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银行业缋考评考评项目考评指标
业绩考评(也称“绩效考核)是组织对其下属部门或员工工作效果考核与评价的过程。近年来。为了科学地评价各分支机构工作业绩．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银行系统借鉴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关于业绩考评理论与实践的先进经验。努力探索建立适应人民银行特点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业绩考评体系。特别是在2004年。人民银行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业绩工资总额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收入分配为突破口．建立了与分支行工作业绩相联系的工资总额分配制度。但是。由于机构性质和业绩考评工作的复杂性。目前的业绩考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人民银行业绩考评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考评指标的复杂性。与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相比。人民银行系统内衡量工作成效的业绩指标更为复杂由于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往往是利润最大化。其考核体系中多为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等可量化的指标。而人民银行作为国家机关之一。其产出是复杂的。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多重的，因此考核体系中只有部分可以进行量化。更多的指标则较难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对于人民银行而言。如何在定性的基础上对业绩指标进行更多的量化是开展业绩考评工作的重点与难点。
(二)考评体系的多级性。根据<暂行办法>规定，人民银行实行的是总行一分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1一地市中心支行一县支行的四级考评体系。即总行人事司根据总行各司局的专业考核结果．确定各分行、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的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和等级。并确定各等级的业绩工资分值。其中。分行的业绩工资分值仅作为核定其所在省分支机构(不含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业绩工资总额的依据；非分行所在省(区)的中心支行(不含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业绩工资总额要根据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的业绩工资分值来核定；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的业绩工资总额要根据其自身的业绩工资分值来核定。同时。各级分支行可视辖区情况参照此办法制定对辖内机构的业绩工资管理办法。
因此。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是整个考评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不仅要充分调动省内各地市中心支行的积极性。努力争取在总行业绩考评中取得好成绩。确保本省获得较好的业绩工资总量。还要积极探索总行划拨的业绩工资在地市中心支行的分配办法．将总行进行业绩工资总额管理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各基层行。为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现行体制，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负责对全省地市中心支行各项金融业务工作进行考评。以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为例。总行文件明确授权的管理全省的业务包括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金融市场、调查统计、征信管理、安全保卫、货币金银、金融稳定、办公室、支付结算、国库、反洗钱、科技、金融研究、会计财务等14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人民银行实行业绩考评的复杂性以及现行体制等原因。基层行在贯彻执行总行有关业绩考评规定时主要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外汇管理工作未纳入考评范围，难以准确衡量分支行的工作业绩。根据<暂行办法>第二章的有关规定。人民银行在评定各分支机构考评等级进而确定业绩工资分配额度时并未考量各分支机构的外汇管理工作．而在基层行，国际收支、外汇检查、资本项目管理、经常项目管理等外汇管理业务是人民银行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依靠人民银行总行各司局的专业考评不能准确衡量被考评单位的工作业绩，也不能充分发挥业绩工资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
(二)各考评项目在总体考评结构中的比例不明确。根据<暂行办法>规定，人总行人事司根据总行各司局的专业考核结果，确定各分支行的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和等级。但是。对人事司如何运用各司局的考核结果进行评定。该办法并未提及。在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后。货币政策的执行、调查统计分析、金融稳定以及金融研究等业务的地位日益突出，在综合考评时。它们是与其他业务同分值考量还是要占据更大的比例，这些都是基层行(特别是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在接受考评与制定对其他单位考评办法时必须考虑的问题。由于总行相关文件对考评规则未予以公布，基层行在准确把握业绩考评工作标准和贯彻执行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
(三)一些具体考评指标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总的来看。人总行各司局制定的业绩考核办法内容较全面，考核指标刚性较强，考核依据与评价标准较客观公正，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分支行的业务工作状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适用性，基本能公平、合理地反映分支行之间的工作业绩差异。但从具体操作层面看，一些条款过于原则或表达不清，还有一些指标则未充分考虑到基层行的业务工作实际，在考评过程中难以贯彻执行。
三、完善对分支机构业绩考评工作的建议。
(一)进一步明确考评项目
1．外汇管理工作应纳入人总行对各分支机构的业绩考评项目。建议将外汇管理工作纳入人总行对各分支机构的业绩考评项目，并由总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建立考评结果联系机制。即外管总局对各分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工作进行考评，考评结果送交人总行人事司，与其他专业考核的结果一道作为确定各分支行年度综合考核结果和等级的依据。
2．做好沟通与协调工作，进一步明确省会中心支行对地市中心支行的考评项目。对于地市中心支行而言，年度考评应由所属分行与省会中心支行分项进行考评，分行根据各项考评结果确定最终考核等次。因此，分行与省会中心支行对考评项目的合理分配对于客观准确评价地市中心支行工作业绩至关重要。分行与省会中心支行就此方面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调。
(二)评分规则应凸显人民银行工作特点，增强透明度人民银行职能转变后。宏观调控与提供经济决策信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综合评价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考评得分和排序情况应根据以下指导思想制定，并将评分规则予以公开，增强工作透明度：一是业务工作与工会、宣传等非业务工作在总分值中所占的权重应有不同。前者应占主要部分。二是各项业务工作所占总分的权重也应有所差别，如凸显中央银行核心业务特色的货币信贷管理工作与会计财务管理工作在总分数中的权重不能等量齐观，对于某分支机构而言，当两者在各自业务评比中所得的分值与名次都相同时，货币信贷管理工作对提高该分支机构总体得分与排名所作的贡献应大于后者。
同样。业绩考评须充分关注人民银行业务工作特点的思路也应运用于对县(市)支行的考评中。目前，人民银行县(市)支行之间存在着业务规模、人员数量的不平衡，而由于其上级行分工较细，机构的设立比较完整，县级行股室对应上级行多个处(科)室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县支行办公室，要对应上级行办公室、内审、宣传群工、保卫、科技、人事等6个部门，一定程度上疲于应付上级行和行领导部署的工作任务，影响了工作质量。人总行党委<关于加强地(市)中心支行和县(市)支行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县(市)支行要稳定队伍，准确定位，充分发挥在宏观调控中政策宣传、情况分析、反映问题的作用，及时反馈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上级行提供决策依据。同时，积极调整，逐步使县(市)支行的业务量、人员配置和机构布局适应县市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我们认为，地市中心支行对县(市)支行制定考评办法应体现以下原则：一是要切合基层实际，考评方法尽量从简。二是要有利于维护县(市)支行稳定，重点突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业务操作的规范与服务质量、内部管理的有效性与水平、领导班子及员工队伍建设等方面。三是要兼顾各县(市)特色，充分调动各县(市)的积极性。
(三)进一步增强总行各司局制定的考核内容和指标的可操作性
1．明确或量化部分考核指标。人总行相关司局制定的一些考核指标过于原则，建议应进一步明确或细化。
一是明确部分考核指标内涵。(1)货币信贷管理业务。如总行金融市场司制定的(2005年分支行信贷政策和金融市场业绩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中，第8项“黄金市场专题研究”要求“对辖内黄金市场有关情况和数据及时进行分析并上报”，同时还明确“迟报、漏报一次扣0．5分，扣完3分为止”。从现有情况看．人总行先前并未对黄金市场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因此报表报告具体内容、时间要求不详，基层货币信贷部门难以操作。(2)会计财务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会计专业业绩考核办法>在“会计管理”的“办理与金融机构有关的会计事项”中规定，各分支机构“未对商业银行的会计报表进行分析的，此项不得分。”由于机构改革后，人民银行会计财务部门对各家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减弱，若要得到具体、准确的分析资料，面临着人员、时间上的困难，而且缺乏对各商业银行会计报表和年终决算的资料进行分析的统一口径。为此，建议总行能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指导。明确报表分析的口径与要求。
二是细化部分考核指标。(1)金融稳定工作。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金融稳定工作中关于风险评估、金融稳定资产管理等部分指标．在实施考评时较为原则，基层行不易掌握，建议进一步细化该类考核指标，并根据金融稳定工作情况及时调整。(2)货币金银业务。建议能明确“业务量大小”的考评标准。
2．考核内容和指标进一步考虑各分支机构业务实际。
(1)考核指标中应体现有关分支行的试点工作成绩，即根据分支行完成试点工作任务的情况给予酌情加分。近年来，人总行相继推出了多个业务系统建设项目，如企业征信系统、小额支付系统等，业务系统建设的试点行在建设、推广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实践中对系统建设提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建议，为人总行在全国推广系统积累宝贵经验。因此，在有关业务的考核指标中应增设试点行完成试点工作的奖励部分。
作为一家根植青海的地方性金融机构，青海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与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牢牢把握青海省经济发展脉搏，将信贷资金和优质服务投向青海省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实现了与青海地方经济的共同腾飞。按照全省经济发展战略部署，青海银行积极扩大信贷投放，优化调整信贷结构，用足、用好人民银行核定的信贷规模，并积极争取差别化信贷规模支持，探索多渠道融资模式，努力提升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能力。近三年来，信贷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2011年增速达到33.67%，2012年达到38.89%，2013年达到48.7%，位居全省金融机构前列。在有效增加信贷投放的过程中，青海银行明确信贷投向，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信贷资源重点向政府支持和引导的优势领域、重点项目倾斜，并通过压缩票据融资和流动资金贷款来控制总量增长的办法，腾挪规模支持政府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对优质项目、政府关注和引导的项目、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按照优质等级、缓急程度排序储备，动态管理，及时做好项目衔接和资金跟进工作。同时，密切配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将信贷资金投向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城市建设、“双百”、玉树灾后重建等关键领域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等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积极支持了廉租房、棚户区改造等一批民生工程建设。累计发放玉树灾后重建贷款近7亿元，全力支持了玉树灾后恢复重建。为全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13年底，全行累计投放各类贷款432.04亿元。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融资需求，青海银行灵活运用银团贷款、信贷资产转让、信托理财等多种融资工具和业务产品，加大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力度，先后与海南州、海北州、海西州、西宁市政府、海东行署、青海省林业厅、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管委会等政府部门签订政银战略合作协议，实现了金融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优化机制推动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立足区域经济、面向中小企业、服务广大民众”，是青海银行始终坚持的市场定位。多年来，青海银行从体制机制、信贷投放、流程设计、产品开发等各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提升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能力的举措，致力于打造“中小企业伙伴银行”品牌，小金融办出大特色，为青海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按照小企业金融服务“六项机制”建设要求，积极推进小企业专营机构建设，完善经营管理体制，于2011年创新设立了全省首家小企业金融服务机构——青海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使青海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真正步入了批量化、流程化、专业化、规模化的轨道。小企业信贷中心投入运营以来，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战略，构建高效快捷、结构合理、系统优化的经营体系，研发具有小企业特色的贷款新产品，通过对传统经营方式的创新，以良好的形象、优美的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有效地满足了青海省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在采购、生产、销售、投资、理财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成为小企业成长的好银行、好伙伴。按照服务中小企业的既定市场定位，青海银行确定了“优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每年将新投放贷款的60%以上投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业务不受规模限制的战略举措。特别是2011年，全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0%，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87个百分点。贷款主要投向了商贸、制造、电子、建材、卫生、物流、种植等领域中小企业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工业园区中小企业。2013年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80亿元，较上年末增加近20亿元，增幅达32.3%。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差异化、多元化的特点，青海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下足了功夫，做足了文章，力求通过产品创新，使更多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如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短、频、急、快”的特点，开发了“循环贷”，针对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的特点，开发了“联保贷”。还研发了仓单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水泥提货单质押贷款等信贷产品，开辟了优质中小企业贷款“绿色通道”。同时，加强了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大力推广了担保贷款；简化了贷款审批流程，提高了中小企业办贷效率；清理整合了服务收费项目，减轻了中小企业融资负担。截至2013年底，青海银行累计发放中小企业贷款96.86亿元，余额达到170.14亿元。
三、跨区设点广泛覆盖有效延伸金融服务
青海银行按照“立足青海、覆盖西部、面向全国”的战略思想，在不断改善西宁城区网点建设的同时，加快设立省内分支机构特别是藏区分支机构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力图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扩大服务领域，努力在支持中小企业、青海藏区经济、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008年11月，青海银行迈出跨市区域经营的第一步，在格尔木市设立首家异地分行；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响应党和政府玉树重建的号召，仅用56天设立玉树州分行，成为地震发生后首家在灾区新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同年8月设立海南州分行。2012年12月设立海东分行，2013年6月设立海西州分行，2013年12月海北州分行成立投入运营。经营机构已覆盖全省主要经济区域，逐步实现了从城商行向区域性股份制银行的战略转型。同时，2011年发起设立了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迈出了跨省发展的第一步，其成功实践为青海银行进一步延伸分支机构积累了经验。青海银行州、市分行设立运营后，坚持以业务发展为先导，以服务地方为引领，把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和服务社会民众的理念贯穿经营工作始终，稳健经营，规范管理，将维护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行业投向涵盖能源、医疗、煤炭、建材、水利水电、教育、城建、商贸、农牧产品加工、房地产等多领域，成为支持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青海银行海南州分行在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已连续三年获得海南州委、州政府“服务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玉树州分行成立后，认真履行地方银行服务玉树灾后重建的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进一步贯彻落实《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意见》精神，切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充分发挥青海银行地方一级法人机构机制灵活、决策高效、办理快捷、服务优良的优势，提高信贷效率，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为打好玉树灾后重建攻坚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特色立行科学发展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青海银行坚持“特色立行”、“创新立行”的理念，紧跟客户需求加快产品研发与创新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既让利于客户又推动业务发展的金融新产品。2008年，青海省首张地方信用卡——“青海银行三江贷记卡”成功推出，填补了全省地方金融机构信用卡的空白；同年，成功由“西宁市商业银行”更名为“青海银行”，获得了“青海”这一金名片；2011年，网上银行业务正式上线，作为全省地方金融机构首个网上银行，极大地丰富了青海银行金融服务的内涵。同年5月，设立全省首家离行式小企业信贷中心；成立青海银行票据中心，票据业务迈上专业化、批量化、规模化轨道；2012年，引进德国IPC公司先进的微贷技术，大力拓展具有资源优势、民族特色和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优质小微企业客户，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搭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平台，全行微贷业务取得长足发展；2012年，推出“中国旅游IC卡”业务以及专为建筑施工企业规范劳务工资支付的“三江幸福卡”。先后开办了个人住房、商铺按揭贷款、购置住房、汽车、高档电器、房屋装修等个人消费贷款，个体经商的周转贷款、“白领通”、“易贷通”个人贷款业务。网上银行业务相继推出跨行支付、银企直联和贴心商旅业务，客户数量迅速增加，功能不断完善，交易量持续扩大。2013年，汇聚多家之长研发并推出了具有储蓄存款革命性的“如意宝”业务，同时推行了5项减免收费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广大企业与客户中得到高度赞誉和好评。加快信息科技发展是助推现代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引擎。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青海银行党委充分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以科技为先导，大力推进信息科技建设步伐。为此，青海银行针对全行科技技术发展的现状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与客户需求，推动实现了“网上银行”、电票业务和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等重大科技项目的顺利上线运营，使全行的科技建设和运用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2011年以来，全行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切换上线，同城灾备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数据容灾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制定和修订了20多项科技管理制度，填补了全行在信息科技治理、IT运行管理、外包管理、数据等层面的管理空白，为实施科技强行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长远规划有效推进倾力培育企业文化
文化不仅是银行的灵魂，更是银行发展的动力。多年来，青海银行把培养企业文化作为谋求事业长久发展的出发点，努力构建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极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把“诚信包容、务实奉献、开拓创新、和谐奋进”的核心价值观，和“团结凝聚力量、团结铸就辉煌”的团队观融入到业务经营的每个层面。一是成立了企业文化领导小组，负责全行企业文化建设。在全行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充实和完善青海银行企业文化理念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了“整章建制”工作，把青海银行近年来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规章制度汇编成《企业文化建设系列丛书》，以此规范全员的工作行为，使企业文化真正内化为全行员工的自觉行为，充分发挥好文化引领经营工作的作用。在办好《青海银行》刊物的基础上，在全行营业网点开辟了“青海银行文化之窗”电子宣传栏，及时宣传行内文化动态工作，创办了《青海银行文化之苑报》。二是深入开展“标杆网点服务品质提升活动”，重点树立了一批“标杆网点”和“服务标兵”。青海银行城西支行营业室荣获“2012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荣誉称号。三是创新培养方式，优化队伍结构。青海银行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建立有利于各类员工发展的内部职务、岗位培训体系，把干部培养寓于选人、用人之中，在选人、用人中培养干部，拓宽培养内涵，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有利于增强全行凝聚力、有利于干部员工成长的工作环境，使众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四是积极组织开展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练内功、严要求、强素质、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力地提升了员工整体素质，改进了工作作风，提高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五是不断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和谐劳动关系支撑改革发展。行党委利用连续几年增收的成果，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员工薪酬福利待遇，连续多年使员工薪酬水平超过10%的增长幅度。不断完善职代会职能，发挥职代会作用，使员工权益得到最大保障。从各种渠道倾听员工心声，尽心尽责地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不断增强全行员工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营造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实现了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同步增长。
六、履行责任求真务实塑造良好企业形象
1.电子化程度低，不利于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作为二十一世纪金融产业的主导，商业网络银行具有广阔的前景与廉价的成本，越来越受到商业银行和人们的重视。虽然科技已经如此发达，我国的商业银行大多还在通过宣传资料、图表等传统的工具，很少使用计算机，缺少专门的个人理财业务软件。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与网络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计算机技术滞后，开发应用软件的速度滞后于银行业务的发展需要，工作效率较低，这限制了商业银行发展各项业务。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克服这一现状，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办理个人理财业务，针对不同客户的需要实现差别化服务。
2.缺少个人理财业务运行系统个人理财业务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业务，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客户经理制的出现就是这种理念的有力说明，客户经理制是商业银行制度上和服务理念上的一种创新。国外银行的客户经理是把客户作为中心，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产品的设计，目标是满足和适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以投资为核心。但是国内众多商业银行对客户经理的考核仍然是基于客户经理完成吸收存款任务的情况，客户经理缺乏对客户需求、市场发展的了解，因为其并不用承担管理分析客户细心和市场信息的责任。各商业银行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进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品种设计开发，极少考虑到客户的需要，更不用提投资了。
3.缺少适当的市场定位在中国，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环境不同，收入分配差距大，个人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行业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的地区、不同收入层次的人有着不同的投资偏好。要求商业银行明确不同市场的不同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理财产品的开发。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正确的市场定位，缺乏这种服务模式。银行向个人提供的服务几乎无差别，都是一些大众化的服务，因为商业银行只把个人业务作为筹资的一种手段。
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问题的解决对策
1.转变经营模式，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金融产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自从二十世纪末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的出台，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时代。在全世界混业经营的刺激下，我国放开了对创新银行中间业务的限制，开始鼓励创新金融业务，商业银行可以借这一机会进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调整，调整个人理财服务中的中间业务，改变中间业务的产品结构，准确把握客户多方位的信息，掌握客户的理财需要，通过客户经理进行针对性的理财服务。配套服务分析工具和投资理财专家的理财建议，提升客户的资产增值能力，培养更大的利润增长点。
2.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金融业人才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培养个人理财业务人才，一是构建专业的理财规划师认证体系，让理财业务人员需要持证上岗，规范个人理财业务人才队伍。二是全面培训现有的客户经理和理财顾问，必须经过专业系统的培训，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客户经理和理财顾问。首先要指定培训计划，然后要挑选高素质的候选人才，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其次要让理财人才熟悉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独立操作各类业务，这需要对理财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岗位轮替。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应该走出传统教育体制的模式。推进联合办学模式和订单式教育模式。通过校企联合办学，可以将企业的实践设备优势和学校的教育技术优势结合起来，为金融行业培养需要的人才，同时为学校的教育提供实践的场所。订单式教育可以让企业参与到学院金融相关专业的设置、制定金融业人才培养计划、改革金融教学课程等环节中。在金融业人才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人才培养的层次性，满足商业银行对不同层次人才的不同需求。改进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让学校和企业得到各自所需的东西，实现校园与社会的接轨。
3.加强商业银行电子信息系统的建设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电子信息系统的建设，促进银行电子化的发展，尤其是要加强计算机网络的建设，在实现个人理财业务计算机化网络化的同时，商业银行要注意保持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性、稳定性。通过银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计算机理财软件的辅助，增加客户需求的满足度，为客户设计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个人理财计划，并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软件实现实际操盘操作。
4.完善客户经理制，提高客户经理的金融水平客户经理制是为了迎合现在正在逐渐转变的金融服务方式、经过改革后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同行之间的竞争出现的新型的服务观念。各个商业银行虽然自从客户经理制这一服务观念推出，就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也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完善客户经理制，需要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提高客户经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客户经理的素质；加大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和科技投入，建立健全客户经理信息系统；在客户经济中开展新型的服务观念传递；实行责任制，明确客户经理的职责，设置专业的客户经理从业人员组织机构。除了需要专业知识，客户经理还应该具备良好的承受压力能力、沟通能力、语言能力等一系列综合能力。为了顺应金融的全球化、国内商业银行对人才的急缺的现实情况，组建全能、高效、专业的个人理财人才队伍迫在眉睫。
5.针对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商业银行而已通过设置个人理财业务柜台和细分客户实现差别化服务等方式调整经营策略。个人理财业务专柜可以为客户提供针对性的个人理财服务，培养固定的客户群体。通过对客户进行分类，针对性地提供理财服务。因为不同情况的客户对个人理财服务的要求不一样，这就要求银行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差别化的服务，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客户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建议，满足更多客户的不同需求。
三、结语
关键词：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
一、 引言
二战以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的跨国经营现象逐渐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报》，截至2014年末，外资银行在华27个省份的69个城市设立了机构，营业网点超1 000家。在华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79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62%。外资银行已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外资银行加速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也纷纷采取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境外资产规模与分支机构数量不断扩大。银监会2014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20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53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 200多家分支机构，总资产1.5万亿美元。中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属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其中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香港、澳门、台湾以及37个国家，境外分支机构达到620家。工商银行境外网络已扩至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分支机构已达338家，境外总资产2 360亿美元，占集团总资产的7.1%。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则大多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设立了分行或代表处。本文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 文献综述
银行跨国经营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传统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Aliber，1976）、内部化优势理论（Casson，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7）等，另一类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理论的银行跨国经营理论，主要包括东道国金融自由理论以及规模风险理论等。其中内部化优势理论强调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有效的内部整合，使得银行外部交易内部化；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IL理论）基于内部化优势理论，指出商业银行只有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O）、内部化优势（I）及区位优势（L）时，才会选择海外经营。东道国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出，结合东道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解释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进入动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开放为外资银行创造了进入的机会，金融自由化影响了银行业跨国经营的区位优势；规避风险理论根据资产选择理论，说明银行业跨国经营能够有效降低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
关于外资银行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中的外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的决定因素（Aliber，1984；Cho，1985；Hultman & Mcgee，1989；Goldberg & Johnson，1990；Williams，1997，2002）。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银行系统对外资银行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关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进入模式、影响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国家如智利、阿根廷；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波兰；以及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
关于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动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FDI、双边贸易、东道国市场机会以及金融管制水平、地理距离等因素进行研究。如Grosse和Goldberg（1991）基于美国1980年～1987年数据，研究了跨国银行在美国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跨国银行在美国的投资与其母国对美国的对外投资以及贸易总量呈正相关；Yamori（1998）研究表明，日本银行业跨国经营动因与其海外投资规模以及东道国人均GDP成正比，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有关。苗启虎、王海鹏（2004）运用回归分析法对外资银行在中国投资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额与母国对华直接投资额是影响外资银行投资行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王（2005）运用OLI分析框架对322家样本银行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银行规模、国际化经验、母国对华直接投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张红军、杨朝军（2007）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外资银行在中国16家重点城市区位选择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母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客户追随）与中国市场机会（追求增长机会）是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王喜（2008）以外资银行总资产与国内信贷资产的比重为因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从母国客户、东道国区位优势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区位优势对外资银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发展同FDI与出口正相关。张红军、郑忠良（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跟随客户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动因。
相关文献中对中资银行走出去跨国经营的研究，尤其是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的研究不多。如苗启虎、钟根元（2006）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中资银行对外投资动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人均GDP、中国对东道国FDI是影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由于目前中资银行对外投资仍处于初始与快速发展阶段，除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基本实现全球五大洲境外机构全覆盖以外，其他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仍停留在香港、伦敦、东京、首尔、纽约、悉尼等全球重要金融中心。不同于前述研究，本文试图运用多期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三、 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对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选取为样本各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国际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6家中资银行在各主要国家（地区）开设境外机构（指分行、支行、代表处）的数目。主要国家（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等。
1. 研究假设。假设1：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母国、东道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正相关，存在“追随客户”动机。
针对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区位选择的研究，多数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对外投资与母国、东道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呈显著相关关系。如Miller和Parkhe（1998）基于美国银行1987年～1995年在32个国家的经营水平、组织形式，运用直接投资理论检验美国银行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美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与美国银行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呈正相关。本文选用中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总额（TRADE）作为我国与东道国经济一体化的衡量变量。因经数据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值存在高度相关性，故本文未选用我国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作为变量。该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2：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与东道国市场机会正相关，存在“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国外一些研究结果支持关于东道国市场机会吸引外资银行进入的观点，如Buch（2000）运用1981年～1998年德国银行对外投资的数据，研究表明德国银行对外投资与东道国人均GDP高度相关。本文选用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MVtoGDP）衡量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机会。上述两变量系数应为正。
假设3：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域选择与东道国银行部门风险水平呈负相关，具有“风险规避”特性。
本文选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ITAL）与贷款不良率（NPLOANS）衡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其中资本充足率（CAPITAL）系数应为正，贷款不良率（NPLOANS）系数应为负。
2. 模型分析。根据上述假设以及数据检验结果，本文建立一个基于面板数据的模型用以检验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即：
BANKNUMi，t=？琢+■？茁kitxkit+？着i+？滋it
其中BANKNUMi，t表示t时刻六家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数，xkit表示t时刻影响中资商业银行在i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的影响因素矩阵，i=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AN）、法国（FRA）、德国（DEU）、香港（HKG）、印度尼西亚（IDN）、日本（JPN）、韩国（KOR）、俄罗斯（RUS）、南非（ZAF）、新加坡（SGP）、泰国（THA）、英国（GBR）、美国（USA）；t=2001，...，2014。
3. 回归模型及回归结果。根据本文数据模型的Hausman Test检验来看，可将数据模型建立为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利用Eviews6.0进行估算。表2为估算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10%的水平下各变量均为显著，在5%的水平下，除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的变量显著。由修正R2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由各变量系数符号来看，除不良率（NPLOANS）之外的变量系数均与假设保持一致，不良率的系数符号与假设相反。因此假设1与假设2得到证明，假设3部分得到证明。
第一，中资银行多选择与中国经贸关系较为密切国家，建立海外分支机构，如2014年末在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与中国上年双边贸易额超3 000亿元的四个国家中（韩国为2 904亿元），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数均超过了10家，数据检验结果也表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跟随客户”动机。
第二，东道国人均GDP与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的东道国，其市场机会越大，也吸引了中资银行的进入，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具有“追求市场机会”动机。
第三，相比较宏观市场机会，金融市场或银行部门的风险水平并没有被中资银行视为是否开设分支机构的决定因素，目前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除中国银行在全球各洲均有海外机构以外，其余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基本本着“以亚太为主体、以欧美为两翼”的方针，海外机构主要集中在几个国际金融中心，其他区域尚处于占地布点阶段，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区域仅有一家经营机构，尤其是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欧债危机蔓延导致银行不良率激增的时期，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数量的增多是对数据检验为正相关的现实解释。
四、 结论
本文基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东道国市场机会均是影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资商业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符合“跟随客户”与“追求市场机会”假说。
1. 我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与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双边贸易额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纷纷走出去，中资银行应该加快跨国经营的步伐，采取直接设点、并购、战略联合等形式开设境外机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2. 东道国的市场机会是中资银行走出去区位选择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在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进程中，除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首尔、悉尼、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以外，需要积极在蕴含着较多市场机会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跨国经营。Focarelli和Pozzolo（2000）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高以及银行高成本、低净利差、低坏账率与高现金流的东道国更容易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尚处于初始阶段，但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市公司市值占GDP比重越高，也被证实越容易吸引中资银行进入。可以预计随着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快速发展，中资银行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将更多的考虑东道国市场机会等区位优势。
3. 资本充足率水平属于新巴塞尔协议核心监管指标之一，其不仅与资本规模有关，更多的体现出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理念与先进手段。中资银行应该利用在东道国开设境外机构、开展境外业务的机会，吸取创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经验、引进高端金融人才、实现跨国经营经验的积累、推动知识的转变，尤其是经济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跨国经营的发展。2013年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后，中资商业银行将在更严格的资本约束条件下发展业务，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全球经济陷入低位徘徊状态，外需市场持续不振，深度影响国内外向型经济发展；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企业投资能力与意愿下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较大；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金融脱媒加剧的环境下，中资银行经营环境进一步收窄，先进管理水平的学习与借鉴，将有利于中资银行的国内业务与境外业务的齐头并进。
4. 东道国银行平均贷款不良率的整体水平代表着该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水平，不良率越低，经营水平越高。根据理论与以往研究，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数量应与东道国贷款不良率呈负相关关系，不良率越高，数量应该越少。但本文研究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其与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初始阶段密切相关，尤其是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以来，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不降反升，反映出不良率与东道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目前还不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Canfei HE， Godfrey YEUNG， The locat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A disaggregated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2011，45（6）：733-754.
[2] 张红军，杨朝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区位选择及动因研究[J].金融研究，2007，（9）.
[3] 张红军，郑忠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因素研究[J].财贸经济，2009，（4）.
[4] 苗启虎，王海鹏.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4，（8）.
[5] 王.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5，（8）.
[6] 苗启虎，钟根元.中国银行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国际商务版），2006，（3）.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资助课题“跨国研发中心嵌入与中国开放式NIS演化路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20130016110003）。
关键词：农村银行业结构；农村经济增长；赫芬达尔指数（HHI）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9-0036-07
一、引言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这一议题的研究背景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的金融机构网点少、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允许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从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并导致农村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那么，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变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农村经济增长？
以Petersen和Rajan（1995）[1]为代表的局部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一般是有利于经济增长。以Ceterolli和Peretto（2001）[2]为代表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垄断的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是有害的。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是选择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作为主体；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目前国内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银行业结构集中度的下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李琼和刘建军（2005）[4]根据1999年和2000年国家层面上的跨省数据得出银行市场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王红（2005）[5]基于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中国银行业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并不明显；谈儒勇等（2006）[6]基于中国31个省区1999—200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后，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且中西部地区各省区银行集中度的提升与东部地区相比较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以上的研究使用的都是小样本数据，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性。其后，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利用样本期为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并且东、中、西部区域银行集中度降低将促进经济增长。但以上文献均依赖于省级层面数据，截至目前尚未见到基于更低层面（地市级或县级）数据来分析银行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6—2010年各县域数据所构成的县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银行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第三部分为选择分析变量、设定计量模型、介绍数据来源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是对计量结果的解释；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最优银行业结构”
目前，中国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由于农业信贷的高风险、低回报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相背离，所以从1999年开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地区撤出，目前已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款权。当前县域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改制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此外还有其余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少量分支机构。但是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仅限于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基本上不直接对农户和小企业办理业务；农业银行在2007年后坚持三农的市场定位，但其经营中心仍在城市工商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从2007年开始涉足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规模很小。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垄断了对农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田杰等，2012）[8]。
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导致了农村正规金融中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结构变化。尤其是2007年以来，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逐步放宽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强度。例如2007年开始在四川等6个省区开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改革工作，并扩大到全国31个省区市，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成立了31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而且贷款的80%以上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那么，就中国农村地区而言，当前的农村银行业结构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银行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多数都是基于林毅夫等（2008）[3]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展开实证研究的，本文也同样基于这一理论分析其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现代低收入国家，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应当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现达国家，大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林毅夫等，2008）[3]。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选择较低的集中度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农村地区成立必须满足两大基本前提：
1. 中国县域农村地区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每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其产业选择也应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相一致，如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中，选择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更有利于分工合作及本国经济的发展（林毅夫 等，2008）[3]。当前县域农村地区集中了中国80%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且绝大多数设立在县域内。在当前中国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促进中国县域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农村银行业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县域内的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小银行主要向小企业贷款，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工的形成主要是考虑到以下两种因素：（1）风险分散。县域内的农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风险承受能力强，有能力为资金需求大的大型企业和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由于资产规模小、风险承受能力弱，难以为上述企业提供贷款，它们更倾向于对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提供额度相对较小、回收期较短、风险较小的贷款支持（田杰 等，2012）[8]。（2）信息不对称。大企业一般都能提供财务报表等易于传达的“硬信息”，而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组织结构不健全、无法提供完整的财务报表等“硬信息”，更多的是关于不易于传达的软信息（比如企业家个人品质和能力等）。大企业和小企业由于自身传递信息的差别导致了大银行更适合监督大企业，中小银行更适合监督小企业。而且县域内的中、农、工、建等大银行组织结构庞杂、信息传递路径长，难以依赖“软信息”进行决策，一般要靠财务报表等直观的“硬信息”。相比而言，县域内的中小银行，比如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由于结构简单、信息传递路径短，在处理“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和要求必须符合农村企业的自身发展状况及融资特点。农村金融供给的分层与多元化由农村金融需求的分层决定。因此，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在县域农村地区设立与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特点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明确各涉农金融机构职责，优化其结构和功能定位，最终在县域农村地区构建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元化、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因此，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三、分析变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分析变量的选择
1. 农村银行业结构。在有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对银行业结构指标的选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邹薇，蒋泽敏，2009）[9]。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现有文献对银行集中度的度量主要采用CRn（最大规模的n家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HHI）。HHI同时涵盖了所有银行的数量及市场份额差异程度的信息，但是要求计算出每家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对数据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银监会农村金融图集比较详细的提供了每家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总额，从而使本文能够使用HHI指数进行计算，弥补了以往文献的不足。HHI指数用一个地区内任一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计算，具体形式为：
其中Dj，k表示第j个银行在第k个地区的分支机构所获得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HHI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到1，数值越趋近于0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低，竞争越大；而越趋近于1时表示银行集中度越高。本文中农村银行集中度用贷款集中度（CRL）来表示。
2. 农村经济增长（Y）。用人均GDP取对数的数值代表农村经济增长。
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参考了以往文献中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1）教育发展水平（EDU）。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产业结构（IS）。用来反映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情况，本文预期其能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3）政府财政支出（GEB）。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一般认为政府的参与程度越高，对经济发展越不利。（4）投资水平（Inv）。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投资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拉动当地经济增长。（5）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由于结构和功能失衡，没有促进农村经济增长。（6）城镇化水平（UR）。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能显著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每个变量的含义及具体赋值见表1。
（二）模型设定
本文设立实证模型主要是分析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地区差异对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是否构成农村经济增长的一个影响因素。参考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3]、贺小海和刘修岩（2008）[7]的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设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其中，Y表示农村经济增长，HHI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用贷款集中度CRL表示），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出比例（GEB）、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城市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教育发展水平（EDU）。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变量的数据时间为2006—2010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1《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最终选取了1 868个县（市）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占中国2 070个县（市）的90.3%，能够代表中国农村地区。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文用中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结构来衡量，涉及的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加总后的数据，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他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可靠的、详细的。
现有文献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寡占型、适度集中型和低集中度三种类型，本文用HHI指数计算的中国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可以划分如表2所示的三种类型，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6—2010年中国农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会影响到结果的精确性，所以首先要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定，然后使用Klein法则进行判别。根据Klein法则判断原理：若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3所示，各个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多重决定系数0.623，因而根据Klein法则，可以初步判断本文选取的变量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判断模型中的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依次加入变量进行回归。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以农村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期为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逐步带入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表4所示的模型（1）到模型（7），然后使用HAUSMAN判断表4中的7个模型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仅仅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可能忽略了模型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内生性，所以必须尽可能将其消除。
首先分析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表4中模型（1）对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模型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指的是由于存在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所以导致了违背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一个假设cov（εi，xi）=0，这样得出的结果是估计有偏和非一致的，即使无限增大样本的容量，估计也是有偏误的。一般来说导致内生性的可能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即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同时，农村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二是基本回归模型中遗漏了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控制变量；三是测量误差。在统计数据中，误差难以避免。现有文献中处理内生性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寻找工具变量。林毅夫等（2008）[3]选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来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但在本文中选取的数据虽然也发生了2007年的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但是总的样本时期太短，而且在统计数据时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只能尽量地控制住其他因素，把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离出来，而且更多遗漏的重要控制变量的加入，也可以尽量消除内生性。二是用农村银行集中度的前一期或前几期数据。但是本文数据只有5年的时间，所以也放弃这种方法。三是面板数据模型也能解决内生性。
本文使用的是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属于宽截面、短序列面板数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有必要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以确定模型中异方差的存在，然后使用PCSE对异方差进行修正。从表4可以看出，DW值在接近2，因此可以基本判断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性。
模型2到模型7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投资水平（Inv）、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政府财政支出（GEB）、教育发展水平（EDU）、城镇化水平（UR）、产业结构（IS）。模型2中加入投资水平（Inv）后，与农村经济增长成负相关，这显然违背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因此在模型3到模型6中，去掉了投资水平（Inv）变量，继续加入其他变量进行回归，结果都表明农村银行集中度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成显著的负相关。模型7中对所有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仍然是一样的。这表明农村银行贷款集中度的下降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中国农村“最优银行结构”应该是以区域性的农村中小银行为主体，这将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表4也展示了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下成显著的负相关，验证了以往文献提出的农村金融存在功能和结构失衡的观点。政府财政支出（GEB）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成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水平（EDU）的发展、城镇化水平（UR）提升和产业结构（IS）的优化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将用其他衡量农村银行集中度的指标做稳健检验。度量银行集中度的指标有CRn指数、H统计值和Lerner指数，也有学者采用金融机构网点数来度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指数。以往文献在度量这一指数时考虑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贷款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一个份额，所以用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余额占比来表示。而在县域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占据了农村金融市场较大的贷款份额，因此本文用三家银行所占贷款市场份额来度量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相应的指数表示为CR3。因此计量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CR3具体度量值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三家银行的贷款数之和占农村地区总贷款余额的比重，其他控制变量不变，并进行了同样的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只加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CR3），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然后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仍然是在1%的水平上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显著为负。以上的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改革，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到农村市场，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银行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业发展。基于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本文使用来自中国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农村“最优银行业结构”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银行业结构的下降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然后本文使用CR3度量的银行集中度来检验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仍然是稳健可靠的。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审批效率，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发起设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数量，建立集中度较低、竞争水平较高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坏境，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制定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国家可以通过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改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Mitchell A. Petersen and Raghuram G. Rajan. The Effect of Credit Market Competition on Lending Relationship[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1995，110（2）：407-443.
[2]Nicola Cetorelli and Pietro F. Peretto. Oligopoly Banking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DEA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1.
[3]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9）.
[4]李琼，刘建军.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J].价值工程，2005，（2）.
[5]王红.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家，2005，（5）.
[6]谈儒勇，叶海景，范坤祥.我国各地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12）.
[7]贺小海，刘修岩.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南方经济，2008，（10）.
关键词：复杂网络；关联性风险；无标度网络；小世界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51
1引言
伴随金融自由化、复杂化趋势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更紧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联系增加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可能性，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金融传染的危害性。研究表明，金融系统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系统内部风险传染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统计物理学领域在复杂网络的形成及特征等方面获得显著进展，在诸多领域中，基于复杂网络结构理论分析个体间结构及关联性卓有成效，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借鉴。
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以及银行间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业拆借市场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同业拆借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调节机构之间的流动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同业拆借市场因其市场化的运作以及高效率的机制使得同业拆借利率及时、灵敏地反映了市场资金的供求。因此在货币政策执行中，中央银行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反映金融系统中资金供求状况重要指标，同业拆借利率成为货币市场上的基准利率之一。同时，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商业银行之间进行短期资金借贷的场所，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主要依靠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银行间市场的发展为银行间资金调剂提供了顺畅渠道.作为货币市场的核心部分，中国同业拆借市场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市场规模逐步扩大，2013年同业拆借市场总规模超过45万亿元，其中银行与银行之间拆借交易成交量占整个市场成交量的80%以上。然而，同业间风险暴露也使得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增大。因此，基于同业拆借产生的银行间的关联性风险是危机传染的重要渠道之一。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基于同业拆借市场分析的基础之上，利用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
2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由于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银行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一旦某个银行倒闭，银行间的信贷关系使得破产危机在银行之间传染。要实现对系统性风险有效监管，对关联性风险进行有效评估至关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9）介绍了评估系统性关联风险的四种方法：网络传导分析法、共同风险模型法、困境依赖矩阵法以及违约强度模型法。金融系统是由多子系统、多种性质参与主体以及复杂交互作用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这使得基于单个机构的分析无法有效评估整个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复杂网络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必然与其功能以及运行状态有紧密的关联性。复杂网络的拓扑结构通常可以描述金融系统的共同特征，复杂网络理论通过研究金融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从而对金融系统运行规律进行有效的揭示并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该理论将金融网络用抽象图来替代，就是用抽象的节点来表示金融网络中的个体，并用两个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个体之间的某种关联性，金融系统中个体之间的关联性通常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通过分析反映金融网络结构特征一些参数指标，可以揭示金融系统的结构与特征。伴随复杂网络结构理论的发展，将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金融领域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针对系统性风险问题，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基于系统论视角分析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性风险，二者之间在逻辑关系上存在一致性。
利用网络结构理论研究关联性风险主要包括微观路径和宏观路径两种方法。在微观路径研究中，主要是运用风险管理、复杂网络等领域的知识，并结合金融风险的发生机制研究稳定性较高的金融网络所需具备的微观特征。该领域的早期研究关注银行间的连接方式及连接的紧密程度，Allen和Gale（2000）假设流动性冲击来自于存款者取款时间的不确定性，当网络处于完全连接状态，网络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当网络处于不完全连接状态时，系统会变得较为脆弱。Gai（2010）借鉴其他学者研究复杂网络的数学方法，通过模拟金融网络的形成过程分析稳健性的金融网络应具备的特征，得出的结论是最短路径长度应适当偏长。部分学者尝试利用运筹法判断最优微观结构，Leitner（2005）运用运筹学理论，得出最优金融网络的规模特征即每个小群体内最优节点数量为5。在宏观路径研究中，主要基于节点度、聚类系数、最短路径长度等微观指标研究金融网络所呈现的宏观结构。Hajime Inaoka等（2004）利用银行交易结算数据分析了银行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表明银行网络具有自相似以及无标度特征。此外，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网络结构特征下的稳定性。该文将冲击分为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两种类别。对于随机网络，随机性冲击与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趋于一致，而对于无标度网络，选择性冲击的效应远远大于随机性冲击。Michael Boss、Helmut Elsinger等（2004）基于同业拆借数据，并利用最小交互熵方法对奥地利银行间市场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少数银行具有大量关联性，而多数银行具有较少的连接。此外，奥地利银行网络呈现出群体结构特征，群体内部关联性紧密，而群体之间的连接较为稀疏。Giulia Iori等（2008）利用隔夜拆借数据分析了意大利银行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银行间网络具有随机网络的特征，并且呈现出度增加而强度减弱的状态，研究还发现不同规模主体行为具备差异性。Nier（2007）研究表明银行网络集中度对关联性风险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在一定的阈值范围内，集中度增加⒌贾鹿亓性风险增大，但当集中度超过一定的阈值范围后，集中度增加反而会降低关联性风险。Simone Lenzu（2012）基于市场主体的行为探讨了银行网络形成的内生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风险传染的特征。该文基于关联形成的内生机制形成了随机网络与无标度网络，为了研究不同网络的稳健性，对网络进行随机性冲击模拟，结果发现无标度网络比随机网络具有更高的脆弱性。李守伟等（2010）通过构建有向网络模型，通过分析随机性攻击与选择性攻击对网络成分的影响研究银行间网络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对于选择性攻击具有较低的稳定性，而对于随机性攻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上述研究表明，金融网络的微观特征以及展现的宏观结构对于分析金融系统的关联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复杂网络结构理论为基础，基于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以及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银行体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矩阵法网络模型及因果网络模型；第四部分对银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内容对于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进行总结，并阐述了相关的政策启示。
3研究设计
3.1基于矩阵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
首先基于最大熵的方法估计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并利用RAS算法进行优化，该方法意味着各银行尽量可能均匀分布资产；然后利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模型，由于在实际拆借行为中不可能任意两个银行间都存在双向信用拆借关系，因此假设只有两个银行之间拆借规模超过一定阈值水平才认为两个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最后计算度、聚类系数以及平均路径长度等相关指标进而揭示银行间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关联性风险。
由于只能获取各个银行同业拆借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无法获得各个银行相互之间交易的具体数据，因此需要基于总资产和总负债数据利用熵最优化法测算银行同业拆借矩阵。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关系可以用矩阵X=（xi，j）N×N表示。其中，xi，j表示银行i对银行j的同业资产头寸，N表示银行数量。设ai表示银行i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ai=∑Nj=1xi，j，lj表示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lj=∑Nj=1xi，j。在一个具有N家银行的系统中，X包含N2个元素，xi，j的具体值是未知的，但是ai和lj是已知的，在缺少其他约束l件下可以选择最大化双边交易不确定性分布（信息熵最大化）。通过标准化，X视为联合分布函数f（a，l）的实现值，而a和l可视为边际分布函数f（a）和f（b）的实现值。如果f（a）和f（b）相互独立，通过最大熵的方法可以得出xi，j=ai×lj。这种方法意味着i银行对j银行的资产额度取决于i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资产总额以及j银行对其他银行的负债总额。通过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矩阵X，但是银行不能与自身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意味着xi，i=0，因此需要对矩阵X进行修正，修正后的矩阵为X*。求解X*等同于如下问题求解：
min∑Ni=1∑Nj=1x*i，jln（x*i，j/xi，j）
s.t.ai=∑Nj=1x*i，j，lj=∑Nj=1x*i，jx*i，j≥0
上述最优化的解可以利用RAS法计算获得，从而得到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在银行间同业拆借矩阵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阈值法构建银行网络特征。由于大部分银行的银行间资产、负债占所有银行间资产、负债的比例在区间（0，0.01）之间，因此，我们将阈值c界定在（0.00001，0.0001）之间。如果当两银行之间同业拆借比例大于阈值c，则认为两银行之间存在拆借关系，在复杂网络理论中意味着两节点之间存在边进行连接。本方法利用各个银行的合并报表的拆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们使用两组数据进行分析，一组是73家银行2015年的同业拆借数据，另外一组是16家上市银行2008-2015年间的同业拆借数据。
3.2因果网络模型
在一个由n个金融机构构成的金融体系中，Ri表示金融机构i的股票收益率，Rm表示市场回报率，Rf表示无风险利率，则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Ri―Rf=βi（Rm―Rf）+εii=1，2，……，n
则余项εi反映公司i特定风险溢价，本文定义Li=εi反映金融机构i所承担的公司风险。由于金融时间序列数据通常具有波动集聚现象，本文利用GARCH（1，1）模型来描述公司风险的动态相关性。
Li，t=μi+σi，tZi，t
σ2i，t=wi+αiu2i，t-1+βiσ2i，t―1
其中，μi表示条件均值，σi，t表示条件标准误，Zi，t表示白噪声过程，ui，t=σi，tZi，t。
如果时间序列Zi，t包含时间序列Zj，t的有效信息，有助于提高Zj，t预测精度，则认为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
Zj，t+1=ajZj，t+bjiZi，t+ej，t+1
Zi，t+1=aiZi，t+bijZj，t+ei，t+1
如果bji显著不为0，则Zi，t是Zj，t的格兰杰原因。类似，如果bij显著不为0，则Zj，t是Zi，t的格兰杰原因。基于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界定金融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则表明代表金融机构的节点之间存在有向边所连接。本方法利用16家上市银行2015年股票收益数据分析银行体系的因果网络结构。
4实证分析
4.1银行网络节点度分布
为了分析银行间市场网络节点度分布情况，将阈值设定为0.00001、0.00003、0.00005、0.00007四种状态，分别计算每一对应阈值状态下各个节点的度，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反映度的分布特征，我们将各节点度划分到若干等距区间，即[0，9][10-19][20-29][30-39][40-49]，然后分别计算每一区间的概率，利用各个区间的概率分布来描述节点度分布状况。图1揭示了不同阈值水平下节点度分布状况，我们发现节点度分布具备幂律分布的基本形态。
上述结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银行市场的无标度网络特征。我们分析了16家上市银行2008年―2015年的同业拆借的总量，实际数据表明16家银行借入资金总量与借出资金总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而且根据2015年的完整数据，16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占样本73家银行同业拆借的总量的比例达到38%。通过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银行间市场网络存在一些中心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主要发生在这些银行之间以及这些银行与其他银行之间。这些处于中心的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很容易通过他们的高连接状态而影响整个银行体系。H.A.Degryse（2004）将银行间市场的这种结构称作货币中心结构，从风险传染的角度来看，决定整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而其他规模较小的银行影响有限。根据H.A.Degryse（2004）研究表明，当处于货币中心地位的银行倒闭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比完备型的市场结构具备更强的传染性，而当处于中心地位的银行平稳运营时，货币中心型的市场结构更具稳健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即少数银行具有较大的度，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无标度网络特征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于选择性冲击具有脆弱性。因为绝大多数银行具有较小的度，因此无标度网络在遭受随机冲击时，这些具有较小度的银行最容易遭到破坏，但这些银行又只有较少的连接，所以这些银行的危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有限。但当银行系统中具有较大度的银行面临危机时，局部危机会迅速扩散到整个银行体系进而产生系统性危机。
4.2银行网络聚类系数及平均路径长度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如果一个网络同时具有较大的集聚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那么这样的网络称为小世界网络。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同业拆借矩阵计算不同阈值水平下的平均路径长度与聚类系数。为了获得因果网络结构，需要对16家上市银行股票收益数据两两之间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首先，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计算β系数；其次，利用残差数据，基于GARCH（1，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最后，在显著水平为10%的条件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1为两种不同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银行间市场网络具有较大的聚类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这说明银行间市场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小世界网络特征意味着一旦一个银行出现严重危机，就会迅速传导给并无直接关联的其他银行，从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陷入危机状态。因此，银行间市场小世界网络特征是导致关联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下，平均路径长度趋于一致，但是聚类系数相差较大，这是由于相关指标值受阈值水平的影响较大。但根据网络结构理论表明，即使是0.21的聚类系数水平仍然可以显示网络结构的无标度特征。
5结论及政策启示
5.1银行同业市场网络结构特征及系统性风险分析
本文由复杂网络金融理论与系统性风险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网络结构对银行间关联性风险产生的重要影响，基与银行间资产负债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系统论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系统性风险的内涵。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系统作为整体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过程中，导致系统性风险积聚；二是金融体系内部的关联性风险，尤其表现为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
（2）各个银行的同业拆借规模存在很大差异性，以中、农、工、建为代表的16家上市银行形成了同业拆借网络的中心，其他银行之间虽然也存在业务往来，但规模较小，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有限。
（3）实证上，通过阈值法对度、平均路径长度以及聚类系数等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间网络具备小网络特征以及无标度特征。这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对于随机性冲击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而对选择性冲击具有较大的脆弱性。
5.2本文结论对金融监管的有效启示
银行间同业市场处于核心地位的银行数量虽然较少，但与大多数银行之间存在信贷关联，一旦这些银行出现危机，会迅速传播到整个网络，威胁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稳定。因此，加强对银行间市场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有助于维护银行间市场的稳定，确保银行系统平稳运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界定，需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有效的指标体系，并选择合理的方法进行量化以及相关指标的合成，减少执行操作的难度。
相关研究表明（马君潞，2007），单一系统重要银行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如果处于网络中心的众多银行同时出现危机，则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由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以及其他共同风险暴露因素可能会导致多家银行同时倒闭，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传染。现阶段我国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背景下，我们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从金融体系改革与监管的层面来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次贷危机表明，只有正确处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才能有效预防危机发生。中国在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状态，尤其是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泡沫。针对金融发展过程中脱离实体经济的苗头，需要有效的预警机制，并通过相应的措施化解潜在的金融失衡风险。
（2）构建危机预警指标。陈雨露（2011）提出“金融失衡指数”这一指标对金融体系的失衡进行描述，用以构建“金融失衡指数”的基本指标包括：社会融资总量、投资、企业杠杆、利差水平、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该方法为构建危机预警指标提供有益引导，但关于预警指标的选择与测度方法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3）稳步推进金融混业经营。面对全球范围内金融业混业经营大趋势，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效率，推进金融混业经营势在必行。但在现阶段金融监管滞后、内外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状况下，混业经营的推进要保持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1]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Responding to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Measuring Systemic Risk[R].working paper，April，2009.
[2]Allen F，Gale D.Financial contag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08）：133.
[3]Gai，P.，Kapadia， S. Contagion in Financial Networks[J].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2010，466（2120）：24012433.
[4]Leitner，Y.Financial Networks： Contagion，Commitment，and Social Coordin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60（6）：29252953.
[5]Hajime Inaoka， Hideki Takayasu.Self-similarity of banking network[J].Physica A，2004，（339）：621634.
[6]Boss，M.，Elsinger，H.，Summer，M. Network Topology of the interbank Market[J].Quantitative Finance，2004，4（6）：677684.
[7]Giulia Iori，Giulia De Masi.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overnight money market[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8，（32）：259278.
[8]Nier，E.，Yang，work Model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2007，31（6）：20332060.
怀集一中龙川
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识记金融、金融机构、银行的基本含义；
2能力要求：理解银行经营存款、贷款、汇兑业务；银行是充当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3觉悟要求：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认识到近代银行同旧银行的本质区别，认识到银行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教学重点：银行的含义
教学难点：银行的含义
教学方法：阅读法讲授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CAI多媒体
教学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提问）：说到银行，同学们可能并不感到陌生，能否举出我国有哪些银行呢？
（学生回答）：略
教师归纳：我国有各行各类的银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每一类银行的具体作用又有所不同，要了解银行的作用，首先就要从银行的产生说起。
第六课银行和储蓄者（CAI）
第一节我国的银行（CAI）
一银行的产生（CAI）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什么是金融、金融机构？（CAI）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授）：在市场经济中，一些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善于生产和经营，积累了大量的钱（货币），暂时用不着；而另外一方面，一些生产者和经营者可能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发生资金短缺。这就出现资金短缺者向资金多余者借款的现象，即需要资金的融通。
1金融和金融机构（CAI）
（1）金融的含义：资金的融通（CAI）
（2）金融机构的含义：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CAI）
（教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规模也日益增加和发展。在金融业中，专门从事货币的投放和回笼，货币收支的组织和管理，使货币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借入和贷出的主要机构，就是银行。所以，
2银行是主要的金融机构（CAI）
除此以外，其他非银行机构也承担着各种资金融通业务，和银行共同构成国家的金融体系。如图示：
金融——金融机构——{银行金融体系}（CAI）
非银行金融机构
3银行的产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CAI）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银行和的产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授）：
（讨论）：从业务上看，银行出现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见课文“想一想”）：
（学生讨论）：略
（教师归纳）：当货币兑换发展到兼管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到业务时，银行就出现了。所以，银行主要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银行一方面帮助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成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中介；另一方面，它又充当支付中介。因此，银行起到信用中介作用。
所谓信用，是指商品买卖中的延期付款、赊销或预付款以及货币的借贷行为。而货币的借贷关系，就称之为信贷。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
银行的含义是什么？（CAI）
（学生回答后教师讲解）：
4银行的含义：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CAI）
正确理解银行的含义要把握三点：
第一，银行是金融机构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银行是从事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第三，建立银行必须依照法律规定。
（讨论）：金融机构就是银行。
（学生讨论）：略
（教师分析归纳）：第一，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称为金融机构。它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二，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是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第三，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组成。因此，不能把金融机构等同于银行。
（课后小结）：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起信用中介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职能和作用将日益显示出来。
（课后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金融是指
A商业银行B资金的融通
C从事货币借贷的中介机构D资金的流通
2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定阶段”指的是
A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B货币兑换业的出现
C当货币兑换业发展到兼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业务时
D当货币兑换业发展到兼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业务时
3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
A借贷中介B支付中介
C汇款中介D信用中介
4现代银行是指
A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企业
B专门从事经营货币信贷的业务的金融机构
C专门从事经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D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二不定项选择题：
1银行的业务范围有
A从事货币兑换
B经营存款、放款
C从事货币的投放和回笼
D货币收支的组织和管理
2现代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
A货币兑换业的出现
B反封建性质的高利贷银行
C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论文关键词]组织结构；银行组织架构；理论评述
金融 海啸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金融因素在 经济 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金融因素的主要载体，银行组织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荚重要。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得银行组织架构理论日臻成熟与完善。然而，国内尚无 文献 专门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鉴于此，本文在梳理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简要评述。
一、银行再造理论发展概述
银行组织架构理论发端于“银行再造理论”。银行再造理论是银行经营变革研究的一个分支，起源于2o世纪60年代。当时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给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理念带来了逆向冲击，迫使银行实业家和理论研究者在银行经营战略、组织架构和成本控制等方面探求应对策略。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行再造理论呈现出综合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georgem．bollenbacher(1992)、pallf．janno(1993)为代表的学者对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银行再造研究的热潮，银行再造理论开始指导银行再造实践。之后，john h．wolfforth(1995)、paulh．allen(1995)、goodstein(1998)和philmiddleton(2000)等人分别对银行再造理论进行了拓展，使得银行再造理论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wolfforth(1995)指出，银行再造理论区别于其他变革理论的关键在于“流程再造”。但allen(1995)则进一步指出，流程再造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银行的组织架构、思维方式、价值观、管理制度、员工技能、权利分配等因素随之改变。而goodstein(1998)首次对流程再造进行了细化，认为工作系统的改进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middleton(2000)则将银行再造理论扩延到了战略再造。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丰富和深化了银行再造理论，如jamesessinger(2000)探讨了信息技术与银行再造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业务流程再造成为银行再造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内容主要包括银行定价体系再造、银行信贷流程再造、个人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直接银行业务等四个方面。银行再造理论作为一种对银行经营和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新兴理论，其内容正逐步丰富，研究边界也在逐步扩大。
二、银行组织架构理论综述
(一)关于 企业 组织结构
1．关于组织层次及其结构
组织层次(或管理层次)用于描述经济组织的纵向结构特征。组织层次在表面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层次数量，但它却反应了组织内部的纵向分工。亨利·法约尔(1916)最早对组织层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管理幅度原理，为层级制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组织层次的数量应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这是由管理幅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者管理下属的数量是有限的，且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管理幅度：层级越高，其管理幅度越小；层级越低，管理幅度越大。而m·weber(1947)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种完善的组织体制的组织层次应该是固定的，应按照权利等级划分为三层，即最高决策层、中间管理层和基层作业层。这三个层次形成一个指挥链，而且能够做到职责清楚，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nancyaustin(1999)认为组织层次也应该分为三层，但是其层次结构与m·weber(1947)的不同。austin(1999)将组织层次结构形象的描述为车轮型组织结构：车轮中心是客户，职能部门(如财务、营销、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等部门)是轮辐，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是轮圈。michaelcolenso(2000)则一改前述组织层次数量固定的模式，提出组织层次应为缩减层次的扁平型结构，主张根据价值与战略驱动下放决策权，并强调组织层级的变动必须伴随着工作单元职权领域、业绩目标、责任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变革。michaelco—lenso(2000)的扁平化理论的提出对银行组织再造理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donaldc．mosley(2001)沿承了co—lenso(2000)的扁平型组织层次结构，提出了更为扁平的倒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主张决策权应自下而上，与客户联系紧密的营销人员应被赋予重要的决策权，而处于其他层次的人员须为营销人员的营销行为服务。
2．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
关于管理职权的设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职权分权论，主张权利的下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管理职权集权论，强调权威的重要性。 科学 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1911)提出了管理职权的“例外原则”，主张将组织内的日常职权进行分散和下放，高管人员只做重大决策和处理“例外”事件。德鲁克(1954)在泰罗(1911)的分权论的基础上对分权的形式进行了拓展，并提出了在组织中实行分权的等级制决策结构。robe~si—mons(1994)指出了分权组织应具备的条件和分权的程度。他认为，经营效率高的组织才可以分权；权利委任和权利控制应保持平衡。唐纳德·c·莫斯利(1999)指出了放权的重要性，主张适当放权，这与simons(1994)的观点实际上是如出一辙。chrisargyris(1996)进一步指出了放权的原则，即权利委任不能盲目，权利委任后不能乱用，而且权利委任是需要特定的环境的。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委任具备的环境进行具体描述。不仅要授权，而且要有效授权，当授权非有效时，应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与发展。
与泰罗(1911)的观点不同，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1947)更加注重组织的权威，认为权威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组织纪律并接受组织和上级的制约。他的这种理论被称为“官僚制理论”，存组织架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巴纳德(1938)的权力接受理论对韦伯(1497)的官僚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了权威存在的条件：只有当下级理解行政命令，并相信它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利益时，权威才会被接受。西蒙(1985)同样主张组织集权。他把决策专业化与组织集权化等同起来，意识到如果执行部门远离决策中心，它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就会受到阻碍，导致制定和传递决策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增加，促使决策分权化。因此，组织的集权程度必须与决策相适应。
3．关于信息与组织发展
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认为，分散和横向的信息有助于绢织的发展。德鲁克(1954)主张，组织应注重信息横向关系的分析和横向渠道的建立，与信息源接直接触。因为过于集中的信息容易导致组织与成员问产生隔阂。西蒙(1985)则把组织的信息系统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类。他认为，信息包括纵向和横向传递，而横向传递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信息总是相对分散的。
(二)关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
企业组织架构理论对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建设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又有一定的特殊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效率发挥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商业银行组织上的灵活性，商业银行只有建立柔性的组织才能适应剧变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了获取在成本、质量和速度等绩效方面戏剧性的改变，商业银行需要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心——辐射式组织结构(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环节，缩短管理半径，增加上下级问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但是，内部设置的部门比独立机构更容易具有潜在的冲突，所以与独立机构相比处于劣势。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产生变化。例如，运营环境的变化可以使得商业银行可利用的内、外部增长机会发生改变，引起商业银行既定战略的变化，进而导致组织结构的改变。外在条件的变化(如监管放松、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可以引导商业银行向自己的核心能力集中，导致其战略调整，这种战略的调整会可以使得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发生变化。但是，jeon＆stephen(2001)认为，上述结论并不确定，因为环境的变化是否对银行的战略、经营和组织架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取决于银行的目标客户和银行规模的大小。例如，监管放松导致并购增多，银行规模增大，银行业垄断程度增强。这使得规模较大的银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增加；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环境的变化表现得并不敏感，能够继续保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因而环境的变化不会对这些特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划和组织架构等产生影响。
国内对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研究主要是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展开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2o世纪9o年代以来，该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三)关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再造
1．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弊病
自外资银行全面入境
第二，商业银行的横向部门没置过多，功能重叠、机构臃肿、办事摊诿、增加管理成本。
第三，业务处理流程被分割，不够统一和完整，不仅导致银行内部交易成本增加，而且也形成业务运行过程中的运行风险控制点，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有效性。
2．关于同有商业银行组织架构的优化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是典型的计划 经济 的产物，这样的结构难以形成内部活跃的创新力并提升对 金融 服务的供给能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立足于银行的根奉经营能力进行功能创新，进一步完善分支机构改革，理顺组织职能框架，推动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
第一，火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优化的模式选择。陆晓明(2004)、吴成良(2005)分别以荷兰银行的sbu(strate矛cbusinessunit)组织架构模式为案例，(介绍sub模式存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创新中的应用前景，为国内银行组织架构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 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有三个特征：一是垂直化，即商业银行慢化条线的功能，采取以纵向为主的运作管理模式，优点在于，可以使银行风险管理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措施史有效地传递到基层，并被更好地执行，减少各层次的干扰和扭曲；二是矩阵式，强调纵向权力和横向权力的制衡，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强化了风险管理；三是扁平化，即在影响管理效率的前提下尽町能地压缩纵向管坪层次，缩短委托链条的长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姚瑜琳(2008)、吴志峰(2005)认为，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模式应选择业务事业部与地区事业部相结合的矩阵式，浙江省银监局课题组(2005)则认为，应有条件地导入横纵结合的矩阵式管理理念；黄贤福(2002)、李为(200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应以业务部为主线，删减重复机构部门，压缩组织层级，形成扁平化的组织架构。这一优化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外，邹新、码素红(2004)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调鼙的战略规划应是“一个重心、三条主线”。其中，一个重心指以中心城市行为发展重心，三条主线是纵向的组织架构扁平化、横向的网点区域布局调整以及按业务流程对组织架构进行整合。
可见，对于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国内学者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商业银行组织架构设计的环境因素是多方而、多层次的。我阁商业银行的经前环境基本属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女职位和部门、组织的差别和一体化、控制过程以及未来分析计划与顶测等方面，因此，银行组织在内部架构和外部环境之间需要寻求一个恰当的位置。姚瑜琳(2008)提出的一种组织架构模式的选择路径是，在改革前中期，在部分业务板块率先实施事业部制改革，同时加大配套基础工作的改革力度。通过重点业务、地区试点，在基础条件成熟、管理水平提高、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迈向矩阵式组织架构。
第二，对商银行组织层次的优化。为了克服商业银行组织层级过多的弊病，商业银行组织层次，应该打破行政区划和政府序列的格局，将机构向大中城市和效益好的经济区域集中，逐步压缩中间管理层，文现组织结构集约化；应该建立以总行为经营决策中心、以分行为利润中心、以下属分理处(营业所)为产品服务中心的新的组织结构形式，使外部组织结构扁平化；应该撤并现有的省级分行和地市分行，改按经济区域在全国5o一6o个中心城市设立分行。
第三，对横向部门臃肿的优化。要改变目前商业银行内部横向部门设置臃肿的局，应调整分支行横向组织结构设置，增强营销机构服务功能；同时精简和完善职能部门，充实产品开发和定价部、销售策划部、发展规划策划部等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影响力大的部门，减少管理部门的功能性再复和雷同。
三、简评
［关键词］民营银行;路径选择;市场定位
学术论文发表
1 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
在国外,私人银行(Private Bank)一方面是指银行向高端客户提供的包括存贷款、个人信托和资产转移等服务,另一方面是指向上述客户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在我国,央行于2002年12月2日声明不允许发展私人银行。徐滇庆也否认民营银行等同于“私人或家族式的银行”,强调民营银行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而绝不是任何一种私人银行或家族钱庄,也不是低档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于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产权结构、资产结构以及公司治理三个方面加以界定：学术论文发表
(1) 产权结构论,即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外多数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就是与国有银行(state-owned bank)相对的银行,也就是私人(除国有资产以外的资产所有者)控股的银行。霍德明、李纪珍(2002)结合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民营银行的标准在于公股数量低于50%”。
(2) 资产结构论,即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认为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部分学者将民营银行视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认为中国民营银行目前较合适走“社区银行”之路。沙虎居提出了“区域性民营银行”的概念,即只有区域内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参股、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按市场化机制运营的银行。邓薇(2010)认为在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输血。
(3) 公司治理结构论,即强调民营银行的治理以及市场化机制经营特点,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巴曙松(2001)认为“民营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大部分学者则主张从资本结构、银行业务、经营原则、治理结构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民营银行的性质。如张杰(2003)提出判断民营金融的三大标准,即“归谁所有、由谁经营、由谁来监管”。熊继洲(2003)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行的拥有合理产权和市场化公司治理的商业银行”。李健(2005)在分析了三种界定原则之后,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即“向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定向募集资本而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银行业务，依靠银行自身的信用，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组织”。
2 发展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
(1) 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分为传统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两方面加以分析,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克服与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以及由金融交易中的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L-eland和Pyle（1977）通过模型证明拥有私人信息的企业可以通过将自有资金投资于该项目，使外部投资者相信他确实拥有私人信息。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强调金融机构是资金流动性中介,具有管理风险、节省参与成本的功能。Diamond和Dy bvig（1983)在其著名的DD模型中从流动性转换功能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主要是存款类金融中介）存在的理由。Allen 和Santomero（1998)认为由于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四个原因,企业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国内学者冯斌星、何炼成、窦尔翔(2005)将效率观作为分析出发点,解释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各种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区别于以前研究采用的结构观和功能观。
(2)金融结构理论。早期的金融结构理论研究主要把金融活动和金融现象作为一种结构即金融结构来研究。Goldsmith(1969)将各种金融现象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他同时认为金融理论的主要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述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近期的很多金融结构研究则主要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如King和Levine(1993)、 Levine和Zervos(1998）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关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数据与有关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数据密切相关。他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经济效率提高总是高度正相关的。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金融发达的国家,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也较快。国内学者则主要借鉴国外的分析指标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王广谦(2002)和杨再平(2002)。
(3)金融深化理论。Machinnon(1973)和Shaw(1973)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存在着利率管制、金融结构严格管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Machinnon 提出经济货币化率指标M?2/GN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早期国外学者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都是基于同一信念,即在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所以应当减少对金融的干预。我国学者也结合国内实证研究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一定的发展。金纯(2006)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及金融相关率的线性分析,证明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陈凌佳、顾雪娟、杨剑波(2008)则认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3 发展民营银行的路径选择
(1)存量改革,即通过对现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形成民营银行。王自力(2002)强调“把加快存量改革作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点”。邱兆祥(2003)认为,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引进民间资本,发展非国有民营银行的路径,既可以新设,也可以通过存量改造。但鉴于我国中小银行已有一定存量,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进行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使之走上市场化经营轨道是最佳选择。白钦先(2004)认为民营化是中国金融业的趋势,在具体步骤上,应先改造农村和城市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然后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张曙光(2002)和张汉亚(2008)都提议将现有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可以填补我国县域金融不足或真空。
(2)增量改革,即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全新创设民营银行。林毅夫(2001)认为,必须放松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实现银行业的完全竞争。徐滇庆、巴曙松(2002)认为改造一栋危楼要比重建大厦难得多,强调创建新的民营银行。赵守国(2004）提出以发展民营银行为重点,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外”发展的增量模式,才能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适度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孙大午(2006)认为“拆大、放小、民营化”是发展民间金融的主要路径选择。
(3)无论存量改造还是增量发展,不仅取决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的总体现状,更取决于改革、发展的趋势。杨云斌(1999)提出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情况下将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改组改造为独立的专门性银行,或者新建一批中小企业银行,执行国家优惠政策,主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孙世重(2003)认为“既要为民间资本参股原有的正规金融体系开辟合法渠道，也要为设立新的民营银行创造制度空间”,同时把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巴曙松(2002)、晏陆蓉和林晓甫(2003)、杨仕晋(2003)、朱思爽(2005)、王修华和彭建刚(2007)、王剑灵(2008)、张淑芳(2010)等都强调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农业和社区内居民金融需求的社区银行的必要性,路径选择可以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用存量改造或增量发展。
也有的学者认为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路径可以有四种：一是全新设立,即增量改革模式；二是通过收购兼并地区性商业银行或城乡信用社进入市场,可称为收购模式；三是对基层金融体系中产权结构中已经包含非国有成分的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民营化改制,可称为准存量改革模式；四是对现有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民营化转制,也即存量改革模式。
4 民营银行的市场定位
(1)成立区域性的中小银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林毅夫(2003)认为发展民营银行的主要目的是“补课”,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占绝对优势,推动中小银行发展目的是设立合适的金融机构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樊纲(2003)指出民营银行就应该定位成区域性、民营性、地方化的中小银行,在业务上补大银行的缺漏,而不应该立足于和大银行竞争。许小平、杨晓艳(2005)提出在改善中心企业融资困难上,民营银行具有信息、组织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李健(2006)认为民营银行在客户群的选择上应将地方中小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理由是国有银行主要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少顾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或者其调研资费较高、审批程序较长而导致贷款成本比较高,使中小企业难以接受。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户多面广形式多样,对信贷的需求具有要得急、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要求民营银行为其提供高度灵活的专业化服务”。王元京(2010)认为民营银行应发展适合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民营银行在其他银行开展的同类业务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创新其他银行尚未开展的业务和服务,强化民营银行的弥补优势和创新优势。
(2)通过政策引导,实行业务多元化,改善金融结构,应对外资冲击。樊纲(2005)建议中国应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既需要全国性的大商业银行，同样也不能缺少地方性的小型民营银行。刘卫红(2002)、韦衡(2003)、傅白水(2005)、钱方明(2008)探讨了我国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传统的商业银行市场定位战略受到的挑战,指出民营银行必须借鉴外资银行混业经营、风险管理等模式,确定新的市场定位战略。龙海明、李莎(2004)则支持民营银行业务多元化,认为民营银行业务发展的着重点不是在储蓄上与国有银行竞争，或在规模、技术手段、中间业务方面与外资银行较劲，因为若靠这种金融战略，民营银行最终只能狭隘地停留在社区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层面上。因此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民族银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程工.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路径与方式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5):27-33.
［2］巴曙松.社区银行能否成为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突破口？［J］.现代管理科学,2002(7):19-21.
［3］董红蕾.增量改革模式中的民营银行市场准入［J］.财经问题研究,2003(4):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