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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的整体发展历程
经济学在西方被称作“社会经济科学界中的皇后”，并且在出现之初，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起出现的。然而通过笔者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发现，不同专家学者对经济学这一概念持有独特的看法。而在众多的经济学概念中，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一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军事将领马歇尔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生活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他研究的是个人与生活保持着最密切关系的部分。”另一个概念是罗宾斯教授提出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从侧面研究人类行为的，也就是说研究各种手段和关系之间的一门具体的科学。”。而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已经成长为一种总体的概念，即经济科学。
经济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十七世纪诞生以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是经济学诞生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其实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在罗马等地就已经有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而真正被当做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是在1615年。紧随其后，古典经济学又被人们提出，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大量经济学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出，在这些学派中，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及法国的萨意成为这一时期最关键的经济学者。另外，这一时期在德国和美国出现了与传统英国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历史学派。
第二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经济学理论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广泛发展并且发展十分的训读，使得经济学说呈现出巨大的变化。主要变化表现有两个，一个是边际分析的方法以及关于价值的论说开始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个变化在于历史经济学派不断发展，出现了制度学派。而制度学派的代表理论是马歇尔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而在这些理论中，最受到人们关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因为它在二战之后被改作微观经济学。另外，凯恩斯主义则在二战后被该做宏观经济学，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宏观和微观学派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框架。
第三阶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上个世纪末，这一时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经济逐渐连为一体，成长为一整个市场。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例如货币经济学、公众选择学等理论。尤其是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推动着经济学朝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第四阶段：自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呈现出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并且范围激光，包括着各种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不同课程的相互交融，使得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高度融合在一起。
二、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财务管理理论由两个大方面共同组成，一方面是财务经济学，主要是基础性理论，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中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另一方面是应用型理论，主要是为企业在实践管理过程中提供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而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许多概念都通经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企业就是微观经济学说中所涉及的“生产厂商”，企业投资的规模以及整个资本结构表现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是“均衡理论”。另外，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种管理效益以及时间成本等，都是从经济学中各种理性发展条件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从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中发展而来的。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所以财务管理理论指的是对财务进行监督管理，尤其是在财务整体发生失衡的情况下，通过采取一些关键性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财务资源的具体使用。而之所以能够达到调横这一目的，是因为在这一个市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还是宏观的手和微观的手，并且两者的目的都在于让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谓的财务管理学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领域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实现企业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财务管理理论具体的理论体系
通过上文中的叙述，笔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以整个会计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其中经济学理论主要涉及的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理论内容，并且以现代化的统计学和概率学、运筹学内容等知识来完善整个财务管理理论。早在上个世纪末，麦根森就认为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框架是由资本结构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管理理论以及微观市场等多种理论组成的。而此后，韦斯顿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受到均值方差理论、期权理论等理论构成。但通过对上述所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来看，这些理论并不是真正属于整个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而应该是与市场金融理论挂钩。
（二）财务管理理论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莫迪格莱尼、米勒与资本结构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探讨资金筹集和企业财务目标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假设没有税务、没有破产成本的条件下，企业价值和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企业股票收益期望值和债务对权益资本的比率呈正相关，企业债务成本与资产报酬率之间的差值越小，股票收益期望值越大。该理论后来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基础。
第二，马克维茨及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组合理论是由马克维茨在1952年提出，其理论中利用了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及方差，之后他在原理论基础上不断完善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资产组合，根据投资商的决策合理配置资产，这是现代有价证券投资理论的前身。这就要求投资商要有独特的眼光，能有效识别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合理分配和组合资产资源。
第三，夏普及其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该理论诞生于30世纪60年代，是夏普参考马克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提出的，它弥补了资产组合理论缺乏量的分析这一局限性。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主要是对证券市场上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其风险、均衡价格进行研究，重点在于两者的关系。该理论构建了日系数，可用来衡量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及风险最低。
第四，詹姆斯?托宾及其投资决策理论。詹姆斯?托宾在业界被奉为金融投资决策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不确定条件下各种资产如何选择方法。
三、结语
我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放弃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管理方式，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不需要政府管理。我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今后将在以下领域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仍发挥重要的作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调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治理，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地区差别的解决，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协调，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优化问题，市场运行中垄断与竞争关系的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和总结，逐步探索其规律，形成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针对现实的国民经济发展实践，目前在高等财经类专业院校的教学中，部分院校设有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或开设国民经济管理课程，为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宏观经济管理人才。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感目前出版和使用的各种《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其理论体系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该理论的发展。
其一，缺乏一些基本理论范畴。事实上，每一学科都有一些基本的理论范畴。如统计学作为一门搜集、整理和分析各种资料数据的方法论科学，以总体、总体单位、变量、指标和标志等为其基本范畴是很明显的。而正是这些基本范畴，成为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并支撑起了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其基本理论范畴很不明显，从而使其学科特点不明显，影响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其二，研究对象不明确。任何一门学科，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教科书更是如此。这是因为研究对象关系到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内容，各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以其不同的研究对象为根本标志的。因此，研究对象的确定，对一门学科来讲，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多数没有对其研究对象加以阐述和界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也正是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使现有的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其内容差别较大。
其三，学科体系安排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管理内容讲得太多，而管理职能讲得则不够。国民经济管理应是在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有效决策、组织、调控等，实现经济运行的既定目标。由此可以认为，国民经济管理学是一门方法论科学，其体系内容的安排应以方法论为主体就像研究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学一样，重点放在讲述管理的原理、职能以及方法上面，而不是在内容上大做文章。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给人的感觉不像是管理学，而像是宏观经济学，但又不如经济学那样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严密的逻辑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学科体系、内容安排不合理，集中表现为把管理内容作为学科的主体部分加以阐述。
其四，传统的管理方法阐述较多，现代的管理方法阐述较少。现代经济管理，不论是宏观经济管理，还是微观经济管理，都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现代管理方法集中表现为数量化方法。作为对实践活动进行概括和理论抽象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应体现这一要求，即对现代管理方法着重加以阐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阐述管理方法时，仍然是传统的管理方法阐述得较多，现代管理方法阐述得较少。显然，这样将不利于现代管理人才的培养，也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管理实践的需要。
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结合教学实践，本文仅就目前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善的设想。
1.完善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原则。(1)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框架，要符合一般管理理论的要求，即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容要按照管理职能来安排b把有关管理内容放在相应的职能中加以阐述。如对经济增长率的确定、经济结构的安排应放在决策职能中加以阐述，而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放在调控职能中阐述。(2)突出重点，精简适用。国民经济管理无论从管理的内容，还是管理的方法看，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要做到面面俱到，必然使内容庞杂，甚至会影响理论体系的清晰化。因此，在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上，要做到突出重点，精简适用。(3)加强定量分析。国民经济管理的本质在于应用性，而目前应用性的特征之一便是定量分析。因此，国民经济管理理论的阐述，应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特别要注意一些决策模型、调控模型的应用和阐述。(4)充分吸收国外的一些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并使其中国化。
2. 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构想。按照上述原则，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体系的内容应安排如下：(1)导论，主要阐述国民经济管理的含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等;(2)国民经济管理模式，重点介绍国民经济管理的不同模式和体制，分析不同模式选择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关注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阐述它们的运行特点;(3)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和职能，主要阐述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目标，揭示国民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职能;(4)国民经济运行规律，主要应阐明经济系统的协调性、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性、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国民经济决策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其中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6)国民经济管理实施的组织体系;(7)国民经济运行的预警和调控，包括预警和调控的理论、方法和重点内容;(8)国民经济管理的评价，包括评价理论、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等。
本文认为，这种理论体系的内容安排^较之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科书体系，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顺序要求，不至于使庞杂的管理内容的阐述，冲淡管理机制和职能的阐述，突出了管理学科的特点，因而也容易使人们把握学科体系的内容，使国民经济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管理学。
关键词：经济学视角 旅游管理 政府职能
引言
随着旅游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政府在旅游业管理中的职能问题逐渐被提上议程。而经济学中存在两种对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观点：一种强调自由主义，即放任市场调配资源，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去向，尊重市场的自发力；另一种强调理性决策，如著名的凯恩斯学派所支持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干预调配资源，决定资源的去向。
当前国内旅游业已经处于急速发展的状态，相关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此时探究政府在旅游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旁观者”还是“干预者”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本文将基于部分经济学理论分析政府在现在的旅游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建议。
政府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
1.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产业的数量、结构和水平均衡发展、不断提升而促进的过程，而非简单的数量上的扩张过程。产业数量的发展即为国民经济中产业的成长、成熟，产业相关经营者由无到有、由有到多的过程，伴随着此过程必然会出现国民经济某些衡量指标总量（如GDP）上的数字增长；产业结构的发展是指以产业数量的增长为前提和基础，不同产业通过分配有限的生产要素，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结构份额不断优化从而引起产业逐渐兴起的过程；产业水平的发展则是指存在于某一产业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能力、经营能力等综合指标的不断提高过程。以上所述的产业结构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这三方面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低水平层次，与其他两个要素的发展处于不配套状态，那么此产业发展所促成的经济增长也会是畸形的增长。
2.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致力于研究出可以促进市场有效竞争、最大化规模经济效益的市场资源配置秩序。产业组织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如何合理分工以节约社会成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剑桥学派、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分别在产业组织理论的雏形中注入了对规模经济效益的进一步研究和从交易费用、产权理论等角度出发对产业组织演变的新解释。产业组织理论的探究和进步有助于政府引导产业合理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效益。
在一定意义上，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诸多现实案例也进一步证明了，通过产业政策的相应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但是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并非恒久不变，事实上它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各国要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某种情况下，实施政府干预的硬性产业政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减少政府干预度，实施干预程度较小的软性产业政策。
（二）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失灵理论是指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存在局限性，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由于实际中缺乏严格符合假设条件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而政府也并非“理想政府”。因此对于资源的配置而言，无论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或是单一的政府干预均会存在不足之处。
市场失灵。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述中，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信息不对称，公地悲剧，负外部性。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也证明了，完全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经济的正常运行既需要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又不能完全放任其自发运行。需要政府的适时干预，针对市场调配的缺陷制定出相应的调整政策。
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也不一定能解决一切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自身宏观调控方式不当，力度掌控不足或过度，导致政府干预无效而无法弥补市场失灵情况。其次，政府干预引来企业寻租行为，本来存在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后，社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足或决策能力的局限性都增加了政府决策干预失误的几率，进而导致政府决策失灵。
因此在现实中，市场不万能，政府政策也不是“灵丹妙药”，只有将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最优组合，才会达到更好的经济调节效果：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
政府旅游管理的现存问题
本文按照政府旅游管理之前、管理过程中、管理政策制定后的顺序总结了由政府管理现存问题：
（一）旅游管理实践先于理论产生
我国政府在实施旅游管理之前，缺乏指导实施具体管理行为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政府对旅游管理的实践是一种缺乏配套管理理论基础的实践，自然所执行的政策无异于“空中建阁”。与旅游产业演进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理论研究的滞后和支撑不足直接导致了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如应对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的策略无法出台。旅游法的规范难以快速确立等。
我国旅游法从1982年起数易其稿，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薄弱的理论基础无法支撑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1982年，国家旅游局召集诸多专家，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小组和工作小组，希望完成旅游立法方面的初稿。但其后经历二十余年，修改十多次，此法仍然迟迟难以出台，直到2013年才正式颁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立法机构与法律界高层意见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旅游法制研究方面的专家较少，故而旅游立法工作只好长期停留在筹备阶段，然而现实中的旅游管理行为却在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刚性统一忽视差异化诉求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默认的机制为“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具体负责，部门互相协调，各方联动执行”。这样的政策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随着各地旅游资源差异的不断扩大，曾经的“刚性统一”政策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地区旅游管理中的问题，各地政府开始发出“由统一化到差异化管理”、“由刚性转向柔性政策”的诉求。
在我国经济发达的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进行旅游管理时，希望尝试造就地方特色、符合地方风格的管理模式改革，却常常由于与中央要求有所冲突遭遇改革阻力，在诸多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出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管理中缺乏自，受到的上级政策束缚较多，面临着改革的重重困难。
（三）交叉利益难以协调
我国的旅游多头管理模式造成了诸多部门交叉利益的存在，因而在诸多管理政策出台之后、实施当中，部门对旅游管理的相关规定无法达成执行一致性，存在诸多争议。事实上，由于我国国家层面下达的很多政策具有普适性，不具有直接操作性，需要其中涉及到的旅游产业相关部门经过协调后制定出具体详细的条规，更加剧了再协调过程中的部门博弈。例如，2001年国发9号文件初时起草中提出了对入境旅游者实行退税制度的建议，其后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坚决反对，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有可能触及到某些部门的利益，进而造成一些旅游管理有利政策的流产。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牵涉到的利益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对我国政府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旅游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旅游管理的实践路径
（一）区域联合推进理论研究
根据区域旅游资源的特点，促成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的形成，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旅游业推进的现状，利用区域高校分布优势，邀请专家学者对不同区域在旅游产业定位、旅游市场细分及选择、景点定价机制、景点开发策略、推广营销政策等相关专业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由区域联合开发机构积极开展专家讨论会，解决政府在实际旅游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除此之外，重点关注与我国旅游发展演变过程相似或相近的国家，借鉴其政府在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措施，为我国的旅游管理服务。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化相对较为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因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征。鉴于旅游产业原本便是一个经济依附性较强的产业，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表现出较大差别。所以在对不同区域旅游产业管理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当地的特点，研究出针对性较强的理论，以便其可以真正地指导当地政府开展旅游管理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出一些具有通用性的“纸上空文”政策，对于现实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除了对区域差异化的研究外，研究重点还要考虑到民族差异、边缘地带的管理方法，使理论具有一定的弹性。
（二）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
目前，我国各区域之间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虽然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和资源劣势决定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和旅游资源营销的主观原因。国家应当鼓励差别化管理，允许区域性差异化的存在，推进区域旅游业差异化演进，进而协调各地旅游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应当适度授予地方政府对旅游管理的自：首先，在旅游产业弱势地区、保持优势地区、强势地区，中央应分别斟酌对地方政府的授权范围，对于弱势地区可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力度。中央需要重视自身的导向性作用，对旅游产业弱势地区政策有所倾斜，帮助这些区域逐步建立政府旅游管理体系。而对于其他两类地区，可在实地考察后决定授权力度。其次，中央应在优惠政策的放开上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授权。例如，在货币手段方面，鼓励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旅游开发融资；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融资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重点项目安排导向性低息贷款；鼓励中小旅游企业的发展；为乡村旅游经营户以村民联保方式实现小额融资等。
（三）促进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短时间内要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模式要触及各方利益，基本不具有现实操作性。所以对于各利益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各当事方需要互助合作。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协作进步。互助共赢。旅游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是整体部门共同合作的过程，不可能由单个部门的努力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部门、市场盈利机构参与主体、各个非盈利机构共同协商建设，从而逐步形成多中心管理模式，并不断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新的要求，促使政府创新其管理组织结构。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参与方修正、完善管理过程，与政府合作，以共同利益的谋取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并通过创建有效官民反馈机制，政府及时汲取民众对旅游管理模式发展的意见，综合各方意见，由政府主动承担大部分责任，协调各利益相关部门的冲突。
人力资源管理是现代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济学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最为普遍，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因此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大力引进经济学理论和相应地研究方法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现实的基础上应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人力资源规划分析、效益最优以及薪酬与激励机制，寻找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希望对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效益
作为现代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发展历史并不长，与经济学这种具有百年发历史的学科相比较现代很年轻，更不用说与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这些古老的学科相比了。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各个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也是如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相关理论，经济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为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支持。
一、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涵
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过系统阐述，他的《国富论》是最早的记载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的著作。现代的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重新解释，即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将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他们尽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做到各司其职，以求将人力和物力资源分配做到最优化，为企业谋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外，管理人员还要通过相应地培训、训导等方式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达到高质量的完成组织任务的目的。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范畴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盖的基本任务主要有对本单位的人力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为企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现有的人才梯队，并为企业从业人员创造平等的升职机会和提供相应的薪金、奖励等。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管理者关心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的深入挖掘上，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实现了人力资源职能的巨大转变。时至今日，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范畴已经相当广泛，从相关理论知识的关联程度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识范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对象就是人，实现人才的各尽其能需要具备相应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心理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涉及范畴；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对复杂的管理问题，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学；任何经济管理活动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以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现代市场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又涉及到经济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一)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
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就是为企业提供适当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才储备。在现代经济体制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经理人员只有明确把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社会人才储备情况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说，劳动力市场信息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劳动力市场信息会引导管理者做出作错误的决定，会存在逆向选择的情况，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二)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原则
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就是指各个事业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应该本着平等、透明和公开的原则，通过设置严格的招聘环节为求职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职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选才需要严格的监督制度作为保证，严厉杜绝和金钱交易的情况发生，维护企业的良好形象，并保证为组织招聘到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另外，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保证了人才的公平竞争才能为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注意的是，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候两者之间更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因此企业应该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标之后尽可能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三)员工的升职和薪资奖励
任何一个经济效益良好的单位都具备完善的员工晋升机制，并会对其中表现优异者给与一定的名誉或是物质奖励。当企业的相关职位出现空缺时，应该从下级单位中筛选出符合相关标准的人员来填补空缺的岗位，且在筛选过程中应该注重选择能力、资历、经验等最符合岗位需求的人员，因为企业管理者是通过对别人的任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级人员的工作能力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恰当的选人、用人是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另外应该考虑到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源结构和创造力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适时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管理。
三、结束语
人力资源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企业自身情况出发，改善传统的人力资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并通过完善现有的员工晋升机制和奖罚机制促进企业的长久发展。
作者：陈禹 单位：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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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伽伽.产权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会计计量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05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内涵 演变 管理学 经济学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行动承诺，反映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公众对企业的期望，狭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也包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承担着股东、消费者、社区等在内的社会责任；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经济、法律及中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还涉及对社会应该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合乎道德的一切行为（杨晓智，2009）。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从古典的企业要依照所有者或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旧理念发展到 “企业公民说”、“社会契约理论”、“相关利益人说”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业的行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对股东负责，还要对雇员、社区、政府负责，要尽到一个法人公民的社会责任等（黄志坚等，2009）。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复杂性及类型的差异性，客观上加大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难度，也决定了学者视角的不同，从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本文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探讨其演进的过程。
管理学理论视角
管理学理论的分析基础是人性理论假设，在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激励理论，进而形成不同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从人性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梅奥的霍桑实验提出的社会人理论、管理丛林所形成的复杂人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认为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金钱，其理论基础是：人是经济人，而社会人理论认为劳动者工作除了金钱外，还有社会需求和归属要求，而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需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在这些人性理论的指导下，影响企业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论，如归因理论、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激励因素）、和谐理论等，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随管理理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认为企业作为社会中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运用各种竞争和市场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和财富，企业除了遵纪守法和照章纳税外，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唯一经营目标，要求企业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是不合理到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过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复杂人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其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和发展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保障社会公正，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对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管理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前提，企业正确处理以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非市场战略和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将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改善企业与各方面的关系，使企业与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消费者的社会意识正在逐步加强，他们在购买产品时不仅注重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购买因素，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杨晓智，2009）。
企业管理的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利益的处置和分配，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实质反映企业归属权观念的变化，即如何回答“企业是谁”的这一问题。企业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股东至上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只应对股东负责，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管理者的中心任务；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内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经营者、生产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的利益结合体，企业所有者在分享利润时，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三是企业公民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存在于一个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要求把企业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 企业在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其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社会投资，遵守法律，努力创造利润，对社区、合作者、环境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
经济学理论视角
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随着社会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对企业的社会期望是不同的。其内涵发生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的激化，以及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和公司给公众的体验之间的落差则是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丰富的根本动因。
正如科斯在论述企业存在的理由时所说的，当企业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时确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边界。企业从成立起就决定必须进行成本利润分析，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竞争优势是其发展的唯一选择，因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唯一目标；当企业规模逐渐壮大时，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工伤、职业病、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企业发展而引起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也在加剧，面对利益相关者增多和国际劳工运动、人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蓬勃发展时，企业必须认真分析上述问题，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有义务回报社会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作的每个决定、每个行为都必须基于社会责任的视角。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提高，而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一样具备创造企业财富的作用，因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战略制定时，会考虑承担社会责任。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企业是一个受市场结构与社会结构共同约束的社会行动主体，它不仅嵌于市场结构，更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因而，企业是一个社会资本和非社会资本的关系集合体。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创造财富的特殊资本（石军伟，2008）。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积累和获得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从企业内部来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蕴涵在其中的潜在资源、企业成员之间建立的人际信任的关系网络，正是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基础。从企业外部来看，企业承担外部社会责任会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同时能够获得消费者、股东、政府和社区等的更多关注和支持，这种关系会促进企业销售量的增长、公司市场的扩张和竞争地位的巩固，从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企业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并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有助于企业更有力地汲取各种稀缺资源，而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不断积累自己的外部社会资本（黄志坚等，2009）。
因此，从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角度来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的变迁是在单个行为主体为谋求在现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润）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所引发的，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以法规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来实现的（林毅夫，2003）。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特定时期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组行为约束或规范、规则，其实质是企业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企业社会责任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演化过程，同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范围也有一个逐步演变和扩展的历史。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制度的变迁。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演变一般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是以消费者、劳动者、环保主义者等为初级行动团体，推动着社会责任运动不断向前，要求企业对社会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受到作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强化已有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最终得以实现（李双龙，2009），因此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形成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必须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宪法秩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度环境决定的，因此国内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就显得很不主动，从而导致许多严重背离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发生。
结论
制度就是一国政治和经济等行为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根源于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还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环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协调等问题，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供给不足，努力制定规章制度，培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任重道远。
政府在制定管理办法时不应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要充分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必须一方面积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企业具体实际情况的规范化、全方位的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体系，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经营方式和责任意识，形成能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经济核算与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本管理、商业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标化，融入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引导企业经营者把追求经济效益与履行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吴健辉，200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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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晏墅，周卿.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模型―基于演化轨迹及机理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8）
8.于光平，杨艺.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理论演进及最新文献述评[J].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5）
毕业论文
abc与价值工程管理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强调在产品设计阶段剔除产品的过剩功能，以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然而，剔除了产品的过剩功能，未必就消除了不增值作业。
（3）从信息来源来看，abc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会计的信息来源具有外向性、开放性，是对各种相关信息的综合收集和全面分析。它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信息来源，不仅要对企业内部实行规划与决策、控制与评价，并且注重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情况，收集企业外部信息，包括竞争对手情况、行业市场需求、供货商、客户意向、售后服务、周边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注重与供货商及客户进行协调与规划，甚至关注企业与相应社会责任、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关的信息。如epw厂，在采购阶段，除了采用常规方法，还通过与供应商发展密切关系进一步控制甚至降低采购成本；在销售阶段，撤掉了很多办事处，试行分销制，使企业能动态地掌握竞争对手的价格与市场行情，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增加了企业销售利润。又比如，沙钢对物资采购实行招投标做法，在与供货商充分“博弈”的过程中，取得了更有利的地位，仅1999年生铁一项就节约成本4000多万元。
(4)从战略管理手段来看，abc虽然是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信息和管理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因此，abc应该与相关的战略管理措施相互结合、综合使用，而不应该孤立地采用某一种手段。比如，可以结合价值工程、本量利分析、全面预算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目标成本、kaizen成本、基准成本、平衡记分卡和环境成本等方法。
其中，kaizen成本法主要强调降低产品制造过程成本（如epw厂降低zh产品成本的方法）；基准成本法主要是参照其他企业或部门成功实践，建立内部业绩评价标准以改善经营；平衡记分卡（balancescorecard）是卡普兰教授等人提出的新型管理措施，是一种在业绩评价和成本管理体系中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如客户导向经营业绩指标、企业内部营运及技术效益指标和学习创新与成长业绩指标等）相互融合的方法；环境成本主要核算企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成本。
以价值工程为例，正如上面第（2）点谈到的，价值工程在产品设计阶段剔除了产品过剩功能，但是未必消除“不增值作业”，同时也要看到，abc和作业链管理虽然努力消除“不增值作业”，但是未必剔除了产品过剩功能，所以，二者应该结合使用。再以平衡记分卡为例，其财务指标可以与abc的详细成本资料或价值链的财务信息相结合，而其非财务指标也可以与abc的客户需求预测等方法综合使用。这样，企业战略成本管理手段就变得更加有效。
abc和战略成本管理来自发达国家，在epw这样的技术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水平较好的现代企业中试行并获得成效。但是，在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技术、设备、自动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的状况下，战略成本管理和abc是否也能适用，是不少人都关心的问题。福建x公司和epw厂的实践，对此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按照科学的思路，努力创造相配套的条件，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abc是具有有效的推广途径的；abc的实施为科学核算成本、有效降低成本、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指明了突破口。
第三节一些企业应用abc失败的教训
虽然上文谈到了许多成功应用abc的例子，但是国内外企业对abc的应用并非都是成功的，也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比如，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所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厂（coloradosprings）就是其中之一。
惠普是世界上管理最完善、最富创新精神的企业之一。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不断地重新评估自身的控制机制和分权式的组织结构。惠普的科技含量、间接成本比重都很大，因此，理论上讲，惠普公司整体上是比较适合采用abc和相关管理措施，实际上惠普公司的大多数分支机构实施abc的尝试的确都很成功。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厂规模较大，生产示波器和逻辑分析器等测试设备。它的产品种类很多，但每种产品的产量都很少，主要销售客户是通讯及电脑行业的工程师等人员。管理层决定实施abc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产和支持流程，以找出成本产生的前因后果，并据此确定产品的成本，提供更加有效的成本控制和库存评估依据，做出更合理的定价决策。
首先，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各个流程后，该厂试图找出各种成本动因，即成本因素。此处的成本动因是指一个流程中影响该流程成本的所有因素。成本动因一旦确定，信息技术小组就会帮助成本会计部门，采取各种方法利用电脑软件跟踪这些因素。
其次，对这些软件进行修改，以加入新的成本动因。此处略举一例，对物料软件系统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识别首选零件和非首选零件。该厂在确定其所购零件的优先顺序时采取如下5个标准：技术（technology）、质量（quality）、可靠度（reliability）、交货（delivery）和成本（cost），简称为tqrdc。
第三，根据tqrdc标准的评估结果，将各种零件分为首选、中等和非首选3类。由于每类零件所引起的间接费用不同，因此对3类部件的区分是很重要的。这一程序也让研究开发部门参与了有关零件评估的工作。
该厂采用abc的这些操作，有一定的合理性，表现在：
1、抓住了该企业技术水平比较高、间接成本比较大、产品种类多、产量小、管理比较严格和会计信息系统比较先进的特点，实行abc的初衷是对的。
2、得到了管理层的支持，因而各部门配合比较积极，如信息技术小组、研究开发部门与成本会计部门配合较好。
3、成本动因的选择比较客观。比如“首选、中等和非首选”零件的区分，结合了本厂间接费用的特点；并且对于跟踪监控的软件不断改进，遵循了循序渐进的规律。
该厂abc系统于1989年开始实施，然而，1992年却半道夭折，从那以后，该厂没有再尝试过abc。那么，该厂实施abc失败的教训在何处呢？根据报道，主要问题有以下6点：
1、成本动因太多。abc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对成本的“过程控制”，来对成本“追本溯源”。可是该厂abc实施者曾试图为每一个流程“找出各种成本动因”，有一次，竟然在生产流程中挑出20多个成本因素，贪图全面，结果导致作业中心过于分散，成本核算过于复杂，既增加了abc系统建立和维持成本，又增加了管理者对abc复杂信息理解的难度，明显加大了“过程控制”和“追本溯源”的难度。
该厂应首先确定两、三个绝对关键的流程环节，再在每个环节中找出两、三个成本因素，并在初始阶段全力以赴解决这些成本因素。这样才能使abc更具有可操作性。
2、该厂对abc的应用没有体现出明确的目的。从管理层决定实施abc的目标来看，“取得准确的成本信息”应该是其首要目的。因此，有关主要生产成本的动因应该详细反映，而有关产品设计、市场需求等信息可以粗略反映。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成本动因太多”的问题。然而，该厂的abc工作却没有明确体现出这一目的：成本选择漫无目的，简单照搬abc理论，贪多求全；不但增加了实行abc的难度，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信息需求目的，提供的信息没有针对性，即使是科学地计算出了相关信息，也会出现不少abc信息“无人使用”的尴尬局面。
3、成本库和作业中心内部缺少适当管理。虽然该厂的矛头直指各种成本因素，预测间接费用的支出及成本因素的利用，但是，它只是每月公布成本因素的变化情况，包括成本因素的效率变量、比率变量及数量变化等，却不对各个作业中心内部及其成本产生过程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并不能给一个个产品的各种成本带来增值利益。因此，该厂应该发挥惠普公司良好的“自身控制机制”的优势，加强作业中心内部的控制。
4、各作业中心之间成本协调、配套管理跟不上。该厂过分注重公布成本因素的月变化情况，但在针对各个成本库和作业中心之间如何相互协调、控制成本产生的过程、削减成本方面，却从未采取任何相应手段。比如，据报道，其研发部门做出调整，开始采用首选零件后，但是采购部门却并不改变其成本结构。因此，吸取epw公司的经验，制定可行措施、努力削减非首选零件的总用量及压缩总体的成本结构，使abc与企业战略和整体企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应当成为该厂实施abc的主要目标。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讲，这种abc与企业整体管理“脱节”的现象在中国也很多，因而吸取其教训很有必要。
5、过分强调标准成本。该厂希望把某个成本因素作为管理的基准和目标，完全实行“标准成本”的控制。但是，要想在如何具体分配成本问题上使整个群体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弱化了各个成本中心的控制作用。
实施abc应注重长期控制成本、加强管理的效果，而不应强调短期内满足某一具体成本“基准目标”。如果那样做，意味着要找出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成本因素及所有适当的支出项目并予以分配。本来该厂成本动因就选取得太多，加上过分强调标准成本，使成本管理部门要把实际数据和标准成本随时做一番比较评估，导致了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对各种成本因素活动进行管理，使abc的实施就好象一场管理恶梦。与其这样做，倒不如发挥惠普公司“分权式”组织机构的特长，让各分权部门作为一个个成本库，建立责任中心，着重抓好自己内部的成本控制工作。
6、该厂对abc的应用，过于急于求成，浅尝辄止，缺少积极改进的过程。比如，虽然该厂对成本动因的跟踪软件作了动态的改进，但是abc自身并未深入实践，遇到了问题，1992年后，就再也不尝试了，而没有象epw厂那样组织项目组对产品深入分析和研究。事实上abc的推行，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非不允许有失误，关键是努力减少失误，并且根据abc的规律和企业自身的特点，逐渐改进和完善abc系统。
第四章结束语
通过前面对abc的理论概况、在我国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国内外应用状况和经验教训的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
首先要承认，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企业整体的设备水平依然很落后，如有关报道显示，钢铁、石化、电力等15个行业中，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般为5到10年，关键性技术差距更大，而abc是高新技术生产制造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的产物，所以abc在我国企业全面推行，为时尚早。然而，笔者以为，abc虽然受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思想，它们并不排斥一般企业，相反，在个别先进制造企业或企业中的某一部门可以先行实施，将会带动整个企业管理思维的变革，对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竞争力的增强，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从长期看，abc还会反作用于其科技环境，促进企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并为政府提供更科学的宏观财务信息，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推广应用abc和相关管理措施应该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abc可以在我国一部分先进制造企业或其若干部门先行实施，逐步推广，如果“等待完全符合条件再实施abc”，则会导致企业丧失快速发展的时机。
首先，abc作为一种成本核算和控制方法可以从企业个别部门到整个企业，从制造到服务，从个别先进企业到更多企业，逐步开展。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企业内技术装备水平的多层次，可以用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法与之适应。例如：劳动密集型部门可采用责任成本控制；自动化程度高、间接费用比重大的部门可运用abc控制。众多的探索已表明:即使是局部应用abc，对于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我国处于改制中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一部分已经基本具备了运用abc的条件，尤其是自动化程度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不一定要等全面符合条件后再实施。而实施abc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效益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又会促进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环境的改善，从而进一步为abc、战略成本管理的实施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其次，应用abc，应该重点强调其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作用，以广泛更新企业的管理观念，科学地分析解决问题，而不局限于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比如，尽管不少企业无法绝对做到jit、“零存货”和“零缺陷”的“数据计算标准”，但是可以向这个标准努力；更何况在运用作业管理思想解决一些问题时，有些成本是无法用金额来计算的，只能依靠估计（如建立在abc基础上的全面质量管理中因质量问题而给企业造成的信誉损失）。因此，abc不应局限于一种机械的成本计算手段，而应更多地作为一种管理思维模式运用于企业的产品设计、定价、顾客获利能力分析、质量管理等诸多管理方面。这样才体现了abc的本质意义。这也可能成为我国企业运用作业成本管理思想的一种模式。
（二）企业推行abc，必须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国企业将来在运用abc或abm时，首先应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判断这样做是否能为企业增效。尽管笔者主张大力提倡abc，但是，如果不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不考虑abc信息的“成本-效益”关系，认为运用了abc就是好的，这样一种思想也是错误的。abc在各国企业运用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任何企业都适合运用abc。如果一个企业制造费用只占一小部分，或者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或者同时生产多种产品时是按照生产线来安排，而不是按作业中心（或成本中心）来安排，则abc并不比简单的传统成本法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因此，设想运用abc、abm时，企业首先应结合自身实际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判断这样做是否能为企业增效。
其次，abc系统必须取得企业最高管理层的支持。abc、abm不是仅靠会计人员即能完成的工作，它尤其需要企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从企业竞争战略高度去看待成本问题，解决成本问题，这是成功应用这一先进原理的先决条件。abc的具体核算和管理系统必须同企业的总体管理体系相互协调，才能取得管理层的支持，才能发挥足够的效用。
第三，应用abc的具体措施，一定要结合企业自身生产流程和经营环境的特点，从而明确本企业应用abc的具体目的。由于国情、企业历史基础、产销环境和技术工艺不同，既不能照搬abc权威理论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国外或其他企业应用abc的经验。
第四，abc系统本身是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既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教训，又要在企业亲自尝试abc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根据自身的成本特点和工艺特点去不断完善abc系统，不可企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把abc作为立杆见影的“万能药”，也不可浅尝辄止，一遇困难就否定abc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第三章第一节对abc在我国应用状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应用abc的企业，管理工作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或“脱节”现象，更有必要对abc系统不断改进。
第五，推广应用abc，必须结合企业自身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要实施abc系统，仅仅有先进的会计系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素质的会计队伍，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abc管理的严格性；否则，如果各个作业中心提供了失真数据，或者人浮于事、作风散漫，abc就会弄巧成拙。所以企业必须结合自身会计人员培训的实际情况确定如何具体设置abc系统。从第三章第一节的分析来看，香港和大陆都存在着会计队伍和管理人员对abc知识不够熟悉的情况，加上我国会计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因而企业在对abc系统设置和改进的过程中，更有必要结合自身会计人员的素质状况。
总之，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企业自动化程度的迅速提高，间接费用占总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买方市场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背景，我国加入wto导致开放程度和竞争强度不断增加，企业之间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推广应用abc和相应的abm管理思想显得越来越有必要。只要企业准确把握abc的规律，深入调查企业内外部情况，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这一先进成本核算和经营管理理论的精髓，abc和相关的管理措施一定会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经管系财务1051
作者：赵小平会计来源：自己点击数：651更新时间：2005-11-12
关键词：作业，成本库，价值链，作业成本法，适时生产制度，制造成本法，责任会计制度，战略成本管理
第一章作业成本法的理论概况
本章拟就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又译为作业成本计算法，以下简称abc）的历史、产生依据、概念体系等三个方面对abc的理论概况作以介绍。
第一节abc的历史
abc起源于美国，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
（一）科勒（kohler,ericl.）的作业会计思想。科勒的作业会计思想，主要来自于对20世纪30年代的水力发电活动的思考。在水力发电生产过程中，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这里指水源）成本都很低廉，而间接费用所占的比重相对很高，这就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会计成本核算方法——按照工时比例分配间接费用的方法。其原因是，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本文指制造成本法），预先假定了一个前提，即：直接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如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生产中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原料消耗一直是成本的主体）。科勒提出的会计思想，主要有以下观点：
1、作业（activity），指的是一个组织单位对一项工程、一个大型建设项目、一个规划或重要经营事项的具体活动所作的贡献，或者说某一个部门的某一类活动；作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此时才第一次被运用到成本核算和生产管理之中。
2、作业账户（activityaccount），对每一项作业设置一个作业账户，对其相关的作用（贡献）和费用进行核算，对作业的责任人，要能进行控制，即是说，同一个责任人控制的作业活动才是一项独立的作业。
3、作业账户的设置方法是，从最低层、最具体、最详细的作业开始，逐级向上设置，一直到最高层的作业总账，类似于传统科目的明细账、二级账和总账。
4、作业会计的假设是，所有的成本都是变动的，所有的成本都能够找出具体责任人，控制由责任人实施。
在会计史上，科勒的作业会计思想第一次把作业的观念引入会计和管理之中，被认为是abc的萌芽。
（二）斯拖布斯（g.t.staubus）的会计思想。斯拖布斯是第二位研究作业成本法的学者，他分别在1954年的《收益的会计概念》、1971年的《作业成本计算和投入产出会计》和1988年的《服务与决策的作业成本计算——决策有用框架中的成本会计》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作业成本观念。其理论要点有：
1、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而作业会计是一个与决策有用性目标相联系的会计，同时，研究作业会计首先应该明确其基本概念，如作业、成本、会计目标（决策有用性）。
2、要揭示收益的本质，首先必须揭示报表目标。报表目标是履行托管责任或受托责任，为投资决策提供信心，减少不确定性，报表中的收益和利润，与成本密切相关；abc揭示的成本不是一种存量，而是一种流量。
3、要较好地解决成本计算和分配问题，成本计算的对象就应该是作业，而不是某种完工产品或其对应的工时等单一标准。成本不应该硬性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更不是根据每种产品的工时来计算分配全部资源成本（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而是应该根据资源的投入量和消耗额，计算消耗的每种资源的“完全消耗成本”。这并不排除最后把每种产品的成本逐一计算出来，而是说，关注的核心应该是从资源到完工产品的各个作业和生产过程中，资源是如何被一步步消耗的，而不是完工产品这一结果。
（三）20世纪末abc研究的全面兴起。当时，计算机为主导的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直接人工费用普遍减少，间接成本相对增加，明显突破了制造成本法中“直接成本比例较大”的假定。制造成本法中按照人工工时、工作量等分配间接成本的思路，严重扭曲了成本。另外传统管理会计的分析，重要的立足点是建立在传统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因而其得出的信息，对实践的反映和指导意义不大，相关性大大减弱。虽然当时流行许多模型，但是除了所依据的信息相关性值得商榷外，还很抽象、难懂，甚至一些专家都看不懂，其实践意义就更差了。在这种背景下，哈佛大学的卡普兰教授（roberts.kaplan）在其著作《管理会计相关性消失》一书中提出，传统管理会计的相关性和可行性下降，应有一个全新的思路来研究成本，即作业成本法。由于卡普兰教授等专家对于abc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而完善，使之上升为系统化的成本和管理理论并广泛宣传，卡普兰教授本人被认为是abc的集大成者。其理论观点有：
1、产品成本是制造和运输产品所需全部作业的成本总和，成本计算的最基本对象是作业，abc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产量耗用作业，作业耗用资源。即：对价值的研究着眼于“资源作业产品”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资源产品”的过程。
2、认为abc的本质就是以作业作为确定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引导管理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成本发生的原因及成本动因上，而不仅仅是关注成本计算结果本身，通过对作业成本的计算和有效控制，就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制造成本法中间接费用责任不清的缺点，并且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间接费用在abc系统中变为可控。所以，abc不仅仅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更是一种成本控制和企业管理手段。在其基础上进行的企业成本控制和管理，称为作业管理法（activity-basedmanagement,以下简称abm）
abc的成本虽然是“完全消耗成本”，但是并不同于中国1992年以前的“完全成本法”的成本，因为abc的成本强调的是“消耗”的成本，未必包括全部生产能力成本，即不一定等于“投入成本”。比如，如果一台机器每月正常产量是100件产品（代表了生产能力和投入成本），但是如果企业只投产了80件，就存在着20件（100件减80件）产品所对应的“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而abc下产品的成本就不包括“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只指全部投入成本的80%；相反“完全成本法”是原苏联模式的照搬，核算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全部投入成本，指运输费用和生产、管理、理财费用等全部支出项目，包含了“已利用”和“未利用”生产能力成本。
第二节abc产生的依据
那么，abc理论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客观依据呢？
一、理论依据。
abc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以产品作为成本分配的对象，把单位产品耗用某种资源（如工时）占当期该类资源消耗总额的比例，当成了对所有的间接费用进行分配的比例，这是不合理的；成本分配的对象应该是作业，分配的依据应该是作业的耗用数量，即对每种作业都单独计算其分配率，从而把该作业的成本分配到每一种产品。
二、实践依据。
（1）从必要性上来讲，abc产生的依据体现在针对传统成本计算法的科学性、传统管理会计的研究和实践中对于成本习性的假设所产生的质疑。
传统成本计算法假定直接成本比例较高，同时，传统管理会计中，把成本习性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并且建立模型y=a+bx，而这种成本的划分和模型的相关性，是立足于短期内经营、业务量也无显著变化的假设上的。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企业要应对多变的市场风险，强调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突出了战略管理，企业管理部门对持续经营的要求日益增加，而从长期经营的角度来看，绝大部分成本都是变动的，传统认为成本属性应该划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假定和模型y=a+bx，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时间上的相关性；兼并的浪潮、生产的规模化、经营的全球化，导致企业的业务量急剧上升，突破了模型y=a+bx的业务量假定；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计算机为主导的智能化、自动化日益普遍，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网络经济为首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已经到来，这些经济活动，导致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等直接成本投入比例大大降低，许多企业的间接成本占绝大部分，这导致模型y=a+bx即使在短期内和一定业务量内也失去了相关性。时代的发展，需要一种解决传统信息失真问题、打破y=a+bx模型的成本计算理论，而abc就是满足这一需要的理论。
（2）从可能性上来看，适时生产法（justintime,以下简称jit）为abc的可行性创造了条件。
在日本等国家，jit已经逐渐推广。该生产系统中，企业在生产自动化、财务电算化条件下，合理规划，大大减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周转时间，使原材料进厂、产品出厂、进入流通的每个环节，都能紧密衔接，甚至完全消除停工待料、有料待工等浪费现象，减少生产环节中不增加价值的作业活动，使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象钟表的零件一样相互协调，准确无误地运转，达到减少产品成本、全面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综合经济效益的目的。
jit系统需要较高的管理水平。如要有“零存货制度”，以保证减少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占用的资金，真正做到适时生产，进而要求良好的交通、完善的原料市场等社会条件；要有“零缺陷制度”，保证各环节衔接正常，及时提供合格产品；要有“单元式生产制度”，如同银行的“柜员制”，消除过细的分工，这又要求车间工人是全能的，保证封闭式生产，因为过细的分工带来了过多的流水环节。目前这些在中国很难完全做到，但我们可以努力逼近这一标准。
由于作业账户的设置方法是从最低层、最具体、最详细的作业开始，逐级向上设置的，操作比较复杂，因而需要较为精确而高效的成本统计和计算手段，需要严格而科学的控制和管理体系。而jit的出现，就使abc的应用成为可能。
第三节abc的概念体系
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需要一套必要的概念体系作为支撑以便完整而准确地解释世界、探索规律从而指导实践，abc也不例外。abc必要的概念有以下几种：
（一）与作业有关的概念：
1、作业（activity），指企业为了达到其生产经营的目标所进行的与产品相关或对产品有影响的各项具体活动。
2、作业链（activitychain），是相互联系的一系列作业活动组成的链条。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为了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活动实体的组合，所以企业就是作业链。
3、价值链（valuechain），从生产经营环节上看就是作业链，是从货币和价值的角度反映的作业链。卡普兰教授等学者认为，立足于经营的最后一个环节（即产品销售到顾客的环节）来看，能够产生和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是需要大力加强的有效作业，不增加价值的作业是维持作业或无效作业，需要严格控制。但是，无效作业不等于无用作业。比如，修复残次品、管理活动，都增加不了价值，是无效作业，但却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有用作业。
价值链需要不断的优化组合，如努力减少各环节的无效作业，使之逼近于零；在各环节有效作业中，提高其产出比例等。前面提到的jit、“零存货”、“零缺陷”和“单元（柜员）式”生产制度就是优化价值链组合的重要手段。
价值链的优化组合需要对其作科学的分析。分析价值链应该体现市场营销意识，尤其在买方市场中，要从顾客着手，分析顾客支付的价格与其受益的比例、产品与竞争对手的比较，逐步延伸到厂商的内部价值链组合情况；控制价值链应该从产品设计环节开始，尽力改善价值链的组合，提高其投入产出比例。
（二）与作业成本习性(costbehavior)有关的概念：
1、短期变动成本，就是短期内发生变动的成本，与产出量呈正比例变动。这与传统意义的“变动成本”口径是一致的。
2、长期变动成本，是短期内一直不发生变动，长期中虽不随产量变动，但是与作业量呈正比例变动的成本。比如产品质量检验费，不应该按产量分配给产品，而应该按照产品接受的检验劳务量（作业量）来分配，就可以看作一种长期变动成本。
作业量与长期变动成本二者的变动不一定是同步的，存在一个时滞问题，即作业量减少时，当期长期变动成本未必减少。比如，当月企业质量检验次数减少了，但是检验人员的固定工资可能并没有马上减少。对此调整期的成本分配问题，应遵循“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
3、固定成本，是既不随产量变动，也不随作业量变动的成本，比如西方国家企业中历史成本计价的“土地所有权”。
作业成本法下的长期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在传统制造成本法下都叫“固定成本”。
（三）与成本动因有关的概念：
1、成本动因（costdrivers），又译作成本驱动因素，是对导致成本发生及增加的、具有相同性质的某一类重要的事项进行的度量，是对作业的量化表现。成本动因通常选择作业活动耗用的资源的计量标准来进行度量，如质量检查次数、用电度数等。
选择合理的成本动因很重要，最好由成本会计师、生产工艺工程师、abc专家共同组成专门小组来做选择，要把企业看作价值链的组合，照顾到动因选择的全面性、代表性、操作性和动因与其他部门的密切关联性。
主要以资源消耗数量作为基础的动因，通常是伴随着短期变动成本而发生的，是分配短期变动成本的根据，大多既与作业量有关，又与产量有关，接近于传统的变动成本处理方法，比如制造业中机器运转时间、加料重量、工时（虽然不等同于传统成本法的“工时比例分配法”，但工时仍可以选择为动因）。但是主要以作业量（可以看作工作量，但不是产量）为基础的成本动因，如检验、维修等部门作业，导致了长期变动成本的发生，是分配长期变动成本的依据。如表1-1：
表1-1制造企业的部分成本动因及各自驱动的成本
成本动因驱动的成本
生产批次生产、调度部门的相关成本
进料定单数量材料采购部门的相关成本
验收次数验收部门的相关成本
发货单数量发货部门的相关成本
维修次数维修部门的相关成本
检验次数质量管理部门的相关成本
生产调整和投产准备次数生产调整部门的相关成本
2、成本库，即作业中心，由相同性质的成本归为一类而构成，如维修车间、检验车间各自对应一个成本库。
选择成本库（作业中心）的类别时，也应该照顾其与整个价值链、其他部门联系的密切性。成本库的主要类别有：
（1）单位水平作业中心，即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发生的作业量不变，作业总量随产量变动，如原材料耗用中心。
（2）批次水平作业中心，即生产每一批产品所发生的作业量不变，作业总量随生产批量呈正比例变动，如生产调度、计提准备、质量检验中心。
（3）产品水平作业中心，即为支付生产每类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作业总量随着产品的项目呈正比例变动，如产品测试中心。
（4）维持水平作业中心，为了维持生产环境所发生的作业，如冬天取暖、夏天降温、车间照明等中心。
3、分配率，某一成本库耗用的可归集的总成本，除以该成本库对应的总作业量。其意义和作用类似于制造成本法的制造费用分配率。
4、作业成本的分配方法为：某产品应分配的某类作业成本i=该类作业成本分配率×该产品消耗的该类作业量
该产品应分配的全部作业成本=∑i
从abc的概念体系的框架中，我们可以看出，abc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过程应该描述为：生产导致作业发生，产品耗用作业，作用耗用资源，从而导致成本发生。这与传统的制造成本法中产品耗用成本的理念是不同的。这样，abc就以作业成本的核算追踪了产品形成和成本积累的过程，对成本形成的“前因后果”进行追本溯源：从“前因”上讲，由于成本由作业引起，对成本的分析应该是对价值链的分析，而价值链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所有环节，所以成本分析首先从市场需求和产品设计环节开始；从“后果”上讲，要搞清作业的完成实际耗费了多少资源，这些资源是如何实现价值转移的，最终向客户（即市场）转移了多少价值、收取了多少价值，成本分析才算结束。由此出发，作业成本计算法使成本的研究更加深入，成本信息更加详细化、更具有可控性。
第二章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应该推广应用abc
本章拟就abc的现实意义、适用条件和在我国推广应用的可行性等几方面来阐述“在我国先进制造企业中应该推广应用abc”这一观点。
第一节abc的现实意义
（一）微观意义
ⅰ、abc使成本信息更加科学，
解决了传统成本信息失真问题
同一种产品的单位成本在作业成本法下和制造成本法下计算出的结果常有差异，甚至相差悬殊。为什么呢？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方法对间接费用的分配不同。制造成本法把每单位产品耗用的某一项成本标准（如产品耗用的工时占总工时的比率），当成了对所有费用（如在电器开关制造类企业中，包括备料、液压、喷漆、加盐、检查和折旧费等）进行分配的比率。事实上，产品分别耗用各种费用所占各种费用总额的比例，绝不是仅仅用工时比例这样的单一指标所能代表的（尤其是间接费用）。这样的实例很多，比如，生产工时或机器工时耗用较多的产品，其耗用的产品质量检验费用就多了么？显然未必，因为检验费用的多少与生产时间的长短没有直接的正比例关系。又如，某产品的工时耗用比重大，也许是由于在集体劳动中（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许多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共同在车间劳动造成的，而不是占用车间的绝对时间很多，也就不应该分摊较多的厂房折旧费用。所以，制造成本法下按照单一的工时等标准分配间接费用的做法，显得草率武断，必然造成有些产品成本虚增，有些虚减，不符合“谁受益，谁负担；多受益，多负担”的公平配比原则和信息相关性原则，导致成本信息失真。
我们举例来说明其信息失真的影响：如果企业本月在同一个车间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量高，另一种产量低，那么在制造成本法下，高产量的产品由于耗用的工时比较多，就负担比较多的厂房折旧费，而低产量的产品由于耗用的工时比较少，就负担比较少的厂房折旧费。然而，两种产品占用厂房的时间是相同的，应该分担相同的厂房折旧费。所以，制造成本法高估了高产量产品的成本，低估了低产量产品的成本。
而abc则解决了这一问题。从以上分析中还可以看出，abc的关键步骤在于，计算出每种作业的分配率，再根据每种产品消耗的某项作业量乘以相应的分配率，得出这种产品消耗的该项作业成本，再把这种产品消耗的各项作业成本加总，就是这种产品的作业总成本。
可以看出，abc区别于传统成本法的计算步骤在于：abc不是直接考虑产品成本或工时成本，而是首先确定间接费用分配的合理基础——作业，然后找出成本动因，具有相同性质的成本动因组成若干个成本库，一个成本库所汇集的成本可以按其具有代表性的成本动因来进行间接费用的分配，使之归属于各个相关产品。
因此，abc与传统成本法相比，其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在：缩小了间接费用分配范围，由全车间统一分配改为由若干个成本库进行分配；②增加了分配标准，由传统的按单一标准分配改为按多种标准分配，对每种作业选取属于自己合理的分配率。abc针对生产过程中每种作业选取属于自己的分配率，按各产品消耗成本动因或作业的数量将成本库的成本逐一分配到产品总成本中去，这样，成本核算的核心就集中在了生产对资源一步步消耗的各个具体环节中，抓住了许多动态变量，就真正消除了传统成本法中用人工工时等作为唯一标准去分配全部间接费用的不合理性，解决了传统成本法带来的成本信息失真问题，使成本核算更准确，更具有相关性和配比性。
ⅱ、abc使企业产销决策更加合理
产销决策和产品定价合理性的基础是成本计算的科学性。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传统成本法下的成本信息是不科学的。不过，在粗放式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产品中人力、材料等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绝大部分，而间接成本所占的比重较小，所以传统成本法中对间接费用分配的不合理数额所占的比例也较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此时基本上是卖方市场，产品利润率较高，保证了单价和单位成本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差额，足以抵消传统成本信息失真的影响，因而传统成本法保持了较大的相关性，通常不会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工人工资等直接成本所占的比例大大减少（许多企业直接人工只占总成本的5-10%），间接成本比例大幅度增加，传统成本法失真信息的数额越来越巨大；而且，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厂商之间竞争日益激烈，许多产品的市场单价已经逼近成本，容纳不了太多的成本误差。
此时仍然根据传统成本信息作出的产销决策，常常是有些产品本来是赢利的（尤其在单价很低时，其真实的赢利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在传统法下，企业误以为是亏损的（比如高产量的产品成本就被高估，获利水平被低估），从而错误地拒绝了定单，丧失了市场机会，在竞争十分激烈的买方市场下，非常可惜。而有的产品，实际上是亏损的（尤其在单价很低时，其真实的亏损率是难以容忍的），但是在传统的成本法下，企业误以为是赢利的（比如低产量产品的成本就被低估，导致利润被高估），从而错误地接受了定单。这样，传统成本法进一步造成了利润报告的严重失真。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定单单价都高于‘单位成本’，但最终却亏损”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
abc的本质决定了它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采用abc后，成本信息更具有科学性、相关性，从而使产销和定价决策更加合理、利润信息更加真实。
ⅲ、abc对企业内部管理的意义
实施abc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在作业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责任中心，甚至进一步采用作业预算方法和作业管理法，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责任会计目标。作业成本的核算过程中，成本核算的核心集中在了生产对资源一步步消耗的各个具体环节中，比如在电器开关制造企业中，abc使管理者准确把握了诸如备料（原材料消耗）、液压、喷漆、加盐、检查和直接人工等作业活动，从而控制了成本的形成和累积过程。比如，如果耗用总成本最多的是液压部门和喷漆部门，要引起重视，查明原因，看是否有贪污、浪费等现象，以及是否这两个作业中心技术不够先进、工艺不够合理。即使这样巨大的开支是合理的，仍要视之为“要害部门”，严加管理，任用优秀的液压、喷漆作业责任人。又如，如果分配率最大的是液压和加盐部门（虽然加盐部门的总成本不是很大），也要引起重视。如果证实这样的分配率是合理的，就加强对这两项作业耗用数量的控制，合理减少生产流程中加盐的次数。这样，abc就把管理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资源消耗的原因上，有利于更好地执行责任会计制度，改善内部管理。
ⅳ、abc对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的意义
实施abc对企业的深刻意义，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管理会计的局限性，体现了先进的战略成本管理思想，能有效改善企业的战略决策。
传统的管理会计，根据传统成本信息，把成本习性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并建立模型y=a+bx（a为固定成本；bx为变动成本）。这一模型的有效性是立足于短期内经营和业务量无显著变化的基础上的。然而，随着规模化和全球化经营的日益普遍，企业的业务量急剧上升，长期来看，绝大部分成本都是变动的，传统成本信息失真程度不断增加，传统的模型y=a+bx所提供的管理信息，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相关性。
基于abc的管理会计分析，不把成本简单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而是以作业这一流量作为划分成本习性的依据，进行动态的价值链分析，根据这种比较准确的成本信息所进行的动态分析和管理活动，从战略经营的角度看，具有更大的相关性。而且abc为基础的战略管理，是立足于经营全程的作业链和价值链管理，把握了市场需求动向、企业生产过程和售后服务等经营的全部过程，能够使企业经营战略更及时地应对市场风险、适应环境的变化。
ⅴ、abc对企业优化资源配置的意义
全世界、研究机构内部、国家之间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长，合作者通过合作开展了相互的学习并能在学术领域产生比个体更强的影响力。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合作确实能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同时通过合作发文整合合作双方竞争力和技能，进而能攻克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升成功的机会。而两个地方之间的科学合作强度，一方面取决于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则由合作所需的时间与金钱所决定，如研讨会、学术会议、学习交流、研究室资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会随着研究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交通及信息沟通方面的技术进步通过简化科研合作过程，降低远程信息沟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时促进了科研合作这一增长趋势。Hoekman的研究假设指出不仅是物理距离，地区边界、国家边界、语言边界也会影响欧洲科研合作，但这一影响程度随着时间减弱。那么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将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设体系，形成本文的假设。假设1: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随着距离的增加，在NSFC项目资助下科研合作会随之梯级式减少。假设2: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研究主体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科研合作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产出包括发明、数据库、专利、技术、专著以及发表的论文，其中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从而保证了最基本的质量及独创性，从而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科学合作的载体以及一个体现个人学术价值的指标，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产出形式之一。关于论文的统计数据来源有三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献计量和数据库中所提取的已发表的论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项目中两个或更多学者之间的密切交互，这种交互是带有一个或更多目的的，如为获取资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种科研合作行为:责任划分、资源共享、知识转移、学术会议、交互技术，观察Cumming论文中的相关系数矩阵发现五种合作行为与六种项目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中，知识转移与项目产出之间的6个相关系数均高于其他四个合作行为。进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开发表物上的成对出现的地区名称，所以对于本文所建立的数据库而言，是在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上发表的由NSFC项目资助下的共同发文的单位名称。本文研究团队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间在CNKI个人数字图书馆中，按照期刊检索条件为“支持基金”，并在该选项中输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396名博导在1999－2012年间所获475项NSFC项目的批准号进行摘要式检索，共检索到8156篇论文。采集检索结果中的“作者”、“作者单位”、“年份”三项信息，所检索出的信息逐一录入“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项目数据库”。Katz总结了影响科学合作的十类因素，其中第十种就是空间距离的缩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合作关系应包括三个步骤，参照Katz所提出的步骤，本文在第一步中构造了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面板数据库，同时对所使用的分析工具进行了扩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开展静态面板回归和动态面板回归。
3研究结论
3．1随着距离的增加，合作是否会随之梯级式减少
距离所造成的合作障碍因素包括文化的、语言的以及组织间的差异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强度在本质上会随着两个交互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削弱，同时因为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需要项目参与者频繁地开展研讨活动，从而处于相同或邻近地域的学者之间开展科学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倾向于空间上的集聚。从空间上看是否是这样呢?从图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间8156篇论文中合作发文单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内部的除外)对子，可以看出中国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经度23°117''''E至45°75''''E以及纬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规则梯形区域里，这一区域的四个顶点分别为成都、广州、上海、哈尔滨。另外，华东地区是七大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便引发了如下问题，即图1中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间的合作，若从地区层面来看，又呈现出怎样的更为深入的现象和规律呢?Hoekman对2000－2007年期间的WOS数据库中33个欧盟国家的313个地区的合作发文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就总体而言，样本的科学合作发文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地区边界效应要强于国家边界效应，而后者又强于语言边界效应，这三者的弹性系数依次为:－3．342、－1．645、－0．969，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发文具有地域性，且“远程逻辑”与“地域逻辑”并存。本文对Hoekman的远程逻辑进行细化，对应图2中的地区③间合作以及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而地域逻辑对应图2中的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图2中三种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荡态势，以2004年为界地区间合作占比与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之间合作占比两折线开始呈现明显的交错上升态势，地区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为2009年的0．067，而地区内相同城市不同学校间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为0．052，地区间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达到0．051，这两个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区内不同城市间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从2005年开始后者一直远远低于前两者，说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NSFC项目资助下在发文上呈现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区”偏好，并随着时间的推进得到了加强。这两个偏好的发现恰恰与Pan不谋而合。尽管当前交互工具有较快发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着科研工作者更倾向于寻求与他们位于同一区位的合作伙伴。然而远程合作却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强度呈指数衰减。由图2发现假设1部分成立，即合作会减少，但不是梯级式的，而是发生了主体的跃迁，即跨区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间的偏好跃迁。
3．2跨越不同边界时，合作是否会呈现出不同规律
牛顿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间上不同点的主体之间的交互问题，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域网络中科研合作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地区之间的合作强度取决于两个地区各自的发文量及两地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分别借助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借助静态面板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NSFC项目资助下所开展的科研合作进行分析，关于距离与科研合作相关关系的代表性文献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静态面板的总结如表1所示。Montobbio总结了距离的四种测度:地理距离(包括三种计算方法:两地区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也可用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间的经纬度距离，亦可用两地区的最大城市之间加权的距离来衡量);考虑了交流成本的“时差”距离;文化历史相关的距离;技术距离。由Montobbio的相关系数矩阵表发现第一种距离中的三种类型的距离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三者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0．99，从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种即可，同时结合表1的归纳，本文采用的是与Pan相同的测度形式，即以两个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度量。根据技术经济及管理博点的分布，参照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的划分，中国七大地区的中心城市最终确定为⑥:沈阳(东北)、上海(华东)、武汉(华中)、广州(华南)、重庆(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区之间的直线距离采用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作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与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为:Cij=kPα1iPα2jdβij，据此建立计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为地区i(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为地区i)与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pubi表示地区i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pubj表示地区j在NSFC项目资助下在CNKI上的总发文量，disij用两地直线距离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项，误差项为vit，i=1，…，7为横截面下标，t=1，…，13为时间单元下标。经过LLC单位根检验，发现co．pub、pub、dis均不存在单位根，说明不存在伪回归，可以使用OLS进行静态面板回归分析⑧，结果如表2所示。(1)地区合作的距离效应、自我效应、寻他效应与滞后效应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区间的重要程度不同，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不仅受到其周边地区的正向影响，而且与其所处的研究网络中关系邻近地区的影响，Scherngell研究发现两个组织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00km，两者的合作会减少27．8%。表2对某个地区其他地区之间合作发文的计量模型进行了静态面板回归，发现七个地区的距离与合作发文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间，即距离disij与双边合作co．pubij呈负相关关系又即存在“距离效应”。其中华南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弱为－0．1615，说明短期内空间上的邻近性对于该地区开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而华东地区的距离系数最强为－0．3017，表明在短期内空间距离仍是影响该地区开展科研合作的关键因素，意味着该地区开展区际间合作时地域空间的邻近性显得更为重要。地区i及其他地区j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与该地区自身发文量pubi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华东地区自身发文量每增加100篇，其与其他六个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64．83篇，在七个地区中“自我效应”最强。“自我效应”强即当对方合作发文量一定时，某地区自身发文量越多则其会吸引其他地区参与合作发文的意愿越强。西北地区的“自我效应”最弱，其相关系数虽也为正，但不显著。自身发文量弹性系数低于0．3的地区有东北(0．2899)、华北(0．2998)、华南(0．2609)，高于0．3的地区为华中和西南其系数值分别为0．3368和0．3442。地区i的合作伙伴j的发文量pubj也会对这两个地区间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影响，但却呈现出正向和反向两种情况:如华东地区合作伙伴发文量会对华东地区的合作发文量产生反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91(虽然并不显著)。华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虽然会对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产生正向影响即为正相关系数，但却不显著。东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发文量与这两个地区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均高于0．3，在显著性水平均为1%时分别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区的“寻他效应”最强，即当该地区自身发文量一定时，其合作伙伴发文量越大，则西北地区寻求与合作伙伴共同发文的意愿越强。表2的分析均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合作的短期规律，那么长期条件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规律呢?借助动态面板开展进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滞后项，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进而造成了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减小了一阶差分GMM估计量的偏误而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样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式(2)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当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作为解释变量后，发现华南、华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别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过Sargen检验即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表3中仅有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四个地区的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观察表3发现东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会对当期合作发文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存在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3574，表明东北地区上一期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发文量便会增加35．74篇。可认为东北地区存在“滞后效应”即前一期的合作发文量L．co．pubij会对后一期的合作发文量co．pubij产生显著性影响作用，这与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结论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对1990－2004年间欧盟项目资助的科研网络中296位学者在基金资助下的科研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资助期结束后，科研网络中的合作对科研产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上一期的论文产出对后一期的论文产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下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介于2．40－2．55之间。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间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机构124位受访者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同时前期发文量与当年国际合作发文量之间在显著性水平为5%下呈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为1．01。可以发现这两项研究结果中的相关系数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关系数值。华东地区、西北地区的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对当期合作发文量的弹性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为0．3310和0．2713。而华北地区的“滞后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的滞后效应最强。另外，当解释变量系统中引入滞后一期合作发文量后，其他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四个地区中仅有华东地区的所有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不仅作用方向没有改变且作用强度加大了，称为华东模式:短期内华东地区的距离效应(显著)、自主效应(显著)均在长期内得到了强化，而短期内不显著的负向寻他效应在长期内却变得显著了。这表明华东地区在当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该地区作为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基础研究的重要知识基地，吸引其他地区与其合作的引力会更强。长期内距离效应变得不显著的地区为华北、西北，表明短期内华北、西北两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的距离障碍在长期里却会“消融”，这种现象也发生在5thEUFP项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个科研项目中必须有国际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中国国内数据，基于此可以认为NSFC不仅应加强国际地区间合作，更应首要加强国内(地区)合作。但多长时间才能出现距离的消融却是一个问题，部分取决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项目资助政策上鼓励合作研究，若是则距离消融的时长会大大缩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间11个发展中国家与7个发达国家的USPTO专利申请者的14684项合作开发的专利，利用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创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国家的预期合作越多，越多的当地需求会降低空间距离对开展合作的影响，反映在相关系数上绝对值减小。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释为何长期中西南、华东的距离障碍却未消融，即西南和华东地区的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在NSFC项目资助下开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区内部。长期内华北地区合作伙伴的发文量对华北地区合作发文量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关系数为－0．0994(不显著)，表明条件充分的时华北地区可能会向华东模式演进，而条件之一便可能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导的时空迁徙，本文统计数据显示在统计期内发生迁徙的博导中有16．7%的迁徙进入华北地区。而跨省合作的现象并不显著，但对于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而言其开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细化特征?本文对20个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城市开展合作发文占比为前三四分位数的邻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三个指标在图3中进行了展示。发现图3中大椭圆以及小椭圆所包括的点呈现出“剪刀差”走势。城市内合作占总体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为:哈尔滨40．98%，南京32．93%，长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汉20．25%，成都20．00%。图3中，对技术经济及管理博士点所在的20个城市按照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对三个指标同时进行了排序，发现福州、南昌、长春、杭州、哈尔滨、南京、北京、沈阳、长沙、成都这10个城市中的不相邻神域合作占比折线与同省合作占比折线形成了一个大“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邻省合作的意愿和频率均很低，说明随着这10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意愿的减弱，同省合作的倾向却得到了加强。相对而言，福州、南昌、长春三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倾向几乎是占绝对主导的。而重庆、武汉、合肥、西安、太原这5个城市的不相邻省域合作占比折线与邻省合作占比的折线也形成了一个小“剪刀差”趋势，且由前至后开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说明这五市开展邻省及不相邻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频率均相对较强。综上所述，研究结论显示不论是从地区层面，还是省域层面，均发现假设2成立。
4主要结论及展望
关键词：信息技术；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信息技术作为时展的主流，计算机、物联网以及多媒体为核心的技术发展过程中，促使人类转变以往的日常生活交流学习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学习的效果，因此，在高校实行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发展滞后的现状，充分借助信息技术平台构建经济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可以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满足社会需求适应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信息技术可以为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实践的教学场所，利用高科技技术进行实践内容，虚拟模拟结合的实践操作下，使得学校可以节省大量的实践经费，为学生提供更先进科学的实践教学体验，帮助学生尽快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自身经济管理专业的经验提升。
一、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1．突破传统实践教学模式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突破传统实践教学模式。信息技术具有跨时间、跨区域的特征，可以促使经济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突破以往传统教学的局限性走出课堂，走入实践虚拟空间，虚拟教学突破时间教学的成本。学生在登陆虚拟网络系统的同时，不受时间、地域、空间的限制，随意选择自身的管理角色进行管理模拟实践练习，并根据自身的需求设定合理的实践内容等。
2．提高经济管理实际教学的质量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提高经济管理实际教学的质量。在经济管理专业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可以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能力，并在教学中利用虚拟的网络空间构建实践模式，对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增强自身的实践经验，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影响下，传统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实践教学融入了现代进行技术，提升了虚拟化实践平台的教学效果，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感受到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深入感受到社会激烈竞争，更好地将实践知识应用到工作中，为社会输送更加高素质的管理类人才，提高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质量。应用信息技术进行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教学的水平，从而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而且促进了教师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自我能力的提高，全面地实现了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端技术、管理人才，提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二、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模式
1．模拟教学
应用信息技术模拟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专业管理的实践教学人才，其在经济管理实践情境的过程当中，为学生创造了管理的主动权，总结管理经验，进行模拟学习的重要建设平台，强化学生理论知识，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平台对学生进一步学习实践管理，掌握经济管理操作经验，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2．实践推演
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实践推演，绝大多数的学校开始应用新媒体教学，新媒体技术为学生提供形象的知识解释方法，活跃课堂气氛，微信、微客等多种新媒体技术提高学生的课堂直观感受真实性，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对企业的生产运作及时了解，在虚拟的时间操作中获得经验，促进自身专业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三、应用信息技术发展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未来情势
信息技术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期，在高科技的助力下，可以更好地解决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难题，为学生构建模拟实践教学空间，使得学生深入实践教学的内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应用信息技术为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提供帮助。促进学生充分消化吸收理论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可以使得学生直观地感受到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掌握实践经验，提高自身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为社会输送输送具有较高素质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未来信息技术发展必然催生更多的新媒体技术发展，应用多种新媒体技术进行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必将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影响整个时代的教学模式的转变、教学资源的重组以及应用，而并不局限于经济管理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整个教学工作必然形成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多元化教育模式。
四、结论
针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而言，其运行的效率、竞争的实力等主要决定于企业内部管理人才的使用程度，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的管理服务，提高工作的效率，继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在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为学生通提供虚拟实践平台，使得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条件下，应用实践操作能力，丰富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更好地运用到经济管理工作中，促进企业经济管理的水平提升。
作者:曾筝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景点涨价是不是真的像听证会所说的那样“缺乏维修费用”？湖南省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价格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计算环保车收费，武陵源核心景区的门票价格为108元。在10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资源保护的费用只有8元！相比资源保护费，武陵源核心景区门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经建成多年的张清公路、索张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飞机来张家界的游客，购买的核心景区门票中，要支付10元钱的“机场建设费”；而门票收入中47元的“景区管理成本”，意味着维持管理机构运作的代价竟然是资源保护费的近6倍！武陵源景区有这种情况，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区都心中有数。
同样，景点涨价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景点涨价就是为了“保护稀缺资源”，那么人们会问：除了涨价，就没有别的办法保护稀缺资源了吗？涨价是不是保护稀缺资源的唯一办法呢？涨价就一定能保护稀缺资源吗？这么多年来，风景区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但是保护水平和效果又怎样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中，“保护稀缺资源”之说，不过是涨价的一个借口而已。
景区门票价格大幅上涨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本国国民，都是实行免费或象征性的低价格参观，借以鼓励本国人多参观古迹，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在法国，像卢浮宫那样的国立博物馆，门票价格才几欧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艾尔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门票均为100卢布（近4美元），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均可享受大幅度的优惠，学生在寒暑假期间还可免费参观；意大利最贵的景点门票价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参观著名的古罗马斗兽场才需6欧元；埃及对残障人和老年人实行免票制度，学生（包括大学生）和儿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参观博物馆的票价只收取2埃镑，金字塔的票价，只交1埃镑，仅是两张大饼的钱；日本自然景观不收门票，文化景点收费很低，不到职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费公园，小到街心公园，大到纽约市著名的中央公园，都没有围墙，不收门票。在首都华盛顿，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几乎都是免费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旅游景点的竞相涨价，怎能让公众没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