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重视古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几年来，由于海外汉籍、出土资料、稀见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传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得历代作家作品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准确。在此基础上，201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历代作家的诗文别集的整理本和总集的增订本。作家别集方面，有的是对作品文本进行汇校集注，有的则重点对作品进行编年考证;总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总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体例的断代或通代诗文新总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它们的出版，为有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资料，对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功莫大焉!其次，对文学经典的回归和精神内涵的细读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由于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加之文学审美边界的扩大，很多研究者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入阐发。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下大量的经典。这些作品浸透了中华民族伟大作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美善理想，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人格内涵。2016 年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如2016年8 月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究会、11 月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及先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精神文化内涵为重要主题。古代文学经典负载的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文化担当与历史使命。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 年11 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复次，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 年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热点，概观2016 年的情况，学术会议方面仅在11 月就有文体学青年学者沙龙、中国文体学高峰论坛两场文体学专题研讨会召开;从论文和著作方面来看，总的数量虽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创新程度却有较大提升。第一个变化是，以往立足《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文体系统的静态分体研究向以溯源与比较为主的综合研究转变。第二个变化是，由以往只关注书面文体向书面与口语文体并重转变。第三个变化是，在文体分类上对旧有文类体系的突破。第四个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中国范畴的归纳总结与批评理论的系统总结。第五个变化是，借助出土文献和新见文献发现为数不少的新文体，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章文体的研究方面。
关键词：《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编纂原则和规则；谨守与变通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1
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 《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
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
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中华古代礼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
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
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给各个分典在资料收集方面定的原则是“竭泽而渔，应收尽收”。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理论这个领域，“泽”有多大，鱼有多少，让人颇费周折。
【关键词】 语言特征 形式丰富 方法小结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122-01
古典诗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随着现代生活文化的发展，语言越来越丰富的时代，我们这一瑰宝还再闪耀着其魅力。但是，由于古典诗词的学习有相当的难度，现代社会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对古诗词的教授，大都停留在记诵之层面，所以大多数学生的文言功底较薄弱。对稍有难度的诗词，就望而却步。这一现象导致孩子们对古诗词失去兴趣，那么孩子们对古典诗词的赏析能力就可想而知了。《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初中毕业考试说明》中关于古诗词的考察要求：能筛选并提取文中的信息，分析概括评价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能领悟内涵并品味语言。
一、认识古典诗词的魅力――从古典诗词语言特点入手
通过《走进古典诗词》的专题讲座，教师带领学生从语言本身的特点领悟诗词的魅力。
1、改变词性，言简意丰。
词性的改变，是古人炼字、用韵、达意的需要。改变句中的某个词的词性，有时会给整首诗词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果。这个词就可能是“词眼”或“诗眼”。例如：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春风又绿江南岸”――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悦”、“空”、“绿”都是形容词的使动词用法：“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描绘了阳光普照，清晨古寺山林清幽的美景，让鸟儿欢悦起来；望着寺中清澈的潭水，涤荡人心，所有的凡尘往事都可以抛向脑后，顿时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安宁。诗人的旷远淡泊的胸襟和追求山林之乐的隐逸情怀溢于言表。王安石在路过瓜洲，怀念金陵故居时写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反复删改了十几次，最后才选到了这个“绿”字。这里，一个“绿”字，把春天江南色彩以及它与春风的关系，非常巧妙、确切而又形象的表达出来了，也传达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词语活用的妙用，增强了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2、把握诗词的色彩，构筑诗情画意。
古人常把诗词画融为一体，以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诗中鲜明的画意，要调动读者的感官，尤其是视觉效应。而触及视觉的文字应属于表达色彩的词了。例如：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白居易的《忆江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红”、“绿”、“蓝”三个词，江南的春天来了，红彤彤的太阳，照在江花上，让花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清澈的江水在花草的衬托下，映着天空，江水变成了蓝色.色彩表胜景，色彩含心情。我们从色彩组合的字眼中体会到鲜明的节奏与浓郁的画意和情感。
3、实词、虚词结合，融情于景。
这里主要说古诗词中的连词、副词与具有实在意义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组合，有强化表意或传情的效果。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中“都”强调了大自然的“寂”，而“但”连接出了“钟磬音”，以动衬静，更衬托古寺的寂静。“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中的“渐”“才”，也能突出诗人描绘的是西湖初春的景象。
由此可知，抓住诗词中能粘合情与景的实词、虚词，以“融合”诗词的情与景，也能很好的体会诗词的意境。
4、语序颠倒，特别强调。
古典诗词中，大部分诗词的句式结构是按常规语序安排的，但由于表达的需要或韵律的需求，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句式结构。
古典诗词的句式是复杂的、灵活而多样的。唯其灵活而多样，才呈现出古典诗词的丰富多彩。因此，了解古典诗词的一些特殊句式结构，对于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是大有益处的。
二、课外拓展，让古诗词从课堂走进学生的活动
教师采用多种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寻找古典诗词中的乐趣。
1、举行语文活动，搜集整理自己喜欢的诗词资料。
2、书法大赛。
3、利用寒暑假出游的机会，让学生寻找景点中有关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增加见识。开展故事大会。整理成集，发给学生。
4、寒假前，教给学生对联的知识，然后让学生试着给家里自创对联。
三、方法小结
1、培养学生兴趣。
首先，让学生在生活中寻找古诗词。比如店名、广告语、电影名称，学生们喜欢的歌词，作文中的古诗词。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古典诗词的言简意长，笔墨精炼，形象生动，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这一鲜明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生活中。
其次，选取学生熟悉的诗词，通过专题讲座，从语言的特点，引导学生了解古诗词。古代诗词对语言的变形，在语法上主要表现为：改变词性、词的色彩、词的虚实结合、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主要目的是建立格律以造成音乐美，给读者留下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教师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了解诗歌语言的组织规律，使学生大致从语言本身的特点体悟古诗词的魅力。走进本质的东西，学生会印象深刻。
最后，把学生自己创作的成果进行汇总、整理，放进成长记录带。比如，《我喜欢的――诗词》作文，大家搜集的有趣的对联、古诗词背后的故事。了解古代诗词名人的资料、手抄报。
2、抓住有效的课堂，增加学生古诗词量的积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首先，从日积月累开始。布置课下背诵，在早读或课堂进行检查、督促。达到量的积累。
其次，课堂点面结合的讲解，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赏析方法。运用习题，训练学生达到潜移默化，举一反三的能力。
最后，施行奖惩机制，促进学生的积极性。初一的学生，大多数好表现，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高。于是笔者就借助政教处考核学生的德育量化积分，在语文科目上也采取了与考核挂钩的措施。从初中第一堂语文课开始，就告诉他们要提高课堂效率，最佳的办法就是多说、多思考。只要你思考过的，无论表达正确与否，都会被奖励一颗星。小星换大星，大星换积分。因此，课堂收效甚好。
四、总结
实践证明，应用于生活的内容，才容易渗入学生的意识，无形中也会提高学生古典文化的修养。让我们的古典诗词从课堂走向生活。让孩子们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一个小小的力量，汇集到一起，就是一代人的力量。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古人留下的古典诗词――这一文化瑰宝，还会继续发挥它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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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之瑰宝，古典诗词歌曲则是将文学和音乐进行了精彩的结合，给人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启迪，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探索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角度将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概括为三条脉络，并对当前古典诗词歌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良好发展趋势进行简要阐释。
关键词：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发展脉络 发展现状
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有着精深的内涵和超高的艺术价值的古典诗词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古典诗词，从第一部传承至今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典诗词从起源到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由于古诗词的格律性与音乐有着天然相近的亲联关系，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受到诗词的意境，在诗词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韵律美。音乐与诗词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华彩乐章，那么以古典诗词为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则可以说是中国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人词调音乐，在古代是配合着词进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这类歌曲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所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歌词大都采用历代文人的诗词佳作,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文人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许多文人所撰写的古典诗词在历史上都有入乐的传统，其中大部分即是中国古代词调音乐所遗存下来的歌词。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第一部把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因此也可以称它为最早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集。它包含了上古时期各类歌曲的精华。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作品的入乐歌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许多诗人的诗作都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传唱。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曲子词，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文词高雅并且易于传唱，其与音乐的结合比诗句更为自由灵活。元曲则是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利用音乐曲牌来叙事、写景、抒情的一种清唱形式，倾向于通俗化。
其实以上所述皆可以概括为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的第一条脉络。即由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我们知道从公元前周代的《诗经》，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相和歌》，到唐代的格律诗、绝句，宋代的长短句、曲子词，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种种古体诗诗词，皆是可以读、吟、诵、唱的。但由于记谱法的滞后，以及各朝的战乱变迁，社会动荡，绝大多数优秀的音乐歌谱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更多的仅是限于文字的记载、徒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现今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极为少数。其实，唐宋时期的姜夔、何满子、李龟年、田顺郎等文人均可称之为音乐人。他们懂得音律，自行按词牌或自己读词谱曲，谱写出的歌曲作品音韵优美，格调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由近现代作曲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世纪初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运动随之而来，效仿西方创造新音乐的趋势明显增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留学德国的作曲家青主运用西洋作曲理论技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向艺术歌曲创作的转变。这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正因与古诗词的结合，使之具有浓了厚的韵味和特点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此后，黄自、刘雪庵等一批作曲家也尝试并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歌曲曲词来源于古典诗词，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诗)，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诗)等。此外，冼星海1944年《古诗十首》歌集的创作完成，黎英海1982年《唐诗三首》的创作完成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又一发展。它的创作，彰显出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极大重视。
第三条脉络则是由作曲家借用古典诗词体裁加以谱曲为现代人而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相交融的形式。当代作曲家们在继承前辈对古诗词歌曲良好创作的同时对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手段加以运用，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声、韵律等元素融入作品中，独创性的创作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很多词作家尝试结合历史内容创作古体诗，在曲作家的配曲下，呈现出中国味儿十足的现代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如韩静霆、徐沛东的《梅花引》，姚明、付林的《孔雀东南飞》等等。这些当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成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
虽然当代社会流行音乐相当盛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杰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毕竟有着上千年的深厚历史，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母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找到了美妙动听而又能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的旋律及其演唱来表达时就会很快的为欣赏者所喜爱，并且能够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浏览与欣赏，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身音乐修养与内涵。同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也给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一股古朴的清香。一些流行歌手发行的歌曲专辑中借鉴了古典诗词歌曲的元素，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浓郁的古典韵味及丰富的文化蕴含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而这些新型的古典诗词歌曲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也更加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百花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这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艺术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艺术的发展没有穷尽，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也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必会拥有一片宽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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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戏曲艺术；活态文献；昆曲艺术；曲谱；补园；手抄本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什么才算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
曰：可读、可唱、可演、可传，能够处处体现戏曲作家、表演艺术家和传承人的丰沛气韵来，这样的戏曲经典才是活态呈现、生机勃勃的文献瑰宝。
如何才能算成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人？
曰：能够将戏曲典籍予以活态化的传承，能够从文学形态、曲谱形态、肉身传承形态等不同方面，写定剧本与曲谱，培养清曲、剧曲等不同层面上的接班人，这样的个人或者家族，才是戏曲典籍中活态文献的传承者。
对元代重要戏曲总集予以清点之后，对明清、民国乃至共和国以来的部分活态化戏曲曲谱典籍予以回顾之后，再来观赏补园家族的《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我们可以大致认定，这批手抄曲本，与明清、民国和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振飞曲谱》等重要文献一样，都可以说是戏曲典籍中的活态文献代表作之一。
因此，本文势必要探讨补园家族五代人之于《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的关系、渊源与流变。
一、非活态文献的重要戏曲总集传承
即便是元杂剧的一些宝贵的总集，无论编到何种程度，也还算不得是真正活态化的戏曲文献。
最早的元杂剧作品集，原为明代戏曲家李开先的藏书，剧本或称“大都新编”，或用“古杭新刊”，清藏书家黄丕烈称之为《元刻古今杂剧》。此书后来辗转流落到东瀛，罗振玉从日本得到此书后，经王国维定名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的郑骞、扬州大学徐沁君、兰州大学宁希元等三位教授，先后整理出版过相应的刊本。
我在大学本科就读期间，曾接受过徐沁君教授一个学期的教诲，他讲的就是关于《新刊元刊杂剧三十种》①的校勘整理过程。其态度之端庄，治学之严谨，考证之细密，至今想来依然如在目前。业师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②，也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我在中山大学就读文学博士期间，老师还将其中的一剧加以整理，称之为《〈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
流传最广的《元曲选》，是臧懋循从刘延伯处所借的三百多种剧本选编而成。作为文学本读，元杂剧引人入胜；从文学本改编为后世戏剧，元杂剧有其健旺的生命力。但是元杂剧究竟如何唱，如何演，除了【九转货郎儿】、【新水令】等曲目还有可能在昆曲中得到一定的继承之外，人们还是难以窥其全貌。
明抄本《古今杂剧二百四十种》，也是收录元明杂剧的著名总集。今存 242种，分装64册。其中包括了明刻本《息机子杂剧选》15种，《古名家杂剧》55种，明抄本杂剧172种。1958年本书影印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且因此书为明代著名曲家赵琦美(1563-1624)抄校收藏，每册书内附有赵琦美在万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间(1614-1617)的校跋，是乃其脉望馆的镇馆之宝，故题名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清人钱曾(1629-1702)的《也是园藏书目》曾记录此书中每剧的名目，所以也有“也是园古今杂剧”之称。其中还收录董其昌崇祯年间的4篇跋和钱曾抄补的3行缺文。此书先后蒙赵琦美、董其昌、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元和顾氏试饮堂、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丁祖荫等藏书家收藏，并于1938年经郑振铎先生之手，藏于北京图书馆。该书经过那么多优秀学者们文化接力般的自觉传递，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现存的的戏曲文献中，另外一部最著名的传奇总集，首推明刊本《六十种曲》。《六十种曲》是毛晋所收录的59种传奇，加上杂剧《西厢记》正好是60种。
自明之后，中国的杂剧和传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大致总集，基本的剧本阵营，就此大致排列开来了。
近代以来，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奢摩他室曲丛》开始发端，接下来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隋树森先生补成《元曲选外编》，郑振铎先生首倡编印《古本戏曲丛刊》，包括王季思教授继承吴梅老师的曲学事业，编印《全元戏曲》，都是对前贤的师范、继承和发扬，求全求萃，厥功甚伟。
在这些重要的戏曲典籍中，基本上都保留了演唱的曲牌。但是一支曲牌究竟如何演唱，还是专业艺术家们的事情。而且即使是音乐与表演方面的专家，也未必能够将这些曲牌准确无误地传承下去。
因此，这些重要的戏曲总集，作为十分珍贵的典籍，还是基本上属于文学文献的范畴，还不能说是可读、可唱、可演、可传的综合性、立体化的活态戏曲文献。剧本总集的出版当然重要，但是戏曲剧本如何演唱，如何使之能够传演下去，也是不可偏废的要事。
在以上所举的历代曲家中，除了吴梅先生在文学、曲学和剧学方面都有着极大的造诣之外，其他诸公大多数还属于戏曲文学、戏曲美学的研究者，在曲学与剧学方面，皆未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也未能体现出更多更广更丰厚的成果。
那么，如何才能使古典诗词教学水平有所提升呢？笔者以为，应该充分挖掘传统诗话、词话中的资料，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前贤时彦的评析，然后形成自己对诗词的感悟。也许有的教师在讲解诗词时会引用一些诗话、词话中的材料，但往往是随意的，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与本文这里所讲的专门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近年来，已有人关注和重视诗话、词话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作用，如钱士宽的《巧用诗评词话，搭建鉴赏桥梁》、陆精康的《诗话与唐诗教学》等文章探讨了中学语文中的诗词教学如何利用诗话、词话的问题。近年出版的一些教材如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蒋寅等人主编的《唐诗宋词选读》中都附录了一些诗话、词话中的评语，这对于我们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大有裨益。
一、在诗词教学中利用诗话、词话资料的意义和作用
在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文学批评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诗词教学中搬出古代诗话、词话这些老古董呢？
首先，诗话、词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对诗词的理解与阐释最准确、最到位。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缺乏理论系统性，较为零散，“大半是偶感随笔”，甚至有的批评者认为它们过于“偏重主观，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其实这正是根植于我国的本土文化而形成的特色。先秦时期的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后来受禅宗影响出现的“妙悟说”，更重视主体感悟，物我合一，这就导致了诗词批评必然是主观感悟式的。事实上，只有这样的片言只语，才更能切中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之肯綮，若是强行构建出一套类似西方文艺批评的体系来，可能会束缚阐释者的手脚。
在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中，有许多独特的诗词批评方法与范畴。比如，言及章法结构时，经常会提及“精思”、“诗眼”、“起承转合”、“断续之法”等；言及诗词形式时，经常会提及“炼字”、“换头之紧要”等。古人十分重视字词之来历，诗话、词话中有大量篇幅便指出如何“沿袭”、“点化”、“夺胎换骨”；古人看重佳句、警句，因而有许多诗话、词话都会集“警句”、“秀句”，进行摘句点评；古人持论较严，往往毫不客气地指出名家之作中的一些诗病、诗累、瑕疵等，……所有这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涉及，它们正是立足于中国诗词自身的特点，会使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更加准确到位。
其次，可以让学生了解该诗词的接受史。目前，各种教材中所选的古典诗词多是经典作品，正如陈文忠所言，“文学经典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和历史累积的过程之中”，而宋代以来的诗话、词话，“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接受文本”[2]，也就是说，诗话、词话中对诗词的解读参与建构了该作品的经典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诗话、词话，了解和分析该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中的接受及评价情况，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古典诗词。比如，我们在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如果能把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进行展示，并结合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让学生了解《春江花月夜》一诗在宋元时期的忽视与误解及在明清时期的重视与褒奖，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一定会更加全面深刻。
再次，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国古代的诗词批评理论。目前，很多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时，往往会介绍一些空泛、枯燥的思潮、理论或发展史，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倘若在诗词教学过程中，联系具体作品介绍和引用一些诗话、词话的概念和范畴如“清”、“蕴藉”、“醇雅”、“浑成”、“极虚极活”、“欲露不露”等，一定会让学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跟着西方走”，始终没有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认真踏实地分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空对空”地建构一种又一种新理论，结果只能是理论本身的重叠并最终走向坍塌。因此，通过古典诗词教学中对诗话、词话的挖掘和探究，能够更好地提炼、总结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与理论。
最后，有利于开展探究式教学，为学生研究古典诗词奠定基础。目前，全社会都在提倡创新教育。在古典诗词教学中，也应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利用诗话、词话中的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短时期内积累部分材料，掌握研究现状，而诗话、词话中对作品的多元化评价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只要教师有意引导，学生很快就能展开对古典诗词的研究。
二、利用诗话、词话教学的方法与案例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操作呢？大致来说，主要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收集诗话、词话中关于该诗词的评语。
这是准备资料的阶段。目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诗话、词话，收集、汇编对该诗词的评价与评点。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浩如瀚海，怎么样去阅读和查找呢？目前，一些重要的、价值较高的诗话（包括诗论）、词话已得到整理和汇编，如诗话方面，以前有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和《明诗话全编》、张寅彭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等，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朱崇才编的《词话丛编续编》等，此外，还有一些诗话、词话的单行本也已整理出版，查找和阅读起来比较方便。
然而，如果每讲授一首诗词，都要去翻阅这么多的诗话或词话，显然不太现实。当前出现了一些收集、汇编诗词评语的书籍，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袁闾琨主编的《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周笃文、马兴荣主编的《全宋词评注》，钟振振等人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可资参考：（1）《中华大典》中“文学典”系列，如《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文学分典》、《明清文学分典》等，其中列有后人对该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语；（2）集解、汇评性质的作家文集，如詹A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等；（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如《三曹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白居易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等。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艰苦甚至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平时进行有意识地积累。教师应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必定会积累丰富的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提示和指导，安排学生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从而锻炼学生搜集材料与阅读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环节，理解与阐释诗话、词话中的评语。
这个环节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将收集到的资料印发给学生，或以课件PPT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归纳和总结。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该诗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古人的评论约有三、四十则，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中精选出以下数则[3]：
王a登《唐诗选参评》卷三：后四句言虽离远而情若对面，故不欲如儿女子之态。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
陆时雍《唐诗镜》卷一：此是高调，读之不觉其高，以气厚故。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一：钟云：此等作，取其气完而不碎，有律成之始也，其工自不必论。
黄生《唐诗矩》：前后两截格。前二句实，后六句悉虚，恐笔力不继，则易疏弱，此体固不足多尚。
凌宏宪《唐诗广选》：顾华玉曰：多少叹息，不见愁语。
范大士《历代诗发》卷八：后四句虽旷达，而意实酸辛。
卢、王溥《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陈德公评：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顾尔时开拓此境，声情婉上，正是绝尘处。陈伯玉之近调，高达夫之先驱也。五六直作腐语，气旺笔婉，不同学究。结强言耳，黯然之意，弥复神伤。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七：此等诗气格浑成，不以景物取妍，“真”初唐之风骨。前解写别，后解言不必伤心也。
杨逢春《唐诗绎》卷十六：通首一气旋转，格局浑成，且纯是言情，不着景物，尤高妙。
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壮阔精整（首二句下）。又曰：凭空挺起，是大家笔力（“海内”二句下）。姚曰：用陈思《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
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一：前四句言宦游中作别，后四句翻出达见。语意迥不犹人，洒脱超诣，初唐风格。
俞陛云《诗境浅说》：一气贯注，如娓娓清谈，极行云流水之妙。大凡作律诗，忌支节横断。唐人律诗，无不气脉流通，此诗尤显。作七律亦然。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评语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送别诗经常会铺叙景物，这首诗却未着力于此，纯为言情（《诗薮》、《古唐诗合解》、《唐诗绎》）。
2.这首诗抒发的情感“不见愁语”，翻出达见，实则酸辛（《唐诗广选》、《历代诗发》、《唐诗三百首补注》、《唐诗近体》）。这一点可联系王勃的生平进行阐发。
3.这首诗一改齐梁以来的软媚之气，虽言离别却洒脱超逸，积极健康，魄力自异，壮阔博大，气格浑成，风骨硬朗（《诗薮》《唐诗镜》《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补注》《唐宋诗举要》《唐诗近体》）。
4.虚实结合，章法独特，客中送客，如临其境（《唐诗选参评》、《唐诗矩》、《唐诗近体》）。
5.虽处于律诗初创之时，但气脉流通，工整精炼（颔联不对，为“偷春格”），转承自然（《唐诗归》、《诗境浅说》）。
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源自曹植诗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专注友情，用于此处亦更为契合浑转（《唐宋诗举要》）。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诗话中的评语，无疑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诗在抒情、题旨、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比以往单纯地讲解字词、意象、意境要更有深度，更富有吸引力。
第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
如果仅仅停留在体会、理解古人评语的阶段，自然是不行的，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缺乏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因此，还要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仍以上面所引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为例，在理解了该诗之后，教师一定要追问：这些评价、评点准确吗？有没有道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王溥在《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所引陈德公评语：“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由于王勃此诗只言事与情，质实直叙，缺乏一种空灵蕴藉之感，故有“率易之嫌”。可以引导学生对此进行评判，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将其置于送别诗的发展长河中，与人们普遍接受的送别诗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王勃此诗的艺术性。
三、教学反思
笔者在近年来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唐诗欣赏”、“宋词欣赏”等课程的过程中曾尝试和采用过这种方法，总体效果比较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大量引用古代的资料，与今天的生活和话语距离较大，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充满学究气。如果学生的文言功底不够扎实或理解有困难时，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第二，古代诗话、词话重感悟，点到为止，评语又极其简略（如“佳”、“妙”），对学生进行解释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合适恰当的表述语言，即所谓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第三，许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习惯了接受标准答案，而诗话、词话中的评析异彩纷呈，甚至还有一些相反或抵牾之处，当学生面对这些多元化的评语时，常常不知所从，甚至会产生茫然失望感。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解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词教学应该尽量避免机械、琐碎的经院式讲解，也不可操之过急，强加解释，“填鸭式”地硬塞给学生，其实，学生有时在课堂上没有理解的诗词，后来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得到自我开悟。笔者以前在课堂上曾给学生讲解过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一词，后来有名学生在毕业离校时告诉笔者，他觉得此词写离别最为真切。原来他要和多年的女友分手了，面临着毕业以后天各一方的境况，自然对词中“去意徊徨”的别情感同身受，对该词的理解比原来要深刻多了。
注释：
[1]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陈文忠《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第170―177页。
[3]主要参考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卞孝萱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等。
关键词：彙 匯 音韵地位 字书释义 汉字音读
《简化字总表》第二表中“汇”字下面有“彙、匯”两字，《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将“滙”列为“汇”的异体字。笔者对这两个字的字义和字音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彙、匯”语音特征
（一）“彙”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去声。中古音：于贵切、止摄合口三等去声未韵雲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81）。《广韵》“于贵切”下有“纬、谓、渭、緭”等17个字[2]（P359），其中16个字读“wèi”，只有“彙”字读“huì”。通常情况下，中古云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零声母。“彙”字读音是个例外。林端先生在《日语汉字音读研究》一书中说：“‘彙’字于贵切，属云母，现代汉语读作[xuei51]，显然是云母归匣之古代音类的残留。按‘彙’字即‘蝟’字，而‘蝟’现代汉语则依云母一般规律读作零声母[uei51]了。”[3]（P153）【谨按】：“彙”字在吴方言中声母作全浊辅音[]，与上古声纽相符；在闽方言中作[]，与普通话相同。按照林端先生的说法，普通话中的“彙”字发音的沿革，是不是在中古汉语中不读“于贵切”，而是沿用上古的“匣母”读音，再在近现代汉语中按照匣母的演变规律读作[]？
（二）“匯”字语音沿革
上古音：匣母、微部、上声。中古音：胡罪切（一音苦淮切）、蟹摄合口一等上声贿韵匣母。近代音：未注。现代音：huì[1]（P136）。【谨按】：中古匣母字在现代汉语中大多读作[]、[]，少部分读作零声母。《广韵》小韵“匯”字下另有两字“擓”“”[2]（P95），其读音当来自“苦淮切”，声母作[?]。普通话中“匯”字声母作[]，符合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三）“彙”字读音再考
上古汉语“彙”“匯”两字同属匣母，中古汉语“彙”属雲母，“匯”属匣母。近代汉语中两字读音未注（《汉字古今音表》）。现代汉语普通话两字读音相同。对于“彙”字声母读[]，是不是还可以作如下理解：由于“彙”“匯”两字意义相近、读音相似，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产生了两字混用的现象，所以中古本读零声母的“彙”，受到“匯”的影响而读作[]呢？
（四）“彙”的日语音读
“彙”字在日语中不论是吴音还是汉音，都读作“イ（ヰ）”。按照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对应规律[4]（P72），[uei]对应“イ”段音或以“イ”结尾，而[x]应该对应“か”行（“k”组对应“か”行）[3]（P402）。所以[xuei]应该读作“かい”才符合对应规律。可见，日语中的“彙”字并没有像汉语一样保留上古音或者受到“匯”的影响而读成“かい”，相反，它体现了中古云母的特点，和“緯”等汉字一样都读作“イ”。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日语中没有以“匯”字开头的词语，因此不存在像汉语一样可能出现两字读音相混的情况。
二、“彙、匯”字义辨析
此部分主要对两部大型字书的释义进行分析比较，并就“词彙（匯）”“彙（匯）禀”两词的语源问题作一简要考释。
（一）《中华字海》的释义
“匯[5]（P46）”：共有五个义项：①水流汇合在一起；②聚集；③聚集而成的东西；④把款项由甲地寄到乙地；⑤外汇、外国货币。【谨按】：义项③所列词例是“字～、词～、总～”。
“彙[5]（P659）”：分列两大义项：（一）①聚集；②聚集而成的东西。【谨按】：义项②所列词例同上。（二）通“猬”，刺猬。见《尔雅·释兽》。
《中华字海》虽收字量大，但不太注重书证，为学界共识。
（二）《汉语大字典》的释义
“彙[6]（P404）”：共有四个义项：①刺蝟，后作“蝟”；②类；③茂盛；④聚合、聚集。
想“彙[6]”：共有八个义项：①器名；②河流相会合；③聚集、综合；④聚集而成的东西；⑤回旋、曲折环绕；⑥大；⑦泽名；⑧把款项从甲地划付到乙地。
“彙”字各义项都有书证。“匯”字除第④、第⑧个义项外，都有文献佐证。两字释义的交集是“彙”字第④个义项和“匯”字的第③、④个义项，胪列如次：
“彙”：④聚合、聚集。如词汇、汇集。《晋书·孝武帝纪》：“道子荒乎朝政，国宾彙以小人。”《新唐书·儒学传序》：“（唐玄宗）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书之六万卷，经籍大备。”清黄宗羲《朱止谿先生墓志铭》：“复选两汉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诏、令、奏、疏，彙为一集，曰《经世书》。”【谨按】：从书证只能得出“汇集”而得不出“词汇”的解释。
“匯”：③聚集、综合。如汇编、汇释、汇刊、汇报。清魏源《国朝古文类钞叙》：“在当日父子自视，则亦一代诗文之匯选。”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一六：“汇成一条汹涌的人群的巨流。”【谨按】：周立波小说中的用例，只是“河流相汇合”的一种比喻的用法，与此释义关系不大。④聚集而成的东西。如词汇、总汇。
（三）是“词彙”而非“词匯”
现在我们可以分辨清楚两点：一是就“聚集”义而言，“彙”比“匯”的书证要早得多；二是“词汇”一词中的“汇”，究竟来自“彙”抑或是“匯”，上列两本字典的释义都没有讲清楚，这牵涉到“词汇”一词的语源问题。
《辞源》（历时语文词典）未收“词汇”一词，也没有收意义相近的“语汇”一词。《辞海》[7]（P475）（兼收古今词语）则收录了这两个词，但用互训的方式释义，也没有列出书证。如“词汇”条下：也叫“语汇”。“语汇”条下：即词汇。而大型历史语文词典《汉语大词典》则收录了“词彙”[8]（P124/11）和“语彙”[8]（P225/11）两词，所举书证都为鲁迅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大汉和辞典》[9]（P474/10）仅收“語彙”一词，未举书证。《中文大辞典》[11]借鉴《大汉和辞典》，也仅收“語彙”一词，但在释义时说：即詞彙。
从上述辞书中的相关条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词汇”一词，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明代梅膺祚的字书《字彙》，“汇”字作“彙”。日语“语汇”作“語彙”，这些都提示我们，跟“词汇”的“汇”相对应的繁体字应该是“彙”而不是“匯”。起码在这个词语上，“彙”“匯”是应该分开的。
（四）“彙禀”与“匯禀”的混淆
“彙”“匯”两字在古汉语中各司其职，前者主要释作“类”，后者主要释作“（江河）交汇”，但在近现代的使用中，似乎出现了某些混用的迹象。笔者查阅了置放于案头的1957年繁体字版的《官场现形记》[11]（光绪癸卯（1903年）上海《世界繁华报》排印本为底本，光绪甲辰（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宣统元年（1909年）崇本堂石印本为参订本），发现“匯”字共出现61次，“彙”字出现2次。
“匯”字主要用在“匯兑”“匯票”以及“匯豐”“匯钱”等场合。只有“又因受了老太太的教训，说是臬司乃刑名总匯，人命关天，非同儿戏……”[11]（P369）一例，是“聚集、汇合”的意思。《汉语大词典》[8]（P997/9）和《中文大辞典》[10]（P124/26）都作“總匯”，《大汉和辞典》[9]（P1162/8）作“總滙”，读音为“そうかい”。
“彙”字一作“彙禀”（如：凡是日与考各员，苟有真知灼见，确能指出枪替实据者，务各密告首府，彙禀本部院，亲自提讯[11]（P989），一为“彙齐”（如：然后众人陆续告成，数了数一共二十七首，有三位说要回去补做了送来，彙齐之后，甄阁学一齐请沈中堂过目[5]（P1023）。其中“彙齐”一词都被《汉语大词典》[8]（P1659/3）、《大汉和辞典》[8]（P782/4）、《中文大辞典》[10]（P230/12）都收录了，解释为“齐集、聚集”。而“彙禀”一词，各辞典都没有收录。只有《汉语大词典》[8]（P981/1）收录了“匯禀”一词，解释为“综合材料向上级报告”，所引例证为1894年成书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三、结语
李乐毅先生曾对“汇”的繁体字“匯、彙”有如下详细的说明[12]（P109）：
汇[匯][彙]“huì”：“匯”的本义是古代一种方形的容器；“彙”的本义是刺蝟，后作“蝟”。但是，在它们的引申义中，都有“聚合”“聚集”的意思，这两个字早就是通用字了。“匯”字有一个异体字，“氵”写在左旁。过去银行界常把这个字右旁的中间部分略掉，写成“汇”，这就是现行简化字“汇”字的由来。由“汇”字还可以类推出：[擓]。
但在该书“简化字始见时代一览表”中，则又把“汇”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截至《汉字简化方案》公布]（1949～1956）”下面，而且只是标注了“匯”一个字。对“彙”字的简化沿革则没作进一步解释[12]（P333）。我们也查阅了大量字书、俗字典、书法字典，也没有发现清代以前有关简体字“汇”字字形的用法。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语音上“彙”不读零声母“ueì”而读作“huì”，可能是受到近现代“匯”字读音的影响；与此稍有不同的是，字形的使用上“彙”“匯（滙）”两字，即使到了近现代，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分，尤其是在“将钱从甲地汇到乙地”时，只能用“匯”字，而在表示“词彙”一词时，只能用“彙”字。而在表示“聚集”等其它义项时，则存在某种程度的混用情况，上述例证中“彙禀”与“匯禀”的差异多少能说明这一点，只是简化字方案公布以后，两者才统一作“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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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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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8]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Z].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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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Z].台北：中国文化学院
出版部，1968.
[11]张友鹤校注.官场现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同书异名 卷数 校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代辑佚考论”阶段性成果（11XZS033）
《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馆臣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资料《四库全书总目》在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今从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四个方面对其辑佚学成就进行初步探索。
一、辨析同书异名
中国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命名方式、出版者以及出版时代的不同，导致“同书异名”现象较为常见。辑佚时如果忽略了同书异名，就会造成以一书为多书、漏辑佚文等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同书异名问题多有辨析。
《融堂书解》提要云：
“案时《两汉笔记》之前，载有《尚书省札》，列时所著诸书，有《尚书启蒙》。又载《严州进状》，则称《尚书演义》，同时案牍之文，已自相违异。《永乐大典》所载，则皆题钱时《融堂书解》，其名又殊。然《永乐大典》皆据内府宋本采入，当必无讹。朱彝尊《经义考》以《尚书演义》著录，盖未睹中秘书也。”[1]94
《融堂书解》，宋钱时撰。《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明叶盛《竹堂书目》著录。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钱时《尚书演义》八卷，未见。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二十卷。四库馆臣考出《融堂书解》有《尚书启蒙》、《尚书演义》两个异名。
《岭表录异》提要云：
“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稗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焉。”[1]623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多有征引，南宋左圭《百川学海》、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所收已非完书，亡佚已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三卷。四库馆臣根据各书引用的相关内容，统计出《岭表录异》的五个异名：《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岭南录异》。“《说郛》题名《岭表录异记》，《埤雅》卷二、《文献通考》卷二百五《经籍考》三十二、《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均题为《岭表异录》。即使是《太平御览》一书，就有《岭南录异》、《岭表录》、《岭表记》、《岭表异录》、《岭表录异记》等几种不同的提法。”[2]158-160如果不辨同书异名，必然会导致佚文的漏辑。
《实宾录》提要云：
“是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者称《异号录》二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实宾录》，谓永易所撰，蜀人勾龙材校正，文彪增广，凡本书三十卷，后集三十卷。《宋史・艺文志》又分《实宾录》、《异号录》各三十卷，皆题永易所撰。诸家纪载，颇舛错不合。今以其说互相参证，疑陈氏所称本书，乃永易原撰，本名《异号录》，陈氏所称后集，即文彪所续，始取名为‘实宾’之义，并本书亦改题今名。《宋志》盖误分为两书，而晁公武所见则为未经增广之本，故尚题为《异号录》也。”[1]1146
《实宾录》，宋马永易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书名已有不同。四库馆臣认为本名《异号录》，文彪增广后改题《实宾录》，《宋史・艺文志》不辨同书异名，误一书为两书。
二、解析佚书卷数
古籍卷数变化能直接反映内容的变化，古书的亡佚往往是从缺卷开始，逐渐散亡。辑佚要恢复古籍的原貌，卷数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四库全书总目》对还原佚书卷数多有说明，如：“谨排次审订，仍析为十卷，以还其旧。”[1]1385“今从《永乐大典》中采撮裒次，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以还其旧。”[1]1389“今检勘《永乐大典》所载，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谱、行状，仍析为十二卷，适符原目之数。”[1]1406《四库全书总目》对佚书卷数的分合与变化也非常重视。
《周易象义》提要云：
“诸家著录，多作十卷。惟朱睦楔《授经图》作《易传》十二卷，焦f《经籍志》作《易传》十四卷。考易东所著别无《易传》之名，盖即此编。朱氏并其《论例》一卷数之，为十一卷，焦氏又并其《大衍索隐》三卷数之，遂为十四卷耳。朱彝尊《经义考》作十卷，注曰‘存’。然世所传本残阙特甚，仅存十之二三，又非彝尊之所见。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排比其文，仅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之后四爻，余皆完具。与残本互相参补，遂还旧观。以篇页颇繁，谨析为一十六卷，以便循览。”[1]21
《周易象义》，宋丁易东撰，原为十卷。明朱睦楔《授经图》、明焦f《国史经籍志》著录卷数略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导致差异的可能原因：朱睦楔计入《论例》一卷，焦f计入《论例》及《大衍索隐》卷数。《经义考》著录《周易象义》十卷，但四库馆臣所见传本已残缺严重，因《永乐大典》所存佚文较为完整，四库馆臣以之与残本互补，并析为十六卷。
《湖山集》提要云：
“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称集二十五卷，长短句三卷，别集一卷，奏议八卷。而《宋史・艺文志》则称《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别集一卷，《和陶诗》三卷，附录三卷，《当涂小集》八卷;本传又称表奏五卷，诗文三十卷，所载卷目，殊龟醪缓稀T本亡佚，无从核定。今据《永乐大典》散见各韵者，采辑编订，为十卷，以《和陶诗》并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1]1362
《湖山集》，宋吴芾撰，《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周必大《湖山集序》、《宋史・艺文志》、《宋史》吴芾本传所载《湖山集》卷数差别较大，难以考定。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存佚诗为十卷，并入《和陶诗》，采用周必大《湖山集序》，以存其概。
又如宋王质撰《雪山集》，《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下》著录三卷，三卷本仅为诗集。《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景文集》四十卷、《雪山集》三卷，四十卷本当为全集，三卷本诗集有单行本，故别出。《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著录八册本，《国史经籍志》、《经义考》著录四十卷本。四库馆臣据王阮原序推断全集为四十卷，原本亡佚，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十六卷。
三、考证佚书作者
作者是目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确定作品时代的重要依据，对文献的辑佚与辨伪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四库馆臣对作者不明、作者有误、作者有争议的佚书多有辨析，并注意到了同名异人的问题。
（一）考证作者
《邓绅伯集》提要云：
“然原本不著其名，亦不著时代。诸家目录皆不载其书。惟集中有《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诗题曰：深得‘一’字，又有《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诗题曰：深得‘把’字，则其名当为邓深。考《永乐大典》‘邓’字韵下引《古罗志》曰：‘宋邓深，字资道，试中教官，入为太府丞。轮对，论京西、湖南北户及士大夫风俗，高宗嘉纳，提举广西市舶。以亲老求便郡，知衡州……擢潼川……有文集十卷。’凌迪知《万姓通谱》亦载：‘邓深，湘阴人。绍兴中进士。’余与《古罗志》同。是编中《乡人祷雨有应》、《寓乌石》及《咏醴泉》、《题岩石山石鼓》、《赠别饶司理》、《别长沙驿》、《渡玉虚洞》诸作，其地皆近衡州。《探禹穴》、《溯峡》、《三游洞》、《峡江》、《滟堆》诸作，其地皆近潼川，与深宦游所历，一一相符，则此集为邓深所撰审矣。”[1]1361
《邓绅伯集》作者、时代不明，各家目录亦未著录。四库馆臣通过研读集中《游罗正仲磬沼分韵》、《诸人集贫乐轩赏花分韵》等作品，依据《永乐大典》所引《古罗志》、凌迪知《万姓通谱》的记载，并考查作品中的地理信息，确定作者为邓深。
《涉斋集》提要云：
“按《涉斋集》，《永乐大典》原题许纶撰。考集中《王晦叔惠听雨图诗序》，自称永嘉人，字深父，而诸书不载其人。考《宋史・许及之传》云：‘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兴元年进士，累官至知枢密院事。’与自序永嘉人合。《艺文志》载《许及之文集》三十卷、《涉斋课稿》九卷，与今本‘涉斋’之名合。焦f《经籍志》载《许右府涉斋集》三十卷。宋人称枢密为‘右府’，与及之本传官知枢密院又合，则此集当为及之所撰。又《宋史・宁宗本纪》，绍熙四年六月，遣许及之贺金主生辰，《金史・交聘表》亦同。今集中使金之诗，一一具在。本传称及之尝为宗正簿，今集中亦有《题玉牒所壁间》诗，则此集出于及之，尤证佐凿然。”[1]1374
《涉斋集》，《永乐大典》题为许纶撰。四库馆臣依据《宋史・许及之传》、《宋史・艺文志》、《国史经籍志》、《宋史・宁宗本纪》、《金史・交聘表》的记载，并考查集中所涉史实，确定作者是许及之。许纶实为许及之之子，《永乐大典》所题为纂集者之名。[3]1037
（二）辨析作者
《州县提纲》提要云：
“不著撰人名氏。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陈古灵撰。古灵者，宋陈襄别号也。襄字述古，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史称其莅官所至，必讲求民间利病。没后，友人刘彝视其箧，得手书数十幅，皆言民事。则此书似当出于襄。然襄所著《古灵集》，尚传于世，无一字及此书。又所著《易讲义》、《郊庙奉祀礼文》、《校定梦书》等，见《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中，不言更有此书。晁、陈二家书目亦皆不著录。书内有‘绍兴二十八年‘语，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语。考襄卒于元丰三年，距南渡尚远，不应载及绍兴;且刘、吕皆其后进，不应称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乐大典》所载本，盖据元初所刻。前有吴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盖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渊阁书目》所题当出讹传，不足据矣。”[1]686
《州县提纲》，《文渊阁书目》题为陈古灵撰。陈古灵即陈襄，但陈襄《古灵集》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福建通志》、《说郛》均未言及或著录此书，书中内容亦与陈襄生活的时代不符，元代吴澄已不知是何人所撰，故四库馆臣认为《文渊阁书目》所题不足为据。
《省心杂言》提要云：
“宋李邦献撰。邦献，怀州人。太宰邦彦之弟。官至直敷文阁。是书在宋有临安刊本，题为林逋撰。或又以为尹l所撰。至宋濂跋其书，则谓：‘逋固未尝著，l亦因和靖之号偶同而误，皆非其实。而王厮编《朱子语录・续类》内有：《省心录》，乃沈道原作之文，必有所据，当定为沈本。’陶宗仪《说郛》录其数条，仍署为林逋所作，迄无定论。今考《永乐大典》俱载是书，共二百余条，盖依宋时椠本全帙录入。前有祁宽、郑望之、沈F、汪应辰、王大实五序，后有马藻、项安世、乐章三跋，并有邦献孙耆冈及四世孙景初跋三首，皆谓此书邦献所作。耆冈且言曾见手稿，而辨世所称林逋之非。其说出于李氏子孙，自属不诬。又考王安礼为沈道原作墓志，具列所著《诗传》、《论语解》等书，并无《省心杂言》之名，足证确非道原作。宋濂遂因《朱子语录》定为道原，其亦考之未审矣。”[1]779
《省心杂言》，宋李邦献撰，但宋临安刊本、《说郛》题为林逋撰，宋濂以为沈道原撰。四库馆臣依据《永乐大典》所载各家序跋以及王安礼所作沈道原墓志，正各家之误。
又如《三余集》的作者，《永乐大典》所收作品题为黄次岑、黄次山、黄季岑，《宋史・艺文志》、《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竹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前贤小集拾遗》、《历代名臣奏议》、《宋诗纪事》等也不尽一致。四库馆臣依据《丰城县志》，考定作者为黄彦平。黄彦平，字季岑，号次山，遂致各家记载参差不一。
（三）辨同名异人
《用易详解》提要云：
宋李杞撰。杞字子才，号谦斋，眉山人。仕履未详。考宋有三李杞。其一为北宋人，官大理寺丞，与苏轼相唱和，见《乌台诗案》。一为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尝录《甲寅问答》者。与作此书之李杞均非一人，或混而同之者，误也。[1]19
《用易详解》，宋李杞撰，《宋史・艺文志》未录，《国史经籍志》作《谦斋详解》，《经义考》作《周易详解》。宋代有三李杞，四库馆臣分别考其字号、籍贯、仕履、著作，以避免混同。辨别同名异人，对作品归属、佚文的收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重视佚文校勘
无讹误的佚文对学术研究才具有参考价值，校勘佚文是辑佚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四库馆臣对佚文的校勘非常重视，如“其字句之讹谬，则参校诸书，详加订正，各附案语于下方。”[1]1143“间有徵引讹谬者，并附著案语，各为纠正焉。”[1]1147
《易纬通卦验》提要云：
“至其中讹脱颇多，注与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与诸经注疏、《续汉书》刘昭补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宋白《太平御览》、孙《古微书》等书所征引，亦互有异同。第此书久已失传，当世并无善本可校。类书所载，亦辗转讹舛，不尽可据。谨于各条下拟列案语，其文与注相混者，悉为正，脱漏异同者，则详加参校，与本文两存之。”[1]47
《易纬通卦验》，《宋史・艺文志》著录，《经义考》以为久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易纬通卦验》佚文二卷，并运用诸经注疏、类书、古注等资料，校正佚文的讹、脱、衍等错误颇多。
《蛮书》提要云：
“今此本因录入《永乐大典》，仅存文字已多断烂，不尽可读，又世无别本可校。考洪武中程本立作《云南西行记》，称‘丽江通守张翥出示樊绰《云南志》，字多谬误’，则当时已然。谨以诸书参考旁证，正其讹脱，而姑阙不可通者，各加案语于下方，厘为十卷。”[1]585
《蛮书》，亦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唐樊绰撰。《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明代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录出佚文十卷，并参考诸书，正其讹脱。
辨析同书异名、解析佚书卷数、考证佚书作者、重视佚文校勘对考查佚书的流传存佚、还原佚书的旧貌以及佚文的收集都有很大帮助，也是避免佚文漏辑、误辑、重复等不足，提高辑佚学术水平的有效方法。《四库全书总目》的辑佚学探索，对今天的辑佚实践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