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1篇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8-1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7-37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284；603；2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5]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71；25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373；379-380；63；364；79.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整合

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到整合，-是一个内在必然的过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是对科学主义霸权的一种回应。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来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两个理念形成的初期，彼此都注重人的主体性，承认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和力量源泉，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逐渐彰显出来。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缩减等等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文主义哲学的消弭，致使人文精神滑坡，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人类社会在精神层面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两者冲突产生的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大哲学思潮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整合的前提

2.1“人工自然’的本体论前提

“人工自然”泛指人类所能感知和变革的自然界，包括人类所能认识的自然以及人类所能变革的自然。对自然界的研究不仅要使用科学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而且调节文化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必须采取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

2.2实践前提

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整体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科学是社会化的科学，它所创造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事物，逐步成为人类时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技术可能性。文化的统一需要各种传统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2.3价值性前提

价值是人的需要与对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基础存在于对象中，它的尺度存在于人的需要中。“人工自然”的价值是人的需求与人工物的性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需求是价值的尺度，人工物的性能是价值的载体，当用价值尺度去量度价值载体时，就形成了关于“人工自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所以，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对同一载体所作出的价值评价也将随之变化。

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如何整合

3.1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

科学思维是人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实质性要素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不仅是人文主义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科学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果单单依靠实用理性思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产生出缺乏科学性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必须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理l!生思维方式，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起来，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和因果关系来看待人的思维活动，应该给事物主体留下空间，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

3.2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统一

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来，现代社会一直继承了这种分工，由于两种理念的本质不一样，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使命，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制最终造成了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极端状态。由于科学技术的霸权，人们单纯地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知识的丰富内涵出现缺失和偏执。社会的进步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两者的支撑才能健康和平衡。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构建合理的科学知识结构，从而有利于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因此说，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3.3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及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工业社会开始，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发展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已充分的意识到生态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双方是一把双刃剑。人必须成为科技发展的主人，科学技术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和社会为代价，要以人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作为根本理念，社会发展有赖于人文观念的引导和推动。

3.4构建新型伦理规范

人文观念目的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在于充实和净化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准，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共享全球知识和技术资源，人类个体必须克服传统的狭隘保守自私的理念，要与大家共同创新合作和进步。在新型的市场观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不能单以经济行为为主，还需要注重人文行为，因为科技革命必然会给一个国家的性质、政治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社会的运转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通过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规律产生作用，而且还需要人文理念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规范，否则这个社会不仅缺乏道德，而且也是无科技无效率的。

参考文献：

[1]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郑玉君，徐天铁，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前提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0(09).

[3]李侠，试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断裂与整合[J]齐鲁学刊，2004(05).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

Abstract:WiththeenteringofChina’swell-offsocietyofaccesstoChina’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lsofacinganewdevelopmentofthecorrespondingruralareasandfarmersisalsotoaddresstheissueputontheagenda,theCPCCentralCommitteeputforwardthebuildingofnewsocialistruralareasofthehistorictaskThisisnotonlyaresponseto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butalsototheconceptofscientificdevelopmenttoguidetheuseofthepractice.

Keywords:thescientificconceptofdevelopment;the"fivebalances";newsocialistcountryside;the"threerural"

前言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它强调“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原则，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涵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人口、环境相协调。为了更好的实践发展观，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这“五个统筹”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目标，展示了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人民需要努力做好的近期目标。科学发观展观一经提出，就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全国各地均掀起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发展观代表了广人民群众的心声，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基本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魅力的真实再现，同时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农村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均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城市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一跃千里，然而相比之下农村则大大的落后，城乡差距日益突显，“三农”问题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农业怎么发展，农村怎么建设，农民怎么致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众所周知，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农村占据国家的大部分比例，农民是国家的主要人口，因此，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势必会动摇这个国家的发展基础，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牵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诚然，农民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但是农村的问题仍是层出不穷，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主要有：

首先，农村的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农村经济只限于初加工阶段，这造成农村许多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麦秸秆，只是有极少部分用作深加工，而且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设备只能运输到外地，大部分则是当作柴烧或者烂掉，如出一辙，玉米秸也是这种命运，即将到手的钱就这样被浪费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农林牧副渔明显失衡，另外，近些年来，良田被占、牧场沙化、滥砍滥伐的现象严重泛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不平衡的程度，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要致富切实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切实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度。

其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而言，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显落后，即使和我国的整个经济状况相比也是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贯强调科技兴农，尽管农民种田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但是，在便民种田方面仍有很大的欠缺。在一些落后的山区，公路、灌溉设施等配备设施依然没有解决。据调查，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的生活、居住、生产条件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再次，农村科教卫生大大落后于城市。在农村，对于子女教育费等一些高且又必须的消费，依然有不少的农民支付不起，导致许多孩子失学，辍学；对于农村的医疗保险仍然是个极大的缺口，因病致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最终必将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

最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府宏观调控更是不到位。集中表现在农民市场意识薄弱，传统计划意识依然占主流，同时互联网等先进媒介在农村得不到推广，信息交流比较差，加之地方政府宏观调控不及时，农民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现在看来，“三农”的滞后发展，影响了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影响了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最终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进入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根据这一要求，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做出的重大决策，同时也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民心工程，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做出的英明决策，是党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一项历史任务。

1．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是发展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新农村建设要求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彻底改变农村现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转变看待农村的传统观念。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是坚定的，农村面貌在不久必将焕然一新。从目标上来看，这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又包含了对农民收入、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这一目标既包含了农村村貌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高，还包含了农村的党政基层民主建设的改善与提高，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3．新农村建设顺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也包含在“五个统筹”的战略部署内，即统筹城乡发展。国家把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可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即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需要平衡发展，眼前农业明显落后，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大缺口；从纵向上看，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拉大，导致大量人才、资金涌向城市，农村因缺乏人才、科技和资金而愈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顺应时代的要求，也是党在正确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基础上提出的战略举措。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关乎国家发展前途的大事，决不仅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它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与我们紧密相关，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共同努力，需要军民合作、党群一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地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不论怎么样，我们期待再次出现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的创举，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从而也壮大国家经济实力。

综上所述,现阶段正是农村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原则为农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今后国家将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但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努力，农民要力争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很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建设。总之，农村经济的是否发展及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为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我们每个人付出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6）．

[2]宋黔晖，郁建兴．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邓小平理论研究．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读本．新华出版社．

[4]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提出了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自然发展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由蒙昧的原始社会经历野蛮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入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自身的发展史。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发展的最高命题。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作为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各种自然共同体或共同体的代表才能生存，缺乏任何独立性。第二个阶段，是在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的充分发展，把个人从对共同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不够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个人的独立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极为发达，一切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自觉、丰富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因此，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没有了人类历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强调人要自觉地认识、学习、掌握、服从、运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始终重视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要盲目自大，违背规律，自作聪明，做蠢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揭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的解放和发展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内容和价值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成果的享有者和发展的见证人，发展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关怀，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价值。

科学发展观坚持生产力标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超越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等同于GDP增长的传统发展理念，强调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克服了“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摆正了人与自然、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的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要求发展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利益，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不断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健康安全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要求发展是为了人，而且要求发展必须依靠人，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求通过发展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价值观高度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既见物，又见人；既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又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有血有肉的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二、科学发展观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确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把人从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从奴隶般的固定分工中解放出来，从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他们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的高度和谐并列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在给必然性开辟道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显然不能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现成答案。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作过有益的探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直到中国改革开放14年之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明确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要立足于时代和本国实际。目前，我国已经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和温饱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向更加全面的小康迈进，但是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在国际上，虽然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要求，丰富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新回答。

科学发展观首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基础上辩证地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关键不放松，同时也要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发展民主政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社会两大基本矛盾保持协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全面发展。

其次，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要讲效率，但这种效率不仅只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更应该是在全面考虑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基础上的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和支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最广大群众共享文明成果，共担发展成本，要逐步建立平等的权利保障机制、公正的司法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充分地实现社会公正。

再者，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要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志。

第四，从对“富裕”的物质财富层次理解出发，延伸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富裕”一词的内涵，说明在社会普遍贫困条件下追求物质“富裕”的合理性，同时表明在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满足人的文化需求的重要性。

最后，从整个社会发展状态的大视角揭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也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只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丰富、生态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下去，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美好目标。

总之，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生产发展是前提、社会公平是保障、共同富裕是目标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重视人的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政治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科学发展观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新探索

从1949年算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历史已经有58年，这58年可以分为两个29年。从1949年到1978年，党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环境中领导全国人民搞建设的；改革开放以来这29年，党是在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搞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指导。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现在承担的历史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重，执政环境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可以判断，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对党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能够把自身建设搞好，就能够为长期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清醒认识到党的执政环境的新变化，立足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水平。

第一，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

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特点，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区分了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一方面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科学发展观鼓励中等社会收入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当前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数量不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参与方式日益多样、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趋势，一方面积极培养其中的优秀分子自愿加入党组织，为党的组织补充新生力量，壮大党的队伍，在执政党制度内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他们合法成立或加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等，积极支持这些组织充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功能。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又使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阶层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安其位，进一步扩大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

意识形态是区别政党性质的一项重要标志，任何政党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全党的思想。同时，执政党还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政治理想。科学发展观倡导求真务实之风，“求”马克思主义之真，“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之实，是凝聚全党力量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以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殷切之情，以其“八荣八耻”的道德情怀，以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共产党员的范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和引导全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

第三，深化对发展内涵、发展目的、发展道路的认识，使发展更有可持续性、更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什么？发展为了什么？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对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用系统的思维，作出了明确回答。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发展的内容决不只是经济发展，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政治和法制建设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文化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满足人高尚的精神需要，社会发展要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要统一起来，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要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不是单打一的片面发展，要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科学发展观就把发展的过程当作最广大人民共同参与创建、共同享有成果的过程，把发展的目的落在了代表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第四，完善党内民主，扩大社会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是执政合法性的天然来源。但是，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不能再把执政本身当成目的。如果有了一己私利，为执政而执政，就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丢掉执政地位。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来自于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地位的丧失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反对，而人民拥护还是反对是由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再是枪杆子的作用。所以，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民主成了执政地位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能不能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能不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民主包括相互联系的三方面：一是党内民主，一是国家民主，一是社会民主，科学发展观对这三方面民主建设都有充分的论述。就党内民主建设而言，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保障党员权利，消除党内腐败。在发展国家民主方面，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在社会民主方面，积极发展村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等基层民主，处理好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最直接的民利。

科学发展观强调党内民主建设与社会民主建设是紧密联系的，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四、科学发展观反思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渔猎时代和农耕时代，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简陋，发展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并且彼此隔阻，加之当时人们的发展的知识有限，所以，尚未形成自觉的发展观。

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全部内容的发展观逐步确立，这种发展观念今天也被称为传统发展观。在资本逐利性和物欲无限膨胀的刺激下，传统发展观魔术般地创造了比以往一切世纪所创造的还要多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物质财富，成就了一批现代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发展观以其卓然的经济增长成就吸引着新独立的国家，早期发展经济学几乎是搬用了传统发展观的全部内容，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实现追赶目标，形成了以工业化、GDP、全民动员、国家计划等为核心概念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依然是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的影响颇为广泛和深远，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持这样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和经济增长型发展观，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但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活质量总体下降等难以挽回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人们加深对传统发展观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强调利用资源要遵循“减量、再用、循环”的原则，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但是，在当时这种发展理念影响不大。

20世纪70年代初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提出了增长极限思想，认为地球的资源、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和人类生活的空间都是有限的，世界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因此，必须制止无限制的增长，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思想引起了人类的高度关注，随后发达国家便出现了制定“地球伦理”的呼声、“社会指标运动”，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以1983年联合国推出的《新发展观》一书为标志，诞生了一种新的综合型发展观，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出《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对后代满足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走工业化道路、不发展经济不行，但是人口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发展时机的选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决定了增长型发展观不能成为指导我们的发展思想。增长极限的思想较之于经济增长型发展观，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种认识进步，但它要求“零增长”，显然又不适合我国国情。综合型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当展的各种综合协调，但没有考虑到后代的发展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观恰恰弥补了综合型发展观的缺陷。我国认可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了我国政府的立场，也表明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材料。

人类对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推进而不断深入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吸收了当代各种发展观念的精华，反思了它们的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宽广视野对发展作出了新诠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的必然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五、科学发展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精华纷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渗透着对人生的参悟，对天地]变的认识，对社会的思考，对经世安邦之道的探寻。

在哲学层面上，传统文化中的发展思想承认事物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为发展不是排斥、消灭不同的事物，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特别是儒家思想，强调“中和位育”，“和谐”与“平衡”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最佳状态。道家思想也从“道”的角度，解释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从发展的“和谐”本质出发，从人到社会再到自然界，推]和规范出一整套经世之用的发展思想。一是“人和”。要实现人和，儒家先哲制定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教化每个人要各安其位，“群而不党”，“鉴己而言它”。二是家和。在儒家看来，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为维护家庭和谐，就必须遵循“孝”和“悌”的伦理规范。三是国和。传统上，中国提倡家国一理，从家庭和谐能够推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相辅相成。为达到“国和”，全社会要倡行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国家要实施有教无类、选贤任能。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关系上，要“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四是“天人合一”。在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三才”“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形成“天人合一”这一世界最宝贵、最美好的发展状态。“天人合一”强调人的发展要合理地利用天地自然，揭示了人的道德性和自然界的内在发展规律，反映了传统文化爱护自然、尊崇环境的思想。

传统文化讲究诚信等道德伦理价值。“仁、义、礼、智、信”在儒家道德规范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仁、义、礼、智、信”衍生出来的道德价值，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等等，成为两千多年来规范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价值的精华之一。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天地之间人为大，政治的目的不仅在于“养民”，而且在于“贵民”，“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人民是政治的主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把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阐明“立君所以为民”，君臣乃人民公仆。清末梁启超与谭嗣同等人也极力“倡民权共和之说”。传统的民本思想，虽未冲破君主专制的范围，但给中国古代政治留下了深深烙印。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民族的生命才能得到顽强的延续。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要求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有这些，既是对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的阐发，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勇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民本思想、荣辱诚信思想的鲜明体现。因此，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六、结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40-01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呢?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前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来指导人的行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与古代相比,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化”,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文化的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文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建设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对于什么是“先进文化”,人们在认识上有这样几种误区:一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对其趋之若鹜;二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文化趋新,认为什么流行什么就先进;三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厚古薄今;四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人们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认为什么有市场什么就先进。而实际上我们所讲“先进文化”,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都要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不论其贴上任何标签,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苏联搞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思想混乱,最终走向了解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在文化宣传上如果污蔑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建设上如果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准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是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举措。

二、从历史方位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个面向”的文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这里的“三个面向”,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向现代化”,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社会全面现代化服务,同时也要求文化建设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面向世界”,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具有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在广泛汲取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面向未来”,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向前看,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目标,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文化领域,可谓种类繁多,光是各种文化的定义就有四百多种,如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有: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行政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海洋文化、流域文化、山地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媒介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地域文化、节日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官德文化、艺德文化、师德文化、武德文化等等,而称得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须是站在“三个面向”的历史方位,具有“三个面向”的时代感,否则,不论其多么标榜有文化品味,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6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发展；和谐社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发展问题

“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评判标准，也是各不相同的。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解读上述六个基本特征我们会发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好的促进公平正义，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平和正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蛋糕”的不断做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现。如何切实做到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如何顾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和谐，促使社会稳定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发展问题。

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强调“科学”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定下一个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党和政府一直强调的。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任务与新的机遇，它同时还需要新的智慧和新的发展对策。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先生指出：“我个人觉得可以作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是惠普的改革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并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共同贫穷的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只强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也正在成为历史，而让全体国民分享发展成果并逐渐迈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乃至GDP增长至上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是一项短期的任务，同样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逐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南。

二、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1、发展的全面性就是全方位多方面共同发展

发展的全面性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是构成发展内涵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要全面；第二是各主要方面内部各方面的发展要全面。具体地说，不仅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要全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全面，而且生产力、经济、人、社会本身的发展也要全面。因此，着眼于全局，从局部着手，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2、发展的协调性就是按比例地和结构合理地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全面发展的发展观，而且也是协调发展的发展观。党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就是协调发展观的集中表现。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协调城市发展和乡村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收入的差距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从而达到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协调各个区域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和收入差距，实现东、中西部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切实改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要协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改变任意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不惜代价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要协调本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关系、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关系、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的关系、自主研发能力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关系等，从而加快提升综合国力。

3、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人类社会世世代代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

持续性发展就其本来意义是指人类世世代代都能持续不断地发展，当代人的发展不应当对后代人的发展造成总体上的不利影响，不应当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代际间的公平问题。当今世界，即使是同代人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甚至出现社会冲突。因此，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关注环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关注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人口的适度增长、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环境的保护和优化、生态的平衡、资源有效配置；二是人类之间的和谐，如社会公平分配、代际间的可持续发展等。可持续发展就是高尚文明的发展，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地发展及人类间和谐地发展。

三、科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解放、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有四点：一是人本，即以人为中心、为根本着眼点；二是全面；三是协调；四是可持续。其中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由人本的派生。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展的目的和归宿。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高度发展。它有两方面的含义：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化程度，即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而又协调的发展，就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人的个性化程度，即人的能力、素质、需要、独特个性、社会关系等诸方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它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构成了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条件。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依靠人们长期的努力去创造。

总而言之，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第一，全面满足人的需要，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要满足人民的政治需要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需要；第二，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包括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等；第三，全面发挥人的才能，包括通过教育、激励和竞争机制，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这三者互为条件、互为前提。归根到底，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四、科学发展观包含着科学性、具有指导性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指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遵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表现在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上；对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上，因而具有科学性。

第二，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统一体；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是由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三大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还在于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

第四，科学发展观始终以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既不能以经济发展代替社会发展，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更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从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五，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视为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过程。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论我们的个体成员或局部地区期望值有多高，我们不可忽视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

科学发展观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严峻现实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使经济社会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能够安定团结，社会能够和谐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恰恰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过程。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坚持好字当头，在“好”字上下功夫，努力做到好中求快、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7篇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8篇

“扬弃”作为哲学范畴，是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扬弃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联系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发扬、保留和继承，这是“扬”的过程，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发展的环节体现了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抛弃和克服，这是“弃”的过程，是事物发展中的非连续性。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观体系中的新生一员，以其“集百家之长”的开放品质和“海纳百川”的胸怀，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扬弃、批判和反思，从而使其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世界的潮流，适应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根本指导方针。

一、关于传统发展观的历史梳理

发展观是从哲学角度对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用来指导一个国家发展实践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发展观的指导。纵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国际流行的主流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经济增长论。经济增长论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发展经济学早期提出的发展观。其基本观点是将发展现同于增长，GDP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简单说，经济增长论就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的，也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福扯，相反，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政治动荡、社会腐败、生态破坏等。人们将这种发展观归纳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由此看出，增长不应是发展的代名词，发展与增长是内涵有所重叠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

2．增长极限论。增长极限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其中心论点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期将达到极限。增长极限论较之经济增长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将发展的内涵加以扩展，并将发展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郑重提出来。然而，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以“增长一资源一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忽视了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而使增长极限论具有太多的悲观情结。

3．综合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不朽之作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消除贫困的过程。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综合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是：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它是一个包括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福利设施、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这种发展观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发展的全面协调性，但没有考虑到发展的代际公平问题，即可持续发展问题。

4．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以1988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A．K．森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围绕选择、权利与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这种新的发展观强调以人为主体，以制度为载体，强调每个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福利接受者的经济主体，而且是一个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享有经济自由的经济单位。这种发展观的基本观点足：个人选择和采取经济行为的权利及其可持续性，是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现的局限性在于夸大了自由在发展中的份量，忽视了发展的全面性。

5．可持续发展观。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Carson发表了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书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例证明了人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生动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告诫人们如此下去人类将失去明媚的春天，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关于人类发展观念的思考与讨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宣言》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了人类的代际关系，即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是：在肯定发展必要性的同时，重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当展与后展的关系，提出了代际公平的发展理念。其局限性在于它带有过强的经济导向，并且始终着眼于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忽视了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

二、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不再片面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努力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诉求；不再片面追求“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而是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再片面强调与自然相割离的粗放型发展，而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首先，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方式方面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扬弃。传统发展观或是将发展视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视为解决贫富分化、社会公正等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或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相剥离，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手段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上未实现辩证统一，从而未能挣脱片面发展的羁绊，陷入“非全面、非协调、非持续”发展的窠臼。

科学发展观因其在发展的内涵和要求方面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广，挖掘更深，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其在发展方式上的突破和超越。“全面发展”是从发展的横向纬度来阐述，它包括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四位一体的社会发展体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人的能力的日益提高、人的个性日益完善发展于一体的国民发展体系。社会发展体系和国民发展体系的“全面性”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方式方面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协调发展”要从发展的纵向经度来理解，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做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资源等都是发展这个大系统的有机组成要素，只有这些要素相互关联、和谐运行，社会发展这个大系统才能存在和发展，才能唱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千古真理。“协调”实质上是系统论的关联性、整体性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应用与体现，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是结构合理、要素完善、功能强大的发展体系。“可持续发展”则从发展的时间跨度来说明，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资源与环境的代际公平，保证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现代化建设要兼顾人口、资源、环境要素，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没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总之，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式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全面进步，是保证人类一代接一代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目标方面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扬弃。经济增长论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它的发展目标必然是“以物为本”，漠视人的全面发展，出现了发展过程中的人的“异化”，即“物对人的统治”。增长极限论、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或是忽视人类把握自己命运和行为的能动作用，在发展依靠准的问题上存在盲点，或是片面强调发展的某一环节，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缺乏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扬弃，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思想，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共产党宣言》里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福祉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一根红线，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与核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发展同人的关系、发展手段同发展目的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了其在发展目标方面的一个质的飞跃。

从科学发展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方面来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生事物，更体现了一种“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既抛弃又保留、既克服又继承的关系。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第9篇

[摘要]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要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到实处,首先必须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思想内涵。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思想内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最高价值,是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所有准则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62)这就从根本上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各种形形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曾经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3](P109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服务人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当努力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否服务人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句话,“服务人民”,就要以人民为基本价值主体,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和检验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客观尺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判断荣辱问题的基本标准;就要始终做到相信、信任、尊重并依靠人民群众;就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个人是真心实意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的根本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体现了我国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对待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与命运。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武器,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实现精神解放的重要杠杆。崇尚科学,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规律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逐步摆脱盲目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杠杆。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5](P25);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要真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P41)“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劳动观和荣辱观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辛勤劳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优秀民族,素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懒惰乃罪恶之根,勤劳乃幸福之源”,[7](P61-63)道出了劳动对于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正价值。劳动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剥削者是最可耻的。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弘扬,也是对好逸恶劳思想的有力鞭挞。它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和从事劳动,发挥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要尊重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激活和增强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正如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2278-2279);要通过制度和体制约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和保护人人干事业、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揭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敬业乐群”,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团结互助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保障,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崇尚集体主义,褒奖团结互助,贬斥损人利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讲究邻里团结,注重和衷共济,相互之间应讲究相互关爱、和睦相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旗帜鲜明地倡导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念,批判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的良好道德风尚,规范和约束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抵制并减少损人利己的言行,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13亿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形成中华民族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凝聚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对社会主义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与总结

诚实乃为人之本,守信乃行事之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实守信被珍视为“立身之本”、“处事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孔子倡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P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P42)“民无信不立”[9](P106)。自古以来,那种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不道德行为均为世人深恶痛绝。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撑,是维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利益驱动的消极影响,诚信失范、见利忘义的现象和行为明显增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对于在新时期弘扬社会正气,整肃和打击失信毁约和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和道德支撑,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集中概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对于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行为模式等正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高度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从荣辱的自我评判上划清荣与耻的界限,自觉扬荣抑耻,进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培育和养成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从而保证国家法律和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概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是强国固基所不可限量的强大道德力量

艰苦奋斗是人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著称于世。我国古人就留有“艰难困苦,玉钕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优良传统美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政党的兴旺发达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种种消极负面影响,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10](P245)“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利于动员和鼓励我们在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拼搏开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有利于驱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骄奢淫逸不良作风所产生的不谐之虞,冲破一切人间障碍,创造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赵存生,宇文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与时代要求[J].高校理论战线,2006,(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

[7]崔自铎.生活哲学——思想语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8].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A].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