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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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对策

马江镇位于湖南省株州市茶陵县西，2005年底，总人口727917人，共有长远、红旗、长联、末头、塘富、东冲、西冲、麻芫、毛家、井泉、小碧、月岭、麻石、玄武、皋芫、曾虎、等坪、浪滩、联湖19个村委会。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马江镇村务公开制度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走上了蓬勃发展、全面普及的道路，全镇19个村委会都实行了村务公开制度。

一、马江镇村务公开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公开内容不全面

当前马江镇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公开了一些村务，但公开的内容大部分是有选择的，在公开过程中避实就虚玩“迷藏”，弄那么几张纸，写了几项就贴了出去。上级要求公开的内容和群众关心的、意见大的热点问题遮遮掩掩，不愿意公开或少公开，只把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项目写进公开栏。在公布农民最关心的财务问题时，公布的数字很笼统，只公布收支几大项，具体把钱花到了哪里、怎么花的群众就不知道了。涉及农民负担、扶贫款发放和计划生育等群众敏感应该详细公开的内容，只公开一些“枝节”，对村干部不利的部分则抛之脑后，置之不理。有相当多的内容仍然没有公布，如村集体支付的请客送礼，吃喝招待费，个人消费公款报销等不正当开支。更有甚者，有的村根本就没有实行村务公开。

（二）公开内容不真实

内容失真是指公布账目与实际不符，含有水分，可信度低。“明白墙”变成了村官们不廉洁的挡箭牌，成为弄虚作假的护身符。马江镇长远、红旗、长联、末头、塘富、东冲、西冲、麻芫、毛家等地村民对村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较多，特别是涉及财务方面的内容，部分村民认为虚假的东西较多，属欺骗村民，应付上级检查。

（三）公开流于形式

村务公开工作存在走过场，敷衍了事的现象。公开不及时，随意性大，不少村没有定期公开。公开方式单一，有的地方会议不讲、广播不响，仅有的一块“公开栏”也被各类广告所充斥。

第一，村干部一手定公开。在什么地方公开、由谁公开根本就不征求群众意见，对公开什么，怎么公开完全由领导自己说了算，领导认为可以公开的就公开。手脚“不干净”的不敢公开也就不公开了。有的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理财小组没有发挥作用，个别领导干部一点头，就定了公开的内容，会计弄张纸往墙上一粘就完事。

第二，拖延公开的时间。对公开的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三个月一次、半年一次的，甚至于一年一次的也有，时间长短由个人定。还有的公开不及时，把6月份应该公开的内容拖到了12月才公开，这里就失去了便于老百姓监督的作用。有的地方看着老百姓脸色来公开，老百姓要是不问，村里就像没事一样，一年也不公开一次，一拖再拖，日积月累，成了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第三，公开栏形同虚设。上面部署的很多很细，可是具体指导监督的却很少，有些村的村务公开栏，样子做得挺好看，也花了不少钱，可是仔细看看里面公开的内容，却让人有些糊涂，在年末看公开栏，里面的内容竟然是年初的，还有的公开栏变成了“空白栏”，一年四季在这里都很难看到几个字，马江镇不好群众笑称是:“远看栏有样，近看字无踪”。还有的村就根本没有公开栏。

第四，审核不及时，账目不公开。有的村频繁更换财会人员，出现了“一茬干部一茬会计”，甚至“一茬干部几茬会计”的现象。且人换账不交，多数不进行账目核算和审计，对群众更是秘而不宣。乡村民主理财流于形式，给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留下可乘之机。

（四）监督不严格

有的不按程序要求进行，而是随心所欲，必然影响公开的质量；有的不敢大胆监督村务公开执行情况，审核把关不严，展开经常、有效的监督流于形式；有的以种种借口，采取种种行为，阻挠公开、搞假公开的人，却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平安过关；有的对暴露出的经济问题不查处，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形象，使群众对村务公开失去了信心。

二、完善马江镇村务公开的对策

（一）加大政府的推动力度

只有在政府推动和外在压力下，才能催生高质量的村务公开。从村务公开的推行到对村务公开的监督，都离不开上级部门的重视。所以村务公开制度的落实，同样有赖于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工作。对于公开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马江镇镇政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给予解决，对问题比较严重、群众反映强烈、干群矛盾突出的村，可以采取派出工作组的办法，专门进行解决。同时，要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堵塞漏洞。

（二）努力提高村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质

知识与文化水平决定着公民的民主能力，文化水平低使农民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参政渠道时遇到许多技术上的困难，难以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转变为政策要求。一般说来，文化水平越高的公民，也就拥有越多的民主意识和精神，民主能力也就越高。只有现代的村民才能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文化素质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的高低主要通过教育程度来衡量。目前在马江镇文盲半文盲仍占很大的比重，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农民群众参与政治的能力，致使相当部分村民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在此种情况下，村务公开制度若没有外部强有力的推动，便会被农民传统的政治认知所扭曲，并可能造成村务公开的失范。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马江镇村民的政治素质较低，缺乏作为民主政治主体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竞争意识，政治责任感不强。相反却存在崇官、怕官的“顺民”思想，总是寄希望于“清官”、“好官”，不敢或不愿为实现自己利益和意愿而主动行使民利，更不知道自己也有权力监督干部。虽然有时也萌生一些政治要求，却又不知是否应该表达和如何表达，这种顺民意识使得农民只是被动地接受村干部的命令，盲目听从村干部的安排，而不论村务处理是否得当。这些都无疑会影响村务公开制度的贯彻执行。

（三）增强乡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

增强乡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识是村务公开制度化的关键所在。乡村干部的行为和形象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乡村干部作为基层政权的执政者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管理者，对解决农村各种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马江镇一些地方干群矛盾紧张，从干部方面来看，主要是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想真正推行村务公开，就必须提高乡村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注重加强马江镇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强他们的民主法制意识。

（四）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

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我国村务公开已经初步建立起配套的制度体系，有了村务公开的规范，使工作有序，办事有据，为村务公开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一制度体系的建立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还有待于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健全与完善。

第一，村务公开责任制度。把村务公开作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年度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把村务公开责任目标的落实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干部、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并将评议、考核结果记入本人档案，作为评选先进和实施奖惩的依据。

第二，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相关村务的办事制度。建立村务公开方面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或者具体实施制度，财务管理方面的民主理财、干部亲属回避、会计员凭证上岗、承包项目公开招标等制度，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预算审批审核、集资管理、农民负担明白卡、专项审计、举报查处制度，宅基地审批方面的民主评议、群众监督、收费审核制度，计划生育方面的准生证报批发放、超生罚款审核、计生款返还账目审查制度，电费收缴方面的群众代表参与抄电表制度等。

第三，村民组织的办事制度。主要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民主议政日制度、民主理财制度以及村民委员会所属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等。

（五）建立和完善外部监督机制

外部监督机制是村务公开制度化的必要条件。来自内部的群众监督，是村务公开制度化的基础或首要条件。但是，至少在现阶段，如果没有外部的监督机制，村务公开同样难以推行。因为村务公开的推行及其制度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些利用村务不公开而的人，肯定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一些地方之所以村务公开难以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村庄外部缺乏一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而主观性较大，容易受人为因素所左右。另外，从长远来看，如果在“自治权”和“制衡权”之间没有建立对等的平衡关系，“自治权”就有可能无节制地膨胀，而难以健康地延续下去。

第一，加强外部监管。健全以马江镇人大、纪委为主的监督体系，每季度对各村公开内容进行审核，经常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到各村进行检查督促，促使各村的村务公开工作真正落实。

第二，强化舆论监督。各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优势，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搞得好的典型经验、先进个人，营造良好的环境。对那些领导不重视、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搞得不好的反面典型，要公开曝光。

第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要层层落实责任制，各级纪检、纠风、村务公开办要加强经常性的监督，定期全面检查。各级各部门要把责任追究贯穿于村务公开工作的全过程，对无动于衷、敷衍应付、弄虚作假、欺瞒群众、公开不全面不及时等行为，群众有权向上级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举报，并负责调查核实并做出答复，要通报批评或责令其限期改正，半数以上的群众对村务公开的事项不同意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并重新公布；对于批评后仍不抓不管、不见起色的要追究纪律责任；对于工作不力、不负责任，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解决，由此引发群众屡次上访告状或发生重大恶性案件的，纪检监察机关要严肃查处，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以及有打击报复行为的，可以建议村民会议对村民委员会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予以罢免；对村务公开中发现有挥霍、侵占、挪用、贪污集体财物及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处理，对其中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村务公开档案，做到真实、完整、规范，保存期限与村财务账簿相同。

参考文献：

[1]周汉华:《我国政务公开的实践与探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2]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徐勇、项继权：《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仇保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公开”随谈，红旗出版社，2000年版。

[5]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编:《农村村务公开工作资料汇编》，1997年版。

[6]孙立国：《村务公开与农村小康建设问题的思考》载《农民致富之友》,2007年第3期。

[7]毛永忠：《村务公开:实行农村民主管理的关键环节》载《政策瞭望》，2006年第12期。

[8]庄海舟：《村务公开的监督机制探讨》载《嘉兴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9]胡序杭：《关于加强村务公开制度建设的思考》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第2篇

第一级-T类：特种刊物论文，指在《SCIENCE》和《NATURE》两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第二级-A类：权威核心刊物论文，指被国际通用的SCIE、EI、ISTP、SSCI以及A&HCI检索系统所收录的论文(以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为准)，或同一学科在国内具有权威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论文不含报道性综述、摘要、消息等。

第三级-B类：重要核心刊物论文，指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刊登的论文(见《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或在国内同一学科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四级-C类：一般核心刊物论文，指《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图书馆2004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

第五级-D类：一般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期刊号“CN”“ISSN” ，有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第六级-E类：受限公开刊物论文，指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但受发行限制的刊物上(仅有期刊号、无邮发代号)发表的论文。

(3)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分为三个级别(类)：

内部刊物必须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主办单位级别分为：第七级-国家级内刊(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专委会、教育部等自办刊物)，第八级-省级内刊，第九级-区级内刊。

(4)学术会议论文的分类：

①参加国际性学术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四级(C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五级(D类)。

②参加全国性学术组织举办的全国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五级(D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六级(E类)。

③参加省级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E类。未发言的确定为区级内刊。

(5)凡收录于教育出版社、书号为“ISBN”类论文专集(或其它刊物)的与教育教学相关论文，凭发表原件按区级内刊折半计分。

(6)非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的认定

各级期刊的“增刊、特刊、专刊、综合版、专辑”等上发表的论文，有期刊号的，包括列入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的刊物，以期刊主办单位确定为相应级别内部刊物折半计分。

(7)下列情况一般不作为学术论文对待：

第3篇

0 前言

温总理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进展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和政府网站建设，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温总理的这段话可以这样解读：政府改革的核心是职能转变，改革的重要手段是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应用网络技术提供集成的管理和服务，借助Internet实现组织结构和流程的优化、重组，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离的限制，面向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优质、规范、透明和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我国电子政务的全面开展始于2002年。从2002年至现在，我国省、地市级政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有了一个对外服务的窗口。现在欠缺的是网站的功能和提供的服务。2006年底，在由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办的用户调查中，社会公众对政府网站的认知度、满意度与政府的预期相差很远。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在实施电子政务之初，在作电子政务系统分析时只注重了电子政务的显性需求，没有想透显性需求后台的隐性需求。导致在后来实际实施电子政务过程中，形式大于内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电子政务的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

1 显性需求

1.1 硬件

根据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总的设想，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的模型。

电子政务系统呈现稳定的框架结构，管理和信息安全是它的两个支柱，硬件平台是它的底座，硬件平台也就是网络平台。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把电子政务网络分为内网和外网，内网由副省级及其以上的政府机关办公网络构成，外网由副省级以下政府网络构成，内网与外网物理隔离。社会公众和企业通过互联网门户网站与政府联系，外网与互联网逻辑隔离。

1.2 软件

电子政务首先是政府内部的信息化，然后才是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与此对应，电子政务的应用软件也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府内部办公自动化(OA)所需软件，这个软件应集成图1应用支撑层和应用层的功能，如支撑层的信息交换、事务处理、流程控制，应用层的公文处理、业务处理等;另一块是终端用户(社会公众)所使用的软件，即政府门户网站，这是社会公众与政府打交道的信息平台，政府搞电子政务有没有实际内容，有多少实际内容，政务信息是否公开了、是否更新了，政府的管理程序是否简化了、便捷了，从这个平台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平台并不复杂，但却反映了电子政务的本质。

2 隐性需求

2.1 观念转变、职能转变

政府工作从本质上来讲: 一是推行政令; 二是为社会公众服务。其中, 推行政令的根本目的也在于为人民服务。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过多地强调了政府的管理职能, 而忽视了政府的服务职能, 使服务变成了口号。发展电子政务,需要转变政府这种重管理的官本位观念，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政府的职能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即变管理职能为服务职能或管理服务职能。有了这个前提，政府就会借助电子政务平台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及时改进政府工作作风, 优化政务流程, 避免政令传递速度慢、决策与执行脱节等情况发生;政府还可以通过发展电子政务实行最大限度的政务公开，提高执政透明度, 杜绝暗箱操作, 防止以权谋私，促进廉政建设。政府的观念转变、职能转变是实施电子政务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2.2 流程重组

政务流程重组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对政务流程进行审视和再思考，通过对原有流程进行清理、简化和整合，以实现政务作业水平的显著提高。流程重组需要摈弃传统的根据职能部门设计子系统及系统功能的原则，采用根据业务流程来设计子系统和系统功能的新原则，即要建设一个面向业务流程的信息系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要完全按照上述理论来操作，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具体实施上，可以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实现部门内部的流程重组，对于某些权力很重的部门，这一改革也可以节约社会成本，为纳税人带来实惠。如，某城市交管部门汽车年审，车主在第一道检查口，要递交身份证、行车证、保险单，在第二道口子、第三道口子和最后领取年审合格证时，需再次递交上述证件，每道检查口重复检查相同的证件，显然没有这个必要，正确的做法是：在第一道检查口检查所有的证件，将检查信息输入网络系统，车主就只需直接开车上检测线了，这中间的过程均可以省掉。第二步实现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使纳税人在网上可以办事。如某市一事业单位提出一项事业收费许可申请，需先向市一级财政局提出申请，市级财政局审批通过后，还要省级财政厅批准，这其中还需要市级物价局和省级物价厅审核，如果这四个政府部门不能实现审批信息的互通，这个审批案例就需要提出申请者在四个单位跑上一阵子，至少20天，反之，如果这四个政府部门能在网上实现信息互通，申请者只需在网上向市财政局提出申请，然后等待结果即可，时间大约是5天，这期间还可以查询进展情况。这就是流程重组的巨大作用。

2.3 精简机构、管理创新

在中国发展电子政务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政府管理体制。而对于现行政府管理体制，指望通过搞电子政务出现很大的突破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政府管理体制。不能突破，不等于说不能变化。电子政务需要政府政务流程重组，政务流程重组必然导致政府机构和管理方面的变化，在政务方面进行整合和调整，在管理和机制层面进行一定改革是完全行得通的。

传统上，我国政府部门权力交叉现象比较突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自身进行了多次小改，但权力交叉现象依然存在，这在电子政务门户网站上往往体现为：有利益的事情，多个部门抢着管，而且还要收费，直接导致社会公众办事周期长，耗费大;无利可图的事情都不管，导致某些领域失序。前者是乱作为，后者是不作为。两种情况都与电子政务的时效需求相距甚远。所以，精简机构，减少直至消除权力交叉应成为机制改革的重点，这是电子政务的后台保证条件之一。

整合调整政务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是电子政务发展的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需要管理创新，需要政治家的魄力。创新需要成本，也伴随风险，政府管理创新需要在政府自身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国家的长远发展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毫无疑义，电子政务需要政府在管理创新上加快步伐，电子政务也会促进其步伐的加快。

3 结束语

第4篇

一、审判公开原则的概念及内涵的再认识

审判公开这一重要的诉讼原则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针对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专横、秘密审判、法官擅断和酷刑等制度提出的。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猛烈抨击封建社会拷问、秘密审判和酷刑等制度，极力倡议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改革的同时，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贝卡利亚这一闪光思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审判公开原则逐渐为各国所接受。

我国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该法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1条对原条文未作任何修改。一些教科书把审判公开原则概括为：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也就是把法庭的全过程，除了休庭评议之外，都公之于众。具体而言，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理过程公开。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包括证据的提出、调查与认定等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采访、报导。二是审判结论公开，即公开宣判。判决书及其据以下判的事实和理由应以公开的形式宣布，允许新闻记者报导，法庭也应向社会公告。三是审判公开的对象既包括向当事人公开，也包括向社会公开。此外，笔者认为，审判公开还应包括裁判文书公开。宣判公开，即将判决结论以公开的形式宣布，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然而仅仅是公开宣告判决是不能充分体现审判公开的真正内涵的，应将其内容也公开。换言之，就是要将裁判文书通过媒体、网络向社会公开，准许公民自由查阅和接受社会监督。对此，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公开裁判文书是现代各国司法制度的通例。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都定期或不定期发表判决书。目前，我国有些地方的法院也已经建立起专门的网站，通过网络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这一举措真正完整地体现了公开审判原则的精神内涵。裁判文书公开除了公开判决书之外，还应有选择地公开裁定书，如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书等。一些只涉及简单的程序问题的裁定可不必刻意去追求形式上的公开。

二、审判公开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公开的程度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判公开原则适用于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除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特殊情况外的案件。但如果当案件的公开审理可能危及社会安全利益或损害公民的基本人权时，则不应公开审判。我国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均规定了审判公开的例外情形。《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1条第2款还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确属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法庭应当决定不公开审理。”除了刑诉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刑事审判公开的例外情形之外，还有以下两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大多属于不公开审理的范畴：1.二审书面审理的刑事上诉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实践中，对上诉案件，二审法院往往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方面考虑，审理的方式为：合议庭经过阅卷，提审被告人及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后，认为案件事实与第一审认定的没有变化，且证据充分的，一般都不开庭审理。当然，开庭审理与审判公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但开庭是审判公开的前提条件，不开庭就不可能旁听。2.减刑、假释案件。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一般都是采取书面形式进行，即根据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书裁定。可见，这两类案件在实践中也属于不公开审理的范围。笔者认为，前述两类案件应尽可能地公开审理，公开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如二审书面审理的刑事上诉案件，可以由人民法院以召开新闻会的方式，向新闻媒体介绍不开庭审理案件的二审情况，或者将二审裁判文书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以弥补案件审理过程不公开这一程序的不足；至于减刑、假释案件，完全可以公开开庭审理，不少法院都已采用了这一做法，我们海南中院今年上半年也开始大规模地实行公开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既增强了审理案件的透明度，又提高了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对促进服刑犯人接受教育改造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关于审判公开的程度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实践中，对于审判公开，法官大多机械地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来操作：1.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定期宣判的案件，也应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开庭审理和宣判时，允许公众旁听，允许新闻媒介采访、报道。2.凡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除了休庭评议之外，其他的审判环节一律公开；凡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所有审判程序一律不公开。笔者认为，审判公开的程度，涉及审判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要把握好这个“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1.灵活掌握审判环节的公开或不公开。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对于哪个环节应公开，哪个环节不应公开，或是公开的内容是什么，尽管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但在具体操作时，法官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前提下，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也可以参照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和借鉴其好的做法。如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六条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享有被公开审判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权利是给予被告的而不是公众的。换句话说，如果被告放弃这一权利，而法官认为审判应该闭庭进行，那么公众没有权利要求法庭必须让审判对公众开放。如果公开审判不仅不会促进，反而会损害司法公正，那么法官可以全部闭庭或者禁止某一部分人旁听。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尝试：在某些案件的审判中，如果遇到涉及个人的隐私时，法庭可以宣布暂时禁止公众旁听，等这一环节审理完毕再恢复公开；或是证人出庭作证时，为了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法庭也可以作出暂时不公开审理由或禁止某一部分人旁听的决定，待证人作证完毕时再重新对公众开放，等等。同样，在审理一些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如果被告人要求公开某个环节或法庭认为某个环节公开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也可以公开这个环节的审判。这样的做法，笔者以为，不仅没有违反法律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而且更能体现审判公开的程序正义，促使法官改变执法观念，更好地维护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明确。2.全面公开法庭审判过程的实质内容。（1）庭审过程公开。即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及法庭的认证都应在法庭上展示；（2）宣判公开。如前面介绍的宣判时仅宣读裁判文书是不够的，应将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证据，下判的理由、法律依据以及裁判结果向社会公开。

三、违反审判公开原则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第5篇

首先，我羡慕你的造化。二十岁刚出头就拥有了上省级公开课的机会，且有那么多“贵人”相助。你尤当珍视。

其次，我理解你的心情。课“总被‘挑剔’得‘体无完肤’”，心里难免不是滋味。但不要失却自信，要辩证地看待“挑剔”，智慧地转化“挑剔。”

如何辩证地看待“挑剔”，智慧地转化“挑剔”，下面的故事也许能带给你一些启迪：

从前，有一位画家想画出一幅人人见了都喜欢的画。画毕，他拿到市场上去展出。旁边放了一支笔，并附上说明，每一位观赏者，如果认为此画有欠佳之笔，均可在画中记上记号。

晚上，画家取回了画，发现整个画面都涂满了记号——没有哪一笔一画不被挑剔。画家十分不快，对这次尝试深感失望。

画家决定换一种方式试试。他又摹了一张同样的画拿到市场展出。可这一次，他要求每位观赏者将其最欣赏的妙笔都标上记号。当画家再取回画时，他发现画面又被涂满了记号。——一切曾被挑剔的笔画，今天都被画上了赞美的标记。

你不妨学一学画家后来的做法，在心里给自己的每一处教学“妙笔”都悄悄地标上欣赏的记号。以此增强自信。

第三，我不接受你“公开课的战船必须驶上‘安全’航道”的心态。有人问起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的阿那哈斯：“你说说看，什么样的船只最安全？”阿那哈斯回答：“是那些离开了大海的船只。”

离开了大海的船只固然安全了，但终究还有多少应用价值呢？所以，我想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航行在新课程大海里的公开课船只，与其“安全”一些，不如“危险”一次。

请别误会，让公开课“危险”一次，绝不是怂恿初登讲坛的你妄自尊大，听不进逆耳忠言，一意孤行。其本义在于：“危险”一次，你就拥有了一次迎接挑战、发挥潜能的机会。

让公开课“危险”一次，意味着要“大胆”地创造。齐白石堪称典范，他九十二岁高龄时，依旧“大胆”地创作了一幅题为《和平》的国画：浅红的一株益母草，下面是两只墨黑的鸽子。画面上一红一黑，色彩反差强烈的两个物象傍在一起，抢人眼球，撼人心魄。自毕加索给鸽子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还不曾看见画家用黑色来绘和平鸽的。这就是大师，虽寿登耄耋，但奇思妙想依旧年轻，感知世界依旧新鲜，绘画创作依旧“大胆”。

所以，年轻的你要“大胆”地尝试。尝试独立备课而不仅仅依赖于教参；尝试熟背课文而不仅仅要求学生做到；尝试让最后进的一名学生站起来读书而不仅仅让朗读翘楚闪亮登场；尝试让学生说哪里读不懂而不仅仅大张旗鼓地宣讲你感兴趣的地方；尝试让学生解读文本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千人一腔；尝试激发学生当众把你问得瞠目结舌而不仅仅是你把学生问得目瞪口呆；尝试以“处女课”问世而不仅仅以反复演练的“样板课”示众……大胆地尝试有时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在公开课上。

当然，让公开课“危险”一次，并不意味着排斥“成功”。关键是如何看待“成功”。“我不知道何谓成功，但我知道什么是失败。失败就是想要讨每个人的欢心。”（萨米·戴维斯）

“要讨每个人的欢心”，（唯独不讨每个孩子的欢心）这只无形的功利之手，正牵动着教师，表演着一出又一出合乎“某种胃口”的木偶戏式公开课。

这种木偶戏式的公开课，动辄以“航空母舰”作战：成立备课小组，聘请专家指导，反复彩排演练，企及一课打响乃至一课走红。于是乎，讲究包装，追求“完美”。其实这种刻意追求“完美”的公开课是一种温柔的伤害。一次，茶师千利休让儿子少庵打扫庭院。儿子打扫完毕，茶师却说：“不够干净。”要求他重新做一次。少庵又打扫了一遍，然后跟父亲说：“石阶洗了三次，石灯笼也擦拭多遍。树木冲洒过了水，苔藓上也闪着翠绿，没有一枝一叶留在地面。”

第6篇

公开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政府行为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外，应当一律公开。其要求是，行政机关要把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向行政相对人和公众公开，使众所周知。行政许可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较普遍地为行政机关所采用，尤其应当遵守和贯彻公开原则。行政公开的意义在于：第一，它有利于公民对行政事务的参与，增强对行政机关的信赖。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只有在充分了解政府活动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政行为从命令主导型向规则主导型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责和任务需要公民的合作才能完成。行政公开加深了政府和公民的沟通和了解，促进了公民对行政事务的参与。第二，杜绝“暗箱操作”，增强了行政的透明度，有利于公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人把公开制度下的行政许可称为“阳光下的许可”，是有道理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将政府的规章、政策以及行政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公开，让公众了解和评说，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专断和腐败。

行政许可法对公开的具体要求主要是：

公开行政许可的法定依据。办理审批、许可的依据包括法律、法规、规章，都应当在人大和政府的公报以及有关的传媒上公布，不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这样的规则，就可以在公众的监督下，抵制和排除某些机构滥设许可。

公示行政许可的具体要求。它要求行政许可的受理机关在办公场所，将受理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申请人提供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予以公示。其中，对行政许可事项的公示，可以使申请人了解该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至于“找错门”；对行政许可数量的公示，可以使申请人了解自己申请的许可是否有数量限制，及时提出申请；对行政许可条件的公示，可以使申请人对自己是否符合行政许可的条件心中有数，并据此监督行政机关依据条件做出许可决定；对行政程序和期限的规定，可以使申请人了解行政机关受理、审查和做出决定的整个流程，了解自己程序上的权利和义务，与行政机关配合工作；对提交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的公示，有助于申请人了解申请材料的形式要求，方便申请人准备材料，准确填写申请表格。公示制度，既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又为申请人提供了便利。

第7篇

在实践操作中，我县政府信息公开审查实行三级审查制，分为审查、审核、审批三个步骤：

第一步，由制作、获取政府信息的政府部门或者部门内设处室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工作因层级而异必然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或者处室。如，县级人民政府由民政、司法、物价等部门组成，民政部门又内设优抚安置、救灾救济等处室。这些部门或者处室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获取的政府信息同其工作内容密切相关，业务上具有明显优势。由这些部门或者处室首先进行审查也符合“谁制作，谁审查；谁获取，谁审查”的总体要求。

第二步，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进行审核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尚不统一，设在政府办、监察、法制和信息办的均有。根据《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省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我县明确县政府办是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县公开办（设在县政府办）是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各部门办公室是本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县公开办和各部门办公室作为县政府和各部门政府信息公开的对外窗口，履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职责。各部门内设机构、派出机构等，除经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者授权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以外，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有关工作。

要特别说明的是，《条例》第四条第（四）项只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我们认为是不妥的。政府信息公开审查不仅仅是保密审查，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这将在下面关于审查内容方面进行讨论。

第三步，由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分管领导进行审批

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分管领导根据上述审查、审核意见，审批确定该政府信息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方式。

三级审查制度是我县目前推行运用的制度，正在实践中进行磨合，待条件比较成熟后将以正式文件印发实施。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查内容

关于审查内容方面，我们认为《条例》的规定在逻辑结构上存在一些问题，下面一一予以讨论。

我们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审查内容应当包括下列六个方面，即：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审查，是否属于保密范围审查，是否属于国家规定需要批准审查，是否涉及其他行政机关需要协调审查，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和是否与申请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审查。

1.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审查。《条例》对“内部政府信息”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曹康泰主编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在释解第二条时是这样说的：“在认定政府信息时除了考虑掌握信息的主体是否属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外，还要分析这些信息是否与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密切相关。纯属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的人事、财务等相关信息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法律法规授权外从事其他活动过程中所制作、掌握的信息也不是本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公开义务人的下列内部政府信息，应当实行内部公开：(一)领导成员廉洁自律情况；(二)内部财务收支情况；(三)内部审计结果；(四)公务员人事管理情况；（五)其他应当公开的内部政府信息”。《汕头市政务信息公开规定》（已废止）第十二条以前也有过类似的规定，但多了一项“干部职工收入、分配、福利待遇情况”。另外，上海、河北、辽宁和江苏等省、市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还将“正在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政府信息”纳入不予公开的范围。上述各类政府信息，如果以政务公开的要求来衡量，有些是要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务公开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务公开的一个种概念。转对是否属于内部政府信息进行审查时，要紧扣《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牢记政府信息概念的特征，正确区分内、外部政府信息。内部政府信息是不须要公开的，外部政府信息要继续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审查。

2.是否属于保密范围审查。保密审查的内容，我们将之总结为“431”，即四个秘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秘密）和工作秘密；三个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安全；一个稳定：社会稳定。保密审查是各项审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三个问题需要阐明一下：一是条文顺序。《条例》将保密审查放在第二章公开的范围第十四条，却在第一章总则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认为，保密审查的规定应当放在总则中，次序排列在第七条之前。二是依据缺乏。目前我们开展这项审查工作的最大困难就是手中缺乏相关资料。据有关资料记载，1988年《保守国家秘密法》出台以后，几乎每个部委都制定了关于自己的保密范围文件，共有80多部，如果加上省、市制定的相关文件，数量还不止于此。因为这些文件本身有些就是保密的，我们难以收集，但在进行保密审查时又得以这些文件为依据，所以，建议将这些文件汇编成册，印发给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涉及到的保密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培训和保密教育，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保密意识等途径予以解决。三是审查期限。根据《条例》规定，保密审查不是答复期限中止事由，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才不计算在答复期限内。《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接到申请的机关或者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批复”，加上转送、文来文往所需时间，批复时间有可能实际超过三十日，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连延长的期限计算在内不过30个工作日。也许有人认为，这可以通过两者之间存在的节假日差异进行调济，我们在实践中可以这样操作，但在理论上不能这样研究。目前，《保守国家秘密法》正在修改，建议作出相应的调整。

3.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征求第三方意见制度，《条例》在第二十三条是为依申请公开而设立的。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不涉及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不需要本项审查。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也体现不出《条例》的前瞻性。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也要进行是否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审查。另外，存在一个疑问？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时，第三方的答复期限《条例》没有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是与《条例》衔接规定为15个工作日，还是与行政复议衔接规定为60日，或者与行政诉讼衔接规定为3个月。总之，不能因此而无限期延长。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一般为15个工作日，此后催请一次并延长15个工作日，如果第三方仍然未作答复，视为不同意公开。

4.是否涉及其他行政机关需要协调审查。这项审查存在的疑问是协调的期限如何确定？协调未果的信息是否可以不公开？我县的要求是平行各单位相互协调答复的期限为7个工作日，对协调未果的或者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政府信息，必要时可以报送县政府办牵头协调确定。

5.是否属于国家规定需要批准审查。这项审查存在的疑问是批准期限与依申请公开的期限如何衔接？我们的理解是，按规定须经批准才能的政府信息，在未获批准之前属内部的，可以此理由答复申请人不予公开。这一点与协调审查是不同的。协调审查中，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均有，而本项审查中，未经批准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是不会主动公开的，只存在依申请公开答复问题。

第8篇

社会保险的信息公开表现出综合性。既有带有公法属性、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范围，以政府信息形态的公开内容；也有民事平等关系属性的用人单位对个人的公开内容。这使得社会保险信息公开和知情权保障的议题，兼有公法和私法色彩。社会保险中的信息公开机制，根据《社会保险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表现为以下类型：

1.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的公开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的公开，包括向劳动者个人的告知与在本单位内部的公开两方面。《社会保险法》第4条第3款规定：“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既然个人享有监督所在单位缴费情况的权利，该规定意味着用人单位负有向劳动者公开其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的职责。这种公开，仅针对特定劳动者个人，采取“一对一”的方式主要通过告知本人来公开。1999年1月22日出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第17条第1款规定：“缴费单位应当每年向本单位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职工监督。”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参加工伤保险的有关情况在本单位内公示。”这里，公开的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而公开内容则是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与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在对象上，其公开均针对该单位全体职工，采取“一对多”的方式公示公开。这种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的公开，不论是向特定劳动者个人的公开，还是向单位全体职工带有内部公示色彩的公开，均属劳动关系的范畴。在法域规范上，同时受劳动法制、社会保险法制的规范。

2.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公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相关行政机关、部门向社会的公开，向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公开包括：《社会保险法》第79条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结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2条、第27条要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将用人单位的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向社会公布，其中就包括用人单位在社会保险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如在申报应缴纳社会保险数额时瞒报工资总额或职工人数，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等。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公开，既有向不特定社会公众的公开，也有向特定用人单位和个人的公开。这些公开均带有公法属性，可准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之规定。《社会保险法》及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构成该领域信息公开的特别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构成政府信息公开一般法。深入分析可发现，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公开，均为“向社会公布”，因此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为此，无论是否有参保人、用人单位或其他主体提出申请，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的监督检查结果，用人单位在社会保险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均应主动公开。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公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公开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法》第70条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工伤保险条例》第49条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公布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这是向社会的定期公开。这种公开也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主动公开的要求。《社会保险法》第一章“总则”部分第4条即明确用人单位和个人“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法》第74条更是明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权益记录，并“定期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用人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了经办机构向个人的公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将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单通过邮寄方式寄送本人；同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参保人员发送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进而规定，参保人查询个人权益记录的，可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网点、自助终端或者电话、网站等方式来进行。此处的公开均为“一对一”的查询公开或告知本人公开，并内在蕴含着不得向参保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提供的要求。为此，查询个人权益记录，需要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的共同要求。

4.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结果公开根据《社会保险法》第80条第2款，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公开主要形态为：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应向社会公开。此处的公开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主动公开范畴，如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未能主动公开的，一般社会公众也可向公开机关提出公开申请，进而获取相关信息。

5.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向社会公布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的情况2000年8月国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根据《社会保险法》第71条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社保基金会、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社保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要求定期披露社保基金的投资运作的有关情况。

二、社会保险保密的现有规范

社会保险的个体性信息是仅针对权利主体的公开；对于其他主体和社会公众而言，一般应予保密。确保其个体信息不被泄露乃至出售，对于用人单位和个人并非无关紧要。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劳动保障公共服务信息安全保护的通知》(劳社信息函[2007]5号)指出，劳动保障部门因履行行政职能而获取的个人和单位信息，这种信息具有强烈的专属性，除法律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形外，只能在该个体提出申请时，按照规定程序对本人、该单位提供，而不能向他人、他单位提供或发生泄漏。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档案局制定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第14条规定，对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规提供、抄录档案，泄露用人单位或者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分，以及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对个人权益记录的范围以及公开和保密予以较为全面系统的规范。中国空前的参保规模与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使得社会保险信息的安全保障和用人单位、参保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面临严峻风险的领域。劳动社会保障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管理的通知》（劳社厅发〔2006〕31号）所指出的，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各种“劳动保障信息新系统覆盖范围广，涉及众多用人单位和几亿劳动者的相关信息，且信息存储周期长、传输量大”。因此，要注意“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和劳动者个人隐私”。信息的公开与保密，存在着多种相关法律的不同理念、原则和规范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保密法与统计法、信息公开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档案法等领域法律规范的交织、碰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6条将此类信息称为“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并特别列举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三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门建立起针对本人的依申请公开机制，以及不准确政府信息的更正请求权机制。《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更是以较大篇幅规定了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信息的保密、使用限制。《社会保险法》第81条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接下来，《社会保险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部分第92条明确了这些机关、机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泄漏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包括人员处分和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在此基础上，为有效保护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还应注意以下方面：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密范围的广泛性社会保险个体性信息，《社会保险法》表述为“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社会保险法》第81条、第92条），不限于传统“个人隐私”之范畴。这如《荷兰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界定，“涉及个人的已被识别或可被识别的任何资料”，均属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的界定，虽然其主体是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但其他相关信息也应包括在内，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密主体的广泛性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的公开对象仅限于参保个人，但负有保密职责的主体则相当之多。比如，用人单位可获得参保人按月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对此用人单位应当向参保职工予以公开，但不得向其他机关、机构、组织、个人泄露；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实施还可能涉及医疗机构和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同样负有保密职责。总体上，负有保密职责的主体既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还有社会保险信息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信息技术服务商、用人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换言之，任何组织、个人在行使职权时可能接触到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的，均负有保密职责。社会保险个人信息公开的特殊性个人权益记录作为参保人的个体性信息，是政府信息中极为特殊的一个类型。除参保人自己和主管部门合理使用，以及为必要目的允许特定国家机关查询（比如，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所需的情形）之外，其他国家机关、单位、组织、个人一律不得获取。换言之，即便是参保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也不得随意查询参保人的社会保险的个人权益记录。对于参保人委托其他人员查询社会保险的个人权益记录和其他个体性信息的，可借鉴当事人委托人查询法院卷宗的机制来实施。一方面，受托人需要取得委托人提供的书面委托材料，该委托文书上应当有委托人的亲笔签字盖章，并载明委托查询的内容事项。另一方面，受托人也需要携带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申请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供经办机构查证核实。参保人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其中部分信息与用人单位带有密切关联。由于参保人的社会保险登记由用人单位负责申请办理，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因此参保人及其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信息，参保人及其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获得相关补贴的信息，用人单位也可予以查询。行政机关的转让限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18条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用人单位和个人的信息保密”，并不得违法泄露“涉及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或者公开后可能损害用人单位合法利益的信息”，以及“涉及个人权益的信息”。在用途方面，《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对于相关部门获取利用社会保险个体性信息作出规范。一方面，该办法授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信息机构基于宏观管理、决策以及信息系统开发等目的，在必要情况下可获取使用个人权益记录；有关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等因履行工作职责需要，可查询获取个人权益记录。另一方面，该办法有对其获取予以严格限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信息机构如非因履职需要的，不得获取包含可以直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而其他部门、司法机关申请查询的，应当明确告知查询目的和法律依据，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再作决定。其他部门、机关获取个人权益记录之后，不得将获取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用作约定之外的其他用途，也不得违法向他人泄露。在此方面，域外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比例原则可资借鉴移植。比如，《荷兰个人数据保护法》第9条第1款规定“个人数据的处理不得超出该数据的获取目的范围”；第11条第1款规定“个人数据只能按此数据的收集目的或处理目的进行充分的、相关的、适度处理”，第2款则规定“责任方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个人数据的收集目的或处理目的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我国今后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的保护中，也有必要全面引入比例原则的适用。

三、社会保险公开与保密的法律责任问题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办机构、相关部门、用人单位在涉及社会保险信息的公开与保密行为中，存在违法或不当的，均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中，既有成为诉讼被告的风险，也有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1.公开与保密涉嫌违法的，参保人、用人单位等可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其情形主要包括，相关部门主动或依申请公开的社会保险政府信息，被认为侵犯到参保人的个人隐私，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的，受害人可提起行政诉讼。相关部门提供的个人权益记录等与申请人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内容不准确，要求该部门予以更正，该部门拒绝更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相关部门对于用人单位、参保人的公开申请、查询申请予以拒绝或者超过法定期限未答复的，申请人也可提起行政诉讼。但须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参保人认为相关部门未主动公开其负有公开职责、且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并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应当先向该部门提出公开申请，被拒绝后再提起行政诉讼。

2.社会保险主管部门、经办机构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用人单位泄漏社会保险个体性信息和其他违法行为，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框架，由于泄漏个人信息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包括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两种形态：一是根据《国家赔偿法》承担的赔偿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泄露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给相关用人单位或个人造成损害的，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并构成其中“行政赔偿”。相关用人单位或个人，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的范围、程序和计算标准，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泄露信息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9篇

媒体与司法公开存在着既统一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要推进司法公开，就对司法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要加强司法人员的媒介素养教育有助于推动司法公开。媒介素养教育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防疫（inoculate）、释放（liberate）、赋予（em-power）。第一个阶段提倡以批判的角度使受众对粗俗文化产生免疫力。第二个阶段开始提倡独立思考与批判能力相融合。第三个阶段则开始注重媒介素养教育要能够赋予受众解读和运用媒介的能力。司法工作人员是司法公开的主体，是信息的传播者，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角度分析，属于第三个阶段，即赋予，不仅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准确解读媒体传递的信息，还要学会运用媒体主动传递信息。

二、司法人员媒介素养的现实状况

司法人员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但是与中国受众目前媒介素养普遍不高的现状相似，司法工作人员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与方式还处于防疫的初级阶段，大致可以分为消费型、对抗型、互动型三种。

（一）消费型

这类司法工作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对他们而言，媒体仅仅是获取信息、参与娱乐的媒介，他们是传播的对象，也是传播的终点，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无法通过他们进行再次传播。持有消费性媒介观的受众，只接受他们认可的信息，也许会进行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思考和批判不会向其他受众进行反馈。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者，不会主动参与司法公开，在他们看来，信息传播是单向的点对点传播，而不是由点及面的多向传播，但从传播效果看，他们往往能保证信息的正确传播，因为消费性受众一般不会对信息内容进行转换。

（二）对抗型

持有对抗型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对待媒体的态度比较积极，他们会第一时间对媒体传递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判，但这种评判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这类司法工作人员通常认为司法公开，特别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公开必然会导致媒体审批，从而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因此，他们排斥媒体，并对自己固有的认知结构（观点和立场），有一种维护、加强的倾向。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不会主动参与司法公开，对于被要求公开的内容也会持比较抵触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对于媒体的信息，可以进行适度的过滤，或者说对信息进行修正后再次进行反馈，使之与他们的固有认识一致。

（三）互动型

这类司法工作人员对媒体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受众不应仅仅是媒介信息的接收器，而应成为传播的中转站，不仅将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信息，还将进而发展成为主动地报道甚至信息。一方面，他们从媒体获得信息，在对信息进行梳理后向下一级受众进行传播，另一方面，他们会主动借助媒体传播信息。持有这种媒介观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公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很好地找到媒体与司法公开的结合点，扬长避短地传递信息，既准确传递司法公开的信息，又避免媒介审判情况的发生。

三、加强司法人员媒介素养的主要途径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能力，要提升司法人员媒介素养，更好地推动司法公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转变媒介观念，提高媒介认知为

提高媒介素养的关键在于转变媒介观念，不管是消费型的媒介观还是对抗型的媒介观，问题的关键还是对于媒体没有正确的认识。一是要转变逃避的观念，做到积极主动。媒体与司法有着共同的目标，媒体是司法公开的重要载体，对于媒体反馈的问题，要勇敢面对。二是要转变隐瞒的观念，做到坦诚相对。接受媒体监督是司法公开的内容之一，通过媒体公开信息一定要做到真实，不真实的公开不如不公开。三是要转变封堵观念，做到沟通疏导。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他媒体逐渐向自媒体转变，传播的速度更加迅速，要树立主动与媒体沟通的意识，抓好传播的第一时间。

（二）加强学习，提高对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

媒介信息的多样性要求加强对综合知识的学习。一是要加强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司法公开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熟悉哪个能公开，哪个不能公开，不然即使能熟练使用媒体也不能确保司法公开准确到位。二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政治认知的成熟度是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认知影响着一个人对于信息的认识与判断。加强学习能够提升个人政治认识的成熟度，从而提升对于媒介信息的判断力。三是要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锤炼。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把关人职能削弱，如何信息，何种信息，如何解读信息更多依靠信息者和接受者本人，这就对信息者的个人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积极参与司法公开，在实践中提升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