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商法的价值包括内在客观功用价值和外在主观评价价值。内在价值是指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事行为和促进商事交易，外在价值主要包括效益、安全和公平。研究商法的价值不仅有助于认识商法的社会功能和进行立法价值选择，也是判定商法相对独立于民法部门的重要依据。 人们在使用“价值”一词时，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背景，有两种意义指向：客观指向和主观指向。客观意义上的价值，是客观事物和具有某种与我们的兴趣、爱好、欲求或需要相洽以至受我们珍视的性状属性或作用。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是以主体需要为出发点的价值，即某事物应当具有某种属性。前者可以称为该事物的内在客观功用价值，后者则可视作其外在主观评判价值。作为法学理论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价值是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此后一直受到法学理论界特别是法理学和法哲学研究领域的特别关注，并成为其知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学者们对法律价值研究不断地系统和深化，不少学者也认为，法律价值不仅是法理学和法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部门法学需要着力探讨的课题。这恰好印证了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看法，“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现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尽管在研究方法上，不少人力主效仿韦伯的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原则，要求将价值判断与经验研究作严格区分，但这并不足以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法律作为一种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从其产生之初即为满足个人、群体和社会对秩序、正义、利益、安全、效率等的多种需要，不可避免地与人们的主观倾向和立法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因为如此，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诸多法学派别中，秩序、正义等法的价值等好似一个永恒的话题。在部门法研究上，研究各个部门法独特价值的意义在于：第一，确立部门法对于现实社会的独特作用或功能，从而使部门法得以与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分的依据和为立法者所认可；第二，当部门法所追求的多重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应当作何种价值取向选择。前者实际上是部门法本身有哪些价值，而后者实则是人们所追求的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何种价值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一、商法的客观功用价值 商法的客观功用价值，也即商法的内在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独特的规范功用。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商法最初体现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新型社会阶层即商人之间订立的适用于商人的内部规约、习惯，因而最初只适用于商人之间，后逐渐扩大到商人与非商人之间以及非商人相互之间。由于商法自产生之初就和民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私法性质等诸多方面存在近似和重合之处，商法的独立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大多在于商法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或者说商主体和商行为是否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并把这些作为认定商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依据。商法与民法同为私法，具有诚实信用、秩序、公平、平等、效益等基本价值目标，但商法与民法之间的差异除了商主体与一般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以及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之间的区别之外，立法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也颇具说服力，即商法的外在价值追求与民法的价值目标具有不同的偏好。一般认为，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其他；商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效益，其基本要求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与其他。由于价值具有多元化、主观性、层次性等特点，不同时代商法的内在价值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必须从商法的动态发展中才能全面把握商法本身的价值。 (一)保护商事利益 一般认为，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地中海沿岸诸城市的习惯法。从公元11世纪开始，由于经济发展、城市兴盛，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商业发达促使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由于封建势力和宗教教义的束缚，商人的商事利益往往得不到保护，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为此，商人们组织成立了行会组织，即“商人基尔特”，他们凭借自身发展中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商人内部的习惯、规约，并组织了商事法庭，从事商事裁判。由此见，商法自产生之初期即为了使商事活动摆脱封建法律和教会的束缚，体现和保护商人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早期的商人习惯法，包括商人资格、商条规则、商事合伙、商事代理、居 间、行纪、票据制度、保险制度、海商制度等内容，为后来各国的商法的制定和法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的商事立法，特别是19世纪欧洲广泛出现的商事法典化也都无一不体现了促进商业发展，保护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获取的商事利益的这一要求。和早期的商事习惯不同的是，商法规范由非正式的法律规范上升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由商人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意志。只有这样，“公民与个人的联合（协会、社团、社会）才能获得法律保护的自我发展的行为空间，以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 （二）规范商事行为 保护商事利益是从商主体个体需求的层面来提示商法的内在价值，规范商事行为则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探寻商法的社会作用。按照大陆法学者的一般认识，商行为是指从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各种表意行为。在现代商法中，商行为法律制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普遍的、基本的法律制度。商行为区别于一般民事活动的法律特征在于：第一，商行为是主体从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的特定行为；第二，商行为原则上应是某种营业性行为；第三，商行为本质上是具有商行为能力的主体从事的营业性活动。虽然对于何为商行为，各国的商事法律并无统一的规定，如存在主观主义原则、客观主义原则和折衷主义原则的三种不同认定标准。但商事行为的独立存在说明，需要一套适应规范商事行为的规则，以明确界定商事行为的成立、生效、商事能力、法律责任等不同于一般民事行为的内容，从而达到促进商事交易和维持商事秩序的目的。此外，商事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的差别还体现在现代商法深化了商事行为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所需承担的包括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内的多种责任，以及商法坚持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公法化倾向对商行为意思自治的限制等诸多方面。 （三）促进商事交易 正如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商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而商法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又反过来为商品经济服务。商法规范通过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业行为，保障交易迅捷，维护交易安全等作用和手段，既为商业发展保驾护航，又对商事交易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首先，使商事主体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得到法律保障，促进了资本的扩大和循环，从根本上为商事活动的繁荣和发达注入无穷动力；其次，商事规则使得商行为有序进行，商事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是对商业自由进行基本前提条件；第三，商法规则适应了商事交易简便性和迅捷性的需要，如权利证券化 、程序简易化、契约定型化、短期时效等制度极大地方便了商事交易活动；第四，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社会化、制度化、普遍化，它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内在地需要法治。而商法是最直接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12]。第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商法已大量出现并促使商事交易区域化和国际化。 综上，商法的内在价值或功用，在于规范商主体的设立及其行为，保护商事利益，保障商事活动中的良好秩序，促进商事交易，及时给予遭遇商事违约和商事侵权者法律救济，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述价值只能体现于商事法律领域，是一般民法规范不具备或难以实现的特殊功用。 二、商法的外在价值 商法的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简称商法的外在价值，是外部主体对商法功用的预期、评判、认知中所形成的主观评价和价值追求。由于法的价值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加上人类永远具有对公平、自由、正义、效率、安全、秩序等价值的无限追求，对于一门具体的部门未能应将哪些价值作为首要的选择，必然难以有统一的结论和答案。就商法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以为，除了一般法的价值，如秩序、正义等之外，商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为效益、安全和公平。 （一）效益价值 作为经济学上的概念，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更大的产出，即以少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商法之所以将效益作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是由商行为的营利性决定的，因为无论是最初的商人交易活动还是现代商人的经营行为，其直接和根本的目的都在于尽可能用少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谋求 最大的利益，即追求效益。“与其他任何法律领域比较，商法更能表现出法律与利益之间的较量以及利益对法律的影响”[13]，具有保护商事利益、规范商事行为、促进商事交易三大功能的商法也必然要首先关注效益。商法上所追求的效益，包括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是强调个人利益，但也不忽视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一方面，商法虽兼有公私法特性，但其本质仍为私法。商法的旨在调节和保护商事行为和商事利益，无论是法人还是个人，当其以商主体身份参与到商事关系，即处于平等的商事地位，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只是为了规范和限制某些商事行为，并不能改变商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商行为的私人性质。因而，体现和保护私人之间商事利益和商事关系的商法，其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利益。另一方面，整个人类社会表现为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强调个人利益保护的同时还必须使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实现均衡，即商法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以促进个人效益地更好实现。 商法追求效益价值，则必然保护营利，这其实是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4]。营利性是商法与民法的显著区别之一，是商法对于市场经济价值客观规律的客观反映。而营利与营业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以至于各国商法在揭示其营利性时往往通过“营业”来表述。如德国商业登记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商业，谓以营业为目的，以独资或合伙方式经营之事业。”日本商法典在第502条中规定：“以从事下列营业活动为商行为……”[15]商法的效益价值还体现在商事主体范围的扩大和具永久持续性，为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而规定许多具体的制度，以及提供专门、高效的救济渠道，如商事仲裁等。除此外，有限责任制度、无因性制度、外观主义制度等甚至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其目的也在于鼓励交易和促进财富增值，即提高效益。 （二）安全价值 商法对于安全价值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是由两个因素来决定的。其一，是商法的效益性价值追求不可避免的产物，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目的旨在营利，除了通过简便、迅捷等方式交易之外，还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以便达到营利的目的，如果忽视了了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则商业社会将很快陷入混乱和无序，营利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其二，现代各国逐渐改变了私法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转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适当予以干涉，即私法公法化的倾向，其目的是关注社会公益，以便维护社会安全。 在现代商法中，安全价值主要体现在：（1）信息公式制度。即商主体在从事商事交易时，应当公开交易活动中理应为公众所知的事项，以增强交易行为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使交易者获得关于交易对象的准确信息。（2）要式主义制度。国家通过立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对商事关系施加了强制性影响和控制。如保险合同条款的强制规定，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规定，海事、海商合同应记载事项的规定，关于提单、托运单、仓单统一格式的规定，信用证统一规则的规定，各种贸易术语的规定等。（3）外观主义制度。即以交易行为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确立商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与民法上的表见代理作为个别例外不同，商事法规范中确立了大量根据行为人外观来判断法律后果的原则。如票据行为的外观解释原则、公司未登记事项不得对抗第三人、表见经理人等规则都体现了外观主义的要求。（4）无因性制度。即把基础行为与派生行为相分离，基础行为无效，不影响派生行为的效力。把有瑕疵或者确定无效的行为从商事交易的环节中单独列出加以补正，不影响其他行为的效力，以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制度在票据法中体现得最为广泛。（5）严格责任制度。商法对商事主体从事商事交易活动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保障交易安全的又一重要措施。主要表现为广泛地连带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如票据法上的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及其他票据债务人对持票人均承带连带责任；保险法上保险人对于因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的造成的损失，均应负赔偿责任等。 （三）公平价值 公平的一般含义是公正合理地分配利益和给予救济。在商法上，公平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指公正合理地分配商事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一方权利受到侵害时，公平合理地给予法律救济。公平价值是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容忽视的，因为“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16]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方面，公平与效率既有协同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协同的一面是指某些法律制度在保护公平的同时，又可以促进效率；冲突的一面是指片面地追求其中一方则是以牺牲另一方作为代价[17]，可 能最终二者都难以实现。商事活动的营利性决定了商法的首要价值是追求效益、效率，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原理决定了商法的公平价值也绝不能忽视。并且，商法的社会性和公法化的一面也对公平价值提出了要求，如商事立法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政府职权干预，个人自由意志受到一定的限制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在公平的价值追求方面，现代商法和传统民法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民法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当公平价值与民法的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采取公平至上兼顾效益和其他。而商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效益，在处理效益和其他价值目标的冲突时，采取的是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和其他。并且，民法上的公平主要是保护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即形式上的公平与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18]。而商法上的公平和平等则更多地强调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保护。 在商法的外在价值中，效益与公平、安全之间存着密切的关联。只有建立在安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效益才是持久和稳固的效益，才能在促进个体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并着眼于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效益的提高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为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奠定基础；而公平和安全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公平促进和保障安全、安全体现和巩固公平，二者共同为提高商事效益打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由于“法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庞大体系，不同的法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19]，上述各种价值之间难免会有冲突。在商法上，欲解决价值冲突问题，“最佳效益原则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20]，即以效益为先导，兼顾公平与安全。 上述商法的内在客观功用价值和外在主观评价价值，作为商法价值体系的两个基本子系统，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其中，商法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检验商法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反映并指导商法的内在价值。例如，为实现安全，商事交易中建立了公示、外观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效果反过来又决定和检验安全价值是否在商事法律制度中得以贯彻。 【注释】 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207页。 胡鸿高：《商法价值论》，载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美)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赵万一，叶艳：《论商主体的存在价值及其法律规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雷兴虎：《商法的独立与独立的商法》，载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主编《中国商法年刊》（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德）泊恩•魏得士著，丁小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徐学鹿主编：《商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 李步云主编：《法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12]柳经伟主编：《我国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13]（德）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大全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14]顾功耘：《关于商法基础理论的几个问题》，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三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5]周林彬、任先行：《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6](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17]陈金钊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18]覃有土主编：《商法 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19]、[20]卓泽渊：《法的价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第157页。
（一）山西工商学院和法学相关的课程开设情况
1公共课
公共课也称为公共基础课或必修课，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高等学校的公共课，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德育课、外语课、体育课、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等。我校在这些课程中和经济法有关联关系的课程有公共基础课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公共基础课选修课社会法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般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三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而社会法制一般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两个学分，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2专业课
专业课是指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修习的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的课程。我校开设的专业课中和法学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有经济法基础（经济、管理类专业）、税法（会计类专业）、广告法（广告类专业）、建筑工程法规（建工类专业）、旅游法规（旅游类专业），专业必修课有广播电视法规（广播电视编导类专业）、学前教育政策法规（学前教育类专业）。这些课程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开设时间、课时要求与考查形式不尽相同。
3实践课
实践课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基于学生经验，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体现对知识综合应用的学习活动。一般法学专业的实践课为到法院实习，或组织模拟法庭等。由于我校暂时未开设法学专业，其他专业和法学相关性不是很强，所以暂时没有法学类的实践课。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情况
1商学院
我校商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共有三个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及人力资源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市场营销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人力资源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也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2会计学院
我校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的三个方向：会计实务方向、会计应用理论方向、注册会计方向均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也均为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3金融学院
我校金融学院财务管理专业与金融工程专业是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4建筑工程学院
我校建筑工程学院工程造价是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经济法，二课时，共计32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5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我校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层次没有开设经济法，酒店管理专业专科层次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
6通才教学部
通才教育也称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高素质人才。我院牛三平院长在研究美国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走访了许多企业，了解其用人要求，掌握了市场迫切需要高级管理人才的信息并结合学校教学改革的需要，于1996年在我院开办了首届通才班，实施通才教育。我院通才教育是在四年一贯制的通识教育的基础上，配合准军事化的学生管理，完成专业教育，使学生掌握系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启发意义的知识结构，并得以内化，造就良好的人文、科学和道德素养，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并终身受益。我校通才教育部开设经济法课程的目前有工商管理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经济法，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试课形式考查；财务管理专业第三学年第五学期开设，三课时，共计48课时，以考查课形式考查。
二、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我校担任经济法专职教师将近三年，为各专业本专科承担了六学期经济法教学任务，在教学经验中总结经济法课程开设存在的如下问题。
（一）学生法学基础薄弱
我校学生法学基础较差，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校属于二本C类学校，所招学生学习基础和其他本科院校相比略有差距，尤其是初、高中应掌握的政治等学科里涉及法学的知识学生掌握情况差强人意。第二，按照我国相关规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非法学专业不再开设法律基础等公共基础课，而将法学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课合并，统一开设。这样一来学生在开设经济法课程之前接触法学的机会又大大减少，再加之我校的思想道德基础与法律修养课程往往由思政方向老师授，导致在学习的过程中法学基础知识学不透，甚至一带而过。这就导致在以后开设经济法课程时，学生该掌握的法学知识没有掌握，难以和经济法课程形成有效的衔接。
（二）课程安排不甚合理
经济法按照我校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属于专业基础课一类。专业基础课，顾名思义，为专业课的开设奠定基础之课，但是我校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开设经济法课程时间和课时以及考查课程的方式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如，商学院在第三学年第五学期甚至是第六学期才开设经济法这门课程，此时已经到了学生系统学习专业课的时候，不再开设经济法为时已晚。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周三课时，共计48课时，而经济法涵盖内容又较多，课时量难以满足课程设置的需求。大部分学院经济法课程为考查课，作为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多法学课程本就不是十分重视，再加上为考查课，学习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不重视课程的心理。从这三方面而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难以实现其教学目的。
（三）教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针对二本C类学校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经济法教材甚至为非法学专业教师编写，针对不同专业，经济法教材内容也没有大的区别。比如，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应偏重于公司法，市场营销专业应侧重合同法，金融专业应侧重于金融法、银行法等方向，而目前经济法教材还没有如此细的分类，而要求经济法教材也难以涵盖所有法学知识，这就导致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教材质量欠佳，经济法课程的开设和各专业的需求贴合度不高。
（四）实践教学较难开展
我校是一所新型的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院校，在教学中非常注重实践教学。但是由于我校目前并没有法学院，开设经济法课程的均为非法学的专业，由于没有系统的接受过法学教育，开展法学类的实践教学比较困难。目前针对经济法的实践教学只能停留在案例讨论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合班授课人数往往在100人左右，案例讨论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山西工商学院经济法课程改革建议
（一）加强基础法学学习力度，为经济法开设奠定基础
目前，全国高校普遍只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一门涉及到法学的公共基础课，额外增加法学基础课课时量不是很现实，但是建议我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时候选择有法学专业，特别是有经济法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法律基础的部分，为经济法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安排，为专业课学习做好铺垫
目前，我校本科层次的专业经济法课时基本为周三课时，针对经济法内容较多的实际情况，周三课时（总课时48）难以满足经济法课程教学需求，建议学校本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增至周四课时（总课时64），且将考查形式统一为考试形式。并且建议全校统一经济法课程的开设时间，专科层次的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本科层次经济法课程安排在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这段时期学生学习积极性较高，对于专业基础课而言也能较好实现其开设目的，为专业课的开设做好铺垫，并且有利于协调教师课时量的问题，不会出现一学期课多一学期没课带的情况。
（三）严格把好专业教材质量关，为课程的学习保驾护航
目前，针对二本C类院校的专业教材质量差强人意，教学在选择教材方面比较头疼。经济法教材的选择问题更加突出，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体系严谨内容充实，但选择法学专业类经济法教材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难度偏大，而一些非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体系不严谨，有的内容混乱，有的法条滞后，并且不同专业重点不突出，这就需要在选取教材的时候严把质量关，或者鼓励本校教师针对各专业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
（四）适度开展相关实践教学，为知识的巩固助力
在商法教学课堂，案例教学主要是由教师与学生两者共同来完成的。从教师对案例的积极态度来看，案例教学已经被教师广泛接受，并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但问题是，大部分商法教师在使用案例进行教学时，对案件实际场景被可以避免的信息，比如在证券、保险等专业性与技术性较高的案件上，法官适当隐藏的商业机密亦或是其他不能表达的信息未能合理把握，导致其无法引导学生真正理解案件，使学生对商法实践作用无法把握。加之法学院的教学规定、教师背景及教师的考核标准限制，使得教师深入探究案例的兴趣遭到限制，对实务研究的能力也无法提高。而在学生方面，许多学生对教师给出的商法案例的兴趣点并不在于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而在于案例中出现的各种故事情节。因而，在案例讲解完毕，或讲解中途，老师提出需解答的问题后许多学生无法作答，甚至无人回答。虽然有些学生对商法的法律条文与业务领域已有基本的理解，但在课后复习时却多忽视对案例的阅读、分析与思考，更未参看其他案例，导致学生在案例教学中明显呈现功利化与肤浅化，理论色彩偏重。
二、如何改进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的作用
目前，案例教学已经逐步在我国商法教学领域占据比重，但基于案例教学目的缺失、案例资源匮乏与案例教学主体适应性考验不过关等问题，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并未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为此，在多重教学困境下，兼顾理论与实践的案例教学对商法教学非常有优势。因而，笔者提出以下三个针对性解决方案:
(一)首要明确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的作用
商法教学作为我国法律教学体系的重点内容，其引入案例进行教学辅助的目的必须要明确，这也是商法教学的首要任务。这也要求高校在实际商法教学课堂中，要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多进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对此，商法教师可以在法学教学体系的基础上，整体引入案例并对其做适当的编排，积极发挥案例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作用。比如，在合同法教学中，适当举例当前较为大型的房地产违约现象，如不动产登记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等，让学生从客观的实例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与此同时，在学生理论掌握的基础上，老师还可在课下指导开设自由发言与讨论小组、模拟法庭辩论等多种实践形式，让学生在“事实”案例分析中把握理论的应用，从而实现课上理论与课下实践相结合的案例教学目的。此外，教师必须打破理论对应案例的教学方式，多从案例出发，指导学生发现理论所在，并了解理论的实际应用。可以说，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的本质目的。
(二)积极整理商法案例资源
在分析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时，笔者已经提到案例教学资源缺乏且质量不高的状况。因而，为了改进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当务之急是建立完整的案例库。必须注意的是，案例库是一种大工作量的建设工程，如果单凭个人或某个部门是难以实现的。为此，商法教学者应积极鼓励全国各地法学教学体系的商法部门，以部门为单位搜集国内外商法案例并合理整理;同时，在整理商法资源时，教师应对每个地区法院整理资料的商字类案号充分了解，从而在汇编与排列时为商法教学提供相关案件容易辨识的条件;而对于某个商法部门内部，需积极搜集较新的法条与案例，且由于这些案例数量并不多，整理工作相对简单，需规划好典型案例的排放;此外，在整理商法资源时，教师与商法部门需避免对案例做删减或增添等加工工作，尽量保持案例原貌，如果判决书证能够一并纳入，案例教学效果将更好。案例库建设完成，商法教师与商法部门还需定期对其更新，不能大架构完成后即置之不理。目前，在我国法律教学体系内，只有北大法律信息库已经启动了商法及其他法律案例整理成库、成集的建设工作。但资源库因未采用有序排列，检索与归属等方式未完善，资源汇编整理工作并不健全。因而，若其他商法体系能及时加入，必将有助于商法大资源库的完善。
(三)改进法学教学的组织体系
1.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民商法学教学中的三大关系及其处理对策
3.开启民商法学的钥匙——民商法学文献检索举要
4.浅析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5.关于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
6.民商法学研究评述
7.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分界新探
8.1996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9.浅谈民商法学
10.2000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1.人大民商法学:学说创见与立法贡献
12.民商法学的突破与坚持
13.2002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4.学术史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民商法学研究
15.2005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16.民商法教学中的情境创设与理念超越
17.学术史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民商法学研究
18.民商法学
19.世纪之交民商法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
20.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点简介
21.浅析民商法学案例教学的问题与出路
22.关于民商法学中连带责任的浅析
23.中山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简介
24.2004年民商法学学术研究回顾
25.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学科
26.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研究基地
27.甘肃省重点扶持学科、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民商法学
28.武汉大学法学院1999年民商法学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目录
29.公安院校民商法教学研究
30.面向现代企业需求的法学职业教育改革
31.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学学科带头人——杨震教授
32.甘肃省重点扶持学科、甘肃政法学院重点学科——民商法学
33.略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的法学方法问题——兼对国际法学方法论课程的检思
34.论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35.民商法领域研究的前沿学术之作——读《民商法专题研究》有感
36.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民商事模拟审判实践研究
37.试论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38.法学方法论在涉外民商事裁判中的适用探析
39.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40.民商法在公安执法中的地位及应用方式
41.“乘人之危”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效力
42.论法学二级学科对体育法学研究的影响——对278篇CSSCI核心期刊体育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
43.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性因素实证分析——基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调查
44.无效民事行为诉讼时效浅述
45.物业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和担保方式
46.知识产权与科技法律的专业团队——中国科学院大学法律系简介
47.多元视角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以国际法为主线
48.论法学课程在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49.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
50.论体育赛事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
51.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民商法基础
52.案例教学法在民商法教学中的应用
53.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54.刍议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现实融合障碍
55.解析经济法对民商法的价值超越
56.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研究
57.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探析
58.民商法在公安执法中的地位研究
59.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探讨
60.我国经济中现代民商法的价值体现
61.浅析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有效完善
62.浅谈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63.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民商法基础
64.现代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65.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
66.民商法在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创新
67.试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68.浅析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69.浅谈民商法在警察执法中的地位及运用
70.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剖析
71.论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完善措施分析
72.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从公平与效率之视角
73.民商法连带责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74.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
75.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
76.探究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
77.试析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78.探讨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
79.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完善路径
80.民商法对人权的保护现状探究
81.民商法领域研究的前沿学术之作——读《民商法专题研究》有感
82.民商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探析
83.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究
84.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新探
85.民商法与经济法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86.关于民商法信用体系的初步探讨
87.关于民商法中连带责任的探究
88.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探析
89.民商法目的价值的有效体现
90.论民商法上的外观主义
91.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汉语法律文本“的”字结构英译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民商法为例
92.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究
93.谈民商法的信用原则
94.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95.市场经济下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研究
96.试分析现代民商法中的均衡问题
97.论现代民商法在我国经济中的价值体现
98.关于构建民商法信用体系的实践探讨
99.社会变迁与民商法发展——第三届海峡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圆满举行
100.市场经济体系下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
101.探究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102.市场经济体系下如何完善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103.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分析研究
104.论民商法的信用原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105.浅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106.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探讨
107.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探讨
108.网络交易安全与民商法保护的相关性探讨
109.试分析民商法对消费者信息权的保护
110.论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三者之间协调关系
111.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法律制度选择——民商法不容忽视
112.浅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互补关系
113.关于私有财产的民商法保护研究
114.民商法与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115.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浅析
116.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研究
117.论加强民商法建设的重要意义
118.民商法信用原则的体现
关键词：商务英语教学听说法
一、前言
听说法是第二语言教学史上一种理论基础非常雄厚的教学法流派，于20世纪4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50一60年代期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六十年展达到了顶峰，并流传到世界各国，蜚声世界外语教学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合作日益加深，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人对商务英语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种背景使得我国越来越重视对适应市场需求的“懂业务、英语精”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大开了英语教学工作者的眼界。
二、商务英语教学现状分析
在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互动的呼唤下，商务英语已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它不仅可以帮助商务人员提高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还可帮助英语人才掌握商务方面的基本知识。因此，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社会上也充斥着各种各样或以帮助学员考取商务英语证书为目的，或以帮助学员跨越工作当中的语言障碍为目的的商务英语培训班。
商务英语教学不同于一般的英语语言教学，它具有较强实践性、应用性，和专业性。因此要求商务英语教学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英语知识，还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如果商务英语教学者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可能削弱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
而对学生而言，他们不仅要具备英语语言的基础知识还要熟悉一定的商贸知识，并自如运用英语从事商务活动。然而高校中商务英语专业低年级的学生普遍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很强的语言技巧和语言能力。
三、关于听说法的具体说明
听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美国军队中形成并获得成功，五十年代初在美国流行，六十年代中叶发展到养日语听说能力的教学法。
2．听说法的理论基础
听说法是第一个自觉地把系统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理论作为自身理论基础的教学法体系。它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强调第二语言教学要从口语开始，从说话开始，通过掌握语言结构学会目的语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其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提出的刺激一一反应s—R)论。
(二)听说法的优缺点
1．听说法的优点：以口语为中心，以培养听说能力为主；强调句型的训练。创造了一套通过句型操练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方法：限制使用母语但不排斥母语的作用；通过母语和外语对比确立教学重点和难点；运用现代化视听手段进行教学。
2．听说法的缺点：强调听说，忽视读写；听说是枯燥的机械性操作，句型操练脱离语境。不利于培养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三)听说法的历史意义
在多种商务英语教学法中，无论是在理论基础、体系还是方法方面，听说法都较其它教学法更系统和全面，内涵也更丰富。听说法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外语教学结合起来，并自觉地将语言学的理论作为外语教学理论的础，这在外语教学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外语教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四、听说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1．听说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流程
听说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有五个阶段，分别为：
(1)认识(rec0gniti0n)阶段：教师通过直观手段或上下文、情景等手段向学生发出语言信号(主要是句型)，表明语言信号所表达的意思，让学生把信号和它所表示的意思联系起来，即“听音会意”。
(2)模仿(imitati0n)阶段：让学生通过仿说一纠错一再仿说，同时记忆。
(3)重复(repetiti0n)阶段：让学生重现通过模仿已经记住的语言材料，作各种记忆性练习，一直到能正确理解和背诵为止。
(4)变换(variati0n)阶段：为了培养学生活用语言的能力，作各种不同的变换句子结构的练习。如，替换(substituti0n)、转换(c0n—versi0n)、扩展(expansi0n)等操练活动。
（5)选择(s日ecti0n)阶段：让学生从已学的语言材料中选用某些词汇、成语和句型，描述特定的场面或事件。即综合运用，进一步培养学生把学过的语言材料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2．听说法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商务英语教学与普通英语教学一样，包含听、说、读、写四步骤。在整个过程中，听说被放在了首位，由此可见听说的重要性。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笔头能力的高低不能确切的说明英语知识掌握的多少，究竟听到了多少，能讲多少英语才是评定英语能力最重要的指标。而听说法或口语法是以掌握口语为目的的教学法体系。
其语言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的理论，以口语为中心，以句型或结构为纲是听说教学法的主张。听说法把语言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外语教学中，使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的安排具有科学的依据。教材用会话形式表述，强调模仿、强记固定短语并大量重复，极其重视语音的正确，尤其强调语调训练，广泛利用对比法、并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这对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加速外语教学的过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和进步。
五、结语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强，懂英语、懂商务、会财会等的商务英语人才被社会所青睐，越来越多的院校先后开设商务英语课程。商务英语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也成了各院校极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听说法是被探讨的重点课题之一。与以前传统的教学法相比，听说法具有明显的优势，学生可以依靠更简洁的形式、更有效的操练学习活商务语言。因此，听说法被引入商务英语教学．给商务英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同时促进了商务英语教学法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蔚萍．面向21世纪的我校商务英语教学叨．莆田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
[2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的本质与模式验证[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4)：44-47．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1〕而“发自人心的法律同时表达了特定的文化选择和意向，它从总体上限制着法律（进而社会）的成长，规定着法律发展的方向。”。〔2〕商法亦概不例外。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之下，探讨商法、商法学的源与流、得与失，合与分，尤对中国商法学在“文化自觉”、学术构建、自我反思方面的欠发达现状而言，更为必要。而且，时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问题已成法学中之关注焦点。依一些学者的观点，本土化即是把有世界性或国际性价值的法律理念、法律规则、法律组织、法律运行方式及法律技术等加以中国化的过程。〔3〕法律本土化并不等于法学学科的本土化，二者有关联却不是一回事，其间差别常为学界所忽视，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法国商法学家商波曾指出，如同所有的法学内容一样，商法可以并且应该以两种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第一种，从外部和整体上，把它视为包括“法学”在内社会科学范围中的反映。第二种认识方法，就是从法律规则主体的内部，研究商法的实质和形式，即商法规则的实体。〔4〕前者相当于我国学者提出的学科意义上对商法进行考察，后者相当于从规范的形式和规范的构成上把握商法。〔5〕不过，一般人们在使用“商法”这一概念时，往往缺乏上述学科意义与规范意义区别的自觉，正如“有的教材‘名为民法’，实为民法学”一样。〔6〕笔者以为，商法与商法学应作严格的区分，简言之，商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作为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具有法律效力；而商法学则是以研究商法理论与实践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无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可言，但对商事立法与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及科学依据。而且，商法学以法律革命中常常扮演先锋角色的商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国本土化问题之探讨首当其冲。本文基于“文化自觉”的学术立场，贯以商法和商法学的互动，拟从下面几个层次上予以展开：
一、西方商法概念、学说的发达与中国古代商法、学说的缺席及根源：先天性地注定中国商法学的本土资源在古代文化的传统积淀上尚付阙如
按通说，商法（英美CommercialLaworBusinessLaw德Hedelsrecht法DroitCommercial日商法）一词是从中世纪欧洲商人习惯法（拉LexMercatoria）演化而来。一如哈佛大学教授伯尔曼在其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中指出的那样，“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7〕
但是，商法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离不开法学家们的贡献。表现在：从英国历史上看，商法的概念是很明确的，理论著述也是彪炳史册的，最早可溯至1622年马里尼斯（G.Malynes）所著的英格兰首部商法著作《古代商法》（ConsuetudovelLexMercatoriaortheAncientLawMerchant），随后1834年史密斯（J·H·Smith）的《商法》这部现代权威专著的诞生，被誉为开创了英国商法的新纪元，标志着商法学说体系的形成。〔8〕再看欧陆国家，商法概念、学说更是商法典制订的思想先导。类似于民法受学说、理论的支配，初期的国家商事立法受法学著述的影响同样颇深。在各民族国家制定成文法的历史过程中，不应忘却这些商法论著的贡献，如参加法国《商事条例》起草的萨维尼于1673年发表的《论完全商人》，德国学者马奎德于1662年出版的《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德国学者凯萨尔吉斯于18世纪中叶出版的《商法论》。它们为初期国家商事立法乃至尔后《商法典》的出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德国《普鲁士普通法》逐句逐段地引录了马奎德《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中对商法原理的概括，包括商人、商事行为，汇票、经纪人、海商、承运人等内容。而且在法国著名商法学家克洛德·商波看来，商法虽不是法国法律的特殊产物，“但商法这一概念纯粹是来自于法国法律文化。”〔9〕现代意义上的商法的概念的出现，是以1961年萨瓦蒂埃首次出版了《商法》小册子为标志。〔10〕总之，西方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大致经历了古代商人法近代商法典现代商法的若干变迁，在商法典的成文法形式上、商事法院司法审判规则上，以及商法学理的文献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传统至现代构成了西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我国虽远在西周时代，就出现了与民事活动的规则所不相同的零星的商法规范，《周礼·天官·小宰》载“听买卖以质剂”，《周礼·地官·质人》载“大审以剂”，“质剂”是指商事交易关系之买卖契约，它与民事借贷契约“傅别”有本质区别。〔11〕亦不乏商业管理法规的萌芽，但是总的来说，在我国，因长期重农抑商，商事交易极不发达，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缺乏产生真正完整意义的商法制度和商法学说、体系的土壤，其历史根源是多方面的：
1.自然经济的社会基础。我国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为基础，农产品手工产品的交换、流通只是偶然的局部的孤立的社会现象，这种超常稳定的单一农耕经济结构及与之相适的宗法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组织，与欧洲地中海沿岸海商贸易中产生的商人团体、阶层组织大相径庭，更勿庸说去冲决封建家族宗法关系的藩篱，形成保护我国商人自身利益的商法的气候。
2.儒家伦理的文化理念。自春秋孔孟创“儒”作“礼”，又经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儒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其核心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而且儒家学说被各朝各代法律化，如唐《永徽律》及其《疏议》即是集儒家思想法律化之大成，《唐律》被认为是：“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12〕因此，“礼”的规范及儒家宗法伦理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调节器，贯穿到经济生活中则成为“商法”的替代物，从而于渊源上抽去了商法的产生存在的根据。
3.重农抑商的长期“国策”。西方文明何以从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我国却长期停滞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其因之一，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商人社会阶层，而造成这一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与中国历朝各代将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作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本“国策”来推行和延续分不开的。这种“国策”包括：一是从思想理论鄙视商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有力理论依据，商人在历代社会中没有应有地位，视为“小人”、“贱民”；缺乏历史的主体和动力，遑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二是“农本商末”政策法制化。商鞅变法，规定：“戮力本业（指农业生产），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徭役）；事（商事活动）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奴手（连同妻女收为官府奴隶）”，〔13〕《魏奔命律》规定：商贾开旅店的、赘婿，以及在百姓中不耕种的，不修建房屋的，都要从军。《魏户律》规定不准商人占有田地，“勿予田宇”。三是对商业活动严加限制和管理。如秦朝法律规定，“容未布吏而与贾，赀一甲”。明代则广设钞关，重征商税，苛捐杂税，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家，今止三十余家点矣”“……河南一带货物多的为议真、徐州税监差人挽捉，商人畏缩不来矣”。（《明神宗实录》卷二七六，）〔14〕四是推行禁榷专营制度，兴办官营作坊，削弱了民营资本力量。禁榷范围包括铁、盐、茶、酒、矾、香药、硫磺等，自春秋到明清历代还不断有所扩大。五是实行“海禁”，抑制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唐宋时期海上贸易一度繁荣，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唐朝时中国海船之大，惟中国船能在风恶浪险的波斯湾航行无阻。南宋时，通商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广州两市舶司净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20.乃至明永乐三年，郑和七下西洋，率官兵二万七人，“宝船”六十二艘，为世界壮举，但这些并非中国民间海上贸易的骄傲。迨至明嘉靖时，始施海禁，嘉靖四年下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明世字嘉靖实录》卷五。）〔15〕延续大清闭关锁国500年之久，严重堵塞了海内外商品交流的渠道，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总之，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积淀形成的农耕经济结构、儒教宗法制度、重农抑商“国策”，造成了中国商法制度长期的历史空白，直到大清商律出台时，整个较西方（如法国商法典）整整推后了一个世纪，而中国几千年商法体系的“缺席”（缺乏开路先锋的商法革命）无疑又维系和加剧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超稳态结构，并陷入了一种停滞、落后的恶性循环的历史怪圈，更勿论类似西方的商法思想、学说的形成。因此，正如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16〕而在西方，正如伯尔曼所说，“新的法学为按照秩序和正义的新概念把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一种构架，假若没有诸如流通汇票和有限责任合伙这样一些新的法律设计，没有对已经陈旧过时的以往的商业习惯的改造，没有商事法院和商事立法，那么，要求变化的其它社会经济压力就找不到出路。”〔17〕
二、近代中国商法意识的有限启蒙与中国商事立法本土化的萌芽：意味着只是外国商法学说、思想的仓促引入，远非自我理论的生长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破坏了中国悠久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的财产关系，已迫切需要新法加以调整。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改良派的思想家们，在为西方法文化引进、输入伊始，即疾呼力倡制订商律，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早期改良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家郑观应、陈炽等那里商法意识作为“商人之政”、“整齐之法”、工商文明昌盛之法已有萌动和觉醒。至1897年，“”领袖康有为上书光绪，“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复位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18〕这堪为中国近代时期首次明确使用了商法概念，并提出了仿效西制，专门制订商法的主张，随后1901年（光绪27年），出使俄奥大臣杨儒、湖广总督张之洞亦奏疏清廷提出过订制商法主张，开启了移植新法、法制现代化修律运动之序幕，为大清商律的出台开辟了道路。中国商法思想的启蒙另一表现来自市民社会尤在民族资本家阶层。1902年（光绪28年），上海商业会公所（1904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成立，其章程响亮地提出，“如何详订商律，纠立公司，在在须资讨论”，1907年10月88个商会等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愚园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会，正式提出了：“商法必须商人协议亟宜讨论”。〔19〕1909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商法大会。这意味着商法思想在中国民间社会尤在民族资本家阶层已有觉醒。
在清廷本土化的修律运动中，商法扮演了中国法制现代化改革的开路先锋角色。1903年清政府为振兴工商颁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以封爵授勋来鼓励商人投资，并陆续颁行《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为时人励赞：“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希世之创举”。〔20〕同时，光绪皇帝为力行新政，将制订商法视为“通商惠工之经国要政”，于1903年3月令载振、伍廷芳等起草“商律”，光绪29年12月5日，《大清商律》颁布，共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条例》131条，体例为日本式，内容多采德国式，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单行的商法。1904-1906年间，清政府还制定了《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单行法律、法规。1908年9月（光绪34年8月），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等协助编纂中国商法典，经志田钾太郎起草的商法草案，共分总则、商行为、公司律、票据法、海船律五编一千零八条。由于这部商律草案工程浩繁，“不适国情”，延至宣统二年，清政府又推出了一部改订大清现行商律草案，该草案分总则编和公司编两部分，较以往更多考虑了中国商事习惯和通行的商法原则，但未施行旋即清廷被，成了北洋政府修订《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的蓝本。
可见，“商法”概念和商事立法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出现，是近代西学东渐、民智开启、变法图强的产物，是在中国传统宗法文化被打破向近代法观念转型的艰难历程中提出来的。应该说商法这一概念和体系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看来并未有职业法学家们那样清晰，但他将之纳入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一观点则是鲜明的。这应算是中国商法意识自上而下晚外发式的现代化觉醒的伟大标志。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种本土化的商法理论的自我生长，相反只是修律运动中移植国外尤其是日本商法的内容、体例及学说。
这里有三个注意点颇值省思的是：1.所谓“参酌各国、学习西方先进法制”实际是取大陆法系，又以日本为典范。何以不师英美呢？况且在西方列强中，第一个设立君主立宪、傲居列强之首的是英国，第一个以鸦片、船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是英国，第一个迫使清廷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也是英国，第一个允诺以中国的法律西化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也是英国，而且与沈家本同时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的伍廷芳乃中国获得完整英伦法律教育及出庭律师资格的第一人，理应在移植英国法治（商法）上有更大优势。个中缘由固然复杂，但笔者以为，有重要一点是，中日在地理上不仅一衣带水，而且历史文化上有亲缘性、共通性，日本法学家箕作麟祥在翻译法文（Droitcommercial）即借用了汉字“商法”，如李贵连先生一语中的指出，从法国法律用语———日本法律新词———中国近现代法律概念，用改换读音加以解说之法，以较短时间把西方法律概念移植到中国，可以说非常顺利地奠定了20世纪中国法学的语言基础。〔21〕这样通过日本法学家如著名商法学家志田钾太郎等人的学说、立法主张，日本法例在中国的继受则为顺其自然的事。2.学术有观点认为，“发明法律之学为维新骄子梁启超所创”。〔22〕“1907年和1909年召开的两次商法大会及其所形成的《商法调查案理由书》的编辑完成，标志着中国商法学的正式产生。”〔23〕笔者这里不敢苟同，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学术、一种社会现象，法学是由各种要素组合而成。这些要素主要有：经济基础，立法基础，世界观或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法的体系，原则，概念术语，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方法，法条注释”。其中，笔者以为，一种该门学科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的成长堪为其根本性标志，而这在清末这一时期皆尚付阙如，有的充其量只是对于中国急需的商事立法问题的局部讨论，如两次商法大会所附的商法总则理由书和公司草案理由书，并不代表提升到“商学学”体系的自我创建的“文化自觉”水平。3.而且这种国外商法的方法与思想的启蒙是有限的，只为先进人士所觉悟，但与社会民众仍很膈膜。如张骞建大生纱厂，招股告示后，绝大多数人却“非假笑不答，则掩面而走”“入股者仅畸零少数。”使张骞顿生“中国之人，莫亟于变习气”之概。清末《破产律》颁布不久，就有各地商会多以“中国现实商智尚未大开，商业亦未齐同，肯请暂缓实行。”这说明广大民众的落后观念，不仅影响了商法（公司）制度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也制约着商法思想的普及和深入。
三、民国时期的商法更迭与中国“商事法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商法学本土化一个里程碑，但因其历史的局限需要在新的契机、条件下进行创新与重构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统治，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的结束。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凡清律不与国体抵触者，仍有效，故《大清商律》暂准援用，1914年1月3日，中华民国在《大清商律》改造的基础上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条例》、《中华民国商人通例》，并于同年9月1日实行。1923年法国的爱师嘉拉帮北洋政府起草过《商法》草案，但未正式颁行。与此相随，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翻译、编译、编著的商法学的著作，如据日本教习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内容而成的《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中的《商法总则》、《商法（有价证券，船舶）》、《破产法》（1911），秦瑞?、郑剑译述的日本松本仁一郎《日本商法论》，陈时夏据青木彻二氏著作和志田截太郎讲授编译而成的《商法海商》。另外，《译书汇编》、《政法杂志》、《政法浅说报》、《法政介闻》、《预备立宪公会报》等法律报刊中，也发表了一批由留学生翻译、编译的国外商法学名家的论著。这一时期总体上仍在为自己的商法学的诞生创造条件的孕育时期，是国外商法学引入传播的续曲。
迨政府定都南京后，为适应新兴工商业关系调整需要，接受了立法院胡汉民院长等建议，采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1）将通常属于商法总则的经理人及代办商和属于商行为编中的买卖、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及承揽运送等一并订入民法债编中；（2）在民法之外又另订单行商法制度，如1929年《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1937年的《商业登记法》等，形成了中华民国民商法典合一与单行商法相结合的立法格局，至今在我国台湾适用。
这一时期堪称商法学在中国自主开创、发展的阶段。笔者以为应以此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商法学的正式发端。其理由在于：1.在学界首次对民商法是分立还是合一作了较系统深入的理论研讨，如朱学增的《民商法应否分立之商榷》、崔仲彝的《民商法统一论》、吴炯照《商法民法分合论》等，表明对商法独立性问题有了一定的理性反思和“文化自觉”。2.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采行的民商合一立法主义，是将商法总则内容囊括并入民法典，然又剩公司、保险、票据、海商，外加商业登记等法律法规无法融为一体，便单行予以立法，作为民事特别法的一个整体来对待，名曰商事法，此为狭义的商事法；广义上的商事法则还添上民法典中关于调整商事关系（即商法总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这种“民商合一”法例区别于瑞士的“民商合一”模式，独具一格，被庞德赞为“此一举措殊足表示其见解之卓越”，〔24〕而且，并未消除商事法域的存在，相反，商事立法的飞跃发展、商事法规的体系完整性为商法学的本土化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空间。3.本土化的学术生成与“商事法学派”的开创。这从19世纪30、40年代著作迭出可窥一斑，如王效文的《商事法概论》（1931）、《商事法要义》（1947）、《中国公司法论》（1930）、《新公司法论》（1948）、《中国票据法论》（1930）、《海商法论》（1933）、《中国保险法论》（1930）等十几部著作，其它著名的商法学家还有王去非、王孝通、张知本、丁元普、王家驹、何基鸿、李浦、戴修瓒等也是硕果累累，可谓开创了一个本土学派———“商事法学派”。这种学术传统影响深远，迄今为我国台湾学者多沿用“商事法”之称谓，如我国台湾学者梅仲协的《商事法要义》，刘清波的《商事法新论》、张国健的《商事法论》、曾如柏的《商事法大纲》、朱敬恒的《商事法概论》、张东亮的《新编商事法论》，且在狭义上专指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商业登记法等，不一而足。而且，张东亮还指出，“商事法”成为我国台湾法学界特有之理念、科目名称，还在于“乃教学上需要之权宜称呼”。〔25〕这样立法实务与理论教研上的共识俗成，甚至影响到目前祖国大陆教科书“商事法”之流行。但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因素，又乏基本的商法典，尤缺商行为理论检讨，商法学的自我发展是受到极大制约的，有赖于在新的契机和条件下实现伟大的复兴与重构。
四、当代中国商法学的“文化自觉”的欠发达：困境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商法长期遭否认，商法概念在人们头脑里亦销声匿迹，商法学林凋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准确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国第二轮改革启动后，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商事立法的步伐加快，我国沉寂了约半个多世纪的商法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大好机遇，“商法”一词开始频繁用于会议文件（早在1984年8月中国经济法学会召开成立大会之时，名誉会长谷牧同志明确指出，要制定我国的商法，并让法学界充分研究论证）、党的报告（如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定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各类教科书（如董安生的《中国商法总论》，徐学鹿的《商法概论》等早期教科书），丛书（如梁慧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论集（如王保树主编的《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辞典（江平主编的《商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相继出版。而且，1999年商法课程已被我国教育部列为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一，更进一步“解放”了商法学科独立发展的命运。总之，中国市场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迫切需要健全的商法的规范调整，又呼唤商法学说、理念的完善指导，迎来了中国商法与商法学互相推动、共同繁荣的新时代。为此，我国有学者喊出了“机遇论”、“补课说”的先声：所谓“机遇论”即是认为，中国第一轮改革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民法学、经济法学获得大好发展机遇，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驶入第二轮改革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商事交易空前发展，商事立法陡然加快，商事法律现象层出不穷，这为商法学的复兴繁荣带来了大好时机，正如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中所云：“动皆中于机会，以取胜于当世。”〔26〕“机遇论”对于唤醒学者们对加快商法学科建设的使命感紧迫感是大有意义的。所谓“补课说”即是认为，正如国际贸易法学家施米托夫指出的那样，商法统一化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但是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他们之中的许多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其本国的商法，就已经独立了”，因而把这些国家所急需的商法提供给他们，是对他们提供的最好的“技术上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无价之宝。我们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补课”的历史重任。〔27〕这种“补课说”指出了我国经济水平与商法法制仍欠发达、输入国外商法的“赶超型现代化”的基本命运。但是离一种本土化的成熟的商法理论、学派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勿庸讳言，当前我国商法基础理论总体比较薄弱，在“文化自觉”方面是欠发达的，甚至十分匮乏，商法学理论的单薄又进而影响了商事立法的进展、乃至司法审判的改革。重要的还在于商法学遭遇以下困境：1.否认商法的存在及商法学的学科地位的声音在民法学者、经济法学者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商法似乎远离了正统的官方学术，“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里没有它，”〔28〕我国民法学者还认为商法作为商人职业法“是历史的产物，也只能作为历史的遗产”；〔29〕经济法学者主张“商”回归“民”又溢出“民”之后，溢出的部分即为公法化了的商法，应当划入经济法。〔30〕“在我国当前，本无在民法、经济法……之外另立商法部门的客观条件和法学基础”，“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31〕2.主张商法的现展规律是迈向国际商法，片面强调商法的国际性特点，忽视了其扎根本土的维护民族意志、利益的功能，抹杀了商法学与国际商法学分属两个学科的区别性。这种观点主要受国外一些建立“现代商人统一法”思潮的影响，如英国著名国际贸易法学家施米托夫指出，“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自行完成。各国商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的国际贸易法的方向发展”。〔32〕3.立足于祖国大陆市场经济实践的商法理论、诸说研究“深不下去”（徐学鹿先生语），仍多停留于台湾学者教科书水平上，批判继受的少，对商事领域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公司、证券制度探讨较多，但于钻研商法的原则体系、商主体、商行为等基本范畴几为空白，像其它部门法学界如民法学界有徐国栋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经济法学界有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刑法学界有陈兴良的《刑法哲学》等专题研究的力作问世。
如何走出上述困境？笔者以为，首先，中国当前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实践，已充分向人们表明，以市场（主体、交易关系）为规范对象、以营利性为调整机制、以追求安全便捷为价值理念的商法制度的及时供给不仅是必须而且应是“文化自觉”。正如德国学者认为，“在一个国家中，有无必要制定商法这一特别私法，这不仅取决于该国的法律传统和经济发达的状况，还取决于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在经济生活中，就权利交往和稳定性之功利来说，一定的私人权利主体，以及是否一定的法律行为（商行为）相对于一般私法来说在法律技术上更进步和在法律适用上更简易，稳定和安全可靠。”〔33〕其次，商事立法愈是与国际商事交易规则接轨，就愈凸现出如何适用本国国情，服务本国的商事实践，维护民族商事权益的问题。譬如我国清代商律很大程度上即是作为保护民族资本、恤商之法出台的。雷兴虎先生也指出，“商法以促进市场繁荣、维护交易安全为宗旨，以尊重交易自由、发展国民经济、扶植民族企业、保护对外贸易为己任。”〔34〕中国商法的制度创新理应扎根于本土市场，与时俱进，并为其保驾护航。再次，本土化的商法学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及深化、范畴的锤炼、体系的建构势在必行，并由此有标志性的本土化的商法学派、科学共同体及其代表人物诞生。英国商法史上有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大法官、史密斯（Smith）等功勋卓著，美国的统一商法典与现实主义法学派大师卢埃林（Llewe lyen）分不开，萨维尼更成了德国民族法学的象征，我们有此“文化自觉”吗？21世纪是中国民法典辉煌的世纪，也应是商法灿烂的世纪！
五、余论：中国商法学的初步勾勒———新世纪本土化的第一步
从上述商法、商法学的互动的历史开示中，不难理清，中国商法恰亘百年，但商法学绝非完全亦步亦趋，它走着自己的逻辑进路，从古代的缺席———清末的启蒙萌芽———民初的继续积累———20世纪30、40年代的正式开创（首次本土化）———20世纪80、90年代的“复兴”、重创，堪谓从无至有，从沉浮到扬帆，我们应有“文化自觉”的关怀与热情，来创建走进新时代的商法学，在此意义上，人们普遍使用“复兴”一说，就如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众话语一样。本文虽也从众，但应指出，正如“文艺复兴”的“复兴”不能仅顾名思义一样，中国商法、商法学的复兴远不仅是中国商法学本土化的继续，而且更是全新意义上的中国气派的商法学说、思想的机不可失的一次革命。这里对中国本土化的商法学的体系问题初作勾画，此为商法学中国本土化创新征程中的第一步。
在大陆法系的商法学说中，其内容体系与其《商法典》基本上相对应，除讲授商主体、商行为法外，还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而商身份法商行为法中，则涉及商行为人种类、资格取得及效力、商号、商事账薄、商事运输、商事仓储、商事、商事行纪。英美法系的商法学体系则另辟蹊径，各有特色。英国法学家特霍夫认为，商法学指对商事交易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总称，包括商事契约、合伙公司、、票据、银行、保险、运输、仓储、商事买卖、破产、专利、商标、商事惯例以及商事交易的留置、抵押等商事债权。〔35〕我国目前商法学者多主张，商法体系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商号、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徐学鹿先生认为，商法的体系由商主体法、商行为法、商事权利救济三部分（包括商事法律责任、商事仲裁和商事诉讼）；覃有土先生则主张，不应把商事救济这部分概括进去。在他看来，“我国商法在内容上一方面要继承国外商法中有价值的内容和通行的做法，同时要剔除其不合理的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素。例如，我国商法中关于商事仲裁的内容，明显不属于商事行为，应服从我国商事仲裁法之规定”。〔36〕最有价值地拓展商法学理论视野的是王书江先生，他提出，从不同角度研究商法，可以产生不同分支的商法学。例如，以商事事实现象、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形成“商法社会学”；以商法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形成“商法哲学”；从历史发展研究商法，形成“商法史学”；以各国商法规范为研究对象，形成“比较商法学”，以本国商法规范为研究对象，为“商法解释学”。我国一般商法学者所指的“商法解释学”，多是停留在对商法条文规范加以注释之水平上。〔37〕我认为，不妨把中国商法学的体系（关于商法的学说体系）分为两大块，一为理论商法学，一为应用商法学：前者包括商法哲学、商法社会学、商法历史学、比较商法学；后者包括部门商法学和商法解释学，如公司法学、证券法学、票据法学、保险法学、海商法学、破产法学等。这样的划分既反映了商法学作为法学的一种同样烙有波斯纳所言的法学与生俱来的非自给自足性———需赖于其他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资源提供持续的动力，同时又反映了商法学实践性、创新性极强的品格，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拓，信托法学、期货法学等应运而生，可不断加入进来。考虑到商事仲裁、诉讼法部分多置于诉讼法学领域，笔者倾向于赞同覃有土先生的主张，不嵌入商程序法，以纯化商法实体法的体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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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经过长期实践和检验的经典英语教学法，在一九一八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首创。为工商管理学硕士设计的案例教学法从诞生之初就是针对工商管理学学人才学习商务英语的目的而设计的。在教学过程之中，教师需要在摸清学生的基本英语能力和英语技巧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适合的实际案例供学生学习使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自主分析实际案例、小组讨论交流学习感受的方法进行英语语言能力和经验的掌握，而教师需要在小组讨论的环节之中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结合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出指导。作为一种开创了英语教学方法革新的英语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在使用中有着以下几点要求：
1.要求学生有着一定的英语基础
相比于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进阶版的英语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能够在具备基本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英语翻译技巧并进行进一步的提高。对于英语学习的初学者来说，在不具备基本的阅读、口语、听力和写作的情况下盲目套用案例教学法可谓是其余求成，实践之中常常出现事倍功半、难有寸进的现象。这种案例教学法对学生英语能力有所要求的特点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
2.要求教师提供良好的教学材料
案例教学法是针对实际情况作出分析的，对真实性的要求可谓是基础中的基础。从教学目的上来说，案例教学法是对案例作出分析，并对学生未来所需的局面作出模拟和训练。对于采用案例教学法的学生来说，只有足够真实的案例才能提供足够的真实感和实践训练，这种真实感是虚构和模拟的案例所不能及的，也只有真实的案例才能取得为学生未来发展进行演练的目的。相比实际发生过的真实案例来说，虚构的案例常常会在某些方面失之偏颇或有所不足，真实情况比之现象和模拟更为千变万化，也更加出乎人们意料。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使用真实案例作为教学材料可谓是最为基础的要求。既然案例教学法需要为学生未来所需进行模拟和指导，案例教学法之中所用的案例应该具有实用性和借鉴意义，这就要求教学所用案例必须是时兴的而不能是过时的。在当今世界，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和行业内部的交流更为便捷迅速，各行各业的理论和技术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在时展的大趋势下，使用时间较为久远的材料可能就已经落后与时代，材料之中所涉及的理论和技术可能已经遭到淘汰和取代，无法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借鉴作用。有鉴于此，案例教学法所涉及的材料也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必须使用时间上距离当前较近的材料进行教学。对教学材料真实性和时效性的要求给教师的备课提供了很大的压力。在当前的案例教学实践之中可以看到，案例教学法必须摒弃传统的、成熟的教材，因而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之中多采用自己亲自编纂的教学材料进行教学。教师编纂的教材相比传统教材更为灵活和富有针对性，可以针对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调整，同时在时效性方面也有着不少的优势，更为适合案例教学方法。但作为教师必须在备课的过程之中花费大量时间搜集案例、准备教材，特别是在对案例有着真实性和时效性要求的情况下，教师必须具备着广博的知识面和紧跟当前时代潮流的阅读量以为案例教学法提供材料基础。教师还必须在课后花费大量休息时间阅读材料、筛选材料、编辑材料并最终编纂成册，需要教师付出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可以说，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相比传统教学法更高要求。
二、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立足于实践和具体案例的特点更为适合商务英语翻译教学，原因有以下几点：
1.商务英语的实践目的
商务英语作为英语学科之中的重要分支，是针对商务活动之中所需的英语活动进行学习、训练的学科。商务英语从诞生之初就有着服务于商业活动、发挥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交流作用和纽带作用的目的。可以说商务英语对实践的重视在英语学科之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作为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发展出来的案例教学法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服务于商务目的，与商务英语的实用色彩和实践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适配性。从这种层面来说，认为案例教学法是为商务英语而诞生、发展的也不为过。
2.学生的良好基础
商务英语学科作为英语学科的重要门类和分支，学生普遍有着较为良好的英语能力作为基础。对商务英语学生来说，基本的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听力和英语口语能力可谓是基本素质，而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要求也绝不是基本的日常会话和日常使用的程度，而需要学生能够在商务活动和国际商业合作之中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商务英语学科的学生良好的英语能力完全吻合了案例教学法的最基本要求。同时，对于有志于从事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之中对语法、词汇、句式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无法满足于基本的理论和书本知识的掌握。若要在商务英语方面有所突破，学生需要更为实用、更为具体的训练以提升英语学习能力，特别是必须掌握专门性的技能并培养对商业活动的熟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很好地满足商务英语学科设置的要求和学科的教学目标，而这些只有案例教学法才能提供。
3.商务英语翻译的训练要求
英语翻译界传统上有着“信”、“达”、“雅”的三点重要要求，而商务英语翻译对“信”和“达”两者更为重视。相比于日常翻译和文学翻译，商务英语由于涉及大量的商业信息和商业技术，在翻译的过程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商业专有名词和行业专有名词，需要翻译者能够迅速、准确地翻译出来，对翻译者自身的专业词汇量有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商务英语涉及到大量商业利益，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旦未能准确传达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此，商务英语翻译之中对准确性的要求远超日常翻译和文学翻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商务英语翻译往往并不强调文笔的优美，对“雅”的文学性要求并不高，商务英语翻译之中只需做到文笔的简洁流畅即可。结合商务英语翻译对“信”、“达”的要求，案例教学法可以很好地适应商务英语翻译课程教学的要求。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在校期间很难有足够的机会和条件去接触商业专有名词，而案例教学法之中将会涉及大量的专业文章以供翻译，在练习的过程之中学生可以自然地接触到商业专有名词并得到良好的专业翻译训练。
三、结语
1传统的教学缺乏创新思维
我国的商务英语教学普遍沿袭了传统英语教学的方法，授课教师大多数为英语专业的教师，本身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商务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只从英语语言角度讲授商务英语课程，无法把商务英语的内容特色传授给学生，使得商务英语课堂的内容很难突破语言层面，到达与商务知识充分结合的高度。另外，教学内容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商务英语课堂活动比较单一，使得很多学生对商务英语课堂失去兴趣。
2教师专业能力有待提高
商务英语教学既需要教师有扎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同时也需要教师具备与时俱进的商务知识。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产生懈怠，教学多年一直使用有限的几本教材，英语专业知识退化，或者没能及时更新商务知识，在课堂内容设计上没能做足功课，想尽办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久而久之，教师自己产生“厌教”的情绪，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使得教学进入恶性循环。在教学评价和反馈方面，一些教师只关注成绩，而忽略了评价标准是否客观，未能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生缺少参与商务实践的机会
商务英语书面沟通能力的培养，需要将课堂所学的理论与实际生活中的实践相结合，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少有学校为学生提供实践和实习机会。有的学生掌握了良好的语言能力，却无法在商务素养方面得到提高。学生在课堂上接受了商务英语教学和国际贸易知识，却无法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真正应用到未来所从事的工作中去。
二体裁教学法在商务英语书面沟通教学中的应用
1体裁分析及体裁教学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于体裁的教学法把体裁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和成果运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中，即体裁教学法。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个方面的功能，即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概念（ideational）功能、语篇（textual）功能。能否达到交际目的，就要考虑这三方面的功能。体裁教学法把体裁分析理论应用于课堂上，展示语篇的图式结构进行教学活动与实践，把写作看作是有目的的、在某个社会环境中对特殊语境和写作群体的某种回应（Hyland:2007）。
2商务英语书面沟通的体裁类型
常用的商务体裁类型有商务信函、备忘录、报告、电子邮件、会议记录、简历、合同或者协议、通知、广告、通告、调查问卷、传真、便条、询盘函、报盘、还盘、商务建议书、回复函、借条和收据、海报、新闻稿、行程表和议程表、证明、请假条、商务计划、图表、商务档案资料、说明书及手册等。把体裁教学法运用到商务英语书面沟通能力培养中最主要的核心在于能够为学生建立各类商务英语体裁的“图式结构”，即存储在记忆中的体裁概念，培养学生的体裁能力。目前，很多教学工作者努力把各种商务英语书面体裁规范化，制作出系统化的模板，针对不同的体裁，学生快速反应，写出相应的商务体裁文章。练习阶段，学生也可以通过批改网等网站与教师修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写作，改进书面表达能力水平。商务英语写作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和语言，因此教师通过特定体裁的专项教学和引导，循序渐进地让学生掌握商务英语写作技巧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商务英语学习内容的自信心。
3商务英语书面沟通能力培养的途径
商务英语书面沟通能力的培养，不但要强调英语语言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应该重视传授商务沟通知识以及商务沟通技巧，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商务语境中独立解决问题。因此，在培养方式上应该首先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以“写”促进“读、听、说、译”的能力等。其次，在商务知识的培养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裁能力，让学生根据不同的商务体裁训练商务英语写作能力、国际谈判能力等。再次，在综合素质方面，可以根据相应的商务课程添加实践教学内容，比如模拟商务语境进行商务英语书面沟通任务的布置。此外，教师还应该努力提高个人业务素质，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作为一线教师，无论从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和教学内容上面都应该有所创新和突破，了解自身的不足，与时俱进，及时更新落后的知识，传递给学生最新、最丰富的教学内容。
三结语
关键词：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方法教学实践
一、引言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专门用途英语，涉及到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国际金融等多个领域。商务英语函电是商务英语课程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成为高校对外经济贸易专业或国际商务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旨在将商务知识和英语知识相结合，培养学生如何在不同的商务环境下撰写出表达准确、得体的商务英语函电，从而能够达到不同的商务目的。
二、扩充学生商务英语知识和外贸业务知识
“由于专门用途英语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因此，基础阶段的英语教学是外贸函电教学的基础，外贸函电教学实际上是基础英语教学的扩展和延续。”学生通过一定时间段的基础英语的学习，基本都达到了一定的英语水平，所掌握的单词量，语法和句型，以及对于篇章的理解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此外，学生通过相应的外贸专业课的学习，例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法等，对于整个国际商务业务的各个环节都已经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商务英语函电这门程。“根据对外经贸商务活动的实际运作过程，函电内容会涉及到建立贸易关系，询盘，报盘，还盘，订单，支付，包装，运输，保险，索赔与理赔，等各个业务环节。”在教学过中，教师在学生掌握词汇基本意义和实用熟练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商务专业术语的含义和用法，这些与之前所学习的基础英语词汇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例如，（1）offer在基础英语中作为名词使用是“提供”的意思，而在商务英语中表示“要约”或“发盘”（“一方当事人向特定的他人作出的以一定条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标明一经对方承诺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2）order在基础英语作为动词使用，表示“命令，指示，”但在商务英语中表示“下订单，订购”。此外，在商务函电撰写中，还会用到一些缩略语，例如，FOB（贸易术语），S/C（SalesConfirmation销售确认书），L/C（LetterofCredit信用证），A/R（AllRisks保险险别，一些险）等，这些缩略语涉及到商务交往中各方面的信息，也是从事外贸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熟悉的。在教学中，针对不同的商务英语函电使用的商务环境，教师有必要对外贸业务环节和学生一起进行复习回顾，补缺和巩固学生的外贸业务知识。如果由于学校课程设置，学生之前没有学习过相关的外贸专业课程，教师还应该让学生了解有关的国际贸易知识，为函电撰写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商务英语函电课程中有“支付”的函电，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用信用证支付时如何撰写相应的信函，这就需要教师对其基本知识进行复习或概括性地讲解，包括信用证的定义，用途，特点，有关当事人，内容，流程，种类等。学生在了解熟悉上述内容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种信用证的信函内容，从而进一步地学习和独立写出有关信用证支付的信函。
三、结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1.理论教学
商务英语函电是以文字为载体，对国际贸易中各实践环节进行展开。它是一门涉及面广，内容繁多，针对性强的课程。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层层递进，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商务英语函电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函电的各种写作格式，组成部分，撰写函电的7“Cs”原则（Courtesy,Consideration,Completeness,Clarity,Conciseness,Concreteness,Correctness）。其次，以国际贸易流程为主线，让学生学习各个环节函电的撰写，在涉及到每个重要的商务活动环节的信函教学时，教师应该让学生回顾了解有关的商务知识，学习商务专业术语，英语句型，习惯表达和信函撰写的内容。并通过商务函电实例分析，帮助学生对函电内容的吸收，理解和运用。例如，在讲解有关询盘（enquire），发盘(offer)和还盘(counter-offer)的信函前，要让学生理解它们的含义分别是什么，以及在发盘中实盘(firmoffer)和虚盘(non-firmoffer)的区别。学生在掌握了这些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阅读，翻译和撰写有关的商务信函。
2.实践教学
商务英语函电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能够独立地阅读、翻译和撰写各类函电，因此采用多种形式的练习巩固学生的函电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让学生可以做到“熟能生巧，应用自如”。
（1）巩固商务专业术语
前文提到掌握外贸专业术语是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函电课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教师可以用提问的形式让学生复习所学过的专业术语，或者可以用口语练习的形式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用角色扮演模拟每个商务往来的情景。这样，既可以让学生练习专业术语，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2）理解和翻译商务英语信函
在独立撰写出商务英语信函之前，学生要能够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各种信函。教师可以结合书本上的信函实例，以各种商务环节为基础，分析信函的语篇结构，归纳出常用的句型和表达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并且可以用提问的形式检验学生对信函的理解。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分析其他重要信函的结构，进行句子和信函的英汉互译练习，掌握商务信函的专业表达方式。（3）撰写商务英语信函
书写出得体的商务英语信函，需要进行大量的反复的写作练习。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模仿书上函电例子撰写，或者写回复信函，还可以给出具体的商务交往的情景，让学生根据所学习的内容独立地写出相应的商务英语函电。此外，教师要对学生信函写作的错误及时地给与反馈和纠正，帮助学生提高商务英语信函的表达能力。
四、突出教学内容的系统性
商务活动环节多，情况复杂。因此，商务英语函电涉及的信息量大，内容繁多，商务用语表达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逐一列出商务活动环节，词汇和句型，学生会觉得没有系统性，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学习，不能够举一反三。因此，教师可以结合实际教学情况，系统地进行归纳，总结。
1.商务知识总结
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具体教授每个商务环节使用的函电之前，教师可以给学生先列出整个商务活动实际运作流程，涉及的内容，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商务环节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
2.句型和习惯表达的总结
在教授商务英语函电时，教师可以把有相同意思表达的词组给学生进行归纳，或者先让学生总结，教师在进行补缺。例如，以下常用的函电句式：
（1）告知对方信函的内容：Withreferenceto…/Referringto…/Regarding…
(2)在信函中向对方提出请求:Couldyoupossibly…?/Iwouldbegratefulifyoucould…/Iwouldappreciateitif…
(3)信函中结束语：Wearelookingforwardtoyourearlyreply./Weappreciateyourearlyreplyandlookforwardtoyourvisit./Yourfavorablereplyisrequested.
总结归纳这些常用句型以后，不仅方便学生掌握和记忆，而且可以让学生在撰写信函时，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来丰富信函的内容。
3.信函语篇结构总结
商务英语信函的种类较多，如询盘信函，还盘信函，支付信函，等等。虽然信函种类繁多，专业词汇和句式的使用更是不计其数，但是从写作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一封商务信函的语篇结构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破题部分，承接部分和结尾部分。例如，在撰写询盘信函时，首先，在破题部分介绍获得对方产品的途径和本公司的详细信息。E.g.Wesaw（引用）yourIBM-compatiblePCsattheInternationalTechnologyExhibitionheldinBonninJune.Wearewholesale-dealersofelectronicproductsinourcountryandinterestedinpurchasingyourcomputers.其次，在承接部分向对方询问产品的具体信息，包括产品目录单，价格单，报价，交易条款，折扣等。E.g.Wouldyoupleasesendusdetailsofyourcomputersincludingthefunctionsandthenecessarysoftware?Whenquoting,pleasestatetermsofpaymentanddiscountyouwouldallowtopurchasenotlessthan500sets.最后，在结尾部分可以告诉对方，如果我方对产品满意的话，就会购买产品。E.g.Shouldyoucomputersbeofgoodqualityandcompetitiveprice,weshouldplacealargeorderwithyou.这样，学生在撰写适合不同商务背景的信函时就不会感到无从下手，而是能按照相应的结构写出表达准确，立场合理的信函了。
五、加强和其他课程的协调
对学生来说，任何课程的学习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和其他的课程形成一个系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商务英语函电的学习也是一样的，首先，在前文中提到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最好是在完成大学英语和外贸基础专业课学习之后，这样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商务英语函电所学内容。其次，教师可以把这门课程和学生所学的其他专业英语课相结合。例如，货代英语，外销员英语，物流英语等，让学生融会贯通，加强对外贸活动各环节的认识，从而培养学生综合的外贸业务操作能力。
六、结语
商务英语函电课程因其在商务领域中突出的实用性，已经成为高校对外贸易和国际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对于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笔者相信还有新的领域需要去探索和实践。作为高校专业英语教师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丰富自己的外贸知识，使商务英语函电教学的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刘法公.论基础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的教学关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