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对于二者的关系相继提出了几种学说: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又提出了互补说、改造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争锋，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学者们日渐认同综合说、融合说、互补说，这些学说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及需要。第一种是“对立说”。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是绝对不相容的。二者在时代基础、社会基础、民族基础、阶级基础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二是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3］。三是一些新儒学代表站在维护儒家文化的立场或者政治立场上，尤其是蒋庆提出了“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4］，鼓吹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国，应以现代新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并存说”。该学说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主体价值在国家治理上可以二元并存［5］。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儒家文化是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或终极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规范着伦理道德，支撑着精神信仰。二者各自发挥不同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平行或并重放置。第三种是“综合说”。该学说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把“中、西、马”进行有效融合，实现“三流合一”，在理论构建上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文化对立的混乱状况，加强“中、西、马”之间的交流对话、合作融通，走文化综合创新之路［6］。第四种是“融合说”。学者们对此学说达成较大的共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许多一致、相通的地方，两者可以较好地融合。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7］。邵龙宝认为相通相容性主要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契合，实践层面的会通，现代人格建构层面的融合［8］。第五种是“互补说”，也称为“会通说”。该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具有许多相容、相通、相补之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融相济，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的双向共同需要，也是充分发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双重要求。”［9］二者之间存在着“会通”与“超越”的双重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会通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了传统文化”。二者可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可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必要性研究
在阐明和分析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针对其结合的必要性分别从历史的、现实的、发展的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遭受侵略的屈辱历史，经过对“中、西、马”三种理论的应用对比选择，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革命热情适应了中国变革图强的需要。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性，这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二)从现实社会治理角度看必然性
现代中国出现了诸如文化迷茫、信仰多元化、价值取向混乱等问题，同时现代西方社会也暴露出了理念与价值观存在着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等弊病。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在精神文化上进行新的构建，儒家传统文化则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如郭建宁认为儒学在维护社会良知、弘扬人文等精神方面，在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盛行方面，在缓解三大紧张关系方面，都能展现出其他学说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必然性
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主流文化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0］。对此我们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要着力弘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对儒家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共建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和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有诸多相似、相容、相通之处，但这绝不意味着二者完全一致，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七个方面，即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论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11］二者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等方面具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二是重视实践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的实践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三是关注人。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四是社会理想方面。大同世界是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它们都是社会民众的一种共同的理想追求。二者的契合处体现在高度理性的社会精神生活追求，实践至上的社会价值理念，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态度，人性层面的东西文化的互补。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体现着不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相异性［12］。牟钟鉴则认为二者的相异性表现在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头不同，肩负的社会目标和历史任务不同，实践的方式方法与在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同［13］。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和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原则
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处理上还存在一些争执。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要把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明确大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1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立足于当代中国和现实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并在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但是一些新儒家学者则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把儒学当作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现代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6］。这些主张明显是与国家现代化建设背道而驰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发展情况的，我们须加以警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合途径
家训是中国古人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它记载了古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古代帝王之家、官宦之家、百姓之家皆有家训，其著作者有的是文韬武略的帝王，有的是名臣贤将，有的是宿学通儒，家训是他们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所感所悟而撰写的，他们在立身处世、持家治家、为政治国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
1．立身处世之学立身处世是人之为人的首要课题，也成为历代家训的主要内容。要在社会中做一堂堂正正之人先要立身而成为一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禽之辩”。人与禽兽不同，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这些‘几希’之辩，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1］因此立身而成为一人，就应具有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历代家训大多都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以求安身立命。《钱氏家训》)中言“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国藩家书》中讲“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增益圣贤品德，修炼诗文本领，这是个人和家族的财富，且都可由自己做主。而“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传统文化家训中常讲“天命”，如《朱子家训》中“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曾国藩所谓天命却是“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虽有天命却应尽人事，坚持在逆境中在失败时仍有所作为。“‘天命’起源上是消极的范畴，但却是积极的用法。”［2］袁黄《了凡四训》中云谷禅师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其中蕴含着命运由自己创造，人生祸福是自己求得的积极意义，启迪后人应自省知非、修身养德、奋发有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每个人都需在“人群”中做一人，要在人群中做一人，就要懂人与人相处之道。要在这世上做一人，便要学习处世之道。“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钱缪提倡公益事业，以造福社会大众为行事之准则。“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袁氏世范》)与钱缪所言异曲同工，都强调对他人有益、造福世人才是处世之道。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博爱精神。
2．持家治家之方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家国同构，从某种意义来讲，国即是一大家，家亦是一小国。家庭兴旺则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则国家安定。传统文化中国家庭多是以宗族为核心的大家庭，大家庭肩负着对上赡养父母、对下教养子女等基本职能，需要处理父子兄弟、夫妇妯娌等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婚丧嫁娶等事宜。因此如何持家治家，以保亲人和睦相处、家族兴旺发达亦成为历代家训的重要内容。传统文化家训大多强调应勤俭持家。“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钱氏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勤俭不仅是传统文化美德，亦是传统文化持家之方。但是，“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颜氏家训》)节俭并非吝啬，“俭而不吝”才值得称道。中国传统文化亦重视教育，读书劝学几乎是所有家训都有所涉及且做了重要阐释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文化尤重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只为求取功名，而在学习圣贤之道，成为君子。《颜氏家训》中颜之推劝诫子孙“自古明王圣帝，尤须勤学，况凡庶乎!”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开心名目，利于行耳。”“夫学者如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朱子家训》中曰“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钱氏家训》中有云“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需读。”这些论述都告诫后世子孙应勤读诗书，修身利行。关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古人提倡良好的家风门风对于家族成员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上行而下效，家庭成员间会互相影响，因此父慈则子孝，兄友则弟恭，夫义则妇顺。南宋袁采所著《袁氏世范》目的在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在《袁氏世范•睦亲》篇中阐释了亲人失和的原因及其弊端，阐明了涵盖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关系和睦相处的原则方法。
3．为政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早期家训可追溯至《尚书》，“《尚书》中的诰辞可以理解为训诫之辞，训诫之辞用于家中，就是家训。”《尚书》中的诰辞其基本内容即是治国方略。因此，早期家训与治国方略是统一的。在后世家训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爱新觉罗•玄烨的《庭训格言》等帝王家训中为政治国的方略和原则都是其重要内容。《帝范》中的内容涉及求贤纳谏、审官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得当、务农为本、崇文阅武等治国方略。《庭训格言》中玄烨提倡广施仁德、勤俭淳朴、从善如流、审慎刑杀等为政治国之道。吴越王钱缪所撰《钱氏家训》字字珠玑。“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强调要勤政爱民。“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提倡节用务本、进贤使能、兴学育才、交邻有道的治国之道。“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为政一方的吴越王，钱缪目光长远，所以吴越在他的治理下才能富甲一方。
二、传统文化家训的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儒释道三家并存，融会贯通，而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和正统。历代家训，也大多以儒家思想为宗，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中庸之道等美德和思想。
1．仁义礼智儒家奠基人孔子创立了仁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性善”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具有四心。四心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规范的萌芽。大量的传统文化家训对“仁义礼智”做出了精湛的诠释。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中曰:“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以仁孝德义治国，这是作为君主应遵守的基本准则，是大仁大义。爱新觉罗•玄烨在《庭训格言》中曰:“仁者无不爱。凡爱人爱物，皆爱也。故其所感甚深，所及甚广。在上则人咸戴焉，在下则人咸亲焉。”玄烨在此体会到只有广施仁爱，才能受到亲近拥戴，才能更好地治理天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中体现了以礼为治家根本的思想。明代袁了凡所著《了凡四训》被曾国藩冠以“人生智慧书”的称号。在“积善之方”篇中曰:“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告诫子孙应运用智慧辨别“非善之善、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以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2．修齐治平《小戴礼记》之《大学》篇中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切皆从自己的“德性”上做起。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家训都提倡中和为贵、谦恭谨慎的修养观，反复叮嘱后人要修养身心、涵养品德、待人文明谦恭，平等宽容。《袁氏世范》之处己篇就集中阐述了修身之道，内容包括立身处世、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袁采指出:对待乡亲邻里应一视同仁，不该“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袁采谆谆劝导家人子弟“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德厚有识的君子绝不会这样做。与他人交往，应“长念其长”，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对于忧患不如意事，如能认识到世界本是一“缺陷世界，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便可得到些许安慰。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澄候四弟的家信中，告诫子侄切勿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总之古人认为修身为本，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齐家、治国。
3．中庸之道何谓中庸?《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朱熹曰:“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庸是对事物的发展不偏不倚而又恰到好处的适度把握，用于处世，则是一种能达到平衡、和谐的人生哲学。”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传统文化家训的作者大都熟读经史典籍，饱经世事沧桑，深谙中庸之道的“哲学和思维术”。《曾国藩家书》中曾国藩通过给父母、兄弟、子侄的书信对家人苦口婆心、循循劝诫。在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写给沅甫、季洪两位弟弟的家书中，讲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糜，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之谓也。”在此处刚柔是其两端，刚柔互用才是中道，否则“断不能久”。颜之推生活之时代“顷世乱离”，其所著《颜氏家训》正是他“结合自身的乱世体会而对儒家中庸思想所作的现实生活化解读。”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文化士人，颜之推懂得“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无论是仕宦还是生活需求都应适可而止，“少欲知足”。因此他告诫子孙“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在处理亲友关系上颜之推曰“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在这里颜之推又体现了他的中庸处世观，中庸并非没有原则，而是要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侣，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为节文尔。”在此处颜之推提倡的不是冷热两端，仍然是冷热之间的“中道”。中庸之道，为儒家之至高境界，蕴含着人生的大智慧，我们可以在历代家训中有所体会。
三、传统文化家训的当代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虽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家训中的有些具体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但传统文化家训中所蕴含的美德和思想有其超越性，于当今时代仍具有其启示意义。
1．对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其内涵深藏于古代典籍之中。而古代典籍卷帙浩繁，无论儒家经典、道家箴言、佛学教义无不深奥难解，专门研究传统文化之学者欲了解其精义尚需时日，普通人自不必说，可能穷其半生也难窥其一斑。而传统文化家训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训诫，往往析事明理，文朴义实，其中又蕴含着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因而传统文化家训成为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成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和阶梯。《颜氏家训》中深入浅出地通过举例向子弟们传授为人、立身、处世、治家的各种道理。颜之推通过琅琊王的例子告诫后人对孩子不宜溺爱;推崇房文烈、裴子野待人的宽仁笃厚，贬斥邺下将军的贪婪刻薄和南阳富翁不近人情的吝啬，并以他们的可悲下场告诫子弟引以为戒。通过齐孝昭帝、梁元帝的事例来说明无论何种境遇处理任何事务都要勤于学习的重要性。
2．对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的启示中国古人讲“修齐治平、家国天下”，家庭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因此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重要意义。人在此社会中生存，总要与他人发生关系。传统文化中把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最重要的关系称“五伦”，其中的父母、夫妇、兄弟“三伦”涉及家庭关系。历代家训都重视对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都有对后人如何保持严谨家风维持家庭和睦有序的训诫。司马光所撰《温公家范》就明确详细指出了一个人在父母、夫妇、兄弟等家庭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定位以及应尊崇的道德礼制。家范中司马光通过大量的事例讲了为父、为母、为夫、为妻、为兄、为弟之道，以礼治家，形成“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良好家庭风貌。
关键词：和合文化、爱有等差、宗法等级、夷夏之防
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存在的"和合"，又不可能孤立地、抽象地存在，必然与中国文化中的其他基本观念纵横交错、参差互渗，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因此，考察"和合"观念，一方面，不仅要从字源学角度厘清其本义、引申义，从古代文献中提取若干相对孤立的文本资料加以引证，更要重视此观念与其他基本观念纠结互动的联系，理解其真实而非抽象的文本意义。另一方面，不仅要把握"和合"观念在古代文献中的理论表述，更要深入挖掘"和合"观念是如何与其他基本观念共同影响着政治活动、法律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规范着君臣、君民、华夷等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所以，"和合"观念不是物理学上的理论空间，可以从摩擦力等因素中纯粹抽象出来加以研究。"和合"是中国文化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任务就是在意义的密林里，寻找它的原生意义和具体语境。
人和观念与爱有等差
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但"和合"观念所凸显的道德普遍性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仅体现为程度的差别，而且体现为等级的划分（第二节将详论宗法等级，本节仅涉及前者）。
孔子对"仁"的规定继承了《国语·晋语》中"爱亲之谓仁"的思想，视血缘亲情为"仁"的根本，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孝悌是建基于血亲之爱的最根本、也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推己及人，孔子又将"仁"规定为"爱人"，由爱亲发展为对社会成员普遍的敬爱，这恰恰反映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明"爱亲"与"爱人"并不属于同一伦理层次，所以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对象是家庭成员（"亲"）或社会成员（"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有人偷羊，自然应当举报（"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而若是父亲偷羊，情况就不同了。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父子之间相互隐瞒，显示了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亲亲"之德重于"亲人"之社会公德。
孟子同样在这一道德立场上论述"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间寡助-亲戚为一端，多助-天下为一端，由寡到多反映的不仅是数量的变化，更体现了道德上的亲疏关系。从此"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荀子·君子》）。看来儒家的道德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无怪乎墨子要以"兼爱"来对抗儒家的"亲亲有术"（《墨子·非儒上》），爱有等差。
墨子"兼爱"的许诺十分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不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以至于二千多年后的洪秀全也几乎以同样的词句诠解了太平天国的理想。"兼以易别"具有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但由于墨子忽视了个体利益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使道德理想丧失了经济、政治基础，因而也就无法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相比而言，儒家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主张由于建构在血缘亲情基础上而显得更为可信、可行，成为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律令。
佛教东传后，由于其离亲割爱、弃世出家的教规仪式，与中土传统伦理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紧张关系。儒学名士为捍卫"爱有等差"的天然伦理秩序，对佛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1）造成"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2）隋代荀济认为"释种不行忠孝仁义"，"傲君陵亲，违礼损化"，"释氏君不君，子不子，纲纪紊乱矣。"（3）唐高祖武德年间，太史令傅弈上废佛事疏十一条，指责佛教"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亦斥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4）甚至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文化"三光"政策。可见，所有的批评都缘自"爱有等差"这一基本观念的不可动摇性。只有以此观念为前提，才谈得上人际关系的"和合"。这样，我们就揭示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合"观念的真实历史蕴涵。
和而不同与宗法等级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显然，这里是就君子与小人区别的角度而言的。君子的基本特征是"和"，小人的基本特征是"同"。君子善于搞好人际关系，求得社会和人际的和谐。那么，君子能否和小人达成这样的协调呢？应该可能。但孔子在另一处却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一团和气的君子为什么与小人难以相处呢？看来问题并不是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处，应当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和道德无涉，仅有位格的差别。而正是位格的差别鲜明体现了宗法制度的森严秩序和等级观念。"和合"观念与等级观念丝缕相牵，难以割断，因此，对"和而不同"的理解必然牵涉到对宗法等级制度的考察。
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状况相适应，发展出一整套的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转化为具体的规范仪轨就成为"礼"和"法"。孔子期待着光复周礼，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标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因为"礼"是宗法等级制的具体体现，自然维护"礼"，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稳定统治秩序。孔子所提倡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此。"法"是"礼"的辅助，"隆礼"和"重法"是儒家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适用的阶层、领域，"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
礼法不仅保障着君子和小人这样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且保证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君臣关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春秋时期有过两次与此相关的著名讨论，一次是晏婴和齐景公的谈话，另一次是史伯与郑桓公的对答。
晏婴的观点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的看法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诚然，这里反映了"诸方面、诸要素的协调配合，相辅相成"，"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发展"的辨证法则，（5）也具有"鼓励从各个不同角度、侧面提出各种不同、冲突意见，而后加以融合"的社会意义，（6）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谈及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和合"观念时，都存在着一个价值公设，即君主臣辅、君贵臣贱、君尊臣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一方面，臣子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提出建议，采纳与否在君主，臣子无决定权；另一方面，臣子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这个等级制度而不会损害它，消灭它。因此只有将"和合"观念放置于这个价值公设的背景下，才会准确地理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真实内涵："和"是一种统治策略，使君臣智慧和经验相济相成，目的是"生物"、"政平"、"民无争心"，增强统治集团的执政能力和延续能力。
董仲舒一方面认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7）另一方面，又强调阳贵阴贱、阳前阴后、阳亲阴疏，构成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社会图景。（8）
即便如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最力的黄宗羲，虽声言"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9）而其《明夷待访录》的书名却暴露了黄氏期待明君访求的下意识冲动。（10）这里呈现的依然是君主臣辅、相济相成的基本观念。明朝的君主终究没有等来，而清朝君主的宠惠又不能接受，这就牵涉到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基本观念--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与夷夏之防
协和万邦的观念第一次以下列的形式被表述出来："日若稽古，帝尧日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亲九族"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平章百姓"就是继而把自己的国治理好；进而使各国团结起来，这就是"协和万邦"。《尧典》此句的背景是在殷周时期邦国林立的情况下，以道德教化为本，以治理好本邦为前提，然后去感化他国，体现了一种处理邦国关系的原则和理想。这个原则和理想就是"和合"。《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亦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和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尧典》、《禹贡》中宣扬的处理邦国、部落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好几千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要求。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即冲突又相交流的。……在这方面，中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取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11）
但历史上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夷夏之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尧典》、《禹贡》中"协和万邦"观念是从自己的亲族、本邦、诸夏向他族、外邦、诸夷逐次扩展的，诸夏和诸夷界限分明，不可逾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多从地域、语言、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与心理等方面去区分夷夏，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犬羊之性"，对夷狄充满了蔑视和戒备。这种观念，一方面，它在客观上维护了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不以武力征服而以道德教化为手段来"协和万邦"，有利于民族融合，不同民族只要在语言、心理、文化上逐渐接近，就会被规划在一个民族之内；一方面，它又使"协和万邦"带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色彩，夷夏代表了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采取的怀柔"、"抚和"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的顺俗施化"的政策，都是以"夷夏之防"为背景的。如明代就实行了"内安诸夏，外托四夷，一视同仁，咸期生遂"的政策。
在"夷夏之防"笼罩下的"协和万邦"曾经大大阻碍了向其他民族和文化学习的进程，起码使这一层面上的"和合"观念发生了扭曲和变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借鉴异族制度，实行军事改革，结果遭到大批"夷夏之防"者的反对；佛教东传之初，引起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土文化的强烈不满，掀起"夷夏之辩"；明代西学输入，在本土文化必然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下，提出"中源西流"说；近代以来，保守主义者再次以"天朝大国"自居，面对愈加强盛的异族文化，越发明确提出"夷夏之防"，乃至闭关锁国，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其历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余论
由此，我们系统清理了"和合"观念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其他基本观念的联系，指出"和合"观念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总是受到其他观念的影响、限定和制约的。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和合"观念的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我们赞赏并认同"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张立文先生语）这一看法。在此前提下，正因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和合"历史上曾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牵制而无法获致最佳实施效果，所以今天在弘扬"和合"观念的时候，不仅要丰富深化其内涵，而且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和现实中其他基本观念对"和合"观念的影响，以期早日迎来一个和合文化的新世纪。
注释：
（1）（2）《广弘明集》卷七、卷十五。
（3）《广弘明集》卷七。
（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
（5）郭齐：《"和合"析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6）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65页
（7）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8）散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等篇。
（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关键词］龙文化 源远流长 民族精神 欢乐吉祥
2006年末，一个关于是否放弃以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的问题，一度在网上、在报刊电视等媒体中形成热门话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呼吁弃龙的主要理由是西方认为龙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其形象往往会让部分西方人士武断地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容易招致误读、误解或别有用心的歪曲。尽管这一站不住脚的理由遭到非议，但是始作俑者乃是一位教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对中国龙文化确有梳理的必要。这应当是中国学者、专家、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共有的责任。笔者愿就此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龙文化的产生时间相当久远。1987年6月，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用蚌壳堆塑的身长1.78米、高0.67米的龙，据地质专家考察，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已有6400多年。同时期的文物，还有陕西北首岭出土的“乌鱼纹彩陶细颈瓶”，甘肃甘谷西坪出土的“鲵纹彩陶瓶”，其中都有龙的身影。时间略晚，距今5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中，有山西汾陶寺遗址的“蟠龙纹彩陶盘”、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玉龙”、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的“双龙首璜形玉饰”。再晚至3000年前，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8棵神树是当今世上出土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神树树干上嵌铸的龙，一头双身，两条龙身交缠如绳辫。此外，尚有高41厘米的“龙柱形器”、“铜龙形饰”。其后，中国各地出土的文物中，带龙的器皿、绘画、雕刻等便越来越丰富多采而不胜枚举了。
除了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着大量关于龙的神话和传说。被称为“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神话之渊府”的《山海经》有关龙的记载，至少有15处之多，如雷神“龙身而人头”(329页)、首阳山之首“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163页)、竹山“其神状皆人身龙首”(105页)、夏后启“乘两龙”(209页)、“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206页)等。
在元代金履祥《通(钅监)前编》中，作为信史，已有“伏羲氏以龙纪官”的记载“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春官为青龙氏又日仓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等。
中国社会进入夜耕文明以后，一直流传黄帝“乘龙上天”的故事。宋代刘恕《通(钅监)外纪》记载着“陈绛氏女日庆都，有赤龙之祥。孕14月而生尧于丹陵”。对大禹则有“禹济江，黄龙负舟”的描写。
随着岁月的推移，龙的故事愈加铺张，愈加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夏末，帝孔甲“天降乘龙”，“潜醢以食夏后”；周末。“褒姒乃王府童妾遭龙k所生”；汉高祖有斩蛇的故事；唐高祖被形容为“日角龙庭”：唐太宗4岁时，有人说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宋太祖被点评为“面方耳园神其相，紫云黑龙显其异”；清世祖之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龙被视为神物，神通广大，显贵尊荣，本领高强，非同凡响，因而特别受到帝王的专宠，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皇帝的脸面被称为“龙颜”，心思被称为“龙心”，身体被称为“龙体”，衣服被称为“龙袍”，座椅被称为“龙椅”，皇帝的子孙被称为“龙种”。
在民间的生活习俗方面，春节的舞龙灯给人们带来的是欢乐吉祥；遍布各地的龙王庙以及干旱时的舞水龙，带给人们以丰收的希望。龙文化影响的深入普遍，还表现在有人以龙为姓，以龙为地名水名山名。以龙字为首的名词、成语《辞源》中有237条。
此外，在建筑物、器皿、服饰、食品工艺中塑造龙的形象，绘制龙纹艺术品，更比比皆是。而在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戏剧中。《封神演义》、《西游记》则是全方位地勾勒出了龙王国、龙家族的图谱。
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后，全球华人还热衷于传唱《龙的传人》，并感到自豪。这充分说明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
二、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像龙这样一种生物。那么，龙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据《呼风唤雨八千年上书》的作者庞进先生的研究认为，“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龙的模糊集合过程，起自原始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即采拾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神物崇拜普遍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前期，至今约有八千年的历史”。庞进先生以系统的丰富的考古资料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无可辩驳的事物为佐证，论证了上述命题的实在性，为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由于龙的幻象、龙的意识产生于遥远的古代，这就给中国人民以充分的时间和想象的空间来塑造龙，以表达、寄托自己的追求和想往，从而让中国龙由虚幻的抽象的模糊意识，逐步变成具象，并具有了自己的种种神性，成为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并加以认同和接受。
中国龙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凌驾于生物之上，具有通天人海的超越性。这同古代人民敬天、畏天的思想密不可分。古人处在天地之间，对地面事物有所了解，唯有天空难于认识。天空的雷霆闪电、风日雨雪威力无比令人震撼，时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心灵甚至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除了感到神秘。更多的是心存敬畏。孔子就说过，“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师们都知道天人关系十分密切，十分重要，于是上天探密，与天沟通自然成为大家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这种想法在古代却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在想象中，天空十分美妙，居住在天上的仙人逍遥自在，无所不能，因而很多人盼望成仙。而龙便是可以凭借其飞腾工夫让人升天成仙的神物之一。所以。龙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喜爱，其中蕴涵着的便是古人积极探索、努力奋斗以争取摆脱困境、超越自然和现实的信心和决心。正是这种信心和决心，才使人类执着天之梦，才使今日的飞机、火箭、宇宙飞船相继出现，才使飞天探索的愿望成为现实。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农耕文明之中，视水为命根。干旱到来时，迫切盼望司水之神能够时降甘霖。“河伯娶妇”充分说明雨水的重要性超过人命，说明祈雨这一行为在中国农耕社会之普遍性。在中国龙文化的塑造中，龙成了司水之神。而龙的兴云作雨，却是无须回报的，雨水保证了人们一年一度的丰收。如此一来，龙也就具备了利他好施的善性。
人类要想征服自然，实现自己的愿望， 首先必须整合力量，有领导地进行共同的奋斗。领导标志着能力和权威，龙因而在中国的龙文化中，被塑造成为海龙王，水族之统治者。王者的尊严和权威，使人间的帝王也不免要借重其权势，以统治万民。所以在中国历史中，不少帝王被称为“真龙天子”。这样一来，龙又具备了尊容显贵，能力非凡的属性。
有一些小说、戏益和民间故事，还演义了龙对人的美好善良的感情。如《张生煮海》写秀才张羽与龙女成婚的故事，《柳毅传书》写书生柳毅传书救龙女的故事等等。在这些故事中，龙被赋予了温柔美丽善良而富于感情的人格。
龙的上述属性得到了中国人民普遍的认同和肯定。这些属性――自重自信，利他为善，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龙实际上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三、龙文化给人以欢乐吉祥、爱与和平
中国古代社会，正如《击壤歌》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样，人民的生活虽然简朴无华，但却不受干扰，自由自在。他们的愿望不过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希望享受大自然正常运转的恩赐，而不希望人与人之间产生纠葛纷争，更不要说为利益而以暴力相加了。
夏王朝兴起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私有制社会。周末，兼并战争不断，民不聊生。诸侯王国为盛衰继绝而积极延揽人才，导致了中国春秋战国的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的出现。“诸子百家，各有其道。”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儒家和道家。他们在总结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创立了自己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侧重，但同根同源，都标榜上古时代的圣贤政治。只不过道家的宗师老子赞赏的是原始公有制时代“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80章))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价值取向。儒家的先师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不过他认为在社会进入私有制以后，这种理想世界已经消失了。因而提出以周初奠定的礼制社会作为标的，提倡以德治世，以仁、义、礼、智、信来规范人伦和社会秩序。他说“苟志于仁，无恶也”(《里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他主张“克己复礼”而“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儒家思想浸透着遵从道德规范的利他精神。这一点同老子《道德经》中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第8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19章)，“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第2章)有共同之处。
此外，老子和孔子都有反战倾向。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兵者不祥之器”(第31章)，“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第30章)。孔子则说“俎豆之事则尝闻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去兵”(颜渊)，“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1.教学方式：弃用传统学习方式
语文课程在西化的过程中，不仅弃用古典诗文，而且弃用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式。在课改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过几千年检验的有效学习方式被视作落后的手段。传统的背诵简单地等同于机械学习，诗文的吟诵被认为是难听的歌曲。于是，传统教学中所采用的背诵回课大多被淡化，吟诵则几乎失传。而来自西方的朗读方式在我国只不过约100年的历史，却完全成为当下语文课堂教学中学生与文本交互相遇的主要形式。
2.人文教育：不谙中国传统哲学
现在许多中青年教师，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包括美学）所知甚少，根本就没有达到应有的修养。如此，语文教师自身就缺少了中国人的内核。如何才能培养出有中国人内核的未来一代呢？没有“物我会通”“以物为量”“大制不割”“融情与物”“朝阳初启”等美学常识，如何才能带领学生去体味中国古诗的无穷妙趣？没有“天人合一”“仁爱大义”“以和为贵”等中国哲学常识，如何引导学生去过一种中国化的公共空间生活？
二、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化来说，其文化的发展性价值需要重估
在提到母语教材去中国化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这些话，提醒我们需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古典诗文的价值需要重新做出评估与认定。
1.古典诗词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国化的标识、中国人的内核
卢新宁在《汉语，我为你不平》一文中指出：“古老优雅的汉语是我们五千年文明最美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文化标记……千百年来，隽永有致的汉语承载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我们依靠它倾诉、运用它思想、通过它记载、凭借它穿越五千年历史文化隧道。”[1]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就必须学好中国古典诗文，从而拥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典诗文，正是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根与内核。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来认识，我们的语文教材就需要更新观念，大幅度地提升古诗文所占的比例。同时，根据橡实理论我们可以洞悉：如果在一个人童年的敏感期播下古典文化的种子，就会成为他一生的心灵呼唤。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古诗文的教学只能加强，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弱化甚至删除。
2.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与民族贡献的代表
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靠硬实力，还要靠软实力。国学大师辜鸿铭就认为，中国靠一味地西化是无法得到西方人的尊敬的。你必须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你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中国古代的汉语独树一帜，“横平竖直的方块字将我们民族胸中的丘壑山水，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音分四声，律有平仄，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中国古典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所在。学好中国古典诗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确立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古典诗文之后，完全被古典汉语的魅力所征服，必然会在学生的心中迸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3.古典诗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写道：“凡曾读过古典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作品的人，凡通晓数学、研究过《圣经》以及自己祖国的富有想象力的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人，都可能进入一个无限灵活而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赋予他一种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将授予他开启其他世界的钥匙。”[2]卡尔·雅斯贝斯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教化的升格，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每一个人的原初世界就是本民族古典文化所营造的亲切而美好的世界。具体到中国的古典诗文，它是中国对下一代进行濡化教育、扣好人生第一个扣子、提升人才质量和生活品位的优质课程资源。钱谷融先生说，教育的根本在于“立”，“正直和真诚是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中国古典文化在这个方面正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明晰，中国古典诗文是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与“立德树人”教育的基础，是改变现今中国人精神状况（教化普遍降格）的有效手段。
三、语文课程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化指数”
语文课程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中国语文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走中国式的道路，中国化的指数必须是不断攀升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提升语文课程的中国化指数呢？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较为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确认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当下教育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有效的融合与对接。
1.打通诗文扩容的路径
目前，各种小语教材版本对经典诗文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其所占比例偏小。一百三四十页的语文教材，只有五到八首富含中国文化基因的古诗，难以形成“中国化”人文教育的主流。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大幅提升经典古诗文在小语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与此相适应，沿用多年的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教材编写体系也应该做出重大调整。路径之一，借用“新教育”模式，让古诗词顺着时节次第展开。古诗词的补充拓展教材可以像新教育实验成果《二十四节气诵读古诗词》那样，以四季节气的变化为序来编排150首古诗词，让每首诗词和相关的节气一一对应。如此，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就会踏着季节的脚步自然地走进儿童的生活。借此，儿童可以愉快而有感觉地走到“农历的天空”下，从而加深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并将中国的节气文化和古典诗性文化融合在一起。路径之二，优选“微格”书库，让古诗文轻巧地走进学生。例如，浙江中国儿童阅读文库《文言文篇》《古诗词篇》《韵语篇》中所选的诗文都短小而经典，可读性强，容易被儿童所接受。另外，像舒婷选编的《影响了我的两百首诗词》，浙江少儿出版社的少儿画谱版《唐诗三百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渗透天人合一的哲学
所谓“中国化”，就是要参一参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华，特别是“天人合一”的绿色人文理念。要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古代经典的过程中有一种哲学审思的意识，认识到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统一；认识到大自然是人类之父母，人类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与万物平等的一部分。具体到语文教学来说，我们就不仅仅是要学习背诵几首经典的古诗文，还要借助于这些诗文来传承中国美学（东方美学）的思想。这是语文课程“中国化”的内在性规定之一。因为越是经典的中国诗文，越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最佳承载者。中国美学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朱良志先生认为：“中国美学的重心就是超越感性，而寻求生命的感悟。”借助于经典的诗词，我们要引领学生去打通自我与世界的界限。“料得青山应似我”，“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水光山色与人亲”，让学生从小就能得到“物我会通”的美学思想的熏陶，舒展诗意的胸襟，进入濠濮间想的境界：人可以与山水相通，与万物相融，人在世界的“大通”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适意。
3.倡导妙化感悟的方式
中国人习惯于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来体悟人与世界的动态关联。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让学生自己去阅读、玩索、体悟。以体味为主体特征的感悟型阅读方式是“中国化”的学习方式。悟，就是觉悟、发现了世界的真实，就是唤醒、激发了个人心灵之中原有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语文教育，必须引导学生将文本视作一个有完整生命的“全体”来观赏，实现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相通，并投注全力，体会精髓底蕴，放飞畅想，虚心涵泳，形成妙悟。也就是说，语文教育要提升中国化的指数，就需要倡导一种妙悟的阅读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以积极读者的姿态，深入文本，整体感知，直觉体悟。作为直觉感悟阅读方式的现代式表达就是“感受性阅读”。在语文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学生的感受，为他们适时提供宁静的阅读时空，打破心灵的阻滞，用审美的方式学会感悟。
4.恢复传统吟诵的方式
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吟诵，是我国传统读诗词和散文的方法，从先秦开始，通过师生口传心授，代代相继。它是标准的中国式朗诵法，是一种独特而行之有效的鉴赏古典诗文的手段。正因为它与中国古典诗文存在着天然的匹配性，所以唯有用吟诵这种方式才能品得中国古典诗词之真味。也就是说，吟诵是品味中国古典诗词的最中国化、最优化的方式。很可惜的是，一百多年前，吟唱这一最中国化的诵读方式在中国失传了。现在很多语文教师都不会吟诵，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如今，我们的语文课程亟须提升中国化指数，其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学会吟诵，可以下载《中国古典诗词吟诵调》系列音频，边听、边仿、边揣摩，跟戴君荣、陈炳筝、刘季高、陈少松、王迪等吟诵名家学地道的中国吟诵。读陈少松的《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系统地学习吟诵的理论与技巧。让吟诵这一宝贵的“中国化”诵读方式在语文教师群体中恢复起来。然后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中，尤其是古诗文教学中，教师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示范吟诵，还要带领学生学习吟诵，更要让学生明白吟诵是中国人的独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传承并发扬光大，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5.策划定时诵读的仪式
中国古代的儒家有一整套严格的教育仪式，且十分重视。上学有开蒙的仪式，写文章有开笔的仪式，每天进学堂有拜孔子像的仪式。这些与语文教育一一对应、密切相关的仪式，在今天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因为有了这些仪式，一切转换都显得极为郑重，学生就会将学习视作非常神圣的事情。参与到中国母语教育中的每一个人，本就该对汉语怀有热爱之心、虔诚之意。让课堂充满一种传统的仪式感，是母语课程中国化的应有之义。要加强母语学习的仪式感，我们主要可以采用两种路径：第一，为所有的第一次语文学习项目举办“开幕式”。我们必须重视儿童语文学习过程中的所有第一次：第一次上课，第一次拿书，第一次读书，第一次写字，第一次晨读，第一次发言等等，都要让它隆重些、神圣些，语文教师需要为这些“第一次”精心策划“开幕式”。第二，为所有的重复性时段举行主题朗读活动。每一天朝阳初启的时候，集体朗诵与清晨或季节相关的儿童诗，在充满诗意的氛围中开始一天的语文学习；中午，老师为学生或学生为全班同学朗读一个有趣的故事；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中，吟诵一首富有人生哲理的古诗词来结束一天有意义的学习生活。通过固定时段的长线化主题反复，强化一种语文学习的仪式感，在童年里注入更多的中国化色彩。
6.提高诗意表达的频度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中国语文是诗意语文。汉语，是中国人生命存在与表现的方式。中国化的语文学习，既要对古典诗文进行积累，也要不断尝试着进行诗意的表达。这种诗意的表达，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言语选择与自然习惯。从接触汉语开始，家校就需要携手合作，选择富有诗意的绘本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引导学生进行诗意的表达，写儿童诗。理想的境界，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回到“诗经时代”。诗经时代，是一个诗歌全民化的时代。那是诗歌和普通人贴得最近的时代，很多人频繁地使用诗歌来表达个人情感的时代。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此，我们需要让学生保持一种强烈的诗歌表达的指向。让诗的表达成为学生们生活的第一反应。我们语文教师的口头禅可以是：“说来听听，这里面有什么诗？”“有什么惊喜地发现？”只要有可能，就要让学生们去想诗、写诗、说诗。
7.丰富融活古典的策略
真正中国化的语文课程，引导学生所积累的经典诗文，应该是活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所积累的诗文存储，让经典的古诗文和儿童现实生活实现对应回流。我们可以领着学生在大自然中找“诗词”：春天，冰河消融，鸭子在河水中一边自在的游动，一边嘎嘎嘎地叫着，学生们就找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夏天，树木葱茏，骄阳似火，蝉声鼎沸，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蝉的叫声，学生们从中找到了“居高声自远”。秋天，学生们从火红的枫叶上找到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经常带着学生找古诗，那些经典的古诗就活了，活在学生的心中，活在学生的生活里。激活内存的古典诗文的另一种好的方式就是提升交际和写作中的引用比例。无论是在课堂发言还是课后交际，无论是写作文还是发消息，我们都要鼓励学生适当地运用曾经背诵过的经典诗文，而且是能用则用。经常性的引用，往往能够盘活经典的诗文，让我们的学生用最经典的中国方式来表达。
8.探索童化经典的途径
设计的过程中，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被物化也可以当做一个精神，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之间可以看成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总与支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
1.中国文化是工业设计
汲取营养的源泉设计是一个将各种理念，技术，文化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的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将我们的文化融入其中，在设计中展现精神文明和文化色彩，增强设计的感染力，给设计作品增添更加浓郁的民族色彩。
2.工业设计是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设计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涌现出文化的色彩。北京奥运会的一些建筑设施已经演变成一种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我们热爱这些新鲜的文化。鸟巢、水立方、奥运场馆、世博会场馆都展现出一种中国文化同样也是一种中国精神。
3.中国文化与工业设计的相互融合
在中华文化和设计结合的过程中，进行设计之间的融合，交流与思想核心的碰撞，从中转化为一个整体性设计。在创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设计相互推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设计文化，我们在进行创新设计道德过程中，就要寻找设计和文化的结合点。
二、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及启示
1.中国文化在工业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窗户的设计演变成我们现在的时钟上的花纹设计，在这样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形态到结构、色彩都过渡得很自然，这个时钟摆在家里的墙上的时候，会感觉很自然，闲逸。中国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是武当创立的，是黑白两种颜色代表天地万物糅合在一起，浑然天成的感觉。用太极文化来转化为书柜设计，看上出显得家庭的文化气息很重，浓雅。在设计的过程中，文化与创新设计的完美融合。
2.中国文化对于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在对于文化的设计的过程中，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示。在设计的文化中要吸取文化的精髓，才能有好的创意设计。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在设计中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与设计相互交融。
三、结语
1．历史悠久。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是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陆羽《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此推断中华民族发现及利用茶叶约有五千年的历史。我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先民种植茶树至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我国关于茶的记载文献最早，也最多，早在西周文献中就有关于茶的记载，在众多文献中著名的有陆羽《茶经》、蔡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朱权《茶谱》、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陆廷灿《续茶经》等。在《中国古代茶叶全书》中共收录了茶书63种。
2．分布广泛。首先表现在我国自古以来饮茶极为普遍。唐代就成为“比屋之饮”，到了宋代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元代时省去“酒”成七件事:“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茶已成为绿色、健康、和谐的饮品。其次，我国茶的种植区域广、面积大。中国茶树种植面积居世界第一位，从秦汉开始，茶叶种植自南向北发展，进一步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公元1405年，郑和把茶籽带到了台湾种植，开辟了我国台湾茶区;到了清代，茶园面积达40～46．7万公顷，产量高达22．5万吨。目前，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种植茶树，茶园面积110万公顷，茶叶产量约为190万吨。
3．内容丰富。茶文化内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方面主要有:①品种繁多的茶树和茶叶。我国茶园面积已达3000余万亩，茶叶有14属，397种，有名茶数百种。根据制作工艺形成了红茶、绿茶、青茶、黄茶、黑茶、白茶六大类。②世界知名的茶马古道遗址。一条从云南的普洱县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拉萨、亚东等10多个县市，到达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雅安、天全出发，经泸定、康定、昌都到达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③数不胜数的贡茶产地遗址。如蒙顶茶产地四川雅安、阳羡茶产地浙江长兴、龙团凤饼产地福建建瓯、龙井茶产地杭州西湖、大红袍产地福建武夷山等;⑤形式多样的茶宴。④精美绝伦的各式茶具。主要材质有:陶土、瓷器、漆器、金属、玻璃、竹木等。⑥生态环境优美的茶乡等。浙江杭州的龙井村、安徽黄山、江苏吴县太湖之滨的洞庭山、福建安溪、江西庐山、福建福鼎、福建武夷山、云南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茶乡。精神方面主要有:①茶艺。包含植茶之艺、制茶之艺、饮茶之艺;②茶道。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刘贞亮“饮茶十德”、卢仝的七碗茶歌、斐汶《茶述》等;③茶政、茶法。明清茶法有三:一官茶，储边易马;二商茶，给引征课;三曰贡茶，供皇帝享用。④茶文学艺术。主要形式有茶诗词、茶歌、茶书画、茶舞、茶戏等。⑤茶俗、茶故事、茶思想。⑥丰富多彩的茶事活动。
二、茶文化旅游的意义
所谓茶文化旅游，指是以茶文化及其衍生艺术形式为主要吸引物，以了解茶文化、认识茶文化、欣赏茶文化为主要目的，融观景、品尝、参与、购物于一体的一种文化主题旅游。自古以来，茶文化与旅游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发展至今，茶文化旅游已成为一种特色旅游产品，深受游客的欢迎和喜爱。开展茶文化旅游对茶产业、旅游业以及相关产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开拓茶叶市场，丰富茶文化内涵。开展茶文化旅游，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茶、了解茶，逐渐产生欣赏茶、喜爱茶的心理，形成喝茶、品茶、购茶的习惯，让这些参与茶文化旅游的游客都成为茶叶市场的潜在消费者，扩大了茶叶的宣传，提高了茶叶的销售量，开拓了茶叶市场。同时，将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提升了茶叶价值，丰富了茶文化内涵。
其次，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茶文化旅游不是简单的喝茶、参观茶园，它该是将茶叶的种植、生产、销售相结合，通过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串联而成的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开发茶文化旅游能带动餐饮、住宿、购物、娱乐及茶产业的发展。
再次，对社会文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茶被公认为是和谐、和平、和睦的饮品，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茶既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还可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还可净化心灵，助人为善。茶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茶文化旅游的根本，由此可见茶文化旅游的文化价值和重大意义。
最后，顺应了旅游的发展趋势。茶文化旅游符合了市场需求变化的潮流，满足了都市人追求自然、享受自然的需求。茶文化旅游消费是最大限度的精神愉悦和满足，它倡导健康时尚，修生养性，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必将引导旅游业走上更高的档次。
三、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针对我国茶文化的特点，将其与旅游相结合，进行开发、利用，使茶文化旅游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1．种茶、采茶、制茶与旅游的结合。这是一项参与性极高的旅游活动，我国茶叶种植区域广阔，大部分茶叶种植区都可开展此项活动，让游客亲自参与种茶、采茶和制茶，一边体验劳动的快乐，一边感受大自然的无限乐趣。
2．喝茶、品茶、购茶与旅游的结合。利用景区及附近的茶馆、茶庄、茶室，营造良好的饮茶氛围，为游客提供喝茶、品茶、购茶活动，不断提高游客对茶的认识和喜爱。
3．茶文化观光与旅游的结合。应选择名茶茶乡作为茶文化观光园，利用茶园将其开辟成“露天”图书馆和展览馆，将茶文化知识用这种有趣、生动的方法呈现给游客，使农业知识、农耕文化得到快速传授。
4．茶艺表演与旅游的结合。我国各地都有许多特色鲜明的茶艺表演、茶俗展示，将其与旅游相结合，让游客通过观赏、体验风格不同的茶艺表演，从中获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体会茶文化内涵。
5．茶博物馆与旅游的结合。将各地的茶博物馆、茶博物院作为当地旅游活动中的一个项目，列入旅游线路当中，通过参观学习，使旅游者享受茶文化带来的千年之旅。
6．茶事活动与旅游的结合。我国著名的茶叶产区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茶事活动，我们可将其与旅游相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茶事活动。大规模的有茶文化节、茶王赛、茶博会等;小规模的如斗茶、无我茶会、曲水流觞、茶联欢会等，吸引游客参与其中，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了解茶文化，感受茶文化。7．茶文化饮食与旅游的结合。把“饮茶”发展为“吃茶”，进而延伸到“茶膳”。旅游经营者可考虑将茶叶引入到餐饮烹饪、日常饮食中，以“健康、养生”为主题打造系列特色餐饮，不仅满足游客的需求，而且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提高茶叶的经济价值。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远不止这些，又如将茶学教育与旅游结合，组织修学游;开展茶文化历史遗迹游等，迎合现代人养生的需求，开展茶文化养生游等等。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将会呈现出更多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活动。
四、茶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
1．正确选择开发项目。通过深入了解、调查各地茶行业历史和现状，特别要突出地方特色和条件，找准开发项目，将其建设成可供游览的茶文化旅游景点。例如:福建建茶产地建瓯，当地凤凰山是“建茶”的产地，即宋代贡茶“龙凤团茶”的产地，我们可以仿制“龙凤团茶”，重现宋代点茶茶艺，重建茶堂星辉馆，同时还可游览当地的茶文化遗迹茶焙、龙凤池、御泉亭等，开辟成特色鲜明的茶文化旅游景区。还可开发茶乡生态旅游，游客不仅可以观赏优美的茶园风光，还可亲自种茶、采茶、制茶，欣赏地方茶艺、茶俗表演，而且可与农家乐旅游相结合。
2．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媒体、电台、杂志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茶文化旅游。类似于《茶周刊》就是比较好的宣传杂志，它在弘扬茶文化、引导茶消费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宣传、引领茶文化旅游上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又如武夷山茶文化旅游通过《印象大红袍》，将旅游与茶叶双剑合璧，聚集了张艺谋和武夷山两个世界级品牌，极大的推动了当地茶文化旅游发展，10年实现经济效益近五千万元，使其成为武夷山的亮点和品牌。要将茶文化旅游发展论坛作为一项常规活动，使其成为茶文化旅游经验交流、开发研究和宣传的平台。各地应重视办好茶叶博览会、茶王赛、茶艺赛事，以此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我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产茶，要进一步推动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可编制《中国茶文化旅游地图》，先分省，然后汇总，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熟悉我国茶文化旅游。
3．重视茶文化旅游线路的设计。旅游景区要主动和旅行社合作，不同区域之间开展密切合作，设计茶文化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这些产品可以是长线游，也可以是短线游，可以为一日一点游，也可以为多日多点串联游。例如可设计茶马古道风情体验游、蒙顶贡茶文化游、顾渚山阳羡贡茶文化之旅、太湖洞庭茶文化旅游、杭州西湖龙井茶文化之旅、武夷山大红袍茶文化旅游、黄山茶文化旅游、婺源绿茶之旅、普陀山佛茶文化游、闽南茶文化旅游等。
4．开发有特色的茶文化旅游纪念品。茶产品的开发，可以是地方名茶，也可以是涉茶的吉祥物、纪念品。地方名茶，如是古代贡茶产地，可创新名茶，开发、仿制贡茶，重现贡茶风采，让游客品尝、购买贡茶。“聘妇必以茶为礼”是古代的茶俗，人们将茶看成是至性不移、坚贞不移的象征，茶还代表着纯洁，所以，以茶为聘礼。我们可以把茶开发成为当下年青人求婚的“礼茶”，一定会得到大家的喜爱。还可将其开发成有特色的纪念品，如以茶为材料，塑造十二生肖及各种艺术品;或将经典茶诗雕刻于竹、木之上。还可将茶融入到日常餐饮和食品中。
5．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茶文化旅游要想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旅游服务质量。要做到管理到位，服务周到，给游客留下良好的口碑，逐渐产生品牌效应。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的，“瓷源于陶，而精于陶”，陶器向瓷器演变的阶段学界称之为“原始瓷”，对于原始瓷的出现年代，学界尚存争论[2]98-99。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同自商代起中国就出现了原始瓷的观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原始瓷的出现年代一再被刷新，1980年，山西夏县冯龙山遗址中出土的数十件原始瓷碎片，经过碳14检测显示，距今已有4000年历史（位于夏代纪年内）。而2002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件盔形器，在其表面发现覆有一层薄青绿釉，被认定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这把原始瓷的出现时间再次刷新至约公元前18世纪。目前关于瓷器的起源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夏代中晚期开始出现高温施釉瓷，其满足成瓷的三个必要条件是：高温、原料、釉。而更早发现的“原始瓷”因在温度、材质和施釉标准上普遍达不到要求，因此不能称作原始瓷，只能称其为开启了烧制原始瓷的序幕。
二、中国瓷器的发展
中国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融入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几经蜕变，终于在东汉时期烧制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东汉瓷器质地细腻，釉彩光滑，胎釉结合紧密，釉下已无石英残留。这种釉在外观方面或在显微镜下，都摆脱了原始瓷的特征，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魏晋时期，浙江越窑最为著名。越窑青瓷质地细腻，做工考究，胎质密度高，吸水率极低，且表面发现有一层蓝色玻璃质釉，这种精湛的制瓷工艺，表明中国瓷器生产水平已迈出重要一步。数百年后，在青瓷基础上产生北方白瓷，白瓷与青瓷的区别仅在于二者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制作工艺并无太大差异。但白瓷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标志着中国瓷器开始从单釉瓷向彩瓷的发展。中国瓷器至唐初已基本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唐代以长沙窑的复彩瓷最为知名，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说明唐朝瓷器海外贸易繁荣。其出土文物中不乏有西域风格的肖像和动植物图案以及阿拉伯造型风格的瓷器，由此推断，唐朝时可能出现了针对海外市场而生产的瓷窑。宋代瓷器在继承唐代生产工艺基础上出现大繁荣局面，呈现出“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存于世的繁荣景象。宋瓷已掌握了窑变及两面彩技术，擅长在釉面作“金丝铁线”冰裂纹。景德镇“瓷都”称号便由景德年间为宫廷生产瓷器而得名。宋代瓷器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釉里红”和“元青花”相继烧制成功，其中元青花以钴料呈色，在胎胚上绘画，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烧结，制成白底青花的彩瓷。青花瓷极具中国民族特色，它一经出现，便迅速流传，成为主流产品达数百年之久，显示了极旺盛的生命力。明清两代是中国瓷器发展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明代流行“青花瓷”、“影青”，瓷胎细薄，雕刻暗纹，花纹略微带青色，透光可见。清代以彩瓷见著，其中“珐琅瓷”、“粉彩”尤为杰出，此外还有霁红瓷、“天青釉”、霁青瓷、仿五代柴窑瓷等。景德镇是清代著名陶瓷产地，以制作青花瓷、彩釉瓷和粉彩瓷而闻名。中国瓷器在清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数千年制瓷经验的积累、优质的制瓷原料、社会稳定、手工业经济繁荣、政府对瓷业的重视，使得中国瓷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在与西方艺术的交流融合中，学习西方制瓷技术和引进西洋原料，使瓷器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画院追求精工细刻，精益求精，屡有惊人之作。景德镇制瓷工艺在康乾时期代表了当时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三、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象征。从瓷器纹饰的使用到造型的发展，无不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表达。远古时代，人们用绘画和文字记载生活，这些记载日常生活和庆典活动的绘画经过压印在器皿泥胎上形成纹饰，这些纹饰体现了祖先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吉祥如意的祝福。从另一个视角也说明，祖先在装饰瓷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个人主观意识，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情感。在表达个人审美取向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审美风格。
（一）幸福和谐、热爱生活
“和”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包括：心态和谐、交往和谐、生活和谐等。其中“五福”又是“和”文化的具体表现：
（1）“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基本表达，是一切美好愿望的出发点。瓷器中的百福图、福纹饰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
（2）“禄”是莘莘学子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同阶层希望奋斗达到大展宏图、为国效力的普遍愿望；
（3）“寿”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4）“喜”是中国人民在精神层次上的最高追求，与“喜”密切相连的喜鹊图案常在瓷器中出现，生活中人们常把喜鹊与喜事联系在一起，家中摆放喜鹊装饰的瓷器被视为吉祥的象征；
（5）“财”也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物质的努力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幸福生活的实现离不开财富的积累，并视积累财富为一种美德。这种价值观至今仍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影响。“五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既是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表达，同时也是追求和谐生活的终极目标。以“五福”文化为核心的“和谐”文化构成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
（二）勤俭节约、刚健自强
瓷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载体，对民族心理起到重要的暗示作用。中国人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注重瓷器的德育功能，如在瓷器装饰中选择了大量的孝道题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传统。此外，古代著名神话故事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也作为创作题材大量融入瓷器制作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理想、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刚健、奋发、自强、进取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历史仍保持旺盛生命力之核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瓷器完美诠释了民族精神在文化传播中的道器转化。同时瓷器本身也向世人传递了朴质、永生的简约理念，使人们在使用瓷器的过程中养成勤俭节约的优秀品格。
（三）团结求精，敢闯创新
同心协力、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瓷器制作中也包含着“一杯众力，方克成器”的陶瓷精神，“千里挑一，一瓷万价”是制瓷人对陶瓷作品精益求精的永恒追求，“白瓷如玉，一鸣天下”是制瓷匠人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豪迈表达。制瓷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伴随着制瓷匠人的创新思维。从制瓷技艺上看，宋代首创“影青瓷”，元代创制“青花”、“釉里红”，明清两代先后创烧彩瓷、“甜白”、“郎窑红”、“美人醉”等名瓷，民国“珠山八友”首创用中国画技巧装饰陶瓷等，这些技法的运用在对传统工艺继承的同时也展示了劳动人民不竭的创新活力。
（四）兼容开放，海纳百川
中国瓷业繁荣发达，历经千年不衰，秘诀在于兼容开放、海纳百川。虽然历史上受封建体制影响，瓷器制作易拘泥于传统，但改革创新的思想无处不在，先人以“不筑有形之城墙，亦不筑心中之围墙”做祖训来训导后人，如景德镇制瓷艺人拜东晋来此隐居的赵慨为师，使其制瓷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南宋时因战争逃亡至景德镇的大批北方难民，后来融入到陶瓷生产中成为制瓷艺人，有效补充了劳动力资源，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元代青花瓷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引进波斯产的青花釉原料；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借鉴西洋画技，引进西洋色料，把瓷器制作技艺推向顶峰，在世界为中国赢得“瓷都”美誉。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拓展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陶舍重重依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形容了当时壮观的瓷器贸易景象。
（五）义美忠孝，亲仁柔韧
“碎石成泥，泥做火烧”凸显了制瓷祖先的忍性；“欲成大器，执著千年”凸显了瓷器的耐性。瓷器承载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憧憬与祝福。以龙凤呈祥为素材，体现了对吉祥如意生活的期盼；以岁寒四友为题材，展现了人们对品格高洁人士的景仰与赞美；以观音、菩萨等为题材，直观表达了博爱众生的思想，以关羽为题材，表达了对忠、孝、仁、义思想的赞颂。瓷器的装饰是民族文化思想的直观反映，主要表现的是义美忠孝、亲仁柔韧、奋发进取等民族精神。瓷器装饰中，常可以见到“年年有余”、“福在眼前”、“节节高升”、“松鹤延年”等吉祥图案与文字。这种朴素的情感表达，让使用者仿佛感受到了制作者的真诚祝福，在艺术表达上体现了间接性与直接性的互容。
（六）求真务实，至善至美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对外交流活动中，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Larry．A．Samoval指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3］跨文化交际应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因此不能简单理解为目的语文化的单向导入。这种“双向性”也决定了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应该是本土文化知识和目的语文化知识的同时教授。不然，则会导致本土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从而使跨文化交际不平衡和不平等，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不利。中国文化的导入不同于英语文化导入，学生对于中国文化是身临其境的，但是对文化的把握方面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且由于地方差异，不同地区也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又因为中国文化导入的最终目标是跨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所以说中国文化导入的关键在于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
(一)系统的中国文化知识输入在二语习得整个过程中，输入是语言习得产生的必备条件。在中国文化导入过程中，大量相关信息的输入，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对教材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接受的中国文化输入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症”。当然在增大输入量的同时也要考虑输入形式的多样化。1．对比法从跨文化交际方面来讲，对比法能使学生在了解本土文化的同时加深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通过对比，感受不同的文化差异，从而达到更好的跨文化沟通。比如在讲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四单元美国文化五大象征的同时，导入中国文化的标志性象征，不仅弥补了教材中中国文化内容缺失的不足，又增加了课堂趣味性，可通过讨论发言的方式引发学生对中国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思考，从而实现“可理解输入”。2．归纳法从宏观上讲，归纳法可以指教师在导入中国文化时，把学生琐碎的、有差异的文化碎片归纳整理成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地理解，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整合，这正是习得理论中的反思阶段，是必不可少的。微观上讲，归纳法可以用于具体的文化知识输入。比如在导入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时，必然要涉及到中国五花八门的菜名的英语翻译，这对学生来说确实是个难点。教师可以使用归纳法把中国菜名的英语翻译归纳为按照烹制方法、原料、味型等翻译的不同类别，化繁为简，使枯燥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形象、有条有理。3．视听法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传播的影响，现在不少介绍中国文化的纪录片都是双语的，比如《美丽中国》《故宫》《再说长江》《颐和园》等。有些英语教程也附带视频材料，如《走进中国文化(英文版)》《中国历史(英文版)》等。这些视听材料的使用，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输入渠道，准确呈现了输入内容，同时丰富的画面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但是使用视听法的同时，教师要同时做好选择视频、归纳文化知识点等一系列工作。
(二)跨文化意识的中国文化输出输出阶段在语言习得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通过输入阶段的导入教学，学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可理解输入，如何把输入有效地转换成输出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教师应充当组织者和帮助者，设计新型的课堂教学活动，可以参照Breen在1985年提出的“文化课堂”(CalssroomasCulture)［4］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参加教师设计的虚拟文化交际活动;课下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中国文化之旅、中国文化知识竞赛、中国文化PPT大赛等，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英语输出。在学生输出的同时，要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文化翻译本身就是翻译领域中的难点，涉及到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的双重理解。如果仅仅把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名词用拼音或者表面意思的词表达，可能还是很难被不同文化的人所理解。所以，我们既要充分显示中国文化的信息，又要考虑对方的可理解程度，达到文化的交融。比如说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DragonBoatFestival)时，仅仅把节日翻译出来，不同文化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可以加上介绍端午节的来源，端午节人们的饮食和活动的内容。讲到屈原时，就需要解释性翻译了，如:QuYuan，aChinesesancientpetrioticpoet(屈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同样，很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我们都可以用解释性翻译来呈现才能实现跨文化的良好沟通。当然，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全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许多拼音音译词逐渐被不同文化的人理解、接受。最新的BBC新闻已经出现的“tu-hao”(土豪)的新词，所以学生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文化创造力。何自然认为，学生可以依据特定的语言环境，创造性地用英语表达中国独特的文化，构架不同文化桥梁，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