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论文优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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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适应性；农村金融结构

有效性低，适应性弱，是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深层次问题。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关键在于构建与金融需求相适应的农村金融结构，同时要处理好金融竞争与合作、进入与退出、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农户融资模式创新等问题，为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

农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向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有效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后者的金融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

农村金融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农村金融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提供有效金融产品，才能使其运行得以继续和深化，如果供给无效，则金融有效性便无从谈起。其二，农村金融机构提品后价值实现的有效性。如果金融需求主体通过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有效地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则农村金融机构便拥有相应的优质资产，能获取预期的效益，其金融有效性便得到提高；反之，金融需求主体在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后，却因种种原因产生经营失效，甚至出现了亏损，本息逾期难以归还，则金融机构由此多了一份不良资产，其金融有效性便降低。至于金融需求主体逃废债务，则会使金融机构血本无归。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内在联系、相互依存，因而不能封闭地考察农村金融，也不能孤立地谈论其有效性。农村金融有效性，是同农村经济有效性内在联系的。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促进农村进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为农村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平台。相反，如果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力日趋弱小，农村经济便会因资金制约而难以发展，其结果便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基础日渐薄弱，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断弱化。

当前，农村金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低效性，其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机构推出的某些产品难以为客户和中小企业所接受；而农户和中小企业期盼和欢迎的产品，农村金融机构又不推出来。许多农村经济主体对信贷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益，还本付息存在问题，使农村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农村金融效益远低于城市金融效益。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一是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机构管理水平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经营机制不活等。二是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农业经济存在较高风险，农民收入总体较少，农村经济实体的规模化经营水平较低，农村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对农村金融产生抑制作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很不完善等。

农村金融低效性，给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低效性使得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衰弱，导致许多农村信用社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转而进入城市金融市场，即使是定位于服务农村的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也减少了不少支农业务。农村资金供给原本就存在巨大缺口，但低效性使得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这对于农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村亟待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的金融体系，然而低效性却增加了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忧虑。低效性给农村经济实体造成许多困难，农户和中小企业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重重，这迫使他们转向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农村金融低效性加重了农村经济低效性，而农村经济低效性又使农村金融难以摆脱低效性的困境。

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不仅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二

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指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金融需求相互适应。农村金融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总量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相互适应；二是结构的适应性，即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农村金融需求结构相互适应。

农村金融有效性与农村金融适应性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农村金融有效性，既是对适应性的检验，又是提高适应性的动力，它反映农村金融适应与否及适应程度，推动适应性的提高。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适应，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相互适应，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农村金融曾出现过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现象：国家为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设立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这三类金融机构并未解决农村金融需求的缺口问题，而农村民间借贷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却表现出了较强的有效性，农户融入资金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而实现的；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支农考虑推出了小额农贷产品，但是这一产品却难以做大做强，小额农贷甚至贷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农户和中小企业融资心切，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呈扩大之势；大型商业银行出于有效性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县以下机构，而民间借贷同样由于有效性原因，反而规模越做越大，形式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不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小额信贷虽有创新之名，但其限制太多，要求过严，手续甚繁，因而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相背离；民间借贷虽不具备合法地位，但由于其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因而效率较高，发展较快。由此可见，农村金融适应性是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存在许多弊端，然而根本性问题，在于农村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不相适应，由此派生出许多具体的矛盾和问题。农村金融体制几经改革，但由于未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基本依据，而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下对原有的适应性颇弱的金融供给框架予以小修小补，因而问题未能根治，甚至不相适应的程度有增无减。例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陷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囿于双方对农村信用社修补成本的分摊，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即农户和中小企业未被纳入其中，适应性原则未被置于应有的位置，致使农村金融的适应性难以提高，有效性自然也就难以增强。

当前，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新变化。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大为增加，据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约为15万亿元，其中大部分由金融机构提供。农户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借贷发生率和户均借贷次数也在增加。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诸如无公害、绿色、有机作物和优质果品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种养业正加快发展，对资金需求将大大增加。温饱性农户在创业中存在金融需求，而小康型和富裕型农户在扩大经营规模中对资金需求量更大。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地区，农户需要更多资金用于发展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而在经济较为贫困农村地区，农户依靠开发脱贫、项目致富的愿望日益增强，因而生产性借贷的比重在逐步扩大。县域工业园区和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各类经济实体征用土地、构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营销，使农村企业的资金需求随之加大，以往那种较为普遍和分散的小额借贷，正向集中的大额借贷发生转变。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各类经济组织对资金的需求快速增加，而现代农村物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规模在快速扩大。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供水、供电、公路和小城镇建设将加快发展，这方面资金需求在农村资金需求总量中的占比将提高。

农村金融需求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当前，广大农户要求农村银行业创新金融产品，渴望无抵押的贷款方式，希望信贷品种和期限能与农业生产特点和周期相适应，贷款手续简便灵活，能快速、就近地获得借款。许多富裕起来的农户手握闲置资金，他们购买国债、企业债券和投资股市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许多种养殖地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日益强烈，但这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结构中，短期借款占绝大部分，但近几年来长期借款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受到信用资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约，其长期借款难以得到满足。许多中小企业不得不将短期借款转化为长期借款来使用，他们在短期借款到期后只付息而不还本，使本金转为下一期短期借款而循环使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仅希望农村银行业创新更多产品来满足其间接融资的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兼并重组而进一步扩大其经营规模，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来更多地实现直接融资。

总之，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不仅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快速扩大，而且农村金融需求结构日益丰富；不仅现实的金融需求更为强烈，而且潜在的金融需求被不断激活，并加快向现实的金融需求转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与之相适应。

然而，当前农村金融恰恰存在两种不适应性，即总量的不适应性和结构的不适应性。我们只有提高这两个方面的适应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

三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

在农村金融研究中，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农村金融总量增长，尤其是农村信贷总量增长。但是，农村金融结构问题决不能被忽视。农村金融结构，是指农村金融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和各种构成要素的数量比例、空间分布、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状态。农村金融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金融总量的增长；二是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一般而言，总量指标反映农村金融的总体规模，只具有直观的表征意义。结构指标则能反映总量指标所不能反映的问题，能透视出农村金融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端，从而帮助人们推进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总量受制于农村金融结构。在农村金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单一的金融总量扩张，必然因其不能解决适应性问题而陷于低效性，这种粗放型的增长势必不具持续性。因此，提高农村金融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要重视扩大农村信贷总量，而且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的良性互动，促进农村金融真正实现总量扩张和层面提升。

当前，农村金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存在许多矛盾。农村金融的结构性缺陷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产品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趋势，潜在的金融需求被加快激活，而当前农村金融产品供给却十分单一，几十年一贯制的“存贷汇”产品结构，同日趋复杂的金融产品需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行业单一，主要是银行业、非银行金融业缺乏，其供给远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银行业存放类资产占比过高，贷款类资产占比较低，长期贷款类资产比例尤低，证券和保险类资产的比重甚微，投资类资产不断萎缩。农村融资属于银行业占绝对主导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种间接融资，不能满足农村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直接融资的需要。农村公有金融垄断着农村金融市场，大型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难以适应农户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的特点，而能适应这种需求特点的非公金融，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农村金融结构，包括许多具体的子结构。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当前情况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应通过构建以下合理的子结构，达到农村金融整体结构的合理状态。一是完善农村金融产品结构，不仅要在资产抵押贷款、关系融资等方面创新产品，而且要在资本市场投资、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非银行业金融产品。二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农村存款类金融机构应降低存放类资产比重，增加贷款类资产比重，扩大中间业务和投资业务，适当提高投资类资产的占比。三是逐步改善农村融资结构，在继续扩大间接融资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农村经济规模化、市场化、股份化和证券化程度，大力培育农村资本市场，通过股票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四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行业结构，在农村银行业方面，广泛发展新型的农村社区银行；在非银行金融业方面，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业、农村信用担保业，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投资银行业，相应发展农副产品期货业、农业资产评估业、产权交易业、信托投资业、租赁业、典当业等。五是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所有制结构，在公有金融为主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非公金融业，支持非公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构建合理的农村金融结构，必须坚持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为农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实现农村金融同农村经济相互促进和持续发展。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坚持适应性这一基本原则，始终将适应农村金融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以增量调整为重点，同时协调存量调整。增量进入能较快确立自己的市场定位，有力改善原有的金融结构。存量的调整一方面要做到强化优势、转化劣势、开拓市场、提高效率。农村金融结构的构建，要以市场力量为主，依靠市场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政府力量和作用。农村经济金融比较落后，市场力量相对弱小，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优化农村金融结构并不现实，会产生一定的盲目行为，同时要历经很长时间。因此，市场力量和政府推动要相互结合，政策推出则应遵循农村金融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

四

提高农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适应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依靠农村金融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且有赖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工程，需要系统思考、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问题。下面仅择其荦荦大端，谈点意见。

1.在金融业拓展对外开放的同时搞好对内开放。在对国外开放的条件下，农村金融结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会受到国外农村金融结构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是迟早之事，目前初见端睨。随着外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金融技术进入农村，农村金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必然加快步伐。但是，农村金融业在对国外开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对内开放。对内开放既包括对农村地区的开放，也包括对城市的开放。金融业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村金融业必须通过对内开放进一步夯实对外开放的基础，以做到有能力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有实力应对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金融业在对内开放方面进展甚微，金融垄断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农村金融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无疑给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障碍。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主要包括金融体制和金融业务的对内开放，这两个方面对内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我们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业对内开放，在增强适应性和有效性方面，放宽某些条件，简化审批手续，放松某些行政管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

2.建立农村金融的竞争与合作机制。引入竞争机制，是提高农村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金融竞争与合作具有共生性。不同的金融行业、同一金融行业中不同的金融企业，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竞争能促进各类金融机构之间功能交叉和扬长避短，从而推动他们彼此合作、互为补充。金融合作则促进竞争在更高层面上展开，达到互补多赢的效果。

以金融竞争推动金融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金融竞争，实现两者作用的相互转化，必须建立相应的竞合机制：第一，完善农村金融准入机制，充分发挥这一机制促进竞争与合作的功能。准入时应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分工，小型金融机构以零售业务为主，以避免同大中型银行的无序竞争。准入时还应考虑在空间布局上的问题，农村新增金融机构应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和贫困地区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以避免一齐挤进发达农村地区而引起恶性竞争。第二，形成产品结构优化机制。如果产品结构雷同，农村金融企业之间的排斥力就会加大，吸引力便会减弱。反之，金融企业的产品各有特色，分别与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金融需求相互适应，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就会增强，排斥力就会减弱。因此，应建立农村金融产品优化机制，促进金融机构根据所在区域的不同情况，积极创新和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以促进金融竞争和合作的健康发展。第三，完善农村资金的价格机制，在农村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利率未完全放开前，可继续扩大利率浮动范围。这样既可以促进金融竞争，又不致于造成竞争过度。第四，建立竞争合作协调机制。在农村金融企业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以及时沟通他们之间的观点，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彼此立场，避免恶性竞争发生。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以帮助金融企业提高经营决策能力、风险管理水平和合作自觉性。建立农村金融行业协会，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一方面他能较好地协调金融企业经济利益关系，维护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引导他们妥善处理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为他们创造合作机会，提高合作效果。

3.建立退出机制。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必须妥善处理金融机构进入与退出的关系，做到有进有退，能进能退。在农村金融竞争中，优存劣汰、优进劣退现象必然产生。竞争促进金融业务不断向优质金融机构集中，他们将不断扩大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获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相反，劣质金融机构的业务将不断流失，其生存和发展空间将日益萎缩，如果他们不能扭转落后局面，且达到了退出标准，就只能选择退出。有进有退，才能在合理的流动中增强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无进无退，则会造成农村金融的固化和劣化，增加改革成本，浪费金融资源，甚至引发农村系统金融风险。建立退出机制，应配套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风险救助机制和存款保险机制。

4.创新“农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模式，通过龙头企业的作用，将农户、专业户的融资需求与农村金融供给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农业产业化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金融适应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础。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和骨干，既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者，又是夯实农村金融发展基础的推动者。既有将万千农户与市场沟通起来的功能，又有将广大农户与金融机构联系起来的作用。龙头企业熟悉农户的金融需求和经济信息，又与金融机构有着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他们有可能在对自身经济利益关心的基础上，通过信用担保和信用评价等多种方式，提高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因此，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系机制，创新以龙头企业为中间环节的农户与金融机构的融资联系机制，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融资促进功能。

5.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的低效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农村的弱位性、农业的弱质性、农民的弱势性。诸如农业经济的高风险、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规模不经济、农户和中小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农民收入较低等，都是导致农村金融低效性的因素。同时，农村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农村对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的理性程度不高、农村信用的法律供给不足、失信惩戒机制运用的权威性不够等，也对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农村金融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金融的低效性往往又加剧了金融的不适应性。因此，促进农村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从政策、市场、信息、人才等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村金融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第2篇

瑞士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瑞士银行和证券由瑞士联邦银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FBC）统一监管，瑞士私营保险业由瑞士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督局（以下简称FOPI）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其中FBC又实行两级监管体系，既监管活动在FBC与授权的外部审计公司之间的监管职责的分工。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陈威华.瑞士税收环境宽松、监管体系严格.中国税务，2003(11)

第3篇

一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经济发展已离不开金融,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金融风险大小和金融危机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程度。所以,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日益成为金融科学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如何确保金融安全,防范危机。金融安全指的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周道许,2001)。从金融安全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安全不仅与货币资金的形式有关,而且还与资金货币的融通方式有关。所以,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防范出现在这两个环节上,而这两个环节都是组织方式的构成要素即组织中的对象与组织方式。所以,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接下来,我们将分析两种组织条件下的风险与危机隐患。

1•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自组织方式强调遵循金融市场演化的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由金融市场的各个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各种合力的结果使金融市场由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结构,实现金融市场的跃迁。自组织方式是一种自然演进方式,反对人为干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通过组织的自我演进方式,金融市场能够展现出原来没有的特性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组织过程实质就是金融创新过程。

(1)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金融自由化主要指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和金融管理自由化等。关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金融自由化为什么引发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实际上是遵循金融市场上中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能够得到相应的融资的内在逻辑,以期通过货币的自由流动实现货币的价值增值。但是,金融自由化的自组织过程,却加大了资本冒险的机会:一是银行和其它金融有更多的机会处置资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有发生;二是融通资金供给增加,企业居民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债务依存度提高,负债率上升。

这都使得货币资金的再融通面临着困境,特别是银行机构,是通过资金的长期不匹配,促使资金流动,实现收益。当资金无法流回时,不仅会影响经营绩效,还会造成挤兑现象,出现金融恐慌,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中,利率自由化被当作金融自由化的核心内容(黄金老,2001)。利率自由化的风险常常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利率风险源自市场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和非系统性。只要实行市场化利率,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黄金老,2001)。例如,智利在1976~1982年进行了非常大胆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利率限制,减少银行储备金比例等,结果却使此期间的真实利率达到了18%,如此高的利率水平实际上使任何投资者不可能达到相应的投资回报,结果是企业倒闭,银行系统因企业的坏帐而崩溃(李量,2001)。

(2)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源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创新旨在货币资金的运作与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金融系统化、一体化发展。但也给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造成了隐患。MichaelCarter(1989)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掩盖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脆弱,是一种金融上的‘围堵政策’,最终激励基于难以实现的未来的收入流和资产价格预期之上的投机性融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应用和失控所造成的。首先,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创生的特点。

自创生是指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系统原来无序态失衡(如风险加大,收益降低),金融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结构、功能、特性,从而出现了与原有系统不同的状态。但新出现的事物由于找不到原型,也就不能利用原有的组织理论来管理,不能按事前决定的方案来控制,这样就出现了失控的可能。其次,金融创新工具具有自生长的特点。自生长在系统科学中指的是系统整体除了“体积”变大以外,其余形态、性质、特点均不发生变化,系统保持不变的结构、功能。当然,自生长是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但一定是根据组织的内在机理自组织的,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平均地”变成整个系统发展的动力,使之整体扩大。例如,证券市场的自生长,是将资金吸入金融生物体内,经过金融生物体的吸收转化,成为金融发展必须的养份,促使金融系统的各个部分相应长大,造成了系统的自生长。但是,由于金融系统自身转化系统可能存在功能,从而可能导致自组织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发展过程中差异逐渐拉大)或者各种资金违规操作,进入市场,导致金融创新市场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超过原生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

2•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与金融安全。金融市场的被组织方式是指在金融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组织者,事先设定好目标,指导、控制金融市场的演化,从而实现预定的目标。金融市场的组织者一般指的是政府,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组织、控制称之为金融抑制或金融压制。金融压制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1)政府的计划控制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演化的可能。金融体系的失灵、运营、发展、壮大,需要政府之间“看得见的手”来规制,但是由于存在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政府实质上不可能掌握预测有关金融市场各子系统的运营行为。再加上政府作为一个集团,集体选择的时滞较大,成本较高,即使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这些信息也可能出现变化或失真的现象。政府在管理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只能根据金融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信号,以及政府所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计划管理,以使得金融市场在预定的轨道中有序发展,却使得金融市场丧失了多样化演进的可能性。例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下,计划经济管理控制着金融市场,全国所有的金融业务被“统一”为一种业务,即银行信贷;所有的银行信贷又由一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来做,这种体制几乎彻底消灭了金融业的市场成份,资金的流动运作受到严格约束,统收统支,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发展(黄金老,2001)。(2)政府行为可能加大金融市场外部正熵的流入。一是预算软约束。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融资过程,企业预期将得到政府的“父爱主义”扶持,那么在投资上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项目,加大银行系统的风险。而银行预期到当企业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从而银行也会冒险加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这就为银行的呆帐、坏帐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加大了银行的支付危机。

像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银行信贷扭曲膨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300%(1996年)。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隐含担保,最终导致资本外逃和通货贬值(钟伟和宛圆渊,2001)。二是垄断行为。政府参与经济管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垄断利益。而如果国家的各项法律不健全的话,产权界定不明晰,权利交叉重叠,外部负效应加大,反映在金融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政府为获得垄断利益,有可能长期维持这种无效率的产权,从而使金融市场在无效率的状态下长期徘徊,金融风险能力极其微弱。三是寻租行为。在政府主导的融资格局下,政治资源的多寡成为决定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为获得资金,就展开获得政治资源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与企业勾结起来,形成金钱政治。这种融资行为并未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风险,并未考虑收还情况,完全是出于巩固政权,寻求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使得整个社会的信贷规模无限膨胀,银行的坏帐居高不下。(3)政府管理引起金融系统的负反馈的发生。在一个控制中,将输出信号的一部分作为输入,再来控制系统的输出,称为反馈。反馈分为正反馈与负反馈。正反馈是系统的激励机制,信息的放大机制,负反馈是系统的抑制机制,信息的衰减机制。政府一般采取等级管理的方式来实施对经济的干预的。但管理的等级层次使得信息的传递时间拉长,环节增多,从而出现人为歪曲信息,或理解错误,或粉饰行为,等等,使得真实的信息难以传递给组织者。那么当系统偏离目标时,就难以修改实施方案,使系统仍按原定的目标演化。超级秘书网

二自组织与被组织对研究金融市场的意义

自组织与被组织都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系统实现有序结构的两种途径。自组织方式强调各个系统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演进,而被组织方式强调人为的控制和干预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实践证明,自组织演化优于被组织演化。例如,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优于计划经济,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所以,就金融市场的演化来说,自组织方式也是优于被组织方式。然而,在人类的社会中,被组织方式又大量存在,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被组织方式来认识控制、管理事物,关键是在运用被组织方式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事物按自组织的方式来演进。那么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就是在政府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时,如何遵循金融市场的内在规律,在内外力的作用下推动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从而也能够有效地防范单一组织方式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隐患与危机。

〔参考文献〕

〔1〕钱建娣.政府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J〕.财贸研究,2002,(1):

〔2〕钟伟,宛圆渊.预算软约束和金融危机理论的微观建构〔J〕.经济研究,2001,(8):

〔3〕许国志.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4〕吴彤,曾国屏.自组织思想:观念演变、方法和问题〔J〕.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2000.

第4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问题

一、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来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具体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利益。

（一）实施金融监管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金融业是以货币信用、证券及保险业务等为主要经营内容的特殊行业，与国民经济整个运行息息相关。一旦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或发生金融危机，就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货币化和经济关系的信用化，以货币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主体的金融结构具有极其广泛深刻的渗透性和扩散，金融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和社会经济的调节器，它具有影响社会全局利益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特殊的公共性和全局性。因此，只有加强对社会金融业的监督与管理，才能引导和促进金融业发挥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影响作用，推动国民经济的良循环。

（二）实施金融监管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如果失去调节、监督、控制，会偏离正确方向，形成破坏性竞争或垄断，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避免过度竞争，有必要对金融业实行监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向着适度竞争、规范竞争的方向发展。

（三）实施金融监管是正确贯彻国家货币政策、认真执行金融法规制度的需要

无论是在贯彻落实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在实施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的过程中，随着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难度的不断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很难只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协调，大量的金融关系以及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很难只依靠司法机关来调整和评判，还必须辅之以金融监督管理，使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活动等符合国家货币金融政策意图和金融法规制度的要求。

二、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内控机制滞后，首先是各级管理层重国家计划，轻自身管理，重速度和规模，轻质量和效益，在资金管理方面，表现为资金审批程序不健全，对资金使用的监控不严；贷款审查不严格，手续不全，没有真正做到贷前调查、贷后检查，使得信贷风险加剧。其次是人事控制机制不完善，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规模庞大，层次结构不合理，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完善的员工业绩考评和激励竞争机制。然后是上下级缺乏有效的约束，由于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总行承担，分支机构的违规或不审慎行为都可给整个系统酿成大祸。再次是职能监督岗权威性缺失，职能监督部门实行“既向本级行行长负责，又对上级行政职能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致使其监督工作实际上陷入一种无序和无效的状态；内审监督机构不健全，有些商业银行没有单独设立内审机构。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是非自由的市场，它除了市场本身特有的因素外，还受政治体制、传统观念、偶发事件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走向规范化的初级阶段，发育程度低，而且不规范。在证券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其次是定价机制扭曲；再次是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最后是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在保险市场表现在：市场发展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事制度影响较大；内部管理不严、竞争力不强，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在经营理念上重保费规模、轻经营效益；重保单数量、轻保单质量，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在经营环节上，重承保、轻理赔，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业的信用。

（二）金融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时间较短，在金融监管的方法手段、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监管内容过于狭窄，我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市场准入监管中还存在着重审批轻管理、重传统的存贷业务轻表外业务及其他创新业务、重国有银行轻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问题，不能实现完全有效地监管。其金融监管仍偏重于合规性监管，严格的管制极大地遏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涉及不多；监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违规处罚中缺乏严厉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滞后，信息披露滞后于监管和外部市场约束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观念不够，数据资料编报的随意性较大，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围小，内容比较单一，信息不完备，缺乏专门的金融信息开发和传播中介机构，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传播和利用。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包括经营风险、业务风险、非系统性市场风险等）、维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对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认识，金融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内控建设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常抓不懈，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助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着力于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通过实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然后，建立风险管理体制，要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实行分级授权、分类管理制度，推行以独立尽职调查、民主风险评审、严格决策纪律和问责制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授信决策机制，要健全决策约束机制和责任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审贷分离为核心的贷款决策风险约束机构，对行长的决策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行岗位约束，建立贷款决策责任人制度，把风险贷款责任分解到个人；建立风险责任制，董事长、董事、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奖惩直接与银行的经营风险挂钩。建立常规的审计检查制度，履行对银行内部各部门的审计监督，对重大案件和银行行长的审计可以会同银监会组成联合审计组来进行。

最后，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金融机构应将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实行中层干部公开竞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员工内退制度，通过竞争上岗、岗位交流、末位淘汰，实现员工与岗位、能力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引入有效的激励和处罚机制，在内部控制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要坚持奖惩分明。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鼓励金融创新和加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对金融创新进行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指导以及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适当放开对金融创新业务的限制，除了对一些超出目前监管水平的业务创新进行限制外，应鼓励银行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配合金融机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局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与办法，在日常监管中，将银行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实现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要根据各金融机构不同的现状实施差别监管，监管部门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实行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市场退出；实现工作重心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完善金融监管人员素质体系。

另外，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连续稳定，我国必须遵守入世的承诺，参照国际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部门政策透明度。政策调整应向金融参与者公示，以保障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当局政策变动的知情权；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体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充实信息披露内容，根据金融业具体活动的特点，加强会计信息、统计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监管资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础条件。此外，针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监管部门还应对其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的内容以及需要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1]李嘉宁，关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思考[J]，长江大学学报，2004,4

第5篇

现阶段，构成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主体是农村合作信用社。目前，全国的农信社普遍面临经营困境，除了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经营费用刚性上涨、非盈利性资产膨胀等所有金融机构共有的问题外，农村信用社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已经威胁到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

首先，从体制政策方面看，农村信用社成立之初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向国有靠拢，为股东负责、为农民服务和合作金融宗旨和原则体现得很不充分。合作社社员不仅享受不到贷款的优先权和优惠权、以及股金分红权，反而还要接受比基准利率高得多的贷款，失去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从经营管理方面看，农村信用社把资金的投放重点放在工商企业，而本身又不具备健全的风险防范措施和手段，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另外，筹资成本高，生息能力弱，受利率政策的影响大。

最后，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农业银行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占用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和财产，至今仍有大量资金没有划归信用社。同时将高风险贷款强制转给农村信用社，强迫农村信用社发

放高风险贷款。

二、农村民间金融借贷原因分析

农村民间金融市场趋于活跃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经过长年积累手中掌握了一定规模的资金，一时没有合适的生产项目投资，储蓄存款收入极低，而股票、期货等新型的投资形式又不能为大多数农民接受，只能选择比正式利率高一些的民间借贷市场；

(二)农村发展带来了更多样的开支活动，有些活动不在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安排内，只能到民间金融市场去寻求资金。

(三)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硬性任务，不得不借高息贷款是近几年民间金融交易量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四)迅速膨胀的地下经济和其它的非法活动大量涌入农村民间金融市场，既增加了资金供给，也增加了资金需求。

三、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农户成为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户提供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供给，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由于单位规模很小，信贷成本高，风险大；正规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与农户之间仅有储蓄业务，极少发生信贷往来。因此，当前农村中最大的资金使用者和受益者——农户的信贷行为还处于最原始的状态，现代的金融服务还没有惠及到农民。

（一）农户现金收支的现状和特点

农户的现金收支状况是决定农户借贷行为的基本因素。现阶段农户的现金收支是净流出的，主要表现在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不仅大大高于借入款余额，而且其增长速度也快于借入款余额的增长速度。

（二）农户借贷的供给约束与需求约束

目前，农村中的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特别是高息借贷是明令禁止的。另外，其它的金融工具受条件和农民自身素质的限制，在农村还很稀少。因此，虽然农民手中有一些现金结余，但绝大多数都以储蓄形态存在。而借出款的大部分也是亲友间互的调剂，没有利息。

对于缺少资金的农户来说，供给约束突出表现在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近几年，农户信贷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市场低迷上。主要农产品的市场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价格持续走低。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当然不愿意去借钱做不赢利甚至赔钱的经营。在非农生产领域，农户借贷的供给约束还体现在风险性上；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自身技能上。

（三）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

农村借贷市场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民间，除一部分来自农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城镇居民。正规的金融机构也占相当的份额，主要是农村合作信用社。非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非常小。

（四）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

农户借贷资金的使用可分为生产性借款、生活性借款和非正常借款非正常借款是指既不用于生产经营，又不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的借款。改革以后，农户借贷资金中大部分使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然而，自1996年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并出现下降，贫困农户不得己，要靠借钱度日。1997年以来，占20%的低收入农户平均消费倾向都在1.3以上。表现在借贷资金使用构成上，即生活性借款比重超过了生产性借款比重。

生产性借款又可分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二大块。目前，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投入由耕地规模决定，绝大多数农户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满足。缺口主要是畜牧水产业。非农生产贷款是近几年农户贷款的主要部分。生活性贷款主要用于建房、婚嫁和看病上。对生产性借款的使用效益，我们引入边际概念来分析。1999年，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值和种植业收入的增加值与生产性借款的增加值的比值分别为4.83和1.05。或者可以说每增加1元生产性借款会带来4.83元的家庭经营收入和1.05元的种植业收入，效益还是很可观的。但到了2003年，由于家庭经营收入和种植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减少64元和552元，生产性借款的效益出现了负值。

四、结论

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当前农村借贷问题，能够帮助各级领导农村工作决策部门和更好地利用资金要素，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合理、更有效率，以期达到稳定农产品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宫建强，张兵.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经验数据[J].中国农学通报，2008，(05).

[2]霍学喜，屈小博.西部传统农业区域农户资金借贷需求与供给分析——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5，(08).

第6篇

围绕着美国创新出的,并渗透到金融机构投资产品组合中的一系列“次级贷款打包”、“次级债务”衍生产品,形成了一个由全球各类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复杂资金链条,随着链条的不断拉长,投行及其他机构用高杠杆的交易,使次级债务风险不断向周边关联者蔓延扩散,直到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而产生了泡沫风险。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缺失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随着资产证券化的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并未随之更新,对金融工具创新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的制约机制缺失,直接扩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自由放任和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激发了追求高回报、蕴涵高风险的金融品种和投资行为的流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基础金融产品基础上衍生再衍生,交易品种迅速增加,且交易各方都持有大量风险敞口头寸。风险管理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对与次贷相关证券和其它复杂信用产品的评级过程中,其独立性、透明度以及评级结果的质量方面也存在缺陷。全民借贷消费模式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大众消费主义在美国社会居于支配地位。而美元在二战后具有的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的外汇储备出于保值和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又去美国购买国债和其他金融债券等金融产品。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

二、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流动性过剩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流通中现金M0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330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62亿元。货币的供应相对与需求显得“过剩”。不受控制的流动性过剩,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流动性集中于金融体系,增加了金融企业多发放贷款的冲动和压力。

2.资产泡沫

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对银行贷款非常依赖,而且往往通过土地或者房产本身来获得抵押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将会发生断裂,从而难以偿还银行债务。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个人违约率的上升将给商业银行的房地产金融部门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样,银行难以通过变卖贬值的抵押品来收回贷款,从而形成债务危机和银行偿债压力。

3.金融体系风险

当前,中国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服务种类、服务质量方面,还是科技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较以前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但是我国国有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差距,给将来与国外商业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带来巨大挑战。另外,虽然股份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离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还是存在较大距离,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还存在不足。

三、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

1.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场金融危机把中国更加彻底地推到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应主动调整为靠国内消费、投资的增长来带动。我们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规划、落实以消费为主导模式的发展战略,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活跃消费,拓展内需,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革完善教育和卫生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挖掘消费的潜力,特别是激活农民购买力,不断把潜在消费市场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市场,就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长期不竭的动力,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应更好地控制住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2.理智发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对房地产而言,重新审视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尽管奥运会后,全国楼市成交量持续在低位徘徊,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政府也提出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措施。所以,从中长期的趋势看,房地产市场经过目前的合理调整,仍将会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风险。所以,我国应主动挤掉房地产泡沫。银行一定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特别应关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加强对房贷市场的监管。

3.大力开展整顿金融会计秩序活动

针对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借助于会计手段,通过乱用会计科目、假造账表、私设账外账等方式进行违规经营,致使会计信息失真较为严重的现象,要在金融会计部门开展打“三假”,创“三铁”活动,并将这项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4.积极引入市场力量

目前,国内以银行为主要部分的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所提出的市场约束的精神,在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持有人不足的情况下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具体金融机构的应当揭示的信息,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富有成效的市场约束机制是配合监管当局强化监督工作的有效工具。此外,社会评级机构对金融机构所进行的信用等的等级评价,则通过市场的压力对金融机构进行约束。美国安然公司财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就是标准普尔公司鉴于其存在财务欺诈嫌疑,将其债信评级连降六级为“垃圾债”。为获取良好的市场形象及等级评价,以确保日常业务的进展,金融机构通常会通过改进和完善经营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赢取较高的等级评定。目前我国国内的社会评级机构尚处于发展阶段,更多的还需要借助国际评级机构的力量实施。而尽快培育本土的权威性评级机构,不但是关系评级行业话语权的问题,也是对包括金融机构在内进行有效评级的根本性措施,其中还涉及到一定的行业机密保护问题。

第7篇

第四个影响则是由于国外资金流出导致的股市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加剧。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的都是一些大的投行、老牌银行、大的投资中介商等重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像刚刚破产的雷曼兄弟已经有158年的历史。而全美500家银行中，到现在已经有117家面临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牵连的企业数量多范围广，资金困难的美国企业为了解决本国金融危机的困难，在中国的有些资金就不得不套现，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的套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陈东琪认为，这种影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还将进一步放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信心层面了。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陈东琪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要做全面的评估。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准备。

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但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着急，要把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一些真实的情况摸清楚再做决定。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陈东琪认为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我们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大的金融活动”，陈东琪强调。

不过，虽然应对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过度紧张，陈东琪指出，此次调整与前三次调整还是不一样。1985、1988、1996年的三次调整都要比这次强烈。“本轮调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率都比前三次要明显的低，所以经济过热的程度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比以前的低”，陈东琪认为，经济向下调整应当说比前几次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现在有三个盈余做支撑。第一是财政盈余，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第二是贸易盈余，我们1－8月的顺差比上半年的顺差虽然是减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盈余，数据表明：七月贸易顺差为253亿，八月为286亿。

“我们全年的顺差可能在2300－2500亿之间”，陈东琪预测。而第三个盈余就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前三次调整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外汇储备”，陈东琪介绍。另外，我们现在的财政储蓄、企业储蓄和国民储蓄，三个储蓄加在一起超过45万亿。我们的储蓄资源还是很充足的。

这些[Www_LunWenNet_Com]决定着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减速，应当是和前三次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调整得好，有可能实现比较温和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两年时间左右，总体来讲，两年时间让经济从原来的12％左右调减到9％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政策操作得当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陈东琪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且能够不影响就业机会。

机遇

“短期来讲是有一定的压力”，陈东琪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调如果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企业也许会有一定的阵痛，特别是那些耗能多、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吸纳多、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来讲是机遇。“把压力转变成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动力，让短期的平衡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做出牺牲，短期经济的降温为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机遇，陈东琪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我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而对油、气、电、水、粮食等方面的价格改革，陈东琪给出三个词：分类、分布、渐进，也就是要讲策略不能一刀切。因为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改革也可以在这段时间进行，比如可以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渐的试验，让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有比较大的自我选择权，确定自己的贷款利率，从而加快他们的竞争能力，”陈东琪说。

汇率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国有产权、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实现。“总之经济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价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在这个阶段，陈东琪认为政府还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第8篇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第9篇

农村民间金融是广大农村经济主体（个体、家庭企业）为满足其融资需求，绕开官方正式金融自发开展和形成，游离于政府金融监管之外的非官方资金融通活动和组织。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民间借贷、各种形式的合会、民间互助会、储蓄互助会、私人钱庄、租赁公司、农村合作基金、小额信贷、民间集资等。

1.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主体缺位及金融供给缺位。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对利率的直接管制，金融资源非市场需求所决定。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及金融服务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服务单一，资金供给少。

中国农业银行曾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1997年后市场定位发生变化，农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其县以下机构，且贷款权限上收。这样，农行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8年3月，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近年来，随着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大大减弱。农村信用社原则上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但长期以来演变成农行的基层机构，后分出农行后，资产质量不高，新一轮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把农信社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

邮政储蓄机构在我国农村网点众多，由于其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业务性质，常被称为农村资金的“抽血机”。截至2004年底，全国邮政储蓄系统拥有的储蓄存款余额达1.07万亿元，占全国储蓄余额的10%，仅次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中的65%的存款来自农村，仅有35%来自城市。而邮政储蓄却将吸收的存款全部转存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流出了农村。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以对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和对农村金融机构再贷款方式将资金又返还了农村领域,但数量有限。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27840.97亿元，贷款余额达19551.25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余额为8490.29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3.4%，农村信用社的存贷差为8289.72亿元，大部分通过投资有价证券，净存放中央银行，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等方式流出农村。所以，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等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通道。农村资金供给不足，导致了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主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壮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也满足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金需求。

2.农村民间金融本身的比较优势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是借贷双方追求各自最大化的资金需求而自愿达成的契约，体现了市场机制的特点，因而它在满足农业生产多样化的资金需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第一，交易成本低。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完全或高昂的监督成本，使得它在面临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会对借款者采取信贷配给的政策，从而使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信贷规模大都很小，高昂的交易成本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这种农村小额信贷。而农村民间金融所具有的乡土性，使出借者对借款者的信用收益状况、人品、生产活动和金融关系等信息了如指掌，跟踪管理成本低，从而减少了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风险和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同时，农村民间金融没有纳入国家金融监管，对经营的机构、组织、网点、固定资产都没有要求，只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固定成本，而且灵活多变。在民间融资过程中，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管理成本很低，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的“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因而融资交易成本比正规金融低。

第二，对担保品的要求不高。农村民间金融产生于乡土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上，维系交易双方契约关系的往往是伦理道德、传统宗族等非正式制度，很少要求有规范的担保。

第三，利率比较灵活。由借贷双方根据资金的供求状况、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因素自由确定，形成机制相对较灵活，其借贷行为和利率都是市场化的，而不是管制利率，是一种纯粹的市场金融形式和交易制度。

第四，执行效率高。民间金融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债权债务关系难，更多的是依据社区法则得以维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农村民间金融制度是有效率的，但这种效率仅局限于社区范围，建立在有效利用社区的信用资本基础上。此外，民间融资无烦琐的交易手续，交易过程便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筹到所需资金。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农户贷款的不足，促进了农村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压力和信贷风险，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但是，由于缺乏法制化、规范化，农村民间金融也给农村乃至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

目前，我国农村中的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虽然高息借贷是明令禁止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不得超过4倍），但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不受约束。民间借贷利率通常是借贷双方之间相互商议决定的，其中高息大部分高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有的甚至高出银行利率数倍，部分民间借贷演变为高利贷，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2.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民间借贷的自发性和不可控性，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民间金融机构本来就先天不足，脱离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对一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限制发展的行业，当投资主体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时，便求助于民间金融来实现投资目的。往往一些用途不好，效益不好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被银行卡住后，非正规金融为其融通资金，使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由于目前对农村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民间借贷活动在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转，给国家货币政策造成冲击。

3.潜伏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首先，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很强的制度风险。虽然民间金融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建国以来政府对其活动经历了由禁止、打击到默认而不提倡的过程。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种灰色状态生存。目前，民间借贷仍然游离于国家政策法规之外，缺乏制度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

其次，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大部分是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信用域极其有限，资金规模往往很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农村民间金融往往有两种主要形式：口头约定型和简单履约型。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采取必要的证明手续或是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对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而借款人不论利率高低，自己的承受能力如何，只管把钱弄到手，最终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最后，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结构松散，管理方式落后，信息不对称等加剧了民间金融的风险。民间金融组织倒闭破产，可能引发局部的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如2004年的福建福安标会估计涉案金额达9亿元，涉案人员都被判刑，既涉及“集资诈骗”，又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06年12月，浙江东阳吴英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10个亿，月息高达7%。这些标会一旦其资金链断裂，发生倒会事件，就会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规范和发展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对策

1.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制定民间金融法规

我国民间金融至今仍然没有合法的地位，从而难以获得合法权益而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不仅不利于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易产生金融风险，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应当制定法规，明确农村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正确引导规范民间金融，使其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成为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因为在当前传统农业的条件下，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业本身是个弱质产业，风险比较大，正规金融主体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因此，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关键在于让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民间资金准入，打破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限制，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正式承认农村民间金融，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营造宽松的金融竞争环境，扶持和引导发育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使其成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推进农村金融业产权多元化，增加农村资金的竞争程度。只有放开农村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民间金融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短缺的局面。

2.加强和规范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其纳入到国家宏观金融管理体系

农村民间金融以其融资速度快、信息费用低、利率具有弹性、服务态度好、渠道广、回收快、资金利率高等优点而经久不衰，但其具有的高利贷、高风险、金融诈骗、隐蔽性强、透明度低、不可控等缺点，致使农村民间金融易累积风险，发展不稳定，潜藏着巨大的信用危机，有时会影响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社会的稳定。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把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严格规范的监管，从而有效的控制农村民间金融的风险，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农民的需要。首先，监管部门要严格地把市场准入关，同时，建立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民间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其次，农村民间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进行金融服务，特别是资金的使用和筹集过程要接受人民银行监管，监管部门应坚决打击和取缔从事洗钱、炒卖外汇、高利贷、非法集资等非法活动的民间金融组织。再次，可建立危机预警系统，通过有关的金融专家组成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部门配合，对各类较大的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供决策层参考。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以引导监控为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地干预。

3.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走商业化的道路,推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化

政府应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各种经济主体，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或商业取向的多种所有制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如外资银行、民营银行，形成体制健全、产权明晰、功能完善、分工合理、运转协调、竞争有序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彻底打破农信社的垄断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竞争和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与此同时，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避免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进行直接地干预，让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优胜劣汰中求得发展，这样，既可消除政府官员在直接控制农村金融业而滋生的腐败及其引发的金融风险，也促进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效益的提高，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农民意识。

4.建立农村产权市场,盘活农村资金

农村民间金融信用风险大，信用担保体系缺位，缺乏风险转移机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受到诸多政策法规的约束，农民拥有的宅基地、房产、耕地使用权无法流通和转让。由于缺乏有效的财产信用，抵押融资受到极大的限制，不能形成对扩大生产所需经营的大额贷款的有效支撑，因此，金融信用手段缺乏是农村金融市场基础的最大缺陷，是造成农民的资金需求无法转化为金融需求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的土地政策将以归还土地所有权给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将土地产权的收益留给农民和农村，禁止各级政府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用集体土地，农民工通过退出自己在农村的份额地权，可在城市安居。对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住宅，建议采用发证确认等有效的方式。农民住房应和城市居民一样，办理产权证，这样房屋才可流通转让，这样就有了符合商业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物，解决了农村金融信用问题。然而，1988年至今的各项土地制度改革，逐渐弱化并走向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加农民长期承包的倾向，所以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

5.建立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制度

我国虽然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实际上一直由国家承担隐性担保，在金融市场逐渐开放、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日益多元化背景下，为了降低民间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维护公众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迫在眉睫。农村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保障农村存款和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开放民营银行的前提条件。其基本目的是加强我国金融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和对濒临破产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的处置能力，如清偿存款、承接购买、不歇业救助及“保险存款转移”等方式。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消除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促进金融机构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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