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1篇

当人们口瞪目呆地看到伊夫·克莱因让模特儿涂上蓝颜料在画布上打滚，或博伊于斯把自己和一头野狼一起关在笼子里让观众参观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在这些疯狂的举动背后仍然有一段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们和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传统和语言规范。当然，这种规范是不确定的，就象“行动艺术”这个概念一样，很难用一个确切的定义来说明它的范围和性质。

如果追溯行动艺术的历史，将会发现它的历史与绘画和雕塑一样久远，史前时代部落的祭祀和巫术活动就是最原始的行动艺术。事实上，从西方美术史来看，绘画完全按照自己的语言特征而独立出来，还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当艺术品以架上绘画的形式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后，才真正不依赖于其他因素而独立地被人欣赏和接受。在此之前，不论是壁画还是雕塑，总是要在特定的空间中，在其他因素的辅助下才能欣赏，更不用说在古代祭祀和中世纪宗教仪式中，绘画与雕塑的从属作用了。我们很难确定在造型艺术中这种综合性的视觉效果和活动的画面，以怎样的形式作为一种遗产留存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有一些画家参加宫廷庆典和舞台戏剧的设计，直到现代社会的集会游行和大型团体操的场面设计，都可以认为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使静止的画面作为时间的连续性和占有立体的空间而活动起来，可能是一直潜藏在艺术家意识中的梦想。

自19世纪未以来，任何古老艺术形式的复兴，都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性质。但是，与其他打破连续性传统的前卫艺术不同，行动艺术不是现代艺术史上一个固定的环节，它甚至超越了任何前卫艺术，几乎每当前卫艺术的发展进入死胡同的时候，总是由行动艺术来打破旧的分类，为新的方向闯出一条生路，行动艺术似乎没有具体的原则和形式，只是一种盲动的破坏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动艺术一再被批评家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行动艺术不仅表现出在艺术原则上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当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究意是政治形势还是艺术思潮成为行动艺术的催化剂，只怕还难分清楚。

作为社会政治行动的参与者的行动艺术对政治事态本身的影响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古典艺术来看无异是艺术自杀的行为对艺术本身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般认为，意大利未来主义代表了现代主义行动艺术的起源，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诗人马里内蒂。当时的巴黎还沉醉在野兽派与立体主义的胜利中，那个气氛高雅的文化都市不可能容忍一场蛮横的艺术暴乱，恰恰是意大利的政治土壤为未来主义的行动艺术提供了机会。第一次未来主义的观念与意大利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在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中发起一场反对奥地利干涉的运动。未来主义艺术家在马里内蒂的率领下来到意－奥边境城市特里雅斯特举办未来主义晚会，晚会的内容主要是在胡闹中宣读未来主义宣言，鼓吹意大利军国主义和战争，辱骂边境对面的奥地利警察是“行走的小便器”。晚会是在奥地利政府的抗议下关闭的。随后，一些著名的未来主义画家参加行动艺术的行列。卡拉、塞韦里尼、巴拉等在《未来主义绘画技术宣言》中说：“对我们来说，动作不再是永恒动力的一个固定时刻：动力知觉创造的永恒将是决定性的。”未来主义画家将行动作为他们最直接的手段来迫使观众注意他们的思想。波乔尼写道：“观众（必须）进入作画行动的中心。”艺术家以在舞台上的即兴作画、狂叫和噪音来肆意嘲弄中产阶级观众，观众则用西红柿、香蕉等来回击。卡拉事后很高傲地说：“扔一个思想过来代替西红柿，！”在卡拉的这句话中确实包含着一种思想，他们所鼓吹的叛逆精神并不完全指向艺术传统（这区别于法国的前卫艺术），而是以行动艺术为媒介来破坏既定的反映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因此，未来主义看到的不是以新的样式来改造或取代旧的艺术传统，而是彻底摧毁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文化秩序，包括其样式和样式的接受者。因此，马里内蒂建议艺术家采用各种不择手段的伎俩去激怒观众，如在一张座位出售两张票和在座位上涂胶水等。

这种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刺激下，直接以行动艺术的方式来唤起世人对某种政治态度或情绪（激昂、悲观或绝望）的注意，始终伴随着行动艺术的演变过程，如俄国构成主义与十月革命、达达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观念艺术与越战等。1912年，在俄国发表未来主义宣言的是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一些诗人和画家，宣言的标题是《给公众趣味的一记耳光》，同年组织了《驴尾》画展，目的是反对巴黎和慕尼黑的堕落，以全新的俄国艺术对欧洲文化发生影响。俄国未来主义的行动艺术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艺术家和诗人在街头搞行动艺术，穿着艳丽的服装在街上走，脸上涂着颜料，戴高帽子，穿紫色夹克，挂着耳环。在一份未来主义宣言中说，自我涂画是发现未知真实的第一步，工艺与插图的结合是自我涂画的基础。其后，几乎在每一个流派的行动艺术中，都可以看到颜料与躯体的结合。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俄国未来主义者组织了现代艺术史上最壮观的行动艺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未来主义的绘画挂满了彼得堡的建筑物，活动的未来主义结构与广场上的方尖碑联结在一起，在冬宫周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动用了真正的军队，搭起代表红军和白军的红白两色平台。演出人员包括125个舞蹈演员，100个杂技演员，1,750个临时演员。演出以枪声开场，500人的乐队开始演奏交响乐，以“马赛曲”结尾。最后是武装的工人乘车进入冬宫，全场漆黑，突然灯光启亮，焰火腾空，士兵的游行开始了。显然，在俄国前卫艺术家看来，革命标志着人的解放，也标志着艺术自由的时代，但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革命的原则并不以艺术家的任何浪漫情调为转移，行动艺术在革命的狂热过去之后，便从俄罗斯大地上消失了。

从30年代到60年代，行动艺术经历了一个风格化的阶段，看不出它与社会政治气候的直接联系。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治危机震撼欧美大陆，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又重新开始怀疑前辈们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行动艺术在否定这种双重标准上表现出了优势。就象这场政治风暴本身缺乏明确的目的一样，这个时代的行动艺术也很难在它要破坏的对象（伦理与艺术）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一方面，环境艺术、大地艺术、表演艺术等似乎在破坏原有的艺术观念的同时，又继承了达达主义和波普艺术的传统，不断实验和创造新的语汇，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分类和功能，另一方面，偶发艺术、身体艺术等则更象社会上的嬉皮士运动在艺术上的反映，尽管在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似乎仍有理论的依据。美国行动艺术家维托.阿肯西主要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表现媒介，他宣称其理论来自结构心理学的“力场”说，即每个个体怎样形成个人的力场，它包括在一个特定的物理空间对其他人发生可能的影响。1971年他在纽约索纳本画廊表演的作品《苗床》成为这种理论支配下最臭名昭著的行为。在画廊入口处上方有一斜面，观众在下面走动，阿肯西则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结构”上面表演。这种行为完全相悖于艺术?陨淼母拍睿绻盐尽⑿越夥拧⑶嗌倌攴缸锏茸魑翱宓舻囊淮钡谋曛镜幕埃庵中卸帐跻彩窃谕潭壬舷嚆S谏缁崧桌肀曜肌U馐导噬鲜且跃褡陨钡男卸唇姓慰挂椤C康痹谡味氛瓷缁岫吹氖焙颍帐跫易苁且约说男问嚼唇槿胝危淦苹敌杂氤寤髁υ恫皇谴车南质抵饕迨址梢韵啾鹊模馑坪跻殉晌卸帐趵狄陨娴囊桓鎏跫?BR>

纵观行动艺术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存在形式，它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它是在画家、雕塑家、建筑家、诗人、演员、音乐家等共同参与下的产物，完全抛弃了传统艺术的题材、媒介和表现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体现了人的创造精神，尽管它的发生总是带有反叛性。挑衅性和发泄性，但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也仍然经历了破坏/创造——样式化——再破坏/创造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某些相对稳定的程式。不过，这些程式只是对以往现象的归纳和总结，并不代表行动艺术的实质，因为它的实质就是对既定程式的破坏，只是在样式化的阶段才考虑创造的问题。

在早期行动艺术中，“同时性”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马里内蒂的戏剧《同时》中，两个人在舞台上同时表演互不相干的动作和情节。这种同时性来自他在此之前倡导的“多样性戏剧”。按照这种戏剧的要求，同时性是即兴的灵感闪现的产物，出自对现实的联想。一件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即兴（小时、分、秒）而不是长期准备（月、年、世纪）。这个观念后来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表演艺术和行动艺术中得到发展。同时性的目的在于抹杀艺术的分类，在一个时间内，同时展现几种行动的结果，造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使观众不知所措。但是在这种破坏性中仍然包含了创造的萌芽，即潜藏着综合性与自然音响及行为的因素，为行动艺术的发展打了伏笔。1916年在苏黎世开张的达达主义的“伏尔泰酒店”就反复进行这种同时性的表演，参加这些活动的除诗人和演员外，还有著名的画家康定斯基和阿尔普等。扬柯有一幅题为《伏尔泰酒店》的画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阿尔普则对这幅画作了解释：“在一个华丽、嘈杂拥挤的酒店里的舞台上，有几个怪诞和特别的人物代表着扎拉、扬柯、巴尔、斐尔森贝克、亨宁斯夫人和年轻的侍者。绝对是地狱一般。我们周围的人在喊叫、狂笑和手舞足蹈。我们的回应是的手势、打呃、读诗、学牛叫及中世纪宣教者的猫咪声同时进行。扎拉象东方肚皮舞蹈演员一样扭着屁股，扬柯在拉着一把看不见的小提琴，边鞠躬边往后退。亨宁斯夫人带着圣母的面孔做劈叉的动作，斐尔森贝克在不停地砰砰敲一面大鼓，他旁边的巴尔在弹钢琴，面孔象白垩幽灵般苍白。”

这种胡闹式的同时性引出行动艺术的第二个概念——综合性。与同时性抹杀艺术门类的界限，仅以破坏为目的不同，综合性是在强调打破的基础上，综合出新的艺术形式，从而给行动艺术带来一个显著的特征——非艺术。这个词在以前一直带有贬义，当今随着观念艺术的日益样式化，综合性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门类，它适合着人们创造性和想象力的需要，综合各门类艺术的特点，在精心设计的行动中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巧妙的构想或哲理的寓意。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以表演的方式再现著名的古典绘画和雕塑作品的搞法，在行动艺术中的综合性最早也是以表演形式出现的。行动艺术从未来主义的街头走进俄国的剧院也反映了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即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崇拜，由未来主义者协同演出的歌剧《战胜太阳》(1913)就是一个例证。剧本的内容是未来人决定征服太阳，由著名画家马列维奇设计布景和服装。场景是立体主义的和抽象的，服装也是立体主义风格，用硬纸板做成，盔甲一样。演员戴着比真人略大的面具，以木偶般的动作在狭长的舞台上表演。幻灯机打出耀眼的光芒，背景由矩形的、圆形的和机械的色块拼揍而成。在《战胜太阳》的设计中，马列维奇已显露出后来的至上主义绘画因素，即由黑白方块和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的色块形成的结构。这次行动代表了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完美结合，它指示了一个新方向，表演艺术在其他门类艺术的介入下已脱离了戏剧和舞蹈的概念和语汇。

真正把综合性作为一门具有可操作性的艺术来研究的是德国包浩斯学院。先后在包浩斯工作过的著名艺术家包括保罗.克利、康定斯基和莫堆利一纳吉等人，包浩斯的目标是在纯形式中实现艺术与技术的综合，而将绘画与表演结合起来的是画家、雕塑家奥斯.施勒墨尔，他在包浩斯指导舞台工作室的教学。施勒墨尔指导下的实验不以社会功利为目的，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和理论色彩。他把艺术的种类划分为理智的（日神的）和实践的（酒神的）两大类，绘画与素描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智的最严格的方面，而从他所进行的戏剧实验中则获得纯粹的感觉愉快。无论是在绘画还是戏剧的实验中，对他来说基本的问题就是空间，二维的空间导向理智，而三维的舞台则提供了“经验”的空间。因此，施勒墨尔设计的表演可以视为纯形式的行动艺术。表演者代表了一个可以在深度空间中行动的平面，通过表演者以直线、对角线、圆圈与曲线的位置移动，整个场面成为一幅活动的几何形抽象画面。在他设计的《人和机器》的舞蹈中，再次体现了俄国构成主义和意大利未来主义梦想的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服装的设计也使表演者成为机器式的物体，因此表演还不局限于纯粹的视觉关系，还包含了人的异化与机械崇拜的观念。这样，无政府主义的未来主义在包浩斯演变为一种风格化的学院派现代艺术。

1933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建立的黑山学院对战后的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日常性(living)，这一思想的奠基者是音乐家约翰.凯奇。黑山学院最初是继承包浩斯的传统，正是由于凯奇才最终改变了艺术－技术的方向。凯奇在1937年发表了名为《音乐的未来》的宣言，其基本思想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噪音都是迷人的。”“要捕捉和控制这些声响，不是作为声音的效果，而是作为音乐的手段来运用它们。”凯奇特别推崇达达艺术家杜尚最早以现成品代替艺术品在展览会上陈列出来。1943年，凯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他的模拟日常音响的音乐会，思想变成了行动。凯奇的思想首先影响到舞蹈家默西.坎宁安，他提议将行走、站立、跳跃等自然动作作为舞蹈语汇来考虑，“我想到舞蹈演员能做出他们平时的动作。这些动作可以作为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被接受，为什么不能出现在舞台上呢？”1952年夏天，凯奇和坎宁安共同在黑山学院的夏季学校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的参加者中，就有后来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劳申伯。有一个学生对当时的活动作了评论，“在禅宗（凯奇和坎宁安都欣赏禅宗的哲学思想）中每一件事物都没有好坏美丑之分……艺术也不应与生活有区别，而是在生活之中，它的意外性和偶然性和变化性和混乱和仅为瞬间的美都和生活一样。”表演的行动都是偶发的、任意的、充满出人意外的奇想。凯奇吟唱一段与禅宗有关的乐曲，劳申伯在手摇留声机上放旧唱片，图托先生在一架事先放好的钢琴上演奏，然后提来两桶水，把水倒来倒去，观众席中有几个人在朗诵诗歌，坎宁安带着他的舞蹈演员在一条狗的追逐下跑过观众间的通道，劳申伯在天花板和墙上用幻灯机打出抽象的图象和电影断片……

黑山学院的行动艺术迅速影响到了纽约，参加这些活动的包括画家、雕塑家、电影工作者、音乐家和诗人。日常性和偶发性并不只表现在行动艺术上，作为一种新的语汇也渗透到其他艺术的创作中，从劳申伯的“综合”波普艺术到波洛克的行动绘画都可以看到凯奇思想的影子。随后这股浪潮也波及到欧洲，法国的伊夫.克莱因和西德的博伊于斯代表了这种实验最极端的形式，并且把这种本来在学院范围内的实验与70年代观念艺术的大动乱衔接起来。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2篇

一、从美学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从古代美学发展到近代美学，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自然演进过程。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原则是与哲学的发展同步演进的，而从某一方面来说，美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并与哲学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理论强调对自然的模仿，正如这一时期的理论原则是渊源于对古代艺术的借鉴一样，他们也效仿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原理。因此也可以说，文艺复兴的审美原则直接依附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美术理论研究的主流。

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如阿尔伯蒂、达・芬奇将其理论原则建构在普罗提诺和新柏拉图主义对理念的推崇上，并把这种理念贯穿于其美术原则之中。从真正的理论上来看，美被认为是理性通过审美形象的方式在感官中的直接表现，它是与道德相并列的。因此，文艺复兴的美术家们将其理论创作在美学哲学上与古论联系了起来。尽管有其美学的积极意义，但不管是在理论研究的创新上，还是在更全面的理论分析上，文艺复兴――正像它的时代特征所展现的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伴随着真正哲学的发展，审美理论凭借学术性哲学维持了美与生活的联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美学研究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时期有其新的理论思想风貌，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也正是在其对古代哲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理论研究。伴随着真正的审美思辨的发展，美术理论自始至终都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发展同步演进，而理论是真正审美思辨的唯一任务，并借助自由思辨的复苏和对理论原则的深化，从而使探索近代美学审美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

二、从历史学的角度上对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理论的再认识

美术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美术理论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美术创作和美术理论研究的立体框架。在这一结构中，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特定的规律和次序，逐渐将其组合、建构。对于文艺复兴来说，这是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在学术研究上也显示了它作为这一过渡性历史阶段的原则性特征。而作为特定时期的文艺复兴，对美术理论的研究不仅具有美学和艺术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在对古代思想的着力研究上，美术理论家举起了反对中世纪艺术粗俗外表的旗帜，并沉浸在古代艺术家的色彩鲜明之中不能自拔。但从其本质上说来，文艺复兴美术理论家们的这些理论成果则富有审美的气质与潜力，因为，正如时代特征所赋予的那样，他们开启了美术研究真正的开端。

因此，文艺复兴美术理论体现了这一特殊领域中“纯视觉艺术批评”的发展和大致风貌。虽然，文艺复兴的理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一说法有所意识，但是，在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认识上，它确实已经存在于批评家对艺术进行解说的分析之中了。然而，对美术理论家的这些具体规定，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作为特定时代对美术理论作出的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不管是从美学方面对文艺复兴美术理论的演进概况进行研究，还是历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对美术家或美术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心理学、文献学、社会学、图象学等等新型人文学科，它都从不同层面上拓展了当时美术理论的新领域，也不管它是从内容还是形式、创造还是自由、艺术还是自然、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此后的美术批评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因此，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美术原则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别产物，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不能不说，它构筑了整个美术理论原则完美近善的根基，从而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陈传才.《艺术本质特征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 黄才郎.《西洋美术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

[3] 叔本华.《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3篇

关键词：宗教神话；世俗；宏大壮丽；欢快 人文主义；禁欲主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4-0249-01

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针对在中世纪被宗教所扼杀的古代希腊罗马以人为本的科学文化走向复兴而掀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从拜占庭灭亡时被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光辉形象。人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实际上新兴资产阶级召唤古希腊的亡灵并非是要重建奴隶制文化，而是借用其中有利于资产阶级需要的科学、哲学以及人文主义的艺术；是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外套，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现代世界历史的新场面。意大利作为古罗马的后代，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得天独厚而无与伦比。

我们先来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背景，意大利位于欧洲和东方之间，印度及东方物品（香料）通过意大利流向欧洲，刺激了它的商业发展。1921年至1906年八次促进威尼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贵族力量的消弱形成了商人阶级。而13世纪发掘出的古希腊雕刻，学习和领会它的手法，是文艺复兴的发端。同时占庭帝国遭侵略，艺术家学者带着书籍、希腊艺术品逃往佛罗伦萨城。这样意大利形成了得天独厚的美术背景。

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画家及代表作，《基督与受骗女子》洛托比乔尔乔内和提香小几岁，他们是同代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宗教神话题材富有人性特征，色调明朗。这些都是威尼斯画派画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洛托并无例外。这幅画表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的精神对比，女子是美好善良的，而基督则体现光明正大和公正，它是真善美的化身。周围的人群美丑交织、善恶共存。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最伟大的代表，我们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寄托了他对人像理想美的认识。这幅画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自然生动，她好像在注视着我们，但隐隐的微笑中却似乎透出一丝悲哀。达・芬奇巧妙地平衡了精确与储蓄的关系，使作品韵味无穷。他极为审慎地运用 了“空气透视法”使形体自然、柔和，消除了以往作品的生硬感，创造了朦胧、含蓄、微妙的动人境界，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表现了人性的回归。另外还有他的《最后的晚餐》，这幅在格雷契寺院食堂墙壁上的宏大画面，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无论从构思的完美、情节的紧凑，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表现手法的纯熟上都堪称画家艺术的代表。它也是人类最优秀的绘画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问世而使达芬奇名扬世界。

拉斐尔是意大利杰出的画家，和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西斯庭圣母》是画家拉斐尔33岁时用蛋彩绘制这幅圣母画，用岩洞作圣母子的环境而绘画的。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在雄伟庄丽的大厅里，汇聚着人类智慧的明星，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杰出学者、思想家，古今同堂，自由热烈地进行学术讨论，可谓洋溢着百家争鸣的气氛，凝聚着人类天才智慧的精华。

《哀悼基督》米开朗基罗接受这件雕刻时，正值萨伏纳罗拉被教庭火刑，此事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灵，他决定将自己的怜悯和崇敬注入永恒的石头。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用了四年时间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卫》。1508年，他又奉命回到罗马，用了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1513年，教皇陵墓恢复施工，米开朗基罗创作了著名的《摩西》、《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

乔托的《逃亡埃及》充满世俗的人情意味。波提切利的《春》寓含着对现实的惶恐不安。三美神的舞姿似乎是受命起舞，颇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令观赏者不解。《最后的审判》是圣经的传统题材，在教堂里必须装饰有这个主题的画，它是宣扬因果报应的；人死后凡善者升天，恶者下地狱。这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宏大壮丽的图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4篇

[论文摘要]艺术家自我肖像(self-portraitur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性的表达，它的出现及发展、变化，都与该时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表达了该时期艺术家的理想、抱负、价值观，并生动了记录了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职称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职称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职称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主权，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裸体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职称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 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职称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 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 (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职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5篇

文艺复兴时期的视觉艺术主要是以14世纪至17世纪的意大利及北欧部分国家盛行的艺术形式如绘画、建筑、雕塑以及工艺美术品等为主，作为物质文化的基本组成，视觉艺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物质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被看做功能性的物品，通过精心选择的意象服务于明确的宗教或世俗目的，通过特定形式传递着信仰和价值观。比如，遍布市井街区的教堂及壁画形成的反复且持久的日常经验就起着维系着群体意识与的作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最重要的文化氛围无不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基督教艺术形式的变化中可以逐步显现出人性精神的高扬。从形式上看，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隔代复兴，这一时期基督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张力构成了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不同于中世纪宗教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文艺复兴时期除继承了古典时期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外，对世俗化倾向、个人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的新观念的表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题、题材的选择、宗教人物及世俗生活、宗教意蕴的表达，以及空间、色彩、线条等形式要素描绘的图像都充满了象征意义，透过符号语言可以揭示文艺复兴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处在中世纪和西方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表现出的独特文化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90%以上是以宗教为题材或者为宗教服务，但是世俗化的倾向仍然可以从宗教绘画中描绘的家族事务和贵族人物身上体现出来。

建筑及工艺品中的宗教意象也往往是为世俗生活的目的，而非宗教的目的服务。艺术创作除了在精神内涵上表现人的觉醒之外，在形式方面，比如透视法的使用也是通过平视的视觉方位彰显了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流行的肖像画和家族形象画同样也是个人主义高扬的表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彰显的文化价值。对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使这一时期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对几何学、解剖学、数学、透视等原理的运用，不但使艺术家成为博学广识的通才，对艺术鉴赏者的知识要求也极高，理性主义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和欣赏过程，同时艺术家地位的凸显甚至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和学术观念。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6篇

[关键词]贡布里希；修辞学；人文主义；艺术风格；新艺术史

按照新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的看法，贡布里希立足于认知心理学，将艺术史视为一种视觉图式的发展和修正史，完全将图像研究孤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外，拒斥将语言学、符号学引入艺术史，对话语理论持批判看法。贡布里希的确倾心于视觉心理学的研究方式，但是，他同时也是将语言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先驱，并且强调修辞学对于艺术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又是将语言学、修辞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奠基人，而这又直接启发了后来新艺术史家将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探究贡布里希如何将语言学、修辞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有哪些创见，以及他这种研究方法与新艺术史家到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艺术史和视觉艺术理论问题。

一、作为修辞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现代艺术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从而成为艺术史研究必须加以考察的课题。按照布克哈特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古典学术复兴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发现了世界和人的价值的时代，是现代的开端。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强调人性价值和追求现世幸福的理论体系，它使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枷锁，恢复了人性的尊严。因为布克哈特的巨大影响，强调对于人的发现和人性价值，成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般看法。贡布里希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从修辞学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源于一些从事修辞和语言研究的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贡布里希认为布克哈特的观点无法解释以下历史现象：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人性的尊严，但当时的人们也没有对宗教神学大加鞭挞；人文主义复兴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但它与中世纪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能因为注重文艺复兴对于古典学术的复兴就忽视它与中世纪的直接联系。

以布克哈特为代表的19世纪学者更多地从古典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人与世界的发现等角度看待文艺复兴，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歧与差异，将文艺复兴时期视为现代的开端。贡布里希虽然认同前者的结论，但他更加强调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联系，认为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时期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把问题简单化了，似乎文艺复兴是突然来临的历史转变。贡布里希将文艺复兴视为“运动”而不是“时期”，意在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及复杂性：恰恰是中世纪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贡布里希认为，文艺复兴与基督教世纪之间的对立被19世纪的人夸大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被轻视了，而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重要文化纽带正是语言，是当时占据人文学科核心地位的修辞学。不同于19世纪一般学者的观点，贡布里希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联系出发，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主要与中世纪的“七艺”学术传统有关，“文艺复兴是三种初级的学艺对四种高级的学艺的反叛，那些教语言而不愿充当次要角色的人的反叛”*。“三种初级学艺”是指语法、修辞和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初级学艺”，是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语言的基础学科，人在学习其他高级学问之前必须先学会如何表达；而“四种高级学艺”是指天文、算术、几何、音乐，这四科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们比较抽象，其学习一般安排在“三门初级学艺”之后。“三种初级学艺”和“四种高级学艺”并称“七艺”，构成中世纪的学术传统。一直以来，“三种初级学艺”在地位上似乎要低于“四种高级学艺”，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从事语法、修辞、逻辑的人文学者不满自己的“初级”地位，进而强调自己的“高级”和“基础”地位。贡布里希认为，我们现在理解的“人文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前者更接近于“人道主义”，而后者来源于“语文主义”——即强调语言重要性的主张，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这些人文主义者主要是语言学者、修辞学家。“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主要是语法、辩术和修辞的trivium[三艺]”。*

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的研究支持了贡布里希的观点，他指出，人文主义“是迟至1808年才由一个德国教育家F.J.尼特哈麦在一次关于古代经典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最初用德文humanismus杜撰的，后来由乔治·伏伊格特于1859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首先用于文艺复兴，书名是《古代经典的复活》，又名《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世纪》，这比伯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早一年”，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没有与“人文主义”相关的词，“十五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humanist，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他们教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的。”*也就是说，人文主义的概念源于humanist(人文主义者)，而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或学者，而不是指重新发现人的价值的先驱者。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学者克里斯特勒也说，“人文学者把自己当作演说家和诗人”*，不能从人的价值这种现代意义上讨论人文主义，而应该在文艺复兴的具体语境中考察人文主义，将之视为人文学者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与复兴，而修辞学在此时的人文学科中占据核心地位。“文艺复兴修辞学的重要性和所需要的研究和关注，都大大超过了过去几代大多数学者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克里斯特勒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化中的修辞学》一文中指出，修辞学不仅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法学、诗学、历史学、道德哲学、逻辑学等人文科学有直接影响，而且对神学、法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医学和数学都有影响。在文末，克里斯特勒不无赞同地说，已经开始有学者将修辞学与当时的音乐和视觉艺术研究联系起来。贡布里希正是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克里斯特勒认为，中世纪有三种现象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分别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流行的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研习拉丁文法、学习拜占庭传统的古典希腊语与文学，这三种现象都直接与语言学和修辞学有关。形式修辞学(formalrhetoric)又称为arsdictaminis(手札艺术)，是书信、文件和公开讲演的谋篇技巧，用于培养起草文书的秘书和书记员；研习拉丁文法是指在中世纪的学校一直有着拉丁文法的教养传统，并且与阅读古典拉丁诗歌和散文结合起来；转向拜占庭东方的传统是指，意大利人文学者除了研习拉丁文学和形式修辞学，又开始学习古典希腊语与文学，继承了拜占庭传统。*当时这些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学者是专业的修辞学家，即作家和批评家们不仅希望说出真理，还希望从他们的文学趣味和标准的角度说得优雅”*。

贡布里希不仅强调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地位，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语文主义”，而且他还第一次明确指出，修辞学对于艺术领域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修辞术是劝说的技术，在古代的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说明，这种对于合适的演说风格的关注，如何传播到其他的艺术领域。”*通过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考辨，贡布里希揭开了修辞学与视觉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出了在古代修辞学就是视觉艺术理论的结论。温故知新，通过追溯修辞学传统，贡布里希批判、解构了人们的现代艺术观：第一，不同于布克哈特强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对于人和世界的发现的观点，贡布里希强调人文主义的修辞学基础及其与中世纪学术传统的联系，也就批判了简单地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截然分开的历史观点。第二，因为修辞学是一门致力于演讲说服的实用学问，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也就打破了艺术无功利的现代艺术观，从根本上批判了艺术自律论。第三，揭示视觉艺术的修辞学渊源，打破了把语言与图像截然而立的一般看法，更在语言学和图像学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为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打开了新视野，开启了新路径。

二、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

按照现代的一般看法，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学问，风格学(本文特指视觉艺术风格学)是关于图像的学问，二者之间相距甚远。然而，贡布里希却常常从修辞学的角度理解艺术问题，阐释其艺术理论。他认为，关于语言的修辞学与关于视觉艺术的风格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古代的理论中，修辞和艺术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语词与图像、修辞学与艺术风格学之间被夸大的鸿沟，很大程度上源于把艺术分门别类的现代艺术观，对现代人来说，将艺术分门别类已成为本然之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修辞学是关于语言的风格学，艺术风格学是关于视觉的修辞学。鉴于修辞学在西方有古老的传统，西方人在古希腊时就非常注重在演讲和辩论中修饰辞藻、讲究布局，以达到最佳的说服效果。这些关于语词、语调、句式、篇章的语言形式的研究，既是修辞学的核心，又与诗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并直接成为视觉艺术风格研究的理论来源。

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艺术风格学属于艺术理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可是“当今称之为风格学的相当一部分早已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一连串论述修辞的文章之中”*。“风格”这个词原来主要用在修辞学领域，主要是指演说家的演讲风格，也可以表示作家的写作方式，“希腊、罗马的修辞学教师的著作对风格的各种潜力和类别所作的分析至今仍是最精妙的分析。”*所以，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艺术风格学是修辞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风格分析才逐渐开始从修辞学领域移入视觉艺术领域，而视觉艺术风格学的成熟则迟至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著作。不过，从“风格”(style)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恰恰与书写或语言无关，而与“雕刻”、视觉形象有关。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的考证，“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στυλos，意为“木堆、石柱”，或“一柄作为写和画用的金属雕刻刀”，后来拉丁文将之译为“stilus”，取其“雕刻刀”的意思。*无论是“木堆、石柱”，还是“雕刻刀”，“风格”一词的原意都与视觉形象相关。拉丁文用“stilus”表示语言风格，是取其比喻义，而不是其作为“雕刻刀”的本意。我们现在说用语言“刻画”某个对象鲜活生动，倒是更接近风格一词的本义。词源学考察告诉我们，风格既可以指代视觉对象，也可以指代语言，在风格学的视野中，语言与视觉艺术之间并没有截然而立的鸿沟。不过，因为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已经是一门非常发达的学问，所以修辞学要远比视觉艺术研究(包括艺术风格学)成熟得多，自然也就成了其他艺术样式的理论渊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声誉渐著，研究也逐渐发达，但修辞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古代演说术的风格问题也是视觉艺术的问题。”*风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艺术形式的问题，贡布里希认为，正是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注重语言表述及其形式，并且逐渐从对语言形式的关注过渡到对视觉艺术形式的关注。作为修辞学家或演说家的人文主义者，奠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通过考察人文主义者尼科利与其他学者的论争，贡布里希详细阐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革新以修辞学为基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就是当时的修辞学，而当时的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即修辞学家。贡布里希还饶有兴味地指出，达·芬奇虽然认为绘画胜过文字，但他极其热衷于探索语义相近或相同的词汇在使用时的不同表达效果，这实际上是对语词风格的研究。*

修辞学是炼词造句、布局谋篇的学问；艺术风格学是择取与组织点、线、面、色彩、图式等视觉语言的学问。贡布里希认为，风格源于“选择”，没有对于不同表达方式的选择就不会有风格。他援引斯蒂芬·厄尔曼(StephenUllmann)的《法国小说的风格》(StyleintheFrenchNovel)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有关表现力的全部理论的中心就是选择的观念。如果没有替换表达方式可供说话人或作者选择，那么无疑也就不会有风格同义[synonymy]——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意义而言——是全部风格问题的根源。”*简单说来，语言风格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即语言风格源于说话者对于语词的选择，不同的词语会引起不同的感受；同样，视觉艺术风格也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源于艺术家对于视觉语言的选择，不同的点、线、面、颜色和图式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贡布里希从新词汇的引入会影响人们的感知入手来说明这一问题。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语言使用者的选择范围，那么，同一语义的新词与旧词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人们在使用语词时就会斟酌，哪一个词能够更加微妙地表达自己想要的风格或效果。“当剃头匠[barbers]变成理发师[hairdressers]，抓耗子的人[ratcatchers]变成捕鼠手[rodentoperatives]，相比之下，剃头匠、抓耗子的人听起来就有点俗气了。”*也就是说，新词汇的引入绝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同一语义的不同说法；相反，新词汇增加了对不同措辞之间的微妙感受，包括对于旧词的理解和感受。换言之，选取不同的词汇和语言，就是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效果。艺术家在绘画时，也有很多先在或潜在的视觉语言供他选择，他选择不同的图式和画法，就是选择不同的视觉风格。绘画中新画法的引入，正如语言中新词汇的引入，扩展了艺术家的艺术语汇和表达空间，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旧有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象的感受，甚至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的风格体系。

贡布里希也注意到艺术风格与生活风格的复杂关系，他仍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古代世界的典型艺术是演说术；关于演说术的得体理论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和西方艺术的古典传统一样根深蒂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得体理论”。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生活风格，这种生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艺术风格，反之亦然。不同阶层、社群的人拥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源于他对语言、视觉乃至行为方式的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得体”——符合特定的社会阶层、社群和生活情境所规定的“得体”原则。不同的人对生活风格的“得体”有不同的要求，艺术风格亦是如此。艺术风格会影响人的生活风格，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艺术风格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贡布里希否定了艺术自律论的观点，认为艺术能够建构人们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但是，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贡布里希拒绝对艺术风格作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人们现在把修辞学与视觉艺术看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这是现代艺术自律论的结果。“是克罗齐提倡在他所称的修辞学与他看作纯粹表现的事物间的最基本的区分。修辞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因此他会把在阿尔加罗蒂那里发现的工具的艺术观归类为修辞学的观念。”*贡布里希在此指出了现代人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的思想根源，克罗齐作为表现主义美学的代表，坚持艺术自律性，排斥艺术的实用性，甚至排斥艺术的制作(他认为艺术在直觉中即已完成)，也就自然不会把纯粹、自由的艺术与服务于实用目的的修辞学联系起来。然而，修辞学在古代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学问，而且古人也没有在实用的修辞学和纯粹表现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贡布里希立足于艺术史传统，批判艺术自律论和现代艺术观，认为艺术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它始终具有修辞学意义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把修辞学与艺术分裂开来使现代人很难真正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甚至很难全面理解现代艺术，因为即使在现代艺术中，视觉修辞也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只是转移到大量的广告中去了。巴尔特在1964年发表《图像修辞学》*，把图像视作一种视觉修辞，用符号学的方法去分析广告、服装、电影中的话语建构。对于图像的修辞学维度的重视与发掘，使得以尊重传统著称的贡布里希的艺术观不但不守旧，反倒走在时代前列，甚至比后结构主义者更早地注意到视觉艺术的修辞效果，揭示了图像符号的话语建构功能，在艺术史领域内部开启了将语言学、符号学应用于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为“新艺术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视觉修辞学与艺术符号学

在最新的艺术史研究视野中，不论是绘画的底边、画框、透视法，还是雕塑的基底，都被视为一种视觉修辞，一种塑造、规范人们观看行为与视觉方式的符号。*贡布里希正是20世纪将语言学、修辞学引入艺术史，研究图像修辞的先驱者。

他在艺术史研究中对于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倚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其代表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最早被命名为“可见世界和艺术语言”，他本人甚至称之为“图像的语言学”*。他尤其注重图像的修辞学研究，在《象征的图像》中，贡布里希主要探讨了图像的象征和拟人；在《艺术与错觉》中，贡布里希花费了大量笔墨探讨图像的隐喻。在所有的修辞手法中，贡布里希最强调语言的隐喻功能，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维科的观点，不仅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法，而且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这使他倾向于把图像视作隐喻符号。根据英国符号学家泰伦斯·霍克斯(TerenceHawkes)的考证，“‘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字源meta意思是‘超越’，而pherein的意思则是‘传送’。它是指一套特殊的语言学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一个对象的诸种方面被‘传送’或者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第一个。”*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为现存的世界贴标签，这个标签似乎是把意义固定于特定事物的封印，而隐喻是把意义从一物转移到另一物，也就是揭开封印，使人们看到意义的转移，从而揭示出对象世界的丰富性与共通性。然而，贡布里希既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是对事物贴标签的看法，也不把隐喻看作意义的转移，“有一个现代语言学派则以激进的方式颠倒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是我们自己通过语言创造了范畴，甚至创造了经验中的固定物体。……语言范畴可以使我们区分事物和过程，因为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名词和动词。从这一激进的观点出发，隐喻不再代表一种意义的转移，而是代表世界的重组。”*贡布里希所说的现代语言观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观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后者看来，语言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世界先在于语言，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对已然确定的实存事物的“命名”。然而，现代语言学却认为，语言不是为现有的世界贴标签，并不是先有一个现成的世界，然后我们再寻找与之对应的语词。对于人类来说，世界在对其命名之前并不存在，世界是与语言一起诞生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创造了人类经验的世界，因为人不能脱离语言把握和理解世界。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语言发生变化，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也为之而变，这就颠倒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第二，是语言与修辞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修辞学中，隐喻只是比喻的一种，是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对语言规则的故意破坏。然而，按照现代语言观，隐喻既不是对逻辑语言的背离，也不是对语言规则的蓄意破坏，而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有语言处必有修辞。从根本上来讲，语言就是按照隐喻原则运行的，甚至人的认知方式也遵循着语言的隐喻原则。“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如果语言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就是隐喻性质的，那么，不仅仅人类的诗歌、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是隐喻性质的，连整个人的现实世界都有隐喻渗入其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就基于我们关于世界的隐喻之上。这就彻底颠覆了本质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性主义的语言观，把世界都视为一种符号建构。尼采早就指出，“事物的绝对本质截然不可体知”，“比喻(tropes)，这非字面的意指活动，被看作是修辞的最具巧艺的手段。然就其意义而论，一切词语本身从来就都是比喻。”*与尼采强调语言的修辞本质如出一辙，贡布里希这样强调图像的隐喻性与修辞功能，“我认为，艺术史家有时所忽视的(这也同样适用于我的博士论文)正是那种戏剧和修辞的维度。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时，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件作品意在宣称真理。”*因为人既不能离开语言来言说，也不能脱离图像去观看，言说和观看决定了人类思维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语言和图像无法根除其隐喻性质。那么，人们通过语言和图像所把握的世界，就是一个隐喻的世界、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符号世界。

众所周知，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图式”，多数学者从知觉心理学的维度去理解他的“图式论”，这固然不错。但忽视了“图式论”背后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维度，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图式论”的内涵和价值。“‘艺术的语言’一语并不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即使是用图像去描写可见世界，我们也需要一个成熟的图式系统。”*可见，贡布里希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阐释其图式论，将图像的图式系统视为语言系统，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描绘同一个可见世界。“图式论”强调人没有天真之眼，人们在观看世界之时，其实是用带着先入之见的图式去烛照世界，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图式置于图像的感知、创作与欣赏之中。贡布里希是以理解语言的方式理解图式的，图式是世界和观者之间的中介，正如语言是世界和言说者之间的中介，图式内置于图像的制作与欣赏活动，正如语言内置于言语活动。从根本上说，图式是关于世界的图像语言，是世界的视觉化的象征或隐喻，人们透过图式观看世界及其图像。“图式”的改变，意味着观者世界之改变，反之，世界的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视觉和观看，进而修正人们的视觉图式。图像制作中产生的新图式，标志着一种新的烛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诞生。正如隐喻——语言修辞——的变化，标志着世界的重组一样，图式——视觉修辞——的改变，也代表了视界/世界的再调整，标志着人们所见世界及其图像的改变。比如，透视短缩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视觉图式，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视觉修辞，“不仅涉及图像或符号的修辞策略，还涉及对受众的观看方式的影响。”*作为隐喻的语言与作为图式的图像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符号。因此，贡布里希的“图式论”既是“图像的语言学”，也是艺术符号学。图式作为图像的生成方式、视觉主体的观看方式，是世界的隐喻，是关于世界的符号系统，本身便可以被看作一种关于世界的图像修辞。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7篇

    一、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上的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复兴,使中华文艺复兴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又由于“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社会经济发展对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会通过政治进行,所以,综合经济发展和政治的作用,就可以说: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必然推动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的发展;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上的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的复兴,使中华文艺复兴成为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以及以粉碎林彪、“四人帮”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第二次政治解放,解放了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生产力,为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复兴提供了政治保证。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又给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有了政治保证,有了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或者说,中华文艺复兴就会成为可能。

    二、中华文艺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作为前一点(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文艺复兴)的深化,我们要强调指出,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我国人民群众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中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

    (1)科学技术方面。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863"计划的成功,神州号飞船的升天与收回……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复兴已经有了较强的物质基础。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仍处于较弱水平,但是,从科学技术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和科技对社会发展贡献等5组指标分析看,“近几年,每项指标均处于上升趋势,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状态,‘科教兴国’战略已初见成效”,“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正蓄势待发”[3]。显然,科技竞争力的平稳发展和蓄势待发,也说明我国科技的发展、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2)文化艺术方面。虽然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文化建设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主流是健康的,呈现过欣欣向荣景象。改革开放又为文化事业迎来了改革、发展、繁荣的新局面。因而,“文革”前17年的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给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奠定了颇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1.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都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持。例如,到1999年,全国每年有25亿元用于文物保护事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750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近7000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6万处。经两次全国性文物普查,我国已知的地上地下文物有40余万处。2.新的文化设施在祖国大地有如繁星在天。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直接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会少于180亿元。一批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已经耸立在祖国大地上。总投资2.8亿元的国家图书馆,投资1.7亿元的深圳图书馆,投入6亿元的上海图书馆,投入1.3亿元的上海博物馆,以及投入近亿元的西藏图书馆,投入9000余万元的西藏博物馆等等,就是这种新的大型文化设施的代表。3.文化市场已具规模,文化产业已经崛起。我国的文化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和建设,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的市场体系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共同繁荣的格局。到1998年,仅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市场各类单位已达27.7万家,从业人员24万人,年实现利税额40.3亿元,新创增加值146.2亿元。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已经崛起,产业总值成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4]。

    显然,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化艺术,都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一定的物质基础,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持续普遍高涨就有了依托,中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也就有了可靠的支点。

    三、我国科学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已经为中华文艺复兴准备了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

    经过50多年的奋斗,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不仅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了从自身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条件、思想基础。

    (1)科学技术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最近预言,中国科技水准将在21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世界的最前线。理由是:“中国科技发展如此迅速有其内在的基本原因,而这些原因在21世纪是更加强了,更巩固了。”[5]这种“内在的基本原因”主要有“科教兴国”战略和对高素质科技人材的加强培养等等。这些“内在的基本原因”无疑能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复兴的精神性的条件。

    (2)文化艺术方面。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华文化艺术逐渐摆脱了一些外部因素对自身的纠缠,形成了一系列标志着自己走向成熟的理念,这就为中华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准备好了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中华文化艺术摆脱了哪些外部因素的纠缠呢?1.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华文化艺术基本上从封建的传统观念中挣脱出来。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封建思想在我国还大有市场,影响还很严重,但是,经过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八九十年的努力斗争,中华文化艺术基本上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对自己的纠缠和制约,这应该是人们能够认同的结论。2.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贯彻执行开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华文化艺术日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华文化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进步事业中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不足和弊端。这种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为文化艺术日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成为政治的工具,从而削弱了文化艺术自身的价值。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扭转了文化艺术政治化、政治意识形态化趋势,文化艺术也就日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而使自身的价值日益得到恢复。3.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开始,中华文化艺术又踏上了摆脱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推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固有的求利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自主性原则诱发出某些负面的影响(或者说伴生出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腐朽的、丑恶的东西),例如求利原则诱发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倾向;等价交换原则诱发出文化艺术领域的实惠化、金钱化现象;自主性原则诱发出与“自我利益”有关的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这些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渗入到中华文化艺术领域,就使这个领域无序并让人担忧。但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要求重建理性,要求回到文化艺术上面去的呼声频频,这又意味着中华文化艺术不久就会摆脱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而走上新的成熟的道路。

    总之,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华文化艺术逐渐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之类的外力因素的桎梏,形成了标志着自己走向成熟的理念,这就为中华文化艺术的复兴提供了精神条件、思想基础。

    四、中华文艺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已经过去了50多年时间。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过去了的50多年,就可知道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者说,中华文艺复兴并未进行,至少没有着力进行。“1949~1978年是革命的时代,是政治压倒文化的时代,是动乱与痛苦的时代。固然也有过伟大与辉煌,但在文化上却付出巨大代价:许多大师死于非命,许多有才华、在未来的10年、20年中有望成大师的‘苗子’半途‘夭折’,文化的继承、吸收、传递和创造进程中断了,人才的培养也出现‘断层’。这些情况表明,1949~1978年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不沾边。1978年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但从文化上看,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过去的近20年可以说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创造的时代,是产生新型的企业家、经济家和创业者的时代,而文化发展总是滞后,新旧思想的大转换至今未完成,旧的时代精神过去了,新的时代精神尚在孕育之中,与此相应,文化过渡时期的产物总免不了带有混乱、浮躁、不定型等不成熟的产物”[6]。这些情况表明,从1978年到现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还没有全面展开,或者说,还没有着力进行。

    然而,正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还未全面展开,还未着力进行,就有了足以成为中华文艺复兴舆论基础的舆情、舆论:

    (1)几年以前,哲学大师张岱年、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等,就讲过我国要搞文化复兴的话。

    (2)我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回顾“新中国文化事业壮丽航程”之后,明确说到要“迎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7]。着名诗人、诗歌理论家郑敏热望“汉语诗歌有一个盛唐式的新阶段”[8],更多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则表示要“为中华诗国复兴而奋斗。[9]

    (3)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最近在《“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搞“文艺复兴”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作了阐发。费孝通先生是这样说的:“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化复兴’的一段,缺乏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10](重点为引者所加)在这段话里,费孝通先生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是“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是“缺乏人对理性的重视”,一言以蔽之,缺乏西方曾经进行过的“文艺复兴”运动。怎么办?费孝通先生的回答是:既然“缺了‘文艺复兴’”,就“补课”,就补搞中华文艺复兴。费孝通先生还深刻地指出,“不把缺下的课补足(亦即不补搞文艺复兴——作者),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11]。显然,费孝通先生的话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有识之士对于中华文艺复兴的呼唤!

    五、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洗了千年“中世纪黑暗”所留下的黑暗痕迹,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带来了人们对理性的普遍重视,带来了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带来了从17世纪到现在的西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的大发展。显然,欧洲文艺复兴是人类的一次特大成功实践。这次特大的成功实践积累了许多的成功经验:(1)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为了达到文艺复兴的种种目的,给欧洲赢得文艺复兴后的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大发展(从17世纪到现在的大发展),欧洲文艺复兴用了三百年的时间。(2)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形成复兴氛围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成功典范,如杰出人才、成果的出现,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地“拔苗助长”、“炮制”、“炒作”的痕迹。(3)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大力颂扬人文主义以及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理性主义思想,使民众普遍重视人性和理性。(4)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了科学高涨的内容。“人类创造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可归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12],由于科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作为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个运动,就包含了科学高涨的内容。事实也是如此,讲到欧洲文艺复兴的丰硕成果,就要讲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发现、伽利略的数学物理学成就……而不仅仅只讲薄伽丘、达·芬奇等人的文学艺术成就。(5)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又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3],但丁、薄伽丘、哥白尼、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莎士比亚、马丁·路德等等就是这种巨人的代表。总之,欧洲文艺复兴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可以为我们推动、开展中华文艺复兴提供借鉴。

    六、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支持。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艺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将是中华文艺复兴能够开展、进行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支持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两点就行了。

    (1)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多次重申要实现包含有中华文艺复兴内容的中华民族复兴。早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以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江泽民同志的《二年贺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以及各级党报的社论、文章中,“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都得到了重申、论述和强调。可见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复兴是何等的重视和支持。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亦即中华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党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视和支持,也就是对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

    (2)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包括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在内的文化的建设。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专节论述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建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4]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任务,近年又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列入“三个代表”思想,使之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于并列的地位上,共同成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15]。显然,江泽民同志对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既重视和支持包括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在内的文化的建设,又重视和支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对于以科学文化艺术持久普遍辉煌为实质的中华民族文艺复兴、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中华民族经济政治的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文艺复兴;从实际上看,这个中华文艺复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条件或思想基础、舆论基础;不仅如此,这个中华文艺复兴还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以及有中国共产党的充分重视和支持。因此,中华文艺复兴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及时推动和开展中华文艺复兴,使它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形式和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萧君和.论中华文艺复兴[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4).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3] 石勇,崔红曼.我国科技竞争力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0,(3).

    [4][7] 孙家正.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新中国文化事业壮丽航程[N].中国文化报,1999-9-15.

    [5] 杨振宁.未来三四十年科技发展将继续向应用方向倾斜[N].光明日报,2001-10-1.

    [6] 古城.21世纪中国还会有文化大师吗[J].珠海潮,1996,(1).

    [8] 郑敏.我的几点意见[J].当代作家评论,2001,(2).

    [9] 陈廷槐.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应当相互结合[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10][11]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1,(4).

    [12] 王大珩,于光远.论科学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17.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8篇

关键词： 文艺复兴 历史价值 文化

一

作为欧洲社会所特有存在的历史时期，“文艺复兴”的开始和“复兴”是伴随着神学文化的没落与衰退，由意大利的文化和艺术的全面兴起延绵发展到欧洲各国，从而产生巨变和伟大的历史影响。文艺复兴起始于14世纪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艺术与文化的鼎盛，感受到了社会全面的繁荣。历史的进程往往都伴随着产生这种现状的历史诱因，而历史的诱因则成为发展的导火索。在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进步性的飞跃。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使原本处于普通市民阶级的人民，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不仅仅是在财富上，物质的丰满也带来强烈而巨大的精神需求和渴望。在如此环境中，人们对精神生活中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识有更高层次的美学要求。这种美学理念与思想反映在对文学和艺术的推崇欣赏之中，思想观念的改变，使得新艺术理念不断创新，艺术审美意识不断增强。文艺复兴的产生中其核心思想，是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古典艺术，反对中世纪以来被封建神学所禁锢的“人性”思想，以改变封建神学中对于人性美的极端压抑与蔑视。把文艺复兴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进行比较而言，文艺复兴并不是单纯直接地对文学艺术进行复制模仿，作为欧洲艺术中最绚烂的一章，其本质是以艺术的精神进行再创造，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新。

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突出的一点，即它的核心思想“以人为本”，作为以“艺术”为表象的革命核心议题“人”，他的世俗欲望与精神追求，内在气质与个性的描绘体现在艺术的创作价值之中。文艺复兴是对人的内在心灵进行探索和自我价值的肯定，其根本目的是区别针对神权统治，并且提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观点，反对神权主义的压迫。文艺复兴即是人文主义，相较历史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界限与界定，而在文艺复兴中则需要以人文主义作为艺术的探讨思想与框架，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内涵探索文艺复兴中的历史价值。

二

起初文艺复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被认为简单肤浅地追求了古典文化的外在表象，并非拥有实际意义与内涵。但其实，文艺复兴的根本目的并非追寻与恢复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与文化，而是以更深刻的古希腊罗马存有的高度精神文明和思想内涵抨击当时社会所积累困束旧的文化和制度，反对其枯朽不堪的内在，并且为即将进行的新的思想方向与新的社会制度进行舆论的铺垫和基础的培养。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以复兴古典文化为源头，改变人们的精神思想状态，使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利器反对旧时代的封建神权制度的腐败与黑暗。

在欧洲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思想精神长期被教会控制与束缚，神权与皇权相互斗争，同时也像两座大山一样压迫着人民。当时社会，所受到和影响的所有精神主张都来自于教会的宣扬与自身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的财富与思想不成正比，教会宣扬的主张却与资产阶级的要求产生矛盾。在资产阶级寻求精神引导和自我主张的同时，却又不能迅速地提出适应自己的思想解放要求的精神理论。在苦苦寻求中，他们发现古典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正好契合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需求，使得由文艺复兴作为思想斗争的利器，与黑暗的中世纪与教会皇权进行斗争。同时选择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不是以历史为甜蜜的外衣，在其包裹下避免与教会产生冲突，由此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对人民精神需求的充实。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被视为教会的敌人与异类，其所承载的文化思想受到鞭挞和戕伐。在文化与艺术的精神发展中选择古典主义为思想的核心，其实根本上是放大教会之间的斗争和矛盾，无论输赢，无论结果如何，文艺复兴的勇士们艺术家们以自己所拥有的最有利的最强大的力量，与黑暗的教会进行殊死搏斗，文艺复兴唤醒了人民对教会的怀疑与反感，如路德的“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重要些”反映的是对人本身的渴望，“神并没有创造君主，神却创造了人，而我是一个人”这些思想表明文艺复兴的内涵，对于教会与教义的反抗，为这个世界有不知、不为到可知、可为，精神的复兴创造了灵魂与自我。

从时间上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小段一小段时间的文化变革，而是以逐步的发展和思想事件作为精神的体现，点点滴滴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文艺复兴并没有像其他历史事件或历史革命一样，有明确的分界线和事件，但是一点一滴地改变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历史学角度认为，如“地理发现”、“科学发展”、“民主国家的产生”，其根源与开端都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所延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文艺复兴新兴的思想观念改变人们对“科学的态度”。中世纪被称为思想文化的“黑暗时代”，相似于我国清代康熙乾隆的“文字狱”时期，而文艺复兴则是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腐旧，是近代科学文化复兴发展的分水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和精神的支持者，它不仅仅为革命创造了舆论与基础，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革命者们。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在于，以文化艺术作为精神基蕴，在黑暗的旧社会中力图摆脱欧洲封建宗教的束缚，吹响世界性科学文明的前奏曲，使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繁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三

对于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与历史评价很多，如恩格斯曾经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为伟大的变革与进步，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且产生了巨人。”文艺复兴是人类对未知的精神文化世界的开发、交流与融合，以追寻精神的道路，在不断的探索中感悟文化精神的内涵，以丰富自我价值，展现自我精神的“人性”，并感受文化艺术的美妙。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中最重大的是促使欧洲社会以“神”到“人”的中心思想，以“人”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展现精神世界的觉醒，由往生到达现世。文艺复兴的存在价值，唤醒了人们思想中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精神渴求，以“人”的力量创造觉醒，放弃鬼神，开启科学创新之路。

文艺复兴不仅仅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增强了资本主义的信心，更开辟了新的胜利道路，确立了以科学思想观为主体的精神世界。在历史发展中，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没有任何革命可以完全摆脱历史固有的束缚，文艺复兴中虽然突破了精神领域的束缚，但没有完全跟宗教划清界限，在信仰的文明与科学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宗教信徒，但是早已区别对“鬼神”苦苦信仰的旧教徒。他们不再受思想的束缚，不是因为渴求而信仰，只是为了“信仰”而“信仰”。其实从根本上说，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所拥有的独特意义和内涵。

文艺复兴的根本是思想的解放和文化艺术的革新。如“文艺复兴前三杰”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化上的创作，无不强调人的理智，反对盲目的精神崇拜，从精神方面解析受困的意识。“文艺复兴后三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拉斐尔的《椅中圣母》都摆脱了神的形象，文艺复兴把圣母变成了普通而又慈爱的人间妇女，或是对于人体艺术的赞颂，都表现艺术中的“人性之美”。文化与艺术的复兴，使得人民的审美与精神不断提高，人性思想因为得到理解而解放，彼特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之。”文艺复兴的精神，否定了封建，否定了教会，否定了鬼神，开了资本主义的先河，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变革的舆论。文艺复兴是对黑暗的旧世纪的反抗，是一场残酷的较量与决裂。它不仅仅局限在精神中，更冲破了神学对人身心的局限和封建社会的专制，使得欧洲开始思想文化的繁荣，由思想到现实，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春生.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个体精神[J].学海，2008（01）.

文艺复兴艺术论文第9篇

【关键词】意大利绘画；时代气质；文艺复兴

1.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概述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有成就的艺术种类就是绘画创作。19世纪法国美学批评家依波利特.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第二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曾经这样描述：“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公认为意大利最了不起的创造，包括15世纪的最后的25年和16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就卓越的艺术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一批庄严健美、生活高尚的人体，令人想到更豪迈、更强壮、更安静、更活跃，总之是更完美的人类。”从丹纳的这些描绘我们不难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伟大艺术家活跃的年代，是意大利文化史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

主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的有两个画派，他们分别是佛罗伦萨派和威尼斯画派。其中佛洛伦萨画派注重用科学方法探索人体的造型规律，并将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手法运用于绘画中，绘画创作中大量采用宗教神话题材，将抽象的神世俗化，成功的创造了人物画的新风格。而威尼斯画派不太注重雕塑般的造型和硬朗的轮廓线而强调追求色彩和光线的细微差别，具有非常温和的抒情风格。从历史影响看，佛罗伦萨画派的成就要明显大于威尼斯画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而后者的代表有乔尔乔内和提香等。

2.特征分析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第一个特征是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的，意大利在15世纪和16世纪引领欧洲潮流的。以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为例，无论是绘画的风格和题材，还是美学理论的建设，抑或是诸如解剖、透视、素描、色彩等绘画技法的发展与完善等，都比欧洲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更系统、更成熟。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或威尼斯画派，有代表性的名家辈出，科学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使得意大利画派的绘画技法不断得到完善，不少传世作品记忆超群，至今仍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以达.芬奇为例，在解剖学和力学上的造诣使他得作品极富逻辑性，达到了造型和科学的完美统一。正是由于文艺复兴盛期的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的共同努力，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登上了人类绘画艺术的巅峰。

意大利画派的另一个特色是倡导以重视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为主义。正是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才能摆脱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神，通过不断实践和艰苦探索，并汲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艺术的营养，最终谱写了人类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意大利画家们确立了求真实的原则，运用科学原理，发明了透视法，解决了在平面上真实地表现三度空间的方法。在改革技法的同时，他们还在油画材料制作上大胆创新，大大地提高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力。正是由于这些可贵的探索，才在半个多一点的短暂时期内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画家，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丢勒、荷尔等。

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不论是佛罗伦萨画派还是威尼斯画派都把人体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意大利画派普遍不重视风景画，田野、树木和工厂只是绘画的附属品。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那些东西应当让才力较差的人作为消遣与补偿，因为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体。尽管威尼斯画派的晚期也画风景画，但那毕竟是整个意大利古典绘画衰落时期的作品，而真正的创作旺盛期到这个时候已经结束。

启迪人文思考和提高审美修养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派的又一特征。以罗马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为例，作品的素材虽然取自宗教，但是画家对人的赞美、力量和智慧的描绘，明显体现了对于世俗的人的赞美，而不是出于对天神的敬畏。所以，《创世纪》所体现的是米开朗基罗的人文思考，而不是对于一个宗教传说的简单重复。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作为一种表达时代精神的有力手段，也启迪了整个意大利民族的智慧。这一点正如丹纳所言：“一幅画是教堂或宫殿的装饰品，要看了有所领会，觉得愉快，就必须从粗野生活中脱出一半，必须脱离原始的野蛮和桎梏。除了锻炼肌肉，发挥好斗的本能，满足肉体需要以外，希望有些高尚文雅的享受。”人本来野性十足，现在学会静观默想了，他本来只管消耗与破坏，现在会修饰与欣赏了。他本来只是活着，现在知道点缀生活了。由此可见，艺术的繁盛带了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正是意大利在15世纪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契合了意大利艺术发展的目的。

3.结语

总之，还如丹纳所言：“艺术作品必然与条件完全符合，任何时期的艺术品都是按照这一规律产生的。”意大利画派的共同特征正体现了整个意大利民族思想的成熟，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为什么发于意大利的缘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意大利绘画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那就是主张个性解放，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一特征在真诚歌颂人体艺术的意大利绘画中得到了典型体现。意大利画派主张人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和谐的比例，并把这个比例广泛应用于诸如建筑等其他审美创作活动中，从而热情讴歌了人本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从表面上看，以16世纪意大利绘画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和罗马美术样式的复兴，但在实质上，在这场艺术革新人文主义精神在欧陆兴起的过程中，世俗精神的体现在意大利绘画中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依波利特.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