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论文第1篇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四、基本结论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崛起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区域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和竞争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的影响。泛珠三角战略作为国内的区域整合战略,是用人为的方法把地缘相近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区组合起来成为经济区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模式,打破地区行政壁垒。泛珠三角战略是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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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论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WTO政策支持

农民(或农业)合作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是受市场经济支配的农业，都存在农民的合作组织，并且这种组织在经济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后，中国农业要迎接挑战，除在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取得竞争实力外，还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民之间的合作，形成一种能与大的利益集团相抗衡的力量，改变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赢得主动和优势。

1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性

1.1分散经营的农户随着我国加入WTO势必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

分散弱小的家庭经营难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日趋激烈的世界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农民不仅面临着国内市场风险，而且面临着国际市场风险。这种环境下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就犹如大海中的小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因为中国农村的家庭经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如经营规模小、专业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低、信息不灵、经济实力弱、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差等。前些年刚取消粮食定购计划时，政府提出要调整农业结构，号召农民市场需要啥种啥，但单个农民面对市场却茫然不知所措。在此方面哈尔滨市动力区朝阳乡平安蔬菜协会的做法颇值得借鉴。这个协会在组建过程中向农民发出一则启示:“组织起来，通过协会这道桥梁，共同走向市场，走向富裕。加入协会，通过自己的组织，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通过建立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农业国际化商海中构建出“绿色航空母舰”，应该是当前农民的最佳选择。

1.2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我国加入WTO后的现实选择

我国已加入WTO，这使得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WTO的基本原则要求其成员国取消农产品非关税措施，逐步降低农产品关税。按照有关协议规定，我国要在2004年根据农产品的不同品种，降低关税到10%～12%，这给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粮食生产者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农业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看反映在关税降低、进口量剧增等方面，实际上却是来自国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带来的压力。入世后，我国农业组织面临的竞争对手，是规模化、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大农场主及其组成的合作社联盟，大公司企业、跨国公司，甚至是由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国际性垄断集团。面对这样的竞争对手，我国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的农户在竞争中将处于十分弱小、被动和不利的地位。中国入世后的严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聚合规模优势，以合作经济组织这一整体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3现存农村经济体制和组织不能适应农村经济改革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形成的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在“统”的层次上曾发挥着组织协调、生产服务、公共积累等重要作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部门对农村的乱摊派、乱罚款，以及名目繁多的达标竞赛等，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在无可奈何的充当着各级部门加重农民负担载体的同时，使自身的机能遭到了重大损伤，以至于经济上相当一部分村级合作经济组织“统”的功能丧失殆尽，作为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集体经济已失去了经济基础。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资料，黑龙江省村级合作经济组织资产总额188亿元，其中债权102亿元；村级负债总额80.4亿元，其中高息贷款近30亿元，如果扣除30%的无效债权，村有集体经济组织家底所剩无几，在全省1万多个村中，有70%以上的村是空壳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上的薄弱与某些管理者的腐败现象交织在一起，使作为“统”的层次上的集体经济组织向心力、凝聚力下降。

2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障碍

2.1思想认识问题

农民对中国过去的由于行政命令而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心有余悸，会降低农民参加农业合作社的积极性，其次领导观念问题的限制。由于农民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动摇乡村现有行政管理地位，一些农村领导将不情愿支持。

2.2法规政策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政策法规既是一个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同时也约束这一组织的各种行为。然而几十年来，我国没有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至今我国仍没有出台《合作社法》，在《公司法》等有关其他经济组织的法令中，也没有专门适用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款或章节。而由各部委颁发的条例、章程毕竟不具有国家大法的权威性。因此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业务内容、出资要求、社员及管理层的产生、登记和成立与解散手续、惩罚措施都没有做出法律规定。这导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名称繁多而无法统一，兴办的实体或登记部门五花八门，不利于政府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宏观管理。

2.3体制束缚问题

农村经济改革存在着不彻底性。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大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足足让广大农民欢喜了十多年，他给中国所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只是在“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所产生爆发力的结果，从长期的发展过程看，农民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集体“统”的束缚。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定购指令性任务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去逐户落实，农民处于让种啥就种啥的被动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剥夺农民生产自的同时，也使农民产生了对国家和集体的依赖心理。

2.4中国尽管有农业推广体系，但是结构和功能非常低效

教育和推广工作彼此分离，在满足农民需要方面不能到位。合作组织的成立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工作部门相互协调对农民进行全方位的服务，这恰恰是中国农业推广系统最为薄弱的环节。却是乡村合作组织推广工作的核心。

3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3.1增强加快新型农村合作经济建设的紧迫感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80%以上是合作社的社员，80%以上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8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由合作社提供的。利用合作制是世界各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普遍做法，是最受世界各国农民欢迎的组织形式。从我国实践看，合作经济组织满足了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民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趋势。

(2)迎接入世挑战，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迎接入世挑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为我国千千万万的小农户无法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农场竞争。我国应加快发育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股份合作组织等，在农民与龙头企业之间架起桥梁，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带领农民进入市场。

(3)坚持正确的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兴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定要从国情、省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要围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二要根据农民需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三要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自主选择合作经济组织。四要实行民主管理，把合作经济组织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

3.2尽快制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

合作社做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内部制度与现代公司型企业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股份公司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建立在利润意识基础上的资本的联合。在合作社内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成员在合作社中的“股金”多少。合作社的主要功能是为社员提供交易上的必要服务。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是它与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要区别。合作社的盈余，除了一小部分留作公共积累外，大部分要根据社员与合作社发生的交易额的多少进行分配。当然，合作社与其它经济主体的交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而且必须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对合作社这样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必须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我国近年来已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私营企业法规，惟独没有制定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涉及的对象十分复杂。包括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传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分化和改革过程中，在立法时，要考虑到传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能的变化，为其分化留下足够的空间。可以较为笼统的提出支持供销社领办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鼓励发展为农民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等。立法的侧重点应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法律上应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农民明确政府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等。

3.3加强政策支持，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要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对农民自愿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社以至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重点给予扶持帮助。

(2)要支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拓展业务，强化其为“三农”综合服务功能。首先，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凡是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包括金融、保险业等，都应当允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不要行政干预。其次，将目前散落在乡镇的“七所八站”等一些与农村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单位或机构，应由农民监管，变成真正为农民自我服务的组织。

(3)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高度关注与市场经济和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的农村供销合作社，通过深化改革和必要的支持，使之变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参考文献

1杨戈.走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与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合作经济论文第3篇

1.1与司法制度有关的制约因素

目前新疆的外贸结构仍然是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次之，以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为辅的结构。这种贸易结构决定了主要的支付方式不可能是信用证、保理这些对卖方来说风险较小的方式，而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或是风险较大的赊销方式。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疆周边国家经济滑坡，市场需求缩小，再加上当地货币贬值严重，结汇风险加大，对新疆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留住客户，商户们只能“无条件”地答应外商的一切要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外商欠款金额日益庞大。但这些欠款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制约了外贸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1.1法律文书的送达难目前，由于中亚国家还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因此，中国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公约。公告送达虽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对方当事人往往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我方当事人不知其下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公告送达的要求。并且，如果国外一方当事人在中国法院应诉，但庭审后又返回其国籍所属国，此时，送达裁判文书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1.1.2涉外案件执行难在新疆发生的大部分涉外经济纠纷主要是拖欠货款纠纷和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可执行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不在中国。这使得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即使得到了判决或裁决，结果也很难得以执行。

1.1.3仲裁机制没有得到利用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既没有收到过来自中亚国家的各级法院协助执行裁决的请求，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法院发出过要求他们协助我国法院执行民商事裁决的请求。事实上，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应根据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在对方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以仲裁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本来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是在中亚外贸中，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制约因素

1.2.1出口信用保险普及率低出口信用保险是通过承保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企业在对外投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保险，是政策性的保险，保险机构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做法，是世界各国用来支持本国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一项政策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承担出口可能存在的特定风险来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内地外贸企业投保率达20%～30%，疆内外贸企业投保率却不足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专项工作办公室已于2009年6月在新疆成立。目前全疆企业投保金额累计达10亿美元，已经有7家企业得到了赔付，赔付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但是仅乌鲁木齐就有数千家外贸企业，累计只有65家企业投保，连百家都不到。事实上，与内地同行相比，新疆外贸经营者面临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更多、更大，但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在防范风险时依然相信“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是最好的交易方式，在赊销时也没有选择参保。这种观念使他们无法利用政府鼓励企业参保的优惠政策和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外贸发展的规模。另外，一些参加保险的要求也将绝大多数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个体商户拒之门外，如何从制度层面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普及率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2.2结算货币政策配套不到位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主要还是以美元现汇计价结算。以人民币结算的报关、核销、退税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外贸企业在进出口业务中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有人民币计价结算需求，也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实现。尽管2010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新疆被纳入试点范围，2010年10月，新疆又成为中国首个开通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地区，但是，在新疆外贸企业与中亚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实践中，由于近几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变动，中亚商人在出口时倾向于选择人民币，进口时选择美元结算，加上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跨境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形成人民币流出多而流入少的局面，无法形成人民币跨境流通，没有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目标。

1.3与俄白哈关税同盟有关的制约因素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新疆最主要的两个外贸伙伴。但是，随着2010年7月5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正式成立，由于俄白哈三国的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本来就存在竞争性以及高度的同质性，缺乏互补性。所以，该关税同盟缺乏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因此，该关税同盟对三国来说，产生的福利效应有限。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存在我国向关税同盟成员国出口的商品被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替代的危险。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关税同盟成员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在机电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与我国差距较大，无法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造成威胁。但在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方面，俄罗斯对哈出口相比我国有明显优势。再加上关税同盟造成的内部贸易转移的效应，我国对哈萨克斯坦这五类产品的出口极有可能被俄罗斯甚至是第三国所取代。事实上，自从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运作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由于关税同盟的消极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下滑，两国间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由2010年的54.06%降至2013年的44.45%，降幅达到9.61%。另外，在独联体内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同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布局之一。俄白哈关税同盟只是第一步，如果可以实现，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还将包括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时，中国将是上合组织内唯一不属于此联盟的国家，上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将不再有在上合组织层面推动经济合作的动力。

2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对问题的解决

2.1依靠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外商恶意欠款，主要是商户之间恶性竞争造成的恶果，只要这种恶性竞争存在，恶意欠款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在行政管理方面，面对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成立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避免商户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恶性竞争，造成整个行业的集体损失。商务局、商务厅、工商管理局等上级管理部门，则应控制经营摊点的数量，以免因“过剩”而导致商户相互恶性竞争，给外商欠款机会。在司法协作方面，事实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司法实践协助从未真正启动过，这才会产生上文中提到的送达难、执行难的问题。如何在不违反法律或者不破坏国家以及安全的前提下，贯彻条约规定的司法协作条款，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迈入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阶段。2013年9月，国家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务实合作的倡议以及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将中国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务实合作的设想更加具体化，受到各成员国欢迎。安全与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这架大飞机的两翼。中国与中亚国家理应成为执法领域关键性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具体形式可以是法院高层互访、法官培训、信息共享、相互提供调查协助。毕竟加强司法合作无疑对于打击犯罪和促进经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2推出为中国—中亚贸易量身定做的出口信用保险中国信保的宗旨本来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信保成立以来截至2012年末，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43.4亿美元。同时，中国信保还带动160余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约1.5万亿元。帮助广大外经贸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中国信保承保的风险主要有商业风险，包括买方拒收货物、拖欠货款、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等；政治风险，包括买方所在国发生战争或暴动等。由于最常见的险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都不适合中小企业，中国信保为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推出了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虽然这种险种设定在上海、江苏、宁波、厦门、福建、山东六地试点，但是中国信保对可以操作此种业务的地区实际是不做限制的，因此，在实践中后来又增加了安徽、河南两地。新疆还没有操作过此类业务。浙江省兰溪市政府2013年决定将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埋单”。年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费将由兰溪市政府统一安排支付，而且这一政策将保持三年不变。相信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已经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在这三年内必定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减少外贸出口坏账损失，没有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也可能因为此政策产生从事外贸的信心。即使三年后这一政策结束，相信经过此政策的帮助，已经了解了信用保险的企业也将继续投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应当注意到出口信用保险的重要性，借鉴此种财政补助政策，这样除了可以收到上述讲到的益处之外，还可以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注册出口企业，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仅仅将新疆作为一个出口通道。中国信保还推出了一种新险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信用保险”，这是义乌市人民政府引入的政策性信用保险机制。这是中国信保第一次为特定地方外贸出口量身定做一种信用风险保障工具。这项险种针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交易特点为商户提供贸易收款风险保障以及信用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商户合理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款风险、扩大交易规模，协助义乌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推动义乌市场的贸易发展。由于对中亚出口贸易无论是政治风险还是商业风险都相对较高，边境贸易居多而且我国与中亚国家司法合作不足，本文建议新疆人民政府也可以引入此种方式，连同中国信保推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贸易信用保险”“、喀什经济特区贸易信用保险”，这些新险种都应当着重于为从事边境贸易的新疆出口企业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账风险。甚至可以设想，这些新险种可以将投保主体扩大到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经营的哈方企业以及在喀什经济特区落户的外方企业。

2.3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金融合作应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从国家层面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签署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新疆外贸的重要性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已有的金融合作，可以以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商讨放宽金融机构互设准入限制，商讨形成人民币与坚戈之间的市场汇率，而不是通过美元套算。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推进与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币流通与循环。鉴于实现人民币结算的前提是外方银行必须有人民币储备，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国家充当外汇储备货币才是当务之急。次贷危机对美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削弱了各国对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信心，但没有动摇美元的结算功能。因此，想要在中亚国家实现人民币结算很难，但是减少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却并不很难，可以实现双赢的效果。因此，国家高层应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说服哈萨克斯坦当局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种。这样，中亚的贸易商可以将通过贸易获得的人民币存入当地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可以将人民币存入当地中央银行来兑换本币或美元，中央银行可以与我国央行兑换美元。由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会增加，人民币的流入流通也会渐趋平衡。另外，我国应考虑在上合组织平台中，用人民币对中亚国家进行援助。2013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其中第四点倡议就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推进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加快实现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中国也愿意设立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欧亚国家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这一合作基金就可以以人民币向上述国家提供项目贷款等支持。

合作经济论文第4篇

摘要：依据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5年我国GDP和对外经济合作的实际完成额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应继续推行对外经济合作的政策,充分利用对外经济合作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1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对中国1982-2005年的对外经济合作（FEC）和经济增长（GDP）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对GDP和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FEC）数列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说明：(1)D(*)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0表示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他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他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Ⅰ(2)。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从长期看这些序列具有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CRDW检验，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u^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u^t为平稳序列，

即u^t∽Ⅰ(0)。上述结果表明：GDP和FE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经上述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FEC的变化是GDP变动的原因；（2）GDP的变化是FEC变动的原因。

2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又会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为了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从以下方面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1)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分布在亚洲，同时近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非洲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国外新市场，在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合作。

(2)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资金短缺，规模小，市场范围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扰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要扩大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提高层次，减少过度分散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求中小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型承包企业兼并中小企业，鼓励中小承包企业相互合并、联合与资产置换。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应该正视现实，拓宽融资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3)在劳务合作方面，应该在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层次，扩大国际市场分额，提高人员素质。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因此，企业除了要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外，也应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制定出具体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措施。

(4)要逐步重视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我国统计年鉴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只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三项，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视。

(5)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对外经济合作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9）.

［2］李军.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J］.外交学院学报，2003，（2）.

合作经济论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合作组织分工协作演进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2]向国成、韩绍凤，小农经济效率分工改进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6.

合作经济论文第6篇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东亚经济一体化终于从“设想”转化到“实际行动”的轨道上，但是存在诸多影响其进程的因素。中日两国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能达成多大共识，美国对东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影响力，东亚地区存在诸多的安全问题，都成为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 中日合作 美国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 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特征，但是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却远远落后，毫无疑问，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缓慢步伐已经成为了东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间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本文将选择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予以分析。 一、中日合作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关键 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中都有主导性国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日经济合作占据重要地位，很明显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否顺利向前推进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在多大程度上的合作。然而中日两国的关系是“政冷经热”，两国经济合作缺乏信任，大多停留在技术性合作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现今的中日两国是竞争加合作，以竞争为主的经济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消极态度所至，原因在于：第一，日本有着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打造东亚日元区以压制中国抗衡欧美的强烈欲望，对中国心存芥蒂。第二，日本力图保持“雁阵模式”，在东亚地区保持垂直国际分工也是不符合东亚其他国家利益的 ，随着区域内水平分工的加强，日本经济的衰落使之失去了“领头雁”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在雁阵中的地位。第三，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思想阻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总之，中日作为东亚两个大国和区域经济“引擎”，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能有效的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二、美国是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由于东亚各国在经济上都对美国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也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因此美国的态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美国视东亚地区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之一，在东亚政治经济上，美国始终持积极介入的态度，力图保持对东亚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并积极在东亚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多边安全框架。由于美国在东亚具有强大政治经济影响，因此消除美国的疑虑和排除其干扰，使之发挥建设性作用，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笔者认为现在在东亚建立一个排斥美国的地区组织是不现实的，东亚国家现在要做的是怎样促使美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建设性推动作用。由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步伐还刚刚开始，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因此现在还很难说清楚美国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以下两个因素会影响到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首先，未来的中美关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而拥有大国雄心的中国将怎样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次，日美同盟的走向，美国不断加强日美同盟，放纵日本的军事化，从而引起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加大了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这两大因素关系到东亚安全新格局形成，而在一个不稳定的东亚安全框架下是不能谋求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的。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稳定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政治上的强烈共识，政治上的共识就包含着区域安全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是紧密联系的；首先，经济一体化可以促进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中的“溢出效应”，经济合作上取得的成果可以向政治领域溢出，带动政治上的合作；其次，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在一个不稳定的安全环境下，经济一体化是很难有所突破的。东亚地区存在诸多的政治安全隐患，任何一个危机的爆发都会影响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变动期，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日益巩固，日本加快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心部分东移。因此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东亚急需形成一个新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以保障和平。但是要在一个大国力量交汇，地区热点众多的东亚在政治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在现阶段也只能是乘经济一体化这条船，借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风去破诸多政治安全问题的浪了，争取在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或“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平台上形成成熟的东亚多边政治协商机制以谋求地区安全问题的化 解，最终建立新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四、结束语 “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贸易额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但却是世界上贸易自由化进程最慢、市场壁垒较高的地区之一，极大的限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因此，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谋求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东亚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合作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已经从设想转变到实际行动的轨道上。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也甚为错综复杂，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无疑是曲折和漫长的。本文只是挑选了诸多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中的几个予以试探性的分析。这几个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们既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也能成为其阻力；这取决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东亚国家的把握。

合作经济论文第7篇

其次，它可以减少当前我国农民素质普遍不高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吉萨在对减少农业劳动力供给的迁出效应的研究中发现：农业地区教育水平上升10%会使离开农业的移民增加6%至7%，净效应是提高农业工资的5%。由此可见教育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农村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状况比较突出，而这造成我国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可以为农民提供知识，可以通过培训的形式来提高农民素质，目前农村里的文化室就是很好的例子，文化室提供农业种植、养殖知识，同时让农民增强日常生活的基础知识等等。

再次，它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发展。单个家庭无力购买的现代化耕种设备，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购买，然后或租或借给农户使用，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劳动监督有效性将得以提高,监督费用将得以降低，使得农业规模经济体现出来。

并且，它还可以有效地克服现有的农业产业组织不适应市场而表现出来的内部小规模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效益损失。建立以效益为中心，通过龙头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实现产加销、农工商、内外贸、农科教一体化的农村经济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效益，这就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如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对家庭经营模式的补充与完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集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劣势为群体优势，大大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克服农业生产内部效率损失而实现规模经济。

3.3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实例

江苏省东台市高效农业实现的农业规模经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07年以来，江苏省东台市按照省和盐城市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坚持把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强产销对接，加大政策扶持，强化服务指导，高效农业规模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该市实现农业现价总产值109.6亿元，农业增加值48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9%，其中新增农业增加值3.97亿元，完成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47.6%，预计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7010元，比上年增长12.8%，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达一成以上。全市亩纯收益2000元以上的高效农业面积发展到90.3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57.9%，其中2007年新增11.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1.3%。新增高效渔业面积2.5万亩，占省定年度目标任务的125%。全市畜禽规模养殖大户发展到6万多户，生猪、肉禽、蛋禽、奶牛规模化养殖比重提高到51.3%、81.9%、93.8%、75.6%，均比上年增加5个以上百分点。

在实现其规模经济的高效农业规模化的发展上，该市作了以下工作：

（1）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产业化农业。2007年以来，该市坚持把产业化开发作为促进农业持续增效的战略性措施来抓，坚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牵动推进。到目前，全市依法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8个，居全省县级之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涵盖蚕桑、生猪、家禽、瓜果蔬菜等各特色产业门类，辐射带动农户17.5万户、高效种养面积70多万亩、畜禽规模场户5.3万个。初步形成西瓜、青椒、三韭、甜叶菊、家禽、山羊、生猪、蚕桑、鳗鱼、鱼10大特色支柱产业，其中大棚反季节西瓜种植面积全国第一，大棚青椒种植面积全省第一，瓜果蔬菜面积、产量和设施栽培面积全省第一，家禽、山羊、乳猪养殖总量全省第一，蚕茧生产总量全省第一，土池养鳗面积全省第一。

（2）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市场矛盾。目前全市各类农产品特色市场已达91家，销售全市80%以上的特色农产品。2007年4月份，利用“东台西瓜”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契机，在上海举行新闻会，邀请上海、苏州等地20多家大型市场及农民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等国内15家知名新闻媒体参加活动，全面推介东台农业。三仓镇农民经纪人王青年购销瓜果蔬菜3万吨，2007年仅推广新黑田五寸胡萝卜就达7000多亩，全部实行保护价收购，基地农户亩均增收500多元。坐落在市种畜场内的登奥禽业公司，高标准建设蛋禽生产基地，一年多的时间，已形成栏存蛋鸡10万只的规模，注册了7个品牌，鸡蛋主要销往苏果超市南京市场。

4结语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经历了从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到以公有制为基础集中经营再到现在的统分结合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过程，是从到家庭联产承包的变化，从而形成了普遍的超小型土地经营格局。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农业所面临的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难以对接。细小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的直接后果是农业交易成本的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有效利用率的降低，不易形成农业规模经济，约束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在不改变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前提下，要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就应从要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入手，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为它提供着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密切相关的专业化服务，解决单个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服务的内容包括向农户提供合乎品质标准、价格合理的生产资料，种植、养殖、加工等生产性项目的技术培训、生产指导、信息服务等等，从而实现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带动的外部农业规模经济。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牛若峰，夏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概论［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

合作经济论文第8篇

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

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 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 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

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 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 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 Corner 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 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

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

合作经济论文第9篇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