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基础论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标准化

1研究背景描述

为了响应国家建立标准化体系的要求，我国很多标准化体系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市场不断对会计信息的标准化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做好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任务势在必行。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很多的相关人员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果，为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们的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果想要全面落实会计信息化的建设，必须从多个角度着手，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企业整体的会计信息化有一个全面整体的了解，还要求我们掌握如何在价值链信息化环境下展开会计信息标准化，并将其纳入到会计信息化的体系当中。以下文章将在如何将会计信息标准化与当代价值链条结合起来展开讨论。

2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

2.1标准化理论标准化理论是指对标准化规律和过程进行的理论概括与科学总结，标准化理论是对实践活动的总结，是通过抽象的方法对实践进行概括，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实践是为了更好地借助理论来获得发展。这里所说的标准化理论一般来说包括:标准化原理和概念、标准系统、标准分类、标准化的形式和过程等。2.2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标准化理论不断补充发展，就衍生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这套理论的基础是会计信息化的实践，对实践活动的经验、规则、规律的认识、抽象、概括和总结［1］，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很好地对与会计信息化相关的创新与实践活动进行了指导。立足于会计信息化概念外延与内涵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会计信息化过程分为四部分，它们分别是:发展会计信息资源产业、共享会计信息资源、利用与开发会计信息资源以及构建会计信息系统。2.3信息论信息论于一九四八年香农开展，这个理论对通信运动规律的复杂性进行了解释，之后在通信及通信相关行业中受到广泛应用。2.4软件工程理论软件工程是指利用工程的方法、技术、原理和概念对软件进行开发与维护的过程。在时间的考验与经验的积累软件工程里的许多相关技术和理论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它的技术综合性相对比较高，是开发高质量的软件与软件维护的重要理论。在开发软件时，软件工程最常用的模型是生命周期模型，这个模型对软件开发进行了五阶段的划分，它们分别是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现、系统维护以及系统评价。

3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相关框架构建问题

我们进行会计信息标准化的建设，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准确的框架结构。当前的会计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先对基本的要素进行提炼，进而再对构建的原则进行确立，在依据这些原则和要素建立框架结构。实现标准体系固有内在结构的形象表示和明细列示，制定具体标准并形成标准体系，对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的会计信息标准化的体系构建过程中主要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即前导层、规范层、结果层和解析层，这四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1)定位会计信息标准化的标准，进而对目标进行构建，这是会计信息化的标准和前提条件，在定位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证客观性，这个过程往往会决定我们在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的具体工作，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梳理了它与其他信息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与会计信息化的特殊性关系密切，在信息标准化的体系中地位显著，众所周知会计的信息化涵盖了很多其他的信息，并且在众多的信息中它处于比较基础的地位，比如审计信息、税务信息、海关信息、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等，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会计信息的交往往往会涉及多方，我们常见的有供应商、客户、各方监管者等，因此科学的开展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对其有一个准确全面的定位，定位的准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的建设和努力的方向。(2)促进会计信息化的管理效率和社会效益是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只有在目标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合理的开展相关的信息化建设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建设会计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就要对实践工作进行大量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开展工作时最有效最直接的获取经验和教训的手段就是对以往的会计管理案例和模型进行分析，在大量的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地改进和创新，对我们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形成科学规范的指导性文件。所以说，想要建立会计信息化必须要从具体的时间工作着手，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总结。(3)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基本要素和构建原则。通过以上两个过程中我们对会计信息管理建设进行了定位和与目标相关框架结构的构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分析了相关的基础要素，并确立了相关的原则。比较来说，会计信息标准化与会计信息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建立需要考虑其基本的组成，而后者则要对基本元素就信息化标准进行具体的细化。通过信息化标准基本元素的确定从而使得信息化标准具体化。在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根据信息化的基本内涵衍生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①会计信息化建设的信息化环境;②会计信息化运行过程中的软件工程方法和信息方法;③会计信息化综合支持与控制;④会计信息化评价。完成对这些基本元素的确立之后就要科学规范的对会计信息标准化体系进行构建，以确定相关理论体系。

4结论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对会计工作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高效准确，还要求高质量高标准。而在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方面，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应用信息标准化理论、信息论和软件工程理论，建立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并推动其在企业中得以有效的实施，其结果必然是会大大提升会计行业的商业价值。根据时展的需要，在会计行业未来的发展中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将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会计标准化体系的构建是我国会计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促进我国会计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路媛媛.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现状评述［J］．现代商贸工业，2013，8(1):48－49.

［2］黄志斌.新时期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的对策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3，2(5):129－130.

［3］王雯娇.关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一点想法［J］．青春岁月，2013，6(8):20－21.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2篇

关键词：电子政务 基础性技术标准 特性

所谓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是指对电子政务领域需要协调统一的技术事项所制定的具有广泛适用范围或包含通用条款的标准。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能够规范并指导电子政务基础性软硬件平台的建设，保障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以及信息安全等。此类标准在电子政务标准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其他标准的基础，失去它的支持，其他标准的建设如同空中阁楼，电子政务亦将无法正常推行。

《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第一部分：总则）在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中明确提出：要“突出重点”，“重点研究解决电子政务建设所需的共性、基础性标准化问题，集中力量抓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安全方面的关键性标准项目”[1]。基础性技术标准作为现阶段电子政务标准化的重点，对其进行特性研究是标准化研究的题中之义。明确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特性对于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维护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电子政务标准化，推动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

作为电子政务发展助推器的基础性技术标准，其特性是在网络信息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日臻完善以及现代政府行政管理手段日益信息化、规范化所共同营造的环境中形成的。因此，对其特性的研究离不开对信息技术、行业竞争、知识产权和现代政府管理等因素的考量；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公共物品特性、基础性、通用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等特性表现较为突出。

一、公共物品特性――纯公共物品特性和准公共物品特性[2]

标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无论是秦始皇时代统一度量衡，还是18世纪末英国纺织工业革命中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标准，甚或信息时代的IT标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标准一旦公布，任何个人或组织对标准的使用均不会影响其他个人或组织对该标准的使用――借用微观经济学论述纯公共物品本质特征的一个术语，即“非竞争性”。上述标准之间的不同之处则在于：由此前两者具有纯公共物品特性，统一的度量衡及工业社会的技术标准还具有纯公共物品的另一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即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标准的使用[3]，而信息技术标准并不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有些技术标准通过和专利相结合获得了知识产权属性。虽然这些信息技术标准仍然是非竞争性的，但它们借助知识产权具有了明显的排他性――如果达不到标准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只有向标准体系寻求技术许可并支付高额的费用才能获得相应的生产技术，否则便被排除在市场门槛之外，其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征符合经济学对“准公共物品”的界定[3]，因此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信息技术标准成为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各种各样的标准战应运而生，远至VCD行业的SVCD与VCD之争，近至微软力挺其OOXML（Microsoft Office Open XML）文档格式技术规范成为国际标准掀起的滚滚硝烟，信息产业的标准战愈演愈烈――而这些，都是标准的准公共物品特性惹的“祸”。

具体到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它涵盖的范围很广，不同标准所规定的技术内容各不相同，对其特性不能一概而论。就术语标准和信息表示与处理标准而言，它们在对象、制定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以下分别对术语标准中的“电子政务术语”和信息表示与处理标准中的OOXML与UOF进行具体的分析。

“电子政务术语”是由电子政务总体组提出，由中国标准化研究所、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和中国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共同制定。其规范的对象是电子政务领域的专业术语及其释义。该标准不设立任何技术门槛，不阻止任何组织对其的使用，具有显著的非排他性，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可知该标准具有典型的纯公共物品特性。

而诸如OOXML、UOF（Unified Office document Format）等业务文档格式标准则有不同的表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电子公文、设计图纸、地理信息等为代表的电子文档信息日益普及。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文档格式标准，大量的电子文档信息被禁锢在一万多种格式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信息孤岛”。文档标准格式标准作为应用最广泛的基础标准之一，它不但能从技术层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为电子文档信息价值的发挥起到重大作用，而且还能促进相关软件产业的发展。OOXML是由微软公司为Office 2007产品开发的技术规范，于2008年4月2日被ISO正式宣布成为国际标准[4]。微软宣称OOXML绝对是一个能让用户自由读写的文档格式，但是很多人认为OOXML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微软开放的只是技术规格并非源代码，企业仍可能面临侵权威胁。而且微软可能挟原有文档格式DOC作为事实标准的优势，以OOXML一统XML文档格式的天下从而获得更大的垄断力量。这些将给国产办公软件的发展带来长期压力。UOF是由国家电子政务总体组所属的中文办公软件基础标准工作组组织制定的《中文办公软件文档格式规范》国家标准。作为国产文档标准，中国拥有UOF的自主知识产权，它成为摆脱技术标准受制于国外的关键因素，关系到中国电子产业的未来。作为文档格式标准，无论是OOXML还是UOF都和知识产权相结合，具有排他性，因此信息表示与处理标准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的基础性技术标准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要保持与国际、国外技术标准的兼容性,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资源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保障能够和国际信息互联互通，避免中国成为“信息孤岛”；但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合理的兼容度，避免在外来标准的圈子里“带着镣铐跳舞”，避免受控于外来标准，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民族工业、维持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对其特性的分析不能“一刀切”，要分析该标准是否和知识产权相结合，如果没有，则具有纯公共物品特性，反之，则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两种特性标准的制定机制不同，前者由技术驱动，国家是制定标准的主体；而后者与企业利益、产业发展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相关，由市场驱动，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体，国家起到引导作用。只有这样，标准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的技术水平，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强、易于被采用，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且有助于保护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这也与我国“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电子政务管理思想是一致的。明确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纯公共物品特性与准公共物品特性，有利于充分利用标准化手段指导我国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确保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可靠，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与产品的开发，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竞争力。

二、基础性

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基石，为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信息安全提供了前提和支撑，是其他标准的技术基础和方法指南，具有基础性。

以接口标准为例，由于电子政务业务的特殊性，特别需要考虑到纵向的业务交换关联和横向的业务管理关联，而各业务系统之间数据的传递则必须通过数据接口来完成。数据接口是机构内部各系统以及机构之间不同系统衔接、交互的关键和基础。然而，各个系统往往是在不同的操作平台和支持软件下自行开发的，数据格式、结构、类型千差万别，编程风格各异，各软件公司技术保密。没有业界的协议，自然也就没有统一的数据接口，很难实现数据交流和共享，从而导致系统之间衔接性比较差，进而影响关联业务的处理。接口的要求对于数据元标准、文档格式标准、信息安全标准等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对接口的标准化工作有利于复杂、异构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并能通过通用产品的大量应用，有效缩短我国电子政务的建设进程，同时也能在接口标准化的前提下积极促进相关标准的建设。

三、通用性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息共享和政务一体化。信息共享的难点在于消除由“千家万户搞出来的‘自己的标准’”[5]所造成的大大小小的“信息孤岛”；而政务一体化的难点在于消除我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的“政出多门”，实现业务关联性较强的政府信息系统之间（如税务、财政系统等）的互联互通互操作。要解决这些问题，电子政务标准化必须坚持“统一标准”的方针，制定能够普遍适用于不同机构、不同系统的标准。作为信息互联互通互操作的前提的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必须具有通用性，在电子政务领域是普遍适用的，是跨业务系统、跨机构、跨地区的。

以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标准为例，它是描述各类信息资源内容的标准，是进行信息资源的发现、定位、管理和整合从而实现共享的关键。政务信息资源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信息，具有门类广、类型复杂、结构多样化等特点。信息资源元数据标准只有具备通用性，充分体现政务信息资源的典型特征，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要求，才能被普遍接受、共同遵循，才能有助于实现信息共享。

四、系统性

电子政务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网络基础层、应用支撑层、应用层相互支撑，信息安全和管理贯穿其中。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要统筹全局，通盘规划，不仅要考虑到各个层面的协调一致，还要考虑到软硬件的兼容、信息交流与共享等。因此，诸多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可以用来规范电子政务基础性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并保障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以及信息安全。它们绝不能彼此孤立或发生脱节，更不能互设障碍甚或相互对立，必须成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具有明显的系统性，要保证标准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协调、相互约束、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科学的有机体，从而给与电子政务建设全方位的支持。

根据国家电子政务标准总体组编写的《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第一部分：总则）可知，电子政务标准体系由两个层面六个部分组成，包括总体标准、应用标准、应用支撑标准、网络基础标准、信息安全标准、管理标准等。除管理标准之外其他五个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是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例如总体标准中的中文信息处理标准等，应用标准中的数据元标准、信息资源元数据标准等，应用支撑标准中的信息表示与处理标准、资源定位标准等，网络基础设施中的寻址与域名解析标准、组网标准等。这些标准之间是相互支撑、相互配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必须遵循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系统性，明确系统性在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充分考虑到该标准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及与其他标准之间的关系。

五、动态性

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同时信息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更新换代，这使得电子政务标准化工作也必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作为其他标准的技术基础和方法指南，虽然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更要随着技术的发展进行动态维护。否则，它不但不会对技术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会保护落后、阻碍创新。因此，动态性成为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一个重要特性。

动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修改、修订、废止等；二是对标准实施动态维护与管理，使其具备受需求驱动和对需求快速应答的特征，能够不断地根据电子政务建设需要进行实时增补、完善和公布。其中，第二点对标准的维护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实现信息共享所需的数据类标准中的数据项标准――行政区划代码标准为例，只有依据既定的技术评审指南和维护程序，对代码实施连续不断的注册、维护和管理，才能在行政区划结构调整时快速、有效地支撑与此相关的各种信息技术应用，确保电子政务的信息共享。

六、结语

本文论述了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公共物品特性、基础性、通用性、系统性、动态性等特性。这几种特性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制定主体和制定机制；而基础性、通用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决定了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作用机理和维护要求。明确电子政务基础性技术标准的特性是践行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的保障，有利于更好地开展电子政务标准化工作。

参考文献：

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电子政务标准化指南 第一部分：总则[Z]．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2005:3-4

2 魏曼．地方公共物品及其理论演变[EB/OL]．(2005-04-04)[2008-04-05]．bjpopss.省略/bjpssweb/n19569c58.aspx

3 李保红，吕廷杰．技术标准的经济学属性及有效形成模式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25-28

4 Roger Frost，Jonathan Buck． ISO/IEC DIS 29500 receives necessary votes for approval a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EB/OL]．（2008-4-2）[2008-4-5]．省略/iso/pressrelease.htm?refid=Ref1123

5 赵国俊．电子政务标准的类型、级别与形式[J]．情报资料工作，2005（6）：27-29

作者简介：

钱毅，男，1973年出生，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档案信息化、标准化、电子文件管理，著有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3篇

关键词：图书馆标准体系；理论依据；参照指标；建设基础

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028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黄宗忠教授就提出：“标准化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实现图书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图书馆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因此，图书馆标准是高速发展图书馆事业，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提高图书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各类图书馆及相关机构对于标准规范体系的构建工作得以深入推进。特别是2008年10月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立以后，组织开展了大量建设工作，成效斐然。但是，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尽管图书馆标准化工作如火如荼，但很少有研究者对图书馆标准体系建设的理论依据、参照体系及其建设基础展开深入分析。显然，图书馆标准体系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将其构建于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对我国图书馆标准体系研究现状进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旨在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视角，解读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的理论依据，并对国外相关指标体系及其理念进行分析，进而考察图书馆标准规范化的基础，以期丰富学界对图书馆标准体系的理论认识，并为图书馆标准规范的制定提供理论参照。

1.我国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的研究现状

我国研究者对图书馆标准体系的研究大致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三个方面。

大量研究者对高校图书馆的标准化工作展开了研究。据邱均平等的研究，截至2014年9月，在CNKI和CSSCI两个数据库中，收录的高校图书馆标准化相关文献达368篇，这些研究大致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对欧美日等国外高校图书馆标准的研究：二是从资源建设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技术标准等方面探讨了我国高校图书馆标准体系的构建问题。此外，张东华等对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与美国《高校图书馆标准》进行了比较研究。贾朝霞（2012）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分析了高校图书馆采访有效性评价标准。王荣分析了高校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的标准化建设工作。王伟S讨论了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标准问题。张惠君等评述了“CALIS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库”标准与规范。彭一中等探讨了高校图书馆服务标准化问题。郭晶等考察了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能力标准与资质认证规范研究。

对于图书馆业务流程标准化的研究集中在文献编目等方面。早在1988年，方子丽就指出，国际编目在向标准化方向努力。杨玉麟（1989）曾对早期我国图书馆文献工作标准化的成果进行了介绍。陈成桂（2005）分析了网络信息资源编目问题。梁焰（2006）对我国在版编目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针对数字图书馆的标准与规范的建设框架问题，张晓琳等（2003）展开了系统论述，对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起到了引导作用。刘锦山（2001）对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化工程建设进行了探析。李晟光[蚓（2006）对数字图书馆标准化的成本一收益进行了分析。

此外，刘兹恒等对照ISO和IFLA的图书馆标准体系，分析了其对我国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启示。王世伟指出，着力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着力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着力于“面向国际”战略的谋划是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三个着力点。

2.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2.1可能性：“客观知识”视角下的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

英国哲学家Karl R.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由于能够完整地回答图书馆何以可能标准化的问题，因此，可被视为图书馆走向标准化重要的理论依据。Popper指出，“世界一”是物理世界，“世界二”是精神世界，“世界三”则是客观的思想内容，特别指科学的因果思想以及技术作品的知识世界。其中，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影响，而“世界三”却自成一体，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世界。Popper认为，每一本书都是客观知识凝结，无论这种知识是真是假、有用或无用、有读者阅读或没读者阅读。

自“三个世界”理论产生后，图情学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出现丰富其内容。Bertram Brookes所提出的“知识观”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Brookes提出，Popper的“世界三”必须延伸到信息。他认为，“世界三”中的客观知识即为记录、语言、艺术、科学、技术等文化类思想产品，信息科学（InformMion Science）的根是客观的知识理论，而不是主观的知识理论。Brookes进一步指出，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开拓第一世界，而将他们的成果记录于“世界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研究，属于“世界二”，通过与世界一的相互作用，而将其记录存留于“世界三”：图书馆和信息服务职业的从业者的工具则是收集和组织“世界三”的记录，相关理论则研究“世界二”和“世界三”如何相互作用，使知识能够被更有效地利用。

显然，如果承认Popper所述的“客观的知识世界”的存在，那么图书馆的职业活动就可被视为客观知识的收集、整理、贮存及提供利用等活动。通过Brookes的界定，可以清晰地看出，由于图书馆及相关信息服务行业职业活动的主要对象是“客观知识”，因此，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2.2必要性：“五定律”视角下的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

既然图书馆标准体系的构建因“客观知识”而具备完全的可能性，则进而需要回答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有何必要？

由印度图书馆学家S.R.Ranganmhan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被誉为对图书馆职业的最简洁表述。五定律的主要内容包括：书为利用（books are for use），读者有其书（every readerhisbook），书有其读者（everybookits reader）。节省读者时间（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有机体（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无疑，Ranganathan描述了图书馆的理想面。然而，在现实中，达成这五个定律殊非易事。我国台湾图书馆学家何光国指出，现实中的图书馆职业实践常常可以描述为：书是为归集而非利用，有些读者不得其书，有些书在书架上收集尘埃，浪费读者和馆员时间，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旧货仓库。Jesse Shera也指出，世界上再完善的图书馆，恐怕也无法完全达到Ranganathan所列举的五项标准，尤其是其中第二律和第三律。

不难看出，把图书馆的理想面转化为现实面，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其中，馆藏资源难以被用户充分利用是制约图书馆由理想面转化为现实面的主要障碍。实现管理过程与馆藏资源的标准化、统一性，是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基本目的。通过标准规范体系的构建，有效提高馆藏资源的可获取性，显然是连接图书馆理想面与现实面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达成图书馆的职业目标，跨越从理想面到现实面的鸿沟，就必须构建完善的图书馆标准体系。在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一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紧迫。

2.3现实性：“社会认识论”视角下的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

当代图书馆职业面对的最大现实是，无处不在的网络及其承载的数字化资源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面对这一现实，图书馆职业正在经历一场嬗变。

“社会认识论”的创立者、美国学者Jesse H Shera认为，图书馆专业馆员的责任是将世界上最佳著作交给最需要它的读者。从Shera的视角看，读者与馆藏资源之间存在着鸿沟，必须依靠图书馆这座桥才能结合在一起。我国台湾图书馆学家沈宝环基于Shera的理论，提出两点重要认识：其一，信息资源与读者之间，无需馆员这一中介也能结合。无疑，这一观念导致图书馆应走向开架；其二，馆员要想在信息资源之间扮演中介的角色，则须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并洞悉读者所需。早在因特网尚不够普及的1994年就有学者指出，熟悉网上检索的读者，实际上不再需要图书馆和馆员作中介而取得所需信息。然而，即使在网络广为普及的今天，只要图书馆赖以生存的记录仍然存在，图书馆就仍然存在着勃勃生机，只是信息资源（至少部分地）从有形走向无形，信息服务（至少部分地）从面对面走向远程化、虚拟化。正是基于这一状况，与网络资源之间的有效对接已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展望未来，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中的一部分，主动走向标准化，从而自觉地服从于整个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的规制，这将不仅是图书馆职业价值在信息时代的基本体现，甚至直接关乎图书馆职业存亡。

我国台湾学者何光国对网络时代的图书馆在社会信息交流系统中的新角色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现实，图书馆是否能保持生机，则要看它们是否能够像过去数千年一样，机灵地、紧紧地随着信息记录形式及使用方法的变迁，而即时相应更易。这便是图书馆亘古不变的生存大道理和哲学根本。同时，何光国还基于对信息社会背景下“新经济”的观察，提出图书馆今后企业和服务发展的指南：资讯本体二值化、资讯载体多元化、资讯内容密集化、资讯组织自动化、资讯需求个别化、资讯服务专业化、资讯供应商业化、资讯沟通双向化、资讯传输宇宙化、资讯资源国际化。基于上述分析，何光国指出，“在21世纪‘数位化资讯社会’里，资讯将全盘‘数位化’，‘纪录’的格式也必须趋向统一……现代的图书馆是毛毛虫，21世纪后半世纪的‘图书馆’将会是一只美丽万千的蝴蝶”。无疑，图书馆业务走向标准化，正是对数字化时代“机灵”地顺应。

总之，从理论视角来审视，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兼具可能性、必要性和现实性。在“数字图书馆”甚嚣尘上的今天，图书馆的标准化趋向更显得紧迫。何光国认为，数位化资讯传送和收受的各种软硬件设计规格统一，数位化资讯传送、检索和使用格式标准统一，数位化资讯编目分类品质管理统一集中，数位化资讯编目分类应采用统一标准等9个方面是“虚拟图书馆”的生存条件和必经之路。显然，这些问题都与图书馆标准化息息相关。

3.图书馆标准体系的参照指标及其理念

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图书馆界针对图书馆业务活动，起草了一系列标准、规范，初步形成了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标准规范框架。整体而言，我国图书馆相关标准文件从内容上借鉴国外规范文本，努力体现国际图书馆界相关标准规范的理念。

3.1ISO系列标准及其理念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图书馆的标准规范工作源自1978年我国恢复ISO成员国资格。自1979年全国信息与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原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工作者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了大量规范文件，这些文件从不同角度体现了ISO相关标准的理念。

（1）ISO 11620：1998及ISO 11620：1998/Amd，1：2003。ISO 1 1620：1998及ISO 1 1620：1998/Amd，1：2003即图书馆绩效指标（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Librar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第1版，1998年4月）和图书馆绩效指标补充本（Information andDocumentation-Librar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MENDMENT 1：Addi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libraries）（补充本第1版，2003年7月）。这一指标的基本理念在两方面：一是比照图书馆自身的任务、目的和目标，对其服务及相关活动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进行评估：二是通过过程性评估，促进图书馆业务流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最终实现图书馆之间的比较。

（2）ISO/TR 20983：2003。ISO/TR 20983：2003即电子图书馆服务绩效指标（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s）（第1版，2003年11月）。其核心理念是基于“成长性”评估，证明图书馆价值并促进馆际比较。具体评估策略是通过对单个图书馆不同年度绩效数据的比较，发现图书馆历年以来业务量与业务结构的变化，从而识别其图书馆的“成长性”，并据此做出管理决策。

（3）ISO 2789：2006。ISO 2789：2006即国际图书馆统计（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2006年9月第4版）。这一指标体系所体现的最重要理念是经过标准化的图书馆业务活动与其他相似机构之间是类似的，通过对标准化的图书馆业务流程的全程监控，并通过图书馆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比较，可以有效评估图书馆业务活动的价值与效益。

3.2GB/T 19580-2012及在图书馆标准化中的应用

除ISO标准外，我国图书馆界还积极参照更大适用范围的标准规范文本，努力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益。近年来，卓越绩效评估工作已得到图书馆界的一定重视。卓越绩效评价准则（GB/T 19580-2012）是由国家质检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管理会，属我国国家标准。这是一个适用于各类组织机构进行评估的准则。2013年，东莞图书馆在东莞市卓越绩效评估中获得一等奖，首开我国公共文化机构展开卓越绩效评估的先河。

卓越绩效评估的整体架构包括“两个三角”和“七大模块”。两个三角即“驱动三角”――领导、战略、顾客与服务对象和“从动三角”――资源、过程、结果。七大模块指领导力与组织架构、战略目标的设定与实施、服务对象的界定与业务活动的展开、资源的整合与协调、价值创造过程、其支撑系统、绩效测量与知识管理、结果评估与反馈机制。这一评估可被用来作为业务工作改进工具、管理水平提升工具和服务绩效衡量工具。

从图书馆标准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卓越绩效评估体现了如下基本理念：用户需求导向，实现发展战略标准化；关注价值创造，追求绩效输出标准化；优化管理过程，促进业务流程标准化。卓越绩效评估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图书馆标准体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包括：正确的发展方向和组织文化，顾客驱动，强调组织和个人的学习，重视员工和合作伙伴，快速反应和适度灵活，关注未来，促进创新，基于事实展开管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公民义务，关注结果和创造价值等。

3.3国际图书馆界质量管理项目的主要理念

图书馆质量管理项目着眼点在于对图书馆的服务行为和服务效益进行评估，这些项目所体现的理念对于构建图书馆服务标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LIBECON。LIBECON即国际图书馆管理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Library Economics Research Study）。这一项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法国国际公共财经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欧盟委员会、国际图联（IFLA）等机构发起的。其主要目标是建成一个定标比超的工具，通过为决策者提供数据信息支撑，促使全球化层面的图书馆行业政策的形成。贯穿于LIBECON的核心理念是基于对图书馆事业运行成本的分析，考察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价值。

（2）LibQUAL+。LibQUAL+系统是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学会（ARL）为美国及国际图书馆界提供的统计及评估图书馆服务质量的一整套在线服务。其核心理念是基于读者角度而展开图书馆的业务活动。具体而言，这一系统通过征求、跟踪、了解读者对图书馆质量的意见，进而将这些意见转化为开展业务活动的具体依据。

（3）SCONUL。SCONUL（Society of CoHege，Na 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由英国和爱尔兰的大学图书馆共同组成。这一平台主要提供图书馆绩效测评数据、工具及测量技术。其核心理念是基于对电子资源的全面评估，有效支撑学术研究，实现大学图书馆的职业价值。

（4）LISU。LISU（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 Unit）是一个重要的图书馆服务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为英联邦相关国家提供相关统计信息。LISU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基于绩效评估，形成独立的“第三方”建议，以便为图书馆职业针对文化和学术研究开展活动提供管理支撑。

（5）COUNTERoCOUNTER（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 Electronics Resources）即网络电子资源在线利用统计项目。这一项目由一家注册于英国的公司――COUNTER Online Metric负责运营管理。其基本理念是通过设立标准，促进采用统一的、可靠的和兼容的方法来记录和报告在线利用统计，从而为图书馆员、出版商和中间服务商服务。

3.4IFLA相关标准的理念与启示

IFLA（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 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作为当前最大的图书馆行业性国际组织，在图书馆标准体系的构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迄今为止，IFLA及其各分支机构已出台了大量标准规范文本，得到了世界各国图书馆界的普遍应用。2012年，IFLA成立了标准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Standards），作为6个战略计划中的1个，全面协调IFLA内部和外部的标准化工作，同时也支持各个专业部，尤其是专业组的标准化工作，标志着IFLA图书馆标准化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些标准涉及技术、服务、流程等多个方面。如，1996年，IFLA学术和研究图书馆专业组颁布《学术图书馆绩效评估国际指南》（Measuring Quality：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o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该指标体系重心在以用户为导向的指标上，包括：有效性、文献传递、馆藏利用、采访速度、图书加工处理速度、馆际互借速度以及用户满意度等。该指南所体现的基本理念包括：图书馆职业活动质量评估应该具有可比性，优质的图书馆业务活动就是要用最合理的工作成本获得可靠的业绩。

4.我国图书馆标准体系建设的基础

4.1社会基础

21世纪以来，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地变迁。在信息资源日益上升为重要战略资源的背景下，作为专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公共图书馆需要比其他行业更迅捷地适应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环境。无论从硬件环境还是软件条件看，信息资源赖以传播的网络都是一个高度标准化、规范化的体系。作为信息资源的存贮者和提供者，图书馆无疑需要自觉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以便能接入整个社会的信息交流系统之中。

4.2政策基础

自2012年起，我国政府实施的“三馆”免费开放政策已经使数以亿计的民众受益。然而，图书馆职业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作为政府支撑的公益性文化服务部门，公共图书馆只有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效益与价值，方能得到社会源源不断的支持。从长远来看，公共资源必将（也只能）向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部门集中。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的一个目的，是把图书馆置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整体环境之中，以便实现图书馆与其他机构之间效益的实质性比较。只有通过这种跨部门的比较，图书馆才能向全社会证明自身的效益，而只有充分地证明了自身的效益，图书馆才能得到持久而强劲的支持。

4.3职业基础

知识组织整理方法是图书馆学最富有生命力和动态性的领域之一。从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分类体系已历经一个多世纪而不衰，并在数字化的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图书馆学家Richmond曾乐观地预言，“在已有的分类法、参照系统、索引、叙词表等技术之外，我们完全有可能增添处理更难问题的更复杂的方法”。不难看出。知识整序是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业务，而这一业务正是基于一整套标准化、规范化的体系而展开的。

4.4方法论基础

著名标准化专家李春田把标准化的方法论基础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目标导向。即标准化是先有目标并且以目标为先导，引领标准化全过程。目标导向是标准化方法论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图书馆标准体系构建中，所涉及的环节、部门都分别承担着为确保总目标实现的分目标，从而形成图书馆业务活动的高度组织性和整体效能；二是系统分析。在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决策和执行的反复交替。诸如分析服务对象、确定总目标、明确相关要素、分析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整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目标分解、对标准规范体系的评审、直到标准规范体系的验收；三是整体协调。标准规范体系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整体，要仔细分析和确定它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性质和作用。这就要求图书馆业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放到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调整，都必须符合系统整体的要求。所谓整体协调，简单地说，就是为实现最佳整体目标而优化业务流程，根据总目标的要求同时相互协调。整体协调是构建图书馆标准体系过程中最难的工作，同时也是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工作。可以说整体协调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图书馆规范标准体系之所以能获得最佳整体效益的内在根据。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不足；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73-02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一直侧重于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缩小与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差距，但对人才培养评价的关注比较少。因此，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制度还有很多不足，而且这些不足将随着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表现得更加突出。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制度存在不足的基础上，就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健康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存在的不足

（一）人才培养评标准的缺失

我国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主要依据普通国民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标准进行，在人才培养评价上，强调基础教育共性，而忽视民族基础教育的特殊性。民族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当然要遵循基础教育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但是民族基础教育也有其特殊发展规律。民族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到自身所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因素影响，学习起点普遍较低、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同时由于语言、教材、师资的差异，又导致民族学生的学习过程相对比较艰难，在教育起点和教育过程都不同的基础上，用相同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少数民族学生和普通国民基础教育学生的学习效果，显然对少数民族学生有失公允。目前，我国各级民族基础教育管理部门，还没有为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按普通国民基础教育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所得出的评价结果，会极大地损伤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非常不利。

（二）人才培养评价价值取向的偏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我国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做了明确规定，既“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而，在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中，我们的评价必须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情操、丰富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知识、增强其实践和动手能力为目标。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健体、学会审美打下扎实基础，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1]但现在很多民族基础教育单位却本末倒置，将提高升学质量作为学校的首要职能，与之相对应，考试成绩成为衡量少数民族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这种人才培养评价的价值取向，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已经背离了我国教育人才培养的终极目标，其后果会导致应试教育的蔓延，这种情况已经延伸到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

（三）人才培养评价中民族性的缺失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区别于普通国民基础教育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教育对象、以包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教育内容、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教学媒介，培养受教育者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统一的教育。在民族基础教育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受教育者在语言、文化、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在教育内容上，在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传授国家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的同时，体现和侧重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学语言（媒介），实行双语教学。在我国目前的民族基础教育中，无论是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还是人才培养过程中制度、内容的选择，都尊重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特点，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但是在最后进行人才培养评价时却忽略了民族基础教育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基础人才培养评价，首先是由某一行政区域的教育管理部门指定统一的评价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对辖区内所有的学生（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和非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评价。这种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忽视了不同学校之间、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评价结果不仅不能反映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果，反而会掩盖民族学生的特长发挥，这种评价制度不利于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

（四）人才培养评价理论研究的不足

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问题，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教育评价在欧美发达国家都很受重视，我国在近些年也对教育评价制度做了很多改革，但是相关理论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针对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的研究非常少，缺乏专业的研究机构。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原有的民族教育理论知识很难解释民族基础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理论不足成为阻碍民族基础教育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民族基础教育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

二、对进一步完善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制度的思考

针对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存在的不足，结合民族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实际，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工作入手，来完善民族基础教育人才培养评价制度，从而促进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5篇

论文摘要：传统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分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四类，但它们偏重理论且与机械基础注重实践以及高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初衷不符。就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作为高职机械类专业重要科目的机械基础，以往的课程是分为四门来学习的。即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这四门课程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过强，且涉及面广，需要的学时多，其特点是偏重学术，却对实际应用方面指导不够，不能满足高职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新课程标准。

一、新课程标准与传统教学标准的区别

1　学习方式上的区别

新课程标准与传统教学标准相比，在教学方式上倡导自主、探究、合作，它强调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像搜集和处理信息、获得新知、分析解决问题、交流合作的能力等。而这些都是传统教学标准所欠缺的，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课改的要求。

2　教学手段上的区别

传统课程标准以课堂教学为基础，老师往往采取的是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手段。新课程标准的教学则强调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了解知识的形成过程并掌握其规律。

3　主观能动性的区别

新课程标准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探究式学习，要做到探究式学习，就要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这样才能把学生的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而传统课程标准以老师为中心，学生的学习是在老师的要求下被动接受的，因此就不可能记得牢，经常是到了下课，学的东西又还给了老师。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教学

1　传统课程标准的弊病催生新课程标准下的机械基础教学

由于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耗时多，且学术性、理论性、抽象性过强，不适合高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此课程改革势在必行。新的课程标准实施后，机械基础成为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汽车运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等机电类专业的必修课，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2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与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比较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只针对有所关联的专业进行开设，且在课程的设置上坚持改革、发展和创新，强调的是基础过程的课程体系建设，强调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突出的是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先进性。并以操作性为重点。而传统课程下的机械基础的受众不明确，老师也多照本宣科，学生也缺乏实践的机会，使得本来很实用的学科变成了纸上谈兵。

三、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的切入点

1　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以前，机械基础的课程设计之所以强调理论教学，是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学得好是一张卷子，学得不好也是一张卷子。学生学习机械基础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学习质量可想而知。新课程让机械基础这个实践性强且实用性佳的学科回归了本位，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强调的是学生的参与，特别是动手能力的培养，继而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也得到了巩固。

2　摆脱对书本的依赖，以实践教学为主

之前的机械基础内容难、繁、偏、1日，老师教起来费神，学生听起来头疼。这还不说，由于师生都以书本为唯一的获知来源，使得书上的一些理论缺乏现实参考，有的学生，老师已讲得声嘶力竭，他还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注重扮演角色性质的变化

如果把机械基础比作是一部电影剧本，里面有很多台词，以往是老师作为演员，按剧本里的台词把要说的话给念白出来，学生只要当观众，进行附和就行了。但是新课程则要求将老师和学生的角色换过来，变为学生当演员，让老师来当观众，同时还要对学生的演技进行评判。特别是在实验课或是校外实践时，更是要以学生为主角，以他们真正掌握所学知识为标准。

四、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学时设置及目的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不妨将以往涉及面广的理论知识进行模块化分类，分为基础知识、机械传动、机械零部件三大模块。对于基础部分以理论讲述为主，课时不宜过多。而其他部分则分为两种情况，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则课时均分；以实践为主的，适当增加实验课。这样一来，主题就得到了突出，老师实现了教学目的，学生达到了学习目的。

新课程下的机械基础教学强调的是轻理论、重实践，轻说教、重自学。因此，在教学方式和手段上要适应课改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务实且要学会运用现代教学技术，将多媒体教学等形式引入课堂，并在实践教学中逐步形成教学体系，这样才能使得机械基础教学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6篇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he importance of double evaluation system from persectives of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based on occupational specialty,and made a number of practical evaluation criterias which can be able to reflect th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employer’s actual demands.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多元化;双评价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teaching quality;evaluation criteria;diversification;double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7-0199-02

0引言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这是高职教育理念的重大变革,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工学结合是一种将学习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模式,它以职业为导向,充分利用校内外不同的教育环境和资源,把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学校教育和直接获取实际经验的校外工作有机结合,贯穿于学生的培养过程之中。

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院校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不能再单纯地把学校的单一评价作为学生综合能力考核的标准,而应该把企业和学校的综合评价作为考量学生的指标体系,这就要求要建立和完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对学生质量的“双评价”机制。“双评价”机制的评价标准包括评价内容、指标体系以及运行办法等等。

1建立双评价机制的依据

1.1 关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思考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对正常儿童的基恩那个开况与脑残病人的技能丧失情况做深入的研究,同时对超常儿童,学者,患孤独症儿童,学习障碍儿童等特殊人群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人类的七种智力,分别包括: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数学逻辑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而由医学界专家进行研究表明,人类的每一种智力都是由大脑的一个部分决定的,例如在大脑右侧的某个位置,主要控制着人类的音乐天赋,影响着人对音乐创作及欣赏的水平。人的智力是由很多功能组成的,各个功能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人类自身的智力是由以上七种智力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具备以上的几个智力,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水平并不相同。有些人在某一个智力上比常人更丰富,他们如果能够充分的发挥出这种智力,就会做出比常人显著的成绩;而有些人在其他的智力上有突出的天赋,经过自己的努力,也会取得成功。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让我们知道:(1)人的智力是由功能不同,但是相对独立的智力组成的;(2)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多重的智力,只是个体与个体间的智力水平不等,(3)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智力水平,发挥个人的特长,都能取得成功。

多元智能理论的建立,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职业教育应当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智能状况选择相适应的评价形式,也就是多元的评价体系,即在多元智能理论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实践做出客观的评价,实施以学生个体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使教育在每个人身上得到成功,取得最佳效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1.2 关于职业特殊性的思考在关于学生评价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直都只重视着普通中学的学生评价,从没有重视过对职业学校的学生评价工作。职业学校的评价工作,大多都是在模仿普通学校的学生评价方式,不能根据职业学校的独特点去挖掘新的评价方法,导致目前职业学校的学生评价工作受到各方质疑,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欠缺。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使得职业学校没有自己的特色,不利于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发展。

目前,在职业学校的学生评价体系中,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有些学校把学生的评价工作成为象征性的形式,根本达不到预期目的。职业学校的学生基础理论知识较为欠缺但实践动手能力较强,如果仍旧以理论学习效果作为评价依据而忽视学生实践教学效果,会造成职业学校只重视理论学习而轻实践的学风,会使职业学校的学生虽然考试分数高,但是实践能力低下,影响到以后的学生就业。一言以蔽之,现阶段缺乏一个有职业学校特色的、多元的、较为准确的学生评价体系。

2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7篇

关键词：框架研究；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基础标准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2.003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02-0008-03 

Exploration on Construction of TCM Information Basic Standard Framework XU Ji， SHI Yi， YUAN Min， ZHANG Yang， YANG Shu-jing， DENG Hong-yo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CM standardization work has been concerned and supported and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information standard system. The current standards do 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clinic and research.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e lack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information basic standards. This article did relevant exploration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information basic standard framework. 

Key words： framework study； TCM information； standardization； basic standards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近年来，这项工作更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标准化工作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中医药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和个体化诊疗，这就需要不断完善中医标准化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许多中医药标准，但在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有标准不能很好解决临床和科研的实际运用问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4692103400） 

通讯作者：邓宏勇，E-mail：dephew@126.com 

题，如已建立的中医药标准之间同一概念存在不同表达方式[1]，造成标准难以统一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因缺少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建设所致的。对此，笔者首先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然后尝试进行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框架建设，并提出构建思路和设计方法。 

1 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内容 

基础标准是具有广泛适用范围或包括一个特定领域的通用条款的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础并普遍通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医学信息标准指在医学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的规则、概念、名词、术语、代码和技术。中医基础标准是指在中医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广泛通用的标准，如对中医药术语、符号、代码、编码、计量单位、信息传递等所做的统一规定[2]。参考中医基础标准与中医药信息标准的定义，我们确定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研究范围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是中医药信息标准化过程中广泛通用的标准，是在中医药事物处理过程中，对其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交换和利用时所采用的统一规则，包括概念、名词、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等，这些内容均属于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研究范畴。 

2 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三维框架设计 

2.1 构建思路 

目前的标准体系框架常用二维结构进行描述，但二维结构只能描述2个维度要素之间的联系，框架存储容量受限。魏尔曼最早提出了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他将标准三维结构分为标准层次、专业序列、行业门类三维，分别对应X、Y、Z轴。3个属性维（X、Y、Z轴）相对独立，三者相互结合构成的空间立体区域就是标准体系的内容范围。在魏尔曼三维结构中，每一维都可继续增加小门类，使整个框架结构空间得到扩展，以达到增加标准存储容量的目的，这也充分体现了标准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该方法近年来在中医药标准研究领域中也有应用[3-4]。 

2.2 框架设计 

目前，标准分类方法有层级分类法、对象分类法、性质分类法等，按性质分类法，可将标准划分为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4大类[5]。本研究主要对中医信息基础标准进行研究，属基础标准研究领域，根据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的定义，确定其研究内容，也就是框架所包含的范围。 

构建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难点在于，要保证顶层框架模型完备但又不会过于笼统，使各标准都能在框架中找到一席之地，既不缺失，又不交叉重复，真正达到充分指导实践工作的目的。通过对国家有关部门关于标准体系构建的最新进展和要求进行全面、深入、系统地学习和整理，结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和要求》（GB/T 13016-2009）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的学习和梳理，笔者在完整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可扩充性的原则指导下，按照科学的方法对中医药信息进行归类，并借鉴魏尔曼的三维结构模型的思想，应用标准化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描述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架（见图1），以保证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顶层框架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扩充性。在本研究中，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的三维框架由业务领域（对象）、信息化要素（内容）及层级（级别）3个维度构成。并且根据每一维结构的特性及收录范畴，又增加了相应的小门类，以扩展标准的存储容量，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的发展准备了广阔的空间。 

在本框架中，业务领域主要指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业务主题领域范围，也是信息处理的一般流程领域，包括信息采集、处理、存储、交换、共享、服务及应用等内容。 

信息化要素是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计量单位、图标、标准通则等，这些内容在整个信息标准体系中起着支撑作用，是一些基本的要素。 

层级是指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中标准层次分类，由低到高依次分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2.3 框架验证 

为了验证中医药信息基础体系框架是否合理，笔者在业务领域选择“信息采集”，信息化要素选择“术语”，层级中选择“国家标准”，以此为例，可得到交集，见图2。 

由图2可见，将X轴选定为“国家标准”、Y轴选定为“术语”、Z轴选定为“信息采集”，三者交点是国家标准GB/T 20348-2006《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属于“术语”范畴，也是国家标准，并且在中医药信息采集时需要用到，所以，笔者将交点选定为“中医基础理论术语”。当X、Y、Z轴分别为“国家标准”“术语”“信息采集”时，交点亦可是GB/T 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GB/T 16751.2-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GB/T 16751.3-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所以，在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中，X、Y、Z轴发生交集时，框架中对应的交点，也就是具体的标准，并非唯一的，但一个标准在框架中只有唯一的位置。 

将信息采集域转化为二维框架，当两维内容相交，则派生出一系列具体标准，将目前中医药信息标准领域中相关标准及医学信息相关标准或一些标准化通则进行对应，见表1。

如表1所示，在信息采集域中，信息化要素维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行，包括元数据、术语、分类与代码、图标、标准化通则等。标准层级构成了框架分类矩阵的列，包括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等。当信息化要素与标准层级相交时，所对应的标准就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医药基础标准发展很不均衡。通过对已经颁布的中医药基础标准进行统计，结果名词术语类有6项，分类与代码类3项，图标类1项。中医药通则类标准、计量单位部分处于空白状态。这说明制定相关中医药信息基础通则标准是当务之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014年首次了2项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和《中医药文献元数据》[6]，但因这2项标准尚未实施，故未在此次框架内体现。 

3 小结 

以上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三维框架，尝试从业务领域、信息化要素、层级3个维度进行构建，并且每一维结构都可延伸，这为未来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体系发展储备了充足的空间。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动态发展的工作，需要国家、行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合理分工、通力协作。它不仅随着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的需求不断扩展，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何前锋，尹爱宁，刘静，等.中医药同异名现象与标准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8，15（S1）：150-151.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8篇

一、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环境

档案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一部分,档案信息化处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中,必然会与作为其环境因素的社会信息化其他部分相交互,同样,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也是处在社会信息化标准的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其他领域标准化的影响,如图1所示。

之所以存在图1所示关系,主要是因为档案信息化是档案管理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而档案管理不仅存在于综合性档案馆内,还存于各行各业内。由于不同行业对档案管理的要求不尽相同,档案管理信息化的行业特色部分也就成为行业信息化的一部分。

二、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三维框架模型

根据印度魏尔曼最早提出的标准体系表三维结构思想,结合上述档案信息化特点,并广泛参照国内其他领域现有标准体系框架研究成果,提出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模型:

对上述框架模型的具体解释如下:

1、信息技术维

信息技术涉及范围很广,从数据编码到文件格式,从数据库到应用系统,从网络设施到操作系统,十分庞杂。因此,在信息技术维,不能对信息技术进行简单罗列,而应着眼其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分成简明的几个层次。《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档案信息化建设分为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档案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六个方面,其中档案信息资源建设、档案管理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四个方面与信息技术和标准应用联系密切。由此,根据与档案资源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可以把信息技术由内向外,分为信息资源、软件应用系统、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

2、档案管理维

档案管理维的细分,就是要根据一定标准,将档案管理分成若干方面。与图书馆领域相比,档案资源的凭证作用,在于档案管理机构的可信性,而归根结底,在于档案管理流程的可信性,因此,档案管理的流程与环节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另外,由于档案管理流程也是基于对文件运动规律(文件连续体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等)的认识,而我国现有档案管理流程是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相一致的,故对档案管理的细分,无论是基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业务流程,还是基于文件生命周期,从本质上说都是一致的。故在档案管理维,总体上适合按档案管理流程进行细分。

显然,这里所指的档案管理是指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而非传统的档案管理。基于全程控制的思想,信息化环境下的档案管理不是始自档案交接,而是必须延伸到档案前身——文件的生成。我国传统档案管理的业务流程包括著录、分类(标引)、保管、检索利用、归档、鉴定销毁等环节,其业务起点是档案接收,这显然已不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要求。而我国《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中,则基于全程管理的思想,将整体业务流程分为收集和积累(收集积累、登记)、归档(鉴定、检测、归档)、整理(整理、著录)、移交接收保管(移交接收、保管、利用、鉴定销毁、统计)等部分。另外,文件管理国际标准iso15489中所列的文件管理全过程包括确定文件系统需捕获的文件、确定文件保存时间、捕获、登记、分类(数字及编码配置、词汇控制)、存储和保管、利用、跟踪、实施处置、记录文件管理过程等部分,其与我国档案管理业务活动的关联关系如表1所示。

由于iso15489文件管理标准形成于21世纪初,其中已较为充分地考虑了电子文件管理的要求,故其完全适用于信息化环境下的文件管理。基于此标准所规定的管理流程,结合我国的档案管理实际情况,从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的角度出发,可将档案管理维细分为管理规划与前端控制、归档、整理、存储和保管、利用、处置、过程记录与统计分析。

3、层次领域维

任何领域的标准都有层次之分,档案领域也不例外。信息化环境下,档案标准与其他领域标准存在更多的互操作,领域差异造成的档案管理差异要求在关注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建设的同时,也要更加关注专业标准。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由内向外,构成层次领域维。

在层次领域维,基础标准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的整体相结合,构成基础标准面,基础标准面作为一个整体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通用标准面和所有的专业标准面。类似基础标准,通用标准也作为层次领域维的一个元素,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构成一个面,不过,在该面上的具体标准可由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上的具体元素来确定。通用标准面沿层次领域维向外辐射,作用于所有专业标准面。专业标准在层次领域维上体现为若干呈并列关系的点,每一个点又与信息技术维和档案管理维确立一个专业标准面,若干平行面共同构成档案信息化专业标准的集合。

4、在上述框架模型中,档案信息化标准的范围是由三维确定的立体空间。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三维模型只是用来协助描述档案信息化标准内容范围,并不是直接用来确定档案信息化所应制定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能认为,三维中各取一点所确立的立体空间的一个具体点就必须对应一个具体标准。实际上,欲制定的具体标准在三维空间中对应的可以是一个点,也可能是一条线段,甚至一个平面区域。另外,实际中不同具体标准在空间上还可能会有交叉,但这种交叉并非模型的致命缺陷,恰恰相反,若交叉不可避免,那么,当交叉情况通过模型得以清晰反映后,就可以尽量保持交叉部分的一致,从而保持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5、三维框架模型中,尽管各维度都有逻辑方向,但逻辑方向并不一定代表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三维中,信息技术维的方向体现了信息技术与档案管理内容结合的紧密程度,信息资源在最内层,表明信息资源相关的信息技术,如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编码、格式、元数据等,与档案管理的核心结合最紧密,在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中的地位也最重要。而位于外层的网络、操作系统等相关的基础设施则距离档案管理的核心最远,与档案管理的结合最为松散,故其相关标准虽为档案信息化不可或缺,但就档案信息化标准建设而言,此方面主要是现有标准的采用,尤其是核心技术标准和基础标准方面。需要档案领域制定的只是少数近似管理标准的应用层次的标准,主要着眼于设施的适用够用。可见,信息技术维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标准在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优先级,但并不一定与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一致。在档案管理维,维度方向只是代表档案业务的一般流程,不代表档案管理业务的重要程度,更无从体现标准制定的时间顺序。在层次领域维,尽管按从基础到通用再到专业的先后顺序制定标准可以更好地保证标准的协调一致性,但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状况。现实中,由于基础标准、通用标准要有足够的概括性,需要在对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个性充分认识把握后加以概括,因此,并非所有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都能先于专业标准制定出来。例如,在我国,《cad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是专业标准,但其制定却明显早于通用标准《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另外,《电子文件名词术语》作为一项基础标准,2002年才立项,至今尚未完成。

三、三维框架模型向二维框架的转化

如上所述,三维框架模型只是标准体系的内容描述框架,不能直接用于具体标准制定,能直接用于制定具体标准的是标准体系表。标准体系表是二维层次结构,最低层为具体标准名称。因此,有必要将三维模型转化为二维框架,以便进一步制定标准体系表。总体上以上述三维框架模型的信息技术维为主维,并加以补充修正,可以得到以下档案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上图所示体系框架主要组成部分的含义如下表所示:

参考文献:

1、薛四新等:《档案信息化应用系统建设》,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沈同、邢造宇:《标准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2005。

3、安小米等:《基于iso15489的文件档案管理核心标准及相关规范》,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4、郦晶:《农村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及管理平台研究》,农业信息研究所,2007。

5、周晓莉:《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框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同济大学,2006。

6、杨安莲:《关于数字档案馆标准体系的思考》,《档案学通讯》,2006年第6期。

7、张晓林、肖珑等:《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的建设框架》,《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4期。

8、钟国文、陈艳红:《论我国电子政务标准化体系模型的构建》,《中国管理信息化》,2005年第9期。

标准化基础论文第9篇

本次专题研讨会的论文和专家报告表明，我国在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检测和监控的研究及实践方面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看待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及检测或监控的不同视角

基础教育的质量、质量标准、质量评价、质量检测或监控等，是与会者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大家从多种视角看待上述问题。特邀报告多为宏观视角。专题研讨会论文的视角可分为理论的、区域的和学校的三个层面。

基础教育质量包含的内容过多。办学质量、师资质量、课程质量、教学质量、人的全面发展质量等，都是基础教育质量必须包含的内容。观察基础教育质量的立场和角度也太多。宏观、中观、微观，理论、实践，历史、现实、未来，政府、社会、学校、家长，不同视角的观察，获得的结果和结论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基础教育质量、质量标准的看法存在很多差异。

特别需要澄清的是，监控意义上的基础教育质量，指的是教育的质，而不是教育的量。质的意义上的教育质量，对应着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明确的标准（课标），与课程标准相对应的评价（监测或监控）只能用达标与否来表示。也就是说，质的意义上的教育质量，只有一个质的标准，判断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完成了这个任务、达到了这个标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国家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就是质的标准；建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或监控机制，就是通过恰当的、适用的评价形式，保障全国基础教育都能够完成教育任务、达到教育标准。

量的意义上的教育质量对应的是教育结果（有时还延伸到教育过程）的优劣程度。通过恰当的、适用的评价方法，对教育优劣程度作出判断，将不同地区、学校及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水平区分出来，能够给学校或教师的工作质量的高低或优劣进行排名。所谓“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指的就是这种量的意义上的教育质量。

将质和量加以区分，有助于梳理对质量监控的认识，也便于质量监控工作的操作，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对社会和大众的宣传。质，是达到目标，并且是百分之百达到。量，是“更高”、“更好”、“更多”、“卓越”、“优质”。政府、学校和教师的法定任务是完成质的目标，学校和教师在完成质的目标的基础上，可以努力达到更高的质量，但那不是当前质量监控的重点。质量监控，首先是质的评价和保障，其次才是量的追求。

基于不同的目的，质量监控应采用不同的评价形式；使用评价方法不同，获得的评价结果就不一样。测查教育质量的高低、好坏、优劣程度，适用于相对评价方法。相对评价方法的基础是群体均数、常模之类的客观标准。监测或监控基础教育质量是否达标，适用于绝对评价方法。绝对评价的基础是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比之“常模”，这种标准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基础教育质量标准是以课程目标为核心而确立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必须达到的教育和学习目标。通过绝对评价，可以准确而高效地监测或监控质量目标的完成情况。至于在实现标准之后，如何追求更高的、卓越的、优质的教育质量，就不是教育质量标准所关注的问题，因此也就不是教育质量监测或监控所应考虑的问题了。倘若在讨论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问题时，不能在理论上和思维方式上剔除“更高”、“卓越”、“优质”这些旨在反映目标标准之上的量的提升情况的修饰词，就容易在质和量的问题上出现摇摆，就容易说不清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任务究竟是为了改进工作，还是为了给地区和学校乃至教师和学生进行排名。

研讨和论文中还涉及两个基础性概念，一个是监测，一个是监控。厘清这两个概念也有助于推进对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研究和实践。这两个概念涉及测、监、控三个字，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测，是方法和技术，是手段，表现为测量工具的开发和应用；监，是实时掌握和了解质量状态，是对质量的充分把握、切实把握，表现为一种常态化的运作机制建设；控，是控制教育质量和保障教育质量，表现为一种使基础教育尽快达到国家标准的保障制度建设。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是以质量标准为基点，测查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目标。当然为了保证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需要监测的还有学校的管理及其他教育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一种质量控制的机制，以保证基础教育能够完成教育标准。在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中，督导或督学制度是实现监控的主要途径之一。测在前，控在后，测是技术的表达，控是制度的表达。监控比之监测，多出来的正是对质量保障制度的诉求。

二、从量的评价转向质的评价，从相对评价转向绝对评价

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是开展基础教育质量检测或监控的逻辑前提。依据质量标准而实施的评价属于绝对评价。我们要开展质量监控，首先需要实现评价观的转变。近年来，社会普遍信服客观标准，相对评价属于比较偏重于客观标准的评价（常模），绝对评价则偏于主观，但是质量监控需要的恰恰是要制订一个适合当前工作状态的主观标准（人为制订）。

从宏观角度看，在国家和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层面，需要有意识地排除通过评价给地区和学校排序、评比的做法。宏观层面所谓转变评价观念，就是要强调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是质而不是量，是教育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小学语文课程为例，课程标准对识字数量是从学生认识的字数和会写的字数两方面来要求的，学生认识的字数在第一学段增幅为1600字～1800字，会写的字数在第一学段为800字～1000字。这两个数字构成了教育质量的监控标准。但是有些地区和学校，把标准中的“一会”提高为“两会”（不仅会认，还要会写1600字～1800字，超标一倍），“两会”再提高为“四会”（会认、会写、会读、会用），对于这些做法，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给予“达标”，似乎不足以说明其质量的“高超”程度，给予“良好”和“优秀”，则又非质量监控的本意，也不是课程标准的本意，甚至还可以说是对课程标准的某种僭越和批判——要求二年级的教师和学生完成四年级的任务——课业负担就是这么被加重的！

对于学生及其家长而言，认字越多越好，这是量的评价，是相对评价的任务；对于学校、教师及政府而言，完成课程标准就好，这是质的评价，是绝对评价的任务。识字教学这个例子说明，可以“不断提高”的，只有量，没有质。

当然，一般来说，宏观和微观视角中的教育质量监控的实际含义多少有所不同。

宏观、中观的视角，重在监控底线，须用绝对评价方法。微观的视角中，重在考查程度，既可用绝对评价方法，也可用相对评价方法。假如以15秒为学生百米跑的速度标准，代表体育教学目标，那么我们可用绝对评价方法予以监控。凡15秒以上者为达到目标、完成任务、质量合格。但对于14秒、13秒、12秒、11秒的学生是否就意味着质量很高？要不要更高？在宏观和中观视角中即绝对评价中，后面的问题都不成立！只有在微观视角中，才可以说，跑11秒和15秒之间意味着什么差异。美术、音乐等艺术和技能性课程都如此，知识性课程、道德性课程同样如此。比如：学生做志愿服务或社会实践的时间，20课时为达标、合格。可以倡导或鼓励个别学生争取30、40个课时，并予以表扬，但不能作为质量标准。换言之，质的评价，是针对15秒、20课时的达标性评价。它不太关注14秒、13秒，30课时、40课时的问题，相反，它非常关注16秒和19课时所反映出的教育教学工作问题。

及存在的问题。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达标”性质和“保障”目的，决定了绝对评价是比相对评价更加适宜的评价方法。

从微观角度看，由于绝对评价依据的是教学目标，是一种质的评价，因此它有助于我们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其结果对于改进工作具有重要价值。而相对评价依据的是群体均数，是一种量的评价，它有助于发现个人差异，其结果具有很客观的评比、排名作用。所谓转变评价观念，就是依据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微观层面的学校和教师，都应该将适应于“完成既定教学任务，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进”的评价方法作为主要方法，而压缩和减少使用相对评价方法。

无论宏观角度的监控还是微观角度的监控，都应遵循把握教育质量的“质”这个逻辑原则。《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所预示的对应的评价性质是质的评价，对应的评价技术是绝对评价。如果说我们曾经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一度比较重视应用相对评价的技术和方法，如比较重视课程及教学目标的生成性，重视研制各种常模，以便于评价每个孩子（与群体均数相比）的发展情况，那么，国家层面所要监控的必定是教育教学目标的达成程度。相对评价一般使用等级分数，自然能够评出名次；绝对评价一般使用达标线，只能分出是否达标，而不能细分名次。

当前，基础教育质量评价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重量轻质，并把量当成质，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当我们把一个本来有目标、有标准的事物由于美好的愿望而有意抹杀其质的标准，使之变为一个具有无限弹性的事物时，“不断提高”这四个字，就从愿望性的口号变成了现实政策。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观念下，是无法确立和制订质量标准的。没有标准，便无法确定恰当的、适用的评价方法；没有明确的评价方法，便没有切实的监控。“不断提高”只是此类愿望性口号的代表，实践中还可以看到花样翻新、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不断创新的概念说法（优质的、卓越的、高标准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生等）。这些说法的目的并不在保障教育质量方面，而仅在于如何“不断”提升名次，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在几篇介绍香港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转向的趋势：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评价从重视输入、过程，向重视结果方面转化，从重视量向重视质方面转化，从重视“虚”向重视“实”方面转化，从权力控制向评价监控方面转化。

有论文鉴于目前流行的评价方法对教育质量的结果评价只有好坏、优劣、高低这样的表达方式，而提出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在实践中也是一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方式。但是，在好坏、优劣、高低之前，还存在一个“是否”、“有无”的问题，而“是否”和“有无”所针对的，恰恰是基础教育质量的标准所在，是质量的“质”所在。

时龙理事长在讲到质量标准框架时，提到了一系列相关工作，概括地说，主要包括：一制订标准，二研制相应的技术、方法和工具，三建立监测机制，四建立控制、保障机制。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完整架构。

香港教育质量检测和保障的基本机制包含三个圆圈，小圈指学校层面对于质量的监控，中圈指区域层面对于质量的监控，大圈指国际层面对于质量的监控。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这三个圈完全符合质量保障和质量管理的一般思维和实践逻辑，管理学上称之为PDCA质量圈（计划、实施、评价、改善）。香港的质量监控机制对我们研究、设计、实验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方案和计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础教育质量监控应该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这个系统所包括的四个基本环节（质量标准——评价技术——检测方案——保障制度）的相互关系应该是：质量标准是基础，是当前的工作重点，是评价或监测的指标构成。监测（评价）方法和工具是与质量标准相配套的技术手段，是教育评价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重点。监测方案是以与质量标准相关联的评价技术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教育质量监测机制，这套机制也可视为基础教

三、构建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育质量监测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家和各省市正处于尝试研制和试点建立阶段。第四是依据这套监测机制或监测方案而构建的质量控制和保障制度，这是通过对现有教育管理制度进行以保证质量为目标的整合而形成的新的基础教育管理体系。具备了质量控制和保障机制之后，质量标准才能真正得到全面落实。

目前来看，要建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有观念方面的、习惯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方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也有技术和操作方面的。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

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思想理论层面、政策制度层面和方法技术层面。

在思想理论层面，“优质”、“均衡”、“人民满意”等观念混淆在一起，不利于在“什么是”基础教育质量标准问题上取得价值共识。许多地区在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制订阶段目标时，都把“优质均衡”或“高质量、高水平均衡”作为一个阶段目标的标志，说明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上普遍存在认识上的混乱。优质与均衡分别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的多义性，导致基础教育政策的多标准性；政策的不稳定性，导致教育评价及质量监控工作的盲目性和模糊性。

在政策制度层面，监控体制的建设涉及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督导部门、教育研究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利的整合与合作。近年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做各种机制调整的尝试，各级督导部门也在积极开展质量监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个层面的问题是当前推进基础教育质量监控工作的关键。其深层，关乎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澄清；其表层，影响着评价技术操作方面的研究和推进。

在方法技术层面，制订基础教育质量标准，所面临的首先是质量标准的研制问题，而不仅是测评工具、分析手段等问题。教育质量监控是以课程标准为基础的，即虽然课程标准是主观制订的，但我们必须假定它是合理、合法的（虽然有与会者提出课改后新课程标准存在种种问题）。课程标准可分为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知识、技能维度，二是思维、表现维度，三是态度、情感维度。知识、技能部分对应的标准是理解和掌握；思维、表现部分对应的标准是判断和表达，态度、情感部分最为复杂，课标对此的表述是态度、情感、价值观，在实际操作中，如北京的综合素质评价，还包括学习兴趣、自信心、意志力、积极性等。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可测标准怎样确定？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大家的难点问题，但并非不能解决。当我们首先确定质量标准是“准则参照”而不是“常模参照”，对应的方法是绝对评价而不是相对评价时，这个问题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比较清晰也比较容易操作。

质量监控，核心是保障教育活动完成既定目标。香港在质量标准的基本分类中，同样包含“学生表现”和“校风及学生支援”的范畴。该范畴的“范围”表述（学生支援、学校伙伴，态度和行为、参与和成就）和“指标”表述（学生成长支援、学校气氛，家校合作、对外联系；情意发展和态度、群性发展，学业表现、学业以外表现），这两个层次的表述方式，形成了一种“准则参照”体系，并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是否”、“有无”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即使是对于态度、情感、价值观这方面的教育目标，只要排除了量的无限要求，其质的部分，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致工作，加工成为可测的指标体系的。上海教科院基教所陆关于上海地区参加2009年PISA测试情况的报告，也向我们展示了PISA怎样成功地测查了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内容。

四、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理论与实践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

作为基础教育质量监控的核心问题的评价体系及其方法，可能需要我们向着逻辑化、技术化和艺术化方向进一步深化研究。评价体系及其方法的逻辑化，指的是强化质量监控体系的科学化程度；技术化，指的是强化质量监控体系的实用化和便利化程度（如指数化、色标化、概念化等）；艺术化，指的是强化质量监控体系的平等、尊重、友好、善意、和蔼、亲切等美感友善的程度。艺术化主要在微观层面的应用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以便于学校和教师愿意自觉地、愉快地应用。

评价方法和技术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恰当与否。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取恰当的、适用的评价方法，是正确的做法。如相对评价对于发现学校或学生的发展问题而言，是好的评价方法。绝对评价对于监控既定教育质量目标的完成及工作改进情况而言，是好的评价方法。

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如果说质量标准的制订从理论上讲指的是“最低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诸如优质、卓越、高水平、拔尖创新、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又怎么理解、怎么对待、怎么处理？换言之，怎么不断鼓励学校办出特色，不断鼓励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不断鼓励学生提高学习成绩？这个纠结，根本原因在于，监控者（政府）确定的质量标准不是质的标准，而是量的标准；使用的评价方法，不是旨在达标、在发现问题以改进工作的绝对评价，而是旨在区分发展差异、旨在评比排名的相对评价。

其原因还在于，应该属于学校校长甚至教师的某些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被掌控在政府教育管理部门，质量监控与业绩考评与评比竞赛等混杂在一起。这些，都有待于教育体制、制度和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教育质量监控工作一方面是一项有助于促进教育改革的工作，一方面它又需要通过教育改革的深化才能逐渐完善起来。

通过对现有教育管理制度进行以保证质量为目标的整合而形成的新的基础教育管理体系，其有效的运行，将全面促进基础教育质量在“量”的方面的不断提升。优质、卓越、拔尖创新、高水平、高层次等概念，只有在这个质量监控体系的基础上，才具有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