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休闲思想；休闲体育；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Research on 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Sports Home and Abroad
LIU Hu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Henan)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ideas on leisure entertain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ique cultural value of leisure entertai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y studying the opening of leisure sports major both home and abroad, it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practical Chinese leisure sports and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leisure entertainment, leisure sports, research summary
1前言
“休闲”在几千年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中，始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充满激情地赞美“休闲”。当今，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成为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与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同样，也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和学者们的视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2国外思想和休闲体育的研究现状
2.1国外休闲研究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休闲誉为“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其休闲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以及“人惟有在休闲中才是幸福的”等思想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的“休闲对心灵有治疗作用”；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作家、诗人、思想家歌德“让心灵休闲，心灵就试图超越”；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的“能否聪明地用闲是对文明的最终考验”；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思想家及哲学家爱因斯坦的“人的差异在于闲暇”；爱尔兰剧作家肖伯纳的“劳作是做我们必须做的事，休闲是做我们喜欢的事”〔2〕等，这众多西方思想家的休闲思想为休闲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外休闲研究起步较早，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放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标志，他真正把休闲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形成学科体系。
1917年，英国学者亚瑟・彭蒂在《对后工业国家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后工业国家是休闲国家，是一种充满闲暇、过着工匠式的家庭生活的社会〔3〕。1955年，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所著《游戏的人》，讨论了人类进化与游戏的关系。1963年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指出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人类的‘赠品’。”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人有了休闲并不是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4〕。
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全书的视角集中于社会和个人生活两个层面，告诉我们:休闲是复杂而非简单的概念和现象，是人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休闲行为不只是寻找快乐，也是寻找生命的意义〔5〕。
总之，通过对国外休闲思想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休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人类生活的重要领域，更是人类不断追寻的生活理想。
近年来，大量休闲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和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休闲研究学者脱颖而出，标志着国外休闲研究已经进入了系统、宽广、科学的历史时期。
2.2国外休闲体育研究
国外对休闲娱乐的研究比较早，水平较高，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日本等国，其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美国大多数的大学均设立了休闲娱乐系或隶属于体育系的休闲娱乐学科。在美国其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老年运动；水上运动；校园休闲；社区/学校娱乐；伦理；家庭娱乐；户外冒险；游戏；健康；康复娱乐；旅游和商业娱乐；整体幸福等。
英国目前共有近12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体育休闲相关专业。英国体育休闲相关专业大约分为三类：侧重休闲类的旅游、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学科；侧重于体育的大型活动策划、体育企业的管理等统筹类学科；和运动学、心理学、法律、设计等学科相互渗透，衍生出更有针对性的专业科系。而澳大利亚休闲体育的发展世界领先。例如，划船、滑板、冲浪、滑雪、攀岩、骑马等时尚休闲类项目深受人们喜爱，这些项目的营运市场对专业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因此，体育类专业被列为澳洲移民紧缺专业〔6〕。
日本政府1938年厚生省成立即着手在日本推进有效利用闲暇时间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增强国民体质，提高国民福利。日本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体育运动振兴法》，该法律不仅建构了日本体育运动发展的基本框架，而且确定了日本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计划和远景目标。此后，日本政府于1964年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又发表了《关于增强国民体质健康的对策》。
韩国的体育科学研究院、韩国观光研究院和韩国休闲产业研究院三家主要科研机构根据调查发现，随着余暇时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享受旅行、运动、户外露营、登山、自我开发等活动，更加愿意参与到多样的生活体育活动之中，逐步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旅行文化、对能够满足欲求的旅游体验活动及自我开发型旅游活动的需求逐渐增加。追求健康型的休闲旅游显示出增加的趋势。
3国内休闲思想和休闲体育研究现状
3.1我国古代和现代的休闲思想
我国古代先贤对“休闲”的解释是：“休”倚木为休，“闲”通娴静〔8〕。《诗・商颂・长发》中解释“休”为吉庆、美善、福禄。老子作为最早具有休闲观念形态的人,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观、“知足”“知止”的名利观、“返朴归真”的自然观,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都能够看出古代中国人对休闲的推崇。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休闲也在适应社会的发展。早在1983年，于光远先生就曾指出:“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提出的“玩学”论，指出了休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9〕。
于光远先生1995年成立休闲文化研究小组， 1996年于老写出《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一文，给了我们对休闲的认识以全新的理念。在生活中我们只要付出休闲就不会有失落，哪怕没有回报，也会流到你的心田里，滋润你的心灵。
邓伟志在《生活的觉醒―漫话生活方式》(1985年)一书中，尽管局限于当时的条件，作者根据我国当时社会生活发生的实际变化，对围绕休闲、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方式等内容也分别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10〕。
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年会，从2002年开始，至今已经召开了八届。在2008年发表了《北京休闲宣言》，共同呼吁：休闲必将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影响着人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影响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产业结构，影响着文化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影响着领导决策层的战略选择与调整。
我国的台湾地区许多高等院校也都开设了与休闲体育相关的学科和院系〔7〕。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是世界上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国家和地区，其休闲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背景，国民休闲体育的开展较早，休闲体育的意识深入人心，其研究水平较高。在休闲体育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当前休闲体育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我们呼唤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人们，用休闲铸造文化资本，丰富精神世界，完善生命过程，开扩生活空间，融洽人际关系，建构社会和谐。
2009年发表了《休闲文明北京共识》，共同倡导：人类是具有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工作需要、社交需要，以及自由全面发展自我需要的特殊动物，休闲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条件。因此，休息权、休假权应被视为人权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由王雅林、董鸿扬主编的《闲暇社会学》(1992年)是我国当代专门研究休闲理论的学术著作，虽然该项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主要借鉴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研究思路，且视角也局限于社会学，但毕竟开系统研究中国休闲学理论之先河〔11〕。
章海荣出版的《休闲学概论》（2005），较系统地梳理了“休闲学”学科体系，反映了国内外关于休闲学研究的新成果。作者认为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人类文化。休闲文化是指与休闲相关的一切人类活动及其表现。它包括休闲的方式与内容、休闲的民族特色、休闲的作用和功能、休闲的历史走向等等。其核心是休闲这一社会现象所蕴涵的文化意义〔12〕。
钟学富在《休闲哲学》（2009）一书中，试图把若干涉及哲学创新发展而又密切联系生活实际的重要问题，叙述为尽可能通俗的形式，核心是要对哲学进行科学的改造，使之与现代科学接轨。专业人士可以审视所有提出的论题，一般读者亦可藉此品味哲学，并提高哲学的素养〔13〕。
3.2国内休闲体育研究现状
1983年，卢元镇先生在《体育科学》上的撰文揭开了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篇章。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大量的社会现象:人们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自愿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娱乐，他们既不受限于体育教学的种种严格规定，也不追求高水平的运动成绩，甚至有的也并不把体育强身祛病的作用放在首位，而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活动形式度过自己的余暇时间，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他所描述的这种社会现象就是我们今天所阐述的休闲体育。
3.2.1休闲体育的论文统计
从2000年以来，休闲体育学术研究发展迅速，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发人深思的文章，不管在学术论文方面，还是在专著、教材等方面，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篇名为“休闲体育”等八个近似关键词，由表1可知，我国休闲体育研究文献以2000年为分水岭，之后的十年文献量呈明显快速递增趋势， 2000年和2000年之前发表的核心论文共计25篇，而2001――2010年核心期刊论文共计498篇，占95.22%。
3.2.2休闲体育的专著、教材和译著不断推陈出新
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其全民健身计划到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1995年8月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将每年的8月8日定为全面健身日。国家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休闲体育研究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迅速发展。相继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译著、专著和教材〔14〕。
3.2.3各类院校休闲体育专业的设置
武汉体育学院与广州体育学院首开历史先河，于2006年正式向国家教育部提交了开设休闲体育新专业的申请报告，2007年获得批准，我国休闲体育专业应运而生。目前我国已经有武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首都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和杭州师范大学等院校开设了休闲体育专业的四年制本科；华南师范大学体育运动与休闲系招收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休闲娱乐方向)硕士、博士，海南师范大学体育系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旅游开发研究）招收研究生。
还有很多的院校为适应时展的需求，纷纷开设了与休闲体育相关方向的学科，随着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性、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休闲体育专业暨相关学科的发展已经在为社会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素质、高学历、专业的休闲体育指导人员，这样也能为树立正确的休闲观、进行科学的休闲提供必要的指导。
3.2.4休闲体育的相关网站不断涌现
国内先后出现了许多休闲专业网站，极大地方便了交流、学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休闲研究、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华夏休闲论苑、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等网站，新闻媒体也从文化、经济和生活的视角关注休闲现象。所有这些都表明，虽然休闲体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但我们要理性地看到，我国休闲体育研究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学科框架，目前的研究还只是零星地进行一些描述性研究，缺乏实证性研究，更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休闲体育学理论。而人们对于什么是休闲体育，休闲体育的发展历程、社会发展与休闲体育的关系、休闲体育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作用、如何进行休闲体育等问题缺乏深入了解，或者说存在着模糊认识，现今的休闲体育研究成果对于这些问题又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进行广泛深入的休闲体育研究、建立统一科学的休闲体育研究框架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4结论
进入21世纪，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成为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暨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议通过了《休闲宣言》，2009年在北京举行了国际社会学协会休闲研究委员会中期会议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并发表了《休闲文明北京共识》，2010年国家旅游局即将出台的《国民休闲纲要》，标志着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和高质量的生活内容已成为人们的追求，人们更加讲究营造人性化的环境和氛围，选择人性化的内容、采用人性化的方法享受生活。休闲体育作为现代社会一种积极、文明、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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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海荣,方起东.《休闲学概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0.
[关键词]休闲；休闲时间；休闲空间；休闲产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5-0068-06
以1899年制度学派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休闲学在美国诞生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此后，多个学科参与到对休闲问题的研究。我国休闲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学术界对休闲的概念、休闲时间、休闲空间、休闲行为等方面具有了初步认识。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演进、居民休闲时间结构调整，我国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社会休闲面临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一、海外休闲研究简要历程及主要动向
从人类存在开始，休闲命题就已出现，亚里士多德对闲暇时间的哲学思考被认为休闲研究源于古希腊时期。工业革命普遍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居民的闲暇时间普遍增加，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入大众休闲时代。西方社会休闲实践推进了多学科对休闲的交叉研究，促进了研究成果的整体繁荣(部分论著见表1、部分休闲专业杂志见表2)，休闲教育授惠于民众，休闲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出现。
以上只列举了部分国家或地区代表性的休闲研究专著、休闲专业杂志，西方关于休闲研究的论文可谓浩如烟海。从获得的有关休闲研究著述以及相关资料，可以基本看出海外休闲研究的动向。
1.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休闲问题。世界休闲组织(World Leisure Organization)的前身为“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成立于1952年。它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发掘和增强各种有利条件，使人们能够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让休闲成为人类成长、发展和幸福的动力。《休闲》(Chater for Leisure)于1970年由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通过，该1979年被修改后，2000年7月由世界休闲理事会正式批准通过。《休闲》提出休闲是个体基本权利，个体应该提升休闲体验，政府应该重视国民休闲。世界休闲组织大会由世界休闲组织主办，每两年一届。2002年8月10日，世界休闲组织理事会做出决议，中国获准于2006年6月举办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和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
2.社会学、文化学、哲学视野对休闲本质及规律进行深度探索。休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一直受到重视，如有学者从解构社会细胞家庭的休闲活动出发研究家庭生活结构，从而为社会研究找到突破口，从宗教休闲出发研究宗教社会学的问题。从休闲社会影响及支撑系统研究发现休闲社会的形成与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相辅相承。20世纪80年代后，休闲经济与休闲服务得到逐步重视，建立了一些对休闲服务业及政府的休闲政策颇有实用价值的分析、预测、规划和管理的方法。SWOT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等定性预测法是西方休闲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西方关于休闲者个体满足的理论及实证探索，提出休闲个体差异导致休闲的个性化，需要休闲产品的多元化。例如彼得・赫尔斯(Peter Hills)、迈克・阿其(Michael Argyle)、瑞其・锐威(Rachel Reeves)等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得到个体休闲动机的差别，从而得出休闲满足的差别。
3.发达国家二战后高度重视休闲资源的普查、休闲产业的引导、规划和发展。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户外娱乐资源审察委员会(ORRRC)，对美国休闲资源作普查并于1962年形成资料集《美国的户外娱乐》，成为美国学者定量研究休闲问题的重要依据。政府同时重视对休闲空间与休闲产业的规划，例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都在城市规划、社区规划中倡导对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社区休闲共享空间的规划和用地整备，尽可能打造符合规划期内居民休闲活动空间需要。基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鼓励和引导休闲产业的良性竞争发展，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普遍采取措施推进旅游产业、体育产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的综合发展，其根本的目的是为提高国民的休闲质量，提高国民身心健康水平。
4.休闲地保护和开发理论对实践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政府或非政府组织都特别关注公共空间的休闲分享与综合利用。在大旅游时代出现后，旅游学者对旅游目的地休闲空间的规划和研究成果更为典型。克里斯・布尔(Chris Bull)等探讨了城乡规划与休闲地的关系，同时提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休闲规划，促进休闲产业发展、休闲地的保护。如罗伯特(Robert Preston・Whyte)对南非德班(Durban)滨海的休闲空间发展作了研究。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其核心思想是促进休闲资源的保护、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确保休闲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西方从休闲实践进入休闲理论集成深入时期。海外学者休闲产业实践研究积累深厚，除了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深厚的休闲与游憩研究，日本、欧洲、匈牙利、韩国的休闲活动研究也逐渐积累了一套方法论。休闲研究从休闲时间、休闲需求着手，解剖休闲者的行为规律、跟踪休闲活动空间轨迹，再结合城市与区域的休闲总供给作结构性研究，对宏观的产业规划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加拿大学者林达(Linda Nazareth)最近出版的《休闲经济学》是从新一代休闲时间、休闲需求及休闲行为经济学视野的探索。鉴于西方休闲理论研究已经具备相当扎实的基础积累，后续必然进入成果丰产期。
二、我国系统性休闲研究初步进展及社会休闲主要问题
在我国，休闲问题已经受到高度关注。截至2007年11月，被中国期刊网收录的关于“休闲”关键词的论文总数超过5000篇，同时出现了一批学术专著(详见表3)。
这些学术积累为我国休闲研究奠定了基础，学界还形成了关于休闲问题的基本共识：休闲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有利于提高主体素质；休闲是必要劳动之余的自我发展，休闲是生命的权利；休闲有利于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社会转型时期，学术机构要尽快加强休闲学学科的研究，政府要致力于推进休闲产业的发展和相应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我国休闲研究与西方的研究差距还很大，必须扩大研究视野、拓展研究思路、加大交叉研究力度；我国需要在高校增设休闲学专业。这些呼吁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对休闲问题的偏见，对我国休闲社会管治、休闲教育、休闲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我国现实面临的休闲问题不容忽视：
1.社会休闲的城乡差异、群体差异显著。我国 公众闲暇活动的质量普遍薄弱，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广大农业地区、城郊地区，非城镇人口闲暇时间分布不平衡、公共休闲设施投入严重不足，公众休闲行为偏向被动消极。我国休闲社会的群体差异大，资源配置也不均衡。张景安、马惠娣(2004)等学者调研指出，我国低薪阶层、弱势群体、老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非在业者群体的休闲状况不容乐观。如何开发以闲暇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任务。
2.社会个体独立、自由、健康的休闲观亟待建立。休闲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1991年，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Intemational)报告曾列出了未来10年最重要的社会地位象征，其中包括自我支配的自由时间、工作与玩乐的统一、对个人创造力的认可、非金钱的回报、对社会的回报等5个方面的指标，休闲问题位于其首。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休闲教育已成为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美国联邦教育局把休闲教育列为教育青少年树立人生价值观的途径，其主要目的是提升个人生活质量的整体活动，提升对休闲价值、态度和目的的认识。美国休闲教育的目的与我国的德育教育目标十分类似，主要是培养良好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社会爱心、健康身心等，但是诸如野外生存经验、自我放松、自我休闲康疗的方法等内容，又是目前我们教育所忽视或不足的。随着我国城镇生产率普遍提高，居民的人均休闲时间必然延长，目前全社会普遍缺乏关于休闲方式、休闲活动、娱乐、游憩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城乡居民不乏如赌博等低俗、不健康、消极的休闲活动，为此需要全社会通过发展休闲教育进行引导，发展休闲产业予以供给支撑。
3.我国休闲供需矛盾突出。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显著不同的是，我国人口多，休闲需求总量很大，而我国城乡休闲空间和产业供给显著不足，休闲供需矛盾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休闲产业发展必然面临的问题。在我国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内社会活动和人群聚集，如果管理不当则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在城市发展中，最容易改变或被侵占的就是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休闲空间是多发地带，休闲活动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可能性较大。业界对过去长假期间休闲需求集中引发的供需矛盾表示担忧并不多余。
4.我国休闲学研究还缺乏学科支撑。休闲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国近年社会生产力普遍提高、人们休闲时间增加才显得紧迫。与国际上趋势一致，我国学者对“休闲”、“休闲学”的理解百家争鸣，我国休闲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还存在诸多难点和崭新课题。我国休闲理论研究学术基地、社团关于休闲研究的影响力还小，研究视野还比较窄，科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我国的休闲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还很大。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尚未形成与国际呼应的学科基地。我国大陆地区开设休闲学专业的高等院校还很少，即使个别学校已经开设了休闲学的专业，但是总体与哲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杂糅设置，休闲学科的特色还不明显。在中国台湾，大学休闲学方向一般开设在观光与游憩学专业下，主要培养休闲游憩经营管理、休闲游憩规划与开发、休闲游憩服务品质管理、休闲游憩行销与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开设的专业包括休闲游憩相关的专业管理、规划设计、休闲游憩业整合课程等；美国斯坦福大学则将休闲问题放到体育与游憩中心进行研究。
5.我国休闲科学需要立足国情并推进创新研究。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批休闲研究专著和教材，对休闲理论进行了借鉴、总结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学术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情显著不同，我国休闲科学所要探寻的规律、面临的课题也必然不同，仍然需要对西方休闲科学理论加强学习和引进，同时亟待立足国情，从解决紧迫问题角度出发，推进自我理论的创新与进步。
三、我国休闲研究的新课题
1.关于休闲概念体系缕析。其中包括：(1)休闲、休闲学以及相关的游憩、旅游、娱乐、游戏等概念体系辨析，明确独立的休闲研究范畴；(2)休闲时间概念体系，包括时间、闲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间结构等概念；(3)休闲空间概念体系，厘清休闲空间、社会空间、公共空间、被动空间等方面概念内涵；(4)休闲主体相关概念体系，包括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心理、休闲感知、休闲满意度、休闲体验等。休闲时间、休闲空间、休闲主体体系是构建休闲系统的三元要素，三大体系延伸出居民休息时间分配(及其效应)、居民休闲行为规律、休闲空间规划与整合、休闲资源普查、休闲产业配置、休闲社会管理等一系列相关课题。
2.关于休闲时空动态调控研究。休闲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休闲产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休闲产业供给相对有限，需要政府通过对休闲时空要素进行配置调控，从而促进休闲供需在相对时间段内的统筹协调；在休闲时间方面，政府通过对居民作息时间、国民假日、传媒播出时间、公共交通运行时间配置等进行调控，引导居民假日出游、媒体接触、通勤的调整；在休闲社会方面，政府通过公共休闲资源、休闲设施的投入与配置、公共休闲空间的建设、大众化文体活动的组织，并配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引导健康有序的社会休闲。
3.关于休闲时空结构研究。休闲时间与休闲空间研究结构性互动研究是我国休闲研究的一大推进。闲暇时间结构研究、休闲空间结构研究是把握休闲系统结构的基础。当前，城市休闲时空结构研究更显紧迫。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休闲空间研究问题庞杂交织，可以从空间上分解为城市内部、外部休闲空间结构，再结合人的休闲时间结构进行关联研究。在研究视角上，从宏观、中观视野可以把握城市休闲空间的外部环境或大尺度空间结构，不同规模的城市休闲空间呈现出的核心边缘结构、点轴结构、同心圆结构、带状结构、网络结构内部规律各异；在微观上，更要深入到社区空间、购物空间、文化娱乐空间、家庭空间的休闲空间结构层面。休闲时间层面则要建构其社会时间结构、群体时间结构分析和监测框架。休闲时空间结构研究可为休闲产业配置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4.关于城乡休闲空间规划与设计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多，研究涉及城乡规划、旅游等专项规划体系。近年相关研究在推向深入，现已涉及到城市休闲系统建构(赵利卫，2002)、城市游憩系统(秦学，2002；马谊妮，2002；肖星、李文兵等，2002)、街巷休闲空间(赵强，2003)、商业性娱乐休闲空间(余向洋、王兴中，2003、2004)、城市滨水区休闲旅游空间(吴必虎，2002)、寒地城市居住区老年人户外休闲空间(聂庆娟，2002)、城郊休闲空间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研究对城乡土地开发、休闲空间发展、休闲型城市建构、都市文化休闲区开发、环城游憩带与城郊休闲度假带配置、城市周边开发区与 边缘小城镇产业发展等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5.关于休闲空间、休闲行为、休闲时间互动整合研究。城市社会学、游憩学、时间地理学等学科都涉及到三者的系统研究。时间地理学的研究值得借鉴和推进。时间地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倡导，并由以他为核心的隆德学派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各种制约条件下人的行为时间、行为空间特征地理学(柴彦威，1999)。这一时间尺度的地域综合研究范式，为解决有关人居条件、人居环境、生活时间、生活质量的问题提供了依据。时间地理学从跟踪个人休闲行为到研究群体休闲行为规律，根据制约个体休闲行为的因素归纳出制约群体休闲行为的系统因素。这种“微观―宏观―微观”的研究方法为休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时间地理学从研究个体出发，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中，研究社会组织、基础设施配置等对人活动的影响，并从人的角度研究如何改变社会现状，最终提高生活质量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柴彦威牵头的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逐步建立起国内以居民活动行为为基础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方法。国内关于居民生活时间利用与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研究、不同属性居民出行规律研究、通勤时空间特征及通勤流发生空间类型研究、居民购物行为的空间圈层结构研究、居民休闲时间利用结构与休闲活动圈层研究，从地理学的视野为休闲行为的时空间规律研究提供了一条路径。
6.关于休闲城市建设与管治研究。休闲城市的研究是休闲学与城市学的相关交叉研究。城市的研究离不开对城市居民的关注。特别是在“人本主义”、“新城市主义”的理论倡导下，把“人”与“空间”作对应互动研究更显重要。人地互动关照研究是建设宜居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人性化城市的根本需要。相关研究有必要考量人的行为、活动、内在需求规律，从而针对性布局城市空间。休闲城市管理既包含政府层面的调控手段，也包括非政府参与的城市“管治”城市休闲管治也是一种综合的全社会过程，以管理与协调为主要手段，而不是单纯以支配和控制为目的，它涉及广泛的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的参与和协调。如何管理城市休闲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在追求我国居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的今天，建构休闲城市理论、形成科学的休闲管理制度和方法非常紧迫。
7.休闲产业发展与宏观调控研究。休闲城市发展基本动力来源于居民休闲需求，并聚合产生了满足这些需求的休闲产业。广义的休闲产业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休闲体育产业、休闲商业等综合性产业。早在1997年，陈传康先生就提出，康体休闲产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市场进入条件，于光远、马惠娣等大批学者10多年来一直倡导加强休闲产业发展与研究，显示了我国一代学人的学术敏感性与社会使命。近年，大众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与娱乐休闲业、餐饮休闲业、休闲农业、休闲体育普遍发展，一批休闲城市发展条件初具。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对休闲专项研究的力度在加大：近年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基本上与国际同步；文化娱乐休闲业、休闲体育业、休闲创意产业专项研究人才在聚集；对休闲经济规律的探索已经起步，例如郭鲁芳的《休闲经济学―休闲消费的经济分析》一书建构了休闲消费的理论模型，剖析了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行为特征；大众休闲、中高档休闲等产业分级显露，有关问题也受到关注，如对我国高尔夫、稀缺性温泉休闲业发展研究论文很多，笔者对此也曾作浅尝。我国城市普遍进入到休闲社会初级阶段，城市休闲产业发展与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需要政府与研究机构一起介入研究。我国已经进入到旅游大国、体育大国行列，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休闲时间结构与发达国家相当，随着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的逐步增加，我国庞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必然驱动我国成为休闲产业大国。学术界务必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休闲理论响应。
18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带来了转型性的变化。对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对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已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环境学甚至生物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成为学者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休闲生活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国外的研究看，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包括休闲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转型性变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新史学，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抗衡，最终赢得了主流史学的统治地位，开始进入到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其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便成为对休闲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应运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较早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为B.S.朗特利和G.R.拉夫尔合著的《英国人的生活与休闲·社会研究》一书。同时，皮特·昆莱尔主编的《英国生活》丛书、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布赖耶·哈里森等学者的相关著述等。大致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侧重于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娱乐、消遣和游戏等休闲生活的简单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同期西方新史学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基本一致，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侧重于经济一社会史和民众休闲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探讨19世纪30-80年代清教主义对休闲生活影响的皮特·伯利‘引；有对休闲生活商业化进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对运动休闲研究的H.A.哈里森；有对民众休闲生活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工业化进程对休闲生活影响的分析，如阿萨·勃里格斯、R.W.马尔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休闲理念变化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加，自我释放的休闲理念应运而生。于是人们在注重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休闲视为释放压力、交往、沟通乃至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予以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出现了深入与角度多样的趋势。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编的《英格兰的民众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娱乐与休闲》和德国学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所著的《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来休闲时间、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近代以来休闲的商业化程度、原因、影响和趋势；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对休闲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休闲生活；不同休闲形式的发展与变迁；各种休闲生活的职业化；政府在休闲生活转变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闲娱乐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休闲史的研究还呈现出了西方新史学或后现代史学的一些特征。如，主张放弃对历史变化做“概括性的叙述”“把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结合”等。
可见，西方学者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从国内的研究看，笔者以为休闲生活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益高涨的休闲消费需求刺激下，我国的新型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于是，关于休闲理论、休闲史和休闲指导等相关研究逐渐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面世。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闲暇社会学”开始兴起，主要著述有楼嘉军的《休闲新论》、陈琰的《闲暇是金——休闲美学谈》和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等。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看，改革开放至上世纪80年代末，还较少有关于休闲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90年代的十年间，公开发表的涉及休闲生活研究的论文，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相比，增长了13.34%（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相关论文情况一览表》）。不过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论文中，多为对我国当时休闲生活状况以及发生变化或发展趋势的探讨。仅有孙永亮的“论休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休闲生活的变化；另外，田赞明的“休闲论”就应关注我国休闲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却少有涉及国外其他国家休闲生活研究的相关。
在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间，我国学者对休闲生活的关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据笔者查阅，相关著述大量增加，如《休闲学》《女性休闲行为研究》《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等。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从数量上看与前十年相比，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据笔者的统计显示，本世纪十年间研究论文的数量已为前十年的近二十倍（参数可见下表和图示。还举办了“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2006年杭州）出版了由加拿大著名学者埃德加·杰克逊主编、刘慧梅等翻译的文集《休闲生活与生活质量——休闲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的内容看，反映出我国学者在休闲生活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视角多样，涉及领域众多，成果丰硕。其中，从社会群体层面看，涉及农民和农民工、老年人、女性、官员、大学生、名人等的休闲生活；从研究领域看，涉及休闲理论、休闲经济、休闲文明或休闲文化、休闲方式、休闲与宗教的关系、休闲生活的观念、休闲教育、休闲开发项目等。可谓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对我国休闲生活史也给与了一定的关注。如，刘丰祥的“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曾琳的“明清苏州休闲空间研究”，张永军等的“论休闲生活与中国古代临淄蹴鞠”，秦宗财的“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王琪延、刘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等。
与上述研究的态势大体相仿的是，对国外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也随之起步。
国内相继引进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学者研究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著作。如，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节庆、休闲与文化》《闲暇：文化的基础》和里夏德·范迪尔门的《欧洲近代生活》；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等。这为我国休闲生活史领域的研究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升成果水平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从国别研究的情况看，我国对英国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处于领先的位置。研究起步于20、21世纪之交，研究成果十分喜人。研究内容从对西方学者研究情况的评介，发展到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其中，既有侧重于英国某个特定时期的研究的，如，李斌、蔡骐的“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述评”、厉永平等的“素描中世纪英国人的节日文化”、陆伟芳的“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向荣的“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有就某个群体的休闲生活的情况等的介绍，如，刘江燕的“试析《爱玛》中的女性休闲”等等。然而，从工业化的角度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的专题考查和研究尚不多见，也未见到公开发表的相关专著。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路径。然而，专门从工业化、现代化的角度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考查和研究的尚不多见，尽管上述成果中不乏一些零星的、部分的介绍和研究。这与我国、我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群体对休闲生活相关问题研究的显现和隐形需求差距较大。
【关键词】休闲体育；学科；问题；思考
1.引言
在全球普遍进入“休闲”社会的大前提下，为满足整个社会各群体的休闲体育需求，迫切需要一种学科理论的指导。休闲体育学科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呼唤下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可谓极为迅猛。在理论上，休闲体育基本问题的研究（如休闲体育消费、休闲体育市场开发等）迭次构成热点，在实践中，各种休闲和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地应用到实际休闲体育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内、外相继设立了休闲体育的本科、研究生专业，休闲体育的研究由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貌似形成与稳固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多研究尚以休闲体育行为的描述为主，没有从人的生命周期角度探索体育休闲模式，即休闲体育对于不同生命阶段的意义、不同生命阶段的休闲体育活动特征、以及不同生命阶段休闲体育的限制因素等重要问题，因而没有考虑到不同生命阶段休闲体育的联系。立足于休闲体育领域特有的市场经济开展的宏观研究和反思还非常少见；也就是说休闲体育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合理的、得到公认的学科体系；甚至还没有一本“休闲体育原理”之类的名著问世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休闲体育学科本身缺乏一种“原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只能是其它学科的“应用性”研究。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休闲体育的学科性质及学科理论作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对于从事休闲体育实践的人而言可能不屑一顾，但对于那些从事休闲体育学科整体研究的人来说，无论从追求理论的可靠性还是完善性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任务。反过来说，年轻的休闲体育学科，在理论层面上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2.休闲体育学科的建立
2.1休闲体育研究的理论水平
2.1.1休闲体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分析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学科产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就休闲体育的研究对象而言，它是以人们的休闲体育意识、休闲体育行为和休闲体育现象为研究对象。侧重在体育运动的影响下，剖析休闲体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地位、功能、目的任务及其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阐明不同群体休闲体育的组织和方法手段，提高人们的休闲满意度和生活质量。将休闲体育研究的对象定位于体育领域的休闲现象及实践活动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休闲体育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位则略显过低。首先，这种以解决体育领域的休闲现象和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对象定位，往往会产生一种导向：为解决体育领域的休闲现象和实践问题，人们不断从其它学科引入各种技术、方法，休闲体育研究也只能在技术操作层次循环运作而不能得以有更高层次的突破，休闲体育只能成为其它学科的附属而不能形成其根本的“原驱动力”，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其次，与其说休闲体育是一门学问，不如说它更是一门行为艺术。对休闲体育而言，人们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向与需求等，显然不同于他们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时的感受。因此，挖掘休闲体育活动中人的行为与需求的变化规律，也是休闲体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后，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弄清分析哪些事物，更重要的是要界定这些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休闲体育的研究决不仅仅在于社会大众休闲，更重要的是要抽取和提炼出休闲体育运动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休闲体育研究的着眼点，应在于更高抽象水平上的休闲体育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这一研究对象着眼点的转移，并非将体育领域的休闲现象和实践活动排除在休闲体育研究之外，而是强调研究对象理论与实践的一体性和完备性。唯有确立并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层次分明、内容独特的研究对象，结束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休闲体育才能真正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2.1.2休闲体育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
判断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尺度就是研究方法，遗憾的是，休闲体育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依赖于休闲体育的、独立于其它学科研究之外的研究方法。当前教科书中所罗列的诸如：哲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文化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系统分析，动态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等的应用方法，无一不是由其它学科研究中所产生的。姑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适应于休闲体育这块土壤，但就这种全部移植而言，也往往容易使休闲体育的发展丧失其自主性，而消失在其他学科之中，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休闲体育研究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一定要建立起自我的独特方法体系。诚然，“没有独立的方法，也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学科”，但问题是：作为人类社会特殊活动的体育，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运动训练、竞赛、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产业等都与其他社会活动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基于它们运行规律的特有方法。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立足体育视角，以休闲科学方法体系与体育科学方法体系有机融合为特色的休闲体育方法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有理由相信，寻找并建立起这样的方法体系，正如分析方法之于哲学研究，还原方法之于物理学研究，实证方法之于化学研究一样，会大大推进休闲体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
2.1.3休闲体育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
研究过休闲体育理论的人都不难发现，休闲体育理论体系的发展整体上正在努力实现从经验概括到尝试体系化的跨越，超前的研究也许刚刚涉及到某些意义上的理论反省，休闲体育方面出版的专著还太少，休闲体育学科体系尚不成熟，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休闲体育概念及理论体系，这种状况对于指导我国的休闲体育实践不利。大量的研究只能是经验的概括甚至是直接将研究目光落在休闲体育实践活动上，而对休闲体育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从学科学的角度对休闲体育展开的学科特性探讨则更是无人问津。这固然与我国休闲体育研究的历史较短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休闲体育研究主动性的缺失。研究者专注于对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方法、原理的吸纳与引进，而对休闲体育自身认知体系、方法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则明显不足。我们提出了休闲体育的三维学科体系，即基于体育科学认识体系的，以体育科学认识体系与休闲科学认识体系有机交叉的新认知体系。对休闲体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初步尝试，但这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和完善。
2.2休闲体育研究的实践水平
休闲体育问题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体育科研工作者，部分人也凭借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成为学科的著名专家。但即使这些专家本人也不敢妄称自己是休闲体育的代表人物。还没有哪一位专家在休闲体育研究领域提出开创性的、意义重大的，得到公认的观点和方法，也就因此难以称得上这一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就代表性著作而言，虽然目前冠以“休闲体育”之名的教材和著作时有出版，但多是对国内、外休闲方式、方法的移植或是操作层面上的探讨，鲜有立意新颖、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出现，从中选出代表著作则会更加牵强；至于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则更显滞后；在我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并没有设立“休闲体育”分会，也没有设专类，只是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部分；而一些分散的休闲体育研究学术组织活动较少，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休闲体育至今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学术期刊。
综上所述，虽然在休闲体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的宏观构建上，还是从代表人物、著作、学术期刊的实践操作层面上，休闲体育作为一门学科都还比较初级，需要我们广大休闲体育研究工作者更为艰辛的努力。
3.休闲体育的学科基础与归属
休闲体育是人类社会和体育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体育学下属的一个新的学科。作为新兴的、正在发展和建构中的学科，其学科基础尚未十分牢固，其理论体系也未完善。因此，休闲体育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相关的、庞大的学科群作为支撑。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分别是休闲体育学的母体学科，休闲体育正是广泛运用这些基础学科的基本原理、知识体系来研究人的生活方式与休闲体育意识和行为规律的。与此同时，休闲体育也从体育的应用学科和专项技术学科中汲取营养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因此，在具体实施休闲体育学科发展目标时，应确立以下新的发展理念：如何能够在延伸体育的本质的同时，并找准专业的定位，做出科学的规划，为小康社会培养休闲体育专才，这是我们在休闲体育专业发展初期要不断思考研究，认真面对的问题。
另外，休闲体育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用理论？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其目的在于认识和探索事物本身，其价值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它们常常意味着一种所谓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精神。而实用理论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它探讨有关如何把认识的规律转化为实践操作的问题，并且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种种规范与建议，带有极强的价值与目的色彩，从上述科学理论与实用理论的特征不难看出，休闲体育不可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它似乎更应该成为一门实用性理论，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我们在对休闲体育研究对象的探讨中所提到的，休闲体育也承担着挖掘休闲体育规律，为休闲体育的发展寻求“原驱动力”的重任，所以它必然包含着大量的理论“解释”成分在内，这使它与一般的实用性理论之间有了明显的分歧。比如，休闲体育的核心要素是“休闲”，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休闲”活动的理论解释，从而可能需要用许多关于“休闲”的学科概念与解释。离开了这些学科的支撑，休闲体育只能对实际休闲体育现象作出事实上的描述，对休闲体育工作给出“处方式”的指导，不能达到理论阐述的层面。但这些学科与休闲体育理论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直接的演绎关系，而是将这些学科有关的解释重新诠释后运用到休闲体育活动中，是一种“解释的重新解释”。因此，休闲体育研究中具有超越单纯对其它学科理论建设应用的科学研究的成分，也因而并非单纯的实用理论。
对休闲体育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我们大可不必因其不能找到明确的归属而感到沮丧，而恰恰应该为此而自豪：它使休闲体育横跨科学理论与实用理论，把众多学科集于一身，去综合成自我的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比其它学科更复杂，更富有挑战性。虽然目前我国休闲体育的发展有一定的滞后，但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的不断努力，它必将向一门成熟的学科不断迈进。
4.结束语
近几年，我国的体育休闲学科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在历史的传承性、人与自然、社会和谐性以及人们身心健康保障的独特性等方面有了新的拓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客观上仍存在着种种问题。在我国体育休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模式尚未形成的形势面前，我们应充分的认识到学科建设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要把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来研究，以解决由于理论的匮乏给实际工作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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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问题的成因分析。关于大学生休闲道德问题的成因，笔者曾专门撰文分析，主要由四方面的因素造成：（1）社会因素。权威失范、社会主导价值混乱、角色失范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与青少年道德教育有关的三方面失范状态，大学生休闲道德失范同样归咎于这三种失范状态。（2）高校因素。在以“专业教育”为中心的工具理性的驱使下，高校人文精神的培养渐行渐远，即使是道德教育也不例外地出现了功利化和商品化的倾向，学校名副其实地成为以职业培训为主的雇佣机构，成为制造社会文化工具和技术工具的“加工厂”。教育在人文关怀上的不够，使得高校的休闲教育存在着先天不足。（3）家庭因素。因家长在对子女、对高等教育、对休闲认识的偏差，以及不当的家庭休闲方式，都会影响到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休闲观和正确地开展休闲活动。（4）大学生主观因素。社会转型期的“震荡”和不良思潮的冲击，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向“自我”倾斜，被金钱扭曲，出现了功利化、多元化的倾向。此外，休闲观念也是导致休闲道德失范的决定性因素。[3]
2.有关高校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问题的分析。一些学者通过调查，发现高校的大学生休闲教育道德状况更令人堪忧。徐智辉撰文指出：“目前，我国只有四川师范大学开设了休闲学课程。我国高职生休闲期间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多数处于自发状态，根本没有列入日常思想道德教育的范围，领导无休闲教育观念，学校无休闲教育计划，教师无休闲教育任务。许多高职教育工作者只负责高职生在校上课时间的管理和教育，对学生休闲时间放任自流。过去，学校实行六天工作制，休闲时间少，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单休日改成双休日，高职教师和学生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而高职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管理者却很少考虑休闲教育。高职生从中学到大学后，还不完全适应，对节假日不会安排自己的休闲活动，在大量休闲时间里无所事事，有的学生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上网、玩游戏机，甚至出入不适合学生的休闲场所，致使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思想道德受到严重影响。”[4]对目前高校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问题的总体状况，徐智辉分析认为：休闲思想道德教育观念淡薄；休闲思想道德教育组织涣散；休闲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空洞、形式呆板；休闲思想道德教育投入不足。[5]
3.有关开展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必要性的理论分析。对开展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必要性的理论分析，学界一是从休闲的本质出发，对休闲与道德及与休闲道德教育的关系进行阐述，基本结论认为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进行休闲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休闲的本质是自由，其本身内蕴的道德属性和对追求人性真善美的要求，休闲生活应是道德的生活。闲暇生活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无拘束或无视一个人在闲暇中对自己、他人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二是从大学生的身心特征出发，对其思想、心理、行为等方面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当代大学生这个年龄段是人生发展进程中的“心理断乳期”，期间他们渴望实现自我，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成熟，道德能力和思想素质参差不齐，容易受西方思潮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渴望成为有个性的社会人，但行为的自我控制较弱，遇事容易冲动；渴望社会交往，但待人接物的水平不高，容易紧跟没有道德高度的时尚；渴望休闲的生活，但“玩”的基本技能不高，容易随波逐流。总之，学界从大学生休闲道德现状出发，归纳了大学生休闲道德问题，分析了导致问题的原因，而对应的休闲道德教育却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大学生休闲生活的需要，因此加强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是有必要的。
(二)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涵义
1.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界定。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界定，学界总体上是按照“什么是休闲或闲暇———什么是休闲道德———什么是大学生休闲———什么是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轨迹予以分析并概括。其中对于大学生休闲（或闲暇）的界定，可以概括为：除去学习包括实习、生理需要和课外作业等之外自由时间里由大学生自行开展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对休闲道德（闲暇道德）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个人在休闲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是发展人的心智和兴趣，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对高等学校休闲道德教育，学界总体上是从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范畴、目的等六个层面加以概括。由此，本文认为，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是指以高校师生实施为主，社会、家庭实施为辅，面向在校大学生，以休闲价值观、休闲道德能力、休闲生活习惯为主要内容，依托校内外多种德育载体而开展的自主性德育活动，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休闲这一特定场域的具体展开。
2.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特点。目前学界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总体上有三层表述：一是基于教育的方式；二是基于教育的要素；三是基于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传统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基于教育方式，认为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主要特点包括主导性、渗透性、差异性、实践性、发展性。[6]基于教育要素，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具有教育时空的变化性、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等特点”[7]。“在时间上，是在学生完成功课的闲暇时间进行；在方式上，表现为在体育、音乐、舞蹈、美术、写作、旅游、武术、集邮等闲暇活动中进行；在内容上，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强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特点的时代精神教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8]基于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传统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比较，邓清华认为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德育新模式，与传统高校道德教育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从时空维度看，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适用时空更广、更为复杂、更符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道德教育的实际，而传统的高校道德教育主要适用于大学这一特定时期和大学校园这一特定空间；从载体或形式来看，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与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道德教育活动，是一种典型的体验型道德教育活动，而传统的高校道德教育则主要是一种以课堂教学为主，以活动和自我修养为辅的认知型道德教育模式；从自主性、主体性程度来看，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是一种自主性道德教育，传统高校道德教育的主体性尚不是很明显。[9]
3.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价值。学界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价值的描述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价值———可适应时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可以转变教育观念，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二是个体价值———有利于大学生良好休闲生活方式的养成；有利于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和情操的陶冶；有利于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专业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交往能力，促进全面发展；有利于学生文明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充分发展。
(三)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内容
目前学界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内容的研究很少，系统阐述的则更少，其中黎海燕认为：“作为当今学术界讨论较多的一种新的学校德育模式，闲暇德育必然有其特定的教育内容体系。具体而言，大学生的闲暇德育包括以下内容：闲暇学习活动，闲暇文化活动，闲暇心理教育，闲暇道德实践，闲暇生活自律”。[10]陈红媛认为：“高职生的闲暇德育不仅要注重基本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更要注重教给学生最核心的内容———阐释休闲的自由、创造理念。高职院校的闲暇德育作为提高闲暇生活质量的一种教育，必然有其特定的教育内容体系。高职院校实施闲暇道德教育应从正确的闲暇道德价值观、遵纪守法的健康文明闲暇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的闲暇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多种闲暇道德实践、立志成才的闲暇生活道德自律五方面展开”。[11]
(四)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实施
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实施问题，学界总体论述较多，角度也较广。
1.有关实施原则的分析。陈红媛认为，作为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模式，高职生闲暇道德教育是高职院校针对高职生闲暇生活而开展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高职生闲暇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必须遵循导向性、整合性、自主性和指导性、渗透性、前瞻性、科学性等六条原则。[12]杨双、祝国超认为，实施休闲道德教育应遵循客观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前瞻性原则。[13]邓清华则将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原则概括为：自主性、与课堂道德教育相结合和科学性。[14]
2.有关实施策略的分析。杨双、祝国超建议在实施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找准三个支点”———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点，以学生闲暇形式为切入点，以公民闲暇道德教育为助推点；“要坚持三个突出”———闲暇道德教育活动要突出一个“稳”字，闲暇道德教育载体突出一个“广”字，闲暇道德教育方法突出一个“重”字；要做好“三个结合”———做好闲暇道德教育与社会的结合，做好闲暇道德教育与家庭的结合，做好闲暇道德教育与课堂行为相结合。[15]
3.有关实施途径的分析。要切实保障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成效，学界着眼于高校的看法包括：一是要加强“三观”教育和休闲观教育；二是要营造健康的休闲道德氛围；三是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包括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四是要为学生提供健康的休闲场所；五是要发挥同辈群体的功能；六是要建立健全大学生激励监督机制。着眼于实施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多主体，邓清华认为大学生闲暇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来保障其实施。作为与大学生闲暇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社会组织和机构，都有义务来保障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高校作为大学生闲暇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应该为大学生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提供保障；在家庭方面，父母的管教方式与家庭的生活经验会影响到子女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社会在保障大学生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主要应发挥“净”、课题博览“建”、“导”的作用。[16]
4.有关教育保障的分析。杨双、祝国超认为要把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这一教育举措落到实处，保障出成效，则应依据大学生闲暇活动的主要方式、活动时空以及活动的特点，构建起以“三化”为主要内容的闲暇道德教育有效机制，一是课程化，二是活动化，三是环境化。要保证“三化”的实现，就必须有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舆论保障。[17]还有其他学者提出开展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包括政府在内的有关主体要加大对这项教育的投入，努力增加教育资源总量，具体措施如培训专门师资，实施课程开发，加大后勤保障，加大研究力度等。
二、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现状评析
当前我国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一方面，起步虽很晚，但已有所突破，也取得一些成果，这为深化研究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问题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研究还很不够深入，缺少系统性。主要表现如下。
(一)专项研究成果少，研究缺乏系统性
专题研究大学生休闲道德（闲暇道德）教育问题的论文仅19篇，专著尚未问世。研究的问题如上所述，主要是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涵义、必要性，教育的内容、实施原则、机制和方法进行探讨。总体上，目前学界研究点零散，不成体系。此外，研究点专注度不够，有泛化倾向，如有学者把课余德育活动等同于休闲道德教育活动，有学者把德育的渗透教育等同于这项应该有更多形式的专项教育。
(二)基础研究底子薄，理论说服力不够
鉴于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研究，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同时国内有关休闲研究、休闲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还不是很厚，这使得起步很晚的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的根基较薄，对问题的理论说服力显然不够，一些结论尚待廓清。如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界定，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在课余大学生自由支配时间里开展的德育活动，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结合课内外一切德育活动所进行的德育形式；一些学者在强调教育的“自主性”问题时，并没有阐述高校及其教师与大学生在这一教育中是如何“和谐共处”的；一些学者承认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特色应如何呈现并没有做深入论述；还如有关教学的内容，其排序问题并没有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有关高校的教育义务，到底如何落实，谁来具体落实，没有合理阐述等。
（三）实证研究稀缺，操作性成果少
尽管不少学者对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做了社会调查，但从目前可查的文献资料看，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仍缺少实证研究，基本上没有从教育实践（实验）出发来加以总结归纳或验证的成果。就是在已有的成果当中，原则性描述较多，大多不具有可操作性，如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内容，几篇论文基本上只是对其作了概括和重要性的阐述，而具体针对大学生的教育内容到底包括哪些方面，没有充分展开；又如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途径之休闲文化氛围的营造，到底如何营造，应该营造什么氛围，论文当中都没有涉及到；再如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保障机制之激励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如何激励与监督，这种激励与监督是否与这项教育的“自主性”发生冲突等，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得到解释。
三、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的趋势
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是一项针对休闲这一特定场域的德育实践的研究。因此，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本人的思考，笔者认为当前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要增强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成果的可操作性，切实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加以突破。
（一）理论维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化问题研究
一是要加强学理研究，应从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全面分析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着重研究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的涵义、目标、内容、形式、途径、方法和保障措施等核心问题；应加强比较研究，着重研究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一般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当代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休闲道德教育的关系及可发扬处，研究基于中国高校文化特征的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国外此类教育的差别和可借鉴处；应基于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着重研究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与普通的道德教育、文化教育、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及之间如何实现融通。二是要加强实证研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是一项全新的研究领域，当前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以及中国高校文化与西方国家高校文化的差异，使得这项研究既充满机会也具更多挑战。所以，应继续加大对有关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对教育的各个环节的相关信息给予充分调查研究，既调查分析现实问题，也调查分析预期问题；应积极开展教育实验工作，注意在实践中佐证假设、积累经验和总结规律。三是加强个案研究，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应用的实效性。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离不开高校所在地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各类条件，离不开高校自身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条件，离不开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实际、专业实际、家庭实际、性别实际等，所以，应针对这些实际开展个案研究，形成针对一所学校、一个区域、一类大学生、一类休闲活动等方面个性化的大学生休闲道德教育研究成果。
（二）实践维度：把研究工作与教育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5-0001-07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f the essence of sports leisure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ZHOU Ai-gu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ointed out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China, probed into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of leisure, specified such 5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as goodness, spontaneity, activeness, joyfulness and timeliness, advocated to use Marx’s “free time” as the theoretical criterion for leisure time, an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ports leisure” and “leisure sports” respectively, pointed out two difficult issues confronted in the study of leisure spor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oncepts.
Key words: leisure；sports；sports leisure；leisure sports
近年来，体育休闲已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加深了对体育休闲的认识。然而，由于对体育休闲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缺乏深入分析，造成了“体育休闲”与“休闲体育”两概念混淆的局面，影响了体育休闲理论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在“社会体育”、“群众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休闲”、“快乐体育”、“体育休闲娱乐”等多种近似概念林立的情况下，如果不明确每个概念的内涵及对象的领域，就容易导致研究内容相互重复、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研究领域相互制肘的状态，不利于体育休闲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本文试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对体育休闲的本质及与休闲体育关系的探析，弄清两概念的内涵、联系与区别。
1关于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争论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区别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关键是我们以什么角度去理解休闲和体育的关系，也就是论休闲中的体育，还是谈体育中的休闲。”他们认为，休闲和体育的关系，应当是休闲中的体育，而不是体育中的休闲。“休闲是属概念无异，种差体现的是体育，所以……应该称之为‘休闲体育’，通俗理解，就是人类用来休闲的体育”。
马惠娣[2]认为：“以休闲的方式(或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谓之‘休闲体育’；以体育的方式参与休闲(或享受休闲)，谓之‘体育休闲’。”她认为两者都是把体育和休闲联系在一起，都是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两者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在一定意义上有同义反复之嫌”。
曹春宇[3]对马惠娣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他认为‘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不是两个词的简单叠加，而是偏正结构，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两概念不是同义反复。其次，他认为体育休闲是“通过身体性活动方式而获得的休闲，体育休闲必须有参与者的身体活动性。……休闲体育是指休闲化了的体育，强调的是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而参与者本人不一定具有身体活动性。”因此，“体育休闲和休闲体育两者尽管都含有通过体育达到休闲的目的，或者以休闲的心态参与体育的目的。但是，无论从语义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之间并非‘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胡小明[4]指出了使用“休闲体育”概念的弊端，主张用“体育休闲娱乐”概念替代“休闲体育”等概念。他认为，“‘休闲体育’的提法很容易与‘竞技体育’的提法相对立，以致产生这是不同体育形式分类的错觉，而忽略了体育活动整体上休闲娱乐化的实现。”因此，他主张把休闲体育、体育休闲、休闲活动、闲暇体育、快乐体育、流行体育、时尚体育等统统称为“体育休闲娱乐”。
以上的争论反映出目前我国在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休闲”是存在于休闲体育和体育休闲两概念深层的理论依据，也是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因此，明确两概念的本质内涵，厘清两概念的关系，有必要重新回到其理论原点――何为休闲？
2休闲概念的再认识
2.1休闲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胡伟希[5]认为，从词源上看，“休” 指“人倚木而休”，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闲”，其基本意思是范围，引申为道德、法度。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符合道德的生活。休闲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是一种人生境界。胡伟希还从超越性、主体性、日常性、体验性4个方面分析了休闲的本质特征。
马惠娣[6]认为：“‘休’在《康熙字典》和《辞海》中被解释为‘吉庆、欢乐、善美、福禄’的意思，强调人倚木而休，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一种态度。‘闲’，通常引申为道德、法度，也有限制、约束之意。‘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的意思。因而，对‘闲’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余暇、消遣的时间概念上。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时间概念，此‘闲’是一种心态、心境。”她主张“休闲是对意义和快乐生活的实践和体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人文现象，是人的本体论意义之所在，是使人‘成为人’过程中的重要舞台，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是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发展文明社会最有效的途径。”
于光远[7]自封“大玩学家”，他所说的“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更不是带有贬义的玩，而指的只是与不得不从事的、繁重的、伤脑筋的工作相对而言的、轻松的、会给人带来欢乐的活动。这种活动通常是工作和正规的学习之外的时间内进行的。他主张，玩是人生的第一需要，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得艺术。所有这些构成了“玩学”这样一门学问。关于“要玩得有文化”，他说：“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有文化的’，就是说他在行动中接受了人类优秀创造物，因而他的行为，有助于文明发展；如果是没有文化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向后倒退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愚昧或带有野蛮色彩的。”于光远把这种工作和学习之外的时间叫做“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中轻松、愉快、有文化的“玩”也就具有了休闲的意义。关于休闲的价值，于光远、马惠娣[8]认为：“休闲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并直接或间接地推进社会进步。休闲活动虽然不从事直接的生产，但她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或者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正确的休闲理念与价值观是规范社会生活与个人行为的基础。休闲的核心是如何‘休’闲。积极、健康、文明的休闲方式，可以提升人的教养，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杰弗瑞•戈比[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的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还认为，“休闲是指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事情。”[10]托马斯•古德尔[11]在对戈比的休闲定义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指出了休闲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内在驱动力”。他认为，戈比把“休闲限制在那些对我们有吸引力的事情上，进一步说，是限制在那些不是靠外在的动机，而是靠内在‘驱力’激发出来的兴趣所选择的事情上……当我们出于内在的兴趣去行动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悦，获得了直觉上的价值感，并开始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
2.2休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
一般地说，某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这一事物是什么的东西，即某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该事物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而本质属性则是指该事物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亚里士多德[12]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在事物的说明方式中所包含的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表现那一事物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叫做属概念，而那一事物的诸属性质叫做种差。”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本质”与“本质属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逻辑学的视角来看，全面把握休闲概念的本质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确定休闲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二，是找出休闲概念的种差。从上述关于休闲的诸学说中可以看出，主张休闲是一种心境、一种内心体验的观点具有共性。正如于光远[13]所说的那样，“是否属于休闲，是活动使人愉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当把“体验”作为休闲的属概念。休闲的主体是人，体验是人的体验，这样实际上也就把休闲的属概念定位在了“人”而不是“物”，也不是某种活动，因为即使在同一活动中，人们的体验也会千差万别。
然而，作为休闲的体验有别于其他体验，如战争体验、政治体验、经商体验、宗教体验、伤病体验等等。之所以与这些体验不同，是由于在诸体验中休闲体验与其他体验之间存有差异，这就是休闲概念的“种差”。种差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休闲的种差同样反映休闲概念的本质属性。从上述的诸学说中可以归纳出休闲概念的5个不可缺少的本质属性：
第一，善性。“善”是与“恶”意义相反的概念，具有美好、善良、积极、进步的含义。无论是从“休闲”这一词的语言学含义来看，还是从休闲的价值来看，休闲始终是一个具有正价值的概念，不是中性的，更不是负价值的概念。也就是说，那种追求低级趣味，“闲生是非”、“丧志”的现象不能与休闲相提并论，休闲一定要对个人身心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休闲。
第二，自发性。休闲不是由于某种外部压力，不是受某种道德力量的驱使，也不是尽某种义务，完全是源于自身内在的驱动力而自发形成的行为。这种自发性在行为过程中表现为主体性而贯穿始终。也就是说，一旦由自身的内在驱动力产生休闲行为后，在行为过程中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驾驭外部环境，实现人的休闲价值追求。同时，这种休闲行为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或达到行为本身以外的某种目的。正像于光远[13]所说：“同样是读书，作为休闲的读书，同为了研究某一个课题，写一本书为目的的读书不一样，它带有随随便便，兴致所至的性质。”因此，休闲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任何功利追求的内心体验。
第三，愉悦性。愉悦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内心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只要是休闲，就一定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慰藉。换句话说，凡是没有给人带来愉悦体验的活动，即使这种活动本身具有娱乐性特点，也不能称之为休闲。因为，愉悦的体验不是来源于外部而是基于人的内心。
第四，活动性。休闲虽然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离不开当下的活动。也就是说，这种体验不是凭空而来的体验，更不是虚无飘渺的幻觉。休闲的“价值目标具有超越性，而其人生理想的实现，却处处体现或表现为当下性”[5]。休闲的活动可以是欣赏音乐、阅读、看电视等精神活动；也可以是旅游、逛商店、运动等身体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愉悦，享受休闲。
第五，时间性。时间是构成休闲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如何界定休闲时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
2.3休闲时间的界定
关于休闲时间主要有4种说法，即“业余时间说”、“自由程度说”、“闲暇时间说”和“自由时间说”。于光远[13]主张“休闲应该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在业内时间闲谈说笑，是不遵守劳动纪律或者整个单位工作秩序不良的表现，不属于我们说的休闲的范围。”他在这里所说的业余时间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杰弗瑞•戈比[9]反对从自由时间，而主张从人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来把握休闲。他认为：“‘自由时间’常被等于‘休闲’本身，或者作为休闲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可是不论上述哪种理解，都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马惠娣[14]认为：“闲暇时间是休闲存在的一种‘物质载体’，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了闲暇时间，才有从事各种休闲活动的条件。”闲暇时间是“相对于工作(或劳动)，又不同于生活时间，特指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常包括：①工作之外的时间、②星期日及假日、③各种假期、④退休后的时间等。”笔者认为，应当把马克思的“自由时间”学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剩余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使“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5]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阔广阔天地。”[16]同时，由于自由时间“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6]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是包括休闲在内的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生产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劳动，或者说是体力劳动，并不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宗教等作为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这些均属于“非生产劳动”。这一点可以在马克思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中反映出来。“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乐，那么消费音乐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17]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休闲的意义在于，马克思当时所讲的“生产劳动”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工作”，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作”中已经部分地涵盖了马克思所说的“非生产劳动”，如音乐创作、著书立说、科学研究、艺术鉴赏等已进入现代社会的工作领域。同时，这一理论还明确揭示了“自由时间”与“闲暇时间”的不同。上述的闲暇定义明显地反映出“闲暇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差异。首先，自由时间概念的外延大于闲暇时间概念的外延。在自由时间中不仅包含了人们休息、娱乐、生理需求等活动，还包含了从事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非生产劳动”活动，而在闲暇时间中不包含作为“工作”的“非生产劳动”内容。其次，由于自由时间中含有“非生产劳动”的工作内容，需要在自由时间中履行社会职责，而闲暇时间被认为是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之后的时间，不需要再履行各种社会职责。当然，即使是在闲暇时间中能否不履行社会职责仍有讨论的空间。我们认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公共秩序、环境保护，交通规则等方面的社会职责在任何时间都有履行的义务。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不用说文学创作、软件开发、科学研究等个体性较强的工作，就连群体性较强的企业，也有不少实行了目标管理，加大了劳动者个人支配时间的自由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再一次浮现在面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8]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在劳动中得到满足，工作和休闲将会处于同一过程之中。当然，现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仅从时间上划分“工作与非工作”、“业内与业外”的状况将会逐渐淡化，工作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过分强调“工作”与“非工作”时间，只能把休闲定位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休闲”，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休闲”。因此，用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来界定休闲时间既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又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
2.4休闲的定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休闲概念的把握上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泛化，另一种是休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戈比的休闲概念否定“自由时间”，强调获得“自由的程度”。这种否定了休闲的时间特征，只强调内心体验，本能感受和信仰，客观上形成了休闲概念外延的泛化，难以把握休闲的本质。与其相反，仅把休闲规定在与“工作”相对的“闲暇时间”之内，又造成了外延狭窄，不能涵盖现实存在的各种休闲现象。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作为界定休闲时间的理论依据，对休闲概念定义如下：“休闲是人们在自由时间内，通过具有善性、自发性的活动所获得的一种愉悦体验。这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精神享受、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19]
3体育休闲、休闲体育的含义及关系
3.1体育休闲的内涵
根据上述的休闲定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把握体育休闲概念的内涵。由于休闲与体育休闲之间存有“属种关系”，即休闲是体育休闲的“属概念”，而体育休闲是休闲的“种概念”，那么，只要明确了体育休闲的“种差”，体育休闲的概念就可以成立。我们知道休闲概念的外延很广，看书可以成为休闲，购物可以成为休闲，散步可以成为休闲，看电视可以成为休闲，旅游也可以成为休闲等等。与其他休闲活动不同，体育休闲的“种差”只能是“体育活动”，这是体育休闲区别于其他休闲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也就失去了体育休闲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体育休闲定义为：体育休闲是以体育活动为手段所进行的休闲。
3.2休闲体育的内涵
1)休闲体育的几种观点。于可红、梁若雯[20]从休闲概念入手对休闲体育进行了探讨。她们认为：“休闲是在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活动为背景而产生的能够促进身心调节，达到自我愉悦的一种积极的体验。”“休闲体育是在空闲时间里进行的，以一定的身体活动形式为手段而产生最佳心理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现代生活方式，人们不受限于活动的严格规定，积极追求内在的体验，使个人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得到休息、放松和享受。”
卢锋[21]从心理体验的视角把握休闲体育，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人们参与休闲体育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体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活动的目的可能会发生改变。”他借鉴约翰•凯利休闲理论对休闲体育定义如下：“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下，人们自愿选择并从事的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的统称。它是体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体育的一种存在形态，是社会休闲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
韩会君、饶纪乐[1]认为从闲暇时间和心态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是不妥的。“如果我们仅从闲暇时间上去界定休闲体育恐怕难以有说服力。……如果从心态这一要素去理解休闲体育的话，也没有必要休闲体育这一名词的出现”。他们主张应当以休闲作为休闲体育的属概念，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体育活动特征，考虑休闲应该具备的要素来把握休闲体育的本质。“所谓休闲体育是指人类摆脱劳动奴役，为了身心的解放，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在相对自由状态下对体育的参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梁利民[22]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休闲体育进行了定义。“休闲体育(广义的概念)是指在闲暇时间里，用于娱乐和休闲的各种体育活动。休闲体育(狭义的概念)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里积极主动选择并实施，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趣，提高自身生活品位和格调，获得身心自由与快乐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味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形式，也是生活方式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休闲体育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然而，综观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休闲”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另一种是以“体育活动”作为属概念定义“休闲体育”，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在“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认识上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概念相互混淆的状况。
2)休闲体育的定义。我国的休闲体育概念很大程度上受日本的影响，而日本的休闲体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个大背景：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已超过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与当时国民的休闲状态极不相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国民的工作压力，给国民带来幸福感，反而由于劳动强度大，出现了“过劳死”现象。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开始关注劳动者的状况，学者们纷纷批判日本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提倡国民的余暇生活。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扩大内需，满足国民的余暇需求，制定了从“以企业为中心”向“福祉国家”转变的政策，休闲和体育被列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日本体育发展的大背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激发了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加剧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体育资源上的矛盾。以“谷事件”为导火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体育理论界开始反思东京奥运会，成功抵制了申办名古屋奥运会，展开批判现代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等，从而使日本体育实现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国民为中心”；从“以竞技体育为重点”向“以大众体育为重点”的两个重大战略转变。
上述两个大背景催生和繁荣了日本的休闲体育，日本休闲振兴协会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不管什么体育运动项目，只要把它作为一种休闲体育运动，从而达到欢欣鼓舞、身心快乐、心情开朗、消除疲劳等休闲的目的时，都可以称之为休闲体育。”[23]这一概念得到了我国多数学者的认同。从上述休闲体育的概念来看，“体育”是休闲体育的属概念，而“达到休闲的目的”是其种差。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反映休闲体育概念的本质，“达到休闲的目的”反映其本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休闲体育定义为：休闲体育是以达到休闲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3)休闲体育研究中的难点。将休闲体育概念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概念，以及休闲体育研究中的偏差联系起来看，面临以下两个难点：
第一，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我国对社会体育概念和群众体育概念的定义是：“社会体育，指职工、农民和街道居民自愿参加的，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的群众体育活动。”[24]“群众体育是人民大众在余暇时间中自愿参加的，以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和社交为目的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24]社会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区别仅在于社会体育作为狭义的群众体育概念不包括学生和武装力量人员。细观上述概念，很明显，不仅休闲体育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具有相同的“属概念”，均为“体育活动”，而且在“健身、健美、医疗、消遣、娱乐”的“种差”上也极为相似。休闲是人的休闲，休闲体育的主体也必然是人。那么，休闲体育如何区别于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并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是面临的难点之一。
第二，研究中的偏差。有些学者把休闲体育理解为“休闲的体育”，进而引申为“休闲的体育运动项目”，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休闲体育的运动项目分类以及运动项目的休闲特点上。例如，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指导性体育、非正式体育、俱乐部体育；有的学者把休闲体育划分为竞技运动项目和非竞技运动项目、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室内运动和室外运动等等。问题是，这些分类是休闲体育特有的分类，还是适用于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一般性分类？如果是一般性分类，这种分类的意义何在？难道还有不能作为休闲手段的运动项目吗？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认为，无论是现代体育项目，还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可以作为休闲的手段。因为体育文化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最终决定是否是休闲的不是运动项目，而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这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社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人、日本人在棒球运动中可以体验到休闲，中国人就不一定喜欢棒球。同样，中国人喜爱的乒乓球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从体育项目分类或从体育项目的特性上来研究休闲体育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胡小明[24]指出：“有相当多的研究者的目光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热衷于对运动项目的排列组合，最普遍的误区是把各种运动项目凭感觉分为‘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两大运动项目群，制造‘休闲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对立，人为产生了理论上的混乱。”并强调将“休闲体育”等概念称之为“体育休闲娱乐”。
我们认为，研究领域的名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但休闲体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克服以上两个难点。
3.3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的联系与区别
1)两者的联系。虽然休闲体育与体育休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毫无关系的，而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目的和手段上。首先，从目的上来看，无论是休闲体育还是体育休闲其目的都是使参与者得到休闲，缓解压力、消除疲劳、愉悦身心；其次，从手段上来看，两者都是通过体育活动而不是其他活动使参与者得到休闲。
2)两者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体育休闲的属概念是“休闲”，体育休闲只是诸休闲中的一种，或者说是构成休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体育性质的休闲活动都可以作为体育休闲的外延对象。休闲体育的属概念是“体育”，同样，休闲体育是构成体育总体的一部分。因此，凡是具有休闲性质的体育都可以作为休闲体育的外延对象。很明显，两概念的外延不同，一个是超出了体育范畴，进入休闲范畴的体育休闲，一个是限于体育范畴内的休闲体育。第二，两概念强调的重心不同。虽然两概念的目的都定位在休闲，但是从构成两概念语词的逻辑关系上来看，体育休闲的重点在基底词“休闲”，更强调休闲活动中人的内心体验。休闲体育的重点在基底词“体育”，更强调外部的体育活动或运动项目。因此，致使不少学者着眼于运动项目的分类或运动项目的性质等的研究。第三，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体育休闲的母学科应该是“休闲学”，而休闲体育的母学科应该是“体育学”。由于构成两个研究领域的母学科不同，就必然会造成两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的不同。在体育领域中不乏其例，例如，“艺术体操”与“体操艺术”、“竞技体育”与“体育竞技”、“体育社会学”与“社会体育学”等等，虽然概念近似，但含义不同，因此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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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休闲 休闲丈化 休闲时代 休闲价值观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悠久休闲历史文化的介绍，以及对西方休闲理论演进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即将迈入的“休闲时代”以及休闲时代的特征、休闲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念等。旨在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提高人们的休闲意识，享受休闲，在休闲中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是人类对自身的人文关怀，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时间和休闲需求也在大大地增加，休闲已经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休闲经济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而在发展中国家，如在中国，休闲产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其发展速度也很快。
一、中国传统休闲文化
中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以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义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
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代文人小品，直到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休闲文化的创造物。
休闲文化的记载，从老子、孔子到司马迁，从陶渊明到李白，到几乎所有古代诗人、作家，都研究或描写过休闲。人们都熟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反映他的休闲生活的名句;曹雪芹笔下大观园中的士大夫阶级的休闲生活;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所津津乐道的平民百姓的休闲生活;至于李笠翁，他除了是戏剧家、文艺理论家之外，还可以说是一位“休闲学家”。他的《闲情偶记》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休闲学的专著。中国的确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注重休闲的国度，休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个独具特色的部分。
从现代文化角度理解休闲，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被誉为“是一种文化基础”，“是一种状态”，是灵魂存在的条件。“她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休闲的特点是它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
在当代，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使我国的休闲文化和休闲哲学方面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西方休闲学演进
在西方，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其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是准学究或准艺术的以及讨论各种事变的知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继他之后，许多学者加人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这里介绍几位对西方休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其仅有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它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闻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就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你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休闲:文化的基础》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一赫伊津哈所著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这部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倡导“哲学走向每一个人”。他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了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待休闲。
美国哲学家查里斯一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是被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作，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另外，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简单生活”运动，可以看作休闲学研究的硕果，且这个硕果越来越大。
三、21世纪的休闲价值观
著名的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指出，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人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在美国，休闲经济产值将占cnp的50%以上，休闲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并逐步发展为支柱产业，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休闲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休闲经济产值在gnp中将占50%以上，并将提供最大规模的就业市场，从而进人“休闲经济时代”。
毋庸置疑，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第一，休闲和工作一样的重要;第二休闲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恩格斯说过:“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至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恩格斯的话，除了说明劳动人民有享受休闲的权利外，还强调了休闲不仅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种标志，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往往把从事休闲产业的人誉为“亲善大使”，因为他们既运用智慧，又付出爱心，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和技巧传递爱的精神，帮助人们找到真正值得参与的活动，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温馨和美好;使人在休闲中既丰富思想，又陶冶情操;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价值的提升。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预测21世纪，休闲产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户家庭的休闲开支占所有支出的20%左右，休闲业产值达到1360亿英镑，超过了汽车业和食品业，并仍将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休闲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己占到全英国工作岗位的1/5。
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用于休闲的花费就已达1万亿美元，占全美消费支出的1/3,已经超过了珠宝服装业，而且还提供了全美1/4的工作岗位。
亚洲国家也在积极抓住这个机遇。2001年，韩国的游戏产业大约形成了200亿美元的产值，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增长率高达30%～40%，游戏业将成为该国最有利润的一个行业。
近10年来，我国台湾地区衣食住行花费占总消费的比例都在下降，惟独休闲娱乐消遣、教育和文化活动等支出从15%增长到了18.2%。
自1995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了5天工作制，1999年9月国家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这意味着人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的。这一国家行为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快速地向我们走来，中国大陆的休闲消费潜力显然更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休闲经济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论文关键词：休闲 休闲丈化 休闲时代 休闲价值观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悠久休闲历史文化的介绍，以及对西方休闲理论演进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即将迈入的“休闲时代”以及休闲时代的特征、休闲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念等。旨在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提高人们的休闲意识，享受休闲，在休闲中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是人类对自身的人文关怀，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时间和休闲需求也在大大地增加，休闲已经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休闲经济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而在发展中国家，如在中国，休闲产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其发展速度也很快。
一、中国传统休闲文化
中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以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义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
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代文人小品，直到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休闲文化的创造物。
休闲文化的记载，从老子、孔子到司马迁，从陶渊明到李白，到几乎所有古代诗人、作家，都研究或描写过休闲。人们都熟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反映他的休闲生活的名句;曹雪芹笔下大观园中的士大夫阶级的休闲生活;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所津津乐道的平民百姓的休闲生活;至于李笠翁，他除了是戏剧家、文艺理论家之外，还可以说是一位“休闲学家”。他的《闲情偶记》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休闲学的专著。中国的确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注重休闲的国度，休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个独具特色的部分。
从现代文化角度理解休闲，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被誉为“是一种文化基础”，“是一种状态”，是灵魂存在的条件。“她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休闲的特点是它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
在当代，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使我国的休闲文化和休闲哲学方面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西方休闲学演进
在西方，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其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是准学究或准艺术的以及讨论各种事变的知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继他之后，许多学者加人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这里介绍几位对西方休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其仅有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它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闻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就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你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休闲:文化的基础》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一赫伊津哈所著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这部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倡导“哲学走向每一个人”。他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了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待休闲。
美国哲学家查里斯一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是被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作，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另外，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简单生活”运动，可以看作休闲学研究的硕果，且这个硕果越来越大。
三、21世纪的休闲价值观
著名的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指出，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人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在美国，休闲经济产值将占CNP的50%以上，休闲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并逐步发展为支柱产业，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休闲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休闲经济产值在GNP中将占50%以上，并将提供最大规模的就业市场，从而进人“休闲经济时代”。
毋庸置疑，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第一，休闲和工作一样的重要;第二休闲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恩格斯说过:“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至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恩格斯的话，除了说明劳动人民有享受休闲的权利外，还强调了休闲不仅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种标志，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往往把从事休闲产业的人誉为“亲善大使”，因为他们既运用智慧，又付出爱心，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和技巧传递爱的精神，帮助人们找到真正值得参与的活动，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温馨和美好;使人在休闲中既丰富思想，又陶冶情操;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价值的提升。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预测21世纪，休闲产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户家庭的休闲开支占所有支出的20%左右，休闲业产值达到1360亿英镑，超过了汽车业和食品业，并仍将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休闲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己占到全英国工作岗位的1/5。
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用于休闲的花费就已达1万亿美元，占全美消费支出的1/3，已经超过了珠宝服装业，而且还提供了全美1/4的工作岗位。
亚洲国家也在积极抓住这个机遇。2001年，韩国的游戏产业大约形成了200亿美元的产值，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增长率高达30%～40%，游戏业将成为该国最有利润的一个行业。
近10年来，我国台湾地区衣食住行花费占总消费的比例都在下降，惟独休闲娱乐消遣、教育和文化活动等支出从15%增长到了18.2%。
自1995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了5天工作制，1999年9月国家又实施了“三个长假日”，这意味着人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的。这一国家行为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快速地向我们走来，中国大陆的休闲消费潜力显然更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在不久的将来，休闲经济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休闲文化；娱乐文化；联系与差异
一、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联系
休闲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丹尼尔·贝尔曾指出：休闲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后工业社会，经济表现为“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的“生活质量的标准”，实际上指的就是现代的大众休闲社会的“休闲”标准。“休闲”(也被说成是“闲暇”)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长期流行的词，而“休闲娱乐”则被看成现代社会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理想生活境界。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正在休闲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休闲才是一切事件环绕的中心”。与对“娱乐”研究的不受重视比较起来，人们对“休闲”的研究历来显得非常有兴趣，且休闲理论具有一定的深度。从西方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马克思，对“休闲”在人类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把休闲称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指出：对于人类发展来说，“休闲”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休闲化”，“休闲学”不但成为许多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及社会学家研究的专门学问，而且似乎显得意义重大，包容甚广，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可以成为休闲活动，也可以成为其研究的对象，关键看这类活动是以人的精神向往“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还是在社会和生计的压力下不自由地被迫去做的“机械劳作”。“休闲具有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市井文化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和空间。哲学家可以从中发现自由、美和人生真谛；社会学家可以从中发现个性、生活方式，察见社会变迁；经济学家可以从中发展消费、就业和新的产业，提出新的理论范畴；而文化学者把它看成一种思想或高尚的态度。神学家把它看成是寄托灵魂的地方。”
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人的一身中，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有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他个人的生活时间不可避免地分为三种时间。这三种时间是：
第一种是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个人必需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的睡眠、穿衣、吃饭等需要，这是人存在的前提；
第二种是用于人为了生存和在社会中发展的“劳动时间”，这种时间主要满足人为了生存而需要的物质条件；
第三种就是人的“休闲时间”，是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之后，能够自由支配，主要用于满足生活质量，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需求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拥有相对的行动自由，精神处于宽松和宁静之中，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较少。
需要说明的是，人的这“三种时间”是从人类产生时就具备了，也就是说，“休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了，而且比较发达。比如，中国曾一度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但由于佛教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士大夫中间，休闲生活是他们追求的生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隐”，“隐”其实就是现代的所谓“休闲”，并且这种休闲包含了许多思想和理念。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对休闲的歌唱和描写是非常多的。陶渊明、李白、王维等都是有名的“闲士”。陶渊明写“闲”之悠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舟超遥以轻飓，风飘飘而吹衣”。李白本身就是“孤去独自闲”的“超然之士”，写“闲”之豪放，“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王维写“闲”之宁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宋代的苏轼后半生为一“闲人’，大唱“闲”歌，著名的《前赤壁赋》写他与友人闲游长江，“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浩浩于如冯虚御风，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还有著名的写“休闲文化”的诗歌如陆游的词句“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赵师秀的“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及至明清张岱等人的闲情散文和沈复《浮生六记》等“闲书四种”。中国古代贵族和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不可谓不丰富多彩，如弹琴、养鸟、下棋、饮酒、观戏、赏舞、唱歌等，这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随着丹尼尔·贝尔所说的人类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休闲”从古代的贵族士大夫少数人的休闲到部分白领人士、有闲阶级的休闲再到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过程。西方的大众休闲大约在20世纪初期就来临了，那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制度，并且实行了“带薪休假”制度。工作时间的缩短和“带薪休假”是大众休闲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大众休闲大约自1995年5月起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来临，因为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三分之一时间将在闲暇中度过，后来实行的节日“黄金周”制度，近年来实行的民俗节日放假制度，更推动了大众休闲社会的发展。
这里当然不是讨论“休闲”的科学理论问题。而是要简单分析—下“休闲”与“娱乐”的关系问题。在人们的一贯认识中，“娱乐文化”几乎是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的，之所以在人们看来没有独立的文化形态，与贯常的人们把休闲与娱乐混为一谈有关。“休闲娱乐”在许多人心目中并不是并联的关系，而是同一的关系，二者没有区别，“休闲”就是“娱乐”，“娱乐”就是“休闲”。在大量的以“休闲”或者“娱乐”为讨论内容的书籍中，包括在大量的有关部门的文件和资料中，都被看成是同一概念。当然，“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关系的确是太难分开了，二者常常形影相随。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学家对“休闲”的论述中，虽然论述的重点有所不同，但许多与之有关的阐述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把“休闲”与“娱乐”联系起来，强调休闲之时间内的娱乐。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关于“休闲”的著名定义中看到“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形影相随的紧密联系。
1952年，德国著名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发表了《闲暇：文化的基础》，这本书被称之为休闲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皮珀在书中阐述了休闲的价值意义和基本概念，休闲是人的一切文化的基础和精神提升的来源，当然也是娱乐活动的基础。休
闲文化具有三个特征，其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它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其二休闲是一种人类为了自由“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其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恩赠礼物”。同时，皮珀还指出：休闲的历史发展的真正核心是“节日庆典”和“大众狂欢”，“对节日庆典会是真实的东西，对闲暇而言也会是真实的”。
1970年，联合国召开国际休闲会议，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休闲宪章》。《休闲宪章》对休闲作了如下阐述：“休闲是人的自由消遣的时间中的活动，休闲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使用是极其重要的，休闲和娱乐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休闲宪章》指出：个人是自己最好的休闲与娱乐资源，个人可以利用休闲的机会实现自我，发展文化交往、提高教育水平和获得娱乐的机会。
美国的休闲研究专家杰弗瑞·戈比对休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他写出了两本著名的休闲学著作《你生命中的休闲》和《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在这两本书中，他在疏理了以前关于休闲的定义后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他同时还指出：“理解休闲与娱乐对于更明智地改造个人生活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杰弗瑞·戈比还谈到广义的休闲，认为广义的休闲指的是“人们以自身的生活方式愉快地、自愿地去做的事情。”
荷兰文化学家胡伊青加所论述的关于休闲与游戏的联系，作者围绕人的休闲所带来的娱乐活动加以论述，认为游戏就是在“空闲时间内从事的活动”，“游戏的最主要特征，即游戏是自愿的，是事实上的自由。其它还有如皮尔斯关于休闲的理解。他认为，休闲是自愿性而非强制性的活动，休闲的目的并不在于维持生计，而在于获得真正的娱乐。杜马哲迪尔关于休闲的论述，他认为：休闲具有三要素：一是放松，放松是休闲之始；二是娱乐，娱乐使人们超然忘我，快乐无比；三是个人发展，休闲使得个人发展有了可能。
从以上关于休闲的概念和内涵的论述中，首先，我们看到：“休闲”与“娱乐”的概念有时真的很难区别，二者常常可以互用，所以，人们常常把“休闲娱乐”当成一回事，二者是同一文化概念和文化类型。其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休闲是娱乐的前提，人在休闲的时间才有娱乐的可能。休闲是人们拥有的“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娱乐活动进行的前提当然是拥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当然也有某人参加娱乐活动并不在自己自由支配时间范围内，如集体举行的娱乐活动、人际交往中的某些“被迫”参加的娱乐活动等，也有一部分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也是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第三，休闲与娱乐都是以生活快感为追求的，娱乐活动正是休闲生活快感的重要来源。第四，休闲与娱乐都是自由的、自愿、寻求生理和心理放松的个人活动，是人的生命体内在的自然必然性。在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中国贵族和士大夫、隐士的休闲过程中，也表现出娱乐活动的必然性。
二、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差异
然而，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休闲文化”与“娱乐文化”在形影相随的同时，还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首先，二者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不一样。“休闲”着重于人的精神内容，并且附带有各种文化理想和人格完善追求的概念；“娱乐”着重于人的本能需求，并且附带有各种身体欲望和现实利益追求的概念。这正如科林伍德所说：“娱乐与消遣的区别在于，在影响对实际生活有益的情感能量时，二者所产生的效果不同，娱乐是借方，消遣是贷方。”“消遣”在这儿显然是“休闲”的同义语。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图表：(“v”表示“是”，“×”表示“否”)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休闲”的含义比较宽泛，几乎包括了除社会或者政府、单位规定的劳作时间之外的全部人生内容，这里面不仅仅有娱乐，更有为追求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而产生的如教育、学习、科学探索、职业培训等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聚会等社会活动，是人对自我价值进行精神的、文化的和经济的“重新定位”的过程。“娱乐”则仅指人纯粹为追求快感、进行欢乐而轻松的活动，是人自我陶醉、自我游戏和自我肯定的基本摆脱了社会价值追求的活动。在休闲中，有许多事情是并无娱乐情趣可言而且相当“劳累”或“用心”的，如与工作和经济利益有非常紧密联系“学习和自修”、“利用电脑学习或获取信息”、“从事工作之外的有收入的活动”、“参加宗教活动”等，有些活动只是个人随意的休息，如“逛街、逛商店、夜市”或者“闲暇”、“无事休息”等。
其次，文化观念上的“高”、“低”之分。休闲文化通常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很大程度上是宁静、崇高并且是精英化的。娱乐文化不含哲学理性，是通俗、热闹并且就整体而言是世俗化和享受性的。换句话说，休闲是“心灵的完善”，而“娱乐”是“身体的舞蹈”，休闲是追求“终极意义”的审美活动，娱乐是满足“现世享乐”的游戏活动。因此，在许多人(包括大哲学家和文化学家)看来，休闲文化是高层次的、满足人的“高尚的精神生活，让人获得“畅”或“心醉神迷”的，充满个性的“心灵体验”，有思想深度和精神内涵。而娱乐文化是低层次的，满足人的“本能快感”的，让人“玩物丧志”的、没有个性的“具体活动”。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虽然没有“休闲”的专门理论，但对休闲的论说却见于各种文化典籍，如老子的“致虚静，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都强调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世俗功利的利害得失中解脱出来，“闲”和“隐”，做到“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他就不能得到创造的自由和生活的宁静。中国艺术哲学历来讲究“闲”中出“逸”，追求“闲远”的意境，所以推崇“写意”的画品。宗白华认为中国艺术是“虚空中传出动荡，神明里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里，表现着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休闲是一种哲学思考似的深思状态，亦即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沉思、从容、宁静和忘我，休闲是对个人意识、精神、个性的开发。皮珀所认为的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而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休闲具有宗教般的崇高性。齐克森特米哈伊所说的休闲是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体验的过程，
是“畅”或“心醉神迷”的过程。中西方对于人生休闲的哲学内涵和崇高精神境界表现出同一种意识和追求。可见，休闲的目的是自由地探寻“人生意义和文化精神的坐标”，休闲的时间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所以，也有学者针对当代把休闲庸俗化和泛娱乐化的状况，指出现在的人们所谓的“休闲文化”是机械复制的产物，是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是雷同的，无个性的，这恰好违反了休闲文化的真正本质。“人们对休闲的追求不能简单地约化为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而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不是追求获得更多的业余爱好或娱乐活动，而是追求超越繁忙的日程安排所获得的一种雅致与宁静的感觉。”反观古今中外对于娱乐的普遍看法，既使将娱乐看成是休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认为娱乐是休闲的“下品”，是与“宁静致远”和“诗意的栖居”的休闲相对立的。传统的“玩物丧志”是对人们娱乐的评价，现代的娱乐被认为是“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的活动，自然显得“低级”、“庸俗”，而在现代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对娱乐的定义和表现中，也充斥了“宣泄感官欲望、拒绝精神内涵”、“低级”、“庸俗”的内容，并认为这就是娱乐，以至于尼尔·波兹曼发出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将“娱乐至死”的慨叹。
再次，休闲是制度化了的，常常表现为政府行为和行政指令，古今中外皆如此。对个人来说，休闲是法定的权利；对单位来说，休闲是不得不执行的制度。所以，休闲还具有严肃性、神圣性甚至法律性。而对于个人和单位来说，娱乐则无以上的政府权力和制度的制约，几乎没有严肃性和神圣性，相反还会对严肃性和神圣性产生较大的消解作用。所以，休闲文化是制度化了的文化，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考察休闲文化的发展史，我们看见，休闲之成为“人的权利”，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与世界各国政府将其制度化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天谕”让臣民百姓休息，发出“放假”多少天的“圣旨”等等。在西方，对于人们工作与休闲的权利和时间的规定，也很早就开始了。如1912年，法国议会就通过了10小时工作制的决议，到1919年又缩短为8小时。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第一号条约，又宣布了一周48小时，一天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到了20世纪中期，法律明确对人们“休闲时间”的保障，一些国家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强制实行每周35—40小时工作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或推荐实行“弹性工作制”。西方许多国家立法不准单位缩短和侵占工人或职员的休闲时间，甚至不准个人在休闲时间加班等，不遵守者将被视为违法。政府还进行未来的“休闲规划”，“工作百分之……”、“休闲百分之……”是常见的词语。在现代中国，工薪阶层从每周休息一天到每周休息二天再到假日“黄金周”制度和中国传统节日放假制度的实行，都是政府的制度推行的，而我国已经实行的“带薪休假”制度，也将是“制度”在先，“休闲”在后。“对个体的人来说，休闲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质’的问题。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人的休闲本质的变化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把标尺，建立和制定相应的机构和政策，支持和鼓励人们体验更富有意义的休闲行为。”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休闲文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法律化”的文化，“休闲的自由”是被制度甚至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但娱乐则历来是“悉听尊便”的活动，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专为娱乐而制订的官方的政策法规，也没有政府规定人们必须进行娱乐活动，更没有让人们想不娱乐都不行的政策法规，最多也就是政府关于人们从事娱乐活动的、没有制度和法规作用的指导性“文件”。娱乐从古到今都是人们的自发行为，将来也是如此，在“休闲时间”内一个人娱乐还是不娱乐，是没有人来管你的，强制一个人娱乐是无法理解的，娱乐与否纯粹看你的个人爱好和情趣及当时的心境。那些关于娱乐活动或娱乐场所的政策法规，并不是冲着娱乐本身来的，而是规范某些娱乐活动的“附加值”，限制某些娱乐活动“超越娱乐本身”等的管理措施。显而易见，娱乐文化是非制度化的文化，也不可能成为制度化的“官方”的文化，娱乐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永远是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相对的概念)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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