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概论论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学概论教学：文化意识：渗透

一、引言

语言学概论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教学任务在于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并具备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初步能力。实际教学中，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函授学员，普遍认为该课程比较抽象，素有“文科中的理科”之称。课程伊始，感兴趣、愿意学的学生比较少；教师多局限于概念、术语的讲解和语言实例的分析，扣纲扣本，对教材的生发、拓展有限。尽管人们历来都承认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能否在课堂上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引领学生去探索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对这一点教师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笔者认为，教师首先应摆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此为指导和出发点，在语言学概论教学中(其他语言学科比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演讲与口才课的教学亦如此)，选取鲜活、有生命力的文化材料为佐证，充分发挥它们在语言学概论课堂上的潜能。

二、语言学概论教学中文化意识的渗透

美国社会学家g·r·trucher和w·e·lambet针对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的现象认为：“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符号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这一观点虽是针对外语教学而提出，但它反映了语言教学的一种普遍性：语言课堂是联系语言和文化的场所，一个语言教师同时也应是一个文化教师，应将文化因素渗透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提高语言教学的文化含量；让学生亲身体味到语言的精妙之处，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以此为突破点，让学生全方位、立体化的理解语言，最终提高语言教学的质量。相反，“采用只教语言不教文化的教学法，只能培养出语言流利的大傻瓜。”应注意的是，文化教育必须适度，不能脱离语言教学，必须为学生形象地、深刻的理解语言理论服务。

(一)引用现代汉语方言资料，进行文化意识的渗透

1．结合方言区的生活习俗

每一个社会都有专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系统．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靠语言的联系才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因此语言是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性因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自动解体。“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是我国客家人之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是说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顽强地使用自己语言的情形。在四川客家方言区，他们的保守力是很大的，虽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入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客家人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如果在家里说句普通四川话，便会遭到大人的训斥。方言学家的调查表明，客家人在家里严格要求讲客家话。民国时期，客家人娶进门的非客家媳妇不会说客家话的，婆婆强制媳妇学，认为不说客家话是卖了祖宗。据四川青龙场苏文聪回忆，有一次放学回家不小心说了句四川话，被祖婆听见，当时就打了一耳光，说“你把祖宗都卖了”。嘲由此看来，“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不仅表现了客家人忠诚于母语的深厚语言情感，而且他们把自觉、顽强的维护母语看作是维护自己族群存在的强有力的武器。古语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言。母语的丧失或被剥夺，意味着一个民族将从此失去各成员之间赖以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最为致命的基因：失去了母语这个纽带，一个民族就会失去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就会自动解体。由此我们认为，语言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存在的最终意义上的标准，可以说．语言——是一个民族听得见的民族魂。客家人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语言和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鲜活新颖、贴近生活，学生理解得形象、深刻；不仅如此，还把单纯的语言理论提升到民族生存的层面，唤起学生的民族情感，达到语言教育和情感教育并举的效果。

2．引用方言区的语言实例

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部分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同样的语言现象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山东曲阜方言，语法系统与普通话语法系统大部分相同，而句法部分保存着古汉语特有的状语后置现象，此处我引用湖北民族学院语言文字网《方言随想》中的例证：一位著名的话剧艺术家在曲阜游览孔府时向路边一位老大娘打听路，先客气地打个招呼：“大娘，您吃饭了吗?”大娘回答说：“食久矣。”艺术家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老人说什么。后来经本地人点拨，才知道是“食久矣”，就是“早就吃过了”。这位话剧家感慨万分：“曲阜真不愧是圣人的故乡，连老太太说话都是先秦的古汉语，透着有学问哪!”其实，并不是圣人故乡的老太太有多深的学问，而是各地方言都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不同历史层次的古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痕迹，这些古代语言的“活化石”，成为语言发展不平衡性的强有力证据。它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语言内部原因。这个例证体现了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同时代语法系统内部的表现。这一事实证明在语言理论教学中辅以平白、有趣的语言实例．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语言的奇妙，进而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二)利用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文化意识的渗透

1．汉民族文化重直觉、悟性的整体思维模式对语法的影响

汉语语法作为汉民族思维的成果和工具，必然反映了汉民族的深层文化特征。史前汉语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之后，一旦成形为一种较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便形成了独具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比如具有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主客一体的哲学观念——“天人合一”思想．促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直觉、悟性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从直觉的体验、瞬间的顿悟中把握认知对象。研这一深层文化特征反映在汉语语法上，便形成“人”支配规则的现象：不求有形(“形”指外在语言形式)，但凭心意，注重联想，以达意为目的，也就是淡化语法形式，重视整体的意合。

(1)诗词中的超语法现象。这里所说的“超语法现象”，是指汉语古诗词中超越语法规则、不受常规语法规则支配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比如马致远《秋思》：“枯藤老树昏夔，尘遁，直堕亘堕。”陆游《书愤》：“蕉监雪，垂。”如下划线所示，每句诗都由三个名词并列组成，中间无其他词语(如动词、连词、助词)连接。然而这样超语法的表达方式非但没有影响读者对诗歌意境的感悟，反而给读者极大的想象和审美的空间。这种散点跳跃式的形象思维，完美地实现了诗人想要的意中之境，“形”虽散，然“意”达矣。

(2)句法同义现象。如果说“整体意合性”体现的是汉语语法的内在特征，那么表达形式的灵活性则表现了汉语语法的外在气质。因为有意合的统摄．汉语语法在句子的结构形式上，有了很大的灵活性。比如句法同义现象(几种句子格式表示相同或相近的结构意义)就突出表现了句法位置的灵活性。

看下面一组句子：

a他打破了花瓶。b他把花瓶打破了。

c花瓶被他打破了。d他花瓶打破了。

e花瓶他打破了。

这五个句式之间变换时同一个词的位置非常灵活，可以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如以上几句都是“花瓶”做受事，但在不同句子格式中承担的句法成分不同，构成不同的句式：在a句里作动词谓语句的宾语；在b句里作“把”字句中的“把”的宾语，和“把”一起充当状语；在c句里作“被”字句中的受事主语：在d句里作主谓谓语句中谓语部分的受事主语；在e句里作主谓谓语句中的受事主语。这五个句子的共同特征是：外在结构形式不同，但都表示“施事(我)——动作(打破)——受事(花瓶)”这样的结构意义。形虽异，然“意”(结构意义)同矣，句法同义现象也反映了汉语“淡化语法形式、重整体意合”的特征。

(三)选取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现象，进行文化渗透

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各种形态的接触，都会引起语言的接触。由于中国及亚洲“汉语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巨大市场及其经济发展前景，目前国外的“汉语热”不断升温。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官员估计，“目前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希望到2010年这一数字能够达到1亿。创办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

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而是把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正式揭牌以来，截止2008年8月7日，全世界共“262所孔子学院，其中有二三十所是孔子课堂(孔子学院是在大学的，孔子课堂是在中学的)”，分布“在75个国家和地区”。这部分内容，学生既掌握了当代最新的汉语发展趋势，同时激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时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结合，二者达到互为促进的作用——学习语言为获取文化知识服务，文化知识反过来促进对语言本身的领悟和掌握。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有一桶水是不够的，还要指给学生一条河，为学生未来职业和知识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教师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拓展他们的知识视野，使教学富有鲜明的时代感；教学内容中包涵的语言之外的思想内容对学生的心灵还能起到无形的浸润作用，影响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

(四)引用早期教育实例，进行文化渗透

语言习得是指以获取信息或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无意识地形成语言能力的过程，其中“获取信息”是指语言信息输入的过程，即“听”。事实证明，儿童掌握母语的过程是一种自然成熟的过程，只要有适当的语言环境给孩子输入语言信息，他就无需要任何外在的力量和有意识地学习便可顺利地掌握母语。

根据语言习得理论我们认为，人类口语的学习从听开始，听力在婴幼儿的语言习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听力的顺利实现需要语言环境，因此必备某种语言环境是语言习得的重要特征，儿童可以从父母那里，从所有可能接触的环境那里接受全方位的语言信息输入，这种输入无时无处不在。而通常人们认为口语学习从说开始，为了让学生接受这一与日常生活经验向悖的理论，笔者引用了下面的实例：1994年至今，台中师大王财贵教授正在全球的华人社会推广一项文化运动——“儿童读经运动”。一对台湾夫妻听了教授的讲座很用功，每天早上都读半小时《论语》。这位妻子怀孕后照常每天读，就这样读了十个月。孩子从出生到一岁，父母继续给他读《论语》，孩子无论醒着、睡着都在听。等这孩子到一岁、其他小孩子刚学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背《论语》了。㈣这对父母并没有有意识的教孩子学习语言，只是单纯的给婴儿输入语言信息，孩子竟然自己掌握了语言。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儿童母语的习得过程从听开始。听是个信息输人的过程，当语言信息的输入积累达到某种临界点的时候，就会量变成为质变，自然爆发成为口语。据此我们认为，人类只要从有听力开始就可以通过给他输入语言信号的方式学习口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从胎龄6周听力即开始发育，24周左右耳蜗的形态和听神经的分化基本完成，15—20周开始有听觉，至25周几乎与成人相等。”in]因此从理论上讲，最迟在胎儿六个月时就可以进行语言教育了。美国“胎儿大学”的一个“小学生”在妈妈肚子望经过“胎儿大学”的语言学习后，出生仅仅9周居然能对录像机放映的节目说“哈罗”。㈣这一实例更说明胎儿已经具备了语言学习的能力。根据胎儿这种潜在的能力，只要母亲不失时机对胎儿进行耐心的语言训练，等胎儿出生后在听力、记忆力、观察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将会大大超过未经语言训练的孩子。

语言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作为教师要在掌握传统语言理论的基础上，还要关注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不断搜集前沿的专业信息，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充分发挥语言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这部分教学从讲故事开始，到归纳出理论，学生一路听来思路清晰，兴致盎然，生动深刻地理解了“学习口语从听开始”的理论，教学效果显著。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2篇

一直以来，语言学概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改革都备受关注，人们从很早就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发现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且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好解决的。目前，国内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下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性的研究。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聂志平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问题探讨——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2010），文章中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定位、师资队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与现代汉语区别与衔接、教材与课程体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曾毅平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若干问题》（2001），文中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性质、教学的内容、教学语料的选取、教学方法和手段及开课时间等方面做了探讨。其中，他认为教学内容可进行一些改变，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可以进行压缩，另外增加语言与认知、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等内容；语料的选取方面可充分利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利用港澳和海外学生语言生活方面的材料以及当代社会语用方面和大学生群体的语言变体材料；教学方法上可以引入讨论和专题调查等方式。关彦庆的《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思考》（2010）一文也从课程定位、课程教学、师资队伍、教材等方面对语言学概論课程的建设加以研究，将其仍定位在基础性、理论性课程之上，提出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教学方法。此类的研究还有李树新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2004）、王红梅的《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刍议》（2004）等等。 

（2）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方面的研究。张先亮的《关于“语言学概论”内容与方法的再思考》（2010）一文提出不能一味地追求讨论法及多媒体教学手段，应联系课程及学生实际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联想法、调查法、提问法、实践法等等，其中特别强调讲课的趣味性即通过有趣的例子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陈青松等的《“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用例选择和使用原则》（2012）一文对于怎样选择教学用例提出了有效、注意、情感三原则，这篇文章为我们教学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罗耀华等在《“语言学概论”课程创新教学尝试》（2006）一文中提出“启发式教学、点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模式。此类研究在杜道流9、熊赛男等人的文章中也有相关论述。 

（3）与现代汉语区别与衔接研究。大多研究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文章都会提到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内容与现代汉语教学内容有重合之处，对重合内容该怎样进行教学，也基本上会有一些区分和讨论。将此问题单独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彭泽润等的《“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协调改革研究》（2007），该文从“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课程地位和教材建设现状分析中，发现两门课程为了更好的教学需要进行协调改革，主要在教学内容上形成互补，合理安排教学计划，教材中术语规范统一，内容紧跟学科前沿，语料要各有侧重来源。此方面的研究在梁驰华和蔡旭等人的文章中也有相关论述。 

（4）教材与课程体系研究。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材是此课程急需改革的重点之一，许多文章都提出了“现有教材不适应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呼吁编订适应新形势的语言学课程的教材。岑运强的《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1997）从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上探讨了语言学概论教学问题。他提出教材编写要注意方向问题，要作到面向学校、面向社会、面向应用和面向未来；教材的内容要在不断批判、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语言学史的范围内选择，要选择那些经过历史经验公认有效的，并对汉语研究最为有用的理论；教材采用语言和言语的语言学以及内部和外部语言学双重框架；在编写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新颖性、简明性、实用性和准确性。陈淑萍等的《教学体系构建与师范生语言能力培养——以“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为例》（2009）指出目前“概论”教材建设，主要存在两方面情况：一是缺乏针对性，二是缺乏时代性。师范类院校“概论”教材建设，既要保留以往教材中优秀的内容，又要充分吸收已有公论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方言以及当代语言研究的新成果，努力使“概论”成为介绍和推广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阵地；同时还要坚持知识与能力协调发展，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重视能力培养的转变。此外，申小龙的《谈“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2005）及纪秀生的《高师语言学概论教学新体系的构建》（1997）等文章也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研究。 

（5）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研究。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师资问题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师资方面的研究不多，但问题却很突出。如教授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师大多不是来源于理论语言学专业，大多教师兼讲授现代汉语及其他课程，不是专职的语言学教师等等。彭泽润等的《大学“语言学概论”课程问题和对策研究》（2010）针对语言学课程师资问题，提出增加课时和学期、加强师资力量和成立单独的教研室等对策。王健《“语言学概论课程”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2005）中认为语言学概论课程定位不明的表现之一是没有专任教师。张丽《“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011）中指出针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未设置语言学教研室，缺乏专业教师，一般由现汉和古汉教师兼任等问题。陆晓华《应用型本科院校语言类课程教学实践与探究》（2010）中提出要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师个人的人格魅力，对启迪学生语言类课程的自主学习，起着导向性引领作用。周翠英《语言学概论课程学习兴趣的培养与激发》（2004）中提出崇高的教师威望是培养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先决条件，教师必须做到具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正确的教学理念，才能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等看法。 

（6）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方面的研究。刘淑霞 《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10）中提出在语言学概论课程的考核中，技能训练、口头语言表达应在总成绩中占一定比例。课堂积极发言者、课外实践论文都纳入考核方式中，最后期终闭卷也要体现出基本知识记忆及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两方面。肖灵《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的若干思考》（2009）中提出要改革学业评价方式：一是平时学习状况与学习成效的考核，主要考查学生观察问题和应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从实践调查、撰写课程论文、课堂反应等几个方面进行；二是传统的考试，考试的内容一部分是教材或老师讲授过的语言学原理，一部分是应用语言学原理分析具体的语言现象。两种考核的最终总和便是学生的成绩，二者所占的比例不应相差太多。考核方式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对平时学习状况的关注，改变学生只关心期末成绩的错误认识，真正从根本上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生素质。赵贤德、王红梅等也提到要“改变考试方式，教学检测多样化”。 

此外，谢奇勇的《对“语言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反思》（2010）与冯学民、姜云龙的《语言学概论课双语教学初探》（2010），梁蕾的《地方本科院校“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现状和反思》（2012）等都提到了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双语教学问题；申小龙《高校“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文化内涵》（2004）和马慧《试论语言学概论教学中文化意识的渗透》（2009）提出语言学概论课程中应该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文内涵与意识；李红《对外汉语专业语言学概论课教学改革探微》（2011）从对外汉语专业角度研究了语言学概论课程的设置、内容等问题。 

针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的研究文章至少有上百篇，这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课程进行了研究，目的都是想让这门课程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本文对这些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后人有所帮助。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3篇

关键词：语言迁移 概念迁移 二语习得

一、引言

回顾语言迁移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经历了70年代的衰落，到80年代的再崛起，发展至今，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维度和研究层面上都有了新的突破。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和跨学科领域的融合，一些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角度思考语言迁移问题。一些学者明确承认“母语可以从语言与认知的接口影响二语”[1]的观点，并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概念迁移”的研究。2008年Jarvis等在《语言与认知中的语际影响》中首次对概念迁移做了系统阐述。Odlin支持“概念迁移”这一说法，指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会体现在二语言习得的理解和表达上[2]（P26）。俞理明指出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除了在词汇，语法等语言层面影响二语习得，在概念范畴也对二语习得存在影响[3]（P155）。刘永兵等指出两种语言概念表征不同，二语习得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概念迁移[4]。目前概念迁移研究处在理论阐释和实证证明阶段，概念迁移理论的修正和完善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对语言迁移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迁移新视角进行理论阐述，指出研究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可以进一步推动语言迁移研究发展，促进我国对这一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

二、概念迁移阐释

（一）概念迁移的理论基础

Jarvis和Pavlenko认为用语言相对论解释语言迁移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迁移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5]。本文所指的“语言相对论”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及与之相类理论的总称。沃尔夫本人对语言相对论的描述是“不同语言使用者会因为语法的明显差异对相同外在事物采用不同的^察方式并作出不同的评价”[6]。沃尔夫观点分为强式和弱式两个流派。强式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语言形式决定人们对宇宙的看法，语言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这一观点被称作语言决定论，现已不大被人接受。弱式假说承认语言在人们认识宇宙、描述世界中的作用，但该假说认为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是相对的，语言结构只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不起决定作用。这一假说被称为语言相对论。Odlin指出与“强式”语言相对论认为的语言决定认知的立场相比，“弱式”语言相对论认为的语言影响认知立场是可信的。[7]

（二）概念迁移术语的提出

概念迁移研究出现的标志是“概念迁移”术语的正式提出[3]（P145）。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一系列从语言相对论视角展开的研究中，有学者开始使用“基于概念的迁移”“基于概念的影响”等说法，并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概念层面的语言迁移现象。1998年坦普尔大学的Pavlenco在其论文SLA and acculturation：Conceptual transfer in L2 learners’ narratives中首次使用“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这一术语。同年，俄亥俄大学的Jarvis在著作Conceptual Transfer in the Interlingual Lexicon中首次把概念迁移这一术语用到语言迁移研究中。在2000年Jarvis等发表的论文Conceptual transf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和2005年Pavlenko出版的论著Bilingualism and Thought中“概念迁移”得到进一步阐释。Odlin也发表系列论文公开支持“概念迁移”这一说法。2008年Jarvis和Pavlenko合作发表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该书结合当前语言和认知领域正在进行的研究，首次对概念迁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是继Odlin 1989年Language Transfer：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之后语言迁移研究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式著作。

（三）概念迁移内涵

语言迁移研究在经历了对比分析假设时期、中介语假设时期和认知理论时期后，人们开始对迁移发生的心理机制感兴趣，并用语言相对论为语言迁移现象做出解释。Odlin认为概念迁移实际上就是二语习得领域涉及语言相对论的研究[2]（P26）。Jarvis指出概念迁移主要探讨深层的非语言（或超语言）概念表征对学习者或双语者母语和二语使用的影响[8]。概念迁移可以从观察、方法及假设三个层次进行阐释。第一层次是指概念迁移研究的手段和表达方式。通过不同语言背景下二语学习者或双语者具体语言现象描述的微观观察，研究其在物体、事件、质量以及关系表达上体现出的不同概念表达方式；第二层次是指把概念迁移用作研究方法。采用概念迁移理论和实证方法来考察一种语言习得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的干扰，会怎样影响语言使用者另一语言的理解和产出。第三层次是指把概念迁移作为一种理论假设，通过对概念迁移现象的深层剖析，构建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并从这一机制出发开展迁移研究，通过建立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言迁移机制模型来解释语言的概念以及概念化模式在思维表达中体现出的跨语言影响现象。

（四）概念域

Jarvis&Pavlenco指出具体的概念迁移研究可以从物体（object）、情感（emotions）、人称（personhood）、性别（gender）、数（number）、时间（time）、空间（space）和运动（motion）等八个基本概念域的语际差异着手。物体、情感、人称、性别、数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域。时间、空间和运动是感知和归类我们周围客观世界的概念域。本文以概念域中研究较多的时间迁移和空间迁移为例来探讨这一新领域的发展。

不同语言文化的时空观是不同的。比如，西方文化的时间观是直线延伸的，时间概念的表达是通过时态或体等语法形式体现，而中国文化的时间观则是立体循环的，时间概念依靠词汇手段或推理方式表达。近期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没有时态语言的人对“时间”这个概念域的思考需要更长的时间，对时间的感知和表达上的差异会影响二语学习者对目标语中的和时间有关的概念的理解。不同语言的空间概念编码方式也存在差异。如英语说话者喜欢从被讨论物体为出发点来描绘空间，偏向于使用“在某物前”或“在某物后”这样的表达方式，而德语说话者则偏向于从说话者和听话者视角表达空间位置，常使用“在某人左边”或“在某人右边”这样的表达方式，还有的语言倾向于使用东南西北这样把讲话参与者排除在外的空间表达方式。由此看出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倾向是有差异的。学习者会把二语信息和某些母语心理表征重新连接，并对其进行概念重构，重构的过程可能是新的概念范畴的发展或现存概念范畴的重组，每个概念域中的跨语言差异都可能会导致概念迁移。

三、概念迁移研究的意义

概览国内外有关概念迁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当前概念迁移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主题、研究维度上都有很大拓展，其对于语言迁移理论发展的意义更是不可小觑。首先，概念迁移的关注点从传统语言表层结构的迁移研究拓展到思维范畴的跨语言影响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出了语言范畴，拓宽了语言迁移研究的空间并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概念迁移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获取的实验数据为建立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言迁移机制模型提供了更多支撑依据，也让概念迁移理论框架的构建更具客观性、科学性，这弥补了学界长期只重视总结语言迁移规律的不足，有利于语言迁移研究摆脱对二语习得领域的长期依附，从而形成自主研究领域。另外，从语言的概念层面研究迁移现象有利于帮助二语学习者克服母语迁移影响，掌握二语习得内在过程和规律，同时对二语学习者形成新的外语学习观从而提高二语学习效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四、结语

概念迁移的研究深入体现了语言迁移研究的视角转换。对概念迁移理论的述介有利于促进语言迁移研究发展并推动我国对这一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对语言迁移研究者来说，以新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深度和广度上获取概念迁移的基本证据，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理论框架是目前及今后应关注的课题。以概念迁移理论为指导，从英汉语思维差异角度分析概念迁移现象，推动我国对语言迁移领域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是值得中国概念迁移研究学者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SLA中基于语言相对论视角的概念迁移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797]；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小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798]。）

注释：

[1]Kellerman E：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Transfer to nowhere？，Annual Review of Applies Linguistics，1995，P15，P125-150.

[2]Terence Odlin：《概念迁移研究议程中的两个注意事项》，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4期，第25，31，42页。

[3]俞理明，常辉，姜孟：《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张会平，刘永兵：《语言相对论视域下的英语隐喻性介词学习与概念迁移》，外语教学，2013年，第5期，第51-55页。

[5]Jarvis S.& Pavlenko 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年版。

[6]Whorf B.L.：Language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NewYork：The MITPress and John Wiley，1956，P221.

[7]Odlin T：Language transf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71.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4篇

［关键词］ 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 语法分析； 语法概念； 语言模式

一、 引 言

爱德华?萨丕尔是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提到萨丕尔,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语言相对论”。这一假说是萨丕尔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语言与思维的相互关系这一重要话题。然而,萨丕尔对语言、社会、种族和文化的研究不仅限于此。这一点从他1921年出版的《语言论》一书中可以窥见一斑［1］。这部专著内容涉及广泛,涵括了语言的定义、语言的成分、语音、语言的形式、语言的结构类型、语言的演变以及语言与种族、文化、文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对语言进行了外部研究,即对和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还对语言进行了内部研究,即对语言内部的知性概念系统进行研究。

198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14卷第3期Language in Society期刊发表了大卫?萨丕尔为纪念其父爱德华?萨丕尔诞辰一百周年会议召开的讲话。在这篇名为《爱德华?萨丕尔引介》(“Introducing Edward Sapir”)的文章里,大卫?萨丕尔指出， “萨丕尔把自己视为一名语言学家。他认为他只是碰巧成了一名人类学家”［2］291。他说,他父亲的语言学藏书颇丰,不仅包括美洲印第安语言学,还包括普通语言学,以及后期的有关古代近东语言的书籍。与之相反,他所拥有的人类学书籍大部分是他的同事和学生所撰写或是一些需要他评述的书籍。爱德华?萨丕尔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语法研究与比较研究,并乐此不疲［2］。

正如大卫?萨丕尔所述,与人类学或语言人类学一样,当论语言学同样传承了爱德华?萨丕尔的思想精髓。应该指出,萨丕尔在撰写《语言论》时的兴趣主要还是集中在语法系统方面。然而,人们一般认为萨丕尔对语音系统的论述比他对语法系统的讨论影响更大［3］10。当论语言学家也往往将萨丕尔的贡献集中在语言人类学领域,而他在理论语言学领域的影响较少被提及。此外,由于萨丕尔以往被国内学术界冠以“观念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头衔,他的许多观点曾经遭到过猛烈批判,萨丕尔的学术地位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4］72。

笔者认为,萨丕尔就语言形式和意义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及其独特的语法分析方法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应当被重新审视。萨丕尔在《语言论》第四章及第五章中分别探讨了语言形式上的语法程序和语言意义上的语法概念，这两章的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有异于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将集中讨论萨丕尔在第五章中所进行的语法概念分析,通过对该章节的文本分析及相关背景研究，深入探讨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及其价值所在。

二、 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分析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对语法本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书中第一章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的论述是其语法分析的基础。萨丕尔认为： “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5］9语言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它必须进一步和人的经验的某个成分或某些成分联合起来,否则不可能具有起码的言语意义。这个经验‘成分’就是一个语言单位的内容或‘意义’”［5］9。可见,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有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体现不同的概念,而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萨丕尔语法分析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按照语言成分所表达的不同概念对其进行分类,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

“任何语言似乎都不可能把每一个具体观念都用一个独立的词或根本成分表达出来。经验的具体性是无穷的,而最丰富的语言的资源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所以不得不把无数的概念归到某些基本概念项下,而用别的具体或半具体的观念来作功能媒介。”［5］74依据萨丕尔的语法理论,任何语言表达具体概念不外乎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根本方式表达出来的,另一种是用派生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两种表达方式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概念和两种类型的语言成分,即根本的和派生的。”［5］74根本语言成分(radical elements)表达基本的和相对具体的概念(radical concepts),如事物、行为、品质等。而派生语言成分(derivational elements)表达派生性的或形容性的概念(derivational concepts)。由于派生语言成分是用来修饰和限制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的,因此，派生语言成分不能单独使用。上述分析是基于词汇层面上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句法层面的内容,萨丕尔又引入关系语言成分(relational elements),对应产生关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s)。与派生语言成分不同,关系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并构成命题的基本形式,而派生语言成分限定根本语言成分的意义,但不影响整个命题的意义。

在《语言论》第五章“语言里的形式： 语法概念”中,萨丕尔使用“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解释了上述三种概念。在此,我们通过下页表1简要介绍一下他的分析。

从表中可见,“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中包含了13个不同的概念,其中3个是根本的和具体的,2个是派生的,8个是关系性的。

在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中,萨丕尔将根本语言成分和派生语言成分归结为语言的物质内容,并将关系概念分为两类。一类是非造句性质的具体关系概念(concret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表示性别及时间的关系。这类概念的表现方法看似与派生概念相似,都是在根本成分上附加非根本成分,但附加的非根本成分一般不像在派生概念里那样和根本成分联结紧凑。与派生概念不同,具体关系概念表明或暗含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超出它所直接依附之词以外［5］74，也即它是在句法层面上体现物质内容间关系的概念。另一类是给予命题以一定造句形式的纯关系概念(pure relational concepts),例如施受关系。它的功能是“联系命题里的具体概念,给命题以一定的造句形式”［5］74。由此,可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归结在如下的概念表格中：

萨丕尔同时提出：“第I类概念是一切语言所必需的,第IV 类也是这样。第II类和第III类都常用,但不是必需的；特别是第III类,实际上代表着II类和IV类,或I类和IV类在心理上和形式上的混杂,是可以不用的一类概念”。［5］90例如,“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ling”这句话的汉语句子“人宰鸭子”仅涉及了三个基本概念,即“人”和“鸭子”两样东西和“宰”这个动作,并且这三个基本概念都是用根本成分直接表达的,没有涉及派生概念。同时,主语和宾语这两个施受关系性概念通过“人”和“鸭子”在“宰”这个动作的前后位置表达出来。至于原句英语中指称的确定性、数、人称、时间等具体关系概念并没有涉及。因此,语言里绝对不可少的并且必须表达的概念包括第I类基本或根本概念,它们是语言的具体家当。同时,一些关系性的概念必须表达出来,把根本概念栓在一起,即第IV类概念［5］82。

三、 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哲学基础

萨丕尔的语法分析以“概念”为核心。如前所述,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使用中。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体现了语言内容(词汇)和语法(关系表达)之间的认知联系。任何语法成分或概念都表达意义［6］350。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是一种以意义为基础的方法。

萨丕尔提出的概念表格摒弃了传统的语法分析方法。正如他所言： “我们必须放弃秩序井然的范畴分类法”,因为“我们的概念表格是一个活动标尺,不是对经验的哲学分析,所以我们不能预先决定某个概念该放在什么地方”［5］95。萨丕尔同时强调：“词的各个成分也是特定地联结起来的,按照严格的顺序排列着的……最基本、最有力的联系方法就是词序(word order)”。［5］95词序体现了最基本的关系概念。由此,萨丕尔打破了词和句子的界限,这使他对语法的认识有别于传统语法中基于词法和句法的分析方法。

概念的分析体现了萨丕尔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即语言具有社会特性和心理特性。语言既是社会的产物，也是心理的产物，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功能和心理认知功能［7］10。萨丕尔对语法概念的分析尤其突出了语言的心理特性。语言将人们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概念化并抽象化,这个过程体现了语言对经验概念化的心理过程和作用。在随后发表的《语法学家和语言》中,萨丕尔进一步阐明了语言的本质和语言学研究的心理范畴［8］。他认为最吸引语言学家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及结构形成的心理过程。

萨丕尔语法研究上的这种心理学倾向不仅来源于他的老师博厄斯对人类学和心理学不可分割性的主张,还来源于意大利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精神哲学”的影响。萨丕尔语言观的哲学背景是新黑格尔派克罗齐的心灵哲学［9］103。萨丕尔在《语言论》前言中写道： “当代作家中对自由思想有影响的,很少几个能了解语言的基本意义,克罗齐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指出了语言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我从他的看法受惠不浅。”［5］2

萨丕尔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语言本质的思考和认识受到了克罗齐哲学观点的影响。克罗齐认为，语言和艺术一样，是处于直觉阶段的人类精神活动的反映,是一种感性认识,没有经过人类意志和逻辑思维的处理。因此,语言同艺术一样,具有完满的表达和完整的意义。一般语言学家对语言各个部分的机械分析割裂了语言的完整价值［10］26。萨丕尔提出的语法概念正反映出语言成分将经验简化并发现其共性的完满和完整的心理过程。

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也影响了萨丕尔的语法研究。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博厄斯、萨丕尔、沃尔夫在研究印第安语言的基础上提出的“语言相对论”,从对象到观点与洪堡特都有渊源［11］117。然而，洪堡特对萨丕尔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语言相对论”的提出。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探讨了语言与思维的本质关系,而任何语法研究的基础都与研究者对语言本质的看法紧密相连。语言句法结构和语法形式的解释是语言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因此,萨丕尔的语法研究体现了洪堡特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洪堡特关于语言结构反映人类认知的论述。如前所述,萨丕尔将语言的基本成分视为体现不同概念的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对其社会经验的分类并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而洪堡特在其著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也多次提到了“概念”一词,并认为概念首先是一种“像”,是“词的原像”,先于词而存在,是它与语音的结合产生了词。概念本身是一个纯内在的、理性的过程,它是在语言创造过程中由精神自主构成的［12］21。“心灵的所有力量都投入了语言创造活动；人的内心世界中再精深广博的东西,也都可以转化为语言,在语言中得到表现。”［13］179可见,洪堡特突出强调了语言的心理基础。此外,在谈论语言的形式时,洪堡特提出,“在把音节转化为思想表达的精神劳动中,存在着某种恒定不变的、同形的元素,而这正是这种元素,就其全部的关系和整个系统而言,构成了语言的形式”［13］58。他同时指出,“在语言内在的、智力的方面,正如在语音形式方面一样,需要注意的两个突出的要点是： 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的规律”［13］105。“语言形式的本质就在于把那些具体的、与它相对而言被视为质料的语言要素综合为精神的统一体。”［13］138可见,洪堡特语言学关于语言内在形式的这些重要命题及其在语言形式分析过程中提到的“元素”、“关系”、“系统”、“概念的指称”和“词语结合规律”等要素，均已渗透到了萨丕尔的语法概念论述过程中。

四、 对萨丕尔语法概念分析的评述

纵观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的内容,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萨丕尔在书中并没有对其理论进行细致明确的阐述,特别是没有清楚地界定语法概念中所涉及的根本概念、派生概念及关系概念之间的划分标准。他自己也指出,“实际做分析工作的时候,时常出现困难的问题,叫我们疑惑某一组概念该怎样归类才好,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不熟悉的语言里”［5］90。同时,萨丕尔也没有提出自己完善的术语系统,对具体分析的方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他在论述过程中重复出现包含不同意义的某一概念或说法。由于萨丕尔采用心灵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他在书中并没有深入讨论语言的心理问题,因而,诸如“直觉”、“印象”、“概念”、“完整的思想”等带有强烈心理倾向的提法多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这些都会使读者感到萨丕尔的理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些遗憾很可能来源于萨丕尔将这部著作的阅读对象定义为大众群体,其中既包括研究语言学的人,也包括非专业人士。因此,正如他在前言部分中指出的那样,大部分语言学术语名称和一切技术符号均避免在文中提及。这就难怪有些内容被隐藏着,为了使读者更容易读懂而不予仔细阐述了。

此外,萨丕尔通晓多国文字,在《语言论》中共提到了六十多种语言作为例证。然而,他对某些语言的了解程度却不够深入。以他著名的“The farmer killed the duckling”为例，在文中它的汉语对应句是“人杀/宰鸭”。基于此,萨丕尔在分析过程中指出,由于“人”的前面没有如同英语中定冠词“the”的确切指称,因而,汉语的语法概念中没有指称成分。在这里,这句话中的“人”体现了零指称的语法现象。仅通过对这句话的分析便得出汉语没有指称成分的结论是草率的。陈国华教授在一次讲课时指出： “我们不能想象一种语言没有指称成分,因为每种语言都必须具有指称成分。而且‘人杀/宰鸭’这句话也不是地道、标准的汉语。人们在汉语交流中并不会真正使用这样的句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于2011年3月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课上的讲话。因此,萨丕尔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有力依据。

但这些遗憾并不能掩盖萨丕尔智慧的光芒。笔者认为，萨丕尔语法分析方法对理论语言学特别是语法理论所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萨丕尔在语法分析过程中始终强调语言模式的心理基础,这反映出他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尽管萨丕尔在行为主义盛行的年代一度受到人们的冷落,以至于他的影响不及同时期的布龙菲尔德,但萨丕尔对语言心理性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20世纪后期认知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所以,一旦语言的心理现象受到重视,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他［14］34。

其次,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他没有把语言看做是封闭的、自主的,而是将其视为开放的、非自主的体系［4］73。因此,语法规律不能从语言的外部表现形态中寻找到,而是要从语言内部所表达的意义中追寻。在语法分析过程中,语言成分和成分关系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萨丕尔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以意义为基础的语言描写及语法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将某一逻辑命题进行结构上的切分,而是从语言成分的概念内容及语言成分间的关系入手,并着眼于语言成分及成分关系所表达的意义,从而打破了词法和句法间的界限,进而将不同的语言视为以意义为基础的独立体系,并将意义分析纳入语法分析的范畴内,兼顾了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特征。

最后，萨丕尔的语法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非印欧语系语言,特别是汉语的特点。正如陆志韦在《语言论》中译本序言中所指出的： “中国语法学者这几十年有意无意地受到一些印欧语法的牵累,有的人几乎忘记了汉语语法的‘精神面貌’。我们大可以从这本书学到一些基本的东西。”［5］ii汉语与印欧语结构差异显著,例如,汉语的“词”不等同于英语的“word”,前者受“语义型”汉语语义规律的制约,后者受“语法型”印欧语句法规则的制约［15］4。如果用印欧语系的语法来界定汉语的格局,那么汉语几乎没有形态可言。而萨丕尔提出：“汉语没有单纯的形式成分,没有‘外部形式’,可是,它像拉丁语一样,对于关系,对于主语和宾语的区别、定语和述语的区别等等,都显得很敏感。换句话说,它具有‘内部形式’,只是外表上是‘没有形式’的,而拉丁语在外表上是有形式的”。［5］112萨丕尔对“语言形式”的论述基于对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及其意义的重视,同时,这种分析方法为汉语语法分析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萨丕尔的语言研究始于对美国印第安部落语言的继承和拯救。他师从博厄斯并与其共同成为美国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然而,博厄斯专注于对印第安语的具体描写,并没有深入探讨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萨丕尔有所不同。他并没有止步于对语言的调查与描写,而是在博厄斯的基础上发展了语言学理论。基于对语言社会性和心理性本质的论述,萨丕尔提出了以语法概念为核心、以意义为基础的语法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内容的集中分析,试图挖掘和解读萨丕尔深邃的理论语言学思想。通过对萨丕尔理论语言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依旧是鲜活的。这位被比作美国语言学界的莱伯尼兹的跨学科语言研究者不仅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开阔的思路和智慧的眼光也为理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

［参 考 文 献］［1］ E.Sapir，Language，New York： Harcourt，Brace，1921.［2］ D.J.Sapir,″Introducing Edward Sapir,″ Language in Society，Vol.14，No.3(1985)，pp.289

297.［3］ 熊兵：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Xiong Bing，American Structuralism and Modern Chinese Grammar Research，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7.］［4］ 宋宣： 《试论萨丕尔的功能主义语言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2

75页。［Song Xuan,″On Edward Sapirs Linguistic Functionism Theory,″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No.2(2004),pp.72

75.］［5］ ［美］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年。［E. Sapir，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trans.by Lu Zhuoyuan，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1985.］［6］ E.ContiniMorava,″Form in Language： Sapirs Theory of Grammar,″ in W.Cowan,M.K.Foster ＆ K.Koerner(eds.)，New Perspectives in Language，Culture，and Person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Edward Sapir Centenary Conference，Amsterdam： J.Benjamins,1986,pp.341

364.［7］ 侯福莉： 《人文学者爱德华?萨丕尔的跨学科语言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 10

15页。［Hou Fuli,″An Exploration into Edward Sapirs Interdisciplinary Humanistic Language Research,″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No.1(2010)，pp.10

15.］［8］ E.Sapir,″The Grammarian and His Language,″ in D.G.Mandelbaum(ed.)，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Culture，and Personal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9,pp.150

159.［9］ 李开： 《理论语言学哲理研究》，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Li Kai，A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hilosophy，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10.］［10］ 幸文静： 《论萨丕尔的基本语言观》，《青年作家》2010年第4期，第26

28页。［Xing Wenjing，″On Sapirs Language View,″ Youth Writer，No.4(2010)，pp.26

28.］［11］ 姚小平： 《洪堡特与人类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6

118页。［Yao Xiaoping，″Humboldt and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No.2(2005)，pp.116

118.］［12］ 于峻嵘： 《语言学中的“概念”论——从洪堡特的著作说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第21 23页。［Yu Junrong,″′Concepts′ in Linguistics： From Humboldts Works,″ Social Science Forum，No.3(2005),pp.21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5篇

关键词：语言学概论 教学研究 反思

一.与现代汉语课程关系的探讨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性质已得到广泛认同，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明显不同的目标。教育部在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里明确说明：现代汉语课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语言学概论课程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也存在密切联系。具体教学活动中，两门课都追求自身内容的完整性，很容易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一些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也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彭泽润、陈长旭、吴葵（2007）提出“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这两门课程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有：把两门课程结合起来协调改革、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统一术语、适应现代生活、语料互补等。梁驰华（2008）就高等师范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语言学概论教学应当突出课程的普通语言学性质，提升课程的语言学习指导作用，联系现实的语言生活，课程的语言教学指导作用和正确处理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蔡旭（2011）提出现代汉语课程与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很多重复，应当对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学的衔接问题进行探索，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改进的策略。甘智林（2008）、聂志平（2010）、张先亮（2010）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用普通语言学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对于两门课程相重复的内容，要根据课程不同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有选择、区分重点与非重点地安排授课内容，对重复的内容有所取舍，有所详略地加以讲授。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探讨

彭泽润（1998）提出，在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要结合国家语言建设中的政策，介绍和强调理论问题，更好地使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家语言政策，介绍与强调其理论问题：运用系统理论，帮助人们分析语言使用中的得失；运用符号编码的原理，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文字的优点；从共同语与非共同语的关系，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学习母语和学习外语的问题；运用抽象与具体、相对与绝对的哲学原理，解释汉语拼音方案等的设计原理等。徐越（2000）结合多年的教学实际，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如何把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汉藏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实际相结合，如何吸收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及如何安排和进行该课程的教学工作等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李二占（2009）认为老师授课，不但要具有常规教学法的基本功，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采取不同的灵活具体的教学方法，即“非常规教学法”：推导法、直感法、量化法、穷尽法、背景法、批评法等。谢奇勇（2010）就教学内容中的“语言学理论”与“语言理论经”、“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普通语言学”与“语用学”、“国外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理论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聂志平（2010）认为语言学概论的教法还应该是讲授式，不是简单的就书衍说，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多媒体课件不能取代教师教学，板书教学是课件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强调每次课推荐阅读书目的重要性。童湘屏（2011）提出“情景创设”在“语言学概论”课程实践与教学设计方案中的应用及探索。根据实施情况，从课堂“情景创设”实践教学和课外“情景创设”实践教学两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做法及实施效果。岑运强（1997）、李映忠（2008）、池昌海（2009）、赵宏（2004）就语言学概论教材进行了探讨，许云（1996）、纪秀生（1997）、李树新（2004）、郜峰（2006）、洪水英（2006）、罗耀华、柳春燕（2006）、郭新雨（2009）、刘云（2010）、赵贤德（2010）、徐红梅（2011）、叶川（2011）等也分别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探讨。

三.基于课程建设的探讨

学者们就“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及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具体策略。曾毅平（2001）认为，教学内容调整要体现语言观的进步，要处理好与其他语言学课程特别是“现代汉语”课的关系；要注意补充汉语方言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等方面的材料。彭泽润、邱婧、方安琪（2010）必须加大语言学概论课程和教学队伍的建设力度。聂志平（2010）从“课程地位与培养目标”、“师资”、“教法和教学手段”、“与现代汉语的区别与衔接”、“教材与课程体系”五个方面探讨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问题。纪秀生（1997）、杜道流（2004）、申小龙（2005）王健（2005）、杨宏（2008）、商艳霞（2009）、黄育红（2010）、刘淑霞（2010）、刘丽丽（2010）、张丽（2011）、靳开宇（2011）也就“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问题及策略展开了探讨。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6篇

【关键词】概念整合理论 英语俚语 动物词汇隐喻

一、引言

动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与人类的某些特征相似。因此，动物隐喻经常被人们使用。动物词汇隐喻普遍存在于人类日常交流中。但由于对动物隐喻了解不足，经常会出现对有些句子不理解或者误解的现象。本文将以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词汇隐喻为例，探讨英语中使用动物隐喻现象，分析概念整合理论的工作原理。

二、文献综述

1.概念整合理论的概念界定。概念整合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由 Fauconnier 和 Turner 等人在 Lakoff 和 Johnson 的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是对心智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研究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隐喻意义的建构过程始于不同认知域的两个输入空间，进而产生能够抽象概括出两个输入空间内容的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这四个基本的心智空间是建立在类比、递归、知识框架、概念包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一系列认知操作，彼此映射链接，形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

2.有关隐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隐喻的发展与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其研究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隐喻”这个概念，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法。随着语言学和认知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隐喻的理解不单指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和行为。隐喻成为了人类感知、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在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 Lakoff和 Johnson正式提出了“概念隐喻”，将隐喻纳入了人的行为活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语言符号等领域进行重新考查和研究。此外，Gibbs， Fauconnier， Zoltán K?vecses， Ning Yu 等人，对概念隐喻的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Fauconnier 通过对隐喻的再反思，对概念映射、概念整合等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将从Fauconnier 的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下对动物词汇进行研究。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国内的认知语言学主要起步于80年代后期，但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国内对概念隐喻的研究成果主要以石毓智、束定芳、林书武等人为代表，产生了一批隐喻理论研究的著书及论文。1996年后，概念隐喻的综述性文章逐渐增多，学者对于概念隐喻的认识也在不断加强，研究逐渐深入。1996年，束定芳在《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首次对现代隐喻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1997年，林书武发表了《国外隐喻研究综述》。1998 年，束定芳发表文章《论隐喻的本质及语义特征》，将隐喻的研究引领到更深刻的层次。概念隐喻在理论上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但在实践方面还有需要再加强。

三、浅析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隐喻

俚语能够生动地、形象地表达人类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英语日常交流中有很多俚语，其中许多与动物隐喻有关。本文将以最常用的与动物词汇隐喻有关的俚语，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1.概念整合理论的映射方式。概念整合理论是基于类比、递归、知识框架、概念包、知识框架等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一系列认知操作，它涉及四个心理空间的在线加工过程。这其中包括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1和Input Space2）、一个包含两个输入空间的抽象结构的普遍空间或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以及输入空间中元素组合、交互的合成空间（Blend Space）。

2.英语俚语中常用的动物隐喻。在英语俚语中，人们经常会说“every dog has his day”（人都有得意的时候），“He is a lucky dog”（ 他是一个幸运儿），“work like a dog”（ 拼命工作），“a black sheep”（害群之马），“a lost sheep”（误入歧途的人），take a pig to flute（赶鸭子上架），“beat a dead horse”（徒劳）等等。例如，当人们说：“Jack is a black sheep in his class”。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这个例子的话，首先确立输入空间的联系。一个输入空间是一只黑羊站立在一群白羊中；另一个输入空间是杰克在班级中。类属空间即他们与他们的同类格格不入或者对对同类有影响。合成空间合成之后，可以很快理解为杰克在他们班是害群之马。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人们对概念整合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概念整合理论对人们认知事物和分析隐喻有很大的帮助，丰富了人们认知图式，增强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揭示了概念整合理论在动词汇隐喻映射方式，将隐喻研究推向另一认知深度。

参考文献：

[1]孙毅，陈朗.概念整合理论与概念隐喻观的系统性对比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6）.

[2]房红梅，严世清.概念整合运作的认知理据[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9～12.

[3]黄华.试比较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

[4]舒舟.概念整合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7篇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

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

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

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

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

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

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着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 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

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8篇

一、图像：语言符号的感性辅助

多媒体是“用词语和画面来共同呈现材料”［2］的，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图像符号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文学概论教材不再像过去那样灰暗死板，色彩和图案的运用使教材显得活泼有生机，具有时代气息。在多媒体教学中，师生面对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张漆黑的黑板，还有播放课件的屏幕。课件不同于黑板，它是图像与语言文字等符号的有机组合。有些教师的课件做得单调无趣，这就没有达到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目的。在中文学科课程中，文学概论是属于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之一，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有了图像的插入，教学内容便显得活泼生动。所以，从事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教师，都喜欢将教学内容图像化。内容的图像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激发了他们对文学概论的学习兴趣。然而这种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并不意味着教师在制作课件时随心所欲，一定要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才行。因此，文学概论多媒体课件的图像选择，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著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其次，要掌握好播放的时间，要适度。播放视频，目的是为了形象生动，增加视觉鉴赏的冲击力。但文学概论教学与文学鉴赏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9］，播放视频的时间不能长。虽然作品鉴赏也是文学概论研究的问题，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对于实现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目标是有利的。但是二者之间无疑是有区别的，鉴赏课重在对具体作品的阐释评价，重在对具体作品的感知、体味、判断和分析，重在帮助学生掌握作品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学鉴赏的水平；概论课重在对理论命题的理解消化，重在把握理论知识结构，培养理论思维能力，重在对理论问题归纳、演绎和抽象思考。所以，不能因为消费社会带来的享乐主义，为了直观、趣味而一味追求影像符号的视觉。过分加大影像符号的量，是与文学概论教学目标背道而驰的。再次，在播放完视频之后，教师应该适当点评。通过比较播放的影像文本与原来的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加深学生对语言文本的理解，这样才能有效减少影像符号在文学概论教学的负面作用。如果把握了以上这三个方面，在文学概论教学中适当进行影响符号的“点缀”，不仅无碍，反而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语言：文学概论教学的基本符号

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探讨的对象是以语言作为符号的文学，所以在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中，最重要的符号必然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课件和黑板上的文字以及教师的口头讲述。不同于单纯的传统教学，多媒体教学中的文字符号，其特点在于文字的视觉化。在课堂上，大屏幕成为教学的中心，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投向大屏幕。利用课件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把声、影、图、文等大量的信息资源，以直观的画面形式向学生传递。即使是课件上的文字，也要考虑其可视性，以弥补文字“向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足［10］。比如讲到文学作品论，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大屏幕上应该出现“典型的历史变迁”、“典型的定义”、“作品的解读”等经过视觉修饰的文字标题。在文字视觉化的同时，教师必须考虑到课件文字的数量。相对来讲，课件的文字量比传统教学大得多。有的课件文字量太大，加上播放节奏较快，造成学生上课就是抄课件；有些教师上课甚至是念课件，教学的艺术性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而文学概论这种基础理论课程，非常需要学生的思考。但学生接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课件的传播速度，上课忙于记笔记，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不能及时地听老师的讲解，无暇顾及符号的解释项，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与思考，更谈不上掌握教学的重难点和纲领脉络。所以，课件的文字内容必须精练，提纲挈领。这也是文学概论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文学概论是汉语言专业的一门带有入门性质的基础课，为学习其他文学专业课和高一级文学理论课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准备，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思维训练意义。文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阐述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基本知识。课件制作要求有高度的概括性，强调突出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重视条理清晰，以起到辅助教学、强化知识点等作用。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结构主义”课程理论观点，教学应当重视怎样使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复杂的基本结构，而不光是传授零散的知识。所谓基本结构是指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体系［11］。如果对这些结构把握不好，是很难学好文学概论的。当然，基本结构需要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展开和论述，可以根据教学的即时需要，借鉴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板书，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但没有必要在课件上充分显示出来。学生可以趁老师板书的空隙进行思考，有利于他们对抽象知识的接受。另外，板书内容比较容易保留，教师可以进行前后知识点的对照联系。板书时空的有限性，以及课件文字的精简，是教师把学生的吸引力从“看”转移到“听”上来的前提。这里转移学生注意力的要点，是重新重视传统教学中的口头讲解。因为多媒体教学虽然克服了文学概论传统教学中理论过于抽象的问题，但也存在“人机对话”淡化了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等方面的局限，影响到符号解释项的实现。加大教师口头讲解在一堂课中的比重，是解决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方案。文学概论教学，重在培养学生获得文学概论知识的能力并利用文学原理来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以及进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能力。其中，教师面对面的引导作用非同小可。在教师讲解的同时，学生有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提问，教师当场解答。另外，教师还可以仔细观察学生的表情，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对学生有疑惑的地方，可以进行重点、详细的讲解。在文学概论课上，学生要学习理论知识，参与教师组织的课堂活动，训练理论思维，从而培养能力和体验人生，实现文学概论“产生人文精神”的意义［12］。

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学生来讲，“中文系传统教学内容的人文修养的价值已经大于职业培训意义”［13］。要达到这些目标，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在教会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科技在给人以便利的同时，也很容易控制人。所以文学概论教学应该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以深邃的思想底蕴和宽厚的人文关怀使学生获得思维的启迪和思想的熏陶［14］。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只是程序化地播放课件，要和学生多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让学生达到“以理解思想和探询意义为目的”的深层学习［15］。

语言学概论论文第9篇

10月19日（星期六）

10月20日（星期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9：00—11：30

14：30—17：00

9：00—11：30

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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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2）英语（一） （00015）英语（二） （00420）物理（工） （00043）经济法概论 （财经类） （00051）管理系统中 计算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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