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论文优选九篇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发布论文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第1篇

【关 键 词】法律/渊源/不成文法/非正式渊源

对于行政法的渊源，过去国内教科书几乎无例外地解释为：行政法律规范的载体形式，大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法律解释、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九种形式。异口同声之下，偶然也能听到少许不同的声音，有少数学者已经注意到行政法渊源中的不成文部分，甚至有学者干脆提出："行政法渊源包括习惯法、成文法和法律原则与法律解释三种形式。"(注：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面对这些孤掌难鸣的声音，我们有必要反思，究竟什么是法律渊源?在中国，行政法的渊源只限于成文法吗?如果不是，那又应该包含哪些不成文法源?

一、法源的内涵

法的渊源，简称为法源，是一个多义词。台湾学者张家洋在其《行政法》一书中介绍了八种不同的理解。(注：详见该书第57-59页，三民书局1991年印行。)大陆学者姜明安则介绍了六种不同的理解，它们是法存在形式说、法原动力说、法原因说、法制定机关说、法律规范说、法事实说。姜教授在其主编书中采法存在形式说，即将法源界定为各法律部门法律规范的载体形式。凡载有某一法律部门法律规范的各种法律文件或其他法的形式均为该法律部门的法源。把法源普遍理解为法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接受的。(注：德国行政法学研究上，对何为法律渊源也存在多种定义，从法理上分析，大都认为"实在法的识别标志"即为法律渊源，它是法律规范产生和存在的表现形式。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问题在于：大陆学者在概括法源类型时都"遗忘"了非制定法，将行政法法源的界定限于成文法。(注：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7页。)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也普遍认为，法律渊源是指法的表现形式，即由不同国家机关制定并且有不同法律效力的各种表现形式。(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美国著名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把法源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两大类。(注：[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396页。)"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可以从体现于官方法律文件中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主要有宪法与法规、行政命令、行政法规、条例、自治或半自治机构和组织的章程与规章、条约与某些其他协议，以及司法先例。"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考虑，这些资料和考虑尚未在正式法律文件中得到权威性的或至少是明文的阐述和体现。它包括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个别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以及习惯法。当一种正式的法律渊源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时，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就无需也不应当去考虑非正式的渊源；但在极罕见和极端情形下，亦即适用某种法律正式渊源与正义和公平中的基本要求、强制性要求以及占优势要求发生冲突时，例外也成为必要。当正式法律文件表现出可能会产生两种注释作法的模棱两可性和不确性时，应诉诸非正式渊源，以求得一种最利于实现理性和正义的解决办法。另外，当正式渊源不能为案件的解决提供审判规则时，非正式渊源理所当然应变为强制性渊源。

E·博登海默的划分，尤其关于非正式渊源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法学中一直存在争议，但其所表现的经验和睿智是值得肯定的。如果相信成文法永远落后于时代的现实，相信运用语言表述的成文法或多或少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性，相信正义偶然游离于成文法文字之外的可能性，就应该考虑法律的非正式渊源。由此上溯，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给法源作界定时的教条主义和理想主义；据此才可能全面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行政法治国家在谈到渊源时总包含非制定法的成份。正象日本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所言："法源是一个多义词，在比较法学中，使用这一用语是指决定对社会成员具有约束力的规范的全部要素、原因及行为。因此，法律、命令、判决、习惯法、伦理性规范、宗教启示中的戒律、巫术或宗教信条、惯例、习俗等等，不拘形式，都包含在法源的范畴中。"(注：[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至此，笔者同意如下界定：法律渊源是指因产生形式与来源不同因而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适用具有不同效力和不同法律意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不成文法源对于立法者来说是"立法理由"；对解释者来说是"客观标准"；对于法官来说是"参照依据"。行政法上的不成文法源主要指：习惯法(特别是行政惯例)、法院的裁判、一般原理与法理、学说以及国家政策。博登海默对非正式渊源的理解意义重大，但那是法理学意义上的。作为部门法学的渊源应该着重于它的规范效力，只有那些可以为法官统一适用、明白表达、直接引用的规范，才属于渊源的范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学说"作为私人就法律从事科学研究所表示的意见，(注：[台]王伯琦：《王伯琦法学论著集》，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13页。)始终没有成为一度被称为法学家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陆法系国家没有用泛泛的"法理"，而是用"法的一般原则"或"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作为一类不成文法源形式，因为法理必须上升到法的一般原则的高度，才具有规范意义。同理，政策，作为"指导立法、行政、及政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行政措施的一般原则"，(注：见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中国的政策，一般分为党的政策和国家(包括地方)政策(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页)。国家政策中包括行政政策。)只有演绎成法的一般原则或被法院判例所吸收，才具有渊源的地位。

学者孙笑侠把行政法的渊源分为行政的渊源和行政法的渊源。(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这种划分对提醒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对"行政依据"的理解上有很重要意义。但作为部门法的渊源，它必须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其内容能够创制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司法的统一适用性。在中国，行政规章是行政法的渊源，并非指它为"行政的渊源"，而是因为它符合上述两项特征。

二、发达国家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

大陆法系的理论中，法源常被分为基本渊源和辅渊源。前者是指制定法和习惯，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有时"一般性法律原则"也列为一种基本渊源。辅渊源是在基本渊源阙如、不明确或不完备时，或可以发生作用，但其适用并无拘束力。判例法和法学家的著述就是这类辅渊源。制定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常形成一个以宪法为顶端的等级系统。习惯一般视为一种主要渊源，但常被认为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重要性。"一般性法律原则"或者来自于实在法规范，或产生于既存的法律秩序本身，在法国，这是一种重要的法源。丰富的制定法使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成为一门艺术，从而使法律解释成了当然的法源。法律学说则在法律不确定或在某一问题上尚无固定法律的情况下发挥直接影响。(注：参见[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7页；第154-168页。)

英美国家的学者常把法源分为成文与非成文两类，前者是指正式制定的法律；后者指非制定法，包括司法先例、习惯法和惯例，以及在英国十分重要的皇家特权。制定法仍是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最基本的法律渊源，就是人们常提到的英国"不成文宪法"实际上大部分也是成文的。判例法指法院的判决构成先例，本法院和下级法院以后遇到同样案件，必须按照先例判决。因为司法的权威性，判例法当然也是行政的法根据。判例法在英美法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种现象起源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的1066年，那时就形成了由法院所作的判决而形成的判例法为法的主要存在形式的传统。(注：参见[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87页；第154-168页。)

由上可知，无论英美法系代表国的英、美，还是大陆法系代表国的法、德，发达法治国家都承认行政法存在不成文法源，它们通常包括习惯法、判例法、法的一般原则三类。

(一)习惯法、判例法。在英国、美国，习惯通常都通过判例得以认可，所以习惯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判例法。在英国，即使今天制定法早已成为最基本的法源，但判例法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行政法上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则很多都来自判例法的创造，象著名的自然公正原则、越权原则、《王权诉讼法》制定前的国家侵权责任规则都是通过法院判例确立的。美国虽然建国时间不长，能够成为习惯法的习惯通常必须获得法院判例的确认，但习惯在行政和司法领域仍然获得尊重。判例法在美国，也是行政法的主要渊源。

法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判例本没有当然的拘束力，但在行政法中，(注：其原因见本文的第"三"部分。)行政法院的判例是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法源，行政法上重要的原则，几乎都由判例产生。即使有成文法的规定，成文法的适用也由判例决定。法国行政法中以习惯形式存在的规则很少，学者们认为，公产不能转让规则，在成为制定法之前，已经以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规则存在。由于行政关系变动迅速，习惯难以形成，即使形成其范围又难以确定，且必须依赖法院认定，所以，习惯法在行政法法源中只处在边缘地位，起一种补充作用。(注：[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页。)

在德国，习惯要成为法律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同样的作法；二是当事人确信这种习惯应成为法律。内容上的充分确定是习惯法有效的要件，但非产生条件；法官认可也非习惯法的产生条件，(注：早年，奥托·麦耶持严格的"行政合法律"原则，认为法治国家只能依法律、及其授权制定的法规行政，行政机关不能当然地引用习惯法作为其自行填补法律基础漏洞的工具。)但出现疑义时，有利于当事人一方的习惯是否具有法的地位则有赖法官的认可。(注：习惯法可经法律明文承认，如无法律承认适用，通常由法院认定适用，所以德国学者有"习惯法不过是法官法"的断言。转引自[台]林腾鹞：《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66页。)制定法的发达和社会多元化使习惯法始终处在法律渊源的次要地位，但在制定法缺位或不完善时，习惯法仍起从属作用。由于法官在制定法的适用过程中以一定方式产生司法原则，而这些司法原则总是得到适用和尊重，所以它被称为法官法。

在日本，学者对习惯法属于不成文法法源没有异议，但在何为习惯法的认识上却存在承认说和确信说两种学说。承认说认为，只有为法律或地方自主法承认的习惯才具有法源地位。确信说认为，长期形成的习惯，作为一般法为国民所确信的，即使无制定法承认，也有法源地位，当然如有争议，最终由法院裁决。日本并不承认英美法中的判例拘束原则，但国民和行政当局通常把判例看成法律，许多人把它解释为独立的不成文法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判例解决个别事件，具有一次性性质。但是，各个判决中的法律解释、运用标准，经不断重复，最终经最高法院承认，判例便在事实上制约以后的法院。"(注：[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反复出现的判例，有的学者把它归于习惯法的一种。

(二)法的一般原则。与大陆法系以缜密的逻辑推理解释成文法规则，并从这些规则的精神和法理(或称条理)中总结出法的一般原则不同，英国人强调遵循先例，他们以先前的判决为前提，由分析案件事实归纳出法的一般原则，所以，法的一般原则当然是行政法的法源。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是，这些法的一般原则通常包含在判例法的法源形式之中，它没有被独立划分的必要。在美国，作为行政法法源的法的一般原则，无论来自普通法的理念，来自宪法的精神，还是来自于其他部门法，它们通常都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产生的。(注：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把法的一般原则列为单独的行政法不成文法源，在美国，它被判例法所包容。)

在法国，法的一般原则概念，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由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指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成文法规则，既有实体的，又有程序的；既有宪法规范效力的，又有法律规范效力的；既可能存在于制定法中，也可能存在于非行政法领域中。最常引用的法的一般原则有：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公民的各种平等权，包括法律面前、租税面前、公务面前、公共负担面前及其他方面的平等在内，为自己辩护权，不溯既往原则、既判力原则等。(注：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

德国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主要是通过司法判决和学理发展起来的，至今它们还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可以作为其效力基础的根据主要有：(1)习惯法为昔日之重要法源，不成文习惯法一旦被采用，通常以法的一般原则对待。(2)许多原则都是从宪法的规定和原则中延伸而来，是具体化了的宪法。(注：例如，即使建筑法没有直接保护邻人的规定，邻人依据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的规定，也享有请求权，要求建筑执照核发遵守期待可能性原则。详阅[台]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第129页(1998年)。)(3)通过对现行各类行政法律规范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比较获得的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行政法的一般原则甚至还可能从私法规范中适用类推或对比方式获得。(注：详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4)从法律原则中推论出一般行政法原则。

在日本，作为合乎正义的普遍原理而得以承认的诸原则，称为一般法原则，或称为条理。具体包括依法律行政原理、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禁止翻供原则、诚实信义原则、(注：地方政府的工厂招标政策的变更，本来是法所允许的，但是，由于其背叛了投标企业的信赖，在与企业的关系上违背了信义原则，该变更行为应视为违法。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信赖保护原则等。

三、我国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

无论是大陆法系代表国的法国、德国，还是继受德、法法治底蕴的日本，他们都认可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即使与大陆有同样文化积淀的我国台湾地区也认为，法源包括成文与不成文，不成文法源包括习惯法、解释与判例、一般法律原则(与法理)。(注：详见[台]陈清秀：《行政法的法源》，翁岳生编：《行政法》第3章(1998年)；[台]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第5版)，台湾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49-64页。)我国传统上是个成文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于大陆法系，但却不承认不成文法源。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广为流行的习惯常常是法律的重要渊源。其中，普遍实行的习惯在一定的时候被公认，便会在司法上接受、采纳并在其后适用于其他案件而成为习惯法，或由于教科书的作者的阐述而具有法律效力，或通过立法程序加以确认。(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习惯法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广泛存在，13-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甚至出现了主要以习惯法为基础的法律汇编。习惯法至今仍在世界上广泛存在，但在行政领域却日渐衰落。

在我国，习惯法在某些领域仍是有效的重要法律。苏力教授通过一个司法个案的分析认为，习惯在当代中国社会司法实践中实际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置换制定法。各种物质性的社会制约条件决定着习惯的变迁。(注：苏力：《中国当代法律中的习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鉴于这种判断，笔者认为，对于习惯能否成为行政法的法源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观念，尤其是德国法。在下列条件下，习惯应该成为法源的一种：(1)客观上存在长期未间断的习惯并得到民众认可；(2)该习惯具有明确性和合法性。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习惯法作为法源，惟有将习惯法在个案之情形，可以符合一般行政法法理，而认为符合公平正义时，才可以具有实质拘束力。(注：[台]陈新民：《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79页。)(3)原则上习惯法只具有补充成文法缺位的功能，不能据此推翻制定法。事实上，和大陆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台湾地区早已有判例承认习惯法的法源性。(注：行政法院判例认为，私人土地成为道路供公众通行，已历经数十年之久，应该认为此土地已因时效完成而成立公用地役关系，原土地所有人不得对该既成道路进行违反公共通行的目的。此处既成道路公共使用关系的成立，实为习惯法。)习惯法并不以法院确认为前提，像行政先例(注：台湾学者林腾鹞认为：行政先例，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之惯行，在法规不完备或法规复杂性导致适用困难时，实务上常为公务员所引用。见[台]林腾鹞：《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66页。)就是在行政活动中确定的习惯法。当前学术界比较肯定重大行政问题需开新闻会是一项行政惯例。行政法领域习惯法的地位虽日趋衰落，但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实有存在的价值。 转贴于

判例是指法院的判决(指判决中的理由部分，不包括讨论)构成先例，本院和下级法院以后遇到相同的案件(注：所谓相同案件指案件的必要事实相类似，必要事实指对于作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必须按先例判决。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不承认判例拘束原则，但同时，他们又把判例法作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对待。笔者分析，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坚持成文法主义和法院判决实际作用的妥协。试想，等级较高的法院能够坚持同类案件不同判决吗?实际存在等级体系的文官式司法制度中，下级法官凭什么"对抗"上级法院已有的判决!(注：依司法审查规则，行政机关更无能力对抗法院的判决所确立的原则或对制定法的理解。)德国就法规与宪法相一致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依其性质也具有与宪法、法律或命令同等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判决构成方面，大陆法实际在向英美法接近。面对英美判例法体现出的法的公平对待性、相对高效性和法的持续性优点，大陆法系国家能够无动于衷吗?(注：美国弗莱德里克·肖教授甚至巧妙地用日常生活例子支持遵循先例原则。"有个孩子坚持说他不该穿短裤上学，因为他的哥哥7岁时就曾被允许穿长裤上学"(见[美]杰弗瑞·格罗夫：《美国政府的法治》，载《法治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这一特征可概括为判例法的亲近生活性。)

由上可见，像大陆法系各国一样，在中国大陆，判例能不能成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已不是一个应然的问题，而是一个承不承认事实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虽然最高法院努力通过司法解释使法院判决的精髓成为制定法，但这毕竟不是解决判例作为法根据的唯一模式。经过认真筛选、甚至加工过的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在实质上早已成为下级法院的"参照依据"和行政机关的"行动准则"。(注：即虽无形式上的法源地位，但具有实质的拘束力，所以可认为具有事实上的法源地位。)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注：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中，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这一认识从表面上看是对制定法的理解，实质上是用判决界定了一种新的行政权领域。以后各级法院遇到同类案件恐怕很难以不属行政争议为由拒绝受理。(注：正象德国罗伯特·霍恩等所云："实际上，较高审级法院所作的判决，哪怕是孤立的判决，也总是让人感到敬畏，而且这是一种即时发生的，而不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产生的敬畏。"[德]罗伯特·霍恩等：《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需要限定的是，能够成为判例的判决，在中国大陆目前应限于最高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这既有质量上的考虑，也有他国经验的借鉴。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判例法并不是指对某个案件的整个判决，而是指某一判决中所包含的某种法律原则或规则。"(注：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另外，最高法院在其公报上公布的典型案例如果成为法源，它只起补充作用，毕竟中国仍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判例法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可以说，典型案例作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渊源，已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权机关承认的时期。

在行政法学研究中，认为行政法包含不成文法法源的学者所占比例很小。但这些学者都主张作为非正式渊源之一的法理，是指一种能反映一国社会规律的、体现本国传统的、在法治实践中被社会公认了的正当的法律原理。法理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般法律原则(注：法的一般原则本身是需要界定的概念。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D·贝勒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法律原则是需要去证成的东西，而规则通常又由原则证成。规则以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的方式适用，原则不是这样并且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是有"分量"的。详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也是法理。(注：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5页。)另有学者指出，法理与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在部门法内运用法理绝大部分是通过承认这些法的原则表现出来，它们是法理参预的最光辉的表现。(注：参见方洁：《论行政法的不成文法源》，浙江大学2000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论文。)在我国台湾和日本，的确有不少学者把Principle of law译为"法理"或"事理(条理)"。台湾学者潘维和在《中国民法史》(第17页)认为，Principle of law或"法理"，乃指法律之原理而言，即适应时代环境需要、合乎正义之道，而一般信为通常事理之谓，所以补成文法或习惯法之不足其也。(注：详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11-12页。)笔者认为，台湾和日本学者所指"法理"或"条理"仅指法的一般原则，它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

阅读前述大陆法系德、法、日三国的行政法不成文法源，我们就会发现，法的一般原则或称行政法的一般原则可能直接来源于成文法或其精神，也可能是合乎正义的普遍原理。他们的存在意在弥补成文法的漏洞、解决成文法的冲突。即使某项原则已为制定法吸收，不成文的法的一般原则也有补充作用。一项在某一部门法中已成文的原则，因为具有性质上的相溶性，它也可以成为行政法中的法的一般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对法的一般原则作为不成文法源形态的态度也十分明朗，所不同的是这些一般原则通常都依赖法院的判例确定。就我国大陆而言，至少应包括下列原则：(注：它们具体的特征有待学者和实践者挖掘，理论探讨可参阅[台]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二)两册，三民书局1994、1997年版。笔者《行政违法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的部分章节，对上述原则曾有详略不同的讨论。这些原则基本上是公理性原则，而不是政策性原则。)

法定有限职权原则要求一切行政权力应该是有限的且须由法律设定或授予。具体标准是：立法高于行政，行政权应合理干预社会而不是全面接管，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实行法律保留，非依法不能剥夺、限制公民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非依法不可免除公民的义务。

尊重人性原则属于宪法性原则，行政法上它指每个人均有独立的尊严，它受行政权的尊重和保护。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人应有自治的权利、私生活受保护的权利、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拒绝非人道侵害的权利。

平等对待原则指在实体和程序上，对于相同的事件，无正当理由的，禁止差别对待。

诚实信用原则是私法原则类推适用于行政法的结果。它要求行政领域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时，应遵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二战后西德成功发展的原则。初始适用于撤销授益行政处分，考虑补偿相对人信赖利益。以后经该国不断引用，成为宪法层次的法则。(注：详见李春燕：《论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浙江大学1999届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存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时，应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行政主体选择的手段具有可行性、适当性和平衡性。可行性指被选择的方法有可实现性；适当性指行政主体应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实现行政目的；平衡性指被选择的手段造成的损害相对于欲达成的行政目的间需合乎一定的比例。

合理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应符合法定的动机目的；拒绝考虑不该考虑的因素，积极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拒绝结果显失公平；拒绝差别对待。合理原则与前后列举中的各项原则存在交叉关系，这里的列举意在避免遗留。

明确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应具有明确性、可预见性和可测量性，以安定行政法生活。

正当程序原则指行政程序应合乎正义的理念。该原则要求行政程序中贯彻：可能受不利决定的当事人应受告知；当事人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决定者应公正从事；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决定应明白告知救济机会和途径。

第2篇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人类一代一代地更替。事实上，社会发展也是某一代人口在继承上一代人口创造的全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当代人的改造之后，再接着传给下一代人的过程。社会发展具有代际相延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毫无疑问，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和发展权。所以，当代人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更加涉及到后代人的生存与切身利益。当代人不是大自然最后一代子孙，不仅是从前代人的手里继承了地球，更是从后代人那里借用了地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说，祖辈留给父辈们一群羊，假设父辈将这群羊过渡到子辈，存在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将这群羊养大，通过剪羊毛和挤羊奶来赚钱，最终父辈们学到了一套养羊技术和经营技巧，他们把这些知识传给了子辈，并给子辈留下了一间羊房和一些设备；而祖辈留下来的羊到了子辈这里已经无奶可挤且无毛可剪了，即原始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但子辈可以再买一群羊，并使用父辈留下来的技术和经营技巧来发展他们自己的事业。父辈们的另一种选择是将羊宰了，通过卖羊肉来赚钱，满足他们当下的需要；等到了子辈时，通过卖羊肉换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并且原始资源也早已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子辈已经没有实现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了。通过以上例子不难发现，当代人的经济增长，必然会消耗掉子孙后代的资源。可持续增长理论认为：后代人有不同于我们当代人的独立利益，经济发展不但要关注当代人利益，更要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代际间利益的协调是保证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代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尽可能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以确保自身和后代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代际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

（一）代际外部性及其表现形式外部性一直是经济学领域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外部性定义为：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当中，一个人使他人遭受额外成本或收益，而且这些强加在他人身上的成本或收益没有通过当事人以货币的形式得到补偿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精确的说，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影响他人的福利，而这种影响没有通过货币形式或市场机制反映出来。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将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因一厂商的内部经济活动，对产业部门或社会带来的额外利益，如基础教育和国防；而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效应则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或负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和交通拥挤。外部性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对外部性活动的产权做出清楚的界定，从而使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溢出，不须付出成本或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从外部性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把外部性分为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所谓空间外部性是指外部效应的产生是即时的，是在空间扩散的。所谓时间外部性是指外部效应的产生不是即时的，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即在相对固定的空间范围内，外部效应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后才能表现出来。时间外部性产生的“时滞”有长有短，短的可能有几个月或几年，而较长的则可能延至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当时间外部性产生的时间滞后较长时，它的效应就会表现为不同代际之间享受资源的机会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称时间外部性为代际外部性。

（二）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关注后代利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它的经典定义由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该定义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如何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它的提出源于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日益恶化进行的深刻反思，是为应对环境危机而总结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的伟大战略。从可持续发展的字面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命题。雷切尔•卡逊女士所著的《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正是由于大量使用化学杀虫剂而带来的时间外部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杀虫剂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才会产生明显的负效应。《增长的极限》的作者则认为,当时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繁荣,但从长远角度看,它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会对后代人造成负外部性，这个负外部性可能只需要一代人就能表现出来,但也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以后才能感觉得到[4]。《我们共同的未来》则指出，人类以往的发展模式其根本缺陷在于只注重当代人的眼前利益，而完全忽略了这种发展方式可能带来的长远的负面影响。他们犀利地指出农业文明的产生实际上是带来了大量的森林砍伐、土壤肥力的下降和大规模的水土流失。他们把农业文明的这种生产方式称作是对自然界的掠夺式经营，认为这在生产方式上和思想文化上为当下的环境危机埋下了祸根。18世纪的产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但同时也严重破坏了上亿年来地球表面形成的生态平衡，在征服自然的野心的驱使下，地区性公害扩展到了全球，这种生产方式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成了当代环境问题的主要元凶。

（三）代际外部性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由上文可知，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希望扭转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对于时间的漠视，它提醒我们代与代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它既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外部性表现在知识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负的外部性则体现在自然资源总量的下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突飞猛进，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人类在20世纪消耗的资源总量已经超过之前人类所消耗的资源总量之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根据目前对资源的开发力度以及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人类已知的资源将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内就会被消耗殆尽，尤其是再生能力较弱的矿产资源。资源的过度消费导致后代人可消费的资源数量减少，会使后代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得不到满足，进而损害发展的可持续性。这里造成代际资源消费过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代际外部性的影响。现实中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最严重的代际外部性问题，大多都表现为在资源消费过程中的代际负外部性问题。代际负外部性所带来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复杂，大规模的环境改变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会给人类的长远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论显然是希望人类活动对后代人造成的外部性，正的效应要大于负的效应，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发展的要义。如果正负效应刚好相等，社会虽然谈不上发展，但至少也是可持续的。最坏的后果是负的效应大于正的效应，这会使后代人面临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空间，甚至造成绝对的后退。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累积以后，尽管正的外部性造福着人类，但负的外部性也同时在加速积累，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爆发出灾难性后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代际公平性，它要求使后代人的福利不低于当代人，即当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时要确保后代人的生活标准至少不低于当代人。当前资源过度消费的状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替代品被发现或发明以前，如何保证未来的长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如何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需求，实现有限资源在代际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

三、基于环境法对消除代际外部性的思考

（一）代际外部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的代际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问题。笔者认为，代际负外部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权利的失衡，这种失衡是时间上的代际阻隔所产生的后代人主体缺位导致的。由于后代人不在场，他们无法亲自主张权利并实施制裁，完全没有与前代人进行交易谈判的话语权。而相对于后代人而言，活在当代的人们对现有的社会可消费资源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当代人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资源控制权和制度安排权。由此可见，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竞争属于非直接竞争，在自然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当代人和后代人相比显然处于一种唯一的和无竞争的地位，后代人只能接受前代人遗留下来的既存的资源。因此，这种时间上的代际阻隔很容易导致人类社会在资源消费过程中普遍的代际负外部性问题的产生。美国学者魏伊丝教授曾做过这样的假设：在当代人做出某项决策时，后代人可能会愿意支付一大笔钱以使当代人避免采取某些行动或者采取某些行动，但他们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这种诉求。代际外部性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代际之间在享受资源上的机会的不平等。“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是指当代人为后代人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的需求。该理论最早由美国国际法学者爱蒂丝•布朗•魏伊丝提出。

代际公平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概念———“托管”，意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好地球环境并确保将其完好无损地交给后代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法领域已被广泛接受，并且已在很多国际条约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认可。后代人的利益是代际公平的一个源头，人类作为拥有理性和无比智慧的高级生物，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做危害子孙后代的事情，就如同在任何时候不会做危害我们自己子女的事情一样。如果我们过分侵犯自然，让大自然因我们的行为而遍体鳞伤的话，那么在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承受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毫无疑问，我们的任何行为都是一个“因”，它必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产生一个“果”。尽管我们并不清楚将来的人类和现在的我们是否都关心同样的问题，是否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观，但是后代在基本生态环境等方面和我们具有相同的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的前提由上文分析可知，造成代际负外部性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后代人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缺位导致了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权利的不平等，同时也正是这种代与代之间的跨时间约束造成了解决代际负外部性问题的困难。笔者认为，要想解决代际负外部性问题，首要问题是要为后代人找到一个充分代表其权利和利益的“代言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人理论。后代人尚未出生，其不具有意识表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取得法律主体资格，因为在法理学上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不一定要同时产生和存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离。其最有力的证据有：比如民法中婴儿、、精神病患者等法律主体没有无行为能力或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但法律为他们设定了监护制度和制度来实现和延伸他们的权利。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将制度借鉴到环境法中来，为尚未出生的后代人设定法定人来实现和延伸他们的权利，这应该也是可行的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赋予后代人的人在当代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机会，并且允许他们以诉讼人的身份参与到诉讼中去，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保障代际公平的实现。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该由谁来担任后代人的人。

在确定后代人的法定人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是将环保组织作为后代人的法定人；二是“后代人团体拟人说”中的观点，即将政府作为后代人团体的法定人，认为如此可以为政府管理环境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政府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其不宜担任后代人的法定人。政府既是当代的社会管理者，又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若再让其担任后代人环境资源的人，很有可能会带来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后代人的法定人主要应由环保组织担任，并且只有那些不直接从事环境资源经营性活动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才可以充当后代人的法定人。同时还可以建立资格认证、考评制度，通过立法规定后代人法定人的资格、条件和遴选办法。将环保组织确定为后代人的法定人，可以形成社会力量与政府在利益表达和协调方面的渠道，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知识上的专业性可以为环境规制具体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提供参考，由此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双赢。此外，环保组织还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的行为，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合作，进而保证未来各代人的权利被认可和尊重。

（三）对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具体途径的思考要消除代际负外部性，保证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实现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必须采取强制性措施，做到以下几点：

1.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一种和谐的代际伦理观，做好代际公平的宣传工作。价值观决定资源开发的方向，要坚决抵制忽略甚至否定后代人利益的本代中心主义，全面提高人们的资源保护意识，加强资源有效利用的教育工作，避免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以及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

2.依靠明确的法律制度来确认和保障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首先，必须从宪法层面确认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从而为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树立宪法保障。其次，可以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资源单行法中确认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为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奠定权利基础，提供坚实有力的实体法依据。

3.设立代际补偿制度。代际补偿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地享有地球资源与生态环境，当代人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不能妨碍、透支后代人将来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建立有限资源在不同代际间的合理分配与补偿机制。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在当代人受益的情况下，不得降低后代人的生活水平。如果当代人在消耗一种资源的同时，能对被消耗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补偿，后代人就能拥有和当代人同样的发展潜力或潜力得到保障。

4.完善后代人权利的救济途径。根据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定人理论，法定人就是相应诉讼法上的法定人。上文已经分析了后代人法定人的确立问题，在这种环境资源法定中，作为抽象主体的后代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定人实现其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可以在相关的环境资源程序法中，规定后代人法定人可以对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提起控告、申诉、诉讼；即环境资源诉讼法上的制度与环境资源实体法上的制度相适应，实体法上的法定人就是相应诉讼法上的法定人。事实上，实践中已经有过这样的判例。1993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在“菲律宾奥波萨诉法克兰案”中承认了42名儿童有代表他们自己和未来各世代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权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代际公平”理论为依据提起的环境诉讼。而在美国，法院也允许一个环境保持组织作为一个包括“还没有出生的后代人”的集团的代表人提讼。

四、结束语

第3篇

内部控制的思想和实践历史悠久，其伴随着组织的形成而产生。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框架等四个阶段。在每一阶段，内部控制都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一）内部牵制阶段。一般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前是内部牵制阶段。内部控制思想的萌芽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出现了。苏美尔文化的史料记载中会计账簿数字边的标记、古埃及古物入仓时的职务分离、我国周朝留下的记录——“一毫财赋之出入，数人之耳目通焉”等，均反映了内部牵制的基本原理，即以账目间的相互核对为主要内容并实施岗位分离。内部牵制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地犯同样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地串通舞弊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单独一个人或部门舞弊的可能性。美国著名审计学家蒙哥马利1912年所著的《审计——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已明确表述过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早期被认为是确保所有账目正确无误的一种理想控制方法。

（二）内部控制制度阶段。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内部牵制思想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内部控制概念。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内部控制：系统协调的要素及其对管理部门和独立公共会计师的重要性》的特别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的计划和企业为了保护资产，检查会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经营效率，以及促使遵循既定的管理方针等所采用的所有方法和措施”。这一概念突破了与财务会计部门直接有关的控制局限，使内部控制扩大到企业内部各个领域。内部控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牵制时期的账户核对和职务分离逐步演变为由组织机构、岗位职责、人员条件、业务处理程序、检查标准和内部审计等要素构成的较为严密的内部控制系统。

1958年，出于审计人员测试与财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的需要，审计程序委员会又将内部控制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前者是指与财产安全和会计记录的准确性、可靠性有直接联系的方法和程序；后者主要是与贯彻管理方针和提高经营效率有关的方法和程序。将内部控制一分为二使得审计人员在研究和评价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范围和方式成为可能。由此内部控制进入“制度二分法”阶段。

（三）内部控制结构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重点逐步从一般涵义向具体内容深化。在实践中审计人员发现很难确切区分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而且后者对前者其实有很大影响，无法在审计时完全忽略。于是，1988年5月AICPA了第55号审计准则公告《财务报表审计中内部控制结构的考虑》，以“内部控制结构”的概念取代了“内部控制制度”。该公告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为提供取得企业特定目标的合理保证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指出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三个组成要素：控制环境，会计制度和控制程序。从而，内部控制从“制度二分法”步入“结构分析法”阶段，这是内部控制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变。

（四）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1992年9月，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财务经理协会（FEI）以及管理会计师协会（IMA）共同组成的COSO委员会了指导内部控制实践的纲领性文件COSO研究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C-IF），并于1994年作了修改。该报告重新定义了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受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职员影响，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五个要素组成。同以往的内部控制理论及研究成果相比，COSO报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阐述了内部控制的各个组成部分，客观地指出了内部控制的局限性，而且明确了不同人员在内部控制中的角色和责任。

二、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自COSO报告以来，内部控制框架已经被世界上许多企业所采用，但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对该框架提出改进建议，认为其对风险强调不够，使得内部控制无法与企业风险管理相结合（朱荣恩、贺欣，2003）。因此2004年9月，COSO委员会在1992年的COSO报告的基础上，结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报告方面的要求，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的报告（ERM）。该报告把企业风险管理定义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受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职员影响，应用于战略制定并贯穿于整个企业，用于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项并在企业的风险偏好内管理风险，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企业风险管理由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八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组成。企业风险管理的信息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在文尾！

企业风险管理的信息流程

该流程并不代表风险管理的组织流程，但可以从信息流的角度透视企业的风险管理流程。企业风险管理的信息流程描述如下：由董事会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确定内部环境中的风险管理文化和风险偏好；董事会与经理层设定包括战略目标及其他相关目标在内的目标体系，在设定目标时，要考虑企业的风险容忍度、风险偏好以及事项识别环节所确定的机会；确定了目标，企业就要考虑其所面临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识别相关可能带来潜在不利影响的事项（风险）；在风险评估部分评价风险损失额和风险发生概率，同时考虑剩余风险；采用组合风险观和其他具体的应对措施来应对风险；在控制活动环节继续落实有助于风险反应的政策和措施，并报告结果。然后，从控制活动环节返回到事项识别环节，重复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这个流程；监控则对上述所有环节的效率和效果进行监督和控制。

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比，有以下几种变化：第一，目标的拓展。由IC-IF的三个目标——经营、财务报告和遵循性,扩大到ERM的四个目标——战略、经营、报告和遵循性，两者中只有经营和遵循性这两个目标的定义相同。IC-IF中的财务报告目标只与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而ERM中的报告目标的范围有很大的扩展，包括企业所有对内和对外的报告，报告目标的范围从仅仅关注财务信息扩展到同时关注非财务信息。此外，ERM还增加了战略目标，不仅强调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识别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性，还强调应针对企业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战略制定阶段就考虑一系列备选方案的风险因素，从而使ERM的应用深入到了战略制定层次。第二，要素的增加。ERM增加了目标设定，事项识别和风险反应这三个与风险密切相关的要素，遵循了“目标——风险——控制”的逻辑顺序，充分体现了对风险的关注。第三，对原有要素内容的充实和丰富。在内部环境要素中，ERM更直接关注企业的风险文化与风险偏好。在风险评估要素中，倾向于更准确地进行风险评估，采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对事项发生的后果和可能性进行估计，并将风险与相关的目标联系起来。在信息与沟通要素中，考虑了来自历史、现在和将来潜在的事项和沟通方式，并要求与企业信息系统整合。此外，ERM还明确了控制活动的目的，指出控制是有助于确保管理层的风险反应措施得以执行的政策和程序。第四，提出了风险组合观的概念，全面贯彻了风险理念。ERM要求管理者以风险组合的观点看待风险，对相关的风险进行识别并采取措施使企业所承担的风险保持在风险偏好的范围内。因为对企业内部各个部门而言，其风险可能落在该部门的风险容忍度范围内，但从企业总体来看，总风险则有可能超过企业总体的风险偏好范围。

三、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日益融合

实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都是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实现企业目标。内部控制的起源较风险管理要早。最初的内部控制是随着生产的大规模化和资本社会化产生的，是互相牵制的思想，通常采取账目核对的方法，以确保财产安全和账目正确。风险管理则是在新技术和市场条件下出现的，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概念的自然延伸。关于这点，可以从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变化中得到证明。框架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企业内部控制更名为企业风险管理,这一变化是有特殊意义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一大套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大到包括对外投资，小到包括差旅费报销等，应有尽有。因此，董事会与管理层往往认为，这些制度的贯彻与执行就是内部控制的所有内容。其实，企业的管理资源是有限的，控制也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将企业主要精力放在所有细小的、或微不足道的控制上，往往会舍本求末。如有些企业在差旅费报销的规定上长达数十页，极其繁琐，表面上控制得很好，但浪费了许多管理资源，还会忽视企业重大风险。所以，框架要求董事会与管理层将精力主要放在可能产生重大风险的环节上而不是放在所有细小环节上，将风险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最主要内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四、结语

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反映了内部控制实践的发展。当今社会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风险，因此企业应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以防范和规避风险。而分析和辨认风险是有效内部控制的关键组成要素。从COSO的两份重要报告中可以看出，不论是1992年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还是2004年的《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均把风险管理作为主要的内部控制要素，强调识别和管理风险的重要性，强调企业的风险管理应针对企业目标的实现并且在企业战略制定阶段就应该予以考虑。英国的特恩布尔报告扩大了内部控制的范围，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为一体，认为两者是近乎等同的概念。可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日益融合，风险导向已是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

————————

参考文献：

[1]《内部控制问题研究》课题组：《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控制有关问题研究》，《会计论坛》2005年第2期。

[2]金彧昉、李若山、徐明磊：《COSO报告下的内部控制新发展——从中航油事件看企业风险管理》，《会计研究》2005年第2期。

[3]陈关亭：《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评析与建议》，《财务与会计》（理论版）2006年第4期。

第4篇

[关键词]中部城市发展

一、中部城市发展的现状

中部城市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要地、客货运输的集散地和中转中心，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是东西部经济合作的桥梁与枢纽，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部城市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51亿元，城市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产业集群；城市人口一般都较为稠密；城市传统文化的积淀一般都比较深厚。

然而面对东部繁荣、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中部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趋缓势头。中部城市数目虽逐步增加，但发展速度不快，且整体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较低，直接影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2002年中部拥有城市147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各1个，大城市34个、中等城市74个、中小城市33个、小城市4个，主要沿京广线和长江流域分布，构成“十”字型城市群架构。2003年，中部六省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山西、安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2.9%、27.2%、33.5%、34.0%、38.8%、32.0%，平均为33.7%，比全国平均水平（40.5%）低了近7个百分点。

与东部相比，中部城市实力较弱，辐射和带动能力差，尤其缺乏高辐射和高集聚能级的核心龙头城市。目前全国有30多个城市的GDP超过千亿元，中部只有武汉和郑州两个城市GDP超过千亿元。

中部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但与发达地区比较，差距明显。城市联合体已初具雏形，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圈还有很大差距。

中部城市在对外开放方面，从吸引外资到旅游等，均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二、促进中部城市发展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1.城市发展差距拉大是区域矛盾的关键所在

当前的中部城市发展滞后，关键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焦点。中部与东部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根本地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2.发展城市经济是协调诸多矛盾的结合点

过去很多年中，中部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在于其“区位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怎样发挥优势？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新的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带动面”的原则。其中的“点”就是指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中部崛起过程中解决区域战略与国民经济整体战略之间、环境及资源保护与开发及发展之间、短期调控任务与长远战略发展任务之间、工业化发展缓慢与加快人民收入提高的迫切要求之间、结构调整与总量扩张之间、基础设施不足与战略性调整之间、“二元”分割的城乡经济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诸多矛盾的最优结合点。

3.发展城市经济还是积累工业化条件的必由之路

中部崛起应当首先造就自己的经济增长带头地区。在今后十五年或略长一些的时期中，不仅老的省会城市应当大力发展，而且要努力争取在每个省区形成若干个较大的经济中心城市。让这些城市成为当地的“先发”地区。与此同时，还要加快中小城镇发展，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推进乡镇合并，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综合性多产业构成和协调发展的城市建设之路。

另外，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应当把重点放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与高级化上。改善中部城市的投资环境，当务之急是改善城市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部崛起战略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在各地区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

三、促进中部城市发展的策略

第5篇

航天三线科研生产基地乃至整个航天确有一定的科技实力与优势，但必须找准位置，才能有更大更好的作为。进入行业是为了更好地接受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使之纳入国家的产业规划。联合地方与进入行业是一致的，可以使航天的项目、产品更符合地区的发展规划与需求，使之享受国家和地方的优惠政策，使项目和产品有更大的发展后劲和较长的市场周期。在联合地方时要在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下，让利于地方，有些应构建利益共同体。

2.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发展与服务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

西部大开发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大局，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局，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为这个大局做贡献，无疑是第一位的。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发展，乃至整个航天的改革与发展，与服务这个大局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服务大局是航天三线企事业单位脱困、改革与发展的契机，抓住机遇，全力以赴地进入西部大开发实乃当务之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3.航天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单位之间的关系

西部大开发是浩瀚的伟业，位于西部的航天单位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阵地，是桥头堡，是窗口；中部地区的航天单位是中转站和补给站；东部地区的航天单位是后援、是技术支撑。三个地区的航天单位必须本着“联合起来求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大力协同，共谋西部大开发的伟业，必须坚决地反对只顾及局部暂时经济小利和狭隘本位主义，废止割据状态。

4.项目、产品与体制、机制的关系

项目、产品相当于生产力，而体制、机制相当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经过充分的技术和市场分析，确实是有技术水平与质量保证、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产品，必须采取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去运作，有的可采用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构建新的技术经济实体，按《公司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使之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5.三线调迁与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系

目前，航天三线单位的调迁，有的正在完善和充实；有的正在调迁；有的还没有调迁。调迁工作应充分考虑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相应地区的发展重点；调迁工作要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相结合，要进行存量资产的重组，增量资产的注入要择优扶强，要使新点真正成为生机盎然的经济增长点和开发西部的生力军。

6.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西部地区的腾飞要有五个因素：时代与地缘因素；港澳台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等。目前，西部地区还不具备前三个因素，只能靠后两个因素来激活或弥补前三个因素。航天西部地区的单位必须借鉴东南沿海地区起飞的经验，充分利用国家的特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吸引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东部资本和其他国有法人资本等的投资，并按市场经济规律（竞争、供求、价格规律等）和市场机制（竞争、激励、约束和市场分配机制等）进行运作，才能使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促进航天的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发展。

7.关于人才资源开发与项目、产品开发的关系

项目、产品的开发要靠科技知识创新，靠科技成果的转化、转移，直至形成产业。然而，这些创新和产业化的关键因素是人，是科技人才。因此，必须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注重人才结构的调整，注重科技人才的吸引、稳定和调动积极性，这对搞好项目、产品开发是至关重要的。反过来，项目、产品开发工作搞好了，科技人员才有用武之地，经济效益也上去了，就更能有利于科技人才资源的开发，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就会使航天三线单位乃至整个航天兴旺发达。

8.产业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牵引的关系

第6篇

2007年3月，美国商务部了题为“对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调查-乔治城钢铁案观点中的分析要素是否适用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备忘录。该备忘录重点指出，乔治城钢铁案所涉20世纪80年代传统苏联模式经济的分析要素已经不适用于当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因此，形成于乔治城钢铁案诉讼中的美国商务部政策不能阻止反补贴法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适用。

理由一：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2005年12月22日，在对中国格纸反倾销调查中，被调查方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进行审议。2006年5月和8月，美国商务部分别发表备忘录，声称虽然中国经济不再是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但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依然要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商务部在审议中认为，中国政府对市场力量的限制足以将中国在反倾销法的适用中被排除在市场经济国家之外。比如，中国政府继续将货币排除在市场之外，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仍然存在大量限制；中国已经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但是对于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导和限制都遵守政府的政策目标；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关键构成部分，在很多重要的经济领域，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确保国有企业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不再通过传统的直接分配资源或政府定价的方式支持国有企业，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杂的行政管理方面的限制，比如对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进行控制，对国有企业银行持续主导地位的支持。尽管改革正在进行，然而极少证据表明，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商业实体运行。在累积了大量的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由政府帮助摆脱困境，已经完全被排除了国际、国内竞争。并且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向了国有企业、大型公司和政府支持发展的其他企业。最后，缺乏信赖的法律和行政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中心地位，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的混乱。

理由二：中国经济与苏联模式经济有着本质区别

美国对苏联模式经济曾做出如下界定：“价格由中央计划决定。生产亏损和对外贸易由政府控制。投资决定由国家控制。货币和信用由中央政府分配。工资由政府决定。外汇的使用受到限制。对物的私人所有权受到限制。”然而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较之于苏联模式经济，更富有弹性。具体表现为：

工资和价格。苏联模式经济中的商品实行政府定价，工资标准、工作准则和生产目标由政府规定。而当前中国，虽然政府对某些重要货物和服务商品仍保留一定的价格控制和指导，但“90%以上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劳动法》已赋予所有企业在政府设置的最低工资标准线上自行规定工资的权利，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本国私人企业。雇主和雇员可以就工资进行协商。

但美国商务部认为，企业拥有对工资的设定权和产品价格定价权的事实，并不能得出在所有经济生活中工资和价格都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结论。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公民，虽然可以自由安排企业活动，但仍然须在受限制的范围内开展商业活动；对决定工资市场力量的形成起着重要限制作用的户口制度仍然在扭曲经济环境。货币的可兑换性。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的人民币虽然在资本项目下的兑换仍然存在一定限制，但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实现资本项目下货币的自由流动。国内和国外企业和个人可以自由兑换、持有和买卖外汇，且外国企业可以自由的将资本和利润汇回国内。但无法否认的是，中国的中央银行继续管理汇率，仍未实现人民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目标。私人财产所有权和私营企业。物权作为私人企业的重要先驱，在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中受到完全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允许发展私人企业，且在政府排除国有企业占领导地位的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私人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贷款，且仍然处于比较困难的法律环境之中，但是这些私人企业在中国已经非常盛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既创造了私人企业的活力，又保留了政府适当且重要的干预，将市场调节和政府指导有机的结合了起来。

外贸经营权。在苏联模式经济中，所有的对外贸易均由国家操作和控制，中央计划者决定进出口商品的类型和数量。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国营贸易企业继续保留了一部分进口货物价格的控制权，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放开了外贸经营权的控制，并根据其加入WTO所承诺的义务，赋予全部外商投资企业外贸经营权。

此外，美国商务部认为，非市场力量仍然制约着国有企业的行动。中国政府通过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仍然把持着与投资增加或减少有关的任何事宜、债券发行或合作结构的变更，比如合并、分立或清算。除了法律上的监督权，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商业决策（比如通过部门指定或任命）和社会政策的干预，可能都影响了国有企业运作的商业性质。

金融资源的分配。苏联模式经济一般通过中央银行分配贷款。中国政府已经不再通过预算支出分配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资源。政府在1997年放弃了强制贷款计划，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直接对于特定领域配置贷款。在绝大部分业务中，国家赋予银行自。

放弃在经济生活中直接分配所有的金融资源，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转而主要依赖其行政管理措施控制国家经济和金融。五年计划和产业政策既可发挥发放贷款和经济增长的指导作用，同时又可对银行起到一定控制作用。由于对商业银行持有完全国家所有权，中国政府得以应用间接措施来指导贷款配置。尽管中国国有银行业存在诸多不足，但毕竟正在增长。虽然国家对于贷款的发放依然存在潜在或明显的控制，但中国的银行体系比苏联模式经济中的银行体系显得更有弹性。

中国当前的经济，虽然存在一定扭曲，但是较之于苏联模式的经济富有更大弹性。乔治城钢铁案中的传统命令经济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缺乏市场力量，而中国当前经济是在政府计划下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

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模式经济的性质使得美国商务部不可能适用反补贴法。因为“鼓励或保证”在苏联模式的经济中没有任何意义。而就当下中国经济的性质而言，不存在使用该法的任何障碍。美国商务部现在可以对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授予中国生产者某种利益以及这种利益是否具有专向性做出认定。总之，乔治城钢铁案诉讼中产生的美国商务部的政策根本无法阻止对中国政府对于本国生产者所授予的补贴进行救济。

第7篇

【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成为了十的最强音之一,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在简析什么是生态补偿制度和建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必要性之后，从宪法、部门法、环保法等法律体系的相关方面对生态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构建。

【关键词】生态补偿 制度 环境保护

一、什么是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顾名思义就是弥补生态系统的消耗和损失，恢复生态平衡和生态功能。生态补偿从生态学或者环境科学上来讲，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由于外界活动而遭干扰、破坏后的自我调节、自我恢复，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生态系统的自补偿。它属于生念系统的内部补偿机制。生态系统除了内部补偿机制外，也可以由人类建立外部补偿机制。据此，我们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如对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草)、小流域治理等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工程的成本和费用的补偿。

根据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生态补偿具有以下特点：

1、生态补偿具有生态和法学双重目的性

首先，生态补偿具有“生态”目的性。生态补偿的生态目的是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创造生态效益。生态补偿中的“生态”是指生态系统。人类总是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子(环境因子)如气候因子、土壤因子、水因子、生物因子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量从环境中索取自然物质并向环境中排放各种污染物质，这使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和破坏而失去平衡，导致环境功能受损和生态价值减少。生态补偿就是为了弥补生态价值的损失而由人类投入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设法使生态系统恢复或重建，使生态系统重新具有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其次，生态补偿具有法学目的性。生态补偿的法学目的性是实现环境公平。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权利公平。代内公平体现了代内所有人有公平利用生态系统的权利。滥用环境资源使生态系统失衡，导致他人无法正常享用生态环境，或者环境资源利用人白白享受环境保护活动带来的好处，都是不公平的，因此，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恢复环境功能，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和支付享受环境保护活动好处的费用，实现了代内环境公平。代际公平体现为每一代人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的权利是平等的，求取发展的权利是平等的，当代人进行生态补偿，恢复和重建环境资源，实现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的平衡，就是“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以实现环境的代际公平。“环境法上的权利公平鼓励提倡人类尊重一切物的权利，特别是动物的权利。”生态补偿通过对生态系统投入物力和财力，使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重建。这不仅为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动植物创造了良好的“生境”，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尊重，体现了环境公平。

2．生态补偿具有工具性

生态补偿的工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生态补偿是一种经济调节手段。它通过公平地分配环境成本和费用，提高人们恢复和重建生态环境的积极性，抑制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其次，生态补偿是“外部性内部化”的工具。生态补偿通过环境损害的致害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费用，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这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16指出的：“考虑到污染者原则上应承担污染费用的观点，国家当局应该努力促使内部负担环境费用，并且适当地照顾到公众利益……”同时，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向生态建设者支付享受环境保护活动好处的用，也实现了外部经济性内部化。第三，生态补偿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有效工具。生态补偿的目的是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维持或者提供环境功能和环境资源的自然存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所以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

3．生态补偿具有经济补偿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人们对货币的强烈认识，谈到补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货币给付。对于生态环境的补偿，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向大自然支付货币，但这也不排除生态补偿给付物质和货币的经济补偿性。因为引起生态补偿的原因是生态建设，即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活动。而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要采取一定的经济、技术措施，要投入一定的财物和劳务，如植树造林，投入了树种和劳务，通过树种和劳务补偿森林的生态价值。这正是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可以互相转化、互相补充。环境资源保护就是要求人造资本回归自然，补偿自然资本；补偿的结果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所以生态补偿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经济投入，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和劳务的消耗，这些物质和劳务就是生态补偿的成本费。这正是我们征收生态补偿费、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的原则。

4．生态补偿在实质上是对物(生态)的补偿。但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对人的补偿

生态补偿是国家和社会投入一定的物力和劳务对因生态系统失衡而导致的环境功能减损和资源存量减少的综合补偿过程，其实质是人对物(生态)的一种补偿过程，是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过程。然而这种补偿过程在环境法上反映出的是一种人对人的补偿过程。

5．生态补偿具有广泛性

生态补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补偿仅指对生态建设者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时所发生成本费用的补偿。广义的生态补偿不仅包括对生态建设者成本费用的补偿，还包括对预防生态环境恶化的预防性费用的补偿，对因生态建设活动而遭受损失和丧失发展机会者的补偿。我们所说的生态补偿是广义的生态补偿。

6．生态补偿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生态补偿的形式可以是货币补偿，也可以是实物补偿，还可以通过提供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税收返还、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受损地区发展经济和进行异地开发、提供生态移民基金进行补偿。机会成本的补偿有安排就业、培训、异地安置等方式。

二、建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成为制约我国生态维护与建设的关键因素

生态补偿是维护生态利益平衡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我国的生态补偿有所成就，但我国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仍落后于生态补偿实践的发展，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生态维护与建设的需要。对生态资源的无偿使用与“搭便车”行为经济制约不足，刺激了恶意的“掠夺性”生态资源利用；同时挫伤人们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限制了公众对于生态建设投入的努力，直接是导致了生态利益的失衡和生态状况的恶化。

（二）生态补偿不到位，生态利益失衡，滋生不满情绪，影响社会安定

由于生态补偿法律和政策的不到位，我国生态建设中出现了现有法律无法解决的新的问题，发生了一种利益失衡、不公平状况，即生态建设者、保护者的投入无法得到回报，其权益得不到维护。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在生态各个要素的领域，如森林、草原、湿地等领域，也发生在流域内上下游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这样产生的利益失衡、不公平状况，容易导致生态维护与建设者的心理落差，滋生不满情绪，甚至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定局面。

（三）生态破坏严重，触动生态危机，影响国家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如果生态安全问题不解决，不仅造成当代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社会安定无法保证，还会造成生态问题的代际转嫁，给子孙后代带来不可逆的深重灾难，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我国人口多，人均生态资源较少，且生态破坏严重。生态

破坏严重必然引起大自然的惩罚，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生态危机的迫近引起人们对生态安全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以生态补偿促进生态维护与建设，不仅是为增强自身综合国力，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重要条件，也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与世界生态安全，对全人类环境事业负责的精神状态与切实行动。

三、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生态补偿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只有明确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才能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宪法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是生态补偿的立法依据。在对生态危机的法律对策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生态保护条款列人宪法。

我国《宪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主要是对生态环境的产权进行严格的界定。所以，建议对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应在原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的分散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将因生态保护所得的补偿直接分配给自然资源经营者和管理者，并建立起责权利相协调的竞争和激励机制。

（二）完善相关部门法

由于我国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纷争，生态环境建设地区与生态环境受益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日益扩大，所以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法律与非环境资源法的法律共同形成的法律体系。建议应该由国务院制定关于生态补偿的行政法规，使参与生态补偿工作的执法者的行为和行政执法过程受法律约束，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生态补偿的程序化和法制化，还有利于提高政府补偿的效率。

对于《民法》，其作为保护财产的基本法，应建立适应生态补偿的物权制度。建议在特殊的生态功能区，如我国西部地区，实行特殊的物权制度，特别是土地、草原、山林、水面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如延长森林和草原的承包期，将承包权物权化等。

对于《刑法》，按照生态补偿的要求，主要是完善其立法目的，要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包括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如果法律中对破坏环境的处罚规定没有达到一定的威摄力，就难以预防破坏环境和生态的行为。而生态资源的效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问题的今天，其作用不容置疑。

（三）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对生态补偿的规定

《环境保护法》对生态环境保护明显忽视。目前，作为综合性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其实际上是防治污染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保护自然资源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关于生态环境补偿方面的规定更不够具体明确。由于当时的立法背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排污行为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

因此要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作必要的修改：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理念进行更新，引进生态保护的思想。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法基本制度的范畴, 使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法制化。并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相关内容，增加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比重，改变其偏重于污染防治的现状，从整体上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和利用，强调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恢复和整治。

（四）修改环境保护单行法，建立起一套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相统一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

自然资源保护单行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够。如：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生态效益价值，对开发利用者应承担的保护环境的义务未作规定；有的单行法未将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其立法目的；有的法律立法措施过于抽象化，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性，存在立法空白；另外有些规定法律偏重于经济利益，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补偿的充分实施。

生态补偿法律应与其他环境资源法形成体系，建立起一套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利用相统一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性，减少各部门法之间的适用冲突。对《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自然资源法已确立的生态补偿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对其它自然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要增加生态补偿制度，尤其是生态补偿要融入《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因为环境影响评价能解决和满足生态补偿融入环境保护实践所需各种条件，又具备独特的优势和便利。同时，修改环境保护标准中的某些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生态补偿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五）制定《生态补偿条例》

第8篇

我校“异步推进教学法”的研究于1999年9月向县教研室中报的课题，属“中学语文异步推教学法的子课题．经过实验组教师两年时间的研究与实验．形成了“异步推进作文教学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效．一改过去陈腐的作文教学模式：即指导、写作、批改、讲评的“一刀切”．表现为题目教师出．提纲教师拟，文章教师批，优劣教师评。教师“扶着走”、“一言堂”，根本不看学生作文水平的差异性和动态性．学生对作文视为苦差事．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我们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作文能力结构及初中生作文能力发展规律为依据，以“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的“四阶”、“六步”模式为指导，大胆尝试以“学生为中心”的“异步拟题”、“异步指导”、“异步训练”，“异步批改”、“异步评价”的“五异”作文教学法，并在全校的作文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可行性的研究．

二、实验目的：

l、运用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法旨在让每个处于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2、探索作文教学中如何实施“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3．验证“中学语文异步推进教学法”的基本模式一“四阶”、“六步”在作文教学中的运用。(“四阶”即“引读感知阶段”、“启读生疑阶段”、“研读演练阶段”和“运用迁移阶段”；“六步”即：指导预习一同步教学一分组太论一异步训练一课堂小结一课外练习）

三、实验概况：

1．实验时间：1999年9月～200l年4月。

2，实验对象：，初一两个班，其中(一)班为实验班(人数52人)．(二)班为对照班(人数50人，跟踪测验对比。

3、实验方法与结果

(1)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两班学生对写作文的兴趣情况。见表1、表2。

表l实验前两班学生对作文课学习的兴趣调查表

组别类别人数感兴趣兴趣一般不感兴趣讨厌不表态

百分比

实验班人数8人25人12人5人2人

百分比15.4%48%23%9.6%3.8%

对照班人数7人26人10人4人3人

百分比14%52%20%8%6%

表2：旭光初中初三实验后两班学生对作文课学习的兴趣调查表

组别类别人数感兴趣兴趣一般不感兴趣讨厌不表态

百分比

实验班人数24人20人6人2人0

百分比46．2%38．5%11．5%3．8%0

对照班人数9人23人15人2人1

百分比18%46%30%4%2

从表中可看出实验前两班学生对作文课的兴趣情况基本一致，但实验后情况就大不一

样了。这说明实验“异步推进作文教学法”能充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的

潜能。

(2)实验对比法：

将实验班按异步推进作文教学法进行教学，对照班按传统的常规方法进行教学，在同一老师，相同教学时间、教学内容的情况下，组织考核，根据“安徽省中考作文评分标准”为标准评分，并对两班成绩采用t检验进行数据统计处理，见表3，表4。

表3实验前两班作文考核检验表

实验班对照班均差t值p值

X1S1

68.8513.8X2S2

6812.7X1-X2

-0.1t

-0.025p

p>0.05

表4：旭光初中初三实验前两班作文考核检验表

实验班对照班均差t值p值

X1S1

82.855.71X2S2

67.68.69X1-X2

15.25t

6.56p

p<0.01

从表3、表4中可看出两班作文成绩在实验前无显著差异，而实验后作文水平有了显著性差异，P＜O．Ol，实验班成绩优于对照班。

四、原因分析

实验班学生两年后写作兴趣和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主要是我们在实施异步推进作文教学法时做到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把握四个层次，即①摸清学生底细，对学生的写作水平划线分层教师对学生胸中始终有一本活档案。②训练体系分层，依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制定训练目标序列，(如：初一年级着重进行记叙文训练，包括叙事、写景、写人等训练；初二年级继续写记叙文．着重进行说明文训练，包括实物说明、事物功能说明、程序说明、事理说明等；初三年级继续写记叙文，着重进行议论文训练，包括一事一议、论证方法、想象作文等)，使写作文过程有序化。同时还将训练内容分成若干有序的单元或专题，一次训练集中解决一两个问题，从指导、写作、批改、讲评到个别辅导都围绕训练专题进行突破。绝不面面俱到，贪多求全。如记叙文可分为记人类、记事类、描写类三大块，每一块再划分，如记人类又可分为“记一个人”和“记一群人”两大类。说明文可分为说物式、说理式、说事式三种类别。议论文可分为阐释式(以正面立论为主)、批驳式、关系式(以辨析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为主)、引申式(从寓言、故事入手引出哲理)、评述式(读后感、评论等)。这样由浅入深，由点及面，前后衔接，循序渐进。形成稳定的训练序列．以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③目标分层：对异步学生实行异步定标，让他们在每一次的训练中都能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内达标或超标。④评价分层：以异步学生个体的纵向对比作评价标准，教师始终有一本学生写作水平不断推进的动态发展档案(二)讲究三个“注重”。即：①注重文前的异步指导和文后的异步评价。如：学习《卖炭翁》一文后，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们提出了不同的写作要求，A层(差)的学生只要求他们将此文改写成白话文即可，A层中若再有困难，就降低要求，只要把文中情节叙述全、叙述通就算达标，若能重新构思情节讲述就算超标。B层学生中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补充情节，丰富内容改写就算超标。c层学生要求就更高了，不仅要求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构思情节，文句流畅地表述还要求他们充分调协自己的感觉器官。力争从多角度，多方面地渲染那天气是如何的冷，老人是如何的苦，富吏又是如何的酷!这样的异步指导，避免因目标单一过高，使差生产生畏难情绪。另外每次作文后只要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进步，就千方百计、不拒形式地给予肯定与表扬。尤其是差生，哪怕是有点滴进步，都要适时指出来表扬一下，让他们谈谈写作的收获与体会，对写作产生好的情绪，使之喜爱作文．愿望作文，从而感到成功的愉悦，树立写好作文的信心。评分时也是异步给分，只要是进步的习作都舍得给分，用分数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每个学生的写作热情，这样全班各个学习小组之间(班内成立TA．个学习小组，组员优、中、差搭配好)比学赶超，相互竞优。有的学生一改再改，作了再作，老师讲评后，主动重写，让我再给他评分。如班上的“数学王子”高

伟，原来作文水平较差，有一次交来作文(《我们的教室》)不到半天，竟跑到我办公桌前要求再拿回去重写。一年下来，他的作文水平大大提高，目前语文成绩也是同年级中的学科尖子。②注重每次习作的评注：先要求学生在作文过后立即给自己加个评注(一般要求指明写作思路、写作缘由、心得感受等)，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写。其次是小组内质疑评议：让学生间互评互改，并将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解决．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老师帮助，最后教师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评点，反馈指导，让学生每写一得，掌握技巧，这样不仅有助于调动写作兴趣，而且提高了认识水平和评价作文能力。③注重平时的广泛阅读和创设最佳的写作环境：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学生从封闭的课堂教学中走出来，崇尚开放型的大语文教学，走向社会，认识、熟悉周边生活，再来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养成不动笔不读书的习惯，定期举办读书心得交流会、讲演会、故事会、知识竞赛等。鼓励学生广学博览，常记常忆，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仓库。定期出黑板报，刊登历次作文中优秀之作，创设最佳的写作环境，让每个学生都能焕发才华，激感。增强表达的欲望。

而对照班采用的是传统的作文教学法。(一)教师拟题“一刀切”；(二)教师指导“一锅煮”，眼中只见教材，不见学生，学生在教师眼中也都是“千人一面”，没有差异；(三)布置训练时目标是一致，差生望目标而怯步，无从写起，结果抑制了他们仅有的写作兴趣，最后有的差生索性就不写了。这样恶性循环，越不写越差；(四)评讲教师是一人包到底，批几条眉批与总批，学生连看也不看。实践证明，实施“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法”，不仅教者能从繁重的批改中解放出来，而且学生的写作能力确实有所提高，改革传统的教学法已势在必行。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增强自信心。“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第斯多惠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施以不同形式的作文教学更贴近了每一个学生的实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学习和积极性，使学生由被动变主动，由“要我写”变为“我要写”。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给每个学生都能带来自我写作的欲望和获得成功的体验，较好地处理了教与学的关系。

2、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使学生习作的文风发生了变化。以前同一标准下的作文，学生总是无病、假话连篇、机械模仿、东拼西凑，实验异步推进教学法。异步学生异步设标，而且坚持写作向生活开放，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话可写，解决了“源”的问题，大部分学生都能写真写实了，从而文风发生很大的改变。

3、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使教师的教学观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作文教学，教师习惯从文到文地指导，忽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差异；习惯包办代替，忽视对观察能力、认识能力、理解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习惯随意性作文．忽视作文教学的科学性、计划性、有序性、实用性等。实施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后，这些观点都得以改变。

4、异步教学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学原理。每个学生在每次训练时都能目的任务明确，重点突出，有的放矢，从而拾级而上，对学生有提优补差的效果。

5、异步推进的作文教学法，既承传教学上传统的经验，又广纳新思想、新方法，可行性强。

当然，作文是一种综合能力，要提高写作能力非一日之功，还须一番努力，我们只是通过实践初见成效而已，不妨让同行们试试。

(二)建议：

l、从小学开始就应重视作文教学，教师不可将它视为阅读教学中的附庸。

2、教帅在作文教学中，除对学生进行智力因索开发以外，更多的应考虑如何调动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态度、习惯等心理品质)，因为差生很少是先天就差，而是我们对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

第9篇

[关键词]中部崛起农业发展路径选择

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六个相邻省份,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中部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全国28.1%的人口,创造全国19.5%的GDP,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大力发展农业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大力发展农业,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中部的历史、地理、人文、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是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没有农村的社会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安康富裕。中部五省“三农”问题十分突出,农村目前普遍面临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缓慢等问题,促进中部地区农业发展是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2.是促进中部崛起,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保证

中部六省居我国腹地,幅员辽阔,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产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2008年中部六省主要农产品的粮食产量占全国31.6%,油料产量占全国的40.7%,棉花产量占全国的33.5%,猪、牛、羊肉产量占全国的31.8%,水产品产量占全国的17.6%。中部六省输往省外的粮食占全国省外粮食输出量的50%以上,相当于全国近5亿人的口粮由中部地区提供。中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也要以农业为基础,因此,农业的发展部不仅是中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的关键,而且对于缩小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3.农业是实现社会稳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保证

据农业部测算,在我国3.2亿农业劳动力中,种植业实际需要1.5亿人,加上2000万专门从事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力,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人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单单依靠城镇化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依靠农业自身来吸纳与承载过剩的又暂时无法转移的劳动力。

二、中部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

中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历史因素的限制,生产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耕作方式,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还没形成,劳动生产率低,农业生产规模小,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较差。农产品加工行业,农产品加工停留在初级阶段,附加值低。

2.农业科技水平低,农民整体素质低。

农民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部地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1/3左右,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很低,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中部分布在第一产业的科研成果不到全部科技成果的18%,并且农业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产中领域,产前、产后科技力量匾乏。

3.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人口转移困难重重。

据农业部测算,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按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速度测算,我国每年大约可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可用于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按照这样的速度,至少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去。在拥有9058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中部六省,如何对这些劳动力资源进行转移是其面临的巨大困境。

三、中部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1.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中部地区要在特别注意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的基础上,抓好农业优势产业链的建设,推进优质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加快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流通,把中部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走农业精细化、规程化、工业化、科技型、内涵型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之路。

2.努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中部地区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技进步与实用水平和推广应用的程度。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在农产品加工、储运、保鲜、包装等环节大力采用高新技术;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教育,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和科技文化水平;以培养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双强”型村干部为重点,通过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和能力。超级秘书网

3.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减少中部地区农业人口。

目前我国仍旧维持着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使得进城农民的的子女入托教育难以保证;他们自己则因劳动收入低、时间长、几乎不享受社会保障,难以保护自身业已形成的人力资本和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这些给农民进城增加了直接的成本和心理压力。因此,要为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研究制定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培训的政策措施,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帮助中部地区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培训计划,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劳动素质和技能,促进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总之,中部地区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要积极利用自身优势,结合本地区农业特色,扬长补短,努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把农业和工业统筹起来,使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协调,城市和农村的建设相协调,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飞跃。

参考文献:

[1]胡树华,汪秀婷.中部农业发展战略思考[J].软科学,2004.6.

[2]胡文海.崛起背景下的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