要件)不得过分严格,以方便当事人获得诉讼救济。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非讼程序申请要件或执行申请要件,法院就得及时受理当事人的或申请。

就要件而言,我国现行民事条件包含了一些诉讼要件,如当事人适格等。在法院立案或受理阶段,对包含实体内容的当事人适格等诉讼要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展开辩论,往往需到法庭言词辩论终结时才能判断其是否具备。以此类诉讼要件为要件,使得我国现行要件过于严格而成为“难”和妨碍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3]

现在,我国许多人士主张,提高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主要是指提高“要件”),防止大量“无需诉讼解决”的案件涌入法院,以减轻法院的负担。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保民”。把当事人进入法院的门槛抬得过高,实际上是把需要诉讼保护的公民挡在法院的“门外”。以民事诉讼来“保民”(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民事权益),应该像“治水”一样去“疏导”而不是“堵塞”,这既是国家治理之道,也是民事诉讼之理。[4]

(二)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

根据当今通行的权利理论,与“(正当)请求”相对应的是“职责”,比如司法机构负担受理当事人司法救济请求的职责。在请求权的场合,被请求方负有特定的义务或职责来满足权利请求。如果无人担负这类义务或职责,请求权实际上形同虚设。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中,公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相应地,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的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职责。[5]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即承担着在公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职责,或者说国家(或法院)负有“不得非法拒绝司法”的义务或职责。司法救济权作为公民(或当事人)请求国家(或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公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存在着公法上且为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目前,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主要体现在民事诉权的宪法化上。笔者认为,民事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化还应当包括非讼程序申请权和执行申请权的宪法化。限于篇幅,下文主要阐释民事诉权的宪法化问题。

诉权的宪法化是现展的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详见下文)。与此同时,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三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公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6]有宪法学者将诉权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即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公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公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7]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公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8]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9]

我国诉讼法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在赋予公民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公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10]

(三)民事司法救济权与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在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ADR)来解决民事纠纷,是否侵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呢?

笔者认为,若纠纷主体或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则不构成对其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因为一个理性的和谐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即纠纷主体或当事人享有民事纠纷解决选择权。

若法律强制规定纠纷主体必须采用非诉讼方式(“强制ADR”)来解决纠纷,则需有充足的合理根据。比如,对婚姻纠纷、亲权纠纷等人事纠纷,以调解为诉讼审判的必经程序;其正当根据在于调解能够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能够维护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睦、感情融洽。“强制ADR”仅限于“适用”的强制,并非指纠纷主体必须接受“强制ADR”处理的结果,纠纷主体不服处理结果的则可请求诉讼救济,所以不构成对纠纷主体民事诉权或民事司法救济权之侵害。

具有既判力的ADR结果(比如仲裁调解书、法院调解书、仲裁裁决书等),若其程序或实体存在重大违法或显著错误的,则纠纷主体还应能够获得诉讼救济。比如,我国《仲裁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书,若法院同意撤销的,则纠纷主体可就原纠纷(或申请仲裁);《民事诉讼法》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按照民事再审程序撤销违反合法原则或自愿原则的法院调解书。

二、关于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

民事诉讼“开始”的正当程序保障仅是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一方面的内容。民事诉讼正当程序第二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程序保障,包括审判过程的正当程序和执行过程的正当程序。当事人合法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进入诉讼程序后,在诉讼过程中还应当能够获得充分的正当程序保障,即获得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分别对应于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两个基本程序价值。当今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当事人获得公正和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属于程序性人权、宪法基本权或者程序基本权的范畴。

(一)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

1·程序公正

民事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首先体现为程序公正及其制度化。在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程序公正的标准或要求主要有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参与、程序公开、程序比例等。(1)法官中立。法官中立是指法官与自己正在审判和执行的案件及其当事人等没有利害关系。保证法官中立的程序制度是回避制度。维护法官中立,旨在消除法官偏私对其审判和执行的影响,保证法官能够公平地对待各方当事人。(2)当事人平等。当事人平等是指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对于当事人相同的诉讼行为,应当适用相同的诉讼法规范并产生相同的诉讼法效果。①诉讼当事人平等是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之一。(3)程序参与。根据程序参与原则,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享有程序参与权,相应地,禁止法院“突袭裁判”。程序参与权大体上包括接受程序通知权(即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等。接受程序通知权的主要内容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及时充分了解诉讼程序进行情况。诉讼听审权的主要内容是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4)程序公开。程序公开包括审判公开和执行公开,以及对当事人的公开和对社会的公开。笔者主张,对当事人的公开可纳入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范畴。正当程序既是一种公开的程序,又是一种能够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程序。(5)合乎比例。比例原则要求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均衡,实际上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种体现,其主要内容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在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体现为禁止国家机关制定或采取过度的制度或措施,并且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之前提下,要求法院司法行为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程序公正的价值均须制度化,比如将法官中立制度化为回避制度。不仅如此,违反程序公正价值及相应程序规则制度的,即诉讼程序上有重大违法的,往往成为上诉理由或再审理由。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理由包括: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等等。

2·程序效率

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程序效率或诉讼效率追求的是及时进行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诉讼成本被喻为生产正义的成本,是指国家法院、当事人和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所耗费的财产、劳力和时间等,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正当程序保障包括:(1)诉讼公正或慎重判决、慎重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2)诉讼效率或及时判决、及时执行方面的程序保障。就后者而言,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属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范畴。当事人程序利益既包括如审级利益等程序利益,又包括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假设某个案件按照正当程序及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是10万元,而迟延审判所付出的诉讼成本却是12万元,那么,因为迟延审判多付出了2万元的诉讼成本,其中包括当事人多付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多付出的审判资源等,从而在事实上既侵害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又浪费了全民所有的审判资源。

因此,缺乏效率的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合理的,尤其是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要求和趋势,缺少成本意识的民事诉讼或司法制度更容易产生功能不全的弊病。[11]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促进或提高诉讼效率方面的要求。比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方面,应当体现降低诉讼成本或提高程序效率的价值或理念。摘其要者说明如下:(1)建构公正的诉讼程序。按照公正程序进行审判,当事人能够获得正当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或再审,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这体现了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的一致性。(2)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繁简而设置相应的繁简程序。根据正当程序保障原理和诉讼费用相当性原理,对于诉讼标的较大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适用比较慎重的程序来解决,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或案情较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来解决。(3)设置合理的要件、上诉要件、诉讼要件、执行申请要件等。这些要件若不具备,则驳回诉讼或终结程序,从而避免无益的诉讼或执行,以节约诉讼成本或执行成本。(4)建构合理的诉的合并和诉的变更制度。诉的合并制度为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解决多个纠纷或者多个主体之间的纠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诉的变更制度既能使纠纷得到适当和充分解决,又可降低诉讼成本。(5)规定法官促进诉讼的职责和当事人促进诉讼的义务。对法官迟延诉讼的,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的权利。对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可能产生“失权”的后果,并且对方当事人应当拥有异议权,法官也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责令其矫正。

3·公正保障与效率保障之间的关系

公正方面的程序保障与效率方面的程序保障是相统一的。如上所述,按照公正程序审判能够提高程序效率,缺乏效率的诉讼程序也是不合理的;同时,只有符合公正与效率要求的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培根曾言:“(法官)不公平的判断使审判变苦,迟延不决则使之变酸。”[12]

诉讼迟延和成本高昂,会使当事人抛弃诉讼救济,转向其他救济途径。诉讼迟延也会使证据消失,比如物证会腐败消散,当事人及证人记忆会淡忘等,以至于无法证明案件事实,不能实现正义。法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是指应当及时实现正义,迟延实现的正义是残缺的正义甚至是非正义。在现实中,“迟到的正义”不能及时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者)的合法权益,其后果如莎士比亚所云:“待到草儿青青,马已饿死。”因此,迟延的权利保护等于拒绝权利保护。

但是,程序公正与程序效率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偏重慎重的程序和多审级的程序,在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诉讼成本。偏重简捷的程序,在满足程序效率的同时,可能有失诉讼公正。法律和诉讼的最高价值是公正,应在维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因此,一般说来,对于诉讼标的额越大案情越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就越愿意适用公正程序保障比较充分的诉讼程序,由此得到正确判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对于诉讼标的较小、案情较简单的案件,则更应强调经济性的解决。

(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多数观点认为,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丰富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诉讼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和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在《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诸协议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各成员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及时、有效的救济程序以“阻止侵权,或有效遏制进一步侵权”,这些程序的执行应依公平合理的原则,且“不应是毫无必要的烦琐、费时,也不应受不合理的时限及无保证的延迟的约束”。值得一提的是,提高诉讼效率或促进诉讼也为《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等国际条约所肯定。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其作为宪法上的要求及正当程序和法治原理的内容。比如,《西班牙宪法》第24条明文规定了促进诉讼原则;德国把促进诉讼视为法治国家原理的一项要求;日本根据其宪法第32条从司法救济权的宪法保障角度来理解当事人要求促进诉讼的权利;美国则从正当程序的角度来促进诉讼。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公民(或当事人)的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从而突显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把司法救济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将促使法院通过履行其司法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三、关于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程序民事诉讼正当程序

保障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和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与此相关的是维护诉讼结果或者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一)保障实体公正与实现诉讼目的

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首先体现为法院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其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充分保障实体公正(实体价值)与实现诉讼目的。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是评价和判断民事诉讼程序在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方面是否有用或是否有效的标准。

民事诉讼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率等。实体价值主要体现为实体公正。通常所谓的诉讼公正或司法公正,实际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所谓实体公正,通常是指法院裁判结果的公正和执行名义内容的完成,主要体现为法院判决认定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及权利人实现了法院裁判所确定的权利,其别强调和遵守相似案件应作相似处理的公正标准。

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或实体公正体现了民事诉讼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即在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中,通过维护实体价值来实现民事诉讼目的。宪法是确立民事诉讼(法)目的之根本法律依据。宪法保障公民享有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利。民事诉讼目的则在于极力保障宪法所确立的法目的之实现,或者说民事诉讼目的应限于宪法所确立的目的之框架内。

因此,民事诉讼目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对当事人而言,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是其运用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2)对国家而言,国家具有保护公民之责,所以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首先应当遵从当事人的诉讼目的,至于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以外的目的(维护法律秩序、促成民事实体法发展、确定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改革等),则多由国家来考虑。民事诉讼实体价值的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实体价值有其独立的内容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民事诉讼实体价值是否实现,诉讼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其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法标准。法院判决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是否真实,适用实体法规范是否正确,若撇开实体法标准则无法作出合理评价和正确判断。此外,实体价值的评价标准还来自于实体法以外的社会评价体系,如情理、道德、传统、宗教、社会效果等。

一般说来,正当程序能够赋予诉讼结果以正当性,符合程序价值的诉讼程序能够产生符合实体价值的诉讼结果。在正当程序充分保障下,或者在遵行程序价值的诉讼中,当事人能够平等和充分地陈述诉讼请求、主张事实、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案件真实。与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一体性相适应,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之间也是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在正当程序中,践行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直接对话并相互说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法院判决的内容或结果。现实是,体现程序价值的正当程序并不必然能够实现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民事诉讼中充满了诸多价值之间的冲突,如谋求真实与追求效率之间的冲突、追求实体真实与维护程序公正之间的冲突等。譬如,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到的证据,因其具有非法因素,纵有关联性和真实性,原则上也不被采用。程序价值与实体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权衡利弊作出选择。

考虑到诉讼程序和诉讼过程的独立价值和诉讼安定[13]的要求,考虑到在获得实体公正的概率上正当程序远高于非正当程序,所以不应为了追求个案实体价值而放弃程序价值。以放弃程序价值为代价换得个案实体公正,是否符合“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标准,不无疑问,因为“人类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程序保障的历史”。强调和维护正当程序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之治的分野”。

因维护程序价值而过分牺牲个案实体公正,这样的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正当也值得怀疑。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合理选择。比如,虽然原则上不采用原告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所提供的证据,但是若该证据是本案唯一的或重要的证据,不采用则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将得不到保护,此时就应当采用该证据(当然,原告还应当负担因迟延提供证据所产生的诉讼费用)。

(二)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

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正当程序审理所获得的诉讼结果、实体价值和诉讼目的尚需通过确定力或者既判力来巩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力或者既判力程序原则也属于正当程序保障的范畴。

有关具体案件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须得有个终结点,即“判决确定之时”(亦即判决不得上诉之时)。法院判决处于不得通过上诉来变更或撤销的状态,叫做判决的确定,此时的判决即确定判决,我国称之为生效判决。由于维护确定判决既判力具有充足根据和重大意义[14],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充分维护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即以维护既判力为原则性要求,严格规定其适用例外(即严格的再审)。以维护判决既判力来实现诉讼和法律安定性的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一般说来,相对于破坏法律和诉讼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所以维护既判力成为法律原则。

维护既判力不应绝对排除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虽然在原则上要求维护诉讼的安定性和判决的既判力。因此,在维护既判力原则之下可以设定合理的法定例外,即对于确定判决可以通过再审程序和其他法定程序途径(如当事人异议之诉、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予以撤销或变更,给当事人和第三人最后一次诉讼救济的机会,以维护其实体权益,同时也可实现判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现代法治社会,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平等和便利地进入诉讼程序,经过正当程序的审理,得到正当的诉讼结果,并能得到执行。因此,民事诉讼具有正当性则意味着当事人的民事司法救济权与诉讼价值、诉讼目的之共同实现。

民事诉讼法的价值第9篇

一、价值之一般考察

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不仅逐渐成为我国法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1998年9月26日，李鹏委员长在内蒙古考察工作时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严格遵守程序法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保证。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要从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采取措施，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1]在哲学领域中，价值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价值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以至于到现在很多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其中包括价值的本质、价值评价、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都使从法哲学的角度对程序价值的研究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2]我国法学界另一种观点称：“法律哲学是介于法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与方法。”[3]由此可知，法哲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将哲学上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法学理论相结合而进行的，是法学理论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基础、认识论基础。法哲学与哲学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哲学领域现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哲学领域研究的拓展。所以，在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之前，先对哲学领域中相应的价值研究成果作一番回顾与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各都持有不同的看法。罗素认为：“关于‘价值’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之外。那就是说，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却仍然是可靠的事实。”[4]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所谓价值，也就是你所挑选的意义。”[5]美国新实在主义者培里说：“价值是欲望的出项”，[6] “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具有价值的。”[7]即欲望和兴趣决定价值。前苏联价值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图加林诺夫认为：“价值-这是，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需要的东西。”他还说：“价值是一定社会或阶段的人们以及个人所需要的、作为满足其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的那些物、现象及其特性，也包括规范、目的或理想的种种观点和动机。”[8]他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80年代初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们开始研究价值问题，并对价值提出了多种界定。多数学者赞同用意义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或积极意义。另有不少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对价值的不同界定还有：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合目的性；价值是人类所赞赏、所欲望、所追求、所期待的东西；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效益、效果等等。

前述观点上的分歧与多态反映了学者们在对价值的界定，价值的本质问题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分析上述观点，我们仍可以发现，尽管学者们对于价值的本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存在共识。一是在价值的研究中首先须确定相应的价值主体和客体。因为价值是一个关系的范畴，永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一种事物好不好，有无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人、一定的主体而言；同一社会现象，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主体，其价值往往不同，如果没有主体就无法作出价值判断；同样如果没有客体，主体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对象。正是由于主客体的这种关系，才构成了价值这一范畴。二是价值兼具一元性和多元性。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客体对不同的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的作用不同，主体作出的价值评价就不一样，所以价值具有多元性；而同一客体对同一时空条件下的同一主体的价值评价是一致的，所以价值又具有一元性。由此，在进行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研究时，首先要明确程序法律价值问题；其次，要弄清楚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范围问题；再次，要弄清程序价值的内含问题等等。

二、民事程序价值要明确的问题

法哲学家倪正茂指出：“法律价值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法律与自由关系、法与权利、法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把法律价值的法理研究与哲理研究加以区别。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的存在意义、目的和作用等问题。从古典自然法学派到新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实用主义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等，把法的价值说成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享有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权利、秩序、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属于法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的范畴。严格来看，这属于法理学探讨的范围。”[9]只因为西方法理学和法哲学长期合流，所以在倪正茂著的《法哲学经纬》中的《经篇》中才把这些学派作为法哲学观点来看待。从而我国法学研究者论及的诸多概念，“应作为法律价值的法理学概念来看待。诸如法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秩序价值’等等，是很难列入法律价值的法哲学范畴的。”[10]

倪正茂又指出：“法律价值的哲理探讨，所要解决的则是界定法律价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以及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作出哲理结论。在不同世界观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会有不同的结论。唯心主义者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表达以‘善’为中心的上帝的旨意，或表达作为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理性’精神，或显示存在于某个国家的‘绝对理念’、某个民族的‘绝对精神’。唯物主义者则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或启示经济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或调整社会关系等等。孰对孰错？对者为何而对，错者为何而错。”

在不同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对法律价值也会作出不同的结论。形而上学考察的结果，就会象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说的那样，就会静止地、孤立地、片面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或把法律价值当成一成不变、从来就有、传之永久的固定的东西。辩证考察的结果，就会从整体的角度、有机地、综合地、系统地论述法的目的与作用，并从法律价值的历史发展加以论述，把法律价值的形成发展看成是一种永恒变化的过程。

可能是出于法律价值的法理探讨与哲理探讨的不同，有人认为，‘从理论层次看，法律价值论属于哲学价值论的一个分支。’这样，问题又回到法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上去了。如读者所已了解的，笔者不同意法哲学为哲学的分支，当然也不会把法律价值论当做哲学价值论的分支来看待。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从哲学价值论得到启示，从而展开法律价值的哲理探索工作。“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杰罗米。边沁发起的。在19世纪早期，边沁即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提出了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制度的作用等问题首次进行了分析。[11]从那时起，关于法律程序价值的研究开始逐渐升温，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断出现。学者们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和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关于程序价值性质的第一分类，即工具性价值与独立性价值之分。其中前一种观点又可具体分为三类：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以及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把程序的工具性价值标准推到极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只是用以确保实体法实施的工具，也只有在具备产生符合正义、秩序、安全和社会公共福利等标准的实体结果的能力时，程序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实体法应当（首先）被制定出来，否则程序法将毫无意义。”[12]实体法的唯一正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13] ”程序法的最终有用性要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除大量实体法能够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否则程序法就无法实现同一目的。“[14]相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基本上坚持了程序工具主义的立场，仍然认为程序是用以实施实体法的手段和工具。但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它认为在追求程序的工具性价值的同时要兼顾一些独立性的价值。这些非工具性的目标有两个：一为无辜者免受定罪的权利；二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此对法律程序工具性价值的追求给予了一些非工具性目标的限制。这与绝对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相比无疑有了一些进步。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详尽地阐释了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问题，为人们评价和构建法律程序提供了又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认为一项法律程序应确保受判决结果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诉讼各方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成为程序的控制者而非诉讼客体。无论是否有助于实体法目标的实现，法律程序都应当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法律程序具有的价值是独立性的而非工具性的，从而形成一种与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效益主义程序理论是由西方经济与分析法学派提出的。代表人物是波斯纳。从本质上讲，该理论属于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也坚信”审判程序不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某一外在价值目标的工具，“[15]只不过这里的”外在价值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福利或提高经济效益。关于程序价值的性质问题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的学者将前述程序的独立价值称为程序的内在价值，认为程序的内在价值指的是即使并未增进判决的准确性，法律程序也经维护诸如公正、尊严和参与等等价值性的东西。它是不依赖于判决结果的。即程序价值在逻辑上与直接成本处于相同位置，是来自于程序本身的，使人感到满意的东西。[16]还有的学者认为，程序主义实际是涉及对法律程序自身正当性的判断，它实际上是法律程序的内在价值与法律程外在价值即功利性与工具性价值是相对应的[17]，由此又出现了对程序价值性质的另一种分类，即将程序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这里须明确的是，民事诉讼程序价值所针对的主体不同于民事诉讼主体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是能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者。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理论中，存在着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诉讼主体之分。而关于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关系，存在着等同说与区别说。目前区别说已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从而成为一种通说。即认为，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诉讼主体同时可以享有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18]区别之处在于诉讼主体具备不同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没有诉讼主体的参加，诉讼将无法进行；二是诉讼主体对诉讼的发生、变更、终结起着决定性或重要的作用。[19]由此可见，根据通说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诉讼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诉讼主体的地位要比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更重要一些，可以说，是诉讼主体者，必定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而是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者则未必是诉讼主体。

这里还须明确的另一个概念是程序主体。目前，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辩论中，使程序主体的概念凸现出来。所谓的程序主体问题实质上的解决是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谁应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即法院裁决所依据的证据资料是否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应否受当事人主张之约束等等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中的通说认为，应当赋予或恢复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法院（法官）或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诉讼资料应由当事人提出，判断者必须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必须始终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过多的干涉当事人的民事程序主体的权利。

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又不同于前述的三个概念，诉讼主体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都只涉及民事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的主体，而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主体，则不仅限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涉及的主体。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不仅对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存在价值，而且对民事诉讼程序之外的某些主体也具有价值，比如社会、公众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及诉讼主体等程序之中的主体与程序的关系要密切些，因此关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主体。另外，由于价值既有一元性又有多元性的特点，就使得对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进行研究时，既要认识到它的多面性，也要认识其对同一主体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其价值所显现的单一性和稳定性。

对诉讼程序价值问题的关注，表明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的研究方向已逐渐向纵深发展，人们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具体细枝末节的就事论是，对体制建设及理论体系的精美或完善化境界的一种追求已使学者们注重高屋建瓴式的理性探讨，这也充分体现了大陆法系思维学法学家的一种定式，即由具体到提象，善于并热衷于将对某事物的认识抽象化、理念化。这种追求溯源的研究方向是好的，但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抽象的理论因其抽象而模糊不定、变幻莫测、实在难以把握，那么如果连所要研究的抽象范畴本身的含义都没有搞清，则理论的正本清源的指导作用也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因基本理念的错误而影响实践的正常发展。

如前所述，价值是什么或者价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到现在仍无定论，因此在进行相关问题研究时就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在民事诉讼理论界有一种观点是把价值等同于价值目标。关于价值目标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曾是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焦点之一。那么价值目标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学者们的相关论述。传统法理论-法哲学几乎一直将正义（或公正）视为法律的唯一价值（目标）或功利价值。[20]依此推演， 审判的公正性当然也就是审判的唯一追求。[21]这里，价值目标实际上的含义就是一种最高追求或最终追求。另有学者将此称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并认为民事诉讼基本价值范畴是指人们对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和运行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衡量民事诉讼制度最基本的标准。[22]因此，可以说价值目标指的就是一种最基本、最起码的目标、要求或标准。价值范畴、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虽与价值沾边，但实际上含义迥然不同。价值最主要的是指一种实际所产生的效果，并得到了相关主体的相应评价。从动态的角度讲，价值是事物所具备的功能；从静态的角度而言，价值指的是事物能发挥的作用。而价值目标、价值要求等提法重点在后一词语，价值在这里主要起修饰词的作用，其可替换为最终的、理想的、抽象的等等形容词语。由此可见，价值目标与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毫无关联的，谈到了价值，就必然要涉及价值评价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使价值更大、更高，这是价值目标解决的问题。而这个价值实际上有多大、多高则是价值评价解决的问题。价值是什么与怎样才能获得更高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是确定的，这种确定具有绝对的意义。关于法律的价值，学者沈宗灵这样论述到：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23]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民事诉讼法所促进的价值，实际上和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同义。[24]民事诉讼法的目的， 是指人们在设计民事诉讼制度，要求或期望该制度达到的目标。目的从另一角度讲，就是追问人们设计和建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最基本的理由或需求。[25]关于民事诉讼的价值与民事诉讼目的关系，有人认为，民事诉讼的价值是从民事诉讼的目的中衍生出来的，并由它所决定，又落实到民事诉讼模式中去。[26]此说的合理与否暂且不论，民事诉讼的目的与民事诉讼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密切性却不容忽视的。一般来讲，人们会根据一定诉讼制度与设定制度本身的目的之间的相符程度来判断该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价值的大小与高低，即符合预定目的诉讼制度或诉讼程序的价值较大；反之，则较小，甚至可能为负价值。这并不是说价值就是完全主观性的，随主体的目的而转移变动的，因为尽管目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但目的的设定与实现必须以客观需要为前提，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设定也是同样的，人们不应随便地设定不现实的目的。更何况民事诉讼法程序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客观存在规定了它的目的性。主体的主观评价仅仅是对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的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已。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也应如此理解-这种价值，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其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却是客观的，作为价值实体也是客观的。就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及运行而言，由于“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要求是：国民的意志是决定法应该如何形成及继续发展的原动力，国民才是抉择如何组成、运动司法制度的主体。[27]那么，对某一民事诉讼制度或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大小的判断，就应当从程序的主体即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确定相应的评价标准，这其实也是民事纠纷的私权性所决定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却是社会、公众作为主体，他们也具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不管用什么技能评价，最终民事诉讼程序内在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程序的有用性是一切评价的原初依据或根本基础，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民事程序价值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