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论文第1篇

关键词：综合文化类杂志大众文化文化特征反应

我国目前共有各种期刊9000多种，而时尚休闲类、IT类杂志的增长是最快的，此类杂志期刊都属于综合文化类期刊，是普通读者自费购买最多、阅读频率最高、业余接触时间最长，因而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期刊。有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综合文化类期刊所呈现的文化特征。

一、是提升还是迎合

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期刊大部分是文摘杂志、妇女杂志、娱乐杂志、健康杂志和时尚休闲杂志，此类杂志难以在涉及重大问题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我国的大部分杂志期刊缺乏的是精英文化视角，往往不能从提升文化精神的高度探讨套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以不流俗、不媚俗、坚持“可以呼唤出人的崇高感情、激发人的创造性”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有影响力的杂志，这种操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已经变得两难。那种仅仅迎合于人的情感泛滥、麻醉人的智力而获得“成功”的杂志比比皆是。而对消费文化的处理应有的合理吸收和处理，也变为一味的盲目迎合、推崇甚至倡导。是提升还是迎合？成了我国杂志期刊文化定位的难题。

二、非现实而又胜似现实的生活世界

从内容层面讲，杂志的影响力源自于它营造的时代价值和生活方式是否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它所书写的生活与生存、价值与观念、趣味与审美、情感与故事具有什么文化属性；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如何体现。作为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文化类杂志在内容层面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流行文化特征、商业特征、消费特征。

人们对于杂志的消费主要是文化的消费。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了社会的思想、观念、科学、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内容。而综合文化类期刊传播的更多的是流行文化。比如其中的时尚休闲类杂志，它的内容充斥了连篇累牍的流行文化，好莱坞的“影视文化”、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文化”、夏奈尔的“服饰文化”。它们营造出来的热点人物、top排行榜、各式明星，以及围绕这些生活生存的价值观念、审美品味、情感故事无时不在影响着时代价值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结构正在经历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人们的需求正在向多元化与个性化方向发展，综合文化类杂志正好顺应了这种需求。《三联生活杂志周刊》响亮的提出了办刊口号“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城市画报》的办刊定位是“体现知性而有品味的都市生活”。此类办刊宗旨反映了我国正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过去的生活范式正在被质疑，应该倡导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来代替。不可否认，综合文化类杂志提供关于生活的有用信息、提供文化享受、提供娱乐，但最关键的还在于创造了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现实没有达到但又似乎唾手可及的，在这种非现实而又胜于现实的生活中，有一种强有力的改造力量，对现代人的意识、行为、语言、观念、价值、生活发挥、生活观念产生着重要影响。经过综合文化杂志提倡引导的流行文化现象，完全体现了这种虚拟现实世界的内涵，它们很快变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实，成为现代人思考、行为、生活的规范准则和价值参考。就像新闻出版署报刊司助理巡视员张泽青所说：“杂志对生活的影响甚至已经进入了法治建设的层面，前一阵关于江苏省取消男女混住禁令的讨论，其起源就在于前两年杂志做的两性合租的话题。”从综合文化类杂志的内容，比如《吃出爱情》、《不需要男人负责》、《秋季彩状新色图鉴》、《减肥食品的NG和OK》等，不难看出综合文化杂志热衷的是传播流行文化。

其次，大众媒体的生存状况决定了杂志文化的商业性。仅仅依靠杂志的销售是无法实现盈利和发展壮大的，杂志的生存与其他大众媒介一样必须依靠广告。任何一种杂志，最醒目最引人注意的版面无不是品牌广告，而且时尚休闲类杂志的广告比重占全刊13％以上，最高达到26％。读者在接受杂志倾心打造的各种新观念、新主张时，对各种品牌广告营造的消费文化氛围不可能无动于衷，尤其时许多广告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广告，往往站在国际、全球的视野背景上进行讨论宣传，在精美、华丽、宜人的图片和极富诱惑性的广告语言中，新鲜事物、新颖生活、全新理念与流行资讯、流行意识相配合一一传到受众，而且更具影响力。

最后杂志还传达了消费文化的特征。以《时尚》杂志为例，在发刊词中它表示，它将是时代的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全方位的关照。它表达了一种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深切愿望，不仅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对改革开放、对“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具体支持，同时也以文化的方式在实践层面相应了走向市场的雄心壮志。应该说《时尚》确实践约了当年的承诺。并且在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它引领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它与当前方兴未艾的商业主义意识形态不谋而合，与主流意识的不期而遇使得时尚休闲杂志获得了合法性。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大量生产的同时又大量消费，物品的使用性价值已经超过了物品的交换性价值，生产不再是由物品的交换性来引导，而是由使用性的消费所获得的利润来引导，消费性已经毁灭了交换性，社会成了消费社会，人的奋斗是为了物的消费，某种夸饰性的生活形成了社会的规则，这种夸饰性的消费完全越过了个人的生活需要，成为某种时尚，引导人无限的追求。时尚休闲类杂志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的需要，而是在满足被制造和刺激出来的欲望，引领大众不断地追求它们倡导的时尚生活，追求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众多的时尚休闲杂志的内容中，其资讯性，指导性、实用性、操作性和服务性越来越强，不断地制造流行语和流行话题，配合刊登的各种品牌产品的信息，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理念，一种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又神似日常生活的情景，从而在社会与读者中形成一种新的符号、新的意义、新的消费文化。

三、虚拟世界中欲望的满足

从当代杂志文化的特征，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杂志的内容诉求已经不仅仅是编辑的艺术，不仅仅是拥有独有的视角、独特的审美就能观察和表达世界，而是编辑、广告、发行等相关专业人员，与社会和市场进行碰撞和调和、妥协与反抗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是编辑与市场合谋的艺术。

因此，对杂志传播的文化，大众的接受方式已经异于对传统文艺传达的文化的接受方式。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接受是一种审美的方式，它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总体关照、对人心灵领域的透析、对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种由距离感而获得的美感。人们对杂志文化的关注，主要却是对自身欲望的关注。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当前信息过于丰富的时代和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人们看杂志的目的主要在于获得休闲娱乐的满足。具体可这样说，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是“反映”式的，欣赏对象是通过过滤的现实的结晶，是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有相对完整而统一结构的世界；而对杂志文化的接受是“反应”式的，接受的对象是现实的延伸，这种内容不再是现实的提炼结晶，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在虚拟空间中的展示，读者可以凭借幻想跻身其中来获得享受。

例如，综合文化类杂志的成功，是因为走情感路线定位而获得大量读者群的，无论是大人物的琐事，还是小人物的不平凡，都是俘获读者忠诚的妙方。对此类文章的阅读，无疑起到一种情感补偿性的作用，因为作品表现的生活与读者现实中的生活同质同构的，读者在阅读之时，完全是一种同步的心理，他们关注的是自身的情感是否在同质同构的虚拟世界中得以实现，或者自身被刺激出来的欲望能否在虚拟场景中得到满足。后一点在时尚休闲杂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即使不能拥有杂志所传达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不能占有杂志刊登的名牌消费品，但是通过阅读，可以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在幻想中经历自助欧洲旅游的最佳路线，了解名牌给自己带来的身份地位的满足。此类杂志文化的接受是一种直接刺激性的满足，不再是通过观照客体来拓展个人经验过程的求知，不再是通过观照客体，获得知识和修正内心即成认识图示的，人们不再抽身其外，与之保持适当距离，获得审美的享受，而是列身其中，通过对杂志传播的文化反复消费，将隐抑的欲望释放出来，获得当下的强烈刺激与一种替代式的满足。

注释：

《论时尚杂志畅销的时代特征》，红尘着，《新闻界》，2005年第1期。

《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时尚>杂志解读》，孟繁华，河北学刊，2004年7月，第4期。

参见《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法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文化类论文第2篇

文化是立人之本。但诚如西哲所言，越熟悉的存在人类越陌生，对“人”如此，对“文化”亦如此。据有人统计，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足可自成一门“文化定义学”去专门研究。尽管由此而造成的对“文化”的歧解，大都是人文或社科学者在专门运用或研究“文化”概念时发生的，但显然也是不利于当代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因此，黄楠森先生在他的大作《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中对文化概念重新作了阐释，是很有意义的。正如黄先生所说，当我们把文化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研究的时候，“我们对文化的含义必须有一个比较合理因而比较统一的理解，这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否则研究与建设都无从谈起”。但令人遗憾的是，黄先生对“文化”的梳理不仅没有消除围绕“文化”的歧解，反而加大了这种歧解，很可能给“文化”概念的使用造成新的混乱。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坦诚地谈一些不同意见，并尝试着也对“文化”的本质及分类作些系统阐释，以请教于黄先生。

广义的文化不等同于社会

黄先生对文化含义的讨论是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哲学卷中的“文化”释义为基础的。为了便于共同探讨，我在这里先将黄先生的引文抄列于后：

社会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

哲学卷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总括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

应当说，这两处定义对于“文化”的释义都是平实的，为当前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笔者曾查过《哲学大词典》等其它国内权威的工具书，发现其中的释义与上述释义基本一致。问题恰恰是出在黄先生的阐释上。黄先生指出：“几乎各种论著都指出，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国内许多论著不自觉地把广义的文化现象等同于社会现象，或许是事实。其始作蛹者可能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但它却决不是“几乎各种论著”都认同的定论。譬如上述两个权威“文化”定义中，广义的文化便与社会无涉。这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从外延上讲，“文化”与“社会”几乎是可以重叠的，在若干对象身上，这两种性质也是交融共存的，但“文化”与“社会”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两类现象，体现着人类两种不同的本质。搞清“文化”与“社会”的这种区别，是我们把握“文化”本质的关键所在。

其实，从“文化”(Culture）一词的词源——拉丁语中的“cultus”所包含的“耕作”，以及“colere”所包含的“开发”语义 入手，搞清“文化”的本质是并不困难的。所谓“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文化”言简意赅定义所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 。而“社会”，则是人类群体存在的关系结构及其组织制度形式。马克思关于“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的论述，便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本质内涵的揭示 。概括地说，文化，是以人类能动性创造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行为或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社会，是以人类特殊群体共存的关系本质为内涵，区别于动物界的一个概念。它们既同源共生于古猿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又互补同存于现实人类活动系统中。

如果将这两个概念的关联作最简捷的表述，可借用苏联美学家卡冈的一句话：“同天然（自然）相对立的文化产生于社会定向的人类活动” 。显然，所谓“文化”，所谓“社会”，都与人的本质相关，其差异只在于它们分处人类本质及存在形态的不同向度上。其下，我将卡冈关于人类活动系统的一个示意图略加修改，以显示“文化”与“社会” 之关系与区别 ：

需略加说明的是，人与原生自然客体之间属自然关系的，只是纯粹的物理关系或生理关系，如看月亮、吃野果等等。但若人在观照月亮时联想到唐诗或在吃野果时讲究卫生，这种自然关系便不纯粹了。因此，严格地讲，人类除去婴幼儿时期之外，几乎就不存在这种对客体的自然关系。人类进化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远离这种自然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文化关系。 借助这一图示，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文化”与“社会”的确切内涵及相互关联与差异。“文化”，本身便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概念，它反映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及改造与被改造、创造与被创造之主客体关系；在主体方面，“文化”是其创造性能力；在客体方面，“文化”是物化其中的主体创造本质或“本质力量”。因此，对主体来说，文化表现为一种个体素质而独立存在；对客体来说，文化则表现为一种结构质而客观存在。鲁宾逊，即使脱离人类社会孤存荒岛，其固有的文化本质依然可以表现出来；一把原始人打制的石斧，即使放到高科技时代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同于天然石块的文化属性。“社会”，本身便是一个纯粹的名词概念，它只是反映了人类群体存在的形态，即人类个体或群体之间彼此制约依赖、相互影响作用之关系结构。无论对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客体来说，其“社会性”都只是由这种社会关系所决定所赋予的一种关系属性或系统质。因此，对于孤立的个体或个别事物来说，“社会”或“社会性”都是不存在的，都不能构成其现实本质。譬如鲁宾逊，虽然可将“文化”撒播在荒岛上（当然，这种“文化”是难以持久的，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看，鲁宾逊很快便会倒退到“野蛮”状态），但其社会本质则暂时消失了，直至征服“星期六”，建立了“社会”，其“殖民者”本质方才复现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 ，可谓科学之至。因此，“文化”与“社会”决不是可以随意置换的概念，广义的文化现象并不等同于社会现象。

狭义的文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狭义的文化。黄先生说，“狭义的文化现象就是精神现象，不包括客观现象或物质现象。”狭义文化通常指称精神现象，这没错，至于精神现象是否就不是客观现象，属于哲学话题，此处也不论。但黄先生要对广狭两种文化“验明正身”取“狭”弃“广”的作法，笔者却不敢苟同。

黄先生在重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文化定义后发问：“那么，在这广狭两种定义中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更多地使用呢？这两卷都没有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指出，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从文化理论和文化建设来讲，应该使用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文化是严格意义的文化”。黄先生把狭义文化确定为“严格意义的文化”，反对使用广义理解的“文化”，可能对某些狭义文化的研究或建设有益，但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继承和创造却会带来消极后果──丰富多彩的“人种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等等所共时性和历时性构成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试问，如果将这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统统剔除，那人类还剩下多少“文化”可言呢？再譬如“建筑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甚至“足球文化”等等概念，今天依然存活在日常言语中，试问，如果将这些概念中的“文化”去掉，我们明天将怎样言说建筑、工艺等等的成就并提高我们的创造力和鉴赏力呢？显然，我们只能“失语”了。

其实，就是黄先生自己运用其“严格”的“文化”定义来作文化分类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黄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用黄先生给出的这个定义衡量，他所归纳的十二类文化现象，几乎有半数“文化”的性质不纯。譬如，语言文字，属正宗“文化”，黄先生说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产劳动和全部社会实践的产物”，但它显然并不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也不能说“归根到结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再譬如，“科学技术，它是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的直接反映并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显然也不仅仅是“反映”，而教育、新闻、公共文化设施，以及民间文化中的“节日活动、旅游活动、娱乐活动、风俗习惯、时尚”等等也都不能简单归结为“反映”；即便其中有“反映”的因素，也不能都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对这个“严格”“文化”定义的不周延之处，黄先生自己也觉察到了，那就是这一“文化”定义及其分类难以涵盖卫生和体育：“它们不是物质活动，但也不好说是精神活动。”“也许把卫生、体育归属于文化现象更合适一些。”卫生与体育当然属于纯粹的文化现象，这不须争论；而不能涵盖卫生与体育的文化定义，在当代显然也是难以成立的，这似乎也无须争论。

需要申明的是，笔者绝非要否定狭义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恰恰相反，笔者不仅赞同“对文化作狭义的理解是具有更广泛的趋势”，而且认为“文化”概念的不断“狭义化”，正是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表征，是历史所给出的语言“文化”印痕。搞清这其中的轨迹，我们便会看到，当代对“文化”一词的运用并没有“失范”，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文化”进行阉割式的再定义。

我们说过，“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在“人化”创造客体，使之具有文化属性的同时，也使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将这种“文化”创造过程与成就记录下来，生成所谓“第三世界”的“符号文化”。因此，对于人类和属人的世界来说，文化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但显然，这种笼统的“文化”概念只有在彰明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才有意义，在区别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或不同个人之“文化”时，便失去意义，这种区别对具有自觉文化意识的人类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普泛的“文化”概念便在不断地特征化确认或价值性显示中演变着，使其所指不断地滑动并收缩。让我们以许多专家不以为然的饮食文化为例略作阐释。

人类的饮食，的的确确是文化，而且是正宗区别于动物本能进食行为的文化。从火的使用到今天的微波炉，人类的吃和服务于吃的工具进步史，可以说是凝缩着人类全部文化的发生发展史。但今天，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冠以“文化”的。像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常饭，稀粥咸菜之类，对国人来说便难以称作“饮食文化”。原因无它，只是因为它们已不能代表“文化”。只有当某种饮食在国内具有独创性或价值性，譬如北京“六必居”咸菜或目前畅销的各类“八宝粥”，方可称为“文化”。但如果换一个角度，那稀粥咸菜对于外国人来说，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种平民“饮食文化”。何以这咸菜稀粥又具有“文化”意义了呢？就在于它对异域文化来说依然具有某种典型代表性。因此，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各类“文化”的滥用颇有微词，但我却认为，除去某些文化人本身没文化的炒作外，在人们的日常语境中，“文化”并没有被滥用。若干歧解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文化”概念的这种表征性或价值性的特性缺少理解造成的。譬如，几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对媒体说他们“没文化”非常反感──各种回忆录都能一本本地出，怎能说“没文化”呢？其实，他们不理解，传煤对他们“没文化”的批评是就他们的学术修养不足或高层次文化素质欠缺而言的，其前提就是承认他们是代表国家水平的“文化”人。如果对一个农民或普通工人来说，他们的“文化”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今天一个农民或工人，只要是高中毕业，便可称为“有文化”了。由于对对象“文化”要求的起点不同，“有文化”的标准自然也就不同了。这种被赋予“价值”内涵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应怎样”的形容词词性了。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众多的人类学家定义“文化”时总要把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核心”了 ，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来说，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复制的核心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便也不难明白“文化”概念何以日益呈现“狭义化”的趋势了，因为这种“狭义化”正体现了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趋势。在人类文明发端的初期，人类文化没有分工，物质生产几乎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全部内容，当时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就是简陋的生产工具，于是有“石器文化”、“铁器文化”的概念。这显然是属于“广义文化”范畴。而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进步，经过多次社会文化分工，最终，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社会管理部门之外，出现专门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部门和人员，“文化”便被用来指称这些部门或者是纯粹的精神文化活动与现象了。这便产生出“狭义文化”概念。这些狭义文化大多是具有文化再造功能的“文化”，是最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文化”。因此，文化的这种“狭义化”趋势，不仅与文化的固有内涵不相违背，而且正体现了“文化”的创造性本质特征。只要把握住特定语境，我们便不难确定各种“文化”的特指内涵，完全不需要重新给文化规定本质，甚至将“广义文化”排斥出去。如果那样的话，文化的本质恰恰给掩盖了，我们真的要搞不清什么是“文化”了。转贴于

文化究竟应当怎样分类

文化的分类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专门研究。但由于黄先生文章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也就文化分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显然，文化是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的。但无论那一种分类，都应当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应当能揭示出文化的内在功能或性质差异，而不是对各类文化现象的机械罗列；同时，分类的结果应当能涵盖所有文化现象，而没有“例外”或“特殊”。这样的文化分类显然是困难的。譬如通常的文化三层分类法，即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的划分办法，虽然比较科学，但依然不周延，因为它也没有包括体育和卫生。笔者认为，根据文化的不同性质，可以采取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以下分别略加阐释。

文化二分法。根据文化的固有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两大类：专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尽管人类文化一般不能脱离社会存在，但像自然科学、工艺技能、生产技术、体育竞技等文化活动及相应产品，通常并不直接关涉社会因素，不具有社会属性，因而仍能在社会系统中保持其纯文化属性。这部份文化，由于充分体现了人的创造性文化本质，且又以相对专业化、专门化形式存在，故可称之为“专业文化”。与之相区别的则是在相应社会系统、社会关系中获得社会属性、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化现象、文化客体，包括获得社会属性、社会身份的文化人。因这类文化客体不再具有纯文化属性，且几乎存在于社会各个环节，故可称之为“社会文化”。既往的人类学，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的文化定义，实质上都是对“社会文化”的定义。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确具有一定的模式或稳定规范，具有自组织功能。但社会文化并不是文化的全部，像考古学所关注的便更多是专业文化，即“纯文化”。当然，对文化的这种划分决不能机械理解，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固有内涵去随机把握：“专业文化”行为或产品（如原子弹制造技术或科学技术专利），一旦变成社会政治行为或进入商品市场则自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立即获得了社会属性；“社会文化”行为或产品，一旦撇开其社会功能而着眼于其专门创造规律或专业技能（如战争规律或军事技能），则其“专业文化”属性立刻裸露出来，其社会属性相应消褪。

文化三分法。根据文化的体本 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符号文化。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不须多说，这是人们熟悉的概念。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不能穷尽人类文化存在形态的全部，符号便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尽管符号的能指需要有物质载体，尽管符号的所指靠精神创造，但符号系统一旦诞生，却属于人类“第三世界”的文化。符号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具有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平等的地位。

文化四分法。根据文化的功能属性，笔者认为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器物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物质生产和产品上的文化，制度文化是体现在人类社会和文化结构规范中的文化，对此亦无须多论。这里重点谈一下信息文化和人本文化。所谓信息文化是指人类自觉通过文化符号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文化。动物也接受信息，但动物的信息接受不是文化，只是一种本能行为，而人类对信息的接受体现了人类的意识自觉，体现了人类认知的能动性，因此是一种文化行为。同时，人类还通过文化符号自觉地整理制造复制传播信息，这种传播本身更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本质。所谓人本文化，是指人类直接维护增强或显现把握自身生命、生命本质或本质力量的文化现象 。它包括对人类自然生命把握和维护的生理心理学、医学和医疗卫生 ；包括增强和显示自身智慧、知识、技能和体质力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体育，包括对类本质把握观照的哲学、人文学科和宗教，其典型形态就是人类观照肯定自身本质的审美文化及艺术 。

需要说明的是，其上只是从理论上对文化的抽象分类，在现实的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中，往往是几种文化因素同时存在。譬如在经济活动中，既有制度文化与器物文化的因素，也有人本文化、信息文化的因素。譬如宗教，其主要功能属性是神（人）本文化，但它也需要法器，需要制度，需要依赖信息传播。同时，不同的“文化”分类之间，也有着内在关联。譬如“符号文化”强调的是形态，“信息文化”强调的是功能，两者之间的差异正体现了不同分类根据的差异。限于篇幅，对此不一一分析了。

最后想再谈一下对“小文化”即“狭义文化”的看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说：“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这里的两类“小文化”，一类是观念性的，一类是部门性的，笔者认为它们皆已约定俗成，完全可以并“用”不悖，不必强行归纳。至于学界至今仍延用毛泽东把“小文化”放到社会结构中的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笔者倒认为不可取。因为这种“三分法”不仅是从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科学结论上的倒退，而且还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这种“三分法”由于没有涵盖政治之外的其它社会关系，并且否认社会中存在着中性的自组织系统，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到政治上去，其严重弊端在文革中已经暴露的清清楚楚，并一直遗害至今。今后如果一定要采取这种简化分类法的话，我认为采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分法”较为科学，当然，这里的“社会”也只能是“小社会”。

文化类论文第3篇

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

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

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文化类论文第4篇

(一)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财经院校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它必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为解决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之间的桥接问题，在办学定位上，财经类院校应立足于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实现毕业生与财经行业之间零距离就业，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必要性毋庸质疑。通过对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对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创新财经类院校教育理论，促进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升华，有利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企业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成功对接，可以实现二者在文化领域跨时空式的跨越发展，为实现财经类院校与社会经济的有效互动提供文化底蕴的理论支撑。

(二)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可能性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有着众多的关联性，二者对接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梳解:首先，从特征上看具有相似性。其一，二者同具有综合性。一般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部分组成。其二，二者同具有社会性。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必然反映时代的变迁。其三，二者同具有历史性。都有其自身的形成、变化与发展过程;其次，从基本功能上看具有相通性。二者都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等;再次，从对接的基础上看: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二者均需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另一方面，在目标与内容上，二者都必须使其成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成员的人文素质与修养，调动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提高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协调人际关系，改进方法，提升能力，在终极价值目标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三)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创新性诉求“创新实践是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当代的现实生活是由知识经济、全球化构成的，它们充满了创新实践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市场经济的当下，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因此，无论企业还是高校，都必须抓住培养创新人才这个核心，力求解答“钱学森之问”。换言之，以创新实践为特点的当下，创新无可非议的成为人才的内在属性，我国的任何一个领域，这里自然包括财经类企业与财经类院校，都必须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一种应然与实然的诉求，这是其一。其二，无论是从财经类院校的地位上，还是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亦或是从知识经济的客观需要，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上来看，财经类院校必致力于与企业文化的对接与整合中谋求创新人才的成功培养。“从主观而言，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人格与创新能力的人，是以探究的态度不断地实现自我创新和超越的人;从客观而言，是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人。

创新的普遍性与主导性使现代社会的一切人才都必须具有创新性，要求现代所有的教育都必须适应创新实践的要求作出相应的变革。”这意味着，一方面，财经类院校仍然是知识创新的平台与载体，与此同时，又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它各方面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财经类院校培养的创新人才，除了应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技能素质以外，还应该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创新素质，与此同时，创新人才还必须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积极贡献。换言之，财经类院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必须实现与企业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链接，实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实践创新与文化创新的整合。既要注重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又要关照现代人才的内在属性———创新，以及创新人才的价值取向———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作出积极贡献。“……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是心理实验室里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验，并不仅仅是对学生创造力的开发，更不能把创新人才培养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去攻关，而要通过开放办学、参与创新实践等推进学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二、缺位———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问题厘析

(一)二者在自身特质方面存在差异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除了具有上述关联性之外，各自又具有自身的特质。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的特质主要有:包容性、超前性、主导性，在多元化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财经企业文化的特质主要有:效益化、竞争化、现实性、在效率至上的文化导向基础上存在众多需要进一步引导与规范的因素。二者自身存在的上述特质使二者的对接存在某种疏离。

(二)文化对接自觉性不强长期以来，我们对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的认知过于狭隘，以为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就是学工部等部门组织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在实际工作中，财经类院校大多缺乏构建财经职业类型校园文化的自觉意识与行为，导致目前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财经特色。这样导致了如下的后果，一方面，有许多财经类院校毕业生根本无法适应企业的工作;另一方面，财经企业又无法找到自己所需的人才，进而影响到自身以至于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信息渠道显示，因为缺乏对职业文化、企业文化足够的理解和认同，不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财经专业毕业生的从业态度、专业意识和职业精神成为制约他们在行业、企业中生存、发展的瓶颈，相当一部分学生产生了对企业的不适应症，出现了心理差异、文化差异、习惯差异和经验不足等问题，这使得学生不能尽快融入企业并有效的开展工作，有的甚至不能达到企业的要求而最终无奈离开。”

(三)在实践对接中缺乏整合与创新目前，财经类院校学生职业精神、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薄弱，究其原因，与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财经行业性、职业性、应用性的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我国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的特点。“在财经教育与社会经济同步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原因，会发现目前财经类院校育人实践中专业知识教育重于职业素质教育，专业技能培养强于专业观念教育，注重能力的训练却忽视职业精神的塑造，校园文化建设注重高校校园文化的共性却忽视了财经人才培养职业化的特点这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当前，整体上看，财经类院校还没有把职业化的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学校发展战略来考量，缺乏系统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还未形成学生的职业素质。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对接上，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缺乏进一步的整合与创新，并没有形成“四位一体”的对接格局。在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模式上，财经类院校尚没有突破传统“象牙塔”式的教育，没有形成现代开放式办学格局。在软硬件设施共享、网络及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人才交流与合作方面、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合方面，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创新的文化对接体制与机制。

三、重构———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创新对接方式探寻

(一)理性的建构———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的自觉、自信与自强

1．顶层设计方面，财经类院校在办学定位与理念上，应具有与企业文化对接的自觉性。在办学定位上，务求与财经行业零距离就业;在办学理念上，渗透重诚信、公平、效率与效益的企业文化精神。

2．文化对话方面，实现财经类院校与财经企业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全方位的对接。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应体现财经行业特色，如在校园雕塑设计与使用上体现财经文化，在学校校园网、宣传栏、标语、指示牌设计上紧扣财经主题。在精神层面，应使大学精神与企业文化哲学相互渗透，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精神接地气，展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企业精神脱俗升华，展现企业精神的科学发展指向，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在制度与行为层面，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为切入点，将财经企业严格的规范制度与体系、经营文化融入财经类院校制度与行为文化建设中，逐步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使其在校期间成为准职业财经人。

(二)实践的导向如果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各自“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那么二者之间的疏离就成为难以化解之殇，再合理的文化建构只能是孤芳自赏，无法达到雅俗共赏。因此，二者在理论层面顶层设计上，需诉求文化对话、沟通、理解与回应外，在实践层面具体操作上，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则成为破解二者疏离之殇之匙。“创新能力必须经过实践才能转化为创新成果，必须坚持知行统一。特别是大多数普通高校培养的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只有通过产学研的方式才能锻炼与实现创新能力。”

1．搭建科研与实习平台，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财经类院校和财经企业双方都应搭建合作与交流平台，共同磋商理论与实际问题，实现知识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管理创新体系、科技中介服务创新体系良性互动与整合。一方面，对于财经类院校而言，要把财经企业文化融入到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当中，充分发挥校内实验室、实验基地的科研功能，通过举办各种竞赛、讲座、聘请财经行业专家做兼职导师的方式，使财经类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技术革新、经营哲学紧密联系起来，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财经企业实训基地的前沿作用，加强企业管理与学校管理的整合，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真正实现订单式培养。

文化类论文第5篇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舞蹈与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舞蹈与人类学也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闻一多先生很早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阐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一著名的论断，从实质而言是闻一多先生在客观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舞蹈形态来解析、透视舞蹈的本质内涵。他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阐释“舞蹈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他在《说舞》中根据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进一步推论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应该说，闻一多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对我们认识舞蹈的文化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毫无疑问，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人类借助了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东西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任何形态的舞蹈，都是由它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舞蹈形态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和最困难的是认识这些形态背后的东西。几年前，我曾和日本的几位文化人类学者赴考察萨迦教派的喇嘛跳神。平心而论，如果仅从舞蹈形态上来欣赏萨迦跳神，它可能是一种低消耗的艺术审美，很难从形态上找出动律特征。举手投足极其缓慢，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了，一尊又一尊的佛神我行我素地表演法事仪轨，“局内”观众是那样地虔诚和顶礼膜拜，而“局外”人要从头到尾看完全部的跳神，还真需要耐性。然而，文化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神格与人格的关联，看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可印证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文化观念。也许萨迦人并不认为他们在跳舞或从事什么舞蹈活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明了生死之念的虚幻，体悟生时救度的征兆。在这里，跳神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舞情、舞律、构图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跳神，跳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舞蹈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显媒介和载体，它可能是最为民族化，最具地方色彩，最具有民俗意味，最受当地人认可的文化形态。另一层面是这种文化形态所包涵和体现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形态和文化是不可分隔的，这是因为文化因素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反过来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结论是：一定的文化意义是以一定的艺术元素为传播媒介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回答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它体现和负载了何种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等等。

二、采风与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有其独特的立场，它与舞蹈艺术家的角度有其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舞蹈艺术家注重艺术的、美学的意义，而文化人类学者注重其文化意义的探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却也有其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和搜集资料，然而艺术家到民间去采风其关注点往往是舞蹈本身。诸如表现形式、语言符号、象征意义以及风格、韵味、形态等，较少地研究和观察舞蹈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而文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概念范围相当广泛，他也探讨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艺术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舞蹈，而是整个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与舞蹈的相互交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描述和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文化中来观察理解，要求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集中精力分析这个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每一个部分(制度、观念、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等)都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存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的一些独立形态和表现方式之外，它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和社会心理机制中，它的文化包容量非常复杂而又博大精深，仅从舞蹈这个学科去研究可能会显得贫乏和单薄。因此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多学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田野调查能提供人类学家由内部去理解人们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所从事的特殊文化行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来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

笔者曾去过傩乡采风，从民间傩舞中发现了几个可舞性的舞蹈动机，作为素材发展成一个艺术舞蹈作品。为了记录整理民间舞蹈，由于方法不同，收获自然也就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进行一些思考，把这种思考转变成学术思维，就会发现它还是不够深入，多有遗漏，以至造成了对民间傩舞的评价不充分。这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些俚俗性的文化现象缺乏深入的挖掘。这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认识野蛮与文明、精华与糟粕的问题。说明我们在学术观上还没有摆脱旧的体系，习惯于将民间舞蹈纳入精华与糟粕的框架，简单地扬弃。主观上将俚俗性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而事实上俚俗性是民间艺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割裂了也就丧失了互相依存的基础。重要的是这些看似俚俗的东西，往往是蕴涵着很高的文化含量，它直接关系到文化价值的呈现。比如，举行跳傩仪式时有很多俚语唱诗，以往总觉得“粗俗不堪”而不屑一顾，后来学会了用俚语访谈后，发现这些俚语唱诗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信仰民俗以及跳傩的功能、目的。这一现象在民间舞蹈中很有普遍性，像土家族的《毛古斯》、瑶族的《跳盘王》、纳西族的《东巴舞》、苗族的《芦笙舞》、彝族的《铜鼓舞》、壮族的《蚂@①舞》等，它们或多或少地带着不同程度的俚俗因素。如何正确认识民间舞蹈的俚俗性，需要我们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克服舞蹈研究中的片面性。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模式无高低之分，“文明”与“野蛮”，“精华”与“糟粕”都是相对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对待异文化所需要的客观公正的态度。

2.对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缺乏学术上的关怀。长期以来，我们对舞蹈的研究，只是单纯地对纯舞蹈本身的研究，比较关注舞蹈的精致、典雅、工整和纯艺术的审美咀嚼，而往往忽略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像傩舞仪式中的行傩、民俗宗教舞蹈中的形象以及秧歌中的队舞等。在传统的学术模式中，停下来跳才是舞蹈，而行进中的行为动作则不在舞蹈之列。但是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古代置佛陀偶像于车舆曳之而行的佛教形象和中国帝王出行仪仗的壮观场面。深入研究下去，我们发现非艺术化的行为动作的文化属性非常具体和真实，它是观念的外化，人们借以这种行为动作达成美好的愿望，来表达一种心理情结。民间也许并不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行为动作，他们注重的是信仰的作用，在这些行为动作后面蕴藏着一种感性的文化氛围。从传统的舞蹈观来审视，它也许算不上通常意义上的舞蹈，不规范，太生活化，但它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联系他们生活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纽带。

理清了学术思路，视野自然也就开阔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在细微之处解构了舞蹈研究的某些传统理论和固有范式。由此可见，研究视点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舞蹈资源大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代表自己民族特征的民族民间舞蹈。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资源是因为它几乎囊括和保留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类型。而这些被涉及的内容，需要我们从多种学科角度来加以发掘，作出理论阐发。这方面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势必要受到冲击。所谓全球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它已经开始介入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形成一种国际间不同文化的融合。现在一些西方的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绝迹的文化类型加以异乎寻常的关注，力图作出学术上的概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在艺术学的基础理论上广泛地吸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变传统的单项研究为整体的全面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在学术层面建立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用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来阐发中国文化舞蹈资源，让它走向世界，在国际大格局中增添中华文化的份额。

文化类论文第6篇

关键词：成都艺术类文化资源旅游价值开发建议

成都是一座具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漫长的历史岁月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古蜀文化。

作为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艺术类文化资源，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与独特的美学风范闻名于世。成都的艺术类文化资源相当丰富，且极具旅游价值；但如何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特色，吸引更多的来蓉旅游者，值得我们多加考量。

成都市艺术类文化资源现状概况

成都地区的艺术类文化品的种类繁多，特色也很鲜明，比较具体有代表性的可以分为艺术作品，艺术诞生环境及艺术的展现环境三大类别。下面我们将分别进行介绍：

文艺作品类资源较丰富

川剧、皮影戏（川灯影）、书画、诗歌、成都曲艺（扬琴、四川评书、竹琴、花鼓、四川相书、四川车灯、清音、金钱板、荷叶、谐剧）等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和视觉刺激要素，表现形式多元化，富有情趣。

著名的艺术作品诞生环境少

进入著名作品的诞生环境主要有杜甫草堂、薛涛井、望丛祠，但以杜甫草堂所诞生的作品在全国的知名度最高。

艺术作品展现环境较多

包括影院、美术馆、画廊、古玩市场、群众艺术馆和演出中心等。成都市目前有美术馆6家。到目前为止，够得上专业画廊标准的却很少。

成都市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廊有蓝色空间画廊和四川美术家画廊等等。送仙桥古玩艺术城是全国三大艺术品市场之一。成都共有演出场所28家，演出团体共计57个。

成都市属文化部门电影放映单位（不含社会民营的）共7个。全市共有文化馆10个。

成都锦城艺术宫等6个演出场所，其中除锦城艺术宫和成都艺术中心的规模较大外，其它的规模较小。

成都艺术类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评价

成都主要文艺资源现状评价

艺术类文化资源的吸引力的大小取决于资源其本身的知名度，审美度（表现力），及其独特性等综合评价因素。下面我们将运用此三维度就成都主要的艺术类文化资源进行旅游价值评价。

知名度成都市的艺术类文化资源虽多，但富有知名度的不多。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宝贵文艺资源的知名度，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使文艺资源知名度提高，以期吸引更多游客及定单，更快更好的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独特性成都市的文艺资源丰富且极具地方特色。例如川剧，皮影戏，蜀绣等国内外知名且地方所独有的文艺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审美度（表现力）成都市的艺术文化资源中，绝大部分都较有表现力，或给人以场面恢弘大气，或给人以色彩的视觉冲击，或令人叹服于手工工艺的精美绝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并利用好成都文艺资源给游客带来的视觉、心灵的双重享受，做好宣传，提高艺术类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成都与西部主要城市的艺术类文化资源比较分析

成都地处中国西部，我们在做城市比较分析的时候选取了西部其他几个在艺术类文化资源方面有代表性的旅游城市，分别是重庆，西安与昆明。对比情况见表1，表2。

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与其它城市相比，成都市的艺术类文化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成都市的艺术作品主要依靠表演者语言中的词语内容特色及语音和音调来表现，作品的审美特征不够鲜明，导致旅游者的体验难度加大。

西安和昆明的艺术文化则以作品本身较突出而简单的审美特征给游客带来更轻松的体验。

成都市民间工艺品的特点是制作难度大，生产效率低，与其它地方的工艺品有相似之处，普通旅游者难以区分其间的差异，但精致、细腻和色彩配置上又有较大的差距，因此传统工艺品的普遍特点是价格较高。

由于成都民间工艺品的色彩和造型等与现代家居环境缺乏有效配置，因此，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成都艺术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议

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资源可分为可再生性和不可再生性资源，而艺术类文化资源大多属于不可再生性资源。在成都艺术类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上，应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一是对此类资源，应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加速旅游开发，提升其知名度，为成都旅游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前景；二是对面临失传，逐渐消失的艺术文化资源，需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战略保留，在维护文化得当的基础上再加以科学合理地利用，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成都文化资源的知名度

一个城市不管有多么丰富、多少独具价值的艺术文化资源，若不大力宣传促销，游客同样不清楚、不了解。

现代先进的促销传播工具能很好地帮助其与游客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使得人们能更深入、形象地认识到地方艺术的魅力。

我们要有效开发艺术文化资源，就要利用好沟通传播工具，使成都优秀的艺术文化旅游资源能更好地为人们所知晓。

在实际运作中，为更合理有效地对资源进行开发，我们要积极与国内、国际的相关旅游专家和先进的旅游企业、广告策划公司合作，共同整合宣传，并按照先进的市场运作方式，把成都的艺术旅游形象推向各地，不断促进全球客源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提升成都的艺术文化资源吸引力

旅游市场秩序直接影响着城市旅游形象，是关系到成都旅游业健康发展，艺术文化资源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近些年来，成都市各部门联合开展了以整顿和规范城市旅游基础环境、加强艺术场所管理、市场整顿规范工作，大力查处惩办了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等不利于成都艺术文化健康发展的行为，艺术文化市场秩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艺术表演场所的超范围经营、非法转让、虚假广告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艺术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与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因此可见，加强艺术文化类旅游行业管理、整顿艺术文化市场秩序是一项须常抓不懈的工作。

只有政府和旅游管理部门在管理体制方面不断创新，不断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清理充实地方艺术表演队伍、规范表演市场、改善文化旅游基础环境，才能保障成都艺术类文化资源得以进一步弘扬与持续发展，才能使其更能吸引游客，提升旅游价值。

传承发展地方艺术文化资源

人才的多少是关乎成都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核心因素，而从事艺术文化的人才越多越说明成都的艺术类文化旅游服务质量较高，服务技术较先进，旅游资源的发展潜力也就较大。但是现今成都市内的旅游专业人才已经严重匮乏，从事旅游相关行业的高层次人才极少，远不能适应旅游产业的发展；更令人担忧的是，极具旅游价值的民间文化艺术生存将不能得到保证。

因此，政府要制定优厚政策，吸纳、引进一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人才，旅游策划人才，旅游营销人才，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成都旅游业人力资源的结构状态和提高其结构素质。

另外一方面，针对从事民间艺术文化的人才缺乏的状态，地方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关的鼓励举措与措施，培育有志于为成都艺术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使得艺术文化资源得以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2.吴文智，庄志民.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J].旅游学刊，2003

3.赵志.论成都发展文化产业的竞争能力[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

4.刘岚，刘和椿.剑南山水尽清晖——巴蜀名胜与旅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文化类论文第7篇

【关键词】文化哲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一、绪论

自从有了文化，人类就戴着文化这副有色眼镜去看待自然，使不同时期的自然观有着特殊时期的文化特点，不同时期的自然打上了人类文化发生作用的印记。

二、本论

（一）人与自然中的文化及其关系

一切动物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能够适应环境。低级动物依靠本能应付环境，大自然将对它们基因遗传的结果做出裁决，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类这种高级动物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有意识与理性，自然界并没有给人类造就什么特异的本能，人对自然环境非常广泛的适应能力是后天学习的结果，由于这种学习，人类的适应能力甚至成为改造能力、创造能力。后天的学习发挥了人类基因所规定的开放性潜力，并且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自然的演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唯一能够取得支配地位的动物，以致人与自然矛盾的协调和解决也只能取决于人。由于人的社会性，使人的行为受到一定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社会发展状况及生存环境的限制，所有这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教育的内容，一切文学艺术的导向，社会政治政策的确立，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构成人类行为活动的背景，决定了人对自然所采取的态度，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社会具有的，并传给后代的传统体系，它包括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以及独特的宇宙观。事实证明，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文化作为历史地凝结的生存方式起源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文化哲学视野中的这种本体意义上的文化，不是与政治和经济等社会活动外在并列的具体的文化活动，而是人在于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换言之，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从深层次判断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和文化图式。

文化还有其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它通过家庭启蒙、社会示范、社会心理、社会舆论、学校教育、新闻传播等各种手段把系统的行为规范体系加诸生活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实现文化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当把视野从个体行为转向社会活动或社会运动时，应当说，在社会运行层面，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及其社会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

（二）人与社会中的文化及其关系

所谓人的社会化的文化角度是指把个人社会化看成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递和延续的过程，即认为个人社会化的实质是人类文化遗产的转移过程。

文化之所以与社会化紧密相关，其根本原因在于从广泛的意义而言，文化与社会结构几乎难以区分，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概念，事实上的确如此，一方面，文化是知识和工具的聚合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从而能自觉地适应外周环境；另一方面，文化又是知识、信念的宝库和一套系统的规则、体系，据此，人类得以相互联系、相互交流和相互沟通。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也许可以说，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聪明的文化的动物”。

人的社会化过程，弥漫着广泛的文化因子，充溢着深刻的文化特质。首先，从内容上来说，个人社会化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教化过程。无论什么类型的个人社会化过程，都是特定的文化遗产的传递和内化过程。无论从理论事实，还是从历史实践的演进看，个人一般来说，不可能随意地选择文化环境。人自娘胎坠地，所进入的就是一个特定的经世代创造、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环境，即前人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代际转移过程就是社会对个人的文化渗透和文明教化过程。个人从“生物人”到“社会人”，只能靠特定的文化教化；个人从生到死所遭遇的全部社会生活，也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教化过程。

其次，从方式上来说，个人社会化就是人被动接受和能动选择社会的文化规范和准则的统一过程。个人社会化的受动性和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其受动性表明个人不能随意地选择社会化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不能逃避社会的教化和改造，因而人的社会文化本质的实现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现实过程；其能动性则表明个人社会化不同于动物的群体化，人的本质的发展、实现表现为一个积极、主动的自为获取的过程。受动性和能动性贯穿于个人社会化的整个过程。

最后，从结果上来说，个人社会化就是个人获得人格和自我、培养社会角色以及实现社会文化转移，完成世代交替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个人社会化，个人获得了人格和自我，培育了社会角色。另一方面，通过个人社会化，社会实现了文化转移，完成了世代交替。文化转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的传递过程，并不是历史重复，而是通过社会的文化教化和生活实践而形成的不断实现的创造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化的共同结果。

三、结论

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社会都离不开文化，可见文化已经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不仅促进人的完善和发展，更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因此，对于文化的理论探索，特别是文化在哲学层面的探索，都是人类不断向前迈进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1]（美）欧文・拉兹洛（ErvinLaszlo）著，黄觉，闵家胤译.人类的内在限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文化类论文第8篇

关键词:类型化表演 武士道 歌舞伎 能剧 传统思想 现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2]四方田犬彦.日本电影10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文化类论文第9篇

一、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象征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思潮，象征人类学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把文化看成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的意义模式，人们将它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礼仪、神话、戏剧、会面行为、打趣、诙谐和俏皮话等语言表现是象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象征人类学学派认为，文化是作为经历而存在的，它仅出现在它被实践的时候，所以，人类学家要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实践、行动、表现或表演，而不是所谓的社会结构。象征人类学学派主张，只有将意义和象征作为人类的特征来进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义，将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统，这个象征系统提供了建构和重构实体的基础。美国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或内隐的，通过象征符号习得并传递的行为模式或规定行为的模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体现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的(即由历史衍生并选择的)思想，尤其是附在这些思想上的价值观念，文化体系一方面可认为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可视为左右行动的因素。